今 日 看 点：2020–03–07（上午版）▲◆★●■☆
李克强考察首都国际机场：保证人员往来有序安全★★
https://news.sina.com.cn/c/xl/2020-03-06/doc-iimxxstf6919655.shtml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你当真？（上）★★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6484/202003/5454.html
蒋介石没抢救出去的大师们，一个不剩？★
https://bbs.wenxuecity.com/bbs/jiangjieshi/1356060.html
李克强考察首都国际机场：保证人员往来有序安全★★
https://news.sina.com.cn/c/xl/2020-03-06/doc-iimxxstf6919655.shtml
2020年03月06日 中国政府网作者：中国政府网
原标题：李克强考察首都国际机场：保证人员往来有序安全
李克强3月6日下午考察首都国际机场。该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结合大数据分析，李克强听取统筹协调组织航班保证国际国内客流物流畅通，以及出入境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汇报。总理强调，首都国际机场是“国门”，要采取有效安全防控措施，分区分级分类健康检测，保证人员往来有序安全。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你当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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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5:“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 一个美国智库学者首先说的这句话，被中国学者纷纷引用。后来基辛格又说了一遍，于是，这句话现在几乎成了人们说到中美关系时的口头禅。
且慢！过去的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说这句话的人都搞清楚了吗？
基辛格说完这一句，又加了半句：“要重新定位。” 这话出自基辛格之口，可谓是经验之谈，一语中的。
毛泽东说过，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个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就是个定位问题。而要准确定位，则需要知己知彼。
既然美国要对中国重新定位，那就不妨看看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几个先例。1949年新中国甫一建立，杜鲁门政府就以意识形态画线，把新中国定位为敌人。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如下判断：中共将是服从莫斯科旨意的仆从。虽然美国住延安的外交使团曾经给出了不同意见，更有西欧国家的学者和领导人指出毛泽东的独立性，甚至有人预言毛泽东将会是第二个铁托，但是杜鲁门固执己见，坚持把新中国定位为敌人，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封锁禁运围堵的政策。不得不说这一定位含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因素：在美国领导人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是个叫花子国家。他们在骨子里相信，没有美国和西方的援助施舍，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庞大人口。而新中国想要依靠的苏联自顾不暇——苏联农业的产量长期低于沙俄时期。所以中国充其量是个虚弱的敌人。即便在朝鲜战场上感受到志愿军的强悍，已能明显感觉到新中国领导人的卓越领导力，杜鲁门政府仍然未能放下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寄望用封锁孤立政策摧垮新中国。
这种种族主义傲慢在肯尼迪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居然选择与苏联联手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对有色人种拥有核武器的恐惧超过了对最大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的恐惧。正是因为延续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这一定位，肯尼迪以及继任的约翰逊在遏制中国的冲动下，把美国带进了越战泥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新中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不但养活了建国时继承的已有人口，还实现了人口总数的大幅度增长，结束了从满清晚期开始、包括整个民国时代的人口总数徘徊不增的局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在美国和西方的封锁禁运下崩溃，反而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大国之一，并且有能力支持援助北越反抗美国的霸权，直接导致美国陷入二次大战后最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危机。美国的国力遭受重创，在与苏联的争霸中退据守势。美国为轻率将中国定位敌人的错误付出沉痛代价。
尼克松是靠反共起家的极右翼政治人物，他曾以副总统身份访问台湾，与蒋介石成为朋友。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深信蒋介石的判断，即大陆共产党政权会很快垮台，所以长期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立场。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参与了美中对抗的大部分年月，包括两次台海危机。新中国不但没有在美国的禁运封锁下垮掉，反而在与美国的对峙中成长为掌握核武器的大国。切身经历迫使尼克松改变了先前对新中国的看法。他曾为此写到，虽然他仍然愿意相信蒋介石的判断，但是他自己所作的现实分析告诉他，蒋介石是错的。中苏分裂证明了之前对中国定位所依据的认知错误，尼克松体认到需要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位。由于中国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为避免让人感觉仅仅是为了中国而作的重新定位，尼克松搞了个障眼法，公开提出世界上现实存在着五大力量：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明眼人一看便知，西欧和日本并非独立的力量。这是尼克松对中国是一支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的承认，是他重新审视中国之后的一个基本认知。从此以后，世人对冷战的叙述从美苏两极变成了美苏中三角。
尼克松是打着结束越战的旗号当选美国总统的。他深知要结束越战，绕不开中国。这是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北越发起了统一祖国的动员。随着美国的介入，衍变发展为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北越，而苏联则是在1964年美国升级越南战争之后的第二年，也即1965年才加入援越行列。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北越的主要援助国。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一天也撑不下去。如果美国没有获胜就从越南撤军，无疑等同于被中国击败，美国的国际信用将会遭受重创。第二个方面是第一个方面的延长。1954年，美国挑头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纳入军事保护范围。美国干预越南统一依据的就是这一条约。美国公开宣称，该条约针对的就是中国。副总统尼克松当年为条约的签订跑了不少腿。美国为了结束越战而从越南撤军，就是把南越和老挝柬埔寨丢给了红色政权。这还没完。毛泽东在援助印支三国的时候，还同时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组织起共产党游击队，开始了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如果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失去美国保护的这三个国家就像利刀砍瓜切菜一般落入由红色中国支持的各国共产党之手。那样的话，美国跟输掉底裤的赌徒也没什么区别了。在东南亚输给中国之后，还将面临士气大振的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挑战。
美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孤注一掷，出兵攻占北越，从根子上断绝北越统一南越的能力。但是这必定与中国直接冲突。毛泽东早就公开声明，如果美军越过17度线进攻北越，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再来一场朝鲜战争式的交战。“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毛泽东对北越领导人做出了出兵的承诺。为预防美国孤注一掷，毛泽东在美国升级越战之后，于1964年着手推动三线建设，为一旦与美国开战，在美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大工业城市时，能够依靠转移的军事工业保持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毛泽东对越战志在必胜。然而，美国已然没有意愿，更没有斗志与中国开战了。所以，美国只剩下另一个选择：与中国和解。越战是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也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能够与中国达成和解，理论上越战就没必要打了，撤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东南亚条约也没用了，就让条约自行作废吧。美国能因此保全一点面子，进而保全一点信用。这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动机。尼克松必须在第一任期内为结束越战做点什么，否则他的连任就要落空。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上任总统的第二个月就告诉他的助手，他打算在总统任期结束前访问中国。
想要访问中国的美国政治人物不止尼克松一个人。1969年6月底，美国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通过西哈努克亲王给周恩来带信，希望中国能接受他访华。这表明，美国各派政治势力已经共同意识到中国是美国结束越战的关键。周恩来置之不理。道理很简单：曼斯菲尔德除了用共同对抗苏联威胁换取与中国和解之外，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做出承诺。
长期身为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尼克松深知，与中国和解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由于是美国为结束越战而有求于中国，势必要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这是要改变美国长期坚持的国策，是另一个事关美国信用和面子的大事。但是，美国士兵正在越南流血，台湾和越南孰轻孰重，尼克松心里自然清楚。
对于中美和解，世人最大的误解就是毛泽东出于对苏联的害怕，才急于与美国改善关系，意图与美国建立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态势，以此增强自己的安全。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尼克松、曼斯菲尔德等都是这么想的，于是觉得美国的机会来了：利用中国害怕苏联、急于依靠美国的心理而迫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1971年7月，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并特别叮嘱：“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
基辛格于7月9日秘密到达北京，当天下午与周恩来会谈伊始便亮出自己来北京的两个目的：首要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国际问题。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认为中方最关切的是苏联威胁，所以周恩来会先谈国际问题。这样的话，台湾问题就会在双方讨论国际问题时淡化，退居次要地位。然而，周恩来一上来就给出中方对解决两国关系问题的原则：中方认为“只有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接着周恩来单刀直入，谈起了台湾问题。摆明了中方的立场：台湾问题才是根本性问题，国际问题只是次要问题。周恩来提出的中美之间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是：美国从台湾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美台防御协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后来简称的撤军、废约、断交。
这完全出乎基辛格的预料。他试图转移谈话方向，对周恩来说：中方的陈述超出了双方此前的交流范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施加压力的方法：如果中方的确害怕苏联、想要依靠美国，那么此前的表述不过是色厉内荏，在基辛格此话的压力下就会顺风转舵。但是，周恩来顶了回去，对基辛格说：要交换意见就要把全部想法说出来。至此，基辛格才确信中方仍旧视台湾问题为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并没有因为苏联因素而改变。尼克松叮嘱的”迫不得已“时刻在谈判一开始就被周恩来推到了基辛格面前。于是基辛格不得不交出了底线，向周恩来保证：美国不支持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离，可以预测的是（台湾的）未来将会沿着周总理刚才向我指出的方向而行。
基辛格间接承认了此前美方做法的实质是分离台湾。
周恩来回应说：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是有希望的。谈判时坐在基辛格身旁的美方代表霍德里奇事后认为，如果不是基辛格对周总理的这一席话，谈判就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基辛格的使命将在那一刻归于失败。
会谈继续进行。双方也具体谈了一些国际问题。基辛格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七个多小时。当天深夜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不要跟基辛格多谈具体的国际问题，就告诉他我们准备好天下大乱，哪怕苏联从北边打进来，美国从南边打进来，日本从东边打进来，我们将会用人民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周恩来便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对基辛格如此这般说了一大通。这话在基辛格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传出的信号其实极其简洁明了，基辛格是听懂了：如果美国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之间就不可能和解。中国会继续把美国当成与苏联一样的敌人。毛泽东对尼克松基辛格的心理了如指掌，跟他们就国际问题谈得太多，他们难免会再次幻想中国在安全上有求于美国。只有彻底打掉他们的幻想，他们才会爽快地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毛泽东在此显示了不畏美苏的巨大魄力。尼克松和基辛格总算理解了中国的立场，但是他们的下属还没能理解。譬如基辛格的助手黑格在次年一月到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向中方人员表示，美国将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毛泽东立刻责成中方人员回击，告诉黑格中国自己能够维护独立和生存能力，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不给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
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谈判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过去整整四十年之后，基辛格仍孜孜不倦地在《论中国》一书中探索、总结：
”“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基辛格终于彻底相信毛泽东对美苏两个超级霸权都不惧怕，而且承认当他第一次去中国时以为中国在期待美国的保护，结果毛泽东的战略处于一个他当时尚无从认知的“前所未有的新层面”。
接下来的谈判沿着中方设定的轨道进行，即如何在尼克松的访华之行中表明美国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基辛格非常紧张，他问周恩来，中方是不是把美方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当作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提条件？虽然此前基辛格对台湾问题做了顺应周恩来的模糊回答，但他仍没准备好在尼克松访华时明确地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依然在拖，想让台湾问题在与周恩来具体会谈苏联威胁的时候退居次要地位。
周恩来不失风度地回答：
“当然，我们并不将此作为总统访华的前提，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被搁置，那么存在于我们双方的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
周恩来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技巧，给对方留足面子，但是意思也是明确无误。如果美国不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尼克松来也是白来。他不用指望通过访问一次中国而给予世人与中国和解的假象。中国将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不但把美国从印支三国赶出去，还将继续把《东南亚条约》扯碎。这是一个急于与美国和解、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威胁的人会对美国说的话吗？任何思维能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做此想。这是在威胁美国。周恩来底气何来？周恩来的这句话是整个谈判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句话，促成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承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尼克松将在大选后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基于这些承诺与中国建交。
正是在这一谈判结果的基础上，尼克松实现了访华。尼克松到访第一天，毛泽东与他举行了会谈。看似随意的交谈中包含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从越南撤军，我们也不出兵与你们打仗了。毛泽东一言九鼎，为中美敌对划上句号。
毛泽东接着潇洒地说，具体问题你们与周总理接着去谈，我就不参与了。
跟周总理谈什么呢？中国要与美国谈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台湾未来的地位。周恩来与基辛格已经谈好了，就等着尼克松前来签字。尼克松访华最后一天，借美国国务院有人反对为名，美方想对已经成稿的《中美上海公报》做修改。周恩来拿不定主意，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一锤定音：关于台湾部分，一个字也不能改，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宽慰周恩来：尼克松来都来了，他还能空着手回去？果然，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话传给美方之后，美方仅仅在不涉及台湾的部分做了几个象征性的改动，上海公报得以定稿，中美实现和解。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翻遍美中所有的会谈记录，发现根本就没有双方商讨如何对付苏联的谈话。基辛格后来在总结尼克松访华成果时写到：
“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幅和平前景。”
没有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的协议、对话或任何其它形式的成果。很值得玩味，是吗？是美国不愿意吗？显然不是。本文对此已做了部分叙述。全部奥秘笔者将另文撰述。▲◆★●■☆
蒋介石没抢救出去的大师们，一个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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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图为胡适与蒋介石争抢胡适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此节内容摘自《南渡北归》一书）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适一家，右为胡思杜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大师吴宓：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1951年经历思想改造运动，遭猛烈抨击，1957年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缢，年仅55岁。巫宁坤教授曾回忆，1951年，燕京大学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突然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淡淡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漫画大师丰子恺：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