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海军尘锁30年的绝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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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海军尘锁30年的绝密事件
中军网 2005-8-2：这是一个被封锁了30年消息的绝密事件，1975年11月8日晚，苏联海军发生了严重的紧急事故：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或称驱逐舰）未经司令部允许，擅自启锚，离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达乌加维河湾驻泊地，向连接里加湾和波罗的海的伊尔宾斯基海峡方向驶去。
从该舰上成功逃出的一名军官游回里加海军基地汇报了情况，原来是“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发生了暴乱，负责政治工作的副舰长维克多•萨布林海军少校，指挥一伙同谋，逮捕了舰长，制服了军官，武装夺取战舰，准备叛逃至瑞典。
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导弹舰、海军航空兵及部署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军前线轰炸航空兵，紧急出动，从空中和海上两路拦截、追杀叛逃的军舰，一场惊心动魄的海空联合拦截和追杀行动就此展开。
暴乱是怎样发生的？
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是：一次对波罗的海舰队、苏联海军乃至整个苏联来说都比较耻辱的叛逃事件。负责政治工作的副舰长萨布林了解舰上的所有军官，野心较大，企图发动新的革命，有明显的精神分裂和狂妄症状，企图通过欺骗的方法，劫持军舰，叛逃国外。
事实上，暴动的过程很简单，与好莱坞电影开始时描述的情节大同小异，并不惊险。1975年11月6日，按照节日传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在位于市中心的达乌加维河湾处停泊。11月8日晚，政治副舰长萨布林向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汇报工作，谎称舰上似乎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故，与舰长一起来到军舰下层的一个隔舱中，然后，在同谋水兵沙因的帮助下，把波图利内制服，锁在隔舱中，并交待沙因严密看守。随后，萨布林召集全体军官和准尉，宣称舰长身体不舒服，军舰将由他指挥，前往列宁格勒，计划通过电视讲话痛斥苏联社会和海军舰队的种种弊端。大型反潜舰上全部60名军官和准尉中，只有3人同意执行他的命令，个别坚决反对的人被萨布林关押到一个单独的隔舱中，大部分军官表现出了无所谓的“不参与”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间接地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舰上其余乘员对“政变”并不知情，最初并没有怀疑替代舰长指挥的副舰长萨布林，执行了他的全部指令和命令。
但是，有一个军官成功避免了被“监禁”的命运，他跳到了海中，在11月刺骨的海水中游上了岸，返回波罗的海舰队里加海军基地司令部汇报情况，称军舰上可能发生了起义事件。奇怪的是，他的话没人相信，在那个年代，舰队各级司令部都认为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根本不相信苏联军舰上会发生什么起义。此外，领导们还怀疑这名军官是否喝醉了酒，甚至决定强制他去进行心理健康检查。不过，就在决定送这名军官进行心理检查时，就在抵达里加参加节日庆祝活动的舰艇编队指挥部官员们、心存疑虑的里加基地官员们的眼皮底下，“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已经擅自启锚，离开停泊地，开始出海。
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里加基地迅速向上汇报这一紧急情况，苏联军政领导立即下达命令，就近调动军舰和战机，进行拦截，阻止“发疯”军舰的行动。但是，由于里加海军基地领导的怀疑，不相信勇敢的海军军官的话，丧失了最佳拦截时间，军舰已经驶入大海。可以说，如果不是基地司令部的犹豫和怀疑，行动不坚决，完全可以及时制止萨布林的暴动，封锁港湾，使军舰无法驶离里加湾。
在接到紧急任务后，波罗的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空军前线航空兵立即行动，展开立体拦截行动。下面有关此次惊心动魄的拦截过程及整个事件戏剧性的变化情况，全部是根据当时参加海空拦截、追杀行动的舰长、飞行员、指挥官们事后的回忆整理而成的。主要是苏联第15空军集团军第132轰炸航空兵师第668轰炸航空兵团副参谋长亚历山大•岑巴洛夫（现为后备役少将）、苏联海军总参谋部战役局作战处处长弗拉基米尔•扎博尔斯基海军上校、波罗的海舰队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驱逐舰支队长Л.С.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小型导弹舰大队长А.В.博布拉科夫海军中校、“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А.В.波图利内海军中校。
首先看一下苏联空军前线航空兵轰炸机空中拦截情形：
航空兵团战斗警报响起！
1975年11月9日凌晨3点，距离尤尔马拉市20公里处的图库姆斯机场，第668轰炸航空兵团，突然响起战斗警报，全团官兵迅速行动起来，开始进行战斗准备。这是一个培训水平较高的空军前线轰炸航空兵团，装备当时已经老化的雅克-28前线轰炸机，主要用于培训飞行人员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的空中打击技能，执行特殊任务。在苏美对峙时期，668团的任务是加强苏联前线航空集群的力量，在极限气候条件下，对北约战术航空兵部署机场实施打击。
由于该团战斗训练完全按照战备要求进行，经常进行例行战备检查，此次非训练时间的战斗警报信号，也被全团人员视为一次例行战备检查，并没感到有什么异样之处。
在第668团团长向第132师指挥所汇报接到战斗警报后的行动准备情况时，惊讶地得知，师里并没有检查第668团战备情况的计划，此次战斗警报也不是师部下达的，师长安德烈耶夫少将正在家休息。师长被从床上叫醒后，同往常一样镇静，清楚、准确地向刚刚上任的第668团团长解释称，谁越过师长向团里发出战斗警报，下达了战斗任务，就由谁亲自指挥。
第668团进入战备状态的协调机制运转正常，没有任何延误。全体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位，飞机做好了起飞准备，挂载了存放于机库内的第一批航空炸弹弹药基数（第二批、第三批弹药基数在弹药库内，出厂包装箱尚未拆除）。与所有的战备检查一样，从第15空军集团军司令部传来加密电报，通报了战役战术局势，下达了第668团的战斗任务，称外军战舰侵入苏联领海，介绍了敌军战舰的基本性能数据（导弹驱逐舰，装备两套“黄蜂”型防空导弹系统），通报了军舰在里加湾的大致位置和地理坐标。集团军司令部给航空兵团下达的任务很简短：准备对战舰实施毁灭性空中打击。
按照战斗章程要求，第668航空兵团团长及时做出对战舰实施打击的决定，副团长和各级指挥官提供相应建议，参谋部进行必需的测算，传达决定并组织完成。总之，一切按部就班，有序进行，该团所有领导成员此前刚在加加林空军学院进行了培训。不过，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要对军舰这种高度坚固的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必须使用500千克弹径的厚壁爆破航空炸弹，而在值勤战机上挂载的第一批弹药基数却是弹径只有250千克的ОФАБ-250Ш型突击爆破杀伤航空炸弹，668团配备有厚壁爆破航弹，但是，从未要求使用，全部在第三弹药基数仓库内储存，尚未开封。由于团里接到的是对军舰实施模拟攻击任务，所以就没有重新挂载，况且时间也不充裕。
9日晨6点左右，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电话通知，明确了战舰进入伊尔宾斯基海峡时的位置，大约一个小时后，开始驶出海峡，向瑞典哥得兰岛方向前进。此时，第668团团长向各飞行大队长们正式下达了准备模拟摧毁敌军战舰的战斗任务，飞行员们开始进行战斗起飞前的最后准备：进行飞行领航计算、明确相互协作问题等。黎明时分，在第668团团长与第15空军集团军代司令格沃兹季科夫少将通电话时，不知为什么，情况突然紧张起来。格沃兹季科夫少将开始详细询问团长的决定，明确了所有细小环节，确认攻击战舰时的行动战术，要求从团领导中抽调两位成员，亲自驾机执行任务，先对军舰进行警告性轰炸，同时没有排除挂载实战炸弹的战机随时执行实际轰炸任务的可能。随后，格沃兹季科夫少将禁止更换弹药基数，称局势不明确，但正式确认了对军舰发动实际攻击的可能性。
侦察机起飞后5-6分钟，由团领导亲自驾驶的两架轰炸机升空，任务是根据集团军提供的目标指示数据，对军舰实施航线警告性轰炸任务。
执行气象侦察和目标再侦察任务的飞机由第668团第二飞行大队长驾驶。当时，第668团共装备了两种雅克-28变型轰炸机：雅克-28И型装配“创议-2”雷达轰炸瞄准仪、武器控制系统、ОПБ-116光学瞄准仪、АП-28К自动驾驶仪，雅克-28L型装配ДБС-2С“荷花”无线电指令差测距制导系统、РСБН-2无线电技术近程导航系统。根据团长命令，目标再侦察工作由雅克-28L型前线轰炸机执行，其瞄准导航系统能够在搜索中发现目标后，实时确定其坐标，精度在数百米以下。但是，在侦察机到达集团军提供的军舰大致位置后，没有发现目标，随后开始沿其最有可能航行的方向上进行目视搜索。
秋季的波罗的海，气象条件不适于实施空中目视侦察。早上的天空比较昏暗，灰蒙蒙的，云况5-6级，云底高600-700米，浓雾，云雾与水汽溶合在一起，水平能见度不足3-4公里，看不见地平线，在这种条件下目视寻找军舰，并根据其轮廓和舷号来辨别其身份，可能性极小。在500米安全高度飞行时，在能见度较差的条件下，侦察机乘员未能完成主要任务，没有发现军舰，在其后以5-6分钟间隔飞行的两架轰炸机，自然未能对军舰进行航向警告性轰炸。
“黄蜂”防空导弹系统发射9М33型导弹
萨布林海军少校指挥“警戒”号大型反潜舰熟练地躲避开了飞机的空中攻击，向飞机一侧进行能动机动，与轰炸机成0度航向角。雅克-28轰炸机被迫停止攻击，因为轰炸角度几乎没有，轰炸命中率极低。飞机重新机动后，降至50米高度，由于军舰上有两套“黄蜂”防空导弹系统，随时可能发动反击，必须保持较低的飞行高度，雅克-28直接从“警戒” 号上掠过，小幅爬升后，到达200米高度，完成了苏联空军战术上所谓的“270度标准转弯”机动后，从军舰的后侧方对其进行第二次攻击。轰炸机飞行员料定，军舰将向轰炸机相反方向进行机动，以摆脱攻击，轰炸机从270度角发动攻击，将会迫使军舰在飞机投掷炸弹前，无法转到飞机的180度航向角。正如轰炸机飞行员预料的那样，萨布林海军少校担心军舰桅樯被炸毁，试图指挥军舰脱离飞机攻击位置（他不知道，轰炸机上并没有挂载重磅航空炸弹）。
第二次空中攻击结果是，第一枚炸弹直接命中了反潜舰后甲板的中央部位，摧毁了甲板复层，炸得军舰操纵轮卡在原处，其它炸弹以距军舰轴线不大的角度飞过，未对反潜舰造成任何损害。“警戒”号开始沿转弯半径曲线行进，速度减慢。
完成攻击任务后，雅克-28轰炸机迅速爬升，保持对反潜舰的视距内监视，以确定攻击效果。战机随后看到被攻击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发出了系列信号弹，立即向团指挥所报告，内容非常简短：（军舰）在发射导弹。第668团指挥所里顿时一片死亡般的寂静，空中无线电静默，所有人都知道军舰可能会发射防空导弹反击，一刻也未忘记这一危险。这些导弹击中了谁？要知道，全团战机编队已经到达军舰上空，瞬间的寂静对团领导来说，感觉就象过了几个小时。随后，传来确认情况：信号弹。空中无线电波立即热闹起来，飞行员们的各种喧哗声炸成一团，都在明确自己的战斗任务。此时，军舰上空的雅克-28轰炸机机长再次大声呼叫，情况又有了变化。
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就是战争。第668团全团战机梯队第一架雅克-28轰炸机突然飞到波罗的海舰队对“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进行追踪拦截的一艘军舰上空，把这艘军舰当作了暴动舰艇，开始对其进行攻击。执行拦截任务的军舰避开了空中炸弹攻击，舰上所有自动化防空火炮立即进行反击，发射了许多发炮弹，没有一发命中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是克格勃边防部队的一艘巡逻舰，边防军们一生之中恐怕也从未对真正的“活”目标进行过实弹攻击，何况还是以非常高超的技巧进行机动飞行的战机。
好莱坞式经典结局！
这只是第668团18架飞机梯队中的第一架轰炸机在进行攻击，其余战机将会攻击哪一艘军舰呢？此刻，无论是发生暴乱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还是其它拦截舰艇，没有人再对飞行员的攻击决心产生怀疑。显然，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得出了正确的答案：是到了停止混乱攻击的时候了，尽管这些攻击事实上都是“有组织的”。空中多次发布无线电明码报文通知：这是舰队和航空兵检验演习，警报解除！
此时，“警戒”号大型反潜舰继续缓慢地向瑞典方向驶去，空中20多架轰炸机虎视眈眈，海上多艘战舰围追堵截，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局势突然发生了好莱坞大片式的戏剧性变化，暴动的反潜舰突然停止前进，舰上发出无线电明码电报：军舰上的秩序恢复，暴动被成功制止。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就此结束！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在第668团前线轰炸航空兵一架雅克-28轰炸机误炸民船之后，负责指挥整个拦截战役的波罗的海舰队第一副司令科托夫海军上将，立即命令舰队海军战略导弹航空兵两架飞机升空，执行毁灭性轰炸任务。好莱坞式戏剧性变化出现在“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行驶到东经20度线时，海军战略导弹航空兵双机中的长机已经得到了立即摧毁“逃兵”的战斗命令，随后进入战斗位置，开始向舰队航空兵战役指挥官请求导弹发射电路解锁密码，由于这是战略航空兵飞机，舰队战役指挥官也不知道其发射密码，随即向舰队司令请示，此时，战略导弹双机中的长机已经飞过了战斗航向，开始拐弯，准备进行第二次接近冲击，正是这一迟误，拯救了军舰。此时，“警戒”号大型反潜舰上的指挥官突然发布指令，及时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拦截飞机、舰艇宣布，称军舰上的秩序得到了恢复，一切开始转入正常。可以想象，战略导弹飞机一旦发动攻击，在专门用于摧毁航母和其它大型战舰的、威力巨大的机载航空反舰导弹的打击下，“警戒”号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为什么整个局势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呢？这要从波罗的海舰艇和海军航空兵拦截行动及被“监禁”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的反抗说起
战舰出海追逐、拦截
在得知“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叛乱出逃后，苏联海军司令部立即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就近调集兵力，组织海上拦截行动。基本部署情况是，11月9日凌晨，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驱逐舰支队长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接到海军基地司令代表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下达的行动命令：立即追赶擅自离开里加港向瑞典方向驶去的“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制止其叛逃行为，如果（“警戒”号）不服从命令，可以使用武力。拉苏科瓦内上校立即率一艘护卫舰（基地旗舰）紧急出海，同时命令基地小型导弹舰大队长博布拉科夫中校指挥所有小型导弹舰，紧急出海，执行同一任务。护卫舰旗舰和小型导弹舰大队几乎是同时追上“警戒”号的，此时，空军前线航空兵飞机已经开始轰炸，行动到了最严峻、最紧张的时刻。空中，强击航空兵正在对“逃兵”进行航向警告性轰炸，波罗的海舰队海军战略导弹航空兵双机第二次进入战斗航向。海上，小型导弹舰大队已经进入视距攻击区域，导弹攻击准备已经完成，护卫舰同样咬住了“警戒”号，准备使用舰炮火力制止其继续行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确定的最后追逐界线是东经20度线。
时任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小型导弹舰大队长（海军中校）的博布拉科夫回忆道：
“我接到了（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代表舰队司令下达的追赶“警戒”号的命令，如果它越过了东经20度线，之后就是直通瑞典的航线，命令我击沉这艘军舰。如果我们的导弹击中了军舰，就可能会炸出一个能让火车列车穿过的大洞。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次齐射，意味着永久的毁灭┅┅在穿过伊尔宾斯基海峡时，我们追上了“警戒”号。记得那个早上，折射较强，感觉军舰就象是在水上飞行。突然，我看到一个巨大的水柱在军舰处冲起，我还以为它被炸毁了。之后，大量海水落下，而“警戒”号就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继续航行。原来是航空兵飞机已经开始进行警告性轰炸。
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不难想象：军舰连同所有乘员完全可能会被摧毁！尽管一枚航空炸弹击中了船尾部分，使其航行速度慢了下来，但它还是行驶到了20度经线处。此时，暴动军舰上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急剧变化，海员们已经明白，既然自己的战机轰炸了自己的军舰，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变故。
舰长制服叛乱分子，避免了灭顶之灾！
时任“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海军中校）的波图利内事后回忆道：
“我试图从萨布林关我的隔舱中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铁器，砸坏了舱门插锁，来到了另外一个隔舱，（没想到也是锁着的。当我把这个隔舱的锁也砸坏时，水兵沙因（萨布林吩咐看管舰长的）用可伸缩事故挡板挡住了舱门。完了，我一个人未能脱身。但是，此时，水兵们开始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海军中士科佩洛夫和几个水兵（斯坦克维丘斯、雷科夫、鲍里索夫、纳比耶夫等人，我故意不提他们的全名：国际惯例）推开了沙因，砸烂了挡板，使我获得了自由。我拿起一把手枪，其余的人端着冲锋枪，兵分两路，一路从前甲板方向开始行动，我则经过内部过道，来到驾驶台。一见到萨布林，第一冲动就是当场击毙他，但随即想到：他还应当受到法律审判！我朝他腿上开了一枪。他摔倒在地。我们上了驾驶台，我立即通过广播宣布，舰上秩序已经恢复。”
就这样，被“监禁”的舰长，在海员们的帮助下，亲自镇压了叛乱的副舰长，避免了军舰及全体乘员的灭顶之灾。
但是，此时，局势并没有最终彻底解除，还需要对舰上的真实情况进行核实。拉苏科瓦内舰长回忆道：“在此极其紧张的时刻，在已经向战略导弹飞机下达了摧毁军舰的命令后，我听到了（“警戒”号）广播讲话：‘我是舰长，请求停火。我掌握了指挥权。’我对此表示怀疑，通过广播问道：‘是谁在讲话？我听不出舰长的声音。’我听到的回答是：‘就是我，波图利内。我的嗓子哑了。’随后我命令‘警戒’号立即停止前进。我随后与全副武装的水兵们一起，登上了‘警戒’号，走进了驾驶台。波图利内在那里迎接我们，角落里躺着已经打上绷带的萨布林。”
至此，因萨布林叛乱率舰出逃而导致的海空联合拦截行动正式结束。
空中拦截行动总结
11月9日上午10点左右，第668团所有战机全部返回机场，安全着陆，加油，在完成一切必须的保障工作后，又恢复到正常战备状态。此时，第132轰炸航空兵师师长安德烈耶夫少将，带着师司令部和参谋部军官，乘坐伊尔-14飞机来到团部。听取了团长的行动汇报后，命令工程技术人员回去休息，团领导和飞行人员原地集合，训话。当然，气氛有点压抑。
安德烈耶夫师长，非常清楚668团人员道德状况，未批评任何人，直接开始讲话。讲话内容的实质是：668团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同时，没有损失一架飞机，也没有炸死被攻击军舰和民船上的任何一名无辜的人。不久，安德烈耶夫师长的所有预测都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当天晚上，以苏联空军领航主任布拉诺夫少将（空军总司令的“惩戒利剑”）为首的空军总司令部军官调查小组，从莫斯科飞抵第132前线轰炸航空兵师，对所有人进行了批评。批评师长和师参谋长放弃指挥下属航空兵团的领导责任，批评第668团领导指挥无力，批评飞行人员战斗素养较低，同时也批评了第15空军集团军司令部。
早有准备的安德烈耶夫少将，随后引经据典地反驳了一个又一个指责。师长和参谋长放弃了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的指挥权了吗？团领导指挥不力？那么，是谁以什么方式向师和团下达这一任务的呢？是谁传达了上级首长的意图？这一决定在哪里，哪怕是现在能向我们传达吗？根据战斗章程，各部队的协同及在战斗行动地区的指挥应当由上级首长负责，请问，团应该与谁协同，怎样协同？应当由谁来指挥攻击地区的战机编队？幸亏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图库姆斯机场近程无线电技术导航系统区域内，如果再远100-200公里，结果会怎么样（无线电通信无法保障）？侦察机未能在预计海域发现军舰？另外一架轰炸机未能从500米的空中辨别出那艘货船并不是战舰？在灰暗的天空中，在复杂气候条件下，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没有目标指示数据，飞行员能在空中辨别出军舰上的舷号吗？
当天夜间，空军调查委员会向空军总司令帕维尔•库塔霍夫空军主师汇报了初步调查结果及安德烈耶夫师长的立场，空军主师非常愤怒，但他自己心中明白，第668团这种无序战斗飞行的原因并不在“代其受过者”身上。另外，他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此紧急事件进行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肯定了空军的行动。随后，空军总司令授权布拉诺夫少将继续进行调查。
11月10日上午，师、团几乎所有领导成员，都受到了以空军总司令名义进行的警告处分，根据纪律条令，这是仅次于撤职的最高处罚。团长没有受到这一处罚是因为他还要继续任职（两个多月）。对飞行员的处理比较简单，既不处罚，也不奖赏。调查委员会宣布，所有处罚都将以空军总司令命令的形式公布，但是，事实上，空军总司令并没有颁发这种命令。第15空军集团军代司令格沃兹季科夫少将仍然继续服役，到规定服役年限之后才退役。
从此次飞行拦截行动中也得出了一些正面结论。一是空军部队总体战斗力较强，反应迅速，执行命令比较坚决；二是要继续加强战斗培训，提高部队执行海上任务的能力；三是在空军部队和海军舰艇联合行动时，要组织好协同工作，调整好基本战斗队形。
事隔20多年，1996-1997年间，俄罗斯媒体开始对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叛逃事件进行了揭秘报道，使这一事件彻底曝光。当时还曾由时任下诺夫哥罗德州长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发起了一场为萨布林平反的运动，向叶利钦总统提出了平反要求，希望为萨布林少校恢复名誉，但是，这一平反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叶利钦拒绝为任何企图背叛祖国的人平反，人民也不答应。
在俄罗斯媒体报道波罗的海舰队军舰暴动事件时，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极其凶险的问题：到底开火了没有？
参加此次拦截行动的利耶帕利斯基海军基地驱逐舰舰长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小型导弹舰大队长博布拉科夫中校（后晋升至海军上校），以及“警戒”号大型反潜舰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后晋升至海军上校），全部确认，海军拦截舰艇并没有开火。
拉苏科瓦内海军上校表示：“我与舰长（波图利内）是老朋友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被隔离了，但我还是已经做好了执行命令轰炸有200多名海员的军舰┅┅您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当我们追上“警戒”号时，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上面的所有船员，从舰长到普通水兵，我都认识，因为我曾在这艘军舰上服役过4个月。但是，那时，我还是会开火的。军舰携带了最新型武器装备、我们的密码、机密地图和文件正在叛逃国外。”
博布拉科夫海军上校回忆道：“当然，当时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意识到，再过几分钟，我自己也会接到击沉军舰的命令。而那里有200人。当时我暗想：即使上面有一半的人叛乱了，那另外一半呢？当时我就明白了，其余的人采取了不参与的立场。我就又暗想：那又怎么样，男子汉大丈夫，采取不参与的立场也是应当付出代价的。如果我有可能，我会把你们击沉的，因为你是胆小鬼或傻瓜，在这种情况下，你毕竟是有过错的。”
每个读者都可根据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曲直。不过，上述军官的说法完全符合苏联海军军官荣誉准则，遵守了向祖国发下的誓言。
至于轰炸机飞行员，无论是已经实施轰炸的，还是进入了攻击位置准备轰炸的，大概也面临同样的艰难选择，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服从命令，忠于祖国。对军人来说，战斗命令，也只有战斗命令，是永远都必须执行的命令。尽管在接到消灭背叛祖国的同胞时，会面临复杂的矛盾，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是检验真正的军官及荣誉的试金石。
暴动后的“警戒”号
1135型“警戒”号大型反潜舰建成于1973年，1974年6月4日首次出海值勤，排水量3200吨，长123米，宽14米，吃水4.5米，速度32节，续航时间30天。武器装备：1套“暴风雪”反潜导弹系统（4具发射装置）、2套“黄蜂”防空导弹系统（40枚导弹）、2门АК-726型76毫米双管自行火炮、4枚远程导弹鱼雷（35-50公里）、2具533毫米鱼雷发射器（各4枚）、2套12管РБУ-6000抛弹器（射程6公里）。乘员190-200人。
1975年萨布林暴乱事件后（萨布林本人于1976年被处决），乘员被全部解散，由大型反潜舰更型为护卫舰，名称未变，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于1976年初转航至太平洋舰队服役，成为堪察加区舰队第173大型反潜舰支队旗舰，表现优异。“警戒”号护卫舰参加了太平洋舰队所有的出海训练和实弹演习，从未在鱼雷、水雷、火炮实弹射击中失靶，成为太平洋舰队最优秀的军舰之一，1977-1984年间被评为“太平洋舰队最优秀的舰艇”、“优秀舰艇”、“最优秀的布雷舰”、5次受到海军总司令的嘉奖。
1987年7月，“警戒”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了维修，之后继续在堪察加服役，名称未变。“警戒”号曾是1135型舰艇中最辉煌的一艘军舰，总航程达21万海里，7次参与战斗值勤，曾参与1983年在萨拉纳湾救助沉没的K-429号潜艇乘员的任务。2002年10月13日正式退役。
★胡耀邦谈往事比较毛泽东邓小平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十一人的简历。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当然主要是他谈的。
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功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时四十二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种树、种花、种草，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钢铁，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我在解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政治路线，看你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作，文风也比不上过去，真有些“江郎才尽”了。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
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的比较好，上中。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为什么现在不写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政治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好事。
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四十二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
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我对耀邦说，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奋的。多次谈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党内那种良好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谈得多么真诚、多么深信不疑。可是严酷的历史，再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同志说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像。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谓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王仲方 作者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
★昧心之论“康乾盛世说”
沈阳日报2004年6月11日李国文《文人长寿考》全文如下： 文人长寿考
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得到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很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夭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活到古稀之年的，大约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基本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文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值得指出的一点，凡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韧，更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教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怎么作践，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现在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
满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御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zhen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各级地方官吏，和无耻文化小人的共同作恶，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精英知识分子，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所谓“盛世”时期的文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日子，并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会好到哪里去。
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他看到同行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惊恐后遗症，作这样一个“盛世”文人，其可怜巴巴的生存现状，真想不出把中国人都变为“奴才该死”的“世”，何“盛”之有？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巳亥杂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所以，对时下流行的昧心之论“盛世说”，我是持质疑态度的。
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68岁，胤？活到57岁，弘历活到88岁，但是，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
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91岁，毛奇龄90岁，沈德潜96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蒲松龄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1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顾炎武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颜元77岁，陈维崧73岁，王士祯70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3岁，钱大昕76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可谓多矣！
于是，我也不禁纳闷，到底帝王的生命力强，还是文人的生命力强？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谁活得过谁的“友谊”赛中，看来，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痛苦”结论，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那结果必然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
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顽强，你不由得不惊讶，尽管文字狱平均一年半搞一次，一个个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http://bf3.syd.com.cn/gb/syrb/2004-06/11/content_1143299.htm
（李国文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退休，现居北京）
★新加坡为什么这么恨中国?
中军网 2005-8-7: 本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就纯粹利益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许多中国人虽然通过各种代价学到这个基本常识，却有往往意无意在脑子里留了个后门，对新加坡另眼相看，多少带点感情，几乎把它当成 一个远亲。很多中国人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觉得全世界犹太人都向着犹太人，那全世界华人也该都向着华人。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国家，跟中国又不接壤，没什么利益冲突。过去中国闹“极左”，“输出革命”，影响了两国关系不难理解。现在中国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了，全力以赴搞经济，改革开放欢迎外资，而新加坡跟中国同文同种还采用简体汉字，应该是既熟悉西方又熟悉中国，自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一直不知不觉把新加坡当朋友，对新加坡一直容忍再容忍，优惠再优惠。中新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投资额大幅度增长且不论，中国还通过聘请新加坡头面人物当中国国策顾问，把海峡两岸的“汪–辜”会谈地点选在新加坡等方式给足了新加坡面子；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不惜自己吃亏，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东南亚各国稳定货币，从而在关键时刻直接帮助了新加坡。要知道，金融业是新加坡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牺牲自己稳定金融，新加坡的收益最大。 中国为新加坡所做的已经超越了国际关系常识中的“绝不为别人牺牲自己利益” 的基本原则，把新加坡当朋友对待了。那新加坡又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呢？
──新加坡早就声称，自己要当东南亚最后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后仍然跟台湾保持军事合作关系。而且说到做到。
──李光耀、吴作栋在各种场合的讲话都喋喋不休提到中国的增长是世界最大的挑战，将来亚洲的稳定取决于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之类的话。李光耀更说过，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他知道中国人的忍耐力很强，但同时知道中国人的爆发力也很强，非常记仇。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在历史上都得罪过中国。一旦中国强大，这些国家必然遭到中国的猛烈报复，所以必须让中国永远成为二流国家。
──新加坡一直鼓吹美国是东南亚重要的平衡力量（平衡谁？）美军撤出菲律宾基地后，新加坡立刻提出美军可以在新加坡补给，现在新加坡已经成为美军在东南亚的唯一立足点。
──中国首先提出和东盟合作。新加坡为平衡中国的力量，大力提倡印度－东盟合作。本来印度在东南亚没有立足之地，都是新加坡硬拉进来的。新加坡是东南亚第一个和印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国家。时间是2000年，当时印度还处在核试验后的短暂孤立时间。 印度核试后，东盟对印度进行核试验不但不进行谴责，反 而给予默许或支持。 这其中新加坡起了很大作用。印度外长核试后首先访问的东 盟国家就是新加坡。
──在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联盟的过程中，新加坡总是在提醒东盟各国要团结一致，要注意到自己和中国是竞争对手等等。
──中国人在新加坡受歧视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女运动员到新加坡旅游时集体遭到商店店主无缘无故的侮辱后，新加坡报刊舆论一反“顾客是上帝”、“顾客永远正确”的商家原则，大肆贬低、嘲讽中国人，为那个流氓店主辩护。
经历了这次“非典”（SARS）灾祸，中国其实应该感谢新加坡才对。因为第一，它帮助相当多的中国人搞清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 ；从而第二，补上了一堂国际关系基本常识课，从此明白跟人打交道时什么是必须留神的，什么是必须不当回事的，什么是应该从反面理解的；第叁，帮助中国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从此可以一心一意只为中国自己谋利益而无需再婆婆妈妈地瞻前顾后。
通过“非典”（SARS）灾祸，中国人对新加坡至少可以得出叁条结论：一不是东西， 二不怀好意，叁不能客气.
所有这些都是在这次“非典”（SARS）爆发之前发生的事，是许多中国人把新加坡当亲戚朋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人渡过难关时发生的事。当中国遭受“非典”（SARS）灾害之际，新加坡又做了些什么？
──4月6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响应美国华盛顿邮报“封杀中国”的号召，公然拒绝访问中国。《联合早报》论坛得意洋洋地说“吴作栋的举动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赞扬和欢迎”。
──5月2日吴作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质疑中国治理SARS的能力，宣称中国会花掉2到3年的时间来治理SARS，在此期间，外资应该撤离中国，而不应该“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东盟防SARS峰会开始是有中国的，新加坡建议这是东盟自己的会议，没必要请别人。会后吴作栋得意洋洋宣扬说其他东盟国家领导人都看他的态度，是他带头拒绝中国建议的，宛如自己是东南亚国家的英雄般。
新加坡的这些动作并不是简单的不友好，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姿态，而是非常恶毒的蓄意伤害，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企图一举置中国于死地的敌对行动。因为这些行动的目标后果是：
一，掀sdf起一场新的全球反华浪潮，重新封锁中国，彻底破坏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环境。
二，动员外资撤离中国，给中国经济造成 尽可能大的困难，争取让中国经济崩溃。叁，破坏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抗灾治国的信心，让中国政府的指挥失灵，从而造成中国社会象前苏联那样的总崩溃。
在中国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今天，有人可以说上述判断是危言耸听，是小题大作，是无稽之谈，等等。但别忘了，正因为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国家，正因为中国历来把新加坡当朋友，在许多人眼中，新加坡对中国的情况更了解，更客观，更不含偏见，更权威。因此新加坡对许多国家的对华态度影响更大。当灾难突如其来、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谣言便足以杀人，就象股市危机时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让股市崩盘，搞得实力不足的人倾家荡产一样。同样，在SARS危机突然爆发、全世界诸多国家还没拿准对策、正在举棋不定之际新加坡一马当先高调反华，带头封锁中国，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平时，也远远超过其实力，大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架势。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措施稳住了阵脚，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灾取得成效，如果不是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控制住了局势，如果国际社会真的认为中国已经摇摇欲坠，则必定会有一大群投机家一哄而起附和新加坡的号召，那新加坡利用SARS危机一举搞垮中国目标就真可能实现。新加坡在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地方向中国捅了关键的一刀，这个事实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中国之所以没有***，并非因为新加坡手下留情，也并非因为新加坡刀艺不精，仅仅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实力、坚强和团结一致的努力超出了新加坡的预料，因而未能得逞。
现在新加坡见势不妙，拼命想把自己拉出的屎往回舔，于是动员各种舆论工具，硬要把关键时刻的满眼凶光解释成一脸柔情。无怪乎一时间为它擦屁股的文章铺天盖地，什么“新加坡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必要考虑中国的利益”，“没有恶意”，“国小不得不如此”，“法制国家，令出必行”，“向来对中国友好”，“都是华人国家，不要苛求”（怪了，当新加坡向中国下刀子时这帮人怎么连屁都不放一个，这会想起“同是华人”来了），更有甚者还借机倒打一耙，又拿“民主自由“之类指责中国，如《我为新加坡辩》、《为什么要惩罚新加坡》、《中国应该反省自己》之类。（杀人未遂还振振有词，真是脸皮比屁股还厚，子弹头都打不透。）与此同时也不忘了搞点糊弄人的小动作。比如同样一条在东盟防SARS峰会上吴作栋会见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消息，在新加坡中文报纸上的报道是吴作栋为取消访华向中国解释并道歉，在英文报纸上则只字不提道歉一事。表面上让中国人看了感觉好一点，但实际上半点意义也没有，因为英文才是新加坡真正的官方语言。
新加坡这番精彩表演让中国人大饱眼福，从头至尾看了一套国际关系文明戏，从张牙舞爪到摇尾乞怜，从恩将仇报到死皮赖脸，从大言不惭到装傻充楞，真是人间百态样样俱全。这种教人如何看人的活教材平时花钱都买不到。就凭这个，中国人也该好好谢谢新加坡。
很多中国人始终搞不懂：为什么新加坡要反华？中国倒底什么地方得罪它了？
（恐怕当年美洲的印地安人也曾有过类似的疑惑：为什么这些白人要杀印地安人，连投降了都不放过？印地安人到底什么地方得罪它了？这也难怪，印地安人大概不懂什么叫”杀人越货“。）
这正是充满东方哲学的人的脑子理解不了奉行西方哲学的人的行为的关键之处。你以为不得罪、不冒犯、表善意就该天下太平，现实世界偏偏不吃你这一套。
东南亚各国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唯独新加坡例外。它原本不是一个国家，只是马来亚的一部分，是马来亚因为反华人的关系一脚踹出来的。虽然华人占多数，但认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华人从来是最底层，国家的”统治精英“则无不是接受过英国及西方名校全套精心教育的”高等华人“。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黄香蕉“──黄皮白心，虽然长了个华人样，心眼里却最瞧不起中国文化中国人，最在行的莫过于向白人摇尾巴，向华人瞪眼睛。（这跟中国那帮“精英”算得同父异母──一个操性。）所以虽然华人居多，主流思想却是东西杂交，不伦不类，结果那地方不仅没有资源，而且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更没有文化特色，整个一个人造的杂种怪胎。
怪胎归怪胎，人家精神上可是继承了大英帝国的精神优越感，念念不忘自己当年曾经是大英帝国控制亚洲的最大的军事基地。那时虽然必须对白人毕恭毕敬，却可以傲视亚洲各国一切”土人“，那是何等风光。可惜好景不长，大英帝国衰败了，新加坡的风光也跟着跑了，不得不另谋生路。当中国经济崛起之前，新加坡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金融业、出口加工业、旅游业、航运业都上得了台面，成了亚洲”一小龙“，日子还挺风光。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新加坡的那点看家本领很快就不灵了。
东南亚其他各国因为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资源优势，所以跟中国的经济都各有互补性，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都能够既看到挑战又看到机会，适应起来也没多大困难。而新加坡则不同。你能干的中国早晚也能干，而且迟早比你干得更好。利用同文同种、中西相同的优势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船共同繁荣对新加坡本不是难事，但这样一来新加坡就得放下二总管的臭架子，真正从心理上平等对待原来最瞧不起的中国人。而对于习惯于蔑视中国人的这些”精英“们来说这可比要他们的命还难受。李光耀关于必须让中国永远成为二流国家的说法才真实表达了新加坡统治”精英“们心中的理想目标（中国是二流，新加坡自然属于一流，高人一等）。难怪东南亚那么多国家，唯独新加坡叫嚷”中国威胁“论最起劲。又难怪新加坡那么起劲希望把西方列强的海军请回来，以便自己重新靠提供军事基地混日子。（真是嫖子从良，不忘本行。）但是只有美中对抗的形势之下美国才肯掏腰包在新加坡维持军事基地。所以新加坡实际是惟恐中国天下不乱，念念不忘加剧中国周围的紧张局势，所以才一会儿请美国军队来，一会儿又拉印度军队来，有事没事都叫唤一通中国威胁论，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自己军事基地的身价。
总之，新加坡过去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国贫穷落后、软弱可欺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他们又不肯适应形势，把自己变成中国繁荣昌盛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要想方设法制止、破坏，至少延缓中国的崛起。这才是新加坡如此恶毒反华的最根本的原因。这跟是不是华人、得不得罪毫不相干。
面对新加坡的破坏，中国应该也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击，绝不能手软，更不能心软。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费多少气力，容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首先要认清，新加坡对中国的敌意是出于根本的利害冲突，除非中国自愿亡国破产，否则绝不能使新加坡满意。就是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其次要明白，对新加坡的破坏听之任之危害极大，因为其影响远远超过新加坡本身。新加坡一直得意洋洋宣扬说其他东盟国家领导人都看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来确定自己对华政策。如果此说法是真的，那就证明新加坡至少是东南亚反华势力的根子，反击了新加坡就可以镇住这些反华逆流。如果此说法是假的，那就说明新加坡是”扣着P眼上楼──自抬自“。对这种江湖骗子必须彻底剥去他行骗的资本，免得别人上当受骗。让人认为中国把新加坡当朋友，认为跟这新加坡可以反华而不受惩罚就是新加坡招摇撞骗最大的资本。你不反击，那新加坡的馊主意就会有人相信，这对中国的危害就更大。这个世界上是小人当道，不仅从来恩将仇报，而且专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但对付小人也不难，因为其另一特点是欺软怕硬：饶过一个，冒出一堆；收拾一个，老实一群。所以对付小人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茶饭之德必赏，捱龇之怨必报。总之对付小人必须用小人之道。
用君子之道对付小人是把眼药往肚里吞，自己瞎了眼。中国要要收拾新加坡其实容易得很，既不必动枪动炮也不必大喊大叫，不动声色就可以叫它吃不了兜着走。其实这也没什么可保密的，简单讲就是从此不再把新加坡当什么朋友，公事公办就是了。别看简单一句话，过去中国不知为此背了多大包袱，吃了多少暗亏。远的不说，当初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自己吃亏稳定亚洲金融，除了为香港主要就是为了新加坡，惟恐它经济垮了更拼命大叫中国威胁论。同样，好些对中国有利的事为了怕冲击新加坡中国也一拖再拖。比如，与泰国合作修建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这再技术上、财政上并无多大困难，一旦实现必将摆脱对危险的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也可减少受制于人的风险，经济上对中国泰国都有益无弊，但必将对新加坡的航运业大大不利。中国始终对这个工程犹豫不决，不能不说主要顾虑之一新加坡的反应。又比如，发展通过缅甸输油管、陆路运输的建议也不是没人考虑过，这些工程能更进一步减少中国对外航运对东南亚诸国的依赖，但中国迟迟没动手的主要考虑之一显然是不愿意跟新加坡闹僵。
现在新加坡自己主动跟中国翻脸，从此中国考虑这些经济建设项目时再也不必替新加坡着想了，完完全全干干脆脆只替中国自己的利益着想，谁也休想再对此说叁道四。这对中国实际是一大解脱，这难道不是好事？再有，中国跟东南亚诸国只需国与国直接打交道就是了，本来就没必通过“东盟”。“东盟”实际成了新加坡手舞足蹈、抬高身价的舞台，除了对新加坡有利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没多少好处。中国从此不声不响把“东盟”晾在一边，直接跟有关国家打交道，实际就拆了新加坡的台，减少这个江湖骗子行骗的机会。这对谁都没伤害，唯独给新加坡穿小鞋。另外，如果中国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或缅甸陆路运输工程，美国利用新加坡为基地封锁中国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美国使用新加坡基地的重要性也相应减少。这样一来，新加坡想卖炕也卖不出好价钱了。如果卖出去了，那主要用途与其说是对付中国，不如说是对付周围的穆斯林国家。那些国家自然不会不明白这点。那样一来，想收拾新加坡的国家自有其人，用不着中国说什么做什么了。
正因为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国家，又是反华急先锋，中国以新加坡为突破口反击国际反华势力副作用才比较小。它自以为高人一等，动不动对别人指手画脚，国际上真正肯为它淌浑水的人没几个，牺牲自己利益为它火中取粟的国家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反击新加坡不会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多少炮弹，却很可以好好教训那些靠反华吃饭的华人“精英”：别看你整天反华有人喝彩有人付帐，真倒了霉没人理你！
中国这样做对中国有利，对当事国有利，只对新加坡不利。如果有谁对此口出怨言，那正好用得着新加坡最喜欢的逻辑来回答：“新加坡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能因为中国牺牲新加坡的利益。”同理，中国也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能因为新加坡牺牲中国的利益。这正是新加坡是个主权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