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必须私藏的70个做饭技巧
http://bbs.wenxuecity.com/cooking/1310037.html
56、放有辣椒的菜太辣时或炒辣椒时加点醋，辣味大减。
57、烹调时，放酱油若错倒了食醋，可撒放少许小苏打，醋味即可消除。
58、菜太酸，将一只松花蛋捣烂放入。
59、菜太辣，放一只鸡蛋同炒。
60、菜太辣，放些醋可减低辣味。
今 日 看 点：2014-09-01▲◆★●■☆
中国滥用抗生素严重 羊城晚报现惊人大图★★★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736
解放军频频与美军危险对抗意为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719
耗资堪比三峡 烟台大连隧道方案将报国务院★★★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729
揭秘中南海财经智囊：可直接向领导人提意见★★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50733
揭秘内地公务员工资制度：正陷入各方不满怪圈★★
http://news.ifeng.com/a/20140829/41784342_0.shtml
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南海发现高产大气田★★★
http://news.ifeng.com/a/20140901/41806121_0.shtml
中国2.83兆资金外流 想追回相当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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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滥用抗生素严重 羊城晚报现惊人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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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1：滥用抗生素是全球性问题，但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
2014年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抗菌素耐药：全球监测报告》指出，抗生素耐药的严重威胁不再是未来的一种预测。在对全球114个国家的调查发现，所有地区都存在抗生素耐药问题。其中，血液感染（败血症）、腹泻、肺炎、尿道感染和淋病等7种常见疾病，对抗生素的耐药最为普遍。
有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如果没有众多利益攸关方的紧急协调行动，世界就会迈向后抗生素时代，多年来可治疗的常见感染和轻微伤痛可再一次置人于死地。”
中国是滥用抗生素极为严重的国家，不仅滥用于人体，还滥用于畜牧养殖业。一个普遍引用的数据是，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不久前，一篇由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科学通报》的论文称，我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一些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100%，有些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百纳克，工业发达的国家则小于20纳克。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人们为追求水产品养殖速度，滥用抗生素，结果就影响到水体。
2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使用抗生素原则
对于遏止抗生素的滥用，现在有两种手段，一是减少以及合理使用抗生素，二是禁止使用抗生素。减少以及合理使用抗生素主要针对人类，禁用抗生素则主要针对动物。
对于在人体身上减少使用抗生素，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若干原则和办法——
1、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只有当医生开出处方时才使用抗生素；即使感觉病情有所好转，也要服完处方的所有药物；决不与其他人分享抗生素或使用以前剩下的处方药。
2、对于医药专业人员和药剂师而言，需要对疾病加强预防和控制感染，只有当确实需要时，才开出处方和发放抗生素，且必须适用于治疗的疾病。
3、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提升对药物耐药性的跟踪和实验室测试能力，管制和促进药物的适当使用。
4、对于制药企业而言，需要推动其对新抗生素的研究和开发，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
在合理用药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若干原则——
1、能不用抗生素（包括其他药）的不用抗生素，药物能口服的不注射，能注射的不静脉滴注，力求把耐药性和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降至最低。
2、提倡老药新用和联合用药。例如，为了应对全球结核病发病率的上升，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向各成员国推荐由老药利福平、异烟肼、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组成的复方抗结核四联药的新处方。
3、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在抗感染治疗中能用窄谱抗生素的，就不要轻易使用广谱抗生素。尽管广谱抗生素在治疗复杂性混合感染中疗效显著，但在多数情况下，感染性疾病都是由单一细菌造成的，广谱抗生素易于造成更广范的耐药性。
欧美等发达国家，除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使用抗生素外，自身也采取了种种措施来防止抗生素滥用。例如，从2008年以来，欧盟就将每年的11月18日定为欧洲抗生素宣传日，旨在宣传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这些国家还有一个最普遍的做法，就是从法规上对抗生素滥用予以规范。例如，在抗生素的使用和销售环节，实行严格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管理制度，处方药除了必须凭医生的处方外，还要在药店或药房经执业药师审核后才能拿药。
在加拿大，卖药是药店在卖，能卖多少片，决定权却在医生和医院手里，过量开药对医生而言无丝毫利益可言，没有处方，药店是绝不会出售的，且处方上开几片，药店就只能卖几片（绝不会卖整瓶的），这样一来，至少在门店和医院环节，可以做到有效抑制抗生素滥用现象——目前工业化国家抗生素滥用问题，主要集中在网上药店环节。
另一方面，也从专业和行业角度，对抗生素的使用予以规范。1997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发布了《抗生素使用指南》，就规定了哪些疾病可以使用抗生素，哪些不能用、医生如何指导患者用药等。2007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还发布了《抗感染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此外，美国相关部门也不断向人们推荐能减少用量和耐药性的抗生素。例如，美国药典24版就将头孢克洛缓释胶囊收录其中，它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咽炎和扁桃体炎等细菌感染疾病上，由于药物是缓慢释放的，药效较长，可有效减少用药量。
美国、英国等国还不断研发能集中作用于病变体的靶向性抗生素，以减少用药量和毒副作用。
最近，英国出台的新规定要求，医生不得给患有轻微耳道感染、咽喉痛、扁桃体发炎、感冒、咳嗽、鼻窦炎、支气管炎的患者开具抗生素类药品处方，而应建议患者回家休息或服用止痛片，否则医生将受到处罚。
就连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近也出台了一项新规定，要求抗生素制剂一定要有医生处方才能获得。
3 欧洲，不断有畜用抗生素被禁用
欧美国家养殖业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尝试将抗生素加入饲料中喂猪，结果发现对猪的生长速度和抗病力有较好提升。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抗生素用于养殖业逐渐合法化，此后，为世界各国所仿效。
但是，随着抗生素大量使用，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副作用，产生了耐药性、药物残留过高、部分消费者出现过敏中毒反应等一系列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转而对饲料添加抗生素的使用作了种种规定。
最先禁用饲用抗生素的国家是瑞典。1986年，瑞典宣布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于饲料添加剂，以缓解消费者对肉品药物残留和耐药性产生的恐惧心理。
英国因发现阿伏霉素在饲养动物体内出现耐药性，于1993年禁止使用阿伏霉素作为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丹麦紧跟在英国之后，于1995年禁止在饲料中使用阿伏霉素。到了1997年，瑞典加入欧盟，欧盟委员会宣布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禁止使用阿伏霉素做饲料添加剂。
欧洲更多的禁用饲用抗生素措施接踵而至。1998年，丹麦禁止使用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维吉尼亚霉素。1998年，荷兰停止在动物饲料中添加奥拉喹多。1999年，欧盟委员会对泰乐菌素、螺旋霉素、杆菌肽和维吉尼亚霉素这几种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下了禁令。
1999年，丹麦养猪业自愿表态，停止在体重35公斤以下的猪身上使用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从2000年起，丹麦规定，用于治疗饲养动物疾病的抗生素一律要凭兽医的处方购买。
从2006年起，欧盟成员国全面停止使用所有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包括离子载体类抗生素。2011年，欧盟委员会宣布了“反病菌抗药性五年行动计划”，目的是确保人与牲畜正确使用抗生素，完善对兽用抗生素的监控。
另外，欧洲药品管理局于2013年提出建议，对使用了50年的一种老抗生素粘菌素采用禁令，禁止将粘菌素作为牲畜预防性用药。
4 美国，预防性抗生素使用逐步退出养殖业
早在1977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就发现，饲养动物长期使用低剂量青霉素和四环素会促进抗药性产生，但当时并没有采取禁令。到了1996年，美国开始采取行动，由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等部门协作成立了美国国家抗生素抗药性检控体系，提出一旦发现饲养动物耐药性产生，就启动相应法律，包括收回某种抗生素药物使用许可证。
然而，公众对禁用饲养动物抗生素有更迫切的要求。2011年5月，美国公益科学中心、科学工作者关怀联盟等团体，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对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提起了诉讼，指责在过去的35年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未制定相应的法规来解决抗生素滥用问题。
2012年3月23日，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西奥多·卡茨法官做出判决，下令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采取措施，禁止在动物饲料中使用常用抗生素。判决称，如果抗生素的生产商不能证明其产品的安全性，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就必须收回这些药物的非治疗用途使用许可证。
其实，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曾在2008年就曾实行限制在畜牧生产中使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措施，但在药品制造商、养殖户和兽医的联合抵制下撤销禁令。2012年1月4日，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重新推出这项禁令，被禁用该类抗生素的动物包括牛、猪、鸡以及火鸡，执行时间自4月5日起开始。
然而，调查表明，美国境内出售的抗生素80%用于禽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曾发布报告称，对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细菌每年导致2.3万名美国人死亡。
迫于公众压力，2013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公布了一份行业指导性文件，计划从2014年起，用3年时间禁止在牲畜饲料中使用预防性抗生素，最大限度地减少食用牲畜带给消费者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来源: 羊城晚报 ▲◆★●■☆
解放军频频与美军危险对抗意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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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0：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5月的加州庄园会晤上一致同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且奥巴马与习近平将于11月12日在中国举行“庄园会”形式的非正式峰会，但中美关系依然紧张。
在今年3月、4月、5月多次对美国侦察机危险逼近后，解放军战机日前对美国侦察机上演“壮志凌云”场景掀起了中美紧张关系的新一轮军事对弈。鉴于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致使中国飞行员王伟殒命，解放军8月26日指出同那些让本国军队飞行员每天在别人家门口飞来飞去的国家相比，我们更加珍视人员安全和装备安全，被认为解放军不排除采取让美国飞行员丧命的报复举动。与美国渲染中美军机最近时相距仅30英尺(约9米)，中国军机携带导弹做出翻滚挑衅动作不同，中国声称中方飞行员的相关操作是专业的，与美机的距离是安全的，这实际上暗示中国有进一步抵近美机的技术能力。
纵然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幅度提高，习近平已经主导中国摆脱韬光养晦，但与强大的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准备好了吗？难道中国不需要维护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解放军频频与美军危险对抗到底是何意？即便在8月26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就军机对峙事件询问中国是否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解放军发言人亦特意指出中方对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南海地区总体形势的稳定持有信心，然而中国的意图仅仅是为了通过敲打美国震慑周边吗？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8月23日临时对战机对峙事件的回应还是8月26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解放军新闻发言人都强调一点，即美军对华高频度抵近侦察才是引发海空意外事件的根源，中方敦促美方减少直至停止对华的抵近侦察活动。这从本质上透露出，除了震慑周边，中国突显拥有对抗的能力以及对抗的危险性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让美国转变政策。
在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操刀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胡锦涛后期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写入报告。习近平上台后接待美国来访的外交人士时也数次提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远景。在美方政界人士访问中国时，新型大国关系几乎成为会谈的核心词汇。简而言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在竞争中合作，边对抗、边合作的新型关系。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冷战、热战的暖战格局。它不是赤裸裸的战争行动、武装干涉，也不是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或者透过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相互遏制，而是斗争和友好元素都很活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包括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构建良性互动关系。中美之间的各种对话机制已经非常成熟，中美已陆续建立起90多个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包括元首级、副总理级、正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副司局级以及半官方、民间等多个层次互动的形态。比如，副总理级的平台有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正部长级的平台包括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中美军事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副部长级的平台有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美交通论坛等。目前中美级别最高、议题最丰富的政府级论坛——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战略、经济与人文三大对话并举、各种子对话与磋商综合统筹，已经成为成熟的中美双边合作必不可少的支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级别高进展迅速，中美关系的短板在于军事，中美之间仅存的军事热线、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常常受制于双边关系的好坏时断时续。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自1998年建立16年来，仅举行9次年度会晤。中美国防部副部长级别的年度防务磋商机制始建于1997年，随后发生中国驻前南使馆被炸事件，该机制到2002年12月才重启。2010年初，美国宣布价值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导致中美军事关系急速冻结。在经历了8个月的“冰冻期”后，中美军方高层对话才恢复。这种不冷不热的状况决定了中美在军事上的交流仅停留在保持交往的层面，双边沟通的深度和广度都无法与经济领域相媲美。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崛起，中美战机、军舰、潜艇在公海相遇已是家常便饭，由于中美对在专属经济区、防空识别区等领域进行军事活动的权责范围存在理解上的分歧，擦枪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中美就两军相遇规则的细节进行磋商，而不是各自执行各自的理解。
不过，作为苏联解体以来的全球霸主，美国为所欲为、不看人脸色行事的世界领导者角色已经深刻印在美国人的性格中。对于美国而言不存在主动回避与中国争端的问题。从奥巴马今年4月访问亚洲高调宣示防卫日本、与韩国继续战时指挥权的谈判、和菲律宾签署防务协议看，美国事实上已经摆明车马，认为中国才是下一场战争的挑起者。纵然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后一直被认为还陷在中东战争泥潭中拔不出来，即便美国与俄罗斯酣战乌克兰亦不放松亚看，但是，无论是否与中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都不会改变战略初衷。巩固与日韩澳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将美国军力的60%投送到亚太是美国的既定目标。中国加大在东海南海的军事活动反而被美国认为挑衅美国的存在。
美国之所以敢名目张胆无视中国的存在在于长期以来美国对解放军的军事装备和军力评估过低，美国一直认为中美在军事上的存在并不是一个量级。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金德芳教授曾指出，“中国军队力量非常弱，虽然从苏联国家购买了一些先进武器，但是大部分部队的武器陈旧不堪。而且如何学习正确使用这些武器仍然是个大问题。”美国退役海军少将麦克瓦农2008年在一次会议上对美国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说，中国海军会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不管在港口里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即使装备先进的部队也没有能力 进行复杂的电子战。美国《华盛顿时报》也曾讽刺道：中国的地面部队有220万人，其中有一半从事生产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另外四分之一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只有四分之一处于临战状态。如果说中国军队有什么威摄力量的话，则只是在核武器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欲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国，必须考虑如何长期高速发展，维护战略机遇期，主动与美国和平相处自然是中国的问题。过往迫使美国积极对话的方式为今天提供了可鉴的成例。催生中美军事热线的直接原因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5年至1996年间，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公开演讲以及台湾当局第一次直选“总统”背景下，中国大陆所举行的军事演习行动。台海局势骤然紧张，“好像只要丢下一根火柴棒到这个火药盒，爆炸就可能发生。对彼此意图的不明确增加了擦枪走火的危险性。鉴于这一教训，如何提升双边互信就成了美方此后数年间的工作重点。
与这种情况类似，现在解放军战机在东海南海危险挑衅美机实际上是为逼美国进行对话。从公开大飞机、大航母、核潜艇部队等军事硬件，到展露单兵作战能力尤其是战机足以单独对美机构成致命威胁，解放军频频出招意在让美国摆脱对中国的偏见，认识到中美在军事上有可能发生的误判，进而积极与中国进行军事对话。来源: 多维 ▲◆★●■☆
耗资堪比三峡 烟台大连隧道方案将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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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1：一个规划了二十多年的方案再一次“热”了起来。
8月19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提出“下一步要加快推进渤海跨海通道工程前期工作”。短短的一句表述，让沉寂多时的渤海跨海通道项目再次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即烟大海底隧道)战略规划研究项目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向笔者透露，烟大海底隧道的方案将会在半个月内，以一个总报告和12个分报告的形式，以中国工程院的名义上报国务院。“我们将争取让这个项目进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并希望最早在”十三五”期间开工。”
但事实上，关于这一项目建设条件是否成熟的争论仍然存在。
一个规划了二十多年的方案再一次“热”了起来。
跨越渤海从6小时到40分钟
据王梦恕介绍，烟大海底隧道方案总报告的精简版本在2013年就已上报给国家发改委，也在发改委内部进行了初步讨论，形成的最终方案原本打算8月上报，但由于中国工程院的十多个院士又给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所以稍有推迟，但肯定在半个月内完成上报。
由于渤海海峡的阻隔，目前往来于山东和东北之间的铁路、公路只能绕行山海关，路程均在1600公里以上。即使2006年烟台和大连实现了铁路轮渡，来往于两地之间也需要至少6个小时。
按照即将上报的方案，渤海海峡将由一个深埋的跨海铁路隧道连通，隧道先从大连旅顺附近定一个入地点，蓬莱有一个登陆点，然后就到达了烟台。整条隧道全长123~126公里，隧道内将由动车执行运输任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运行速度能达到220公里/小时，届时从烟台到大连只需要40分钟。
王梦恕表示，工程的总造价大约在2000亿~2600亿元之间，具体数据现在不好下结论，但预计不会超过3000亿元。“以前项目迟迟没有开工主要是需要严格的勘探和技术论证，现在看来，我们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按照当前的条件，项目开工后10年内肯定能够建成。”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递交国务院的方案中，在经过实地考察和多次会议研究讨论后，项目组正式否决了之前的“全桥梁”“南桥北隧”两种方案，“深埋的全隧道”方案被最终敲定在纸面上。
烟大海底隧道方案本月将报国务院
支持者与反对者
建设渤海海底隧道的念头始于1992年。最早提出该设想并一直努力将其变成现实的，是烟台市。当年，时任烟台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柳新华(现为鲁东大学副校长、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战略规划研究项目组负责人)和三位同事，提出了建设跨海通道的构想。这一构想，得到了烟台市、山东省的大力支持。
显然，渤海跨海通道最主要的作用是连接打通东北—华东通道，受益最大的城市是大连和烟台，二者由过去的死角变成了枢纽。也正因如此，自2009年以来，辽宁、山东两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续6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建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议案和提案。两省也组建了一些半官方和民间学术团队来为项目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山东省烟台市一位长期致力于推动渤海跨海通道项目的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渤海跨海通道将使环渤海由原来的“C”形环绕运输变为“I”形直达运输，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发展山东半岛城市群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反对者的声音也是不容忽视的。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8月22日曾就渤海跨海通道项目发布信息：“郯庐地震带，北起黑龙江，南到长江，呈北东走向，纵贯中国大陆东部，延伸达2400多公里，是东北亚巨型断裂系中的一条主干断裂带，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
对于这一质疑，上述山东学者表示，大连和烟台的地震局多年前已经开始勘测地震数据、进行危险性分析等工作，且现在各方比较青睐的全隧道方案抗震能力是最强的。
在住建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副主任看来，任何一个宏大的改造自然条件的项目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且海底隧道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间不可能有太多的出口，带动的只能是大连和烟台两个点。“如果非要花大钱连接大连和烟台，我更倾向于建一条环渤海湾的陆地高铁项目，不仅风险小、成本低，更能带动沿线其他地区的发展。”
需求究竟有多大
需求是关系到这一耗资堪比京沪高铁和长江三峡工程的大项目是否该建的关键。
面对这一问题，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的石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颇为无奈：“这个事儿让我们很无语，我如果说没有必要建吧，好像是为了维护自己公司的利益，如果说有必要建吧，但实际上渤海湾的客货运需求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渤海湾车运量达101万辆/次、客运量654万人/次，其中烟连航线车运量达89万辆/次，客运量562万人/次，占到总运量的近九成。
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战略规划研究项目组此前预测，到2020年，渤海海峡间潜在的客流量将达到3亿人次左右。即使按照跨海通道承担60%~80%的比例，客流量也将达到1.8亿~2.4亿人次。
但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坚对于上述预测数据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从增速来计算，2011年客流量仅为654万人/次，要每年增长4倍多的人数才能在2020年达到3亿人次，这对于任何一条交通线路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从对比数据来看，京沪高铁开通三年客运量才突破2亿人次，大连和烟台之间客流怎么可能超过京沪线呢？”赵坚怀疑，上述预测可能是课题组为了推动项目尽快上马而根据投资金额倒推出来的需求数据。
在赵坚看来，渤海跨海通道不是不能建，而是现在还不到时候。“50年以后或许能有比较大的需求，所以应该20年以后再来讨论具体方案。”
上述山东学者表示，交通早已成为制约烟台和大连等城市发展的一大瓶颈，渤海跨海通道晚一天建成所造成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但他也承认，烟大海底隧道的构想从1992年提出至今已经有不少组织向上呈报方案和研究成果，虽然没有被打回来，但项目一直未能在国务院正式立项。“工程何时立项、何时开工取决于我们研究的成熟程度和国家对这件事的认可度。”来源: 中国经营报 ▲◆★●■☆
揭秘中南海财经智囊：可直接向领导人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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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1：自中国经济改革伊始，政府财经决策的智囊们——无论身在政府直属的研究咨询机构，还是就职于大学或其他智库组织——就在中南海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等相比，今天的财经智囊有何新特点呢？
最近，《第一财经日报》咨询了多名不同政界学界人士，以多个标准筛选出当今中国经济智囊的Top榜单。这些标准包括：他们首先都是一流学者，有着独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论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岗位上依然不脱离学术研究；其次，他们在权威智库机构中担任要职，其所在的机构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询性质；其三，他们经常有机会向国家领导人陈述意见建议，其研究成果能影响经济决策，并对社会经济进步有重要影响。
在重要的智囊中，我们挑选了不同界别的6名人士作为代表，试图梳理中南海重要智囊的形成脉络。他们分别是：刘鹤、陈锡文、林毅夫、刘世锦、李扬、蔡昉。
但以上远不代表全部，易纲、潘功胜、韩俊、韩文秀、陈雨露、胡鞍钢、王一鸣、范恒山、贾康、陈东琪等也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专家型官员或学者智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辜胜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李毅中，以及陈清泰、王战、迟福林、樊纲、刘伟、钱颖一、李稻葵、宋国青等，他们的观点和见识也经常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声誉。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本身也是“智囊”，较为著名的有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马建堂等。尽管他们的学术研究或科研活动在慢慢减少，但他们却是中国经济政策最直接的制定者。
“副部级以上”学者
虽然在学术和个人风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级智囊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梳理公认主流智囊人士的现任职务可发现，他们分别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机构、重点学术机构担任主要职务，且担任职务均等同副部长或以上级别。
以前述6名人士为例，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刘世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等人都身居副部级高位。
一名政经观察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这些部门基本囊括了国家重要经济政策的出口，对高层决策和重要政策的出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看，目前曝光率较高的智囊人物都属于他们研究领域一线梯队的少壮派。刘鹤等6人均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最年长的陈锡文1950年出生，最年轻的蔡昉生于1956年。一名与他们均有交集的官方研究人士昨日告诉本报，近十年以来，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呈现逐渐年轻化的趋势，将“舞台让给年轻人”成为共识。
谈及上述6人，这名人士称他们均为中流砥柱式人物，处于各方面状态最为巅峰的时刻。“这几人还有个共同的特点是精力旺盛且勤奋。”这名人士称，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因为剪头发浪费时间而头疼。
与普通学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常常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将自己的观点意见提供给主要领导人。记者梳理发现，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经济座谈会都会邀请除有官方职务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例如，前述6人除刘鹤、陈锡文有职务职责外，其余四人被邀请“入海献策”均在5次以上。
今年7月，就在每年例行的中央政治局年中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刘世锦、李扬、林毅夫受邀列席。从后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透露信息来看，内容与这次专家座谈会所讨论的领域重合度甚高。
不仅参与日常经济政策讨论，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是为政治局委员上过课的“中南海讲师”。上世纪90年代，林毅夫就曾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分析经济形势。林毅夫曾回忆，领导人在听课时会把文件或电话放在一边；2005年4月，刘世锦为政治局委员讲授《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从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十年间，蔡昉三次踏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这在经济学家中非常罕见。
谈及中国经济学就不能不提及一个著名组织——“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1998年成立的独立学术群体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今顶尖的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级官员。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论坛得出的结论常上报给中央财经办，而论坛每年的年会主题，更是紧扣国内外经济大势，常被视作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沙盘推演”。
顶级智囊们都与该论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戏称，50人论坛几乎就包含了当前所有可以成为“智囊”的人。不仅前述6人全部是论坛成员，其中一些人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多名人士曾对本报证实，刘鹤是论坛重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现任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
学术领域风向标
除去种种身份和头衔，这些智囊从本质上来看都是顶尖的经济学者，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学术和科研背景，更引领着所在领域的潮流和风向，发出被认为是最新、最前卫的声音。
林毅夫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是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
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林毅夫都有参与。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他的声音。
“一些建议直接被采纳，制定成了政策法规，另外的一些建议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现。”林毅夫曾说，“作为一个长远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作为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刘世锦的学术功底也极受称道，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发展研究中心人士昨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担了大部分国家核心经济改革的调研，其中重要课题刘世锦都会组织。这名人士透露，刘世锦还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较早提出“新常态”的人；在中国经济变革的当前，他主持的研究还较早预见并提出增长阶段转换(也就是增速换挡)的判断。
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和蔡昉也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金字塔塔尖人物。李扬擅长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的研究，而蔡昉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三农”问题、劳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
蔡昉曾参与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发展规划与重大政策的咨询工作，并提出“刘易斯拐点”、“渐进式放开二孩”等颇具争议的学术观点；李扬则主持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
官员学术化
尽管几轮调换，中央和政府财经机构的班子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越发明显。从中财办、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央行等主要机构领导人背景履历可看出，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和本领域长期工作经验，即使抛开官员身份，也是该领域的学术翘楚。
去年以来，刘鹤成为最受关注的高层智囊。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刘鹤就以经济智囊的身份多次陪同习近平赴全国各地考察，或者会见外宾。十八大以后，几乎习近平每次考察都有刘鹤陪同。
一些熟悉刘鹤的人戏称其为“工农兵加海归”。这样的背景有助于像刘鹤这样的政策制定者既对中国情况有接地气的认知，又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知情人士曾对《第一财经日报》介绍，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过十一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五部由国务院正式颁布。他还参与过“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同时还是中共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重要执笔人，为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过经济讲稿。
此外，他还是许多重要政策的“预见者”。如今的国家级重要战略“新型城镇化”就曾藏在他多年前发表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刘鹤在文中建议中国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避免拉美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是公认的高级智囊。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学术成果常常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学者多次引用。
易纲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过程中，对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德国的全能银行和美国的分业银行管理体制做过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
陈锡文，我国最重要的“三农”问题学者之一。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后，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没有中断，曾先后三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三等奖。
粮食、土地、农民工、城镇化……近20年来，他几乎参与了在中国发展中所有重要“三农”问题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同时也是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未来锦囊
2014年已经进入中国改革的落实年，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些已确定的路线图既考验高层改革决心和勇气，也考验高层智囊的智慧和改革思维，而未来政策的走向，也许就藏在这些高级智囊的言论里。
在“新常态”时期，不少经济学家对我国中长期的经济走向都作出了分析。李扬在本月25日表示，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环节的改革将基本就位，各经济领域的体制也将定型，至少到2017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机制就会稳定下来，为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会重新树立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管理体制也会有重大调整，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会进行调整，金融体系会有重大变化。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会进一步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有更大进展。
林毅夫一贯对中国经济“乐观”，且肯定政府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但要改变“穷人补贴富人”的“双轨制”后遗症。他提出，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
蔡昉近期也明确表示“中国还没有陷入经济悲观时代”，他提出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要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相比之下，刘世锦对中国经济较为谨慎，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后，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他建议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
自从2013年3月担任中财办主任之后，刘鹤很少发表公开言论。分析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从公开信息看来，刘鹤是反对在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保障房等方面走高福利道路的，并且警惕高福利对政府债务、财政政策空间的负面影响。
此外，陈锡文近期还提出深化农村改革中需要破解的四大难题，并强调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搞大跃进。
附表部分高层智囊
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陈锡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三农”问题
林毅夫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经济理论、政策问题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三农”问题、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
王一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经济体制改革
韩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农”问题
韩文秀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宏观经济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揭秘内地公务员工资制度：正陷入各方不满怪圈★★
http://news.ifeng.com/a/20140829/41784342_0.shtml
2014年08月29日中国网 作者：吴木銮
2014年7月30日，河南省濮阳市开州北路与绿城路交叉口附近的绿城小区，市民们习惯称之为“公务员小区”。 （CFP/图）
公务员薪酬水平&薪酬制定集中度关系。 （李伯根/图）
原标题：60年来，中国公务员怎样发工资
南方周末报道 记者吴木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经历了高度集权到有限分权，再到分权的过程，2006年工资改革再度将工资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公务员工资改革陷入央地关系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该不该给公务员涨工资？这个话题始终处在公共舆论热点，又始终说不清楚。在停滞八年之后，最新一轮的公务员薪酬改革也已经箭在弦上，但新的争议也再次出现。
另一边厢，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仍有138万人争夺12901个职位（竞争比例约为107∶1），其中最热门职位竞争比例高达9411∶1。也就是说，即便最近的“八项规定”等挤出了一部分公务员的额外收入，可它依然还是个诱人的金饭碗。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正在陷入一个各方不满的怪圈：合理的公务员涨薪也可能引起民众的“拍砖”，人事部门长期压制工资增长又会引发公务员的不满，还会导致地方政府变相给员工涨工资。
笔者过去六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公务员工资管理一大症结在于中央地方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经历了高度集权到有限分权，再到分权的过程，而2006年工资改革再度将工资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集权的1956年工资制度
1956年工资制度是最集权的。全国干部适用同一张工资表，分为三十个工资等级，同一级别的干部收入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全国一共分为十一个工资区。当时的干部平均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
第一个工资制度的出台是在1956年。
之前，为了巩固政权，中央政府集中精力处理解放战争后的一些相关事宜，经济建设的权限就交给地方政府。问题随之而来，人才流失问题在当时非常突出。许多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择留在地方政府工作，有些为了照顾家庭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有些因为地方政府可以让干部们创新地开展工作。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年，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逐步收权，提高中央权威，1956年的工资制度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此时的工资制度是最集权的。当时全国的干部适用同一张工资表。这张工资表中，政府的雇员被分为三十个工资等级，工资一至三级是给最高级的领导干部（比如主席、总理、副总理等）。同一工资级别的干部的收入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全国一共分为十一个工资区。新疆等地的干部收入就比其他地方高。
一张工资表，对人事干部来说是再省事不过了。不过，负面效应也层出不穷，人事管理官员无法应付不同的情况。地方上想出不少方法补偿，比如提供房屋、托儿所、理发室和食堂等。诸如此类的方法变相地侵蚀了正式工资制度的效力。看起来中央政府对工资管理事项有绝对的权威，事实上地方的执行却脱离正常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管理与财政管理的关系极为紧密。如果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可能会将一部分公共资源用于改善职工的福利。1956年之后30年的工资制度虽然是集中管理机制，但伴随着财政管理权限多次的变迁——分权和集权交替进行，工资制度的实际执行也出现多次的波动。
总的来说，当时的干部平均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而干部实际收入与自己的努力和承担的责任关系不大，与所在机构、所在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却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在一张工资表下，这一时期的地方干部工资分配已经出现差异，当然，严重程度上还是远远赶不上后来。
有限分权的1985年工资制
虽然有限分权，当时社会上的平均主义还是占上风，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资管理方面的创新也极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问题逐步凸显。
1980年代的旋律主要是放权。
就工资的分权管理而言，这个阶段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起到了重要铺垫作用。当时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政府要减员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要减员更多，认为在减员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干部工资制度对吸纳人才极为重要。这些说法现在是常识，当时刚经历“文革”，还是很受抵制。因此，一些开明领导人对干部体制改革及工资改革的支持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还批准了数次干部提薪。尽管这些计划有很多阻力、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因此扩大，工资改革的思路却已奠定下来。
60年来历经数次改革的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正在陷入一个各方不满的怪圈之中。
1985年的工资制度与1956年的截然不同，采纳的是结构工资制（沿用至今）。也就是，我们无法简单根据一个干部的工资级别来判断其工资收入水平。工资分为多个单元，每个单元承担不同的功能。比如1985年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奖励工资。基础工资是希望能大体维持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而工龄津贴则是反映一个干部参加工作的年限。
1985年也明确了工资分级管理权限。当时的工资改革文件称，“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省辖市、行署、县、乡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工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不超过本方案附发的省辖市、行署、县、乡国家机关行政人员职务工资标准和国家安排的工资增长指标范围内制定”。
之所以称之有限分权就在于中央政府对于工资、奖金、津贴等有原则性的规定。而工资管理（包括确定职务工资），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
尽管是有限分权，但当时社会上平均主义还是占上风。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资管理方面的创新也极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问题逐步凸显。
逐步发育壮大的私营部门实施灵活的工资政策，工资水平与市场基本相匹配。当时民间有说法是“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这种所谓的“脑体倒挂”与公共部门工资制度僵化有关。1980年代中，邓小平在深圳河畔的一个小渔村问当地一户农民收入，女儿邓榕怕他听不见，就大声讲：“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
1993年工资制：继续分权，地区津贴出世
地区附加津贴成为地方工资分权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让公务员工资管理陷入各种批评。比如“自肥”，一些重要部门有各种额外收入，成为公务员津贴的来源。
八年之后，进一步分权的1993年工资制度在国家推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背景下出台了。“脑体倒挂”现象因为新增的“地区津贴制度”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也诱发了更大的负面效应，为之后长达十余年工资管理混乱埋下伏笔。
1991年，时任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联合主持“工资改革理论研究研讨组”，这个课题组的调研意见影响了1993年工资改革。小组的研究报告提出，适当的工资分权管理将会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工作效率，有利于人才的吸纳以及公务员队伍的精简。
课题组还提出一个工资指数，这个指数与当地的通货膨胀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以及国有企业的增长率相挂钩，让地方政府在调整当地公务员薪酬时有所依据。这个思路与当前许多发达经济体所做的薪酬调查是相当接近的。遗憾的是，这个工资指数没有被采纳。
1993年工资改革的序言提到“防止高定级别、高套职务工资等现象发生”。这是此前工资制度集权或有限分权的遗留问题——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与当地的生活水平若有极大的脱节，地方政府就想方设法通过高定级别、高套职务工资来满足当地公务员一些合理（也包括不合理）的要求。
地方的诉求在1993年工资改革中得到了回应，出台了地区津贴制度。
地区津贴又分为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地区，实施过程中争议不大。而地区附加津贴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费用支出等因素来定，同时还要考虑公务员工资水平与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一开始就被赋予极重的任务。要试图弥补中央所定工资与地方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还要弥补当地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他企业工资水平的差距。
功能繁重的地区附加津贴成为地方工资分权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让公务员工资管理陷入各种批评。1993年工资改革的文件明确写明，地区附加津贴的细则在1994年适当时候出台。迄今为止，这个诺言没有实现。当时的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曾经在多个场合解释细则未出台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经验和人力不足。
工资分权管理后，地方政府及用人单位可以灵活运用地区附加津贴来调整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工资，也可以在人事管理方面有所创新，比如深圳政府就曾在人事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不过，工资“双重不平衡”的问题依然难以解决，高级人才的薪水远低于企业同类员工的水平，低技能公务员收入却高于企业同类员工。
与此同时，地区附加津贴展现了巨大的负面效应，成为“自肥”工具。一些重要部门有各种额外收入，其中一部分就成为津贴的来源。地区津贴与当地生活成本、工资差距关系不大，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汲取能力。
重新集权的2006年工资制
各种批评下，2006年工资改革进行全面的中央收权。财政部的综合司还加挂了一块牌子，“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办公室”。
结果，2006年工资改革的重要目标就定在了“规范津补贴”上。2006年工资改革文件开宗明义提出：“努力解决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促进公务员队伍建设，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各地公务员工资收入差别很大。即使是省内，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01年广东有关部门做了官方的工资水平调查，发现深圳市的科员或者东莞市的科长的工资水平比大多数其他地方的处长还高。
乱发津补贴则与腐败有很大的关系。许多部门以权谋私，尽管最终不是部门首长独占私利，而是全局员工一起分享“收入”。政府的掠夺行为与公共服务背道而驰。
各种批评下，2006年工资改革进行全面的中央收权。财政部的综合司还加挂了一块牌子，“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办公室”。许多与此相关的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门也参与其中，他们的目标是像抓廉政建设一样治理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在此过程中，工资管理出现了一些关键词。比如“阳光工资”“同城同待遇”和“限高、稳中、托低”等。
“阳光工资”意味着所有公务员的工资都是公开透明的，但这个“阳光”主要还是对内。
“同城同待遇”是要求在一个城市工作的公务员，如果职位资历相同，不论是在财政局工作还是在文化局工作，都应拿到相同的工资。
“限高、稳中、托低”是公务员工资管理中的新词。限高是封顶一些油水部门的额外收入；“托低”就是增加基层和“清水衙门”公务员的工资；“稳中”则是保持原来分配较合理的部门的工资水平。
规范津补贴的目标在于实现工资管理内部透明化、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不能过大。不过，中央政府至今并没有明确列出相应的标准。
至于中央政府的收权，则主要是通过工资审批权限进行的。按照现行的做法，地方的津补贴标准要根据“下管一级”的办法报请上级政府审批。也就是县里的津补贴标准要由市级政府进行审批。
再度集权之后，“双重不平衡”依旧
各级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和改善公共服务，而当前的公务员工资集权管理却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工资管理权限变迁的背后是财政管理权限的变化。19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逐步获得财政管理的重要权限，这些权限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将权责和激励机制解决得很好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腾飞有重要贡献。
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政府的财政收入端趋向集权，支出端则高度分权。地方政府因此有余地设置各类支出的优先顺序。在此基础上，有些地方政府及部门利用津补贴制度变相给公务员涨工资，引发中央政府于2006年重新界定工资管理的权限。
问题在于，再度集权管理后，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过去六年间，笔者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做过多轮公务员工资管理调研。总的发现是津贴和补贴的规范程度确实上升了，许多“清水衙门”与“油水部门”的公务员工资已经比较接近甚至拉平。
但是，2008年，笔者却在某省党报看到这样一份有趣的来信，作者是当地地税部门官员，他认为，阳光工资后收入没有差别，税务人员变得懒惰、懈怠，当地政府为了激励，在完成一定的税收任务后给予额外的报酬（不一定是货币形式）。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在用更巧妙的方法增加公务员实际收入。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双重不平衡”问题，在集权管理之下，并未得到解决。高级和低级的公务员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小，因此高级干部或者有着居高不下的工资外福利，或者选择跳槽下海，或者干脆用各种方法“自肥”。另一方面，低级公务员的实际薪酬仍然有着极大吸引力，公务员考试热度依然不减即是佐证。
从全球范围来看，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出现下放的趋势，重要原因便是“双重不平衡”——低级别公务员职位的工资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高，高技能、高级别职位则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低。从公共部门的发展趋势来说，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增加的，而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可以外包给一些私有部门。一套由中央制定、几乎不重视当地劳动力市场现状的工资管理模式是很难处理“双重不平衡”问题的。因此，许多发达国家要求给基层政府的人事部门放权，各种工资管理创新也在公共部门展开。
为了应对市场经济的需求，各级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和改善公共服务。而当前的公务员工资集权管理对政府转变职能却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在分权框架下解决合法性问题
公务员工资陷入中国央地关系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经验表明，三项政府改革至关重要。一是财政管理和预算改革；二是官员队伍内部的组织改造；三是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因为公务员薪酬改革极富争议性，多数国家先着手的是前两项，不过，一旦薪酬改革失败，前面改革的成效会大打折扣。
对中国来说，公务员工资改革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最新的消息是，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正在准备当中，总的目标是“调整工资结构，扩展晋升空间，建立比较机制，实施配套改革”。
从历史来看，中国公务员工资改革陷入央地关系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要走出当前的困境，中央地方关系的重塑是必不可少。一些研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学者早已指出，集权和分权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分权并不等于削弱中央的权威，在一些操作层面上的分权反而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全局的控制。
在公务员工资管理事项中，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工资结构和工资指导原则。更直接的，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全国和分省的工资总额，地方政府在此约束下再自主决定工资管理具体执行方案。
更重要的是，工资制定的合法性基础应该在分权的框架下进行解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要想民众对公务员薪酬有一定的认同度，立法机关对工资方案的事前公开的审查是极为重要的，此外还需要进入民意机关的辩论和审核。这样，公务员获得相应的薪酬（哪怕是高薪），也有了民意基础和程序上的公正性。这也是此前工资改革没有抓住的要害。▲◆★●■☆（作者为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
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南海发现高产大气田★★★
http://news.ifeng.com/a/20140901/41806121_0.shtml
2014年09月01日 人民日报 原标题：南海深水钻探发现大气田
《人民日报》（2014年09月01日02 版）
本报海口8月31日电（记者马跃峰）记者从中海油有关部门获悉：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8月中旬在南海北部深水区陵水17—2—1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据测算，陵水17—2为大型气田，是中国海域自营深水勘探的第一个重大油气发现。
本次测试是“海洋石油981”平台建成以来的首次测试作业，创造了中海油自营气井测试日产量最高纪录。该井测试的成功标志着陵水17—2项目创下三项“第一”：中海油深水自营勘探获得了第一个高产大气田，“海洋石油981”深水钻井平台第一次深水测试获得圆满成功，自主研发的深水模块化测试装置第一次成功运用。▲◆★●■☆
中国2.83兆资金外流 想追回相当不容易★★★★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8/31/3560854.html
德国之声 2014-08-31：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曾估计，自2005年到2011年间，估计约有2兆8300亿美元资金非法从中国流出。但在中国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反贪追逃运动中，要追回这些资金十分不易，因为中国的司法制度不透明，中国也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未签引渡条例。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7月报导，2008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在「猎狐」行动步伐加快的迹象出现的同时，有18名来自诸如柬埔寨、印尼、乌干达等地的案犯主动投案或被引渡回国。
但是，位于德国柏林的国际腐败行为监视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高级项目协调员廖燃表示，在此过程中，只有极个别嫌犯是被西方国家遣送回中国的。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卡尔(Peter Carr)表示，该部官员将于今年12月在美中联合执法联络小组的框架下与北京方面会晤。他补充说，司法部会定期的和中国方面就执法问题进行会晤，内容涉及如何处理两国内的在逃嫌犯。卡尔表示，双方偶尔会根据移民法的有关规定将逃犯用驱逐出境的方式送回本国，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案例。
而在加拿大，包括司法部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官员都拒绝就是否有中国反腐调查人员进入该国，或准备进入该国做出评论。
澳洲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长期以来的一贯做法就是，从来不否认或确认是否收到了来自其他国家调查机构的协助请求。
法律专家表示，由于大多数国家都要遏制腐败资金的跨境流动，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未来追回被盗资产可能会变得更为容易。虽然到目前为止，被返还的资金还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法律专家表示，中国找回被盗资产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的签约国承诺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合作。但这一工作将会非常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