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1949年解放军为何没有进军台湾?（一）

这个问题历史学家早有了共识：1949年10月、11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攻金门、定海的失利，使国民党政权暂时得以控制沿海各岛；8个月后的1950年6月，美国利用朝鲜战争爆发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制造了长期分裂局面。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194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本有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立即攻取的设想，只不过由于种种难以预料的复杂因素，才没有得以立即实施。　　

　　据有人回忆，多年后毛泽东在谈话中，曾经对当时没有立即进攻台湾自责说：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

　　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对自己曾经失去的哪怕是一点点机会，可能会深感遗憾，不肯原谅。但事实上，历史是多方面复杂原因造成的，"人算不如天算"。

　　1949年2月1日至3日，斯大林派来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极为隐密地出现在中共中央驻地河北西柏坡，不能抽身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三个整天谈话，介绍了全中国即将占领的大好形势。毛泽东曾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他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一个多月后，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材，很有生意做。"当时实际主持华东局军事的是第三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他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五员最能打仗的战将之一。粟裕提议："解放上海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进军福建是肃清残敌的问题。"但毛泽东显然还要考虑更多的方面。

　　当时，美国是否可能插手中国内战，在东部沿海城市和岛屿直接派兵登陆支持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未知隐患，斯大林甚为忧虑，毛泽东、中共中央也不能不保持高度戒备。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指挥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军中的刘伯承、李达发去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二天，新华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候，东部成为主要对峙战场。

　　两个月后的5月23日，形势发生剧变，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占领南京后、于当日夜向亚洲第一大城市上海发起总攻，即日可下。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大使甚至留在了南京观望，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这一天，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经过会议研究，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电报，要求第二野战军准备向西南进军。

　　他的部署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用一野进军西北，四野直捣两广，二野进军四川，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

　　尽管分兵削弱了东部的兵力，进攻台湾的步子并没有放慢。毛泽东要求攻击上海的三野用第九兵团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派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攻占福州、厦门等地后，夺取金门，为进攻台湾扫清外围屏障。5月23日这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电告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这一变化令三野高级指挥员吃惊，因为原定是一年后才进军福建。当时兵团司令员叶飞即在电报中说明：十兵团伤亡较大，且极疲劳，希望休整一个月再于7月上旬进军福建。6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6月14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来电同意推迟入闽，但要求：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外结合，请着手研究，并将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应中央的要求，华东局已在报告中提出了占领台湾后的组成政权人员：舒同为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了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同时有计划地派遣一些情报人员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潜伏下来（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员班底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选中舒同，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有军事经验的政治工作干部，既参加过红军长征，又长期领导白区地下工作。其次，他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书法自成一家（后来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在台湾可以起到统战作用。选中刘格平，因为他是回族干部，长期从事民族统战工作，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台湾能够胜任。为什么由山东根据地干部来组成台湾省委，除了因为负责进攻台湾的是山东过来的第三野战军外，山东渤海区也是唯一一个临海的中共主要根据地，拥有从汪伪军接管过来成立最早的海军支队。

　　6月21日，中共中央再致粟裕电报，把"准备解放台湾"列为"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的四件大工作"之一。

　　7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10日，根据朱德的建议，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一个条件，即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即掘大山洞藏飞机。如无此项条件，则飞机不能隐蔽，亦不济事。（未完待续）

★中国为何迟至1941年才向日本宣战？

　解放日报2005年09月05日

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终于正式对日宣战了!

　　自日本军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与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抗日战争进行了10年的血战，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环球军事》第8期下刊登王作化、王晋阳的文章，披露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蒋介石虽感事态严重，但仍心存幻想。事变第3天，他让外交部长向日本驻华大使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战事，但谈判建议很快遭到日方拒绝。此时的日本强硬派军人已占上风。他们的口号是“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日方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认真权衡对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中国目前极度落后，军用品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

　　二是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定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三是如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这位委员长一直采取着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

　　日本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同中国一样对宣战问题十分重视。其内阁曾多次就与中国宣战和断交问题进行讨论，但均未取得一致意见。军方的一致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程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童莉群摘编)

★2005年世界最新军事实力前五名排名

　　第一，美国，军事科技，军事思想和军费开支世界第一，世界军事理论变革的领头羊，现在其军事力量正在向外层空间发展，零伤亡以逐渐接近。
　　
第二，法国，拥有很先进的完善军事工业体系，电子技术发达，武器自主开发能力在欧洲是最强的，军事装备几乎不依赖别国，但却能够开发出很多和美国分礼抗庭的高技术武器。

　　其自主开发的先进战略核潜艇，中程核弹道导弹和美国相比，差距不大。其强大的经济基础，足以维持其装备精良的高技术军队。
　　
第三，俄罗斯，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继承了苏联70%的军力，重工业基础雄厚，军事科技发达，拥有很强的武器自主开发能力，其自行研制的SS-27“白杨”核洲际导弹的弹头再入大气层时，能作S型机动，令美国NMD拦截系统束手无策。

　　但是俄罗斯的电子技术，轻工业，工艺加工落后，导致其开发的先进武器体积过大，一些先进的电子元件依赖进口，武器的寿命，质量不如西方。

　　由于经济拮据，目前俄军现役武器装备大多仍为70~80年代的苏制武器为主，但是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和重点优先发展的战略火箭军，仍是一支令西方发抖的巨大力量，由此弥补俄罗斯和西方相比在常规武器上的劣势。
　　
第四，中国，90年代的海湾战争以后，中共决策层看到了中国军队和世界的差距，以及美军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逐步开始进行国家战略调整，加大军费投入，通过从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引进了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现已取得很大成果。

　　现在中国拥有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电子技术和西方比稍逊，军事科技在跟踪世界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高，并且有很多创新，拥有较强的武器自主开发能力和武器整和仿制吸收能力。空间技术和导弹技术领先欧洲。军队再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正迈向外层空间。但是中国的基础工业薄弱，工艺加工技术还有待提高，这些弱点直接影响中国武器的质量，寿命和出口。

　　解放军军事规模世界第一，拥有210万军队。目前正在加大力度进行信息化建设但是除了第二炮兵外，海，陆，空武器装备还很落后，但是每个兵种都装备有部分中国自己开发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武器，中国很重视技术的储备，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可以迅速的换装先进武器。中国军队的总体实力目前落后美国10~15年。

　　和俄罗斯一样，中国的二炮部队最受重视，其装备的先进的核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精度很高，全部中国自己开发。核导弹技术紧逼俄罗斯，和美国只有数年之差。
　
第五，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现在的实力已经无法代替美国，但是凭着雄厚的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发达的军事科技，和电子技术，以及美国的支持，足以维持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

★美核潜艇频繁探听中国军情 收紧对华情报侦察网

国防知识报2005-09-07: 据美国《全球安全》近日报道，8月9日，美国海军核潜艇“圣菲”号奉命从母港珍珠港前往西太平洋，此举与美国监视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有关。据报道，美国通过核潜艇秘密探取中国军事情报已非一朝一夕，并且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新部署，这一态势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美国核潜艇侦察中国很积极

这次派出的“圣菲”号核潜艇配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早在建造之初，它设计成了一种主要在浅海区域活动的战术攻击核潜艇，除了战时利用巡航导弹打击对手外，平时利用自身优越的技术条件，潜伏在亚太水域积极进行针对他国海军战略部署和兵力调配方面的侦察。

据报道，“圣菲”号在水下运动时能够产生比海洋背景噪音还要低的音量，如同“海底黑洞”一般，很难被对手抓住尾巴。艇上搭载了最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其中一种频率低于1.5赫兹的主动式声纳号称是现有最有效探听中国“基洛”级潜艇行踪的工具。由于越来越多的越洋电话、军方雷达讯信、电子邮件开始转由保密度更高的光纤电缆传输，美国传统的窃听手段越来越差，为了避免变成“情报聋子”，美国海军曾动用“圣菲”号进行特殊尝试，将一种窃听器设置到“圣菲”号潜艇上，让它潜伏在海底电缆附近，“圣菲”号充分显示出拦截电波的强大能力，重新帮助美军情报部门掌握了“侦察制高点”。“圣菲”号是“洛杉矶”级潜艇中技术最先进的一艘，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可以在浅海、近海等各种水域作战。潜艇的多任务平台可以配置新一代武器、传感器和水下运载工具，从事侦察、情报收集、特别作战和反潜等任务，还可以对海底电缆进行窃听。这些手段无疑使“圣菲”号成为美国海军监视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绝佳选择。

近年来，以“圣菲”号为代表的“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已成为美国海军执行战略任务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可以实施水雷战、配合特种作战部队行动、战斗搜索与救援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隐蔽近海岸侦察、情报搜集。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洛杉矶”级核潜艇频繁接近中国海上演习区域侦察，1996年中国大陆在东海进行三军联合演习时，美国核潜艇甚至比其航空母舰更加接近中国领海，试图获取中国战术导弹的发射信息，只是在中国海军出动大批反潜部队实施威慑后方才悻悻而归。

美国对华情报侦察网在收紧

过去，美国自信对华技术情报侦察能力高，从不主动要求派遣观察员观看中国军队演习。但随着美军内部“鹰派”势力的扩张，美军正在全方位加强对中国军队情报的侦察搜集工作，近年来，美国已多次经过外交途径提出要求，要与中国互派军事观察员观看对方的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的美国情报监视网也在不断收紧。美国布置一组在同步卫星轨道上的高性能红外线遥感卫星，配合地面超越地平线侦测雷达，构成远程导弹预警系统的核心。美国还怂恿日本继续强化在冷战时期形成的“远东海底反潜探测网”，从过去监视苏联潜艇为主改为以中国海军为目标，在离中国海岸线不同范围以及深度的海域内，建立多层次水下侦察预警系统，以密切监听中国的潜艇活动以及相关信息。

★中国航天神七、神八计划披露

权威人士向大公报记者表示，海外媒体昨日关于“‘神六’发射百日倒数”的报道是不准确的。“神六”目前的各项进展顺利，各系统人员基本就位，原定十月升空的计划未变。杨利伟日前还透露了“神七神八神九”的情况。

大公报记者孙志北京十一日电:该人士透露，“神六”发射升空非“百日倒数”，而是两个月左右——约六十天。航天员大队的航天员目前还在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航天城接受训练，尚未前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他们的训练包括：失重、超重、操作科学实验仪器等内容，因为“神六”两人飞行的特点，还将加强心理兼容性训练。

“神六”十月升空

据悉，“神六”航天员的选拔是将十四名航天员分为七组，以两人为一组进行考核，然后再选出三个航天员乘员组──六位航天员到酒泉发射基地，进行发射前的“人─船─箭─地”联合检查，最后确定执行飞行任务的小组。

有报道说，选拔“神六”航天员的标准，比选拔“神五”航天员的标准有所增加，两人间协调配合所占的考量比重，远远超过个人素质。与“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一同构成“神五”航天员第一梯队的另外两名成员———翟志刚和聂海胜，在“神六”航天员组队训练中，曾被分配在一组进行过综合训练。

“神七”○七年发射

另据中通讯消息，杨利伟十日在福州表示，中国的神舟系列飞船走的是小步快跑的路子，每一艘飞船都将比她的前辈有所进步，将于今秋发射升空的“神六”飞船将实现多人多天的载人飞行。在其之后，初步定于二○○七年发射的“神七”将会实现中国宇航员的首次太空行走。而后续发射的神舟九号太空船将与“神八”留在空中的轨道舱实现中国航天器的首次对接。

“神舟七号实现太空漫步，神八神九‘鹊桥相会’……”十日下午，航天载人航天科技报告会在福州大戏院举行。

“神八”放置轨道舱

杨利伟表示，“神六”是一艘多人多天的飞船，所以对于各系统的技术要求也更加严格，环境控制系统和生命保障系统都将比“神五”更为复杂。至于最后上天的宇航员是谁还未最后确定。“但是无论我们是谁去，他都会很好地完成工作。”问杨利伟是否会参与“神六”？杨利伟说“肯定会参与“神六”计划。”

据杨利伟介绍，中国现在的十四名太空人，是从一千五百名飞行时间在八百小时以上的空军歼、强击机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所接受的训练都是在挑战人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如必须在一张可以任意倾斜角度的床上一躺就是二十天，吃喝拉撒全得在这张床上。八年来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患上了骨膜炎……在去俄罗斯训练的时候，中国的太空人把俄罗斯的教练全都镇住了。

来源：新军事网

★1955年授衔、授勋谜团浅释

今年9月27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颁授军衔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的那次军衔颁授至今仍有许多内幕鲜为人知。且不说评衔过程中种种微妙的人事平衡关系，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事实，如参加人员、仪式过程和仪式地点等等，也都蒙着一层神秘面纱，让人颇费琢磨。笔者曾多次查找资料并与有关方面朋友深入探讨，现将所得供朋友们分享。

1、出席授衔典礼的元帅究竟有几个

根据1955年9月28日新华社新闻稿：在授衔仪式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接着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从文字上看，是十个元帅都在现场接收军衔。然而，实际上当时林彪、刘伯承都因病在青岛休养（也有人说他们是有意避开典礼，以免出现某种尴尬场面），这两人都没出席元帅授衔、授勋典礼。

近年来，很多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文章、书籍都采用了“八大元帅”出席授衔典礼的说法。
然而，如果细心探究，就会发现，在所有记录当年授衔、授勋典礼的照片和记录片中，只能看到7个元帅的身影，而叶剑英的面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又是怎么回事？

根据叶剑英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当年授衔、授勋时，叶剑英确实不在北京。1955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当年下半年要在辽宁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登陆军事演习，演习的总指挥就是叶剑英。演习日期是11月初，为搞好我军首次大规模反登陆演习，叶剑英从8月份起就来到辽宁紧张筹备。由于演习工作脱不开身，叶剑英特地向中央写了报告，表示不能参加授衔、授勋典礼。中央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因而，叶剑英就没有出席授衔仪式。他的元帅服是工作人员到北京给他取回大连的。因此，1955年的元帅授衔典礼上，实际出席的只有7名元帅。

看到此处，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下面这段自称是当事人对当年现场情况的描述：

1955年９月27日。

　　下午４时一过，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驶进了中南海，停在了怀仁堂前的广场上。

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都身着海蓝色的元帅服，个个精神抖擞地走下车来，就连一向严肃寡言的徐向前，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一向沉稳的叶剑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给原来其乐融融的气氛点缀了一束冷色调的康乃馨，把老帅们又一次拉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叶挺要是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在，我一定要把元帅的桂冠奉送给叶军长！”
　　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

　　“如果新四军中有两个元帅的话，十大元帅中该是两个叶帅喽！”
　　诗人的机智不仅表现在诗中，而且是无处不在。陈毅的一句话，又将老帅们的思绪从几十年前拉了回来。

　　只有彭德怀似乎仍然在沉思。他面带微笑，眼睛却望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哟，大家都穿上了新衣服。祝贺大家！” 不知何时，周总理已走进了休息室。望着面前几位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老战友，多少感慨系在他的眉宇间。

　　“我们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拱手相迎。“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受衔嘛！”贺老总真诚地说。

类似的描写几乎出现在所有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出版物里。笔者就曾在《中南海备忘录》、《授衔中南海》、《红墙档案》、《1955年授衔回眸》等大部头著作中屡次见到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有照片和记录片为证，还真难分辨这里面的真伪啊。这些书籍的作者都是军史界有来头的人物，竟然也会这样不顾身份以讹传讹，蒙哄我等草民，实在可让满地布满碎眼镜。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听到叶剑英在现场讲话的。

2、授衔时元帅们穿的是什么军服

按照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来看，元帅们都是穿着海蓝色的元帅服来到授衔现场的。可是，在正式授衔之前，他们还不能算作元帅，不是元帅，就不能正式穿着元帅服。因此，在授衔时，各位元帅实际上身穿的都是老式军服。毛泽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交到他们手中时，他们才正式成为元帅，这时他们才可以正式穿着元帅服。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中清晰的看出来，照片上毛泽东给各元帅授衔时，他们都身着老军装。如此简单的事实，各位大作家们都视而不见，可见对于那些所谓的正版史料，我们必须带着审慎之心来阅读，不定在什么地方，一不小心，就会中招，被这些“史学大家”们所误导。

待到授衔结束后，各位老帅这才换上元帅礼服，依次接受毛泽东颁发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时是授勋典礼，与授衔是不同的概念。不少作家混淆了授衔和授勋的区别，时而把授衔的照片说成是授勋；时而把授勋说成是授衔。如此简单的事情都搞不清，还怎样来记录历史？

当天，毛泽东只给在京元帅、将军中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颁发了勋章，其他人员和其他级别的勋章是在以后分批、分地点逐次颁发的。

3、将军的军衔是何时、何地授予的

在报道元帅授衔、授勋的同时，新华社还发了一条约300字的短消息，报道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同一天将“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颁发给粟裕等在京将领”的消息。消息提到，授衔仪式是在下午2点30分举行的。

也就是说，将军的军衔是由周恩来在元帅授衔之前颁发的，当将军们来怀仁堂参加下午5点元帅的授衔仪式时，他们就已经身着将军礼服了。

不过新华社消息里没有提到授衔的地点。然而从现场照片看来，将军们的授衔会场与元帅的授衔会场是两个不同的场所。根据当年参加授衔的将军回忆，授衔仪式是在国务院礼堂进行的。

国务院礼堂位于中南海紫光阁西邻，距离怀仁堂大约有将近一华里。由于在授衔之后，将军们要参加元帅的授衔典礼，并且其中部分人还要接受一级勋章的颁授，因此他们就必须赶往怀仁堂。将两次授衔，安排在两个会场，而不惜让数百将军（包括老帅们，因为他们也参加了国务院礼堂的授衔典礼）承受赶场子的劳顿，目的何在？按常人观点，把这两个仪式安排在同一会场举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首先仪式参加人员是同一批人，二来仪式是紧接在一起顺序举行的。如在同一会场举行，不但可以简化会场布置和安排，更重要的是免去了这数百号人的来回折腾。要知道，这数百号人可是集中了全国数百万军队的最高指挥人员！

然而凡事谨小慎微的周恩来对会场的安排再次体现了他行事缜密周到的特性。

将军们的军衔是由国务院颁发，而元帅的军衔是由国家主席颁发，在形式上周恩来就注意到必须做到有所区别。因此，两个仪式就不能在同一地点举行。同时在参加人员上也做到有所不同。根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将军的授衔仪式就没有邀请观礼人众，而元帅授衔不但邀请了代表外地军队来京参加授衔典礼的校级军官，还有“各部部长、副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军事学校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应邀参加典礼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代表。参加典礼的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当然，新华社的新闻稿也十分到位地体现了两个仪式的区别，毛泽东授衔、授勋的报道用了约1500字。

4、大将有几人出席授衔仪式

十员大将，九名参加了授衔仪式。只有徐海东缺席。

徐海东长期患有严重肺病，1940年就病重到吐血，差点去见马克思。多亏一个老中医用秘方救了过来，从那时起就没能脱离病床。

徐大将1947年9月18日从山东经海路转往大连，用化名在苏军驻地治病，一直在大连文化街75号住到1956年9月。
林、刘两位元帅打仗都打完了，还称病没去受衔，徐海东病了十多年了，这时候当然就更不能去了。

5、外地军衔如何颁授

全军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仪式，分别在北京（一级勋章已经颁发）、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等七个地区举行。经军委第五十一次会议讨论，由各元帅分别参加、主持上述各地之授衔、授勋仪式，并代表毛泽东主席授予勋章，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将军军衔：南京由刘伯承主持；成都、兰州由贺龙主持；北京由聂荣臻主持；沈阳由叶剑英主持；广州由林彪主持；武汉由李先念主持（由总干部部征求李先念意见，获同意）。

也就是说，全国的将官军衔都是以周恩来的名义颁授，而勋章则有毛泽东颁授。

1955年刘亚楼授为空军上将的内情

作为一代空军司令员战功卓著的刘亚楼1955年被授为空军上将很多人认为太低，相反从各方面看只应该授为上将的王树声被授为大将却又叫很多人认为太高。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可以说也有一定的战功，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从各方面来看，权衡功过，授为上将可以说不高也不低，最为合适。长征时期他是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中，除了黄超.李特.陈昌浩.周纯全和张国涛跟的最近的，参加了对中央的攻击；在西路军失败，途中休息时随便就杀了原红五军团系统的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只因为李彩云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系统的，反对张国焘，不信任怕出卖他，1986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为李彩云同志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路上看见原四方面军的战士叫他开枪就打，也是怕出卖他；这都是事实，这么自私的领导人授为大将很难叫人为之信服。在以后的战争中，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战功，败多胜少，虽然有的局限于当时的条件，但更多的是与个人军事素养有关。建国初期，只负责湖北省军事工作，相当于一个中将的级别，勉强上将而已。

在1955年授衔时，军委领导据说一时考虑什么派系平衡，因为他做过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为了授他大将军衔，才让他做了总军械部长。其实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肖克授为上将，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也授为上将，从各方面看是完全可以的。

其实不管从空军作为一个和海军相对称的主要军种地位来说，三大军种之一的海军第一任司令员肖劲光被授为大将军衔，空军司令员授为上将军衔与其在全军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作为陆军兵种之一的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被授为大将，而空军是一个军种，地位远重要于装甲兵，有人说，当时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授为大将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作为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大将军衔，这个理由也是错误的。苏军的空军司令员可是元帅呀。按这样，中国的空军司令员应该授为元帅了，空军和苏军的问题和联系更多呀。但是许光达授为大将，作为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高级领导人之一，曾经担任抗大教育长，几次让衔，从地位和品德上也是受之无愧的。

另外就是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个人各方面来看，1955年授衔时，根据我军实际情况，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授为空军大将是最合适的。刘亚楼早年参加革命，智勇双全，曾以单枪神手威震群匪。在长征时期，先后作为红二师红一师政委师长，率部参加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所有战斗，是当时分别为团长政委的杨得志杨成武这后来两位上将的老上级；

到陕北后，任抗大训练部长，和后来的大将罗瑞卿，当时的抗大教育长平级；后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兵团司令员，巧破天津，战功显赫。在担任空军司令员后，为了人民空军的建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导致英年早逝。其性格也刚正不阿，不殉私情，人称‘雷公爷’，深得全军敬佩。所以至今很多人都认为在1955年全军授衔时，应该授予刘亚楼空军大将军衔，一点不为过。而10大将的总数不变的话，必须有一位只能授为上将，而这最合适的就是让王树声为上将，让刘亚楼为空军大将。这是1955年我军授衔最大的遗憾。

因为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时，对朝鲜战争中敌我战损进行谎报，实际当时中国空军三架都不一定能拼掉美国一架飞机，但上报中央时却说成自己损失一架飞机能让美国损失三架。当时任空军政委的是肖华，四野骁将钟伟也在空军工作，为人梗直的钟伟向中央写报告，说明了空军弄虚作假的事情，所以志愿军回国后，别的军种都在庆功，但空军却一直在写检查。

受此影响，评军衔时刘亚楼给降了一级，但钟伟因为犯了众怒也被压制，四野时他已经是纵队司令，但只被受于少将军衔，而且后来四野原9个纵队司令里出了8个中央委员，只有钟伟不是。更惨的是，因为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肖华后来成为了总政治部主任，利用59年批彭对钟伟进行了无限的迫害。刘亚楼以后虽一直任空军司令员，但始终郁郁不欢，患肝癌早逝。肖华凭《长征组歌》一直深受毛泽东信任，历经大风大浪，虽被人称为军中康生，但死后骨灰总算留在了八宝山中。。。

★胡锦涛总书记的四件政治杰作[转贴]

胡总书记执政时间如果从他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开始是两年多，从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开始是一年多。至今年初接任国家军委主席起，起胡锦涛可以说是全面接掌了中国的大权。他执政的这两年多来，中国在国际政治、国际经贸和台湾问题方面出现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事。说是趣事也可以，说是胡主席的政治杰作也未尝不可。只是这些事一直为云雾所笼罩，其内幕不为外界所了解。但我觉得这是胡主席执政以来取得的令中国人非常高兴的成绩。

一、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自从联合国改革尤其是安理会改革提上联合国议事日程以后，日本以其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对联合国会费贡献第二为条件，争取进入新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行列。今年3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穿梭般访问了亚洲六国，她在日本访问时明确表态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新的常任理事国。在这前后，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俄罗斯、英国、法国也先后表态支持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今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公开表示：“如果亚洲新增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一个将是日本”。日本于去年9月与同样想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印度、巴西、德国等四国组成了所谓“四国联盟”，共同推动“入常”活动。

今年以来，日本在这一非常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为争取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到处撒钱，广泛拉拢世界各国，大有志在必得之势。只有中国表示了：联合国“增常”应该在联合国成员国之间进行“充分协商”，不能设立时间限制的态度。中国一国之言，似有孤掌难鸣之状。这一形势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成定局，这也让日本政界兴奋异常。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也无奈地表示：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没有办法阻挡，中国政府要“正视现实”。但这一形势却在中国国内激发了很大的民愤，全国绝大多民众出于日本否认二战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恶劣行径，坚决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要求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否决这一提案。中国政府好象被世界大形势和国内大民愤挤到了悬崖边上。

但在这之后不久，有趣的事就出来了，首先是在联合国内以意大利等国为首的所谓“咖啡俱乐部”，一下子联合了115个国家。这些国家共同反对为联合国“增常”设立时间限制，并要求“增常”一事必须在联合国成员国内达到意见上的“充分统一”。而且“四国联盟”中每一个国家均遭到“咖啡俱乐部”中某些国家的坚决反对。紧接着美、俄两国也一反过去的态度，表示不同意为联合国“增常”的表决设立时间限制，认为要在联合国成员国内充分协商一致。

“四国联盟”“入常”一事在联合国内遭到如此强烈和普遍的反对，这是日本人万万没有料到的。反对如此强烈，“协商一致”的局面就根本无法达到。这一形势的大逆转使日本的“申常”美梦肯定泡了汤。这不谛为情绪处在十分亢进的日本人头上大大地浇了一飘冰水。这事怎么就在对日本人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一下子来了个大翻盘呢？为了挽回影响，日本首相小泉在已经表示了“没有时间”参加今年5月分俄罗斯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后，重新表示要认真地参加这次庆典。并在随后不久在印尼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就日本在二战的罪行向亚洲国家公开道歉。日本政府还多次表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会议上同意“接见”小泉首相。即使这样，日本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事也好象并没有出现转机，中国政府表态：日本人必须“言行一致”。原来大力支持日本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改变态度，他说“日本要想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必须首先得到亚洲国家的同意”。中国政府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无法得知，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却是可以肯定的。我觉得这事真的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我好久没这样爽快过了。

二、台湾国亲两党主席争相访问大陆，两岸僵局迅速打开

自去年民进党再次赢得台湾大选以后，台湾岛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台独势力十分猖獗，国亲两党合并之事没有下文，而且亲民党和民进党举行了所谓“扁宋会”，达成了“十二条共识”，主张统一的国民党大有被挤出台湾政坛的趋势。就在大陆在今年“两会”期间毅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之后不久的三月分，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先生突然访问大陆，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以总书记胡锦涛的名义，公开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在台湾民进党政权的强大压力下，连战先生毅然前往大陆访问。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连战先生这一访问迅速扭转了台湾的政治形势，台湾民众支持连战访问大陆，欢迎两岸和解并加强沟通和交流的比例一直稳居绝对多数。而且国民党在岛内的民调指标一路上升，并首次超过了民进党。陈水扁的民进党当局手忙脚乱，先是扬言要对连战以法律治罪，但不久又对连战的访问表示“祝福”。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于连战返回后不久迅速访问了大陆。而且国亲两党均认为：访问是否取得成果要以是否能见到胡总书记为最主要的标志。可见胡总书记的地位在台湾政界是如何的高。

到今天为止，国亲两党的访问均已圆满结束，两岸民众反映出奇出好，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内部乱作一团，台湾岛内媒体评论，民进党的民众支持率大有“崩盘”之势。虽然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肯定并不乐意见到台海两岸出现和解和沟通现象，但台湾岛内民意的潮流已经把民进党推到了非与大陆接触一可的地步。在台湾国亲两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后，陈水扁气急败坏，骂遍了台湾政界的所有人，连美国人也骂了。但在谈到胡总书记时，这位不拘小节的台湾政界第一人反而心平静气地说了一句话：“胡锦涛很历害！”

台海两岸形势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整个大陆和台湾民众都没有想到的，起码我没有想到。而且在台海两岸如此对立的情况下，谁会这么准确地看到了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思想动态？同时看到了国民党内心深处同意与大陆联手制台的政治动机？又有谁会有如此高超的政治手挽把国共两党一下子联系起来？这就是这件事最耐人寻味之处。

三、朝鲜问题

在最近一年来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一事闹得不可开交。大家知道，“六方会谈”是在胡锦涛主席接任后开创的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思路，这一思路既满足了朝鲜方面重返国际社会和打开国际制裁僵局的愿望，也为解决朝鲜问题铺下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在前三次“六方会谈”中，美国本着无视朝鲜利益的霸权思想，对朝鲜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朝鲜方面在会谈中也缺乏灵活性，态度十分僵硬，自已暴露有核武器，一味以核手段威协美国。致使第四次“六方会谈”至今无法顺利召开。但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这就是朝鲜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朝鲜国家必须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合法生存空间。

为了打破六方会谈的僵局，今年2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王家瑞访问朝鲜，并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带去了胡主席的“口信”，金正日为这条“口信”亲自接见了王家瑞部长。紧接着朝鲜方面宣布可以有条件地重返“六方会谈”。今年3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也就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之事与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搓商。4月以来，美国方面出人意料地软化了其对朝鲜的立场，先是表态不反对在“六方会谈”时与朝鲜方面进行单独对话。最近又连续放话：朝鲜方面如愿意重返六方会谈，美国方面将地同意达成朝鲜方面提出的就朝鲜消除核武器并提供能源和经济援助的“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协议；还说如果美国方面在第三次“六方会谈”中对朝鲜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条件，朝鲜方面可以在第四次“六方会谈”中重新提出自己的新方案。这就是说只要朝鲜愿意重返六方会谈，美国政府准备对朝鲜作出重大让步。

自小布什接任美国总统以来的六年中，美国人四处动武，打阿富汗，打伊拉克，美国重未考虑其他国家的意见。但在朝鲜问题上小布什似乎产生了顾虑，朝鲜虽然被美国划为邪恶轴心国，但他对朝鲜一直未敢轻举妄动，中国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六方会谈”的思路，美国人也老老实实地来参加了。现在美国又在态度强硬的朝鲜面前，多次服软，这难道不是中国、或者说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方面的艺术手段带来的结果？就是说朝鲜“六方会谈”也许在不久就会重启，朝鲜问题也许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

四、中俄石油管道问题

中俄石油管道问题本来并不存在问题，中俄两国已经于2001年就这一管道的建设和石油资源的勘探达成了协议。但日本这种无耻小人，竟然明目张胆地斜插一扛，宣布如果俄罗斯将这条石油管道的终点由中国境内的大庆改在俄国远东港口纳霍得卡，日本政府将给予75亿美元的资金投入。穷极了的俄罗斯置中俄两国之间的商业信誉于不顾，见钱眼开，接受了日本人的方案。对于这一结局，中国好象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日本人有钱，管道终点选在纳霍得卡确有其优点。迫于对石油的强烈需求，中国只有求着俄罗斯在修建这条管道之时，考虑再建一条通向大庆的支线。

但“安纳线”方案热闹了一阵后，俄国人发现日本人总是不情愿把承诺的75亿美元爽快地拿出来，时间拖到去年上半年，俄国人又重新提出了一个“泰纳线”的方案，就是把这条管道的起点从俄罗斯贝加尔湖边的安加尔斯克改在了西北400公里处的泰舍特，俄国人好象有了新的想法。去年底，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可为俄罗斯的“泰纳线”的建设和石油资源的勘探投入13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日本人75亿美元的数字。俄国人又动了心，俄国家石油公司在今年初宣布，与日本合作的“泰纳线”石油管道工程将推迟开工。

俄国人这样脚踩两只船的折腾了两年多，中日两国承诺的美元一分也没到位，时间却耗出去了，俄国经济的最主要支撑――石油工业受到了拖延。俄国人终于受不了了，也似乎明白了什么，今年4月26日俄能源部长维克多·赫里斯坚科终于发布政府令，即《关于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的管道体系建设步骤的命令》宣布：计划中的泰舍特到远东港口纳霍得卡的石油管道工程将不考虑日本的资金，全部资金由俄国家石油公司自己筹集，并说已经筹到了80亿美元。还同时宣布，这条石油管道将优先考虑修建到中国大庆的支线。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总裁魏因施托克今年4月11日在伦敦表示：“日本提供的贷款现在对该公司而言无足轻重”。

事情转了两年多，好象又转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来了。如果俄国人这回说话算数的话，日本人真地没得到任何好处。吃亏是的俄国人，因为时间对于非常缺钱，但又想尽快振兴国家的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否认日本人提出的安纳线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日本人插这一扛也确实动了不少脑筋，十分缺钱的俄国人投靠日本人就是看重了他的钱，但为什么最终俄国人没有采纳日本人的建议，也没有用日本人的钱？现在什么事也没做，俄国人一下子又有钱了？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起了什么作用，但可以肯定，俄国人重新回到了考虑中国利益的思路上来，中国政府肯定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手挽。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有战略眼光的大国政府应有的韬略。当然这件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最终结果。最终结果会怎样？我们试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