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作者 阿道夫二世：自从“军人选择战争”论堂皇亮相后，引发大量争议，最近网上收集一些材料，发现在此论公布之前，已有贪生怕死、利欲熏心的鼠辈以实际行动践行之了。披露某些内幕，并无损我空军的光辉形象，只能使更加客观的了解部队的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为部队的建设献策献力。

      ◆第一、战争时期的选择

　　郑赤鹰所著《我打下了美国飞机》一书，记录了我十三位抗美援朝空军英雄的口述，其中几个段落是鲜为人知的。
　　
　　一段是我三师九团大队长王海：“我们的高政委，从别的地方调了一个飞行员，叫王灿，也是我们一家的，搁在我这个大队。他没有打下敌机，敌机也没有打下他。每次跟着出去晃荡，他自己就说，我王灿不行，美国也知道我不行。到最后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也没有打下敌机，敌机也没有打下他。很有意思，贪生怕死什么时候都有，但是那是个别的，极少数的。我这个团就有一个人，一过鸭绿江，飞了一万米，等别人一返航，他就回来了，看人家都回来我就回来了。…….他也没有被别人打下过，别人也没有打过。飞那么高，你不主动进攻敌人，你上哪儿去创造战绩？”

　　在这里王海说了两个人，按王海的意思，那个王灿不够积极，另外一个人则是纯属贪生怕死，消极避战了。

　　王海是我空军三师9团大队长，在王牌部队里还有这样的人，实在令人惊讶。

　　另一段是空12师34团团长郑长华所说：

　　“我们那里就出典型，一个是一大队的程英昆。程英昆他就是不愿意过鸭绿江，一过鸭绿江，他就找个理由，飞机不是这坏了，就是那里出毛病了，他就向回走。最后，那就发展到右倾怕死，怎么也不敢过鸭绿江。最后没办法，全师开了斗争会，把他送走了。送到四师，给他个改正的机会，到四师，他又是这样。四师的同志见到我就讲，程英昆到他那儿去表现不好，不愿意出航，有时候他吃饭还怨伙食不好。团长就骂他，说你小子不能干，还挑挑拣拣。结果两个人吵开了，气得团长说：你怎么样，我要枪毙你。为什么呢？大家对这种右倾怕死、作战不勇敢的人很气愤，没有出息。本来这个人还是个老同志，后来弄到12校，12校又把他开除了，结果回家放羊去了，就这么个人。”

　　“还有一个叫张忠向，那是36团的，刚才说的是我们34团的。36团有一个飞行员，正好在敌人攻击他的长机时，他是僚机，他本来完全可以向敌人展开攻击，掩护他的长机，他不但没攻击，他转过头来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慌里慌张，对着沈阳跑，他没有跑到一个正儿八经的正规机场，跑到新民的一个土跑道，根本没有部队住的地方，他跑那儿落地，最后没有办法，别人又带着油车、带着电瓶车，到那儿去，飞机才飞回来。他张皇失措，最后这个人被开了斗争会，被判了刑。”

　　可见空军部队飞行员畏战、避战并非个案。怕死是人的本能，如果任由“选择论”蔓延，那么仗根本就没办法打了！

　　◆第二、面对金钱的诱惑

　　我空军历年叛逃人员的资料逐步被披露，据现有材料统计，从1960年到1987年，共叛逃飞机13架，飞行人员18人，叛逃成功人员均获得高官厚禄的待遇。两个叛逃高发期一个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显示了物质利益对人的巨大诱惑。

　　求生趋利是人的本能，如果“选择论”泛滥成灾，整个军队将不战自溃！

　　◆第三、在个人利益和国家需要之间的选择

　　在原空军昆明指挥所司令员邵文福（副军级）所著《我认识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一文中，记录了另外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

　　1992年，原驻西安某强击机师原编制撤消，由老飞行员组成整体调往四川某地改装歼击机，为以后换装新型歼击机（歼11）做准备，而有年轻飞行员组成另一个团调往杭州换装（歼轰7）。邵文福文中说此决定不合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调往四川的某团最少的也飞行了1000个小时，空军是把这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当成宝贝、当成空军的精华来使用，飞歼六只是第一步。
　
　　问题是西安、杭州和川东地区，大城市和大山区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导致了飞行员的抵触情绪，25名老飞行员中只有杨利伟等8人坚决服从安排，其他的人都借故闹停飞，有相当部分的同志还萌生了就此停飞转业的想法。

　　闹停飞的阴影一直伴随着这批飞行员的改装，在学习理论阶段就有8名同志以各种疾病为由住院检查治疗，还有9名同志基本上也抱定了停飞的决心，有的就说头疼；有的次次飞行准备测验不及格；有的一飞就出“错、忘、漏”；有的怎么带飞都说自己没有信心。其间还发生了某大队长飞行中诈称“黑视”反应及某飞行员服毒自残的事件。

     最后不得以采取了组织措施予以解决，将身体确有疾病不适宜改装的8人给予停飞；对胡尘等3名确实闹停飞的人给予了纪律处分并调到雷达部队；同时争取、转化了6名暂时思想转不过弯来的同志。

　　一次停飞11名飞行员，是非常大的损失。人们常说训练一个飞行员的费用相当于和飞行员体重相当的黄金，那么这次停飞就损失了近1吨的黄金！

　　这不是个别现象，在社会复杂因素冲击下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军轰炸机、运输机部队飞行员闹停飞很多，全是惦记着专业干民航！

　　在编人员的问题也是不少。飞行是高风险的职业，据说飞行员岁数越大胆子越小。当年，某师年轻飞行员（还在找对象阶段）曾对我说，现在是老的不愿意飞、新的抢着飞，那些老飞行员拉家带口，能飞都不敢飞，而我没什么事多飞还多拿津贴呢！

　　可见，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工作，除了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相关的管理制度、奖惩制度和生活保障也必须健全。

　　如果我们空军部队的政委，天天把“选择论”、“一团黑”之类的挂在嘴边，军心怎能不涣散？
　　
　　◆第四、在个人恩怨面前的选择

　　如何处理个人恩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公开的有陆军军官持枪滥杀、海军士兵自爆军舰这样的事件，那么空军有无类似事件呢？
　　
　　从公开的材料上看没有，但是有一则传闻：

　　某部机械师，因为个人恩怨问题意图报复社会，借机骗过机场警卫，驾驶备勤飞机起飞，意图撞击XXX，万幸他只是粗通驾驶，航向、速度、高度始终没有调整好，在半途坠毁。
　　
　　有一种选择，是绝对的禁选项。现在的制度还是太宽松，建议修改，对于那些肆意选择“禁选项”的人，必须抄家灭门！
　
　　◆第五、有一种“选择”就是“出卖”

　　这种选择的代表就是刘广智，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私欲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几十万战友的生命。

　　◆第六、还有一种“选择”叫“背叛”

　　背叛自己的国家、军队、信仰，是最无耻的选择，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人物。不过一旦出现了，就必须除之后快，否则，军心大乱必将误国误军！
　
　　据说老蒋当年失败后曾长叹，“最可靠的是人，最不可靠的也是人！”足见老蒋的辛酸。做人的工作，需要一整套完善的制度，需要一大批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不知我们的高层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看着空军的新飞机满天飞，感觉还是不踏实，老蒋惨败后的感言，犹在耳边………

2006年12月28日：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  印度总理曼莫汉星本月14日开始对日本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受到日本方面的高规格接待。这是印度总理在最近5年首次访日。

曼莫汉星启程前发表声明说，他将这次访问视为印度推进“东向”政策，强化与东亚地区国家合作的重要机会。他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提升印日战略全球伙伴关系以及展开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举行磋商，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安全、反恐、能源、运输、科技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广泛合作。

有消息称，曼莫汉星访日期间，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全球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全球伙伴关系”。而且，曼莫汉星此行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寻求日本这一民用核能大国对引起争议的美印核能合作计划的支持。

曼莫汉星访日受到一些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其原因不言自明：日印这两个除中国之外的另两个亚洲大国的接近，自然会令中国感到不安；尤其是日印接近是否隐藏着潜在牵制中国的动机和因素，就更值得探讨。

在日本和印度方面，对此次访问的期望可谓各有侧重，印度渴望获得日本的经济合作，并寻求日本对美印核能合作的支持；而日本则更希望把重点放在加强日印外交和安全合作上，把印度拉入美日澳战略对话。有鉴于此，日印之间此次互动，在国际间难免引发有强化印日合作、共同制衡中国的猜测。

在此之前，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已经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大幅加强。2002年，在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一度传出双方有意建立“亚洲北约”以潜在牵制中国的说法，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美印合作一直成为令中国关注的焦点之一。今年上半年，布什政府在明知印度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还决定向其提供核技术援助，后虽遭到美国国会质疑，但国会最终还是在不久前批准了这一决定。美国国会的决定批准后，也将影响到德国向印度出口相同技术的决定。曼莫汉星今年上半年访问德国时，向德国提出援助核技术的要求，但德国方面决定以美国国会的最终决定为参考标准。

无论是美印还是日印合作，其一方面是有关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另一方面则间接涉及到中国。原因很简单：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上述国家密切关注的对象；作为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潜在对手，美国希望加强与日本和印度的关系；而同为亚洲大国的日印，则既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也加强日印之间的合作。

对中国而言，到底如何认识和评估这一现象？应该承认，在“后冷战时代”，各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较冷战时期更为频密；其特征每每是合作和潜在对抗兼而有之。伊拉克战争后，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明确提出要联合中国“平衡美国的全球影响”，后被中国以巧妙的艺术予以化解。但中法接近乃至后来的中欧战略接近，对美国而言一直是如芒在背。近年中国的影响力延伸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引起美欧的高度关注。

但问题的巧妙在于：无论中欧如何接近，双方都不会以直接针对美国为目的，而且都会分别与美国发展双边关系，但国际秩序将不再过分向美国倾斜。从国际秩序民主化的角度看，这是有益的。正如中欧、中非的接近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以中国为潜在目标的接近，也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影响。

当然，这是就宏观、长远的战略格局而言。就微观、短期的战术层面而言，一些国家之间以中国为潜在目标的接近，可能会在政策层面上对中国构成一些影响。以美欧关系为例，去年上半年开始，美欧之间加强了亚洲政策，其中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协调，这不但在相当程度上对美中欧三角关系构成影响，而且还实际体现在欧美协调解除对话军售禁令、加强对中国能源需求评估和出台有关政策方面。

另外，近年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欧盟原来将中国作为其在亚洲国家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但近年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日益明显，欧盟也渐趋展开与印度、日本甚至蒙古的合作，希冀以此平衡中国的影响。

因此，对于包括日印在内的有关国家的接近，中国方面一方面须在策略层面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注意其政策协调的情况；但从宏观格局上，这些所谓的合纵连横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影响。▲

1981年，华国锋的画像从北京所有大宾馆的迎客厅被取下来，从中国各单位、老百姓家中的毛泽东像旁边被取下来，原因到底何在?历史上，一个过渡性领袖人物的下台。决非偶然。了解其内因，将使我们受到政治的人生的教益。 

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很感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他在毛泽东过世后，一再表示：按过去的方针办。可以说，从总体上看，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再现，华国锋路线是毛泽东路线的延续。 

◆一、怎样走上政坛 

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山西交城一带抗日颇有名气，担任过区、县、地委、省的领导工作。1969年4月，他成为中共九大170名中央委员的一员。1973年8月，他成为中共十大25名政治局委员的一员。1976年4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10月，他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由上看出，在中国的最危机关头，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摆在华国锋面前的并不都是鲜花，更多的，是让他颇感头痛的问题。 

◆二、在党和人民面前 

第1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 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第2条、粉碎“四人 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华国锋同志就背离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3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

第4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第5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1981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讲到了华国锋的失误，也是5条： 

第1条、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

第2条、压制1978年开展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

第3条、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 事 件”）的进程。

第4条、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第5条、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

12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说：“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中央军 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也提出：“我们这个决议里边写上华国锋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好处。”邓小平提到的决议是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表述的，“很明显，由他（指华国锋）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许多人都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中央军 委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因为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邓小平认为，他可以在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的前提下，担任一段中央军 委主席，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人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12月5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发言，表示欢迎对他的批评。他并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 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了他在六中全会前不再主持目前的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中央政治局并且表示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1981年6月的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虽正式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 委主席的职务，但仍保持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职位。

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保持了中委的席位，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1987年中共十三大，华国锋仍以1800多票当选中委。这表明，中央对犯过错误、但的确有过贡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但从十一届六中全会起，华国锋的职位越来越具有荣誉身份的特点。历史的聚光点已从他的身上移走了。这一点，是大家共同承认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毕竟是登上中国政治高峰少有的人物之一，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本身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课题，可是，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三、过渡性的领袖 

人们通常认为，华国锋是个过渡性的人物，这一看法，大致是正确的。正因为华国锋处于中国政治的过渡时期，所以可以判定，华国锋的错误，一方面是由其自身的水平所酿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产物。

华国锋失误的确是严重的，其要害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华国锋已经认识到了“左”的错误的危害，但由于他从实用主义出发，过多地考虑了个人得失，对清除“左”的错误面临的困难顾虑太多，从而坚持和助长了“左”的错误，导致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失误。当断不断，坐失良机，这与许多老干部和人民要求纠“左”的情绪和呼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华国锋失去更多人的信任已成定局。  华国锋的失误，使他离开了政治权力的中心。  ▲

    作者: 东北热血军人 辛一山发表于: 2006-12-27：美国的航母舰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以前世界各地如果发生什么事美国如派出航母舰队到相关地区附近活动，相关的国家都会有所顾忌，航母舰队的威慑力量不可忽视。现如今，12月22日，美国宣布增派一个航母舰队到波斯湾，意在威胁伊朗。可是伊朗完全不把美国的威胁当一回事，在联合国通过制裁伊朗决议时，伊朗居然声明是废纸一张，并且进而针锋相对的宣布增设3000台离心机。

    大家知道伊朗“核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与伊朗的矛盾，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表现是完全不把美国的威胁当一回事。就是美国派再多的航母舰队到波斯湾，伊朗也无所畏惧。一次伊拉克战事的表演不但没有增加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反而大大的削弱美国的军事威慑力。这是全世界通过伊拉克战争都明白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纸老虎”。现在的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沼，谁都不相信美国还有能力敢招惹伊朗。航母舰队现在已经不具备军事威慑力了，它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累赘。想想，一个航母舰队光六千人的人工费用一年最少需要三亿美元，再加上损耗、运输等各种费用，一年最少也要花费几十亿美元。这么大的花费，却收不到威慑效果，航母舰队还能干什么？这不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累赘？

    早在苏联时期，赫鲁晓夫就说“航母是钢铁棺材”，这是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观点，航母舰队确实是核武器攻击的最好目标，赫鲁晓夫这么说并不过分。但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照道理来讲，应该是害怕美国的航母舰队的，可伊朗偏不怕。众叛亲离的萨达姆虽然给美国打败了，但美国在伊拉克不但捞不到什么便宜，还骑虎难下。美国政府虽然照搬黑手党“顺者昌，逆者亡”的逻辑行动，可黑手党的聪明却没有学到。电影《教父》里面都有讲“最好的威胁是不采取行动，一旦采取了行动而没有收到效果，人们就不怕威胁了”。黑手党教父的话布什总统没有学习，因此，是布什使美国政府的原来的威慑利器“航母舰队”变成为了累赘。

    两年前我就说过，美国的霸权力量是因为从美元霸权而来的，随着经济的衰落和美元霸权地位的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就要消退。可是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要帮美国来粉饰，说什么“不要说美国衰退”。当这些专家看到航母舰队成为美国政府累赘的时候，不知是否还继续维持美国没有衰退的论断。世界上各国家的力量都以经济力量来衡量，美国现在的生产总值还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三成，影响力依然巨大。但随着美元独霸地位的失去，美国的经济将逐渐的衰退；随着美国经济影响力的衰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将发生衰退。说美国衰退只是说明一种趋势，美国整体的影响力已经从伊拉克战争后明显衰退，伊战是美国走下坡的转折点。这种衰退的趋势并不是如一些专家所说的像越南战争时的趋势，越南战争美国只是失去面子，减少一点国际影响力。而伊拉克战争却是骑虎难下，拖下去美国没有取胜的希望；撤出来则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会有很大的、不利于美国的改变，而且还帮别人做了“嫁衣裳”；伊拉克战争使很多的国家看清楚美国也有弱点，并不是那么的不可战胜和可怕（伊战后出现众多针对美国的挑战者就是好的例证）。

    不平则鸣，是人际社会的公理。美国的很多电影都是描述邪恶帝国怎么专横统治，但都不能扼杀追求公平的反抗，最终都是正义胜利。道理很浅显，就是“正义胜利”。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反省一下？只要美国不抱偏执的观点，多给世界一些公平就可以了，世界就会平静很多，谁也不是美国的天然敌人。如果美国要自己树立很多敌人给自己找麻烦，那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

（中青报报道）:  让科技界人士不在相信可以创造，大众不相信科技，整个中国科技发展的严谨性何在？造出一个次品不要紧，我们去改造工艺。造出一个巨大的骗局，这是什么影响，制造事件人是诈骗犯！如果各行各业都可以骗，中国X落将不远了。

   科技犯罪，诈骗国家1亿元如何处理？我们还相信中国科技界给的创新技术应用吗？

刘效仁 （东软科技董事长）

　　年末盘点中国科技界，除了邹承鲁老人的逝去让人缅怀，几乎一地鸡毛。造假、剽窃、舞弊事件接二连三，尤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前院长陈进“汉芯一号”事件为“可耻之最”。然而这一造假丑行，却没有相关责任人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我说汉芯事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应不算枉屈。陈仅仅靠雇人磨掉从美国买来的芯片原有标志，加上新标志，就变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借此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并荣任了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博导以及“长江学者”。

　　无论如何评价“汉芯事件”对科技创新的极大腐蚀力与破坏性，似乎都不为过。因为该事件从表面上看具有评审程序的合法性。上海交大为此发表的声明曾表示，“汉芯”系列芯片的研发过程，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的，其科研成果通过了有关部门组织的验收。知名专家的一致肯定，其过程和程序中规中矩的背后，恰恰是学术良知和职业操守的集体性沦丧。因为，只要将所谓的“汉芯一号”芯片拿到freescale公司测试一下，谎言不攻自破，要真正鉴别其真伪易如反掌。

    整个科技评估和鉴定过程中，先后经过上海市及国家诸个相关部门审核。所谓的“汉芯系列DSP”申报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申请了12项国家专利，这些权威机构似乎级别越高，证伪的能力便越低。正是这种不负责任，偏听偏信，给虚无的“汉芯一号”涂了一层层耀眼的油彩，为其弄虚作假大行其道提供了舞台和便利。

　　“汉芯一号”作为“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迎合了某些权力机关和官员急于出政绩、树形象的功利心理。中国亟待在高新科技领域有所突破，国家政府对自主创新寄予了深厚乃至热切的期待。尤其自主研发高性能芯片，实在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梦想。所以，陈进便利用这种期盼，通过伪造的“汉芯一号”，把自己打扮成自主创新典范的同时，也为某些人增添了政绩。在把陈进树立为典型和样板的过程中，一些机构扮演了极不光彩甚至助纣为虐的角色。

　　无论是无能被骗，还是失德腐败，抑或是好大喜功，无疑共同构成了学术腐败扩散、科技造假猖狂的温床。“汉芯一号”事件，不仅暴露了我国当下学术评估体系重关系、人云亦云、缺乏职业操守等种种弊端，也暴露了某些政府组织和科研管理机构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

　　可至今，评审专家应该负什么责任，相关部门要负什么责任，依然含糊不清。有关部门发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不单处理办法不够细密，操作上不够具体，而且对如何进行法律追究未作突出表述。

　　邹承鲁先生去世前曾直言：“光说是不行的，对学术不端行为，一定要严查严办。”而“汉芯事件”竟然没有人承担法律责任，如此宽容乃至宽纵，要克制当前的腐败之风，还科学界一片净土，委实难矣。 ▲

史学界对黄埔军校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本文就近年黄埔军校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些综述，以纪念黄埔军校建立80周年。
　　
　　◆黄埔军校创办的背景
　　
　　孙中山为什么要创办黄埔军校？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孙中山总结吸取以往革命斗争 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重大决策。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骄兵悍将争夺地盘的工具”，这使他“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才有出路”。赵耀宏、郝琦认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在建军问题上非寻找新的道路不可”。方义洁、张栋梁认为：“苏俄革命的成功，也是促使孙中山创建军校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兴　　指出：“经过反复思考和借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孙中山终于明白了俄国革命所以很快成功，是‘因为有了革命军队做革命党的后援’；中国革命因‘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便不能完全成功’”。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王宗荣、王素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对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工作的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孙中山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谈方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蒋介石为何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刘翠英认为，蒋对孙“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虞宝棠指出，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多种因素的组合，造成了这一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做出了这一决定。丘挺、郭晓春则指出：“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对蒋介石的黄埔治军思想与实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季云飞指出：“蒋介石此时期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五个方面。韩胜朝认为，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学者们普遍认为，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创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宋桂林指出：“周恩来一到任，马上就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设组织机构”，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周恩来还“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其次，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陈伙成、王建强认为，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陈答才指出：“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金冲及认为，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总之，学者们认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苏联、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办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刘翠英指出：“最初考虑把军校设在苏境内，后来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在中国境内建立”。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创办军校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谈方指出，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随后，苏联又应孙中山要求，先后向广州派了几十名顾问。当时，“苏联顾问的活动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做出了贡献”。黄埔军校的发展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帮助。王强指出：“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给了黄埔军校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周兴　　统计，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影响是巨大的。唐正香认为：“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王强认为，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订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重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政治方面，王强指出：“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员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员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黄埔军校毕业生
　　
　　黄埔军校毕业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历来备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招收的前六期学生，更是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据周兴统计，黄埔军校“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其中的前五期毕业计7399人”，“其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年7月至10月分批入校，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刘红指出：“在国民党军界中只有前六期最有地位和影响”，但“在前六期内也讲究资历，前后期之间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低一期自甘屈就”。这使学者对黄埔一期又给予了特别关注。赵金康对黄埔一期学生的生源、家庭状况、文化程度、入校年龄、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黄埔一期“学员分布广，利于他们互相交流学习和取长补短”；学员出身各种家庭，但“以来自农民家庭的学员居多”；“学员所具备的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便于他们接受新知识”；年龄大多“在19到25岁之间，处在受教育的良好阶段”；“大多数学生无宗教信仰，为三民主义迅速成为他们的理想提供了有利条件”。曾庆榴则进一步对黄埔一期师生中的中**员人数和特点作了考订和分析，认为学员中有中**员88人，教职员中有中**员15人。他们“多是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练，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
　　
　　黄埔军校曾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摇篮，黄埔出身的国共将士在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赵耀宏、郝琦指出：“黄埔军校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也宣传和传播了革命思想，支持和推动了工农运动”。周兴指出：“黄埔师生出身的国共两党将士在东征、北伐和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共同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起建树了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历史丰碑”。
　　
　　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实践的开端，为人民军队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并准备了干部。陈伙成、王建强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通过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周兴指出：“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中共掌握部分国民革命军，及其此后创建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力量。他们为人民武装的肇创、发展和壮大，建树了不朽功勋”。此外，还有众多的黄埔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陈伙成、王建强指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黄埔师生约有3000余人，他们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武装起义”，“为革命战争的发生发展，为红军和苏区的建设，为白区斗争的开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埔精神的内涵
　　
　　黄埔军校培育的黄埔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何为黄埔精神？卢宁认为：“简而言之，就是为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陈伙成认为，就是“孙中山倡导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主动活泼的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后来人们把这些精神誉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蔡宏俊认为：“黄埔精神是一个以中华传统武德为基础，以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为主体，以大同理想为核心的思想系统。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武德内涵和独特的武德规范，而且充满着道德悟性和人生智慧。它是一座既有人格魅力又有思想魅力的精神宝库。王宗荣、王素梅认为：“发扬革命的黄埔精神，深化我国军事文化研究和弘扬黄埔精神，汲取国共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陈伙成、王建强则通过考察黄埔同学会的历史指出，抗战时期的延安黄埔同学分会以“团结抗日救国”为职责，新时期的黄埔同学会以“致力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为己任。由此可见，“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长期斗争中，党始终不渝地弘扬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研究存在的不足
　　
目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还仅仅局限于1924—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的黄埔军校，而对此后黄埔军校的发展演变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其在各地所办分校更是鲜有研究。因此，我们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将整个黄埔军校的历史纳入研究范围。此外，我们还应关注现实的黄埔同学会的研究，将其与黄埔军校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设一座联系的桥梁，从而使历史更好地服务于现实。▲ [楼 主] 59坦克 Posted: 2006-12-27 22:41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好烟者众，在相当长的一面时间内，供烟任务由代号为“132”的特别小组完成。 1964年夏天，德阳什房子邡卷烟厂在四川省轻工厅办公室接到授命：为中央首长卷制雪茄持供烟。
　　
　　什邡种烟历史近200年，以质地优良的什邡烟叶为原料制成的什邡雪茄，被誉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一。什邡卷烟厂于1918年创办。从50年代末期开始，贺龙元帅抽的雪茄烟，就是该厂工人范国荣等人卷制的。而由什邡烟厂给中央领导生产的特供烟，便是由贺龙元帅提议，经中央办公厅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以后决定下来的。生产特供烟是一上新课题，技术科最终搞出35个配方，样品测试后送交北京。不久厂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长选定的一、二、十三、三十三号进行生产。
　　
　　据说，毛泽东选定的二号烟。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特供烟卷制组设在厂长办公的小院内。试制出口雪茄的五车间成立后，又专门留出地盘作为特供烟卷制组的工作室。五车间被铁丝网包围，工作室随时上销，节假日门窗贴封条，安全防范极其严密。在选料上，“特供”严于“出口”。为了鉴定是否“接火、灰白、香足、味浓”，每支烟要剪下尖部点燃品尝。卷特供烟的师傅最多时仅四人，难以应付，厂领导有空时也来吸，曾发生过吸至晕倒要吃生米急救的事。
　　
　　后来，用土制工具代替人吸。继而又采用草灰水浸泡以解决灰白问题，才解决了这一难题。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单人日产仅为20至30枝。包装用白盒，编号封条，由专人送到成都军区政治部，一月一次。
　　
　　这期间，李井泉、张国华、李大章等四川省党政军领导不止一次到该厂视察生活，慰问工人。李进井泉的夫人肖里视察次数最多，过问最细。肖里在“文革”中自杀后，烟厂领导才闻知，特供烟生产的四川方面负责人就是她。
　　
　　特供烟组的工人一天做多少枝，上面过问不严，但如果一旦发生质量问题，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有一次，几枝燃不着的烟被国家卫生部封条盖章退回来，按照烟上的次号，很快查出是谁做的，并立即将其撤出特供烟组。
　　
　　另一次，国务院开会，中央领导人正抽着，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成一洞。电话立即打到成都军区，军区派员到厂查访，检验的结果是烟芯太细和外皮筋未铲平。厂里针对这两点改进工艺，类似情况再未发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送京的烟停止使用，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卷制组举迁北京。
　　
　　1971年11月，经过严格审查后的黄炳福、范国荣、姜耀秀等以及家人抵京，落户在南长街80号。对面便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这是一座内外套的双层四合院，原为匈牙利大使所居。黄炳福一地到后，内外院已装修一析，并已决定将原为生活区的内院改作生产区用。由于南北气候、水质存在着差异，生产前要先做实验。黄炳福在烟厂期间一直从事高级雪茄配方式作，整个试验全由他一人操作进行。他在雪地上的临时帐篷里搞了三天，终于试验成功。
　　
　　给这样一个新产生的小单位定什么名称，当时颇费了一番思索。基于不搞正式对外牌号又便于内部称呼联络，按中央领导当初选定的雪茄配方编号，取名为“132”，直截了当。
　　
“132” 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仍由四川供辅助材料在当地购买，特供烟月产15至20条。内部纪律十分严格。不能向外打电话，外出要请假，回来要汇报，不准会客。作息和学习制度也过硬，早上6点20分起订，冬天扫雪，夏天擦灰，晚上9点半睡觉。8 小时工作制，上下各做一次工间操。每天用90分钟学毛著、学《反杜林论》。每周一次党员会，一次民主生活会，用《老三篇》对照检查自已。1973年，黄炳福经申请被批准回到什邡，烟厂又派出人员前往接替工作。1976年，“132”不再生产特供烟后，与北京烟厂派出的20多名学徒一起，为该厂生产“北京”牌雪茄。产品进入市场，不久正式并入北京烟厂。▲ [楼 主] |59坦克 Posted: 2006-12-27 22:35

 

1974年大陆东海舰队南下驰援西沙请求通过台湾方面封锁的台湾海峡时,老蒋还亲自下令开灯放行,并且要求太平岛国军给予后勤支援和伤员救助呢!好象手谕是这么写的:"查我东海舰队,开赴西沙作战,沿途国军一律救助!"

——完全是无稽之谈。我来说明几点：

第一，西沙海战之前，台湾方面确实高声叫喊“南越侵犯中国领土”，但那是因为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敢在南海与背后有美国撑腰的南越交手，企图以此显示“中共出卖国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正因为如此，1974年1月西沙海战后，台湾方面对西沙的关注突然沉寂了下来，与此前的高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所谓“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完全是信口开河。这里有几个常识性的错误：

1、海上航行起指示作用的不是“探照灯”，而是灯塔。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2、当时东海舰队调往西沙的增援舰艇编队是从台湾海峡中的航线通过的（也就是1995年美国第七舰队穿越台湾海峡的航线），根本不需要东引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开什么“探照灯”；

3、当时台湾海军将领请示的不是是不是“放行”，而是是否出动舰队对当时正在穿越台湾海峡的解放军舰艇编队进行阻击。老蒋之所以否定，根本原因与当年毛泽东去了重庆老蒋反而没有抓他相同——老蒋此前已经在台湾制造了“誓死保卫西沙”的氛围，如果此时阻击前往西沙增援的解放军舰艇编队，岂不是自打耳光？！

至于所谓“太平岛国军给予后勤支援和伤员救助”更是笑话。且不谈太平岛上的国军有几个人，编造这个谎言的人连太平岛和西沙群岛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

1988年的海战太平岛提供我后勤补给．

也是谎言。

1988年3•14海战中，解放军舰艇编队的补给基地是海南岛的榆林基地。当时参战的舰艇都是千吨级的护卫舰，其续航能力足以在整个南海海域内航行，根本没有必要中途补给。更何况，所谓“在太平岛补给”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太平岛上根本没有码头设施（台湾与太平岛之间的交通全靠登陆艇），舰艇编队如何停靠？太平岛上只驻扎了国民党海军的一个陆战排，根本没有油库，如何补给燃油？太平岛上只有一口不大的水井，只够岛上人员饮用，如何为4艘千吨级护卫舰补给淡水？就更不要说弹药了。

事实是：整个南海3•14海战中，驻扎在太平岛的台湾守军无声无息，没有任何动静。只是战后台湾有记者采访台湾海军将领，如果共军向国军求援，国军会如何应对，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会站在中国人一边。但这个可能性不存在。中共在南海的海军力量足够应付他们所面临的事态。”

网络上还有一著名慌言，就是孙立人活埋几千日本兵！当时看到有人指出是杜撰，可惜未看到全文，所以应该是蒋遗（蒋氏集团在大陆的“遗民”）为了“统战”需要杜撰出来的。▲

[楼 主] 25毫米 Posted: 2006-12-28 09:04

    http://www.qianlong.com/2006-12-28 环球时报: 美日两国12月22日签署了《地理空间情报合作官方文件》。这将使双方相互提供各自掌握的世界各国的详细地理数据，包括地形、航路、最新测量数据以及地名、航线、地磁气、东海深度等广泛领域。分析人士认为，表面上，这份文件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而事实上，美日加大互换有关中国地理情报的意图也十分明显。

日在美设立情报协调机构

　　从美日两国情报单位的设置情况来看，双方分享地理情报的单位应该分别是美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直属日本防卫厅的“中央情报队”。前者由美国防部制图局、中央图像办公室、防务分发计划办公室和国家照片解读中心合并而成。它有权指导美国防部空中侦察办公室、国家侦察办公室、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相关业务部门联手为美军作战部队提供战役战术级地理情报。后者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两大情报机构——“中央地理队”和“中央资料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成，中央地理队主要负责搜集国内外的地理信息，绘制地图供陆上自卫队作战之用。此外，日本防卫厅还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情报机构办公室，负责与美国防部进行情报沟通。预计该办公室将在日美两国分享地理情报时发挥协调作用。

美日互通中国地理情报

　　此次美日分享第三国的地理情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交换情报的重点。比如美国对东海海域的水下情况就十分感兴趣。尽管美国经常派遣海上侦察船在东海海域活动，搜集海底信息，但毕竟活动范围有限，并且难以长时间活动，无法满足美国对东海海况的需求。在美国看来，如果无法得到详细的东海海域资料，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的潜艇将难以前进部署。因为东海海域属于近海，海底情况远比深海复杂，诸如涡流、洞穴、暗礁等对潜艇的威胁极大，如果不预先掌握海底情况或者操作不慎，很可能发生灾难。而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东海海域活动频繁，对水下的情况比较熟悉，可以满足美国这方面的需求。

　　而美国为日本提供的关于中国军港建设的地理情报，则可以帮助日本掌握最感兴趣的中国海军的发展方向。美国的间谍卫星可以不间断地对中国进行覆盖式的侦察，通过卫星图片的持续判读，可以跟踪中国港口的建设情况，并通过港口周围土质、潮汐变化和建筑规模等情况来判断新建军港可能承载军舰的吨位。这些情报对于一直觊觎中国东海利益的日本而言是十分宝贵的。

在中国大陆周边形成“情报包围圈”

　　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美国已经沿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情报包围圈”，与部分国家和地区共同搜集和分享针对中国大陆的情报。除日本外，还包括台湾、印度、蒙古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美国并没有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签订任何官方的正式情报交流文件，但针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分享工作却一直在暗中进行。在这里面，美台之间的情报合作是重中之重。台主管情报工作的“国安局”每年都派员到美国进行情报交流。美国拍摄的中国大陆的军事卫星图片也会与台湾分享。此外，美台合作在台北阳明山建立的侦听站，专门搜集源自中国大陆的信号情报。▲

　　　本报驻日本记者 裴军 东京12月25日电: 12月25日，日本《产经新闻》头版头条披露了一份题为《关于国产核武器的可能性》的“日本政府内部文件”。文件指出，日本拥有铀浓缩工厂以及废核燃料棒的再处理技术和设备，但因技术条件制约而不能将其立即转用于制造核武器，试制小型核弹头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

　　《产经新闻》表示，“以朝鲜核试验为契机，日本国内部分声音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此外还出现了‘核武装论’。但这份文件显示出的现实情况是，即使日本下决心发展核武器，也几乎必须要从零开始”。

　　据报道，这份评估文件是日本政府先于朝鲜10月的核试验，组织专家进行秘密调查研究并于今年9月20日完成的。文件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结论”、“获取核武原料的可能性”、“制造工程利用的可能性”和“制造核弹头的可能性”。“结论”部分称：“即使假设不存在法令和法规上的限制，要利用目前国内拥有的核相关设施及核燃料，在一两年内实现核武器的国产化是不可能的。日本试验制作小型核弹头最少需要3到5年时间，并且需要花费2000亿至3000亿日元经费和动员数百名技术人员。如果不经过核试验而开发核武器，则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费用。”

　　当日上午，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在例行记者会见中就此予以否认。他说：“日本政府并不知道有这份文件。”此间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产经新闻》报道属实，那这是日本政府首次从技术角度就核门槛高度“统一口径”，同时日本政府也将面临更多的批评和压力，因为政府偷偷就制造核武器进行评估，比起近来要求对“核武装”进行议论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以及反复对此表示支持立场的外相麻生太郎更涉嫌违反“无核三原则”。但是，这份文件显示的日期比较微妙：9月20日安倍还未接班做首相，就算要批判，靶子也只能是前小泉政府。

　　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1968年1月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众议院全体会议于1971年11月通过了这一原则。这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由于不断有西村真悟、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官员和政治家反复叫嚣日本可以并且可以立刻拥有核武器，导致各方对日本核武装的能力及时间纷纷进行猜测。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