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http://www.topyl.com 悠悠网 发表日期：2007-03-23: 朝核问题第六轮六方会谈眼下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展开，外界普遍认为，朝鲜2006年10月9日的核试爆的目的就是获得直接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从而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自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于1994年接过其父金日成的大位后，中朝关系一直时冷时热。事实上，金正日在上台之初，就曾因索取北京政府的援助不得而有意拉拢台湾，报复大陆。

   ◆ 金日成猝死 金正日重新布局
　　
    星岛网报道，1994年7月8日凌晨，掌控朝鲜政权近五十年的金日成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医院院长和保健医生均被送进监狱。金正日见父亲去世，呆若木鸡，遭此突然打击后竟长时间不能理事。所幸有朝鲜劳动党元老的鼎力相助，共撑危局，扶持他办理丧事。

　　金日成的追悼大会原定7月17日举行，但因金正日悲痛欲绝尚未恢复以及准备工作仓促，不得不推迟三天到7月20日。追悼大会召开时，台上金正日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群众哭声震天。

　　中国大陆方面接到朝鲜通报的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后，马上由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人大委员长乔石发去唁电，并派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上将赴朝鲜吊唁。丁关根等人在列席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时重申了中共对金正日政权的支持。

　　金正日对金日成的去世可以说毫无准备，他的所有部署都被打乱了，为了集中精力巩固政权内部，重新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人事安排，除签署朝美关于解决核问题的联合声明外，金正日基本冻结了所有重大的外交活动。

　　金日成在世时在实行的某些新的经济措施也告暂停，只有大胜银行和英国进行了合资经营。金正日没有马上接任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两个职务。对外称守孝三年，此举在国内极得人心。

　　金日成死后，金正日把全部精力放在军队身上，一方面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关键岗位上，同时着手实行军队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目前的朝鲜人民军领导层与金日成在世时已面目全非，元帅吴振宇、崔光，次帅金奉律、金光镇、李河日，大将朱道一，全文谢、全在善等或病故、或退役，或被清洗。

　　除调整军队干部外，军事装备也作了更新，尽管朝鲜闹粮荒，仍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购买了大量现代化武器，使朝军战斗力更上一层楼。买军火的经费主要来自向伊朗、叙利亚、柬埔寨、斯里兰卡出售飞毛腿导弹、蚕式导弹、坦克和装甲车得来的款项，此外，还从海外筹措了一部分。

  ◆ 金正日对大陆心存不满

　　众所周知，朝鲜因为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更严重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经济衰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国的援助。但金日成死后，朝鲜与大陆的关系再次走入低谷，金正日因向中国索要援助达不到其要求，于是重新在报纸上不点名批判中共的“修正主义”，同时再次决定同台湾拉关系，以报复大陆。

　　金正日的“亲台”措施包括：朝鲜国际旅行社于1996年设立了台北办事处，同年5月，台湾当局派出议员访问朝鲜。6月份，朝鲜国际贸促会副委员长李成禄、金英烈率团去台北。以上行动虽然使中共不快。

　　几年前，朝鲜再度决定为台湾存放核废料，这件事使得大陆方面非常震怒。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放走前朝鲜劳动党避暑黄长烨逃往韩国。

　　在外交方面，1996年4月，朝鲜单方面宣布放弃遵守维持非军事区的停战协定，此前朝鲜并未向大陆打招呼，先把停战委员会中的波兰代表赶走，使大陆措手不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被迫撤离板门店。这一行动极大损害了大陆军方的自尊心，甚至许多人民军将领也看不下去，因此，大陆军方于1996年12月派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罗斌少将（伍修权之子）率军事代表团访问韩国。

　　在此期间，大陆与韩国的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11月，江泽民出访韩国，促使中韩贸易额在1996年达到了两百亿美元。这一切都使金正日更加眼红。

　　众所周知，朝鲜与大陆曾于上个世纪50年代签署协议，在法律上存在同盟关系。但尽管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在历史上颇有渊源，但中朝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上个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一结束，金日成就催着大陆撤离军队，决不让留下一兵一卒；随后，金日成大肆清洗内部的亲中势力。

　　1961年月11日，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法律层面上中朝成为盟国）。但在中苏交恶时期，金日成还是倒向了苏联“老大哥”的怀抱。苏联解体后，朝鲜再度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国，两个政党的互动才开始频繁起来，直至如今形成时冷时热的局面。▲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3-24: 这条路位于平安北道昌盛郡和香山郡之间，是严禁平民百姓使用的秘密公路。从香山郡北新县里总长120公里左右。

其实是为战争时期让金正日家族安全逃离到中国而造的。这条路从1987年到1996年共分3个阶段完成的，是完全依照金正日的指示建设的。

　　当时平安北道党组织秘书金平海在平安北道的各市、军、工厂企业、协同农场等组织了‘速度战突击队’动员到当地的公路建设。第一阶段的公路工程是单行一车线公路，宽只有3米左右。按自然地貌设计成弯弯曲曲的公路，就是为了危机情况时易于躲避空袭。后来金正日认为道路太窄，下令扩宽成双车线公路。

　　第二阶段的基本课题是把路面拓宽到9米左右。因为沿着江边建设的公路，弯多路坡，乘车欣赏自然风景是最合适不过的道路。

　　完成第二阶段工程，得到党中央组织部的认可举行完道路竣工仪式后不多久金日成就去世了。当时正在昌盛别墅度假中的金正日听到这一消息，马上用“隐蔽道路”赶到妙香山金日成的别墅，只用了1小时40分钟。见到金日成的遗体后，金正日就埋怨手下们说“公路建设得更好一些的话，不就能见到领袖的最后一面了吗”。

　　劳动党干部们就辩解说“道路弯道太多，不宜于高速奔驰”，此后就动员当地居民拆除已经修好了的公路，进行了该弯道为直线的工程。拉直所有弯曲的山谷、削平山头、挖渠拉直河水就用了3年的时间与劳力，终于建设成最好的公路。

　　“隐蔽道路”的用途就是为了在发生朝鲜半岛战争时让金日成金正日家族安全地‘脱离’（其实是‘逃离’去用了‘脱离’）。这一秘密通道是先从平壤坐火车到香山郡北新县，在乘坐汽车利用这一“隐蔽道路”一泻千里地到达昌盛。其后利用在昌盛药水里的金正日别墅中的、穿过鸭绿江江底的地下通道迅速逃到中国。

　　24小时的道路警戒任务由护卫总局（金正日警护队）担任，每公路段都有由拥有高度忠诚心的核心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纠察队巡逻。

　　◆ 一年四季不让通车，只为金正日使用

　　这条公路一年四季只为金正日的汽车开通，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使用，就算是高层干部只要被发现使用了这条公路，并让警备员向上级告发其汽车号码，这个人马上就被停职。▲

    专家解答为何中国银行拒收朝鲜解冻资金

    昨日，第六轮六方会谈中国代表团发言人秦刚宣布，原定于当天结束的会议将适当延长会期。美朝资金问题仍是阻碍会谈进程的主要因素。同一天，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洛修科夫称，中国银行拒绝接收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被冻结的资金。

    本网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美问题专家金灿荣先生，请他来为网友介绍种种背景因素，解开其中的原因。

    ★记者：为什么选择转账到中国银行？

    ◆金灿荣：首先，这个消息是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洛修科夫披露出来的，目前尚未得到中、美、朝三方的证实，所以对消息的可靠性还存在一定的疑问。至于朝鲜为什么选择转账到中国银行，这里面关系十分复杂，可能不仅仅是朝鲜单方能决定的，也不是其他某一方能决定的。

    ★记者：中国银行为什么拒绝接收？有没有什么背景因素？

    ◆金灿荣：尽管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前几天宣布朝鲜金融问题将圆满解决，最终双方也确实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同意解冻在澳门汇业银行朝鲜账号上的2500万美元资金。但是，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14日最终确定了对澳门汇业银行的处置条例，规定美国金融机构禁止与这家银行进行商业往来。所以，美国在处理朝鲜金融问题时采取了两面策略。

    3月15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消息答问时说：中国中央政府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汇业银行的问题，但应有利于维护澳门特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也就是说，中方要求各方在解决朝鲜金融问题时，不要影响澳门经济稳定。

    ★记者：中国银行拒绝接收会不会影响中方发挥斡旋者的作用？

    ◆金灿荣：原来，中国在朝鲜金融问题当中，扮演的是斡旋者角色，起到平衡、调和朝美双方的作用，是不在矛盾里的。至于此举会造成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好说。

    ★记者：目前，第六轮会谈决定延期一两天。那么，本轮会谈最终会以怎样的结果闭幕？

    ◆金灿荣：两种可能。第一，如果朝鲜金融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话，可能无果而终。第二种可能，如果金融问题顺利解决的话，本轮会谈会讨论实质性问题：第一步，听取各个工作组的工作进展汇报；第二步，落实起步行动的具体步骤；第三步，讨论下一阶段该怎么做。其中，第三个议题比较虚，关键的还是看第二步。来源：中国网 ▲

◆ 1：中国银行目前是上市公司，还要打算在美国上市;
 
◆ 2：朝鲜的钱确实来路不明;
 
◆ 3：中国在给自己和朝鲜时间; 朝鲜：要美国承认这些钱是合法的,中国：要美国知道 中国的上市公司是合法操作，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标准的。
 
◆ 4：现在都在看美国的决定；▲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对峙的几十年间，中共中央对于部队的控制十分严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叛逃现象的发生。1966年1月8日夜晚，解放军三名士兵驾一艘登陆艇投奔马祖，但次日下午在台湾军方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途中却遭大陆米格机击落。这场“惩处叛徒”行动的最高指示来自于中共中央军委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 周恩来指示：非打不可

　　事件发生于1966年1月8日，大陆福建沿海中国某守备师船运队一艘五十吨的小登陆艇，从马尾装运物资前往霞浦，以十节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艇上共有十人。驶至马祖海域时，该艇依预订航行计划实行灯火管制，摸黑航行。计划已久的吴文献、吴珍加及吴春富等三人趁机开枪，击毙艇长等七人，将登陆艇驶至马祖。

　　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驻当地的解放军守备部队，也震惊了福州军区，震惊了中**中央、中央军委。福州军区彻夜研究情况和对策，同时注意台湾有关单位和马祖的一切动静；解放军当晚即便透过管道，获知台湾将于1月9日派出专机，运载台湾空军情报署官员前往马祖迎接上述三名，并在台北筹办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届时数百名记者将在现场进行全球报道。福州军区于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击该专机的计划，同日凌晨立即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该作战方案。周恩来指示中国空军，“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于是中央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做出具体部署。负责任务的中国航空兵第24师的两对双机，以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歼五双机为主，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六双机为辅，拉开间隔平行前进，扩大搜索面。受领任务后，飞行员做好准备，在机场起飞线待命，各类战勤人员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 台湾军方三次出机

　　1966年1月9日早晨，国民党空军从台湾岛派出一架C-47型运输机到马祖接运叛匪，8时37分飞抵马祖。驾驶员是个技术拔尖的“克难英雄”，但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也心有余悸，尽管马祖距大陆仅二十多千米，距福州机场也只有六十千米，加之马祖机场是钢板铺设的简易跑道，仅长1200米、宽50米。果然，飞机在下滑降落时，由于操纵失误造成机翼尖擦地，虽未伤人，但飞机已无法执行任务了。

　　无奈之下，台湾军方立即派出一架PBY型海上巡逻机去马祖，一方面运送维修C-47的器材和人员，另一方面运送少数新闻记者去抢消息。降落马祖后，维修人员检查C-47后，认为一时难以修复，而PBY型飞机最大装载量仅为八人，无法一次运送叛匪和其他人员。

　　台湾军方只得又从驻嘉义的救护机中队派出一架HU-16（SA-1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该机既可在陆上跑道起降，也可在水面滑行起降，能在浪高1.5米以下，风速不超过24千米/小时的条件下，在海上降落进行救护作业。机上有两台活塞式发动机，最大速度379千米/小时，最大装载量22人，活动半径1830千米。HU-16低空性能好，安全系数比较高，台湾当局认为派这种飞机去接“叛徒”可以万无一失。

　　该机于12时11分降落在马祖岛上。此时马祖岛上有三架飞机，到底用哪架飞机运送“叛徒”，什么时候起飞，成了一个谜。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马祖岛上的飞机没有一点返台的动静。过了两个多小时，台湾军方开始实施无线电佯动，企图试探解放军的虚实。

　　马祖方面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方面答：“按原计划行动。”过了一段时间，台军未发现福州方向解放军有动静，马祖方面又发话：“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

　　又过了一段时间，台军再次进行无线电佯动，但飞机始终未起飞，所以解放军飞机也没有出动。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无线电静默，直到15时30分，台军认为危险期过去了，马祖岛上的飞机才开始活动。五分钟后，HU-16型救护机载着“叛徒”和新闻记者、国民党空军的情报官员从马祖岛上起飞。

     ◆ 解放军击落台湾军机

　　福州空军获悉马祖有飞机出动的情报，立即令待命的战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15时38分，福建沿海的地面预警雷达发现HU-16救护机在马祖东南七千米处，高度两百至三百米，速度每小时240/千米直飞台北。

　　随后的几分钟里，福州机场两组四架飞机先后起飞，歼五双机为第一梯队，歼六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当时的计划，若歼五双机未击落HU-16专机时，第三梯队再进入攻击，两组飞机间隔五至十千米。15时51分，歼五僚机胡英法发现该专机，立即报告长机和地面指挥所，长机李纯光于是下令攻击。福空指挥所也下令：“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坚决打！”
　　
　　胡英法随后以时速四百千米的速度飞向专机，距专机八百米时首次开炮，因距离远未击中，继续接近至516米时再度开炮，击中专机尾部，相距140米时脱离。随后，李纯光进入，保持每小时四百千米的速度前进，并降低高度至两百米，距离近待连台湾空军的机徽都看得很清楚。距专机三百六十米时，他第一次开炮，专机左发动机冒白烟，相距130米时脱离。此时专机左发动机已失效，只靠右发动机飞行，速度愈来愈慢，高度愈来愈低，并不断向台湾求救，“遭解放军数架飞机攻击，情况危急，请求紧急援助”。
　　
　　此时，台湾军机方面发现没有空中掩护，临时起飞战机已救不了该专机。李纯光接著回来再进行三次攻击，当他第五次进入欲再攻击时，专机已坠海。专机上共有17人丧命。由于台湾空军组织不严密，事先没有进行有效护航，出事后海、空军乱作一团，不知所措，出动三十多架次F-型战机和多艘军舰搜寻，均一无所获。

　　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在北京接见了这次作战的代表李纯光、胡英法等人，并给予他们奖励。▲

    happy0530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1994年10月，当时的美国针对朝鲜的核计划即将进入实战部署而朝鲜拒绝了美日提出的核查并改换清水反应堆的建议。随后命令西太平洋舰队的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开进黄海以封锁朝鲜西海岸。

    当时的中美关系，因美售台 f-16战机以及后来的银河号搜查事件而陷入低谷，双方停止了一切的军事交流。

    黄海有一部分属于国际公海，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当一国要在国际公海执行针对他国的封锁行动时，应事先向临近该海域的周边国家通报，以避免误伤事件的发生。当时美国海军在未向我方事先通报的情况下，派遣航母沿中国领海边界巡航，遭遇到一艘刚刚完成远海作训正在水面返航中的中国海军汉级核攻击潜艇。美军不但没有避让，反而起飞"北欧海盗"反潜机投掷反潜声纳浮漂对中国潜艇方位进行三角计算。

    这对一艘潜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下一步就是反潜攻击。中国潜艇一边进行下潜规避，一边用长波电台和青岛基地联系，请求支援。美军小鹰号不但没有中止这一危险行动，反而全队跟进，驶入中国领海，死缠住汉级潜艇不放。北海舰队青岛基地接到电报后，命令海航紧急出动两架歼8-2带弹出航并派两架su-27战机护航支援我方潜艇。

   在黄海上空，我方飞行员先用英语警告美方，你们已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退出。小鹰号不但装聋作哑，反而起飞了两架f-14雄猫进行警戒飞行。这时局面陷入僵持，中国的两架歼8-2只好保持在内圈，另外两架su-27则在外圈与f-14作平行飞行监视对方。美国佬的霸道行为最终激怒了中国飞行员，中国的一架su-27突然拉高，然后猛的向右翼的f-14斜切下去。(疯狂的伊凡)美国飞行员吓得赶紧向右加力猛拉,逃离接触空域。

    同时中国的歼8-2战机打开火控雷达锁定美军航母编队。双方剑拔弩张，海上冲突一触即发。美军的f-14降落后，小鹰号全队驶离中国领海。在向横须贺司令部通报情况后，为避免和中国海军再次危险接触,奉命返回母港。

    这一事件，引起了双方高层的重视。美国海军对该事件的描述是"二战后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区域最具爆炸性的海上接触"。当年的1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现在的副总统切尼访问北京，和中国商量建立"中美海军海上航行双边通报制度"。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中国在该事件后，开始加紧对潜艇的改进和对航母攻歼战术的研究，海航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升。

    《007明日帝国》开始部分的南中国海事件就是美国人以94年的事件为原型而改编的。

    中国一直保持低调，但在空军内部"疯狂的伊凡"就成了对付美军军机非法侵入的常用一着。1994年10月的事件只是以后中美海空较量的开始。▲

　　 2007-03-22中评社香港讯／日本《中文导报》3月20日载文《胡锦涛不再钦定接班人》，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日前指出，中共强调民主机制后已经没有指定接班人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强权人物的政治已经时代已经结束，中共领导层派系共治、权力分享是新的趋势，今后，那些善于平衡、善于妥协、能为各派系所接受的人将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次人大会高票通过“物权法”，也是中共高层集体拍板的结果。而据路透社北京电，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不过，路透社说，温家宝重申，“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 

　　据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接班制度曾经有两种，一种是终身制，但是已经被邓小平结束；另一种是钦定制，例如华国锋由毛泽东钦定，但钦定制的前提条件是原有领导人在党内具有崇高威望，享有无可争辩的裁定权，历史给予了毛泽东这种权威。有分析指出，未来中国社会恐怕不会再出现毛泽东式的强势人物，因此可以说，钦定制也已经结束。

　　在新形势下，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将如何产生，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评论认为，中共在第五代接班人问题上趋向于党内民主。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李成博士分析说，权力分享、集体领导这样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但是制度化方面还比较薄弱。“因为竞争幷不公开，而且也没有合法性，所以现在还属于初级阶段、早期阶段，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应该肯定的，而且这种变化趋势会继续导致中国政治更有制度化的发展。”

　　有评论认为，胡锦涛挑选第五代接班人可能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有潜质的人集体进入政治局，形成一个接班群体，再以党内民主方式推举产生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民主接班制。

　　李成博士在分析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中共下一代领袖的时候说，目前中国社会有各种利益集团，只有那些能够搞妥协、搞平衡、能够为各个方面所接受的人才会成为领袖，但新领袖同时也会受到各种制衡，而这实际上正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余克礼指出，民进党人抛出所谓“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草案”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危害。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3-24 中评社香港3月24日电／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克礼今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民进党人员陈明通等抛出所谓“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草案”，纳入“两岸一边一国”的分裂主张，其实质就是要搞“台湾法理独立”。如果陈水扁、民进党按照这个草案推出党版“宪法”草案，并交由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审议，那就是迈出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实际步骤，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危害。

　　余克礼分析说，陈明通等人抛出的草案前言，要害是纳入陈水扁提出的“两岸一边一国论”，并鼓吹以“公民投票”方式来决定两岸政治关系，要搞“统独公投”；加上明确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简称为“台湾宪法”，无不暴露了这一草案的抛出，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图谋，目的就是要改变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嘉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与此前各种赤裸裸的“台独制宪”版本相比，所谓“第二共和宪法草案”增加了一层掩护色，更具欺骗性。草案前言提出：“国家管辖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及其附属岛屿，以及符合国际法规定之领空、领海与邻接水域”，这实质上是以所谓“国家管辖领域”替代了原总纲中的“固有疆域”，以此界定“台湾的主权领土”范围。该前言还把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所谓“中华民国”并列，其实质是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一边一国”。

　　他说，“第二共和”是陈水扁早就提出的“台独宪改”方向之一。陈明通等人“奉命”抛出“第二共和宪法草案”，企图重演去年初陈水扁“终统”的戏码，把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名冻实废、先冻后废。台湾社会和国际社会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

　　余克礼表示，陈水扁和“台独”分裂势力清楚地知道，要直接制定赤裸裸的“台湾共和国宪法”，台湾广大民众是反对的，民进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加上大陆方面以及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是行不通的。但他们不甘心，于是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伎俩，借所谓“第二共和”来推动实质的“台独制宪”。

　　他强调，陈水扁、民进党如果执意推动“台湾法理独立”活动，不仅将直接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也将严重威胁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台独”分裂势力玩火必自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克礼  ▲

    2007-3-21: 谁，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是谁，护理着八旬老人毛泽东走完了他生活中不寻常的最后旅程？

　　这个搀扶着年老体弱的毛泽东的年轻女子，又是谁？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谁能站得那么近？有谁能那么容易接触他？在毛泽东的晚年，有谁可以轻易看到他？有谁可以随便和他聊天说话？

　　那么我们听听：她听说了什么？她看到了什么？她经历了什么？她——能告诉我们什么？

　　◆ 最后的陪伴

　　如果查看一下1976年9月13日的各家报纸，你就会发现在给毛泽东守灵的一长串名单的末尾找到最后一名守灵人：孟锦云，一个陌生的名字。

　　然而，就是这个普通的姑娘孟锦云（左一，着空军军服）却和一代开国元首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共同度过了毛泽东八十多年非凡人生中最后的489个日日夜夜，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没有任何的背景，怎么会在毛泽东的耄耋之年传奇般地来到了他的身边？是偶然？是机遇？是有缘？

　　◆ 初见“领袖”

　　孟锦云是个湖北姑娘，1948年出生，几乎是毛泽东所“缔造”的共和国的同龄人。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孟锦云还不满15岁。但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晰，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被选上到中南海“出任务”。

　　那时，中南海经常为中央首长 们举行舞会。几乎每周一、两次。军队文工团不需政审，调动容易，姑娘们又年青、漂亮，所以经常被调去“完成任务”。由于文工团里经常去的“老同志”渐渐有的结了婚、生孩子或演出任务忙，因而上级决定选一些小学员进去见习见习，而小孟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出任务”，小孟的心禁不住砰砰地直跳：紧张、兴奋、好奇、胆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小孟和七、八个文工团员早早地换上便装。晚上六点钟，她们坐上了一辆中南海派来的吉普车。路上大家一言不发，各自的心情心照不宣。车从北门驶进了中南海那道多少年来中国人向往而又不可逾越的神秘的红墙…

　　姑娘们在一个古建筑物门口下了车，延着一道长廊轻轻地走着，忽然看到一个敞开的大红门，门上横匾三个醒目的大字：春藕斋。她们被领了进去。小孟紧张极了，眼睛如饥似渴地、悄悄地张望：这里完全不是她想象的“水晶宫”，更不象故宫里的金銮殿。这是一个恬静的大厅，光线柔和，四周的沙发、软椅干净得一尘不染。大厅本身是典型的中国古建筑，但内部装修又是现代化的：各式浪漫美丽的壁灯、象瀑布一样的白色落地帷幔、闪着腊光的暗 黄 色地板……这一切对于小孟来说是那么新奇、陌生，又是那么亲切、吸引人。

　　小孟悄悄地环视着，象一个饥渴的羔羊拼命吸吮着每一点露汁……等着、看着，她本来快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大约七点多钟，文工团的姑娘们一阵骚动，大家立起来。朱老总、刘少奇等一位位共和国的领导们奇迹般地出现在孟锦云的眼前。“老”同志们把小孟她们这些新来的小姑娘介绍给朱老总等首长。朱老总和蔼可亲，小孟和这位叱吒疆场的开国元帅握手时竟感不到一点紧张。舞会静静地开始了，小孟这个小专业舞蹈家好奇地、悄悄地观察着各位首长奇特的不同舞姿，刘少奇和王光美似乎跳得很轻快、熟练，而朱老总却昂首挺胸象操练……

　　大约十点多钟，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站起，乐曲停止，毛泽东来到了！小孟痴痴地站在那里，忘了周围的一切，忘了自己……她不敢相信自己这就是毛主席？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毛泽东”吗？他就是那个“大救星”吗？他现在离我不到两米远啊！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又的的确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毛泽东的穿着十分随便，肥大的一身灰色中山装显得宽松、舒适。舞曲又开始了，一位文工团的“老”同志走到毛泽东面前伸出手臂做出邀请姿势，毛会意，起身和她跳舞。全场的目光象舞场的追光一样跟随着他们。

      ◆ 重入“红墙”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闹得翻天覆地，也彻底停止了中南海的舞会。小孟只在文革初期和其他几位“小将”找主席告另一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见过一面。她万万没想到空军大有“通天”人物，自己后来会因之被打成反革命，从1968年到1973年被捕、劳改整整5年。1973年小孟突然出狱，并很快被分配到武汉军队医院，从一个舞蹈演员，变成了病人的护理员。

　　回到武汉的小孟已是25岁的大姑娘了。出落的玉玉亭亭的小孟自然是爱慕者甚多。不久她就结婚了。可是小孟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事大惑不解：小孟被告之，对谁也不准讲自己文 化 革 命中的问题。她为什么突然出狱了？为什么待遇低于其他同伴……种种迹象表明小孟的档案里仍有黑材料。小孟东奔西走，要为自己讨个清白，偶然在北京见到了以前的“战友”小丽，原来是小丽见到毛泽东时提到小孟的遭遇，毛下了“最高指示”要空政放人，她才得以被放。现在小丽成了毛的“客人”，经常去中南海见主席。在小丽的引领下，小孟终于又一次跨入了那道当时比以前更加神秘的红墙。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1975年5月身着空军装的毛泽东的“客人”小丽带着身着陆军装的护士小孟走进了那道以前封建社会时的“紫禁城墙”，当时社会主义的神秘的“红墙”。小孟不由得既紧张又激动，毕竟是七、八年了，而这七、八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丽却十分平静-她常来常往，已习以为常。对亿万中国老百姓来讲，这难以置信，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一个文工团的小姑娘可以随便出入当时亿万人民无限崇拜的“导师”的住所。当时谁也没听说过这种神话，如今我们知道，这确实是事实。

　　在中南海北门警卫把条子递给了张玉凤，她当时可以阻挡或同意把要见毛泽东的消息传给老人家！张玉凤何许人也？有这么大的权力。即使当时嚣张得不可一世的江青、毛泽东的正式夫人，也要“巴结”这个张玉凤才能接近主席。现在我们知道，张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而作为一国元首的“机要秘书”，她所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的背景竟是主席专列的一名列车员！

　　张玉凤告诉毛有人来看他，毛泽东点头同意。小孟怯生生地跟着女友向里走。走了很长一段路，传过一个大铁门，小孟终于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记忆力惊人。八年了，他接触了多少人物、事情，已经八十多岁了，而在他的脑海里竟仍为孟锦云这个小姑娘留了一席之地。小孟兴奋地走上去：“主 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主席，我是来找你平 反的！”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脱口而出。毛泽东拉着小孟的手，轻轻地模着。他又用手模着小孟的面颊，仔细端详。毛此时正患白内障，只有一只眼有微弱视线……“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这个反莫法平啊。”“我怎么不想来，只是来不了啊。”小孟不顾一切地讲了自己被捕、劳改等经历。毛十分认真地听着，一直拉着小孟的手，抚摸着，渐渐眼睛湿润了：“你不要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小孟被毛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弄的将信将疑，留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怎么可能？我行吗？“我是找您来平反的，我的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小孟又把话题转回来时的目的。“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儿，也是朋友。”事情竟然如此离奇，小孟进了中南海，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这是1975年5月24日。

　　几个月过去了，小孟仍心里不放心自己的平反结论。毛主席年事已高，小孟想着自己更长远的事情。有一天她对毛讲了自己的担心：“主席，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有个书面结论才行，光您说了谁能证明。”“孟夫子，还在耿耿于怀吗？倒也是，空口无凭。不过，我的历史上也曾被扣过许多帽子……没人给我平反，那些帽子早不翼而飞了。”“您是主席呀，我是什么？……”“这个好办，找汪东 兴办就可以。”果然，不久，小孟就收到了她的书面平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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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到了末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一直让人捉摸不透，总的而言，可以用“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来形容。到了1973年底，因为周恩来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让毛泽东感到不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要求周恩来批判自己，导致一向沉稳的周恩来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众拍桌子，差点引来大祸。

    ◆ 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判

　　正当周恩来紧张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时，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中国访问。这是基辛格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其目的是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合作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要求美国“跟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暧昧，强调有困难，还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对此多少有点不满。

　　接下来，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到了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同意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事先已经毛泽东及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圈阅。

    ◆ 周恩来挨批大发雷霆

　　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官员的汇报后，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开始时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 毛泽东对周恩来上纲上线

　　周恩来的这一怒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

　　要是以往政治局开会，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但这次他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外人很难体会到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说：“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

　　张佐良在形容当时的周恩来的情况时说：“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 毛泽东“恩威并施”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但毛泽东很快就发觉了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搞得太过。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但同时又批评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同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毛泽东像是有意趁此机会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会谈记录，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制止了江青借机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戛然而止。▲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人们经常说的成语“十恶不赦”有它的渊源，它的形成，要从我国的法律制度来看。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进行了法律法典的编纂，而在这些法律法典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魏时的《魏律》，北朝时的《齐律》，而后来据说的“十恶”最早也就出现在《齐律》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把这十条罪行称为“十恶”，并且规定绝不赦免，到了隋唐就正式形成了“十恶不赦”的说法，所以说隋唐“十恶不赦”其实原来是出自于《齐律》的“重罪十条”。它的主要内容有：
　　
　　◆ 一、谋反，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 二、谋大逆。指毁坏皇家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
　　
　　◆ 三、谋叛。谋叛是指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
　　
　　◆ 四、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
　　
　　◆ 五、不道。无道。
　　
　　◆ 六、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 七、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
　　
　　◆ 八、不睦。
　　
　　◆ 九、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丈夫死后不举哀并作乐改嫁等。
　　
　　◆ 十、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
　　
　　“十恶不赦”自从《齐律》出现这些条款后一直沿用到宋元明清。▲

    2007年03月24日：30年前的1977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也将邓小平复出、“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件事提上了工作议程，悄悄地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薛庆超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红墙决策：粉碎“四人帮”与共和国拨乱反正》一书，披露了其中的曲折过程。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 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1977年初，人们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兴奋之中渐渐冷静下来，热烈地期盼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拨乱反正，拿出治国大纲，迅速扭转形势。国家百废待举，究竟什么是扭转形势的根本枢纽，不仅群众不明白，党亦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理所当然的方针，实际上却是拨乱反正的障碍。

    肖劲光在回忆录续集中，回顾了“两个凡是”提出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普遍看法：

    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也谈过。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同志1975年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而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以为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事就一成不变。对天安门事件，我们老同志也有所议论，认为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也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定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间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王震同志打电话邀我去商量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同志也来了，陈云同志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作个书面发言。他对坐在旁边的我说：“请劲光同志给大家念念吧。”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集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 陈云旗帜鲜明的书面发言，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

    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于3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 (1) 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 (2) 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

   ◆ (3) 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4)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旗帜鲜明的书面发言，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反映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由于华国锋仍旧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这个深受与会同志拥护的书面发言却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是，对华国锋坚持的“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由于陈云、王震、肖劲光等同志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引起了与会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尽管还没有实现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这两件大事，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将这两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改变了一家之言的局面，毕竟是进了一大步。

   ◆ 马、恩、列、斯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和各项工作中，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就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1977年上半年，邓小平在武汉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更加鲜明地表示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决不退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气魄。据当时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的王平回忆：小平同志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讲了许多问题，使我们茅塞顿开。其中他谈到华国锋同志1977年初提出的“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是不对的，是违背毛主席的《实践论》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小平同志讲，毛主席一旦觉察到自己有错误，是能够改正的。在历史上，毛主席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因此，不能说凡是毛主席说错了、做错了的也不能改。他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此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徐向前和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重要文章中强调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在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在这些老同志的带动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大规模的拨乱反正。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为干部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解放干部制造了舆论，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方面，打开了新局面。

    “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以后，经过叶剑英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外国通讯社讲我74岁，给我加了1岁，实际是73岁。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人，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党员。根据大会的议程，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报告。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甚至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因而中共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 恢复高考成了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十年内乱”是从教育界打开缺口，导致“天下大乱”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也是以教育界为“突破口”，率先突破，带动全局的。而这个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效果的“突破点”，便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推荐上大学”制度，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行之有效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

    邓小平于1977年7月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重要职务，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科教。

    7月1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复出后抓的第一件大事。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

    邓小平指出：高中毕业生是否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在中学、小学时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劳动，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要坚持考试，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要有鲜明的态度。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分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和全国部分著名大学与科学教育第一线的知名专家学者吴文俊、马大猷、钱人元、邹承鲁、沈克琦、唐敖庆、杨石先、王大珩、严东生、黄家驷、苏步青、查全性等老中青科教工作者33人，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

    8月4日会议开始时，邓小平说：“召开这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搞得更好些更快些，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水平的要求。”由于这次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与会的科教工作者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了，大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畅所欲言，一吐为快，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系统取得的巨大成绩，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系统造成的严重危害。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校招生制度使人才匮乏现象愈益突出，大家对废除文化考试、靠“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它不利于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违背了人才成长的正常规律。

    8月5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邹承鲁在发言中率先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校招生制度的弊端。8月6日，武汉大学查全性在发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必须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并大胆痛陈“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高校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端。

    邓小平明确感受到广大科教工作者恢复高考制度的急迫心情，果断作出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决策。他当即指示：“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邓小平问在场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关于今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出去没有？

    “今天上午刚送出去。”刘西尧答道。“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当机立断，语气十分坚决地指示：现在就要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事实证明，邓小平选择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问题，作为“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大获成功。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创纪录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提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等具有强烈爆炸性的问题，震撼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灵。由此开始，与会同志纷纷提出对“一月风暴”、“二月逆流”、“7•20事件”等“十年内乱”中已经定性的问题重新评价，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了……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薛庆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