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新华社西安4月11日电：(记者孙彦新)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科技人员经过60天鏖战，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成功排除北斗导航试验卫星星上故障。目前，卫星运行姿态良好，星上仪器工作正常。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2007年2月3日，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因太阳帆板展开时发生故障，造成卫星不能正常运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认真分析卫星故障，科学制订抢救方案，成功排除了故障。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目前已经转入在轨长期管理。

　　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的主流媒体和港台媒体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此次中国成功进行卫星发射的消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形成美、俄、欧、中在卫星导航系统上的“四强争霸”格局。

　　据报道，这次中国发射的是第４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前３颗北斗导航卫星分别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２月２１日和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５日发射升空。北斗导航试验系统运行至今工作稳定、状态良好，已在测绘、电信、水利、交通运输、勘探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中国正实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计划２００８年左右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的需求，并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将主要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国的交通运输、气象等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美国国防部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实施的ＧＰＳ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垄断了全球军用和民用卫星导航市场。

　　GPS原来是专门用于为洲际导弹导航的秘密军事系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首次得到实战应用。随后，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显身手。从克林顿时代起，该系统开始应用在了民用方面。

　　现运行的GPS系统由24颗工作卫星和4颗备用卫星组成。美国利用ＧＰ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多年来在出售信号接收设备方面赚取了巨额利润。以1986年为例，当时一台一般精度的GPS定位仪价格5万美元，高精度的则达到10万美元。现在价格虽然有所下降，但也可推算出20年来GPS“收获颇丰”。以GPS为代表的卫星导航定位应用产业，已成为八大无线产业之一。据美国国家公共管理研究院进行的调查评估表明，GPS的全球销售额将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2005年全球GPS市场已达到310亿美元。

　　长期以来，美国对本国军方提供的是精确定位信号，对其他用户提供的则是加了干扰的低精度信号——也就是说，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的准确位置，只有美国人掌握，其他国家只知道个“大概”。在海湾战争时，美国还曾置欧盟各国利益不顾，一度关闭对欧GPS服务。

　　为打破美国的垄断，俄罗斯耗资３０多亿美元建起了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格洛纳斯）。２００２年，欧盟启动了“伽利略计划”，将在２００８年投入运营。２００３年，中国与欧盟签署了有关伽利略计划的合作协定，目前双方合作项目已有１４个。此外，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从目前的竞争格局看，ＧＰＳ无疑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它的优势正逐步被其他３大系统所取代。从技术和应用前景上看，四大系统各有优劣，如果说GPS胜在成熟，伽利略胜在精准，那么格洛纳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抗干扰能力强，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优势则在于互动性和开放性。

　　与ＧＰＳ相比，伽利略系统在许多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其卫星数量多达30颗，其卫星轨道位置比GPS高。伽利略可为地面用户提供3种类型的信号供选择，其中包括免费信号、加密且需交费才能使用的信号、加密且可以符合更高要求的信号。

　　此外，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信号的最高精度比GPS高10倍，确定物体的误差范围在1米之内。正如有关专家所说：“如今的GPS只能找到街道，而伽利略却能找到车库的门。”而俄国的格洛纳斯由24颗卫星组成，也是由军方负责研制和控制的军民两用导航定位卫星系统。尽管其定位精度比GPS、伽利略略低，但其抗干扰能力却是最强的。

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的能力，而且在定位性能上有所创新。北斗系统与其他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能使用户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还可以告诉别人自己的位置，特别适用于需要导航与移动数据通信场所。此外，中国还致力于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性，促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功能的应用。▲

    ● 郑永年: 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变革，体制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浮上台面。

　　近年来，各类冲突已经相当显然。有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有教授因体制问题而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门的压力而不得不少说话，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职，各种现象，不一而足。

　　大学内部行政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各国也会偶尔发生。例如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为不适当的言论，而同教员发生冲突，校长因此被迫辞职。但中国教育体制内部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现存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 在诸多特殊性中，有两个互为相关的特点尤为显著。

▲ 首先就是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

以权力来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来追求权力。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为权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门的主观目标如何，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栏论述过。

▲ 其次，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

像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事件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从更深一层看，这也说明了教育界专业和职业空间的日渐缩小。而这后一方面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门是一种组织。但应当认识到，教育部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政组织，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的目标是政策实施的效率。工业组织的目标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效率这个目标，组织往往呈现等级化，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和协调等特征。权力和利益在这些组织中也因此扮演关键的角色。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利益）是行政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利益（和与之相关的权力职位）是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教育组织显然不是这样。很简单，教育部门的唯一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组织内部所涉及到的权力和利益是次要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教育组织的运作的可持续性。培养人才与生产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之间的不同不言自明。简单地说，任何工业产品都是可以通过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机械装置可以生产出来的，而人才则不能。如果说教育部门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培养人才的人（即教员）。

　　不过，很显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介上。

▲ 由经济利益而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社会病。

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 行政主管看“量”不看结果　　　

▲ 对“量”的崇拜也导致了教育目标的短期化。

就大学来说，不仅有年度教学评审，学术成果评审，而且也有经费申请评审。一个研究员或者教授一生当中，如果有数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已经不错了。可是中国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员每年都生产出“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以达到中国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标。对教员来说呢？每年生产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生产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位、职业和生存问题。结果就是粗制滥造，抄袭成风。

▲对研究经费的申请上也是这样。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结果。

只要你能够申请到钱，你就是人才。申请不到钱，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难被领导看重。到处找钱，到处乞讨成了多数教员的一大负担。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没有人来关心这些钱所产生的研究结果。无论是找钱的过程还是成果评审过程，其中所包含的腐败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门无动于衷，因为这已经变成教育界的一大“潜规则”了。

　　对“量”的追求也导致了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商业界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界说“学生是上帝”。既然学生是上帝，教员则成了服务员，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实际上，“讨好学生”也是教育界的“潜规则”。能够讨好学生的教师的教学评审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讨好学生的要好。表面上，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实质上则不然。

　　传统教育强调灌输，强调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中国学生贫于独立思考，穷于研究方法。但现在中国学生质量又怎样了呢？只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学生到底从教员那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没有人可以十分确定地说现在的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之前提高了许多。实际上，对很多学校行政领导来说，讨好学生是为了学生的钱袋，为了经济利益。人本教育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
 
◆ 错学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西方，学校行政系统是为教员服务的，但在中国，行政则是领导，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教员夹在中间，受行政和学生的双重压力。谁都知道，教育的主体就是教员，但如今教员的教育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差。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钻到行政为他们所设计的各种“笼子”里面，有的教员成了学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则是职位寻租，利用教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教员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逐流于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间。

▲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国的教育界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为了赶上西方国家，教育学西方是必然的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学西方实际上没少学。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国考察的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

　　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

　　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就成为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

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成了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 方向确定后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似乎敏感的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多人痛恨权力干预学术，简单地把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实际上，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复杂。把权力全都下放给研究者和教员手上，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早期的德国和日本），要赶上先进国家，权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负面的，权力即可以成事，也可败事。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

　　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用，而是权力的错误使用。权力没有被用来改善培养人才的环境，而是被用来追求更多的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很显然，权力的错误使用一方面和现存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使用权力的官员有关。很多教育界官员尽管有专业背景，但“屁股指挥脑袋”，一旦走上官场，就俨然成为官僚。而让官僚来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体制官僚化。

　　体制要有人来改革，但人经常被体制同化。这似乎变成了“鸡”和“蛋”的关系，给人们一幅悲观的图景。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来说，要跳出教育改革“鸡”与“蛋”的恶性循环状态，首先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不是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作者:  郑永年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2007-04-10 知识博览报  作者：刘铁林 来源：知识博览报
   
    近来，美国不断增兵波斯湾，一时间美伊剑拔弩张，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许多国家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在美伊战与不战之间积极斡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希望美伊大打出手，谁又最不希望看到美国对伊朗动武呢？
   
    ◆ 俄罗斯心有余而力不足
   
    据美国媒体报道，经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俄罗斯外交部3月27日在其官方网站发表长达70页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研究》，敦促美伊关系正常化。
   
    该研究报告被看作是俄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报告中，对于伊朗问题，俄罗斯对德黑兰帮助维护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稳定给予了肯定，批评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企图把国际社会拖入大规模的危机当中。莫斯科敦促美国避免伊朗核问题升级，因为这将导致一场“文明冲突”，并产生灾难性后果。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伊朗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自核危机以来，俄罗斯坚定地支持伊朗与美国对抗，而且也是伊朗需要特别倚重的对象。但令人意外的是，近来俄方立场正与伊朗渐行渐远。今年3月底，在给伊朗下达立即停止浓缩铀活动的最后通牒之后，俄罗斯再出狠手，以伊朗不提供资金为借口，突然从布什尔核电站撤走了2000名核专家、工程师和工人。有分析人士指出，俄国已经放弃了对伊朗的实质性支持。
   
    对于伊朗为什么听不进俄罗斯警告而一意发展核武器，《汉和防务评论》主编平可夫分析指出：“俄罗斯原本想利用美国对伊朗的打压，在保住伊朗的基础上控制住伊朗。但伊朗认为，拥有核能力，既可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也可利用宗教号召力让伊拉克什叶派成为反美力量，使美国的对伊战争变成中东的越战，进而对以色列保持压力。这时候，莫斯科在伊朗的政治、外交和宗教天平上所占的分量，自然没有俄罗斯人想像的那么重，而且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对石油丰富的伊朗来说毫无制约能力。”可见，伊朗核危机并没有给俄罗斯提供在国际舞台扮演主角的机会，反倒显示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
   
    其实，伊朗与俄罗斯本来就存在深刻矛盾，现在只不过是出于抵御美国的共同利益才走到了一起。早在十九世纪沙皇俄国时期，伊朗就饱受俄国人的战火蹂躏。两国关系直至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也未得到改变。当时伊朗的霍梅尼政权提出了“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口号，将美国称为大撒旦、苏联称之为小撒旦。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面临各种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苏联，而苏联也不希望伊朗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再度回到美国的怀抱，双边关系才有所改观。

两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表示，莫斯科如果再继续向伊朗提供核燃料，那么它在国际上将很难解释其立场。在欧洲与美国向莫斯科许以优厚的回报之后，莫斯科开始向西方靠拢。有分析人士认为，从战略上来讲，俄并不希望在其南部边境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 欧盟需要借伊朗扮演重要角色
   
    早在2003年11月，欧盟就介入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核博弈。迄今为止，美国和欧盟在阻止伊朗成为核国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欧盟不同意美国所实施的高压政策，它反对美国把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反对美国再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欧洲国家在经贸上与伊朗保持着密切联系。德国、法国、意大利分别是伊朗第二、第三、第四大贸易伙伴。欧洲的几大石油公司都在伊朗有大宗业务。如果伊朗受到制裁，欧盟利益将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
   
    有分析人士通过对伊朗和欧盟双边关系、地区以及国际关系的合作领域进行研究后指出：“伊欧双方都需要对方，欧洲如果不与伊朗协调关系，将不可能在地区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更不可能在本地区担任重要角色。”
   
    今年3月12日，当美国总统布什对伊朗发出严厉警告、威胁说“不排除动用武力解决核问题的可能”时，德国总理施罗德则针锋相对地发出“不要动武”的警告。战争还是和平，对欧盟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反战是民意和政坛的主流。
   
    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里贾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伊朗和欧盟应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拉里贾尼说：“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因此有机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毕竟，伊朗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我们可以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谈到欧盟、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中国中东问题专家林伯涛指出：“欧盟在伊朗有巨大经济利益，它不可能同意美国轻举妄动；欧盟希望其中东外交有所建树，利用它的外交资源和谈判传统，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力，它不可能听任伊朗核问题发展成为不可收拾的危局。而美国由于还不能从伊拉克脱身，难以两面出击，因此利用同欧盟和解的契机，在伊朗核问题上开始考虑倚重欧盟，在谈判上自己甘愿退居二线。”
   
    ◆ 阿拉伯国家会因伊朗与以牵手？
   
    在派出第二个航母战斗群至波斯湾的同时，2007年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一周内接连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试图解决巴以之间的长期症结问题，并表示将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爱国者”反导弹系统。
   
    华盛顿的独立智库中东学会研究员温博姆坦言说，美国这样做目的是“拉拢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最终将美国、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绑在一起，形成对抗伊朗的‘铁三角’。”
    伊朗和阿拉伯国家虽然同是伊斯兰国家，但是由于教派分歧和民族的认同，一个是阿拉伯一个是波斯，所以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并不认同和同情，隔阂很重，这从两伊战争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阿拉伯国家大都支持萨达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学院代理院长斯克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美国在中东的盟友除了以色列外，还有传统上受到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的国家，包括沙特、埃及和约旦。这些阿拉伯国家出于他们对伊朗/什叶派支配一切的恐惧，可能至少是暂时压抑住其对以色列的敌意，甚至与之合作。”
   
    2006年底，沙特、阿联酋等国家都曾经明确表示，如果伊朗在战争期间封锁波斯湾，影响了这些国家的财路，他们将向伊朗宣战。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甚至曾警告称，“沙特将使用一切手段来挫败伊朗控制伊拉克和地区国家的企图。”
   
    面对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打压，内贾德总统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开始了他自己的“外交之旅”。让国际社会格外关注的是，在内贾德今年3月份出访的目的地中，不仅包括苏丹，还有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亲密盟友——沙特阿拉伯。
   
    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在阿联酋迪拜对阿拉伯领导人说，华盛顿与他们的利益并不一致，一旦他们不再有用，就会被美国抛弃。因此，中东所有穆斯林政府应该联合起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非依赖美军的保护伞。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阿提亚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媒体采访时表示，海合会成员国视伊朗为“兄弟般的邻国”，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月29日表示不会允许美国使用阿联酋的领土、领空和领海进攻伊朗。此前卡塔尔也作出了类似表态。
   
    华盛顿的独立智库中东学会研究员卡拉布瑞斯认为美国的一番用心和算计恐怕不会修成正果。“我认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确想看到伊朗受到遏制，但并不希望看到它被摧毁。” 卡拉布瑞斯表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有相同的利益，那就是对伊朗势力扩充的担忧，但这并不表示两者间的新仇旧恨就能从此一笔勾销。”
   
    ◆ 中国最有可能被殃及池鱼
   
    有分析家指出，如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世界原油价格将突破100美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因战争被封锁，油价有可能突破150美元。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已警告“全球化时代第一次石油冲击的到来对中国经济冲击更大”。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进口部分的60%来自海湾地区。目前伊朗和沙特是我国最大的两个石油来源国，一旦开战，我国石油进口将大幅减少。
   
    据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如果中国减少60％的石油进口，GDP将猛降5.4%-8%。更为严重的是，油价猛涨可能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波及我国的整个价格体系。同时，还将降低就业水平、缩小贸易顺差、引发股票市场的暴跌，降低我国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由此可见，如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中国极有可能遭受严重的“池鱼之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能源工业体系比较健全，具有相当供应能力。中国经济从整体上看，并不是那么弱不禁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有没有防范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有准备，就能‘猝然临之而不惊’，就可能将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降到最低限度。▲

    2007年04月10日新闻午报:  “六十一人案”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文革”中，康生一伙为阴谋打倒刘少奇，一手策划了“六十一个叛徒”特大冤案。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实事求是，以极大的勇气和努力，最终促使“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

     ◆ 刘少奇安排六十一人以特殊方式出狱

    “六十一人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日寇势力侵入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批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重新投入了抗日斗争。

    当时，这些同志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进北平反省院的。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其时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缺少得力的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批被关押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害。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和北平市委另一位负责人徐冰委派当时担任地下交通的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让我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

    ◆ 康生“文革”中炮制“三六大案”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信阳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吃饭，工作团全体成员也“参席”。

    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团员张琴秋、毛岸英、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之事。

    康生说，那时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但是，日月轮转。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另有一人在战争生死关头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

    对这些幸存的同志，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41位老同志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 “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恢复了邓小平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1977年11月11日，两次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逝。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这封信中，还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批准，柯庆施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都做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不久，胡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开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当他提出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时，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恰巧，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组部，申诉人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案”之一王其梅遗孀。王其梅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被叛徒出卖而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文革”前，已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康生等人制造了“三六”大案，王其梅在1967年8月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妻子王先梅是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后又转入新四军的老同志，此刻与4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4处。后来，王先梅把分住几处的8岁到16岁的两儿三女都聚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孩子户口被转到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此后，孩子们在分配工作、参加政治活动等，都因其父“六十一人案”问题未解决而屡遭磨难。

    1977年12月8日，王其梅向邓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邓小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也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3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王建梅、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小屋，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们都激动得流着泪。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10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 用“两个不管”的矛，去攻“两个凡是”的盾

    然而，当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提议，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这些负责同志不以为然。他们强调，“六十一人案”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关于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三办公室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 耀邦断然决定：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另起炉灶

    他很快把中组部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先后请到自己办公室，向大家下达了“另起炉灶”、重新搜集材料的动员令。耀邦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1978年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一天，胡耀邦与参加复查的同志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老贾，”他问坐在旁边的贾素萍，“你能不能抽空去看看薄老薄一波﹖”

    当天下午，贾素萍等四人就去探望无家可住、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其时，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派”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听说是胡耀邦派人来探望他，十分激动。

    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我们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贾素萍等四人请进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 三中全会前夕平反昭雪

    此后，贾素萍等四人又找到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逐一交谈。接着又连续奔波数月，访问了被下放到安庆的刘澜涛、淮南的安子文同志。

    回来后，他们研究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跑到当时仍为“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连夜送到耀邦家。耀邦不但及时阅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回来，他都立即听取汇报，认真阅读他们所写的每份调查材料。随后，耀邦就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了给中央的复查报告。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六十一人案”平反。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被昭雪于天下；薄一波等人也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

    2007年04月10日 解放军报:  回味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不经意间，你都会从中得到若干启示。

    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阿根廷空军使用“飞鱼”导弹曾重创英国军舰。但法国在英国的要求下，将“飞鱼”导弹的性能参数全盘告知英国，英军得以采取针对性措施，从而使得阿根廷空军后来的作战效果大大削弱。不仅如此，法国还中止了对阿根廷的导弹供应，使得阿根廷空军的飞机无弹可投。

    “飞鱼”导弹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极为深刻：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武器装备依靠进口，一味“拿来”，只能受制于人，靠外国技术创新成果支撑的国防注定不堪一击。

    联想到我军信息化建设，在经验不多、成果较少的情况下，把外军已经完善成熟的技术和装备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在短时间内不失为一条捷径。这样做，不但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能够缩短战斗力生成的周期。

    可是，“拿来主义”不是机械地照搬照套，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拿来”，结果会重蹈覆辙。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这个灵魂，要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的过程中边引进、边摸索、边学习，最终与国情军情有机融合，以实现真正的跨越。如果在引进的过程中只“借”不“鉴”、抑或只模仿不创新，则很容易受制于人，形成对先发国家的依赖。

    随着高新装备的迅猛发展，高端技术“黑匣子”、生产工艺“金刚钻”等“门槛”越来越高，但凡最先进的军事高科技，总是被列为秘中之秘。真正的核心技术几乎无从引进，即使是“拿来”了，也难以全盘引进先进武器装备的整体系统。可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来看，关乎国家安全、军队发展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军信息化建设，必须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我们一定要记住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的那句话：“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焦磊峰　陈江兵) ▲

    2007年04月10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出没中国周边海域的外国军事测量船宛若幽灵，试图逃开中国海监部门的眼睛。

    “2006年度中国海监部门曾对未经我国政府批准、擅自在东海我国管辖海域进行海上调查作业的多艘美国军事测量船进行了跟踪监视，向其申明立场，要求其停止作业。”出自国家海洋局近日发布的《2006年海洋执法公报》的这段话，引起了国内对美国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军事测量活动的关注。

    一般来说，军事海洋测量船是指能够完成海洋环境要素探测、海洋军事学科调查和特定海洋参数测量的舰船。由于掌握包括海底地形地貌、海洋重力、海流等在内的海洋环境信息是海军舰艇实施作战的基本前提，因此美军测量船往往出没于世界各大洋水域，成为美国海军平时获取敏感战场信息的主要来源。

    目前，美军共拥有现役军事测量船20余艘，隶属于美军海运司令部。根据任务不同，可分为综合测量船、水声探测船、海洋地质勘测船、电子侦察船等。

    以经常在中国黄海、东海海域出没的美军“鲍迪奇”号测量船为例，该船于上世纪90年代正式服役并经过多次现代化改装，船长100.1米，采用柴-电推进方式，满载排水量5000吨，舰员25人，情报分析人员30余人。其主要探测设备包括多波束测深仪、声纳、深水地震海底地质构造测绘系统、实时导航系统等等，还配备有直升机悬停区和小型医院。收放设备包括三部多用途起重机和五部绞车，具有极强的海洋军事情报搜集能力。

    美军搞军事测量一方面为了帮助美军熟悉所谓“战场环境”；同时也在监视，比如中国海军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活动情况等。这显然是对中国海洋安全的极大威胁。

    ◆ 较量由来已久

    中美围绕着军事测量船进行的侦察与反侦察较量时有发生。2002年9月，经常在中国附近海域出没的美军“鲍迪奇”号测量船闯入中国黄海专属经济区海域从事监听、侦察等间谍行为。中国海军及海监部门的舰艇和飞机至少实施了6次“拦截”和“尾随监视”，并数次发出信号要求美舰停止作业、离开这一海域。但是，“鲍迪奇”号竟然置之不理。而实际上“鲍迪奇”号当时正在距离中国海岸约60海里的海域进行海底地形绘图，同时用拖曳式声纳实施水下监听作业。在多次警告无效后，一艘正在附近海面上作业的中国渔船“碰巧”撞上了“鲍迪奇”号的拖曳式声纳，并将声纳上的水下听音器撞飞。监听不成的“鲍迪奇”号只好离开了黄海海域，驶回设在日本的基地进行维修。据中国海监部门统计，这次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长达23天。

    2003年美国海军测量船“黑森”号和美国海军电子侦察船“常胜”号相继未经批准进入中国管辖海域；2004年美国海军“常胜”号和“成效”号测量船闯入黄海、东海中国专属经济区；2005在东海、黄海，中国海监对非法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调查活动的美海军电子情报侦察船“玛丽•西尔斯”号和美海军海洋调查船“约翰•麦科唐纳号”进行了监视、驱离；对进行侵权作业的美海军双体水声监听船“忠诚”号实施了为时2小时的海空联合监视和后续7天的海上跟踪监视，向其严正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 监视与反监视还在继续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对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域的情报侦察活动进行明确的规定，因而美国等国家在中国附近海域的军事测量活动一直无所顾忌、甚至呈上升趋势。

    除了水面舰船，专门针对中国潜艇的美军水下探测船停靠日本港口的次数也年年增加，2004年有23次，2005年有32次，2006年截至8月已达26次。近年来日本“白凤”号、“白岭”号、“拓洋”号、“昭洋”号测量船也在加大对中国海区的侦察力度，俄罗斯等国的测量活动也时有发生。

    对此，中国当然要捍卫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据《2006年海洋执法公报》披露，中国在东海建立定期维权巡航制度，“显示了我国政府对该海域管辖的能力与决心”。（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海韬） ▲

  2007年04月09日: 妊娠期间，孕妇应注意营养的摄入，但同时也该注意到有些饮食会对自己或者胎儿会产生不良影响。在此，我们介绍4种孕妇不宜吃的食物以供大家参考：

　　★ 1.螃蟹：

它味道鲜美，但其性寒凉，有活血祛瘀之功，故对孕妇不利，尤其是蟹爪，有明显的堕胎作用；

　　★ 2.甲鱼：

虽然它具有滋阴益肾的功效，但是甲鱼性味咸寒，有着较强的通血络、散瘀块作用，因而有一定堕胎之弊，尤其是鳖甲的堕胎之力比鳖肉更强；

　　★ 3.薏米：

是一种药食同源之物，中医认为其质滑利。药理实验证明，薏仁对子宫平滑肌有兴奋作用，可促使子宫收缩，因而有诱发流产的可能；

　　★ 4.马齿苋：

它既是草药又可作菜食用，其药性寒凉而滑利。实验证明，马齿苋汁对于子宫有明显的兴奋作用，能使子宫收缩次数增多、强度增大，易造成流产。 来源：《信息时报》▲ 

    2007-04-09 大旗军事:  199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3次阅兵正在这里进行。回首前面的12次阅兵，从程序、内容和礼仪上看，均部分汲取了中国古代、近代和国民党军队的阅兵仪式的特点，在主要形式和内容上也部分模仿了前苏联军队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但在许多地方充分体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身的阅兵特点。
   
    ★ 开国大典阅兵:奠定了新中国阅兵式的基本框架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指定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参谋长唐延杰为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副主任。阅兵仪式在整个开国大典内容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毛泽东主席到下面的各级指挥员对此都非常重视。对人民解放军来说，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和队列合成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并不像在战场上那样真枪实弹，但受阅部队作为百万解放军的代表，要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表现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的确是不容易的。为了圆满完成阅兵盛大典礼，杨成武、唐延杰亲自带领阅兵指挥所的工作人员，查阅了中外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军队的许多阅兵资料，并到处求教。

    刘伯承早年曾在前苏联留学，目睹了苏军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知道一些有关苏军阅兵的情况，他详细向杨成武谈了阅兵的具体情节和注意事项，最后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他的这一讲话，使担负阅兵具体工作的人员心中有了谱。陈毅的解说更直截了当，他说："组织阅兵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吗？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军队。"

    阅兵指挥所根据众人提出的意见，对阅兵程序和细节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初步形成了《阅兵典礼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受阅前的训练等。拟定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个大部分。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开国大典中的阅兵式基本是依照这个方案进行的，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盛大阅兵。

    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阅兵式，是我国现代阅兵式的蓝本。至今，我军的阅兵程序和内容基本无大的改变，仅在方队和人员的规模、数量上有所增减和变化。
   
    ★ 1950年国庆阅兵: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国庆阅兵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时称人民广场，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一年庆祝活动时，冠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庆节"的称呼，这一"届"的称谓一直沿续到1954年国庆节。1950年庆典大会首先举行了阅兵式，由阅兵司令朱德检阅陆海空三军和公安部队。朱总司令乘检阅车检阅部队之后，返回天安门城楼宣读命令，接着进行分列式。由此至1959年国庆，阅兵基本按照这一年的程序进行。

    ★ 1951年国庆阅兵: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事学院的学员
   
    这次阅兵走在最前面的是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他们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当时正在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科学。接着是各军校的学员方队，然后是各军兵种部队。这种以军事学院方队为"龙头"的队列排序方法，一直延续到1959年。

    1951年阅兵队伍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民兵方队，他们是华北老解放区民兵代表，都是战斗英雄和先进模范。
   
    ★ 1952年国庆阅兵：民兵方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携带着轻武器的民兵们来自全国各地，分属汉族和10多个少数民族，构成了与以往国庆节阅兵分列式不同的一道风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
   
    ★ 1953年国庆阅兵：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口径的大炮
   
    拖拉机牵引着巨大的加榴炮隆隆而过。"拖拉机拖炮"的摄影照片，是当时风靡全国的佳作，现在则成了那个年代国庆阅兵的经典之作。

    ★ 1954年国庆阅兵："逢五小庆"的年头
   
    这年，全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胜利闭幕。因此，其阅兵规模是新中国成立后较大的一次。受阅部队从全军60个单位抽调编成，共10384人。徒步方队由200人编成，横排面20人，共10个排面。骑兵受阅部队来自内蒙古草原，功臣模范占50％，他们共编成6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坦克、火炮每方队横排面4台车（炮），共4个排面，三轮摩托车横排面6辆，共27个排面。受阅航空兵由111架作战飞机编成，由3机按三角形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高度为600米，航速每小时为400～650公里，这对中国年轻的飞行部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次阅兵与开国大典阅兵相比，在部队编成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国大典的受阅部队主要由陆军编成，海军和空军数量很少，而国庆5周年的受阅部队由诸军兵种编成，它反映了解放军的海军、空军和陆军特种兵的迅速发展。开国大典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是"万国牌"，型号、口径、出产国极不统一，国庆5周年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则基本上是苏式的，这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大进步。

   ★ 1955年国庆阅兵：人民解放军将士换了新装
   
    受阅部队指战员，身着崭新的新式军装，佩带军衔肩章、领章，军容严整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刚授衔的元帅和大将等，在阅兵结束后，兴致很高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留念。

    ★ 1956年国庆阅兵：阅兵式在滂沱大雨中进行
   
    这次阅兵是新中国前12次大阅兵中惟一一次冒大雨阅兵。这天的北京从清晨就开始下雨，受检阅的队伍在雨中进行，分列式开始时，雨下得更大了，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汪洋。受检阅的队伍踏着军乐的节奏，踏起水花，齐步向前。指战员们所乘坐的都是第一批出厂的国产"解放牌"汽车，雷达探照灯也初次公开亮相。由于下雨，原定参加阅兵式的空军飞机未能参加受阅。
   
    ★ 1957年国庆阅兵：国外来宾空前多
   
    这次阅兵引人注目的是国外来宾空前的多。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参加检阅，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匈牙利、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缅甸等国的客人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检阅，还有应邀前来访问我国的50多个国家的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等也观看了阅兵式。
   
    ★ 1958年国庆阅兵："战争气氛"较浓
   
    1958年8月底，炮击金门作战刚刚打响，国防部长彭德怀乘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这次阅兵的分列式中有基干民兵队伍，他们中许多人是来自太行山、白洋淀等革命老根据地的民兵杀敌英雄。这天，他们精神焕发，步伐整齐，全部装备着新式步枪。谁能想到他们只训练了20多天就参加了阅兵。

    ★ 1959年国庆阅兵："逢十大阅"的年头
   
    此次阅兵规模比以往大，准备工作也比较早。当时，天安门广场已扩建一新，整个广场较5周年国庆时扩大了两倍半，达40万平方米。北面是雄伟的天安门，东西两边分别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广场正南，使10周年国庆大典更加宏伟壮观。阅兵方案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定的。195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意见》，指出，要使庆祝典礼的阅兵式和群众游 行，比往年搞得更加隆重盛大。根据这个精神，京津卫戍区司令部拟制了《1959年国庆首都阅兵方案》，并上报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批准通过。

    这次阅兵取消了骑兵、三轮摩托车和口径在100毫米以下的地炮、高炮方队，徒步方队横排面由20人增加为24人，受阅总人数增加三分之一。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空军受阅编队由5周年时的3机增加到5机，飞机总数由111架增加到155架，受阅飞行高度降低100～150米，这都对受阅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次阅兵的装备数量大大增加，且受阅轻重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装甲兵方队，装备了中国制造的59式中型坦克，这是我国制造的第一代主战坦克，当年定型，当年投产，当年装备部队并参加国庆阅兵。飞过广场上空的是由中国制造的歼5型飞机组成的梯队。阅兵规模比往年大，但用的时间却只有58分钟，这表明阅兵组织工作比往年更周密、更细致、更成熟。
   
    这次阅兵适逢庐山会议之后，9月30日，原国防部长彭德怀搬出中南海到京郊挂甲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任阅兵司令，检阅陆海空三军。林彪在阅兵式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身居挂甲屯的彭德怀虽然也收到了邀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的请柬，但他没有去，而是在电视中收看了这次阅兵式。彭德怀对这次本是由他策划部署的阅兵式看得很仔细，但他看完后未作任何评价。

    ★ 1984年国庆阅兵：第一次国防力量大检阅
   
    1983年11月中旬，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部署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布置35周年国庆的庆祝和阅兵筹备工作?导弹189枚，坦克装甲车205辆，火炮126门，火箭布雷车18辆，轻武器6429支（挺），汽车2216辆，组成46个方（梯）队。其中地面方队42个。每个徒步方队为14个排面，每排25人，共计352人（包括领队两人），比10周年国庆阅兵增加4个排面、110人。除战略导弹方队为4个排面，每排3辆车，加上两辆指挥车，共14辆车外，其他车辆方队均为4个排面，每排4辆车，加上两辆指挥车，共18辆。空中梯队共有4个，最大的机群为9机编队，比10周年空中编队增加4架飞机。

    分列式中行进在最前面的是由陆、海、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仪仗队，他们护卫着"八一"军旗，率先进入天安门广场。这与往年的11次阅兵都不同。女卫生兵方队也是往常阅兵中所没有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9辆大型牵引车载着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战略导弹首次公开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次阅兵各种受阅武器装备共28种，全部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其中19种是新装备，具有现代水平，有的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充分展示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35周年国庆阅兵的盛况，当时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人们高度赞扬这次国庆阅兵所展现的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这次阅兵在组织的时机、阅兵规模、受阅内容、对外影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新中国阅兵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1999年国庆大阅兵是尤为精彩的一页、这是共和国本世纪最后一次国庆盛大阅兵！

    在２０世纪中国的时代记忆中，１９９９年国庆大阅兵，是尤为精彩的一页。阅兵总指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新良说：“‘世纪大阅兵’完美地实现了‘米秒不差’：压阵的第二炮兵战略导弹方队最后一排通过天安门中线的那一刻，陆海空航空兵首次联合编队组成的强大机群中的第一架飞机准确飞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空。”而这，只是这部壮丽乐章中的一段美妙旋律。来自陆军、海军、空军、武装警察、民兵预备役部队的１万多名官兵，４００多台战车、火炮、导弹，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等９个机种１５个机型的１３２架飞机，共同组成气势如虹的４２个地面方队和１０个空中梯队；改革开放新时期诞生的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部队中；参加阅兵的武器装备，９５％为国产新装备……国庆５０周年大阅兵创下了新中国阅兵史上兵种最多、方队和车辆最多、二炮导弹亮相最多等多个“之最”。

    从开国大阅兵到国庆５０周年阅兵，１３次庄严的检阅，把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程浓缩成铿锵的足音，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人民解放军这支曾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正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征程中实现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人民解放军已从当年的单一陆军发展壮大为诸军兵种合成、具有现代化联合作战能力和立体作战能力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走过昔日的骡马化、摩托化，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走向机械化、信息化。５５年装备变迁，陆军基本形成立体机动作战的装备体系和比较配套的支援保障装备体系，海军初步形成海上机动作战、基地防御作战和海基自卫核反击作战的装备体系，空军基本形成高中低档搭配的歼击机、强击机、运输机和多种支援保障飞机相结合的装备体系，第二炮兵基本形成近中远程和洲际导弹齐备、核导弹与常规导弹兼有的武器系列；

    ——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管理知识、能够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组织指挥现代战争的军事人才群体正在形成。目前，中国军队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达９５％以上；全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军官超过８５％；空军一线飞行员全部具有大学学历，海军一线舰长百分之百毕业于专业院校，战略导弹部队的技术军官几乎都是学士或硕士……

    天安门作证，共和国作证，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正在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上阔步向前。▲

    2007-04-11 中国新闻网：高峡平湖,惊天动地。从2003年三峡大坝开始下闸蓄水，到去年10月27日达到156米高程，这种不可逆转的河湖之变已快3年了。去年5月20日大坝全线建成至今也快1年了。三峡电站左岸14台机组已陆续投产，右岸12台机组正在加紧安装。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三大效益正在发挥。
   
    但是，争论并未休止。当环境友好与生态和谐成为党中央的决心和共和国的决策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发现问题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前奏！带着探究的决心，带着疑问和期待，3月26日,一个遍地黄花的灿烂日子，我们的记者从武汉出发了。
   
    武汉汉口江滩，一个可以摸到长江水的地方。我们的生态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放眼望去，大江东去，黄浪翻滚。虽然没有恣肆汪洋，但壮阔奔腾的大江性格跃然眼底。整个3月的“桃花水”，终于让长江沿岸的城市松了口气。水位如期上涨，航道全线畅通。灌溉、供水状况随之发生改观。
   
    从3月28日起，长江航道局派往各浅险水道疏浚的施工船舶，已全部停工。
   
    就在这一天下午4时，我们来到三峡大坝梯级调度通信中心。控制平台上，正显示着当前三峡水库的实时运行状况：坝前水位151.13米，总有功率387.13万千瓦……激越的洪流变成了巨大的能源。
   
    普通百姓是看不见这种巨大的经济效益的，他们看到的是长江百年不遇的枯水。三峡水库由135米向156米蓄水期间，处于主汛期的长江遭遇罕见的枯水水位，许多江段的实际水位降到了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低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统计，枯水给长江航运和渔业带来了180亿元的损失。
   
    百年不遇的枯水，使人们将怀疑的目光聚集到了正在拦水发电的三峡大坝之上。百年枯水真的是大坝“拦”出来的吗?
   
    ◆ 枯水记忆：防汛变成抗旱
   
    2006年8月，正处于主汛期的长江，却没有往年水深河阔、风大浪高的雄壮。不同寻常的低水位，不一般的沉寂与安宁，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大约在冬季”的错觉。以往这个时节千军万马防汛抗洪的场景，变成了抗旱救灾、疏浚航道的“战斗”，上游的重庆甚至出现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
   
    同年8月21日，重庆旱情升级为百年一遇，长江中游水位也连续41天退落。沙市太平口水道严重到禁航疏浚。
   
    水文资料显示，2006年8月25日14时，汉口水位降至17.07米，成为1865年有水文资料记录以来的倒数第二位，此前最低水位是1972年的16.93米；宜昌、沙市水位则降至有水文资料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安徽芜湖大片滩涂裸露。
   
    去年8月份的武汉江滩，以前只有在秋冬枯水季节才会露出水面的亲水平台，成为市民休闲嬉水的场所；途经武汉市白沙洲大桥，看到江中裸露的沙洲面积比以往大出许多，武汉人议论纷纷：“长江这是怎么了？”
   
    去年9月25日,三峡水库156米蓄水的第五天,航道部门派出5艘挖泥船开挖重点水道。
   
    去年11月，长江再入枯水期。长江航道局全线安排了18艘疏浚工程船舶、8个清障队和15个测量队，对16处重点水道疏浚维护。“以往是战洪水,现在是战枯水。”长江宜昌航道局负责人说。
   
    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副总工赵云发说，受此次枯水影响，三峡和葛洲坝两座电站共有8台机组从“满负荷运行”降为“备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发电量有所减少。“三峡电站已经安装了14台机组，目前只有12台满负荷运行；葛洲坝电站共有21台机组，也只有15台发电出力。”因为两座电站出力不足，部分地区不得不拉闸限电。
   
    今年1月8日，长江沿线多个港站水位，再跌至有水位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宜昌、沙市、汉口、九江、南京水位，分别为-0.54米、-1.89米、1.92米、1.32米和0.72米，为航道部门有水位记录50多年来同期最低值。
   
    ◆ 成因之争：巧合还是必然
   
    水库蓄水至156米。长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枯水。这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发生在同一年！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这一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记者为此开始了专家访问。
   
    长江水利委员会江务局局长史光前对记者说，长江属于一条雨洪型河流，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一般情况下，降雨先从下游开始，然后向上移动，洪水的大小与暴雨强度、总量、持续时间及暴雨和移动路径相关。如果下游雨季延长或上游雨季提前，就会形成洪水遭遇，1998年的大洪水就是例证。这也应证了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的一句话：“平水年、枯水年、丰水年是自然现象，有自然规律。从长远来看，不受三峡工程的影响。”

    在2006年川渝两地降水量历年变化图上可以看到，6至8月的降水量为55年来最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董文杰将原因归结为三点：首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西、偏强，不利于南方的暖湿气流到达西南地区；另一方面,西南地区受青藏高压稳定控制，川渝上空盛行下沉气流，对流活动受到抑制,直接导致高温干旱;其次,青藏高压也偏强,与副高连接形成一个强大的高压带,持续控制川渝两地，水汽通道受到阻断，造成持续干旱少雨，并直接导致了长江水位的降低。
   
    气象资料显示,2006年进入8月以来,长江上游大部分地区基本无明显降雨过程,仅乌江、金沙江南部地区3日至6日有过小到中雨和局部暴雨。统计资料表明,长江上游多年平均来水量为4500亿立方米,而2006年截至8月中旬,长江上游来水量比多年平均值减少了42.9%。专家普遍认为,正是因为降水量的剧减,直接导致长江各个江段的严重枯水。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金祥则从更深层次的原因上分析了枯水的原因。他认为,除了降水稀少之外,青藏高原积雪的渐少、长江沿线用水量的与日俱增,都使长江及其许多支流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
   
    长江委三峡水文局副局长李云中说：“长江中下游枯水跟上游干旱有紧密的关系，正是由于重庆等上游地区的干旱引起了下游水位偏低，造成了枯水现象，是正常的水位变化，并不是修了三峡才有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江务局局长史光前对记者打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比方：“三峡就像一个盒子，把它装满之后，来多少水就放多少水。”相对于长江5000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而言，库容221亿立方的三峡水库只能算作一个小盒子，对长江总体水情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三峡不仅要防洪，也要防枯，此次蓄水和长江枯水同年出现只是巧合。”在三峡总公司枢纽管理部高级工程师王海看来，三峡蓄水提前了长江枯水期并不成立。蓄水期确实会使中下游水位比天然水位略为下降，但这些水并不足以使枯水期整个提前。三峡大坝就像一个开关，本身不消耗水，只是把一部分水留下来到最枯的时候放，可以对长江起到调节作用。
   
    如果汛期枯水确实是一种巧合的话,这种“巧合”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绝”,公元前190年就有了长江流域最早的汛期枯水记载;此后,汛期无汛,甚至枯水的现象就时有发生,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0年,那时三峡并未下闸蓄水。
   
    ◆ 大坝调节:给中下游增加了一条乌江的流量
   
    3月28日，在三峡梯级调度通信中心，记者查到三峡水库2006年9月20日至10月27日的流量曲线图，此时三峡水库正向156米水位蓄水。曲线显示，从9月20日起，入库流量开始大于出库流量，达到10000秒至19000立方米/秒；与此同时，出库流量仍保持着不低于8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到了10月17日左右，入库流量和出库流量达到平衡，这一阶段共增加库容110亿立方米。
   
    对比2007年2月1日至3月27的流量图，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长江枯水最严重的2至3月份，三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又明显高于入库流量。在平均入库流量不到4000立方米/秒的情况下，出库流量始终保持在4850立方米/秒以上。据长江委水文局资料，仅2月份，三峡水库平均补给流量668立方米/秒，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16.16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一条乌江的流量。
   
    根据三峡水文局庙嘴观测站的观测结果，2006年2月长江枯水最严重的时候，经过三峡水库对下泄流量的调节，宜昌段的流量从估计只有3500立方米/秒，达到了4600立方米/秒，水位在38.9米以上，高于最低航行保障水位。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水文局副局长李云中说，“这些实时监测的统计表明，长江中下游的流量明显大幅度的增加,即使是出现历史上少见的枯水现象，今年长江中下游下泄流量，也比没有调蓄功能的时候同时期天然流量高出1000立方米/秒左右。”三峡工程连日来加大下泄流量，加上洞庭湖、鄱阳湖流域来水增加,已初步缓解去冬以来长江中下游的枯水状况,基本保证了长江中下游生活工业用水和通航正常需要，尤其保证了是荆江河段的通航。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遇到目前的特枯水情就会更严重。”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金兴平教授说，“三峡工程去年蓄水至156米后,共拦蓄上游来水110亿立方米，这已成为目前枯水时节的宝贵资源，使三峡工程具备了发挥综合效益的‘筹码’。三峡工程通过加大下泄流量，既对下游的航运、供水、取水，以及减缓长江口的咸潮上溯有好处，又可多发电以缓解电网的供电压力。”
   
    谈到蓄水与放水的关系时，李云中说：“三峡工程完成156蓄水，是通过了各级部门的严格审查了的，绝对保证了长江中下游的用水和通航，又不是把上游的水都蓄起来，下游不放水。如果没有去年的蓄水，就没有随后三峡对下泄流量的调度，也就没有水来补给了，那今年的枯水将远比现在的严重。”目前，长江中下游已步出水情特枯、航运及沿江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最困难的境地。▲

    文章提供: 中国评论通讯社 于 2007-4-10 文章作者: 丘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007年4月10日指出，中国严重关注越南在南沙群岛进行的一系列新行动，已向越南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去年与越南、老挝就三国边界的交界点达成协议，并定下竖立界碑的位置。目前，中越只剩下南沙群岛的问题尚待解决。

　　据悉，越南政府近期进一步划定了南沙部分油气招标区块，并将在南沙举行“国会代表”选举，越南还将和英国BP公司合作在南沙修建天然气输送管道。

　　秦刚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此回应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其它国家单方面对该海域采取的行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侵犯，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秦刚表示，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越南在南沙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新行动，违反了中越双方领导人就海上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不利于南海地区的稳定。

　　越南则与柬埔寨、老挝和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又与广西省共享北部湾（旧称东京湾，东京指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中国与越南在1950年1月18日建交，但当时两国的边界尚未有清晰划分，划界问题主要包括陆地、北部湾和南海三部分，于1978至79年间更发生武装冲突，关系要到1990年代才有改善。

　　中越在1999年签署《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翌年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议》，就划定北部湾的边界达成协议。2006年，中国与越南、老挝就三国边界的交界点达成协议，并定下竖立界碑的位置，目前中越只剩下南沙群岛的问题尚待解决。

　　据悉，越共“九大”后，越南大力推行海洋发展战略，以海军为先锋不断向海洋扩展，努力成为21世纪东盟乃至世界的海洋大国。与这一变化相适应，越南的军事战略，尤其是海军战略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把海军的发展放在了军队建设的首要位置，并制定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的海军发展规划，努力使海军成为其谋求海洋权益的“保护神”。由于越南独特的海上战略地位，在南沙地区又与中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因此，其海军发展的动向格外令人关注。

　　在历史上，中国和越南曾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战争。中国动用二十万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民间被习惯称作对越自卫反击战、惩越之战，越南称之为在北部边界打败侵略战争。据悉，在短暂进入越南北部之后，中国军队在一个月之内撤出了越南。事后，中国和越南都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使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

　　在这场战争中解放军的伤亡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越南媒体报道说是消灭解放军三万多人，中国的《解放军报》报道则说是伤亡四千人。关于越军的伤亡，越南方面一直没有说清楚，解放军初期则宣传歼敌七万。原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解开了这个谜团，他查阅的资料显示，在中越战争之中，解放军伤亡2.7万，越南伤亡十万。

　　◆ 中越关系“情如纸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5日出访越南，中越关系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但是，西方舆论一直认为中越关系环节薄弱，始终不看好，始终不相信。如有名的中越关系“情如纸薄”论，就是典型一例。

　　德国亚洲学院越南问题专家维格尔教授曾说过：“有一点非常清楚，中越的友好关系其实比纸还薄，一点点事端就可以葬送双方的友谊。我想说的是，中越的关系非常敏感，双方必须不断努力，消除非常深的不信任感和积怨。”

　　西方学者得出这种结论，并不奇怪。中越友好关系历史悠久，但是毕竟曾经发生过矛盾与冲突。对于中国与越南有无能力彻底消除相互之间的不利因素，西方学者长期来是雾里看花，看不清楚。同时，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确经历过非常敏感时期，的确经历过不断努力消除不信任感的时期。但是，时至今日，还以为中越关系停留在这样的阶段，可能是失误的判断。

　　中国与越南之间，目前不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越南的开放革新，共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根本的冲突。中国人民与越南人民不存在敌意，没有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冲突，人民关系和谐。中越国家领导人关系密切，来往频仍，沟通畅顺。所以说，中越关系正处在最佳的时期，最厚实的时期，全面发展的时期。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农德孟日前说，在新时期，越中两党两国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相同的任务。越方将与中方加强交流，增进合作，共谋发展，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农德孟的话，是目前越中关系最好的写照。

　　中越关系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这与中国极力推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是分不开的。越南完全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追求和谐的国与国关系。中国的诚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特别是中越两国把“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作为关系发展的十六字指导方针，基本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舆论认为的最敏感问题，不外是中越边界纠纷问题。但是，中越推进海上合作，确保完成陆界勘界工作，是胡锦涛定下的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如北部湾划线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于这一类的敏感问题，中越不是回避，而是积极面对、全力以赴解决。

　　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农德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阮明哲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11月15日至17日访问越南。非常明显，中越两国对此都寄予厚望，希在良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突破性发展。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必将极大地推动越中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揭开两党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越方热切期待此次访问，将与中方共同努力，确保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则强调，中方高度重视胡锦涛即将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就中越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达成新的共识，为今后合作指明方向，必将对中越关系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由是可知，胡锦涛主席在越南期间，中越之间必会达成新的共识、获得新的合作进展。

　　所以，用“情如纸薄”来形容当前的中越关系，可能是失当的，是偏颇的。任何国家之间，都有矛盾，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这是难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从一两件偶发的或者突发的事件来作判断、来下结论。西方国家常常以己度人，用自己的思维模式来推断中国，所以，得出的结论总是不客观的。

　　“情如纸薄”不恰当，那应该用什么形容词来概述中越关系呢？情重于山，可否？我们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来源: 星岛环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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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兴初是威震海内外的一员猛将。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47军浴血黑山，挡住国民党的王牌劲旅廖耀湘部的10万精兵；朝鲜战场上，他指挥38军痛打伪7师，奇袭武陵桥，穿插三所里，血战松骨峰，突破“三八线”，彭德怀元帅在嘉奖令中情不自禁欢呼：38军万岁！“万岁军”从此名扬天下。但是这位战功赫赫的猛将，“文革”中受到了林彪“九一三事件”的牵连，被隔离审查长达8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得以恢复名誉。
　　
　　◆ 风云莫测林彪自爆
　　
　　1970年，中央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是个大国，外交事务很多，外国大使要递交国书，副主席来接受不合规格，还是要有国家主席。毛主席说我不当。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就请林彪当。后来毛主席还讲过一段故事，三国时期，有人上“劝进表”，要曹操当皇帝，曹操说这是把我放到火炉上烤。
　　
　　1970年夏，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分组讨论时，西南组的召集人吴法宪在讨论前叫梁兴初、谢家祥到他的住处坐坐。晚上，梁、谢去了吴法宪处。吴说：“我们是老同志，一定要发言表明态度，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第二天，梁兴初在西南小组会上说：“国家要有个主席，还是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庐山会议后期，揭发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会议结束，梁兴初回到成都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精神。9月14日，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通知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军区接到通知要加强战备。”
　　
　　梁兴初心里很纳闷。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是陈伯达，批陈整风已经对他进行审查，是跑不了的。又猜想主持会议的康生，可康生跑了也用不着搞战备呀。梁兴初就给黄永胜打电话，问：“听说，庐山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跑了？”黄永胜说：“是，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跑了。”就放下了电话。梁兴初还是没弄清楚是谁跑了。他又打电话问铁道兵政委宋维拭。宋说：“我刚吃了安眠药，吃得有点多了，头痛得很。”说罢就放下了电话。
　　
　　多方询问，梁兴初却始终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带着老婆跑了。他回到军区机关，抓紧战备工作。10天以后，梁兴初才从中央文件上得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乘“三叉戟”飞机出逃，自我爆炸，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毙命。
　　
　　◆ 赴京汇报主席开脱
　　
　　戎马几十年的梁兴初，很长时间是在林彪的直接统领下，也是林彪非常欣赏的战将之一。
　　
　　正因如此，在“左”倾思想泛滥、肆意株连的那个年代，再加上“四人帮”一伙的干扰和地方派性的诬陷，梁兴初自然在劫难逃。
　　
　　1971年10月27日，中央召集张国华、梁兴初等人到北京开会，汇报四川工作。
　　
　　梁兴初如实向中央报告了自己在庐山会议西南组的发言，并报告了文革期间，两次到林彪住处的详细情况：“第一次是和张国华一起去的。林彪说，四川我们不放心，你们两人（张、梁）去了，就放心了。然后留我们喝了茶。第二次是请我们去看电影。这次人很多，林彪只和我握了握手，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放电影了。林彪搞政变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跑了以后10天才从中央文件上知道了详细情况。”
　　
　　11月13日，叶（叶剑英）办通知，14日晚毛主席接见。接见时，叶帅说：“有人说梁兴初到成都是去夺权的。这不对。梁兴初到成都，是我向毛主席建议的，是毛主席点的将。”
　　
　　毛主席说，我也没想到会出现林彪事件。党章上写了的“接班人”，中央要负责，大家都举了手，不要把举手的人都当成林彪的人。鲁迅说曹聚仁“喝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毛主席指着梁兴初说：“你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嘛。”
　　
　　梁兴初对毛主席说的这段风趣典故不很明白，但说自己“不是林彪的人”几个字是听得清清楚楚。回来后他高兴地对秘书岳广运说：“毛主席说我‘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是什么意思？”岳广运也很激动：“这是明摆着的，毛主席把你开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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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国民党将领李宗仁上世纪六十年代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由于他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在当时敏感的两岸形势下，此事曾轰动一时。近年随着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及有关档案的解密，人们有机会了解其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1956年4月28日来到了北京。5月1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大厅内，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交谈。周恩来说：“这是建国以来，中共第三次同国民党人员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同志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嘉趝接触。第二次是同龙云的儿子龙绳武。第三次就是你了。”

　　午饭后，周恩来在客厅里谈到李宗仁时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回到香港后，程思远便把同周恩来见面的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李宗仁回信批评他说，北京之行，事关重大，应事先同他充分商量。后程思远解释说是由于时间来不及，李宗仁也便不再追问了。

　　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每个周末都要到李宗仁家做客，对他家的情况比较熟悉。1958年，她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捐赠大陆，并隐晦吐露了叶落归根的心愿。

　　程思远1959年10月，第二次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又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的捐赠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这批画的种类很多，除有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这些近代名家的字画外，还有文征明、郑板桥、何绍基等历代名人的书画。这批名画是他在当北平行辕主任时收集的。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三千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三万美元。

　　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的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 瑞士之行没有成功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1960年秋天，李宗仁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会见程思远。自从程思远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北京后，他的行踪已引起台湾的注意，他与李宗仁的信函也不时中断。郭德洁以探亲的名义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她同程思远商量由周恩来提议的欧洲之行的安排，并接收北京送来的那笔美元。为怕发现，他们每次见面总在汽车里，只有一次是在郊区的一间饭店内。

　　为了谈话方便，程思远每次都以游玩为名，由夫人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点等郭德洁。车开动后，程思远便和郭德洁交谈，并初步约定在瑞士的苏黎世会面。瑞士是中立国，苏黎世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李宗仁可以以旅游的名义前往，不会引人注意；程思远则以参观古罗马的名义飞往罗马，然后转道瑞士，在约定的时间同李宗仁见面。因种种原因，李宗仁并未立即成行。

　　中国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震撼了闲居在海外15年的李宗仁。1965年，他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仿效法国戴高乐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1965年3月，李宗仁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回国，不愿再在美国虚度残年。

　　程思远的信息很快到达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满足李宗仁的愿望。1965年7月13日10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坐着18位党外人士。11时整，当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陪同周恩来出现的时候，在座的人都感到惊讶。宾主入座后，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把大家召集来，是和大家通报一个情况。下面，先请徐冰同志讲一下情况。”

　　◆ 徐冰当即宣布：李宗仁马上就要回国！

　　尽管李宗仁回国的事大家都早有耳闻，但何时归来并无准信。所以，大家感到有些吃惊。章士钊禁不住问道：“现在是否最后定了？李是否转去台湾？”

　　周恩来答道：“李先生不会去台湾。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过去李就提出要回来，我们怕他回来生活上过不惯，劝他以后回来。”“李德邻回来前和台湾有联系，我和程思远谈过，李必须摆脱四种关系：一、摆脱美国。二、不插手台湾问题。三、不搞第三势力。四、不负中美谈判使命，不作中美间桥梁。我们把以上四点告诉了李德邻先生，也告诉了台湾。我们对台湾说，不会利用李德邻反蒋。”

　　不过前国民党将军张治中说：“李宗仁回来对台湾是个刺激。”周恩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刺激一下也好，对蒋不刺激一下不行。没有西安事变，蒋不会抗战。李德邻回来，我们欢迎。如果有人把台湾送回来，我们更欢迎。”

　　周恩来接下来的话仍与张治中有关：“李德邻先生回来，大家要去接。政协以谁为首，我是否去，都还未经中央研究。文白（张治中）回来时，我没有去接，因为他先去奉化后才来北平。这次我去接李，文白可能会有意见。”

　　张治中1949年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时，曾在到北平之前，先去了趟奉化看蒋介石，中共对此不满。实际上，张治中对李宗仁也有不满。当年张治中担当和谈代表团团长，正是受代总统李宗仁委派，他本人并不愿意。和谈失败，李宗仁自己“溜之大吉”，张治中对此很有意见。

　　于是最终李宗仁归来时，在数百人的迎接队列里，没有张治中的名字。张治中称病去了北戴河。即使半个月后，李宗仁到北戴河寻访，张治中仍避而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