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军演习秘密，小贩最清楚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0860

    文章提供 于 2007-5-6： 台湾演习总可见小贩挑著凉水饮料，跟著部队机动伺机兜售赚外快，别讶异，全世界商人都一样，现大陆广西也出现商家洞烛先机，解放军炮班炮阵地刚架设完毕，农民即带著自产水果即一拥而上兜售，吓得指挥官派员卧底调查是谁泄密。

　　据《解放军报》报导，不久前，广西边防一团级单位在北部湾腹地进行山地攻防演练，藉以熟悉该区地形地物环境，未料，炮兵阵地刚勘查架设完毕，即有农民带著水果来兜售。

　　由于该地位处偏僻，且为该部队首次进驻，农民弟兄的料敌机先引发部队震撼，带队指挥官赶忙询问农民小贩，谁知竟能答出此次演习的大致时间与日期，且对演训人数和演练科目还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为弄清楚农民如何掌握部队机动路线，该团派出工作组到附近村里进行摸底暗访，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位商店老板以十分常识性口吻解释称：“由于单独驻防连队没有军人服务社，每到部队演练和外出驻训前，战士们都会到驻地小店购买速食面、饮料、蚊香等生活用品”。

　　这位老板还指出，“根据到小店购物的人员和采购数量，就可推测训练的内容与强度”，而驻地附近小贩店家也都把演习当作难得商机，千方百计跟随部队机动。来源: 时报 ▲


“反腐女杰”让谁为之汗颜？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0871

    文章提供 于 2007-5-6 文章作者: 李学人 近日，“反腐女杰七年举报26人，被打致残”的报道屡见端，《法制周报》等新闻媒体对兰桂媛孤军挑战揪出26条“蛀虫”的动人事迹和遭遇报复被打致残的不幸遭遇作了更为详尽的报道，笔者在为之感动、为之拍手称快的同时，又有一种如梗在喉的感觉，被人们称作“反腐女杰”和“地下纪委书记”的兰桂媛，又该让谁为之汗颜呢？

　　一个人单势孤的弱女子，在与腐败分子七年的艰苦博栾中，凭一已之力，揪出26条“蛀虫”，这说明了什么？如此多的民生 “蛀虫”，为何能够长期地繁衍生息、悠哉乐哉？是谁给了他们滋生的土壤？又是谁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撑起了保护伞？在民生“蛀虫”的食物链中，“蛀虫”的天敌又到哪里去了？

　　一提到腐败分子，几乎人人都在深恶而痛绝之，人人都想得而诛之。然而腐败分子就在我们中间，腐败分子的斑斑劣迹并非而藏不现，很多人想到了、看到了、听到了，但很多时候也只是街头巷议，或事不关已，或惧怕权利，偶尔有几个胆大的人也最多骂两嗓子发发泄怨气而已，象兰桂媛这样不断给腐败分子“制造麻烦”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百姓的麻木与奴性给了腐败分子以滋生的土壤，是百姓的包容纵容了腐败分子。试想一下，如果百姓都象兰桂媛那样擦亮眼睛，不畏权势，敢于据理力争，敢于大胆揭发，“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么，再狡猾再猖獗的腐败分子，也无处藏身。

　　然而，兰桂媛的不幸遭遇又告诉我们维权之路的确又是不平坦的，充满了艰辛和凶险，弄不好是要为之付出代价，倾家荡产甚至搭上身家性命。这主要是因为民生有着“蛀虫”的食物网和关系网，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民生“蛀虫”和其天敌建立了共栖共生关系。在兰桂媛掌握大量证据后，她一边向省公司反映情况，一边向公司纪检部门寄举报信，没想到这封信很快就到了被举报人手里。为什么举报信会很快落到了被举报人手里，应该不言而喻，这也许正是让某些纪检和监察部门感到脸红的地方。

　　兰桂媛的反腐经历告诉我们，揪出民生“蛀虫”，一要靠百姓自身的觉醒，二要靠监督机制的改革，三要靠举报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全民普法是唤醒公众维权意识和反腐意识的前提，要通过不同形式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纪检监察机关要摆脱政权的附庸关系，不跟腐败分子穿一务裤子；要建立建全举报网点，拓宽百姓言路，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组织的监督职能，形成反腐和维权的拳头效应，并对举报人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和奖励措施，激发公众维权的积极性，对打压、刁难和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严惩不殆。唯其如此，腐败分子和民生“蛀虫”才会消失在全民反腐的汪洋大海里，也只有这样，当我们再次面对“反腐女杰”的时候才不会觉得汗颜。来源: 红网  ▲  


深度报道：日本人新疆非法测绘内幕
http://junshi.daqi.com/bbs/00/1311953.html

    去年4月，两名日本人在新疆和田非法测绘被处罚；一年之后，日本人又带着工具来到了新疆。4月24日，新疆测绘局对日本国公民相马秀广等4人在新疆艾丁湖非法实施一次性测绘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这是中国3月1日正式实施《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后，新疆处罚的首例外国人来华非法测绘案。

    4月27日，国家测绘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维森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测绘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大量的测量数据是涉密的，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时刻不能放松。”

★ 已收集25个地理坐标点

    国家测绘局相关人士向《国际先驱导报》披露了事件的具体情况。3月5日，四名日本公民涉嫌未经中方主管部门批准，在艾比湖区域擅自实施测绘活动。接到报告后，新疆测绘局立即派两名行政执法人员奔赴阿拉山口调查取证。经查，四名日本公民分别是：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自然地理学教授相马秀广、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终身教授远藤邦彦和助教村田泰辅、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助教洼田顺平。

    四人是受日本国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委托，来华从事生态环境演变考察。来华前曾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穆某联系过，在穆某的陪同下来此开展考察活动。
参与此次调查的新疆测绘局执法办公室负责人张麒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按规定，手持GPS精度在100米以下就可认定为测量用工具，而相马秀广和村田泰辅两人使用的手持GPS接收机精度已经不到50米，他们共采集了25个地理坐标点，其中6个点位已标注在洼田顺平随身携带的1：10万比例尺的俄文版中国区域地形图上。

更重要的是，该行为事先并没有向中方主管部门申报，属擅自而为。中科院新疆分院生地所综合办公室主任刘文江介绍说，日本学者远藤邦彦与生地所多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关系，“但目前我们与他们尚无具体合作项目的协议。”

★ 日本人在疆非法测绘已非首次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新疆测绘局已经处罚过两名日本人在新疆和田的非法测绘案。

    当时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研究所人员大林成行和东俊孝以旅游者身份入境，后脱离旅行团，在中国新疆和田实施非法测绘，受到罚款8万元、没收测绘工具和测绘成果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发现，其被没收的计算机内还有其他省的测绘数据。

     “相比上一次，这起案件相对情节较轻，不是纯粹的测量活动，而是与科考相结合的一次性测量，计算机里也没有相关的数据。”新疆测绘局党组书记刘戈青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

     但是，无论情节轻重，都属于在他国领土上从事的非法的测绘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外国组织或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新疆测绘局依法责令4名日本人停止违法测绘行为，并没收了测绘工具及成果等行政处罚。同时因日本人所带地图有涉密内容，新疆测绘局将其移交新疆安全部门审核，其后被依法没收。

★ 测绘数据关乎国家安全

    事发后，中日友好人士小岛康誉责成日本国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教授佐藤洋一郎从日本专程赶到新疆，对其下属来疆实施非法测绘进行了反省和道歉。

    据新疆测绘局透露，陪同前往的中科院新疆分院生地所研究员穆某与远藤邦彦有过科研合作，关系较熟，此行双方有意进一步寻找合作研究项目，“测绘是其中的一个步骤”。穆某在接受调查时承认自己知道此前发生的和田非法测绘案，但自认为“阿拉山口是开放性口岸，应该没什么问题”。

    国家测绘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马赟曾指出：高精度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如果运用到制导武器系统中，如巡航导弹，在战争中敌人就能远程精确打击重要目标，对国家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关键设施的坐标、地形、地貌、地质、海洋等地理空间信息的精确数据都属于国家机密，各国无不严加保守。

    事实上，从国家测绘局公布的数字看，去年该局执法检查1709次，发现测绘违法案件759件，几乎每两次检查中就有一次发现违法，其中外国组织和个人来华违法测绘的事情也一再发生。“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人来疆旅游和科考合作，但任何人不能超过法律这条红线。”刘戈青表示。  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丁秀玲发自乌鲁木齐 ▲


1993年中国申奥惨败内幕：澳大利亚关键时刻出阴招
http://junshi.daqi.com/bbs/00/1312002.html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9月17日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会议还未开始，萨马兰奇就让秘书把几则电讯稿送给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委员）看。萨马兰奇在电讯稿上写了 "何"字，并在后面打上了个大惊叹号。何振梁看了电讯后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家通讯社分别从悉尼和蒙特卡洛发出消息，说张百发于8月31日在北京接受了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张说，如果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使北京申办失败，中国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加以报复。何振梁不相信张百发会在这个敏感时刻，发表这种授人以柄的谈话，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他又无法立即与代表团取得联系、查清原委。

　　果然执委会一开始，萨马兰奇就问何振梁有没有抵制这回事，何振梁毫不含糊地表示根本没有。萨马兰奇听后很高兴，立即让国际奥委会公共关系主任纳皮埃在当天下午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安排何振梁去讲话。萨的意图明显是要为何振梁提供机会去澄清事实，把西方蓄意制造的这场"抵制"风波压下去。这并不合某些人的意，于是会上有人说："中国方面如要澄清事实，可以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何必让何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去讲话？"萨马兰奇仍坚持让何振梁去说明情况，他说："让何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他在执委会上表明的立场，有何不可？"何振梁知道，萨是在这关键时刻帮北京说话。

　　会议休息时，何振梁急忙赶回旅馆，并与住在另一个旅馆的代表团联系。他对伍绍祖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场风波压下去。

　　自1976年以来，抵制奥运会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最伤脑筋的事。抵制的行动一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并且国际体育界已达成共识：抵制行动不符合运动员的利益。何振梁处在与国际奥委会接触的第一线，比别人更早更多地感觉得到委员们的心态。为了政治目的而抵制奥运会的做法，在国际奥委会内最不得人心。悉尼散布中国将抵制奥运会的谣言，是花最少代价而又收到打击北京申办"最佳"效果的手段。因此，何振梁考虑他在新闻发布会的讲话，既要给支持我们的朋友以驳斥谣言的根据，更要使原来心存疑虑的人确信这是谣言，从而反过来增加对我们的同情。

　　这天在蒙特卡洛，这件事马上被 "哄"成了最大新闻。几家电视台整天每小时一次地播放"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还播出了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的一些镜头来证明他们"言之有据 "。西方几大通讯社一天几次地播发有关中国要抵制的消息，有的消息别有用心，说中国从来就把政治利益放在奥林匹克理想之上，以往就有过抵制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历史；说北京又在打政治牌，这次是想用抵制来"讹诈"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说奥运会交给北京办，到时候万一来个变化，很靠不住。

　　去新闻中心之前，何振梁匆匆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代表团新闻发布会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西方记者抓住所谓"抵制"问题，频频向我代表团发言人发难。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发言人在回答时不够明确坚定，只说"还没有研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事"，"中国奥委会一贯尊重和支持奥林匹克的宗旨，对有利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事，我们都会积极支持"。这种用外交辞令的回答，不仅不能把"抵制风波"压下去，反而使人产生"事出有因"的感觉。  

　　于是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何振梁对几百个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明："美国众议院关于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决议，是对奥林匹克事务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坚决反对。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不存在中国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问题。"记者继续追问"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正在积极训练不等于届时参加"、"你对张百发的讲话有何评论"等。何振梁先用法语回答："我不知道张百发先生有这类谈话，有关他的讲话显系误译误传。我再重复一遍，不论蒙特卡洛的表决结果如何，我们将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他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终于不再提问。

　　事后了解，8月31日澳大利亚特别电视台采访张百发时，他确曾对美国国会明目张胆地违反奥林匹克原则、干涉中国人民申办奥运会的权利，表达了十分气愤的心情。他同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没有想到澳大利亚方面把这段讲话掐头去尾地加以编制之后，在蒙特卡洛表决前夕播出，并且把内容事先透露给西方各大通讯社。澳方的真实意图就是在临近表决之时，突然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以遏制北京正在不断上升的气势，使我们难以在短短的最后关头翻过身来。直到19日，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尔对记者说，中国将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立场已像水晶般的清楚。"抵制风波"总算是过去了，但是它对表决会带来多大影响还很难说。▲


我军应该开展研究第一次车臣战争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7&view=1&id=2133922
     
    发表时间： 2007-04-28  我曾写作一文《轻敌是悲剧的序幕！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启示》，希望能够引起我军的重视，在台海战争越来越近的时刻，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发出警示。

    自1994年12月战争爆发到1996年12月俄军撤出车臣，据俄国防部统计，截至1996年8月30日，在车臣战争中，俄军阵亡2837人、伤 13270人、失踪337人、被俘432人；损失飞机5架，作战直升机8架，坦克、装甲输送车、步兵战斗车和装甲侦察车500余辆；车臣武装分子死亡 15000人，受伤、被俘40000人。而西方估计俄军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而对于俄罗斯最惨痛的失败是大规模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为以后连年的恐怖活动埋下祸根。

    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失败，暴露了大量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我们身上出现，同样也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 第一、轻敌是俄罗斯军队失败的根源。

    战争爆发前，俄国防部长宣称：“只需两个空降团就可以解决车臣问题”，“俄军可在几天内拿下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但事实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俄军由起初的42000人，增至17万人，动员了北高加索、莫斯科、乌拉尔、西西伯利亚等军区的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兵、内务部特种兵等所有精锐部队，一场剿匪行动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大会战。这说明战前俄军对困难估计不足，严重轻敌。

    轻敌，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就视而不见。部队人员、装备缺编，士气低落，缺乏训练；军队高层中意见不一，存在尖锐分歧。到了车臣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月，格拉乔夫才正式向叶利钦总统承认，俄军的情况很糟，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叶利钦总统也才对于俄军可怕的处境表示出“恍然大悟”。

    即便如此，俄军还是认为可以轻易的战胜车臣叛匪，预定投入战斗的部队都没有进行动员和加强，以及巷战、游击战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训练；有些参战部队战前准备不足3天，60％的参战部队是在开进途中临时编组。战争打响之后，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的问题暴露无疑，各部队之间甚至本部队内的协同和联络都成了问题。

    轻敌，就必然对敌人的实力、士气、战法特点估计不足。导致俄军重大军事损失的巷战、导致俄罗斯政治被动大规模恐怖绑架，俄方事先完全没有预计到，临阵出发现问题必然导致应对连连失误。

★ 第二、俄军高级领导层存在严重问题。

    当时的俄军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从一个空降兵师长连升数级成为部长，本钱就是对叶利钦的“忠诚”，而不是全面驾御战争的能力。

    这样的人上台，其选人的标准自然是不言而喻。格拉乔夫主持国防部工作以后，他选拔的副手都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人或者是空降兵的“自家人”。格拉乔夫对此辩解说：“我就是要用这些我熟悉的人帮助我尽快开始国防部长的工作。”其他的将军则被排斥在一边。

    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将领，人情、关系也成为左右其命运的决定力量。比如格罗莫夫将军，他曾是格拉乔夫在阿富汗的领导，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但由于此人性格耿直，和格拉乔夫关系处得不好，很快被逐出军队。因此，格拉乔夫的亲信当中往往是那些贪婪而无能的人。

    用人原则的错误导致了军队高层腐败的蔓延。当从东欧撤回来的前苏军普通军官、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在冬天仍然住在俄罗斯雪原的帐篷里时，将军们豪华的别墅却雨后春笋般地树立起来。这些别墅往往簇拥在他们的最高统帅叶利钦的别墅周围——尽管这位最高统帅后来却声称并不知晓此事。

    俄军高层还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将军们可以“有权选择战争”。比如前面所说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格罗莫夫将军，虽然富有实战经验，但是反对对车臣开战，理由是俄军不能参与到“国内战争”当中来。他的意见不通过内部渠道表达，而是越过国防部长同车臣匪首杜达耶夫取得了联系，并擅自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阐明自己的主张。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期间，俄罗斯国防部3名副部长因反战而辞职，11名将军联名致函国家杜马，要求讨论出兵车臣的合法性。

★ 第三、部队士气严重低落，缺乏训练。

    俄罗斯经济当时严重困难，除了那些敢于违法乱纪、勾结黑帮走私的部队，其他的部队境况十分悲惨。即便是这些“捞外快”的机会，往往也被部队中最胆大妄为、最善于钻营的家伙们霸占。那些没门路的军官和士兵不得不靠借钱购买像牙膏这样的日用必需品；有的部队连面包也吃不起，只得吃面包干。俄军各大军区、舰队司令部曾向指挥首脑机关发出了汇报自己悲惨状况的密码电报，他们由于缺乏经费，连部队的水、电、食品供应都出现了问题。据说，甚至是卫国战争时期都没有受到过这样悲惨的报告。

    这样的情况必然导致纪律废弛，军心涣散。据说，在沃洛涅日驻扎的从东德撤回的精锐坦克师公开嘲弄他们的最高统帅，甚至在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都不知收敛。

    经济困难、军心涣散必然导致训练不足，军事技能下降。传说俄罗斯参战部队有超过30%的士兵连打枪也不会，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是大批的俄军士兵没打过实弹则是确凿无疑的；曾经令敌人胆寒的“战争之神”炮兵部队，打过一发实弹的就算是老兵了。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俄军空前猛烈的火力换来的是自己惨重的伤亡。

    俄军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信仰缺失，随着苏联的解体，作为前苏联武装力量最主要的继承者俄罗斯军队，其原有的人生观、英雄观、道德观体系迅速崩溃，必然造成部队战备水准急剧降低，军心浮动。

★ 第四、俄军战时指挥失当、战法应变能力弱。

    这是被军事学者反复论证过的结论。

    俄军的大量伤亡是在巷战中发生的。由于拙劣的指挥，俄军在巷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1995年1月1日，由罗赫林中将指挥的北方集群的第131摩托化步兵旅开入格罗兹尼市的26辆坦克当中有20辆被摧毁，120辆步兵战车中只有18辆撤出；第81近卫摩托化步兵团撤出战斗时只剩下一名军官和十名战士。这样在巷战中出现的“歼灭战”实在是战争史上所罕见。实际上类似的遭遇在俄军向格罗兹尼推进的过程中，在大大小小的村落争夺战中已经多次出现，但是都未引起重视。

    造成俄军伤亡的第二个原因是，车臣叛匪对俄军小股部队的偷袭，大量单独活动的侦察分队、补给分队被全歼。

    还有就是贯穿战争各个阶段对俄军士兵的单人狙杀，大量的俄军士兵被狙杀，超过俄军死亡人数的80%。

    这些情况的出现，就是战争对俄军存在问题的惩罚。由于普通部队战斗能力弱，大量训练有素的精锐特种部队被用来完成对敌方火力点正面进攻的任务，这使得他们遭受了无谓的损失。

★ 第五、高技术装备使用出现问题。

    有人认为第一次车臣战争不是高技术战争有失偏颇，我们不能轻视苏联装备的技术含量。1996年4月22日凌晨4时，俄空军通过预警机截获手机信号、测出了杜达耶夫所在位置的坐标，再以SU-25发射导弹击毙之的战例，绝对是战争史上的一次经典。

    但是这样的经典的场面实在太少。俄罗斯空军及陆军航空兵大多是经过阿富汗战争锻炼的，他们的战绩和他们的失误同样显赫。在开战初的突然袭击中，他们在敌军机场消灭了车臣武装的260多架飞机；开战的第一天，北方集群第8军就遭到了俄军空军的误击，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在随后的战斗中，又连续误击自己人。

    俄军的相当数量的高技术装备，但是衡量部队技术能力的标准应当是均衡的一个指标。参战俄军的夜视器材缺乏，空地协同指挥手段缺乏，没有大量配备班、排用通讯器材，没有大量装备GPS定位设备，无线电通讯加密措施不利等等。

    这些被忽视的问题成为俄军的阿喀琉斯之踵，抵消了俄军飞机、导弹的优势。

★ 第六、俄罗斯“民主”制度对战争的负面影响

    第一次车臣战争成为当时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相互攻击最有利的工具。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俄各派势力互挖墙角，致使战前俄当局在解决车臣问题的立场摇摆不定；在战时畏首畏尾，朝令夕改。

    在当时的俄罗斯，如果能够用独特的口径嘲弄俄罗斯，就会被认为是具有“独立思维”的人。因此，俄罗斯主流新闻媒体放弃了对俄军维护统一正义行动的正面宣传，反而对车臣叛匪连篇累牍的报道。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俄军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将车臣分离主义分子“逼到墙角”之时，狗急跳墙的车臣叛匪在1995年6月14日和1996年1月8日先后制造了杜琼诺夫斯克、基兹利亚尔--五一镇两起大规模恐怖绑架事件，这两起恐怖事件的处理结果是，叶利钦为了赢得“选举”和恐怖分子达成妥协。

   这实际是对俄罗斯军民浴血奋战的出卖，也是对恐怖分子的纵容。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在欣赏美军在伊拉克势如破竹的同时，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

    无须讳言，当年俄罗斯军队存在的各种问题，我军也是或多或少的存在。我们的情况固然比当年的俄罗斯好的多，但是我们的敌人相比车臣叛匪则更加强大。尤其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时，西方只是对俄罗斯进行了政治上的攻击，而未来我军则有可能面对外来的强大的武装干涉。
因此，我建议我军全体将士尤其是高层人士要坐下来，踏踏实实的研究一下第一次车臣战争。这种研究不仅是在具体战争手段上有借鉴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更高层次上，把俄罗斯军队当做一面镜子来，在审视自己存在的问题。

    人员战术素质、指挥能力，人、财、物的管理上，具体的战争部署、战役实施上，技术装备的应用，政治思想工作，民众动员、民防体系建设，都需要做充分的准备。

    有任何问题被忽视了，往往就要在战场上受到惩罚。而战败的后果，不仅仅关系到数万战士的生命，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复兴进程。 兵危战险，不可大意！切切此盼！ ▲


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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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7日电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刊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但仍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文章说，中国的民主模式在两个方面已经确立：

     ▲ 一方面，它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有基本的构架和基本的实现渠道；

     ▲ 另一方面，它又在前进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包括理论上的发展和进一步明确，实践上的进一步落实。

　　▲ 首先从指导思想上说，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和国家的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除了当好公仆外，没有任何权力。而这一点，与西方先进的民主理论家提倡的并无区别，甚至比他们更彻底。说明中国已把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理念确立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 其次，代表制与代议制不同，它是一种更彻底的民主实现形式。因为代议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轮换”制度，“选民只有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举完成，在代议人与被代议人间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就将受制于一个异己的意志”，这一点，即使代议人完全出以公心也不可避免。马克思总结了几个方面：代表必须由各区通过普选产生；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代表工作时随时可以撤换；代表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代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

　　文章认为，这样的一套制度，与代议制显然已有重大区别了。中国正是根据马克思这个设想和列宁在俄国的实践，采用了代表制体制，以希望实现更完全的民主。

　　▲ 再次，中国根据马克思代表制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设计了实行民主的基本政治构架和基本运行渠道。这就是党内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员的民主生活制度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议行合一原则下的执行制度，人民的广泛参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城市社区自治制度与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应该说，这一系列制度如果都落实好，中国的民主将是一种有秩序、有内容，既成本低廉又保证高质量的民主形式。

　　▲ 最后，中国在这方面已进行了大量工作，摸索了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并取得了可观成果。尽管这些具体形式有些还是实验或试点性质，但表现的内容却揭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行的各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等，都为我们的民主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章也指出，中国的民主在这种探索和发展中，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是，过去在国家管理理论中，往往受精英治国论的影响，实际上奉行了一种政府主导的原则，公民权利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为了纠正这个偏差，也曾探索过凡事诉诸群众，以至滑向“大民主”的泥潭，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失序。现在必须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制，它要以二者的“融合”为特征，各自在“有机结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需要重大的理论创造。

　　另一点，则是在实践上切实解决公民权力的落实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问题。中国过去一直对权利和权力的性质、运行机制、变化趋势研究不够，以致两方面落实的都不好，现在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来源: 中国新闻网



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空中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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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 2007-05-04: 徐柏龄历任共和国三代领导人周恩莱、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的专机机长，是我国第一位飞国际航线的飞行员，曾驾驶过波音747 等17种大小机型的飞机，飞过100 多个国家，具有40多年的安全飞行经验，安全飞行1 ．3 万多小时，并曾执行过基辛格秘密访华专机领航等特殊的飞行任务，因此，很多人称他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1979年1 月28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正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时，邓小平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前往美利坚合众国。

    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航人员，对专机进行领航。按约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航人员，先一天抵达上海等候。我方的专机需从北京出发，经停上海，取道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43 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

    经上级领导决定，徐柏龄担任该次任务专机领队，尹淦庭任机长，任德珍任乘务长。然而偏偏天公不作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从开始就不顺利，碰到了诸多复杂天气。最令人伤脑筋的是上海的大雾。那天邓小平登上飞机后，徐柏龄立即与塔台联系，请求“开车”，但塔台指挥员不同意。因为收到的气象资料显示，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只有100 米，不符合飞行标准。徐柏龄随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小平同志望着机窗外欢送的人群，仿佛在自言自语：“天气这么冷，这么多的老同志来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啊！”徐柏龄马上建议：“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欢送的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您看行吗？”邓小平连声说：“那很好！那很好！”经塔台指挥员同意，飞机滑出停机坪，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欢送的同志都离开之后，飞机重又滑回原处。

    这时传来了上海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徐柏龄只得再次走出驾驶舱向邓小平报告：“上海的大雾愈来愈浓，能见度只有一二百米，飞机一时走不了。请首长放心，张廷发司令员亲自在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我们先研究一下，请您下飞机稍休息一下，行吗？”

    邓小平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但语气依然那样和缓：“美国方面计划都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

     “我要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徐柏龄深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美，意义重大，举世瞩目。如若耽误行期过长，必然招致国外的种种猜测，台湾也会借此兴风作浪，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在邓小平一行下机后，徐柏龄连忙朝现场指挥部奔去，同时暗暗地告诫自己：要冷静，要沉着。既要争取时间，更要保证飞机安全。

     现场指挥部内气氛非常紧张，仿佛快要凝固了似的。在场的空军刘世昌副政委和王定烈参谋长、民航总局沈图局长和王静敏政委以及民航北京管理局吕正哲局长、张瑞霭副局长、孙树峰政委等领导表情严肃，心急如焚。大家绞尽脑汁，各抒己见。方案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定。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加油直飞东京。

     由于从北京飞东京要经上海，届时倘若天气好转，则降落上海；如上海天气不好，则丢下美国领航人员直飞东京，加油后再飞美国。决议形成后，大家马上分头行动起来。

    徐柏龄将研究结果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在各部门紧张而又短暂的准备之后，飞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全速驶去。银燕飞越济南、泰安后，专机组陆续收到上海发来的天气实况，发现上海的大雾似乎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由200 米提高到800 米，之后又提高到1100米。驾驶舱内，紧张的空气一扫而光，飞行员们一个个喜上眉梢。

    徐柏龄立即向北京报告，飞机将按原计划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进入“上海走廊”时，天气却再次变坏了，能见度由1000多米下降到800 米。飞机到达上海上空时，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天气继续恶化。

    驾驶舱内又恢复了寂静。大家都双眉紧锁，默默无语。

    见此情景，徐柏龄鼓励机组人员，提醒大家“要全神贯注，认真操作，主动配合，确保安全。”

    由于地面能见度较低，飞机落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机场盲降系统。但是虹桥机场的盲降系统工作很不稳定，以致机上仪表指示左右摆动，给飞机降落带来很大困难。虽然着陆雷达指挥主动、准确，但当飞机降落时，仍偏左约有一个跑道，左座机长陆洪明开始压杆修正，因修正量偏大，在飞机惯性的作用下，飞机又偏到了右边线。专机在上海的“重飞”跑道在我们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怎么办？”徐柏龄征求大家意见。

    “复飞！”机组同志异口同声说。“安全第一”是他们的宗旨，在任何时候不能存丝毫的侥幸心理。这一点，早已在每个人心中扎下了根。他当即表示同意，并帮助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飞机昂首冲向蓝天。当飞机重又盘旋在上海上空时，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但他考虑，如果把美国领航人员丢下，一旦安克雷奇机场天气也不好，夜航要去美国其他机场备降，手中又没有资料，安全难以保证。上次降落失败，虽有技术原因，更主要是心理紧张所致。

    于是徐柏龄决定，依然按原计划在上海机场降落。当飞机在三边平直飞行时，徐柏龄与陆洪明调换位置，自己在左座亲自操作。四边———五边———减速———下降。机组全体同志相互配合，沉着冷静，精心操作，飞机终于安全平稳地降落在虹桥机场。

    顿时，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在机场迎候小平同志的上海市领导也笑了，赞不绝口。

    据事后机场工作人员报告，机场盲降系统之所以工作不稳定，是因为当时航向台上有一只鸟干扰盲降仪表指示，使飞机不能准确地对准跑道，导致第一次降落失败。

    专机加油后，天气仍未好转，能见度下降到仅300 米，正常航班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是不允许飞行的。上级领导考虑到这次任务特殊，特批同意专机起飞。机组全体成员一起仔细周密地研究了特殊处置措施，并决定仍由徐柏龄在左座亲自驾驶。徐柏龄深感责任重大。众所周知，飞行过程中最容易出事故的环节是起飞和降落阶段。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下驾机起飞，飞行员不仅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水平，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尽管徐柏龄坚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但一想到这是邓小平的专机，而且执行的又是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心中仍不免有些紧张。他默默叮嘱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沉着，要冷静，不要考虑太多，就把它作为一次普通的飞行，集中精力准确完成每个技术动作。为此，他特意到机场上认真观察了一下，决定借助跑道中线灯来保持方向。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徐柏龄平静地坐在驾驶舱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他启动飞机发动机，飞机缓缓从停机坪滑向跑道。往常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跑道，今天似乎短小了许多。他丝毫不敢大意，双手紧握操纵杆，目光密切注视眼前的跑道中线灯。飞机逐渐加速，50米、100 米、200 米……当仪表显示已达到起飞功率时，他果断地一拉操纵杆，飞机突破层层云雾的包围，冲向蓝天，安全地升入高空。

    从驾驶舱望去，广阔的天空和蔚蓝的大海向专机组敞开了胸怀，在视力所及的远方浑然交汇在一起，在朵朵白云的点缀下令人心旷神怡。虽然景色迷人，但专机组却无暇欣赏。大家都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把在北京延误的时间抢回来，争取使邓小平按预定时间抵达华盛顿。

    领航员龚道明、报务员王今亮等同志更是用心，千方百计寻找理想的高度层，争取更有利的飞行速度。遗憾的是，这一天高空顺风很小，有的航段还遇到逆风，加上安克雷奇下了中雪，飞机除雪又耽误了不少时间。虽然大家竭尽全力，仍晚了一小时三十分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


中国拟返商业卫星发射市场　避采用美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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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07-05-06： 中国航天专家张健壮在最近一期的《中国航天》杂志中撰文表示，2006年全球共进行66次航天发射，中国共有6次卫星发射，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排名第3。但2006年中国6次航天发射中没有一次商业发射。

　　香港文汇报今日转载这篇题为〈2006年世界航天运载业分析〉的文章说，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将成为以后各国卫星发射的一大趋势。俄罗斯全年进行9次商业性发射，占2006年全球商业发射总数22次中的43%，阿里安和海射航天公司各5次，美国2次，中国、日本、印度均未进行商业发射。

　　文章说，目前，中国正以争取通过发射不以竞标方式安排发射的商业卫星来重返发射服务市场，其中有些卫星避免采用美制部件，以避开美国的出口控制。转自81.china.com


加拿大外长马凯访华受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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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5-07：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加拿大外长马凯(Peter MacKay)已经结束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北京之行。马凯在北京的三天中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并与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交谈了约四个小时。据加拿大媒体描述，马凯“镇定自若”，向他的中国对手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加中关系的棘手问题。

在马凯于当地时间5月1日上午离京不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英文网站即发出消息说，加拿大外长的访问目的在于解决中加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虽然“马凯的到访没有与中方达成立即解决这些敏感问题的协议，但两位外长同意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保持和继续中加两国各个级别上的对话与联系”。报道平淡无奇，就连标题也极其简单：“加拿大外长结束首次访华”。至此，为加拿大舆论所瞩目良久的马凯北京之行暂告一段落。

与中国官方媒体大不相同，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则表现出某种失望和不满。4月30 日，在马凯访问活动尚未结束时，加拿大重要媒体环球邮报接连发表题为“中国在赛利尔(即玉山江)问题上拒绝让步”和“北京就囚禁加拿大公民一事态度强硬”的报道并失落地指出，“马凯外长没能使中国政府对此案做出任何让步”。消息还提到马凯当面对杨洁篪表示，加拿大政府对案件的判决“极度失望”。在加中外长会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马凯说“他所能做的仅仅是使中国政府更好地了解加拿大政府的担忧”。对加拿大而言，如果马凯北京之行所能做到的就是这个，那恐怕不能说他的出访是“成功的”。(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另据美联社同日报道，赛利尔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加中关系中的“争论焦点”。马凯在谈及赛利尔一案时，称中国方面确证，赛利尔“没有受到非人道主义对待”；中国还同意继续与加拿大展开人权对话。据信加拿大国会将审议关于与中国人权对话的问题。但是，人权对话历来是一种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它对解决加中关系的焦点问题很可能“远水难解近渴”。

据一系列加拿大媒体透露，马凯上周四还曾打电话给住在安大略的赛利尔妻子，似乎表现出某种信心。实际上，在动身去北京之前马凯就已经不那么自信了----环球邮报说马凯曾做出“赛利尔一案将不大可能获得重大进展的暗示”。(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随同马凯访华的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基斯•马丁(Keith Martin)曾陪同马凯会见中国领导人并参加两国外长会谈。他的具体建议是，加拿大去和中国商谈，在赛利尔做出不再在中国境内进行政治活动的承诺前提下，由中国政府将其永久驱逐出境，从而使其回到加拿大。马丁认为这是一个“能使加拿大保全脸面的作法”。但显然马凯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并在与杨洁篪会谈时提出。马丁于是又说，这一建议可以以加拿大的“学者”或“人权活动家”的名义向中国当局提出。

令旅居加拿大中国同胞特别关注的另外一起事件是，就在加中关系经历困难的严重关头，加拿大媒体于4月30日火上浇油地报道说，加拿大情报部门声称“在潜入加拿大并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外国情报人员当中，中国间谍的人数最多”。联系到日前中国大陆奥运火炬路线问题在加拿大引起的反弹 … 加拿大和中国外交活动的恶性循环，使这个加中关系的多事之春变得越发无奈、绝望，“向前看”似乎更加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