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承认2006年曾有间谍卫星被中国高能激光致盲
http://mil.qianlong.com/4919/2007/06/21/135@3906570.htm

http://www.qianlong.com/2007-06-21 来源：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美国《防务新闻》2007年6月11日报道 中国1月份进行的反卫星试验触动了美国国会的神经，美国国会正在猛增国防部空间项目的开支。

　　众院决定将国防部2008财年作战响应空间项目(ORSP)的经费增加1/3，即在申请的8700万美元的基础上增加3000万美元。该项目意在研发可迅速发射、低成本的替换卫星，增强美国空间军事作战能力。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SASC)将国防部空间态势感知项目的经费增加了一倍多，即在国防部申请的2.15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了3亿美元(众院认为该项目增加的经费应控制在1.3亿美元，两院的差异将在夏季晚些时候进行协调)。此外，众院和参院打算增加1000万美元，为一些不为人知的项目(如“空间栅栏”和“空间态势自我感知”)提供经费。

　　尽管经费的增长幅度很大，但实际上数额并不多。Teal顾问公司的空间分析家马可?凯撒认为，考虑到一颗卫星的综合成本在3亿美元左右，参、众两院增加的经费其实并不多。这也反映了国会关注对美国卫星威胁的同时，对过去的许多空间表现还是有所保留。凯撒说，“几乎所有国防部卫星项目都超支并落后于进度。”

　　众院5月通过的《2008年国防授权法案》称，中国在1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突显了美国空间资产存在的缺陷。数年来，有些议员一直在关注重要军事卫星可能遇到的威胁。这些卫星可能会被无线电波阻塞、被激光致盲、被欺骗等。2006年秋天，国家侦察办公室就承认，美国的一颗间谍卫星所装备的相机被中国高能激光致盲，但引起国会注意的还是中国从地面摧毁其气象卫星的试验。

　　共和党议员Terry Everett说，中国的此次试验“明确地提醒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看待我们的空间资产”。在2008年国防授权法中，他和其他武装部队军事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们更强调卫星保护。参议员尼尔森担心，在2010年前，中国就会有足够多的反卫星导弹“完全可以击落美国的低轨道卫星”。参院议员说，增加开支的目的是“表明对中国动能反卫试验关注的上升”。在空军和战略司令部的推动下，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增加了2008年“空间态势感知”项目的开支。

众院增加的款项有：

▲ ①高精度网络决策系统，增加1000万美元。用于增强态势感知，减少空间碰撞。对于此项，国防部事先没有申请拨款。
▲ ②空间态势感知自我感知项目(Self-Aware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增加2500万美元。自我感知卫星拥有传感器，可监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外在威胁。对于此项，国防部事先没有申请拨款。
▲ ③“空间栅栏”，在410万美元申请的基础上，增加到980万美元。该栅栏由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佐治亚州的一连串雷达组成，可跟踪发射、卫星战术机动以及空间物体的分解等情况。
▲ ④空军的秘密空间态势感知项目，增加9500万美元。

　　参院出台的法案内容还没有公布。①据武装部队委员会披露，参院为空基侦察系统增加了3500万美元，该系统主要包括一颗侦察和跟踪其他卫星或空间碎片的卫星。②参院还为空间态势感知项目增加1680万美元，以配合众院的“空间栅栏”项目，同时还为快速攻击识别、侦察和报告系统 (RAIDRS)提供了1300万美元。③参院也为空间控制技术划拨5000万美元，用于提高空间保护和感知能力。▲



对外表态主体太多 剖析中国追捕外逃贪官三误区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06-20/961253.shtml


2007年06月20日 来源：综编

　　中新网6月20日电 本周的《瞭望》新闻周刊撰文剖析追捕外逃贪官的问题。有关专家指出，在追逃赖昌星、高山等外逃犯罪案件上，中国在打击外逃犯罪嫌疑人时，出现了三个因不熟悉国外司法体系而引起误会，造成被动的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指出，这三个现象是：

　　★  一是对外表态的主体太多，有很大随意性。

    比如关于赖昌星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至少有4个部门在不同场合进行表态。而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只有检察官有资格对此进行表态。如果中国表态的角色不合适，实际效果上会造成对方的不信任感。

　　★ 二是过多依赖国际刑警组织。

    现在中国通常做法是发现犯罪嫌疑人外逃，立即启动红色通缉令，发往国际刑警组织，把很大精力放在期待协助上。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是非官方组织，在一些国家，警察的权力十分有限，因此与犯罪嫌疑人逃往国的司法部门合作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  三是证据意识比较薄弱。

    引渡犯罪嫌疑人，中方有义务提供详实的证据，而且证据的取得必须严密。但现在相关部门不太注意证据搜集，草率提供证据，而一些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十分强调证据的正当性、严密性，这一反差对中方追逃贪官十分不利。有些犯罪嫌疑人就是因为中国有关部门不当提供证据，引起对方对中方的不信任而中断遣返工作。

　　除上述具体做法的不足外，中国的国际司法协作平台也还没有完全到位。具体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现有条约框架覆盖面不广。比如引渡条约，与中国缔结引渡条约的27个国家中大部分属于周边国家，中国与贪官外逃较为集中的美国、加拿大还处在开展谈判阶段，有待于更大的工作力度和开展更广泛的谈判。

　　对已经加入的条约、公约，协作机制方面的运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如2005年年底在中国正式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还需要相关部门熟悉程序，加大协调力度，建立联合追逃机制。同时，公约的利用也要有针对性研究。比如中国与美国间没有引渡条约，但可以利用反腐败公约，而在加拿大就不行。

　　此外，对国外法律的掌握和利用还不够娴熟。当前一些职能部门，对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法律研究不多，在不了解对方法律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类似引渡外逃贪官的司法协作。(郭奔胜 傅丕毅) ▲



中央政府是否更值得信任？
http://www.zaobao.com/yl/tx070621_501.html


    今日观点 2007-06-21● 张雪忠（上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主持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级政府中，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有人据此主张中国应将更多的政府权力收归中央政府，以减少地方政府过度行使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况。

　　本次调查是否科学以及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均不属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的做法，能否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从而改善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着实让人难以乐观。而笔者对这一做法本身的合理性也深表怀疑。

    ★ 地方政府与全国性问题

　　中央政府本来就应该专注于处理那些在本质上属于全国性的事务，其他的问题则应在地方层面上得到解决。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信息或掌握足够的知识，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中央政府进一步集权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决策中心日益分散化的趋势。

　　将更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也无法保证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为中央政府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手段，对所有的地方政府进行全面周密的监督。实际情况已经表明，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地四处“灭火”，却无法扭转“地方性事故”层出不穷的势头。

　　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在现行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并不具备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合法性。尽管在目前的单一制国家形式下，地方政府都应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可决定地方政府的人员构成，但地方政府的支持显然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权力基础。这必然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日渐普遍的滥权行为或有意、或无奈地予以容忍。

　　实际上，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弊病完全归因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失当，本身并不公平。毕竟，在诸如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生产安全等民众最关心的领域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全国性的问题。

     ★  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制衡

　　地方政府之所以受到更多的责难，很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必须直接针对民众执行政策，而民众往往对身边的“罪恶”感受更为强烈。上级政府一般具有更大的“纠正政策偏差”的权限，从而更可能为人们提高一些偶然性的救济。另外，政府的层级越高，在掌控舆论方面就越有优势。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民众对各级政府形成不同的看法。

    在任何社会，具有强制性的政府权力都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主要限制。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极为必要，因为它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所必需的。但另一方面，政府权力一旦被滥用，则必然成为对个人权利最危险的威胁。

　　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定和制约。民众的权利之所以频频受到侵害，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和庞大，并且缺乏必要的制衡。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其实都是一个单一的垄断性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权力在这一体系之内的任何比例的分配，都无法改变普通民众对过度行使的政府权力无能为力的现状。

　　要使民众的权利免受侵害，就必须使他们拥有防御侵害的手段。在中国，当务之急是让民众普遍参与政治进程，分享政治权力。那些要求将更多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的建议，实际上等于说，为了清除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弊病，必须将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起来。

　　政府及其拥有的权力，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用以保护自己以及实现某些共同目标的机制和手段。更高级别的政府或更庞大的政府权力，并不意味着更强的合法性或更大的道德优势。

　　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多得足以使人们看清中国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大致的方向。但是，如果维持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的现状，仍是今后中国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前提，并因此不惜将广大民众继续置于软弱无力的境地，那么，中国民众作为政治羔羊任人驱赶的命运便不可能得到改变。▲ 作者: 张雪忠（上海）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应发展软实力来制衡世界强权
http://mil.news.sina.com.cn/2007-06-21/0636450639.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1日 解放军报/苏恩泽

　　★ -硬实力与软实力

　　懂军事的人都知道“实力”的重要。而且，知道“实力”要“硬”，越“硬”越好。于是，也便难免产生“重硬轻软”的习惯性。然而，在现代新军事变革条件下，这种习惯必须改变了，因为“软实力”不仅重要，而且是大有可为。

　　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是号称“纵横美国政学两界”、长期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并出任过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的小约瑟夫• 奈，他在2002年出版专著《美国强权的悖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不能一意孤行》中提出：实力有两种：硬实力(hardpow鄄er)和软实力 (softpower)。

　　“硬实力”，通常指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凭借这种力量能“强迫和强制”对方遵从己方的意志；也称“有形力”或“暴力”。而“软实力”，则是文化的力量、榜样的力量、理念和理想的力量等，凭借这种力量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对方，也称“无形力”或“柔力”。

　　就在不久前，小约瑟夫•奈还基于这个“软实力”理论直接抨击了美国发动的
伊拉克战争，认为这场战争“虽然推翻了一个暴君，但几乎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在恐怖主义面前的脆弱性”。进而明确地提出他的主张：“打赢反恐战还要靠软实力”。这就等于通过最新的伊拉克战争实例，进一步验证了“软实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所以，现代“实力观”应该是：硬中有软，软中有硬，硬软互补，硬软双赢。从实质上讲，“软实力”概念也就是“大实力”概念。

　　★ -硬装备与软装备

　　懂军事的人还知道：武器装备是“硬实力”的正宗代表，必须下功夫大抓武器装备建设。这种认识当然有道理，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武器装备已经有了“硬装备”和“软装备”之分。

　　首先，软件，算不算装备？过去的回答是：不算。因为装备在传统上都视为硬件，而软件看不见，摸不到，怎样列装？可是今天这种回答已经过时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武器装备不仅“嵌满了芯片”，而且“捆紧了软件”。软件不仅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运行，而且还通过不断变换软件，扩大和提升武器装备的功能；有时，甚至能“再造”全新的、系列的武器装备。

　　美军早就有一种观点耐人寻味，他们认为：新军事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技术和硬件，而在于能为作战意图服务的“功能合成”的观念与能力，也就是软件。例如：美国著名的诺思罗普——格鲁曼主承包商制造的武器系统，主要的功夫与水平，就是在功能合成上，有70%的分系统竟不是它自己制造的。

　　明确“软件即装备”的现代观念，同时还会带来诸多好处。例如：会使武器装备系统的保密性更好，因为软件是不透明的；也会使武器装备的可靠性大大提高，利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使用卡式、甚至单卡式仪器“即插即用”，升级方便，并有“自适应”的效果；采用同一品牌、同一平台、通用接口总线……可加速武器装备的标准化进程，使武器装备的价格进一步便宜，且多供应商、多条渠道，供货广泛，资源不浪费，等等。

　　总而言之，正像人们已经认识到的：计算机只有硬件，没有软件，就只是一个“裸机”一样；现在该认识到：现代武器装备只有硬件，没有软件，也将只是一种“裸装”了。

　　所以，现代“装备观”应该是：硬中有软，软中有硬，硬软互补，硬软双赢。从实质上讲，“软装备”概念也就是“大装备”概念。

　　★ -硬科技与软科技

　　科技该是“硬中之硬”了。实际上，现代科技也有“硬科技”和“软科技”之分，而且“软科技”并不软，其重要性毫不逊色。

　　软科技可定义为：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针对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现代社会4大环节)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进行组织、规划、安排、指挥、监督及预测，从而为其协调发展和优化工作提供方案与决策。因此，它是一门新的综合性科学技术。

　　尤其在公认的“最不确定”和“最难”的军事领域，“软科技”更是大有可为。著名军事家约米尼有句名言：“把战争归结为几何学，等于给伟大统帅的天才带上镣铐”。所以，军事科技是既要重视“硬科技”，更要重视“软科技”。

　　即现代“科技观”应该是：硬中有软，软中有硬，硬软互补，硬软双赢。从实质上讲，“软科技”概念也就是“大科技”的概念。

　　★ -硬制衡与软制衡

　　“软制衡”与“软实力”一样，作为概念的提出，是不久之前的事。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评论里提出：“现在‘软制衡’时代已经开始了”。

　　“软制衡”的内涵是：当“硬制衡”无能为力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寻求强与弱的机会均衡，不必与超级大国的强大实力“直接对抗”，而应采取其他措施让超级大国“难以使用”其强大实力。

　　“软制衡”的手段包括：发挥国际机构的作用约束；使用经济手段加以威慑；通过外交措施限制自由度；以及运用智谋使其决策失误和外强中干，等等。

　　基于“软制衡”理论，有关国际评论指出：“美国并非无懈可击”。并举例说，美国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因而远离战场，其作战必须依靠盟国的支持。同时一针见血地概括说：“美国过去10年的所有军事胜利，都是依靠近距离战术空中力量和驻扎在该地区的盟国境内的地面部队取胜的。”

　　这就是说，再“超强”也会怕孤立。如果“单边”过了头，那么“软制衡”就要演变了。

　　所谓“软制衡”，实际上与历史上久经考验的“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制衡”理论都是一致的。正像有关研究所指出的：“在军事上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军队身上反映的‘民族文化’——历史记忆、进取意识、发展程度、科技水平、危机感、凝聚力……等等”；“技术是通用的，可以国际交流借鉴；而‘民族文化’则是特有的，只能各自悉心培育”。

　　总之，无论是“软实力”、“软装备”、“软科技”、“软制衡”也好，还是“大实力”、“大装备”、“大科技”、“大制衡”也好，都是新军事变革的产物和信息时代来临的信号。它们所昭示的，仍然是那个黄金般的规律——“信息所产生的影响正向日益大于炸弹所产生的影响转变！” ▲



俄国推迟向中国交付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
http://jczs.news.sina.com.cn/p/2006-09-26/0944401084.html


http://jczs.sina.com.cn 2006年09月26日国际在线: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中国从俄罗斯采购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以及伊尔-78型空中加油机的合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主要原因是，负责组装伊尔-76型运输机和伊尔-78型空中加油机的，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由于该厂人才流失严重，目前已没有人力资源大批生产伊尔-76运输机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

　　9月21日，正在北京参加中俄民航与民航制造业合作分委会第一次会议的俄工业与能源部第一副部长列武斯，针对这一消息明确表示，俄将全力贯彻和落实向中国提供大型运输机的合同。

　　★ 俄向中印推销大型运输机

　　据报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从俄购买了14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为进一步提高空运能力，中方一直在同俄方洽谈，准备大量购买伊尔-76军用运输机。

　　近年来，俄罗斯也一直向印度推销其大型运输机，而且因客观原因，也曾多次拖延交付，致使印方很不满意。

　　2005年夏，中俄两国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后，中方考虑向俄罗斯采购伊尔-76军用运输机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向俄罗斯购买34架伊尔-76MD军用运输机和4架伊尔-78MK空中加油机。

　　据报道，上述38架飞机将由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组装，其中90%的配件和备件由俄方提供。如果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全部履行合同，就可获得3亿美元。

　　★  伊尔-76、伊尔-78性能怎样

　　伊尔-76运输机是俄空军运输航空兵的主要机型，也是俄各航空公司的主要货运飞机。该机于上世纪60年代末由伊留申设计局研制，1971年首飞，1975年开始装备苏军。该型运输机的载运量为40吨，可运载150名士兵或120名空降兵，也可装运各种装甲车、高射炮或防空导弹。

　　伊尔-78加油机由伊尔-76军用运输机改装而成，1978年交付苏联空军使用。该型加油机主要用于为远程轰炸机、航空兵飞机和军用运输机进行空中加油，同时还可用作运输机，并可向机动机场紧急运送燃油。据报道，该型加油机可携带35吨航空油料，同时为3架飞机加油，每分钟可加油2200多升。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考虑购买这两种飞机呢？专家分析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快速运送部队及装备，二是提高俄式装备的配套利用效果。

　　据专家分析，苏-30MKI战斗机加装与伊尔-78MK相匹配的空中加油接头后，其航程将增大到9000公里，是原有航程的3倍。中国空军中的俄式装备不少，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装备配套使用之后的威力，中国空军在运输机及加油机方面自然会考虑俄式装备。

　　★  俄罗斯打算易地组装运输机

　　俄《生意人报》认为，俄方推迟交付大型运输机可能给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一定影响。

　　不过，有俄媒体报道说，为能尽早履行大型运输机的合同，俄方已计划将组装伊尔-76军用运输机的工作，从塔什干迁至俄境内的乌里扬诺夫斯克飞机制造厂。俄方甚至不排除，在俄境内组装的可能是运载能力更大、航程更远的伊尔-76MF军用运输机。

　　军事专家认为，即便俄方决定在俄境内组装伊尔-76运输机，重新组织生产仍需花费一定时间。

　　★  中俄军事合作不针对第三国

　　2006年3月25日，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杰尼索夫在纽约市立大学莱曼学院召开的题为《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话》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俄中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透明的，不针对第三国，真正有助于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

　　其实，早在2005年8月的中俄联合军演结束后举行的有中俄等国记者参与的招待会上，中俄国防部长都曾专门提到，演习以及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不针对第三国，演习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解 水 本报特约记者 郭 宣


俄专家称解放军可在24小时内攻占台湾全境！
http://bbs.news.sina.com.cn/?h=/g_forum/00/01/00/view.php%3Ffid%3D16690%26tbid%3D4126&g=1
 
2007-06-20  古谢里切夫（俄罗斯军事时政评论俄罗斯远东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在亚洲无休止的肆意捣乱，这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最为难堪的场面。
 
台湾作为中国主权领土，依照联合国49宪章规定，应该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是无权干涉的。但是，目前美国在亚洲部署了第7舰队的部分作战兵力。试图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同时，美国给台湾独立分裂主义分子打气。
 
但是，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处于什么状态的中国？他是在发出崛起前的强大的吼声的国家。他目前俱备的武装能力，远非华盛顿所预测的那么微弱。中国目前完全可以依靠自身能力，应用武装力量，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中国出于了对2300万台湾人的关爱。因此，以最大程度减缓，可能造成战争的必要因素。这只有一个具有国际大国思维的国家才能做到。对此，我们应该给予中国最大的支持与谅解。
 
但是，美国军方依旧还在鼓吹与逼迫台湾军方大肆购买落后的军备武器。这些武器效能，目前来看是落后于大陆至少5年。但是，按照美国方面提交的交货报告来看，如果交易成功，那么最早到达的首批也要到到2013年。
 
这是对于台湾来说漫长7年。但是对于大陆来说，很短暂。等待7年，中国大陆可以增加至少2支远洋舰队。届时美国售台武器依旧是形同虚设。
 
中国目前军方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不同地段，打赢2场与不同对手相互间的局部战争。为此中国已经进行了10年的多兵种强化对抗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一旦发生独立分裂，大陆军队可以在24小时内，攻占台湾岛全境。那么即便华盛顿届时派遣了大批增援战斗机。消耗了一些中国军队。但是，美国人！你们能够下来与中国军队拼杀吗？
 
我们领教过在山东东海登陆演习的，中国一支部队。他们的艰苦程度，绝对是美国想不到，也不敢去想。他们射击准确性很高。单兵作战素质意志，十分强悍。俄罗斯第17团一位军官称：这是未来的世界无敌军队。在这样的士兵面前，美国人有什么好的作战技巧拿出来对抗？
维护中国统一，就是极大的维护了亚洲和平。一位诗人说：在狮子睡觉时候，你可以肆意欺负他。但是，一旦他睁开眼睛。狮子必定会吃掉，敢于挑战它的猎物。▲



外国媒体热议：中国兵出南海 封锁日本通道！
http://topyl.com/contentview.php?fid=WLWZ&id=2643802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06-20: 德国《亚洲军事了望》：近期，中国南海海军舰队，扩大在南海控制的范围。由3艘驱逐舰2艘潜艇，以及配属T16，22的远程空中打击部队，组成的联合舰队。目前，正真对前期南海诸国对太平岛的扬言“攻击”事件作出的反应。

    此次中国海军在南海的行动，使得地区部分国家感到不安。印尼，马来等国日前媒体虽为披露两国如何采取行动。但是，上述两国最近加紧，采购其在德国，法国前期定购的先进潜艇计划。这些足以说明，此次北京南海舰队，的的确确来势不小。05年底输入中国的TU22远程轰炸机，目前6架部署在南海。在加之以前北京在南海建立的简易机场，使得约有100架左右歼11可以往返于南海周边。

　　印度《国防期刊》：中国海军在南印度海（南海）不断进行军事演练。这使印度感到不满。最近我国（印度）也将采取措施措施针对这行动，给予回应。  

　　法国《勘查嘉观察》：“疯狂的北京，疯狂的中国。”近期，所谓强大的中国海军，擅自开往南海地区进行所谓协助台湾的太平岛护卫活动。其实质是北京在南海针对日本进行封堵资源通道的策略。这引起了日本极大不满。中国近期还擅自，在伊朗等地出动远程空中力量。对于，目前这个疯狂的国家，作为世界顶级的美国布什ZF，却丝毫没有任何有效手段来克制。实在遗憾。

　　美国《每日军事报道》：最近，在伊朗部分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发现数架 Y8DM大型中国预警战机。这是针对美国驻扎在靠近伊朗边境地区的235A联队的侦测活动。也是极大威胁了美国的安全。来自五角大楼消息称：虽然北京战机没有越过伊朗中心线位置，但是，依据Y8DM的相控阵能力，依旧完全可以，多角度侦测，美国伊朗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

　　日本《昭和》：中国为了争夺东部海域，竟然借口台北在南海太平岛遭受攻击为名，出兵南海企图封锁整个日本通道。这是极大的对日本国的挑衅。日前，日本国已经宣布将台湾纳入日本防御范围，由此，南海太平岛应该由日本，台北共同管理，为何中国擅自出兵干涉？希望日本果敢采取对华打击的政策。

　　德国《国际军事评论》：HN3运抵中国南方部队。这些具有射程在3000公里的巡航飞弹，可以及其有效打击，来自台北，日本的任何威胁。另外，中国南海舰队，封堵了日本南海主要通道。逼迫日本就“台湾共同防御”作出答复。可以看出，中国在运用军事威慑力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以往一直采取的卑躬谦和，到现在的剑拔弩张。说明了他们的自身力量。

　　法国《亚洲军事动态》：日前台北披露关于制定远程飞航武器打击北京的秘密计划，引起北京极大不满，为此，近期北京把这种不满，发泄在所有他能发泄的地区。在南海，北京组建的空海联合体系的舰队。紧紧封堵了日本通道。在福建等地最新运抵的HN3系列飞航导弹。迫使台北感到恐慌。也是对日本台北防务的回应。▲



两岸军机叛逃实录（1945--1989）
http://bb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554175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空军的1架日制“九九”式运输机，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强、黄哲夫驾驶，从江苏扬州起飞，飞抵延安，首创从敌对阵营驾机投奔共产党先例。这架飞机是日本赠送给汪伪政府专机班的，机名“建国号”。飞抵延安后为纪念此次起义行动改名820号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员唐玉文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成都起飞，飞抵延安，首创国民党空军驾机投奔共产党的先例。刘善本山东昌乐人，1938年毕业于国民党空军中央航校，曾于1943年赴美受训，并被内定为蒋介石“美龄”号专机的驾驶员，起义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校副校长、空军副旅长、空军第10师师长、解放军第一航校校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副教育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

　　▲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起飞，先飞到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被迫继续北飞，后在四平机场降落。

　　▲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南京起飞，起飞后曾准备轰炸南京大校场机场和总统府，因投弹系统故障，5枚炸弹都落到南京城外燕子矶，当时蒋介石正在大校场机场空军俱乐部慰问空军将士，听到爆炸声大惊失色。投弹后轰炸机飞到解放军占领下的石家庄。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青岛起飞，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

　　▲1949年1月3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1948年11月加入中共）、中尉飞行教官蒋声翰在中共地下党员吕云荪的策反下，组织机务员李葆华、田维初、荀富贵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起飞，飞抵郑州机场。

　　▲1949年1月12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上尉副官高全诤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从杭州起飞，原计划飞往徐州，因天色昏暗，没能发现，只好在安徽宿县双石铺河滩上迫降。

　　▲1949年1月14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中尉飞行员阎承荫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南京飞机，飞抵济南张庄机场。（阎承荫的三哥就是在抗战时期发明了空中降落伞雷的著名飞行教官阎雷。）

　　▲1949年1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20大队11中队中尉飞行员刘焕统、邹耀坤、宋宏儒，在青岛机场砸开机舱，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沈阳。

　　▲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周梦龙、李延森利用飞行训练的机会分别驾驶1架美制PT-17教练机从杭州起飞，飞抵合肥。

　　▲1949年1月30日，国民党上海民航局空中交通管制站站长邢国铮、空中交通管制站管制员刘书荣、华兴杭、飞行副驾驶李筠、机械员陈铁生，在中共地下党策反下，在乘坐C-47客机从上海飞往青岛途中，劫持飞机在济南降落，首创民航机投奔共产党先例。

　　▲1949年2月2日，国民党民航局上海龙华空中交通管制站助理管制员李愚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台管制员刁家平，从上海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起义，起飞后因机械故障在上海以北坠毁，2人受伤，后经地下党安排，2人从地面到达解放区。

　　▲1949年2月3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寿、黄友寿、黄文刚乘着机务人员例行试机的机会，利用中午休息的机会，偷上1架美制B-24轰炸机强行从上海起飞，飞抵北平南苑机场。

　　▲1949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徐骏英、少尉飞行员魏雄英（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赵昌燕、少尉领航员张镭，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下，从上海起飞，降落在济南。1952年6月7日魏雄英在驾机向进军西藏部队执行空投任务时撞山身亡。

　　▲1949年2月22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2中队中尉飞行员杨宝庆撬开机舱，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西安起飞，计划飞往北平，因燃料耗尽迫降于河北唐山。

　　▲1949年3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空军军官学校上尉副中队长刘继广、中尉飞行教官禹庆荣（3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从上海驾驶1架英制“蚊”式战斗机飞抵河北石家庄。

　　▲1949年3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唐宛体（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李学冕、机工长彭树新，从汉口偷驾1架C-46起飞，原计划飞往北平，因恶劣天气无法分辨航向，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热河赤峰上空弃机跳伞，3人均平安落地。

　　▲1949年4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3中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汉口警备区少尉排长黄琪玲（国民党起义将领92军军长黄翔之子）和小学教员王亚蒙（女），乘着黎明前警戒松懈混入机场，驾驶1架美制B-25轰炸机从汉口机场强行起飞，降落在郑州机场。

　　▲1949年4月9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中尉飞行员刁光弟（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领航员沈济世、少尉通信员王凡、少尉机械员徐迈、空军供应总处少尉军械官于振超、机工长罗锡龄、宋永信，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组织下，于试飞为名从上海驾驶1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济南。

　　▲1949年 4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20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杜道时原是B-24轰炸机的飞行员，从未驾驶过C-46，竟能以2人驾驶需要5人机组的C-46安全起飞，确实不易。飞机飞临徐州机场时，解放军误为敌机来袭，组织对空射击，C-46就在防空火力弹雨中降落，降落时机翼中弹，幸好2人未受伤。这是国民党空军首次从台湾驾机回归大陆。

　　▲1949年6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11大队上尉作战参谋毛履武（中共地下党员）在从汉中南郑机场驾驶美制P-47战斗机起飞侦察西安途中，见僚机因故障返航，正是起义的大好机会，便果断改变航向，直飞河南安阳，安全降落。

　　▲1949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李福遇（原国民党空军轰炸机中队长，蒋介石专机的副机机长，是重庆谈判后送毛泽东回延安的专机机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开始进行驾机起义准备。当天原是只准备去广州白云机场观察飞机警卫情况，见央航1架C-47型客机刚加满油，又没有警卫，便抓住机会，强行驾机起飞，经5个多小时飞行，在南京安全降落。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1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警戒松懈的机会，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1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央航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均为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中共地下党的测定组织下以试车为名登上1架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的报复，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就有12架飞机（1架CV-240，3架C-46和8架C-47）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第3中队中尉军械员岳哲安（他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从台湾台中机场乘警卫不备偷上1架美制PT-17教练机强行起飞，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员李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第一个放单飞的机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上迫降。

　　▲1950年1月9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院黄永华，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单飞训练之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台南机场起飞，在广东潮安降落。

　　▲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劫持1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1951年9月12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3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金门起飞，飞往大陆，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上虞迫降。

　　▲1953年10月18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4年1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同安迫降。

　　▲1954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射击军械士刘铭三驾驶1架B-25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三门迫降。

　　▲1955年1月12日，国民党空军少校联络官郝隆年、第20大队少校参谋王钟达、机械师唐镜驾驶1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机场起飞，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1架PT-17教练机从台湾虎尾机场起飞，在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各获奖金1000元。

　　▲1955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中尉参谋何伟钦驾驶1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迫降。

　　▲1956年8月15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仙游迫降，获得奖金8000元。

　　★1960年1月12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飞行员杨德才驾驶1架编号6501的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往台湾，结果在台湾宜兰地区迫降时机毁人亡。这是解放军方面第1架叛逃的军用飞机。

　　★1961年9月15日，解放军飞行员邵希彦、高知学驾驶1架安-2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在韩国济州岛降落，2人于10月7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两，后2人在台湾空军服役，均以上校军衔退役。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1962年7月25日，解放军发布通告，宣布对驾驶飞机、舰艇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和联络方法。1864年3月15日，再次发布通告，重申了对驾驶飞机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方法，并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第2联队第11大队43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1架美制F-86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得2500两黄金的奖金。而这架F-86则被送到军事博物馆作为展品供人参观。

　　★1965年11月11日，解放军空军第8师22大队李显斌驾驶1架伊尔-28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飞行途中李显斌开枪打伤领航员李才旺，驾驶飞机在台湾桃园机场降落时由于操纵失误，机尾撞击地面，导致尾舱通信员廉宝生死于非命。台湾方面将3人全部封为“反共义士”，李显斌获得280万新台币的奖金，并加入台湾空军，以上校军衔退役。1991年12月事母至孝的李显斌从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乡探母，被青岛公安局逮捕，后被以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5 年。而李才旺伤愈后定居台湾，1976年加入美国籍，并于1998年12月从美国回乡探亲。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1架美制T-33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惠阳迫降。

　　★1977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第2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中队长范园焱驾驶1架编号3171的歼-6（米格-19）战斗机从福建晋江起飞后，以超低空飞行直飞台南机场。获黄金4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1架美制F-5E战斗教练机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机起义。当他飞到福建龙田上空时，后座的飞行学员许秋麟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便掉头飞到东引岛以西让许跳伞，随后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获得奖金65万元，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而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则因此事引咎辞职。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驾驶1架歼侦-6从山东文登机场起飞后，他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乘指挥塔台忙于实施特情处置程序，以超低空全速飞往韩国汉城K16机场，后于10月31日抵达台湾，吴荣根获黄金5000两，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军航空兵第1支队第1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1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飞往大陆，因当时天气恶劣，他无法找到机场，在福建宁德三都港盘旋时被港内军舰误会，遭到高炮射击，便在海滩上迫降。李大维获得奖金15万元，他出身于台湾的军人世家，两次获得过国民党“国军英雄”称号，因此他的起义引发了台湾军界的巨大震动。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空军被借调到海军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的副团职飞行员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1架歼-7（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此次叛逃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中国要求韩国交还飞机和飞行员，韩国将飞机交还中国，而孙天勤则于8 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1983年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1架编号83065的歼-5（米格-17）战斗机从浙江岱山机场起飞，在2架台湾空军F-5战斗机的引导下在台湾桃园机场迫降。获黄金3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5年8月25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萧天润驾驶1架轰-5轰炸机从山东胶县起飞，飞往韩国，在韩国里里市迫降时发生事故，领航员孙武春死亡，萧天润受伤，并撞死地面的一韩国农民。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湾，获黄金3000两，而飞机上的报务员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

　　★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1架编号3283的歼侦-6从辽宁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6年10月24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郑莱田驾驶1架歼-6战斗机飞抵韩国，郑后去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中队长刘志远驾驶1架歼-6战斗机从福建龙溪起飞，以超低空穿云而出，飞抵台湾清泉岗机场，获黄金5000两。

　　★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

　　★1988年9月15日，作为9月11日解放军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的回应，台湾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归人员的奖金。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1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因低空大雾，未能找到汕头机场，燃料耗尽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伤愈后被授予中校军衔。▲



美军网络战能力超强鼓吹中国网络威胁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25/20070621/14172616.html


2007-06-21: 有评论认为，美军强调中国网络战威胁，只不过是借口，事实证明，美军正在大张旗鼓地强化网络战能力，不但成立了网络战联合司令部，而且努力打造自己的“黑客部队”。

    ★ 美军极其重视网络战

    美军认为，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金融、电力、能源储备与分发、交通管理等系统，都已经采用了网络化管理方式，这些基础设施的网络一旦遭到破坏，将给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而从纯军事角度讲，美国军事转型正在向构建“网络中心战”能力方向发展，也就是将预警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等子系统通过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的大系统，可以说，网络是美军战斗力的“倍增器”。

    正是基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美军从战略高度认识和研究这一新的作战样式。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国家安全第16号总统令”，要求美国国防部牵头，组织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制定计算机网络战战略。这被看作是美国政府整合全国网络战力量、为未来实施网络战制定标准和方向的重大举措。

    2005年3月美国防部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也明确将网络空间和陆、海、空以及太空定义为同等重要、需要美国维持决定性优势的5大空间。美国防部于2006年初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要求美军强化网络战能力，以应对恐怖分子、“流氓”国家和“潜在竞争对手”使用网络进行“不对称”进攻的可能。

    ★ 成立网络战联合司令部

    为了强化网络战能力，美军大力加强网络部队的建设力度。实际上，早在2005年4月，美国防部就已经在九大司令部之一的战略司令部中，成立了网络战联合司令部，负责具体指挥美军的“黑客”部队。虽然该部队的具体人员配备没有被透露，但美国的网络战专家分析指出，这支部队应当由世界顶级的电脑专家和“黑客”组成，并且该部队被冠以“联合司令部”的名称，很可能是由来自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等数个国家安全机构的代表组成，同时不排除少数文职人员和来自美国盟国的代表也将参与协作。

    据悉，这支部队具备摧毁敌人网络，进入敌人计算机窃取或假造数据的作战能力，他们可以释放蠕虫病毒，导致敌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瘫痪。同时，该部队还能防护美国国防部的所有网络免受攻击。

    美军除在联合司令部一级建立专门的“黑客部队”外，美各军种也已组建各自的网络部队。美国陆军建立了计算机应急反应分队，其职责是维护陆军各基地信息系统的安全，必要时可发起网络攻击，侵入别国军事网络。

    海军也在“舰队信息战中心”成立了“海军计算机应急反应分队”。空军则直接在第8航空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网络战司令部，共有2.5万人在此工作，从电子战到网络防御。按计划，整个美军的网络战部队将于2030年全面组建完毕。

    为了强化美军网络战部队的能力，美军方与政府相关部门不断进行网络攻防演练。2005年5月，美中央情报局信息战中心在弗吉尼亚举行了代号为“平静地平线”的网络战演习，模拟美国的商业网络遭到黑客攻击。而美国军方则每年进行一次被称作是“网络防御”项目的演习，由国家安全局的计算机专家充当“黑客杀手”负责进攻，西点军校、空军学院、海军学院和陆战队学院的专业人士进行防御，以研究美军网络安全存在的漏洞。

    ★ 美军网络战样式有三种

    通常来说，网络战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网络战是指全球战略网络战，是指国家或集团运用国际计算机网络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斗争；狭义网络战，就是战场网络战，是指交战双方运用战场互联网进行的对抗。

    ★ 美军研究的网络战攻击模式，主要有三种：

    体系破坏模式 通过发送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等方法，破坏敌方计算机及网络系统。

    信息误导模式 向敌方计算机及网络系统传输假情报，改变其网络系统功能，使敌方在决策与指挥控制方面出现信息误导和流程误导。

    综合模式 综合利用体系破坏和信息误导，并与其他信息战模式结合，从而造成对敌方指挥控制的多重杀伤功效。

    ★ 新闻链接：美拿中国当扩军借口

    劳利斯认为，中国人“利用日益繁荣的中国经济所提供的信息技术专业知识，以在网络战中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在计算机领域的能力已从保护自身网络发展成可攻击敌方网络。因此，虽然中国军队缺少美国所拥有的先进战舰、战机和地面部队，但破坏卫星和扰乱计算机网络这种双重能力可让中国拥有挑战美军的真正实力。

    与此同时，去年刚刚组建的美空军网络战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埃尔德中将也发出同样的言论，他认为，中国可能取代美国网络空间第一大国的地位。

    舆论指出，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军事威胁论”是美国政坛上永久的话题，只不过炒作的视角不同而已。分析人士指出，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但凡美军所强调的解放军构成威胁的方向，肯定都是美军需要加强建设的，中国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 杜科)    

　　★ 成立联合司令部 鼓吹“中国威胁”论

    美军有网络战司令部，也有“黑客部队”，每年还搞网络攻防演习。然而，奇怪的是，美军高官却说中国在未来的网络战中将威胁美国。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日前，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防部副部长帮办理查德•劳利斯，带领美军高级将领参加了美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美军将领认为，中国军队正在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能够攻击美军的通讯和计算机网络，这对正在构建“网络中心战”的美军而言十分危险。▲

    

中共“核心价值体系”也将与时俱进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6月19日电／美国《世界日报》6月18日载文《中共“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应市》，摘要如下：

　　定于今秋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有一个政治思想的议题，包括提出中共新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发展方针等等。在这一个议题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概括总结和正式提出新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之议，是由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正式提出。其后各方专家学者，展开了“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讨论和概括，最后将形成胡锦涛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的重要内容。

　　所谓“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应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就在追寻、探索、构建的价值体系。

　　中共此时此际提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当然与其构建“和谐社会”相辅相成，没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难以有完整的“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引领社会、政治、经济的和谐发展。而中共领导层还有一个更远的考量，就是跨进新世纪、新时期，要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没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能实现这个任务。

　而在现实中，中国大陆对传统价值观，有重新热捧又有全面质疑，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社会大转型而来的，又有民主、自由、人权等新观念的引入，以及由之而生的意识形态交锋。最近中共提出党员信仰问题讨论，指党员及干部没有信仰，出现“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

　　胡锦涛提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但这一体系应包含的价值理念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主张“民主、平等、集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种是认为应包括“人民民主、社会公正、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种认为可简略地提“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当然还有人认为，不用提核心价值体系，只提社会主义价值观即可。

　　按目前中共智囊机构的概括，以及见诸于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可以初步探定，首先，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同之前提出市场经济一样，要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其次，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将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第三，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应当吸取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也就是说，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应当纳入。

　　客观地看，在现行政体下，中共作为执政党有理由也有条件提出和推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但“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当是公民普遍认同的、社会广泛推崇的、具有现代内涵的，极而言之又要是能引领一个民族全面复兴的。故此，其概括、形成的过程，应当是全民参与的，又是认真反思的；内容是既有传统传承，又具现代意义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还应当是具普世意义，广受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