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失落的大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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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5：失落的大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

　　曾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墓志铭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么，什么叫大学，什么叫大师，什么是大学精神，当今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

● 凤凰博客、丘成桐：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

▲《同舟共进》特约记者 胡 迭

丘成桐 1949年生于广东汕头，后移居香港。1966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68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深造，师从数学大师陈省身。1971年获得博士学位。当今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曾获得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是迄今唯一获该奖的华人。现任哈佛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及台湾“中华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及意大利科学院外籍院士。

★ 自己说“一流”不合实际

▲《同舟共进》：您一直是在香港和国外受教育，在您看来，内地到底有没有真正一流的大学？

● 丘成桐：这个问题很清楚，所谓一流大学就是要有大量的、有学问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流大学比不上美国的一流大学，也比不上欧洲的一流大学。

中国有学问的人并不是没有，可是大部分学者年纪都大了，“文革”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断代。“文革”以前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可是“文革”中根本没有时间做学问。当时这批人大概是20～30岁的样子。“文革”结束的时候，这批学者的年龄也差不多40岁了，到现在就已经70岁了。虽然七十多岁的人不可以说一定不能做学问，但除了少数几位，一般来说都已经放弃了。况且在“文革”中，基本上不能及时更新学识，可以说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没学什么，到现在也很难跟上研究的发展了。

再看改革开放后长大的这一批，现在也40多岁了，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出了国。出国以后，真正优秀而又回国的不多。很多人就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一个名，表面上是回国，其实很多不是真的回国，主要的职位还是在外面。在这些年轻人中，也找不到陈省身、华罗庚、钱学森这类大师水平的学者。

再往后看，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了，他们大多数也在国外。现在有一些年轻的人开始想学习，可是受到种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他们很难用心地学，我们大学的环境不能够和美国一流大学比。这些都是很客观的情况。

中国有些大学说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合实际的，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中国数学学会60周年纪念时，我在清华大学所做的一个演讲中就提出要从中国数学现状这一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中国数学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的情况是历史造成的？

● 丘成桐：是历史文化和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我希望中国很快创造出一流的学问。可是没做出来就先讲自己是一流，画饼充饥，长远来看，对自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很多大学自称是世界第一流，甚至有个说法是国内某大学全世界排第15，学生不相信，教授们也不相信。个别领导也可能被误导，以为这是权威的说法。可是实际上，你不要讲全世界第15，排名美国东部第15都不到。

▲《同舟共进》：那这个第15位是怎么来的？

● 丘成桐：我不知道是怎么排的，我不太清楚，但这些宣传是可以查明的。我觉得做学问需要很扎实地去做，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就做不到，相差一点点人家可以理解，相差太远就骗了自己，也骗了学生，不是很好的事，不老实是做不成学问的。

像我现在做学问有时候很辛苦，不懂的东西要学，我自知有些东西自己还没学懂，如果没学懂而到处吹嘘的话，我以后也一定学不成功。

《同舟共进》：您刚提到，客观上的原因是“文革”造成了一个断代。

● 丘成桐：“文革”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同舟共进》：那么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是民族精神方面的问题吗？

● 丘成桐：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人讲面子。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始终要表示自己是很行的，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些东西不行，而且不愿意创新和学习新的学问，所以始终不成熟。

★ 名校要有独立精神

凤凰博客

▲《同舟共进》：总体上说，您认为中国大学的学风怎么样？

● 丘成桐：浮夸是普遍现象。政府现在给很多钱，但又不能多到可以像美国一样足够平均分配，只能集中在几个大学，这几个大学又请不到好的学者，所以就凡事夸大一下。比如，某个大学拿到了20亿，比其他学校多拿很多，拿了这些钱总要表示它有成果，所以就讲它有多伟大，这是很能理解的事。

▲《同舟共进》：所以您觉得中国的大学缺乏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

● 丘成桐：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是讲我做出了什么成果，而不是讲引进了什么人才。我们听到个别大学讲它很伟大，都是讲有什么出名的人才被引进，可是没讲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您听过他们讲成果吗？相反，大家听到的往往是一些让人很伤心的东西，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芯”事件，好的东西很少听到。什么叫大师？就是你学术上有成就。没有成果的大师是假的，另一方面，有些教授可能从前是大师，但现在没有成果也不在第一线工作，学校应当尊重他们，但不表示学校的前途全放在这些教授身上。

▲《同舟共进》：相比之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至少有哪些精神？

● 丘成桐：就是做学问，不是虚假地做学问，而是求真、求美、求用。

一个名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独立的存在意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意义是从学问本身来看的。我们要找寻学术的真正意义，而不是因为某大学的某个教授说好，我们就说好。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去探索困扰人类前途的大问题，去解决大自然的疑难。教授与学生在学术上必须有自由的想法，才能有创新的能力。

中国的大学真正好的专家很少。有些人假装专家，到处批评别人的工作，即使某些院士做了一个决策或评价，不见得他们真懂，于是好的工作受不到尊重，而不好的工作往往得到吹嘘。这种事情会伤害到大学独立精神的存在。

中国的大学应该与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为人类服务。既要“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也要承先启后，培养后辈。

▲《同舟共进》：按照您的标准，香港中文大学算不算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呢？

● 丘成桐：哈佛大学肯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最好的大学了。哈佛大部分教授都是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堆。香港中文大学很不错了，不过跟哈佛比还是差很远的，大师也比较少。

▲《同舟共进》：大师和一流大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悖论：如果不是一流大学，大师就不肯来；大师不肯来的话，就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大学？

● 丘成桐：并不见得。如果我们对有学问的人真正重视的话，人家会晓得而到大学来帮忙的。

我们的大学对一流的、有学问的人尊重不够，不是以学问为主，而是以其他的因素来确认它们。而外国很多著名大学，刚开始什么东西都没有，但一旦下决心，投资很大，花很多功夫的话，也能很快做成一流的大学。因为它们尊重大师，这种尊重更重要的是学问上的尊重。加州几个名校历史不算太长，很快就办成功了。加州理工大学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现在中国的大学对年轻的学者、年轻的研究生不够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的学者只是跟着教授走的学徒。

▲《同舟共进》：根据您个人的感觉，到国内的大学去授课，和在国外授课，感觉在尊重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吗？

● 丘成桐：有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讲，在国外访问人家跟你讨论的是学问，但在国内很少有当地的学者跟你谈学问，花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吃饭、谈政治。可能有一些很年轻的学者很想跟你探讨学问，但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些年轻的学者。

《同舟共进》：中国大学缺的并不是硬件？

● 丘成桐：这五年来硬件条件都很好，房子什么的都有，可是硬件不是主要的问题。

▲《同舟共进》：如果请您给出一个中国如何建设一流大学的建议，您会怎么说？

● 丘成桐：现在就要邀请大量一流的有学问而又有诚意的人回国做全职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内找，还要到全世界去找，甚至找非华裔的学者。只要找到一些真真正正做学问的教授，给他们提供做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就可以做成功。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学校的诚意和决断力，有学问的人知道政府真要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们会考虑来帮忙的。

但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要放弃权力。很多著名大学里面的名教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拿出各种阻碍的方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整个学术评审制度很不健全

▲《同舟共进》：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踏踏实实做学问？

● 丘成桐：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中国评审的方法就是靠几个院士。一般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关系，他们总是将某某评得很好。“汉芯”事件搞得那么离谱，国家拿了一亿多，是谁做检验？谁做审查？不可能不审查吧？有关领导应不应该负责任？这都是评审制度问题。在这方面，全世界最糟糕的恐怕是中国，即让几个院士决定什么东西是好的，然后加上媒体炒作，吹牛皮。

▲《同舟共进》：从您个人的经历看，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在西方的体制下，能否受到公正的待遇？会不会遇到类似中国的情况？

● 丘成桐：在西方如果你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也还是会受到打压。但是，是不是永远不能出人头地？我想你只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做得好的话，谁都阻止不了你。你可能迟一两年才会出人头地，你做的文章是社会需要的，是整个研究需要的，最终还是会慢慢重视你的。

我本人很早就出名。我有些文章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想理，最后他们没办法不理，因为文章里面有重要的东西。所以说，国外也有打压的情况，可是不会永远受限。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很多年轻的学者，在学术界受到很多限制。他们的学问还没有做到真正了不起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受排挤的情况。即使做得很出色，没有院士的支持，也会受打压。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西方的学术评判标准相对公正？

● 丘成桐：公正得多了。

中国的院士可以打压一切，基本上所有的评委会都有一定影响力，就算本人不在评委会，也有学术帮派，也可以打压你。中国的院士很有权力，在资源、经费等方面都有影响力。据我了解，4个院士联名写封信的话，一定可以送到中央，中央一定会重视。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外国是绝对办不到的。

实际上这几年来就有很多院士讲院士制度是不好的。

★ 目前的院士制度存在很大问题

▲ 凤凰博客：《同舟共进》：院士制度已经相当官僚化了吗？

● 丘成桐：一方面是院士的存在，一方面是几个名校的权力膨胀，这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完全是不好的。

在美国，就算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有些大教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学术界就不见得这么依靠他了，因为他可能不再做研究了。那是纯粹以学术作为评判标准的。

可是中国整个制度特别尊老，特别记得某教授从前的工作，而不记得年轻人需要新的知识。中国的年轻人要走新的道路，往往有些有权的老先生或者个别大学领导制造出种种障碍，因为创新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中国的创新很难做得成功。其中，院士制度是做学问的大障碍。年轻人只要做得好一点的，都想将来当选院士，有些高校甚至可以控制院士的选举，所以年轻人走的路只能是年纪大的院士走过的路。

▲《同舟共进》：您的意思是，中国的年轻学者也是迫不得已？

● 丘成桐：在中国，做院士是荣耀，个人的利益和整个家族的荣耀，还有学校的荣耀、学校的好处，甚至整个省的荣耀和好处都在选院士这个问题上，你怎么可能不去做？

可是院士两年选一次，你选不上还想再接再厉，往往是花八九年的功夫去选，当你年轻时，差不多四五十岁，这是最有能力去做学问的时间，但是你用9年甚至10年去竞选院士，中间基本上在浪费时间，这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

就像古代考科举一样，像考八股一样，完全不去做真正的学问了。

▲《同舟共进》：美国院士的情况怎么样？

● 丘成桐：美国也有院士，但院士不做学问时，他们的意见就没有这么受重视。美国的院士基本上不跟利益挂钩。没有直接的利益，只给你荣耀，当然也不能讲完全没有好处，可是跟中国差得远。

美国的院士跟普通人一样，有的大院士申请经费也拿不到，关键是看你申请的课题好不好，跟你最近有没有做好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同舟共进》：谁来决定一个院士做得好不好？

● 丘成桐：专家。一篇文章一定要由真正懂得这行的人来做决定，是真正的专家，而不是由名誉上的专家来做决定。有些专家可以很年轻，他们也可以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评过院士的文章，这没有什么问题。

▲《同舟共进》：您怎么看内地的学术研究成果？

● 丘成桐：总的来说，应当是有进步，但是距离世界第一流还相当远。对数学来说，中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华先生、冯先生与苏先生在1960年代初期做的，现在与他们比相差很远。这几年来内地文章开始被一些名杂志收了，比如被《科学》杂志、《自然》杂志、数学年刊收了。收了当然很不错，但是要小心，看这些文章是怎么评的？不能单看是国外知名杂志，总还要看内容。我们有的人评审文章从来不看内容，有时拉拢外国教授，或者拉拢一些院士，让他们来讲自己的文章好。甚至用私人关系影响名学者，推荐自己的文章到名杂志发表。假如评审制度做好，我想国内的研究成果会有极大的进展。

▲《同舟共进》：所以并不说明这些成果的学问含金量很高？

● 丘成桐：是的。有的名杂志是收了，但收了并不表示你的文章就好。很多名杂志收了很多不好的文章，不时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些人，就拿这样一篇文章，到处吹自己了不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去挖掘这个文章对整个学术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同舟共进》：您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如此严厉的评价？

● 丘成桐：我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

中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帮她的忙。这是我唯一的想法。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还要做研究啊！但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

★ 杨东平谈：什么叫大学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漂亮，但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大学究竟是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今天，我们对于什么叫大学，大学之大究竟指什么，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

在中国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欠缺的东西很多，大家感到最紧张的还是缺钱。如果认为有足够多的钱就可以打造出最好的教育，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但我们知道最好的大学不在中东，在美洲。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代，条件极其简陋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出了大师。归根结底，大师和大学制度是一所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东西是外在建筑无法取代的。

2004年，复旦大学前校长、两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向中央领导人上书，反映高等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作了批示，2004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作了摘要报道，题目是《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困惑》。

从历史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大学现代性的基础。而当下，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大学是否具有独立精神是大学至为重要的特点。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办学制度才能生根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也为大学精神的发源和滋养提供载体。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保障，少数人的精神追求、非常先进的理念很难产生和保存下来。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可谓互为表里。

如果用非常简略的语言表达大学制度，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大学自治；第二，学术自由；第三，教授治学；第四，通才教育；第五，学生自治。

▲ 首先，大学自治，即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

这个目标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明确提出，它的核心是划清或确立政府和高等院校的边界，保证高等院校独立自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1998年高等教育法里非常明确和详细地规定高等院校有八项自主权，可惜多数没有落实。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学凭一部《高等教育法》办学，大学独立法人的地位成为一句空话。

▲ 第二，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既是大学精神和理念，也是大学制度。大学的学术自由，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人将其扩展为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大学的学术自由对学生而言是学习自由，对教师而言则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

当然，与学术自由相联系的是学术中立或学术责任。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教授为了保障校园内的学术自由做出学术中立的承诺，大学教授避免卷入社会政治事务，避免对社会政治事件发言，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以此保障学术自由，但是这样的学术中立到60年代以后被打破了。在60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绝大多数教授走上街头和学生参加抗议示威。现在在大学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了新的概念——学术责任，用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平衡。有了更大的自由，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责任。

▲ 第三，教授治学。

教师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管理权，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管理制度。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的发言权。这是延续了非学术组织、政府组织的行政化科层化的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管理的要求是不适应的。大学是学术机构，必须实行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从2000年开始，国内一大批大学开始实行新一轮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改革，从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中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大学在学院、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到底是决策机构还是学术评价机构，各个学校在实践中赋予的功能各不相同，但都说明是教授治学。 1980年代的时候，这个探索是非常成熟的。

现代大学的管理和100年前已经很不相同，大学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组织，教授不可能直接处理很多复杂的非学术的事务，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副校长主管学校行政，校长是学术领袖，是学校的形象代言人，是公关的主要代表，这个制度在中国新一轮大学建设过程中会获得生命力。

▲ 第四，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实际上是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有很深刻的理念，涉及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它们的区别何在？清华大学梅贻琦老校长最著名的概念就是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培养现代的知识分子，培养学校的“士”。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的区别在哪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能够研究原子弹的是科学家，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是知识分子。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知识如果没有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不一定能够造福社会。这就是通才教育。

▲ 第五，学生自治。

学生自治是学校管理非常重要的准则，大学教育的基本功能是让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所以社团活动被称为第二课堂，西方称之为潜在的课程、隐蔽的课堂。除了上学以外，宿舍、校园、社团活动是学生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专业技能从课堂上培养，作为人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课堂以外，来自隐蔽的课堂。香港一些大学里，一个星期举办的学术活动比内地大学一年举办的还要多，而且都由学生自主去办。内地的大学现在对大学生活的管理基本上只是管理，而不是让学生参与和自我教育。

凤凰博客：（作者杨东平：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导，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 教授，从老师变成老板？

张鸣：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向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型，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变革方面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然而，恰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调介入大学事务，投入了大量政府资金，并空前强化行政控制，在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各高校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大跃进”。学生由于处在“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受到的荼毒最烈。

▲ 首先，学生成了“摇钱树”，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摇的“摇钱树”。

    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一个成本不足2元的校园卡，能收到50元。补考要收费，有的学校嫌收得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要电费、水费、卫生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免税待遇，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饭菜的质低价高趋势势不可挡。

▲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

    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自愿的不算）。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点微薄酬金，人文学科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

    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这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得对要听，说得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在这种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教师素质急剧恶化

，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素质急剧恶化。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人格的教师，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一些老师，居然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他们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

    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科研轻教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人把教育部的话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教师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部分教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得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畴，这样的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和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可能比今天更糟。凤凰博客：（作者张鸣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


★ 凤凰博客：将大学当作靶子是找错对象

凤凰博客葛剑雄：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大学内的人——从书记、校长到学生，从专业人员到工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在大学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办的，都是纳入党政体系的“事业单位”。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讨论大学问题，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缘木求鱼。即使寻求理想的大学精神，至多也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寄希望于未来。如果真想为大学的现状把脉，还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为好。

我主张将大学的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是中国普遍性的，或主要是由政治体制、国家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非大学因素造成的；一是大学特殊性的，即由于大学自己的原因产生的问题。

★ 凤凰博客葛剑雄：扩招是功是过 根源不在大学


    近年来国人有“新三座大山”之说，教育即其中之一。而在教育这座“大山”中，大学自然占了很大的分量。今年全国“两会”上，大学是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激烈批评的对象。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或者是故意指桑骂槐。

就拿最受人诟病的扩招、扩建（圈地）、贷款、乱收费来说，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例如扩招，主要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决定的，学校能够自主增加的极少。没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不仅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不出，还会受到查处。扩招无论是功是过，根源都不在大学，大学充其量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扩建，其中固然不乏大学本身的需求和建议，但要是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拨款，没有银行的贷款，没有政府批的土地，建得成吗？大部分扩建是扩招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大规模圈地，多数也是政府行为，有的是当局为了自己的政绩，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土地置换，或使周边的土地增值。有的大学一个新区还没有建好，又奉命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新区，有的要在规定时间内整体搬迁，有几次是学校自己做的决定？大学获得的土地，不是无偿划拨，就是低价转让，或者变相赠送，无论政府是出于重视教育的目的，还是另有所图，学校都只是接受，却不可能强占。

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人们对“大楼”与“大师”关系的误解。论者往往喜欢引用前贤的论述，认为一所合格的大学，不能只有“大楼”，还得有“大师”，或者说“大师”比“大楼”更重要。这话不错，但无论哪位前贤，并没有说过不要“大楼”，也不是说有了“大楼”就出不了“大师”。当初北大、清华、燕京盖的一些“大楼”，不仅远高于一般官府和民居的标准，直到今天大多还是高水平的建筑。像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称得上“大楼”。国外多数大学的“大楼”，在当地都属上乘，一些名牌大学的“大楼”完全可与当地的宫殿、教堂不相上下。近年中国大学新建扩建的“大楼”中的确存在奢侈浪费，但绝大多数还只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要，甚至只是还历史欠债。梁启超们在上世纪20年代就能使用“大楼”，陈寅恪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享有“大楼”……由此可见，大学里出不了“大师”，或者“大师”太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因为有了“大楼”，或“大楼”太多了。

再如贷款，正如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所说，主要是大学为政府承担困难。政府如能按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如能兑现按GDP和财政预算增长的比例确定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需要贷款，更不会负债。何况多数贷款也是由银行主动和政府牵线，甚至明示校方不必顾虑还款能力。

在政府正常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大学师生的待遇都过低的情况下，学校一度将创收、办“教育产业”和招收自费生、“计划外”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并且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或默许。急于获得大学学历或各类学位的人以及望子女成龙的家长或欣然接受，或破财以求，或不得不随大流。一旦政府改变态度，这些当然都属“乱收费”。但在正常拨款远低于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校长即使是神仙也无法使两者平衡，能不“乱”吗？

至于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损公肥私，既非大学特有，或以大学为最严重，大学亦没有豁免的特权，纪检和司法部门依法查办就是了。

★ 凤凰博客、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

    另一类是大学特有的，集中表现为学术腐败和学风不端。

    对此，当事人和相关人难辞其咎，不能诿过于客观条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复杂的弊案却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一些弊案一旦由权力介入，就变得复杂了，有时甚至会黑白颠倒。

大学在学位授予、职称评聘、招收入学方面存在腐败现象，始作俑者往往也是一些高官和巨商，许多时候学校和教授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金钱的魔力同样不能小觑，校长、导师或许能抵挡对个人利益的诱惑，对涉及单位生死存亡的贷款、拨款、资助、项目就不能不权衡利弊，甚至作出违心选择，特别是在正常经费严重不足，公私俱困的情况下。

在学校内部，权力的作用也大于学术评判

    教授会、评委会、学术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专门聘请来的校外专家也只起点缀作用。如某校一位副校长要当博导，偏偏评委会没有通过。但等外校专家一走，校领导直接作出决定，副校长如愿当上博导。又如当初金庸要当浙大博导，并且指定要当历史学的，历史系没有见到具体的申报材料，无法表态，校方照给不误，确定的二级学科是隋唐史和中外交流史。其实只要校方尊重本校教授的意见，金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否则他以后也不会以八十高龄去英国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不止一次在评审会上听到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最后还得由领导来决定。我与同人相视苦笑：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来评什么？但我还是得参加，要不，连这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如何向同人交代？

    这样说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承认，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出了事往往不希望家丑外扬，或者怀疑揭发者别有用心，是利益之争，莫名其妙地同情被揭发者，怕承担查处的责任，怕得罪权势人物，更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就是举报者，往往也只敢匿名，不敢直接作证。在扪心自问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样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总之，只有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权钱干预，高校和学术界自尊自爱，高校的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


中国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http://blog.phoenixtv.com/html/51/802551-814325.html

----温总理“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 黄全愈：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一个教育座谈会上对与会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总是喜欢用办学规模大来掩盖办学水平低的矛盾。这里，温总理借钱老之口尖锐地指出办学模式存在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国教育的“注、疏、解”思维与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来谈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 凤凰博客、“注疏解”思维与批判性思维

最近，我收到由宾州大学牵头，对全美国36个大学进行教学调研的表格（共有24个大问题及上百个调查细目）。

这项调研围绕六个议题进行。开篇第一题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无独有偶，根据《天赋教育在美国》的介绍，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以后再考虑，或者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问题。从小就人云亦云，长大了能有批判性思维吗？别人从小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我们传统“注、疏、解”式的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人云亦云的习惯。经典就是经典，对经典只能是“注”，“注”完还可以“疏”，“疏”了再“解”……总之，是在前贤的字里行间徘徊。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些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落水狗的是否该打”。为什么不说“落水狗是否该打”，也不说“落水的狗是否该打”，偏偏说“落水狗的是否该打”？我试图从各种语法角度帮鲁迅找那个“的”字的答案，均无法说服自己。于是，就开始怀疑是排版印刷的错误，但找来其他版本，亦一模一样。在当时，鲁迅是不能怀疑的。他是一代伟人，思想之深邃，文笔之辛辣，语言之生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只能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神经搭错线”……

后来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不然怕误人子弟。有一年，带学生去实习（所谓“实习”就是学生到中学去当“实习”老师，我当“实习”老师的老师），有一组学生教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七八个学生花近半年时间研究这篇文章，不但书皮翻蔫了，最后连标点符号都摸出茧子来了。有一天，有个学生很有些惶惑地指着文内的一句话“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问我道：“黄老师，‘讲义’的定义是‘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那么，‘听教材’不合适吧……”

我也惶惑地看着这位学生：“有学生问你？还是你问我？”

他讷讷地：“我怕有学生问我……”

我何尝不怕“有学生问我”？！我犹豫了一会儿：“如果没有学生问你，就算了。等有人问的时候，你再来问我吧。”

其实，注疏解式的“答案”我是准备了的：“如果‘听书’说得通的话，就把‘听讲义’看成‘听书’好啦。”

后来，他再也没有来问我，却使我耿耿于怀至今：不是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我没有鼓励他问问题。

问题的关键不是“听讲义”通不通，而是我们从来不鼓励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行为。即使“听讲义”是通的，又即使学生的问题是错的，这种读书读出疑问来的行为，老师仅仅给予道义的鼓励是不够的。超越权威崇拜去追求真理，才能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疑问前人，历史将停滞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 凤凰博客、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前两年去哈佛大学，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

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

▲ 哈佛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国内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是外在强加的被动式积累学习过程。批判性阅读则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主动的吸收、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

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然而，“批判性思维”不是事事作对、处处唱反调，或者干脆为反对而反对，进行盲目批判。那是“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是：既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又要以开放的胸襟去伪存真，然后“悟”出自己的思想。许多时候，学生的“起疑”、“存疑”，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开端。简单地把“批判性思维”看作“对着干”，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的大学考老师说什么（“注、疏、解”），美国的大学考学生想什么（批判性思维）。在国内大学读书，学生忙于埋头做笔记，也有人戏称为“听写课”。在美国大学读书，学生忙于思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国内读书是“学多悟少”，在美国读书是“学少悟多”的原因。

我还在美国大学读书时，就常常惊讶于老师被学生追问得下不来台的尴尬场面；到自己在美国大学教书时，也就把被学生质疑看作一种教学常态。教授就是在学生的不断质疑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体系的。学生也是在不断质疑教授的思想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的。这种相辅相成的批判性思维构成了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钱老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太热衷于培养“注、疏、解”式的考生，严重忽视学生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所需要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是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的。因为“探索”与“创造”是用批判性思维去重新思考别人做过的事情，甚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完成前人的未竞事业或开拓前人未涉领域。

一个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其人格是不健全的。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办学模式，着力培养大批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作者系旅美教育学者） ▲


毛泽东为何最后一面都不肯见周恩来?
http://bb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546660

    500海里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1976 年1月8日，周恩来在晚期癌症的惨痛折磨中逝世。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是几十年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感情自是相当深厚。而周恩来更是在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殚精竭虑，鞠躬至死，帮助毛泽东稳定了国家。无论于情于理，还是对历史的交待，毛泽东都应该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

    在追悼会前，毛泽东没有表态是否要参加。而中央则是做了毛泽东参加的准备的。从沿途的警卫工作，到毛行车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检查。无论是邓颖超，还是主持追悼会的邓小平，以至于广大老干部和群众代表，都在极切地盼望着毛泽东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然而，时间到了，毛泽东没来，时间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来。最后汪东兴给毛泽东家里去电话，答复说主席不来参加了，只是派人送来了几个花圈。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一般的资料都是说毛泽东当时已站不起身，说话含糊，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但这总让人心中充满疑问。因为不久过后，毛泽东就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并谈了很长时间。毛既然能如此，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他当年不是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了吗？再往前推，就算是不能公开参加周的追悼会，难道不能秘密地来和周作一最后的道别吗？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同样，周恩来重病时住在305医院，与中南海毛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毛如果想去看周恩来，只要把人清场，暗中前往就可以，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件事情可以说让广大人民非常不理解，也暗中伏下了导火索。后来官方又限制人民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以及批判对文革乱局进行整顿，得人心的邓小平，终于激起民变，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　　

    因为资料缺乏，笔者在此无意探究毛泽东的心中之谜，只是根据手上现有的资料，对此事稍为梳理一下。　　

    周恩来在身染重病的最后几年里和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对分析事情是有帮助的。众所周知，在林彪逃亡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提出批“极左”，因而为毛泽东非常不满，不但遭到阻止，反而在政治上又掀起一场批“极右”的风暴。周晚年的一件大事是促成了中美接触及中国重返联合国，周的威望也空前大增。

    然而，周正是在做了这样两件大事后，却遭到了晚年最深重的磨难。1973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严厉批判，借口就是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几乎就是敌我矛盾了。而批判的起因一是外交部的一篇理论文章，二是周和基辛格的一次会谈被毛认为是向美国要保护伞。会上众人群起而攻之，不让周作辩解，当然周的风格也是不会作辩解的。

    最后周以老迈之躯被迫亲自写了检讨，而这时毛又出面批了江青几句，又把责任推给负责联络的唐闻生、王海容二人一些，算是让周恩来过了关。然而周恩来喘息未定，1974年初又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又是所谓的经验主义和投降主义，可说极为明显。

    周此时已重病在床，忍了又忍，在进手术室之前还是大声疾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在最后几年里连续遭到攻击和批判，而且还是在他个人威望最高之时，不能不让深思。可以明确的是，对周的批判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那是绝对不可能进行的。　　

    毛泽东一生极少参加党内同志的追悼会，唯一例外的两次一是罗荣桓的，二是陈毅的。罗荣桓不但是最早跟毛上井冈山的嫡系，大概也是军内最被毛泽东所信任的人，有着相当强烈的私人感情。而陈毅则和毛在历史上有一些过节，毛对他也有看法。我们可以注意到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突然前往的，而且在会上讲的一些话也耐人寻味。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林彪是要打倒我们这些人的”以及提出邓小平问题等。

    当时的形势背景正是林九一三后，毛的威信一落千丈，党内军内人心不稳之际。而陈的追悼会之后周恩来秉承毛的旨意迅速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毛也一生罕见地连续作了些自我批评，相当程度地缓解了老干部们的怨恨之情。那么，毛出席陈的追悼会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呢？　

    毛在得知周恩来逝世时的反应是什么呢？根据张玉凤的回忆是：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游泳池看文件。张耀祠匆匆赶来，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总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那么毛是怎样决定不出席周的追悼会呢？同样根据张的回忆：我一直心里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前几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从这里，我们看不出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逝世的倾向性反应，而不出席追悼会也只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但是毛是个大政治家，他应该明白他出席与否周恩来的悼会实在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影响和象征性意义。

    而当时的形势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毛正发起了一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老干部为基础的整顿派再次遭到打击，江青张春桥等的文革派气焰正凶，一场新的权力斗争已经展开。 　　

    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不出席被认为是老干部们后台的周恩来的追悼会，是不是也是一种政治象征呢？　　

    对于周恩来来说，他的一生可谓是求仁得仁，决无二愿的。尽管年晚年磨难重重，在政治上的忧虑与身体上的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周恩来仍然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在病床上，周恩来也一直佩戴着那枚毛泽东像章，枕头下则放着毛泽东诗词。即使从昏睡中醒来，周恩来也不忘了问一问毛泽东的病情。1976年元旦时，电台广播了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所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周恩来静静地听着，当听到“不须放屁，度看天地翻覆”时，周露出了笑容，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这里，《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披露了毛泽东在周逝世后说的两段话，有心的朋友可以考证。毛说：“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为什么我要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恐怕在长期内是一个谜。本文的目的是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一些可能性，以供进一步进行探讨。


片面夸大新闻监督作用 解剖"中国式"监督8大误区
http://news.phoenixtv.com/mainland/200705/0514_17_117215.shtml

    2007年05月14日: 核心提示：中央党校授王贵秀,在本周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解剖了在监督工作中存在的八种误区。文章认为，长期以来，在有关监督的许多方面存在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和做法，使监督工作陷入误区。

    中新网5月14日电: 过分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而忽视监督的强制性；口头责备多但实际上处罚纠正偏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本周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解剖了在监督工作中存在的八种误区。文章认为，长期以来，在有关监督的许多方面存在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和做法，使监督工作陷入误区。

★ 误区之一:无视分权而谈监督

    文章指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权。没有合理分权，就无所谓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下，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来都是分设或分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大体上也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是中国的这种“分权”排除了西方那种三权的相互“鼎立”，而最终统一于人大这一权力机关。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并不符合实际，应该予以澄清。

    在党内，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以及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是分设的，“分立”的，其权力和职能也是大体上有所区分的，而并不完全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合一”的，只不过是在实际运行上发生了“三合一”或“三位一体”(实际上是 “三权集于党委一身”)的问题，而深陷误区难以自拔罢。

★ 误区之二:离开权力授受关系谈监督

    文章指出，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约关系，是权力授受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和督促。这是监督的实质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离开这个实质问题来谈监督，来抓监督。结果，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力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然而总的来说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文章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监督不力的状况，必须牢牢抓住监督的实质，调整和理顺权力授受关系，在党内建立起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党员(选举、授权)→代表大会(选举、授权)→全委会(选举、授权)→常委会”这样依次选举的授权链。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实际存在的“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全委会→代表大会→党员”这种颠倒着的授权链，其中包括取消于党章无据的“书记办公会”。这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深层基础。

★ 误区之三:过分强调支持和配合，忽视监督的相对独立性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谈到监督问题时，往往强调监督与被监督的统一性或相互支持和“合作”，而忽视监督者及其监督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讳言监督与被监督的“异体性”。受此观念的影响，中国的专门监督机关常常被置于被监督者的控制之下，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受制于、依附于被监督者，使监督者实际上没有多少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专门监督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使“铁面无私的监督”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误区之四: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而忽视监督的强制性

    文章说，由于监督主体之行为缺乏独立性，必然导致把加强监督寄希望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而理论和经验都证明，被监督者由于手中所拥有的权力的本性使然，几乎都不愿意接受监督，甚至竭力逃避监督。把加强监督寄托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是不现实的，靠不住的。正因为被监督者一般来说没有这种自觉性或主动性，才需要监督；反过来，如果被监督者能够自觉或主动接受监督，那监督也就没有必要而成为多余的了。

★ 误区之五:把加强监督过多地寄希望于所谓“一把手”

    文章指出，监督的关键在“一把手”，这似乎已成为共识。在现行体制下，不同层次的“一把手”都在不同范围内拥有最大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对他们的监督之重要和监督之难也正在于此。这里有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一把手”由于处在关键地位而最需要受到监督；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这种地位而对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监督要靠他们的“贤明”来推动，而“一把手”与其他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一样，往往又不愿意接受监督，因而在客观上对“一把手”也就最难监督。这样一来，真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 误区之六:大多停留在口头上“责备”而忽视从行动上“纠正”

    文章指出，监督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对违规行为给予口头上的责备，二是对违规行为从行动上加以纠正。只有二者并重，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但是，长期以来，在强调监督时，我们往往过多地寄希望于批评、提醒、警示，也就是大多停留在“口头的责备”上，而忽视从行动上加以“纠正”(包括对违规者及时实施撤职、罢免等处罚)，以致当其滥用权力或权力不作为时不能及时得到中止或改变。正因为如此，对于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及失职渎职的现象，尽管怨声载道，谴责多多，甚至“权威”文件也接连发布，但却总是成效不大。

★ 误区之七:模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而忽视“权利监督”

    文章认为，监督，按其实质来说，就在于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察和控制，使权力的受托者能够按照委托者的意志行使被赋予的权力:既不得滥用权力，以至以权谋私；也不得把被赋予的权力不当回事儿而“不作为”，以至失职、渎职。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督。这里涉及到了 “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关系问题。

    文章分析说，“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行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党内，“权利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员、党代表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而“权力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的领导机关的“组织行为”。二是所依靠和凭借的手段和力量不同。“权利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是分散的个人享有的“权利”，而“权力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则是有组织的“权力”。三是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作为个人行为的“权利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仅仅具有“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其本身并没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 “软监督”；而作为组织行为的“权力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不仅具有“在口头上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硬监督”。

     从权力授受关系上说，“权利监督”是民主监督之“源”，具有基础性、根本性。而“权力监督”则是民主监督之“流”，具有非基础性和派生性。后者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前者。但是，就其监督功能和作用来说，对任何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最终只有依靠“权力监督”，才能不仅给予强有力的口头责备，而且可以从行动上加以纠正，使违规行为及时中止或改变，以至给予适当的处罚，包括通过免职、撤职等手段收回授权。而“权利监督”本身发挥得再充分，再强有力，也只能限于对违规者的口头责备，包括批评、揭发、检举、控告等等，作为向违规者的授权机关或专门监督机关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并不能纠正对象的违规行为，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压力，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权利监督”，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权力监督” 功能的充分发挥，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 误区之八:模糊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性”的性质和功能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异常重要而又特殊的监督。但是，把新闻舆论监督当成“权力监督”也是一种误解。

    文章认为，由于新闻舆论传播广而快，影响又大，因而它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确实具有巨大的威力，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与某种强大的权力相比拟。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就不难看出，新闻舆论监督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而应该归属于“权利监督”的范畴。因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和作用再大，再强有力，它本身始终只能发挥“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不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它的“口头责备”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最终要取决于有关权力机关的态度和作为，取决于“权力监督”能否及时跟进。

    文章强调，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反映和表达民意的、特殊的“权利监督”，可以及时暴露权力的问题，为实施“权力监督”的机关提供广泛的信息，并造成某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从而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及时调查处理，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新闻舆论监督是任何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监督形式。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如果孤军无援，没有“权力监督”作后盾，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反而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遭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报复，完全被扼杀。▲


营造网络蓝天: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工作纪实
http://news.qianlong.com/28874/2007/05/14/2502@3834376.htm

http://www.qianlong.com/2007-05-14 来源：北京日报:日前，首都各主要媒体均报道了2007年度北京市第一次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消灭不良音视频信息近万条的消息。这近万条有害信息是如何被发现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

　　★ "为了孩子，我们要管管网络"

　　去年4月，由北京市倡导的"大兴文明上网之风"活动在全国掀起了热潮。如何把文明上网落在实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去年4月13日在网站上贴出了一条并不起眼的招募启事:"寻找志愿从事网络监督工作，为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提供网络不良信息线索的义务监督员。"这条小小的消息在两天内收到5000多人的热情回应，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从中挑选的首批200名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从去年8月1日正式上岗。

　　ID(网络名称)叫做"救救孩子"的网监志愿者告诉记者，自己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中学教师，看到有的学生沉迷于网络上的不良有害信息，过去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自己为净化网络环境出一份力，毫不犹豫地报了名。ID"文明web"的网监志愿者在网上留言说:"对网络上的不良信息进行管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为了孩子，我们要管管网络。"

　　★ 偷偷上网完成崇高任务

　　为了保证网监志愿者的工作效率，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制定了近乎"苛刻"的工作标准:每人每月举报50条有害信息，要求不仅有网页链接地址，还要有截屏图像，经协会确认核实方为有效。每月举报排名末尾的网监志愿者暂时"休岗"，由5000人储备库中其他志愿者递补。

　　这标准是不是太残忍了？网监志愿者"建设"说:"我做网监志愿者，真是把它当作一项崇高的'地下工作'。我们要找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信息，白天在单位看怕领导、同事发现，晚上在家看怕女儿看到，好在老婆支持我，每天我能用晚上9时到10时一个小时在网上除害。看到自己昨天举报的不良网页，今天就消失了，真的感觉挺自豪的。"

　　★ 全国首创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网管模式初步形成

　　网监志愿者的辛勤工作，是建立在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和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强大的后援支撑平台之上的。网监志愿者的每条举报信息，工作人员在认真核实后，如果是服务器架设在北京地区的网站，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管理系统自动通知该网站执行删除；如果是服务器架设在北京之外地区，系统也能自动通知国家互联网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处理，让志愿者的每一条举报都变成刺向有害网络信息的一把"利剑"。

　　据了解，目前全市共有181名网络监督志愿者在岗工作。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网民和网络监督志愿者的支持是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管理的坚强后盾。北京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热线自去年4月10日开通以来，共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举报电话、电子邮件4.7万条，其中有1.2万条来自这些可敬可爱、不计报酬努力工作的网络监督志愿者。

　　通过网监志愿者和举报热线收集有害信息，通过网民、专家、网站、政府四方评议会认定有害信息，通过发布评议公报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行业自律，一套全国首创、行之有效的网络信息管理监控社会机制已经在本市初步形成。▲


专家称泰国曼谷20年内将不复存在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1/5708671.html

    2007年05月09日：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吴若蕾）：泰国国家灾害预警中心日前通过泰国媒体透露，由于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流经曼谷的湄南河年年涨水，再加上泰国的地层出现下陷等影响，首都曼谷将在20年之内被淹没在水中，不复存在。

　　泰国国家灾害预警中心主任史密斯曾在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前数年即预警出泰南海域可能发生重大海啸，但没有引起有关方面重视。此次，史密斯对媒体表示，曼谷如今已经拥有近千万居民，市区内部有1000多条水道纵横交错，而平均海拔仅高于海面面1.5米，如同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市，整个城市正在以每年 10厘米的惊人速度沉入松软的土壤中。

　　史密斯说，如果不加控制和治理，“曼谷沉没”的惨剧定将在20年内发生。他预计，20年后的今日，曼谷至少将淹没在水面下1米。

　　近几年来，曼谷的雨季越来越长，降水量不断加大，去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海水通过湄南河倒灌城市的灾难，市中心的公路被淹没在齐颈深的水中长达月余之久。今年，曼谷的雨季从7月提前到4月，引发有关专家的担忧。来源：国际在线     （责任编辑：田兴春）▲


人民日报：台湾一旦要“独”，游戏就结束了
http://junshi.daqi.com/bbs/00/1327010.html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5-11今天刊登署名评论文章说，民进党的4位“大选”候选人首次同聚一台发表政见，4个人表达的“独立”调子如同在演出四部合唱，处处以绿色的意识形态挂帅。他们提出2008年的选举是一场“认同台湾”对决“认同中国”、“坚持改革”对决“黑金复辟”、“公义的民进党”对决“不公不义的国民党” 的斗争。看来无论是谁最后出线成为民进党的“大选”候选人，2008年的选战他们都将祭出这三支招牌法宝。

　　文章指出，所谓“认同台湾”与“认同中国”的对决，就是那张老“统独牌”重新包装。苏贞昌在政见发表会上强调：投给国民党就是投给“终极统一”，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然而台上的4位只在争取今后4年台湾领导人的位子，衡量国际局势，2008到2012年台湾的国际政治发展除非有意外或大灾难，肯定还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局面。现在来谈这个干什么？民进党诸公在此比李登辉老先生虚伪多了，他们总在竞选之前炒作“统独”，高喊“独立”，选完之后就乖乖地以各种理由维持现状，千方百计加紧捞钞票。

　　民进党指责国民党要“黑金复辟”之说，更完全没有说服力。7年多下来，民进党执掌政权，上自 “总统府”下至地方单位，贪污案件的质和量前所未有，胃口之大吃相之难看令老牌退休的国民党贪官自叹弗如。“总统”女婿被判刑8年，“第一夫人”托病不出庭都是因为贪污案缠身。黑金不必复辟，因为它在正当道。

　　文章又说，所谓“公义的民进党”则更是笑话一则。在发表会上有人提问：拆除乐生疗养院和不顾环境保护而兴建苏澳花莲高速公路，与民进党的基本理念有没有冲突？在现场4位“天王”个个实问虚答，高呼意识形态口号混了过去。面临着新庄捷运、苏花高速公路这两大工程预算数百亿，油水滚滚而来，于是就去他娘的理念了！

　　吕秀莲在讲台上说，民进党的改革尚未完成，还需要另一个4年，如果让国民党夺回政权，国共的恩怨情仇将纠缠不清，唯有民进党才能落实“国家正常化”。原来民进党的“改革”就是台湾宣布“独立”，何不明说呢？执政近8年眼见着宣布“独立”愈来愈渺茫，再来4年就能办到吗？深绿色的基本教义派恐怕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原因是陈水扁等人以下都是口是心非的“台独派”，他们最了解一旦宣布“独立”，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再也不能吃香喝辣，日子难过之极。故此要打起 “独立”旗帜夺取政权，执政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继续弄钱。

　　文章说，4个人在台上绝口不谈经济或任何具体政策。苏贞昌强调过去一年经济继续成长，失业率降低，股市升上8000点。吕秀莲指出台湾有26项科技为全球第一。台湾勤奋的企业家们，吃苦耐劳的大众在台当局百般限制与刁难之下仍然创造了可观的财富与辉煌的成就，政客们迫不及待地拿去丑表功，实在很恶心。台下有人问：两岸之间是“政治趋独、经济趋统”，未来如何有效管理？4位 “口号天王”竟无一人搭理。

　　这4人之中有一位可能成为2008年的台湾领导人，因为对手是一个分裂中的、软弱的、缺乏策略的国民党。民进党虽然腐败，执政能力薄弱，内部纷争剧烈，但是在选战开始的时分，他们总会比国民党有办法一些。国民党屡次自己打败自己，这回会不同吗？  ▲  



介入台海战争很可能是美军的末日
http://bbs.military.china.com/jsp/pub/staticFile/htmls/2007/5/1011/8702058_page0.html

    2007年5月10日美五角大楼报告分析: 中国是一个具备全部作战实力与经验的国家。中国解放军在维系其台海作战优势策略上会采取多种变化的手段。他们包括：袭扰，蚕食美国海军海上交通补给线。在上述可能的海区，实施不间断的广泛性的“潜艇，水雷”等袭扰。这会严重导致目前美国驻扎亚洲海军部队的供给不足。完全打乱美国在亚太海域既定的作战后勤补给策略。

    ★ 攻击在亚洲全部的驻扎有美军的港口，基地

    这里中国在2004年以老式核潜艇092级前往日本冲绳基地近海，实施的探测性巡游，就已经完全表明，中国早已具备这样的能力。而美国驻扎韩国，基地目前依旧拥有至少1－1.5万名美国军队。而日本横须贺，加手纳，冲绳。都驻扎有美军以及设立相关基地。虽然美国政府在2004－2005年期间，先期回避式撤离了上述部分处于红色危险区域。但是，中国远程巡航导弹，中程战略轰炸机，弹道导弹核潜艇。依旧可以实施对关岛，等基地的攻击。以破坏美军在亚太总体海面，路基部署。

     ★ 攻击美国海军航母作战群编队

    中国目前具备以及拥有4－8项手段在不同时段，不同地点可以同时采取对于美国航母作战群编队的有效的或者较为有效的攻击行动。这里包括了核潜艇远程战区外攻击，路基导弹实施面毁伤攻击。深海无人载弹攻击器的超水深攻击，等。虽然中国解放军海军，第二炮兵部队，不可能做到“完全毁灭”美国航母作战群的手段，但是，这样他会使得美国海军赖以存在的海空联合支援优势，遭到极大限制。作战半径将很大程度上遭到缩减。空袭手段的范围将受到极大限制。航母作战群不能靠近台海周边，这将意味着美国海军将会失去或者间断失去必要地空中支援。

     ★ 适当加强与切实回避

    中国解放军海军面对美国海军部署在亚太海域的航母作战群，以及大批先进的作战战舰，中国解放军海军在目并没有十分准确实力来采取正面与美国海军对抗。这会导致中国攻击台海的总体战略部署遭到完全破坏。

    因此，解放军海军会在相关细节采取有效的回避与美国海军正面武力对抗的。从而换取在自身强劲优势上，与美国海军实施作战。例如中国是与美国一样同样具有深浅7000米的水下技术国家。而SQ系列反潜机制，在水下超越800米将处于“无法探测”区域，解放军海军会充分考虑到这里的优势。中国解放军海军，陆军，导弹部队，擅长与对于美军实施的并不是主动正面。而是在战术技巧上，抓捕美国海军作战间隙的空隙，从而获得战机，这将使得我们在亚太海域部署出现“四处漏风”的局面。在完善的舰队部署，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懈可击。

    因此，中国解放军海军在这里的行动，将是对于我们十分有效的作战。并且防御他也十分困难。因为你在战略先期无法确定他的下一步既定目标。十分类似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开发的“普遍性杀伤”，“狼群战术”。中国海军目前具备以及拥有这样的实力。他们并不十分先进宋级潜艇，以及老式R，尚未退役潜艇。在上述海域，总计部署总数超过 70艘。这样在太平洋上，美国海军将出于到处是“中国潜艇战”的战区内作战。而这也会使得他的核潜艇获得进一步战机的机会。从而有效打击美国海军。

     ★ 对战美国海军以及打败美国海军的含义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中国所谓：“打败美国海军”并非指的针对台海大批消灭美国舰队。而是指他们可以在获得间隙战机之际，挫败美国海军对于台海的有效的空，海支援。从而使得自己获得在军事，政治上的更大的优惠。而目前解放军海军虽然有能力在短暂战区交手阶段，挫败或者攻击美国海军舰队，但是，这并不等于解放军海军在使用非核武手段以外，可能全歼美国航母作战群。因此，他们只能是暂时在短暂区域获得间隙性作战胜利。从而为陆军登陆台海赢得战机与时间。而这也是中国恰恰最需要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不能全面做到的地方。

     ★ 分散攻击与联合舰队正面对抗

    在台海之战中，解放军海军，空军。将会采取有效的分散而不是以往类似一次，二次大战期间的“联合舰队”集群正面对抗美国海军，这对于解放军海军是十分不明智的。而在四处开花的所谓海上游击战中，解放军海军自50年代对抗台湾政府军时期，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对于台海的海面状态，暗礁，风浪海况特征。相比美国海军要更加清晰，详实。

因此，他们在部分海域实施对美国海军的攻击，是无需地面支援的“单独作战”而美国海军需要依靠来自关岛，横须贺，贺首那等地基地的资讯情报的支持。而正面大舰队比拼美国海军，对于解放军海军来说是几乎没有可能的。这样无异于等同在实施自杀行为。而且他们将是一次性。▲

南海一号可能超千亿美金 不亚于兵马俑
http://bb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68&ID=545439

    新闻聚焦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南海Ⅰ号”打捞在即，沉没八百年的“南海Ⅰ号”终于离我们越来越近！怎样才能让这样一艘沉没近千年的古船安全地回到地上来？打捞过程中将有哪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们的打捞工作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为让古船重见天日做出了哪些科技攻关、取得了怎样的突破？
　　
　　《广州日报》向读者重磅推出“南海Ⅰ号”整体打捞行动特别报道，以生动的三维画面为您解密打捞全过程，还将告诉您打捞过程中将用到哪些“独家”武器。接下来的两天，我们还将继续推出解密“南海Ⅰ号”打捞行动系列报道，告诉您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敬请垂注。
　　
　　　　★ 出水到进宫 跳好八部曲
　　
　　昨日上午，为打捞“南海Ⅰ号”量身定做的沉井徐徐离开广州打捞局小洲打捞基地码头，由“穗救拖3”牵往打捞现场，这标志着全球瞩目的 “南海Ⅰ号”整体打捞行动正式启动。预计7月中旬，“南海Ⅰ号”将被起吊出水。这样漫长的打捞过程要历经哪八个步骤(见示意图)？“南海Ⅰ号”将如何从海水中“脱身”然后被送进“水晶宫”？今天我们为你一一揭晓。
　　
　　“南海Ⅰ号”打捞副总指挥王仁义告诉记者，这次打捞行动至少将有 13艘各类船舶参与其中。沉井抵达打捞现场后，起吊船“华天龙”将紧跟而至，在“南海Ⅰ号”四周找准位置，抛锚八方，安装定位桩，这些工作锚共8个，每个长800米，且8个角度都有严格规定。“华天龙”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蜘蛛，牢牢地钉在海面上。随后沉井下水套住“南海Ⅰ号”，此阶段约需10天。
　　
　　据悉，沉井顶部放置了多块巨大的混凝土凝块以便沉井下沉。沉井安放完毕后，作业人员开始清挖沉井两侧的淤泥，通过底梁穿越，把沉井的底部封住，此时，沉井变沉箱。此阶段在打捞过程中是关键阶段，也需时最久，大概要1个月。原来设计的底梁数量是20多根，因为最后探摸时发现“南海Ⅰ 号”的长度多出了好几米，所以正在重新设计的沉井也会增加底梁。
　　
　　王仁义特别介绍，钢梁底部是气囊。王仁义说，气囊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沉箱的平稳，对沉箱起保水的作用，同时在沉箱出水、转移到半潜驳和“水晶宫”的时候充当滑轮，减少摩擦。根据要求，沉井底梁穿越完毕后，沉箱应该是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如何做到这一点？王仁义说，底梁下有液压板，穿越完毕后就会把底梁往上顶，这样沉箱就封闭了。
　　
　　底梁穿越完毕，吊装开始。沉箱被吊离原地后，随即和半潜驳配合；沉箱被安全和准确吊到半潜驳甲板上之后马上安装加固件。接着半潜驳上浮，沉井全部露出水面，随着前面拖轮的前进，一至两天时间“南海Ⅰ号”就到达“水晶宫”。为保证半潜驳上的沉箱和“水晶宫”顺利平衡对接，广州打捞局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已经确定沉箱进入“水晶宫”采用的轨道为气囊技术。沉箱稳妥进入“水晶宫”后，“水晶宫”的南大门围堰马上进入合龙程序。关闭南大门的时间至少需要半个月。
　　
　　　打捞“南海Ⅰ号” 四大“独门”武器大起底
　　
　　★ 武器一：沉箱 绝招：“潜龙”入水包裹宝船
　　
　　本报是最早到小洲基地码头探访沉箱的制作过程的媒体，见证了沉箱由小长大的整个过程，同时也是率先报道沉箱的制作过程的媒体。
　　
　　即将启程前往打捞现场的沉箱就像是装载“南海Ⅰ号”的超大“集装箱”。在“南海Ⅰ号”最后一次探摸结束后，由于对“南海Ⅰ号”最后测量的数据比之前测量的数据长出七米，所以广州打捞局不得不对原来沉箱的设计进行重新修改，保证整体打捞“南海Ⅰ号”的质量，所以整个打捞计划不得不向后顺延半月。
　　
　　今年春节过后，广州打捞局便对“沉箱”进行“备料”。4月初沉箱开始正式进入施工阶段。据现场工程人员介绍，沉箱建成后总重量将超过一千吨，其主要由上沉箱和下沉箱两部分组成。沉箱起吊前，工作人员会再次将下沉箱与上沉箱焊割，上沉箱将裹着“南海Ⅰ号”由“华天龙”号吊出水,下沉箱则将留在海底。
　　
　　★ 武器二：华天龙 绝招：巨臂一提力可拔山
　　
　　随着沉箱同时进场的将是同样备受瞩目的“亚洲第一吊”华天龙打捞作业船。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副总工程师吴建成称，“华天龙”可以同时容纳 300人在上面生活，并且保证这300人在2个月当中不用补给。“华天龙”交付使用后能否产生巨大效益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局长陈北先表示，“华天龙”大概5年能收回投资。吴建成告诉记者，“华天龙”在目前世界全回转起重船中，4000吨的起重能力大约排在世界第六；而排在世界第一的意大利的起重船，是用两台吊机进行起重，其每台吊机可吊起重量为6000吨。
　　
　　★ 世界首创 避免起吊摇晃
　　
　　在“华天龙”上，号称亚洲第一吊的核心部分——全回转吊机，其109米长的臂架高耸入云。吴建成是建造“华天龙”项目打捞局派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和主导了“华天龙”最初的设计和规划，对“华天龙”有着对自己孩子般的感情。他告诉记者，“华天龙”核心部分的全回转吊机，在世界上首次采用了将两种传统回转吊机结构相结合的模式，保证了“华天龙”能稳稳当当地吊起4000多吨的重物进行360度回转，也正是这一核心技术，使得将来在打捞 “南海Ⅰ号”时，能够保证装载“南海Ⅰ号”的沉箱在起吊过程中保持稳定避免摇晃，最大限度地避免里面文物出现损失。
　　
　　吴建成告诉记者，一般的船只在海上作业，如果遇上5级风和较大海浪就需要停止作业以保安全。而“华天龙”在7级风、2.5米浪高的环境下可照常作业。在放下吊臂后，在11级台风下，仍能保证航行安全。
　　
　　　★ 武器三：气囊 绝招：以柔克刚牵引“入宫”
　　
　　打捞起“南海Ⅰ号”后，目前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已确定采用拖沉箱“进宫”方式，将气囊作为“进宫”的轨道。因为使用气囊作为轨道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对包裹在沉箱中的“南海Ⅰ号”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气囊要比钢轨柔软得多，相对稳定，这样就避免了对沉箱中南海Ⅰ号的损伤。
　　
　　★ 方向可变还能循环用
　　
　　专家告诉记者，在起吊“南海Ⅰ号”时，首先将采用气囊进行助浮，助浮气囊直径将超过1.5米。施工人员将未充气的气囊分别均匀地安装在沉箱的四周。在 “南海Ⅰ号”沉箱准备起吊时，施工人员再将气囊充足气，助浮气囊将产生巨大的浮力，伴随着华天龙的起吊一起将沉箱移到下潜入水的半潜驳船上。
　　
　　气囊怎样才能将重达3500多吨的巨大沉箱移近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呢？“气囊比较灵活，可以通过充气、放气随时改变沉箱的运动方向。使用气囊技术相对铺设铁轨也要经济，很多工程人员将沉箱平移到事先用20多根气囊按顺序铺设的‘轨道’上，在拉的过程中，后面的气囊拿到前面去，循环使用。然后再使用牵引技术将沉箱慢慢拉进宫中”，有关专家向记者解释道。
　　
　　★ 武器四：水晶宫 绝招：长存于水百年防腐
　　
　　为解决“南海1号”沉船出水后的收藏、保护、研究和展览的场地需要，文物部门作出了“总体打捞、就地保护”的原则，选择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建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目前该馆已进入封顶阶段，在6月底7月初“南海Ⅰ号”打捞出水之后，将立即入馆保存。今后，将对“南海Ⅰ号”进行文物考古表演。
　　
　　“广东丝绸之路博物馆”在2005年12月28日动工，在海边施工，海边空气含盐量高，腐蚀性强，一般的混凝土难以抵御海风的侵蚀，加上沿海每年的台风，为了建造百年工程，博物馆主体工程改用耐久性混凝土结构，而外观则采用清水混凝土工艺，这在国内外还是新的尝试，筹建办组织了国内著名的建筑专家，开展了技术攻关，经过2个多月的研究，攻克了这一技术难关。据施工总监理王忠介绍，按照目前博物馆建设的质量，该馆建筑物可抵御广东沿海任何一次强烈的台风和 海啸，从而保护位于水晶宫内的“南海Ⅰ号”沉船。
　　
　　★ 守护“南海Ⅰ号”还要自我保护
　　
　　“南海Ⅰ号”博物馆地下工程水晶宫舱体内建成后必须装有腐蚀性的海水，因此建筑中必须采用先进的防水材料。如何保护“南海Ⅰ号”是十分令人关注的问题。为此，“南海Ⅰ号”水晶宫内采用了海水保护方式，“水晶宫”储水容积高15米、长50米、宽20~30米，公司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上采用了较为新型的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涂料，以保水晶宫建筑物百年防腐。
　　
　　★ 风险、防护将为国家一级
　　
　　“南海Ⅰ号”连同船只和货物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如何保证船只拖进博物馆后安全方面万无一失也成为了博物馆方面考虑的重大课题。“南海Ⅰ号”博物馆在风险级别上在整个广东省内都是最高的，属于国家一级。
　　
　　据有关专家介绍，按照博物馆将来可能设定的风险级别和防护级别，在博物馆的库房和精品展柜，将设置红外线防盗装置，以确保珍贵藏品的万无一失；同时，对精品展柜，将使用防弹防爆的特种玻璃，以延迟外部入侵所需要的时间。另外，在库房的防盗门、保险柜等方面都将采用极高的防盗技术，同时还将采取全面电子监控。
　　
　　★ 待到7月重见天日
　　
　　广州打捞局副局长邝镜明告诉记者，昨日将同时启动打桩定位。打桩船昨天已抵达阳江打捞现场，打定位桩的目的是让沉井能准确地沉到海底罩住沉船，如果出现小的偏差，在海面上还能较直观进行调整。据邝镜明介绍，沉井在下沉时，会随潮水而摆动，为使沉井准确地罩住沉船，在“南海Ⅰ号”旁边还安装了一套水下定位系统，在沉井下沉时，精确计算沉井浮动的范围，及时纠正沉井偏差，使沉井准确地罩住沉船。
　　
　　邝镜明称，下吊沉井时，还要考虑海水的流动速度，12根定位桩就是顺着海水流动的方向打的，这和沉井的方向是一致的。桩位距离“南海Ⅰ号”约3米远的位置，分别为沉井与“南海Ⅰ号”之间预留1米的安全距离和沉井与桩位预留2米的安全距离。目前已经在“南海Ⅰ号”沉船的海面搭建好了钢架，12根定位桩预计三天内完成。完毕后，沉井就可以开始启动安放。
　　
　　★ 整体打捞考古界首创
　　
　　吴建成表示，“南海Ⅰ号”古沉船的整体打捞在世界考古界还是首创。北欧国家的考古打捞虽然发达，但是其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水下切割方法。首先把古船的货物全部运走，然后对船体进行切割，将切割之后的小块船体打捞上来进行复原拼装。“这种方法打捞容易，但丢失了很多考古信息”，吴建成表示，本次打捞之所以采取整体打捞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尽可能保存重要的考古信息，“一个瓷器摆放位置也要复原。”
　　
　　吴建成表示，整体打捞还采用了一项非常新的技术，那就是半潜驳技术，也就是说巨型浮吊将包住“南海Ⅰ号”的上沉箱垂直上提，然后在海水中水平移动至已经事先沉没在海底的驳船，等到将上沉箱固定完毕，再让驳船抽沙上浮将上沉箱水平托出水面。“半潜驳技术的采用无疑增大了成功的砝码。” 吴建成很有信心地告诉记者。
　　
　　★ 文化厅或追加资金
　　
　　据了解，南海Ⅰ号是1987年在当时的广州救捞局和英国某潜水打捞公司在广东上下川岛外发现的，发现至今已经20年。广州打捞局邝镜明副局长介绍，之所以20年内始终未实现打捞，是因为资金和技术上的不足。吴建成介绍，3年以来，打捞方案总共进行了数次修改，还有多次的模拟打捞，加上广州打捞局的 4000吨“华天龙”浮吊的支援，技术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关于资金问题，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景李虎表示，3000万的启动资金已经投入该项目，后续的7100万也将按照合同陆续投入打捞项目。工程人员的方案非常聪明，而且节约了不少资金，“他们的难度很大”。景李虎透露，目前考古人员关于古船沉没原因和目的地有了发现，如果在打捞工程中出现新的情况，我们会按照工作量计算资金投入，不排除追加投资的可能。
　　
　　★ 赶在台风前完成打捞
　　
　　吴建成介绍，本月8日沉箱运抵打捞现场，考古打捞工作将全面展开。目前，“南海Ⅰ号”沉船上方和周边多达25吨的凝结物已经清理完毕，清理过程中出水较为完整的各类文物有73套，共计390件：“南海Ⅰ号”考古打捞沉箱定位和定位桩的水下定位已经完成。
　　
　　吴建成表示按照整体打捞计划，预计在7月中旬左右，“南海Ⅰ号”将重见天日。天气部门的预测表明，在7月中旬以前，阳江作业海面的风力多在7级以下，按照国际惯例，7级以下风力都不会对作业产生太大影响。“要赶在台风之前，8月份那边就可能有台风了。”
　　
　　　★　三大“悬念”即将揭晓：何地出发 因何沉没 有何内涵
　　
　　“南海Ⅰ号”巨大的考古价值正蕴含在一个个历史谜团当中：古船为什么沉没在珠江口？它从哪里始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究竟在哪里？南宋时的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海洋时代”？考古人员在打捞的前期准备工作中为读者设置最热门的三个悬念，随着南海Ⅰ号7月中旬浮出水面，本报将在以后的后续报道中为大家逐一解开谜团。
　　
　　　　★ 悬念一：“南海Ⅰ号”翻船因超载？
　　
　　“南海Ⅰ号”到底是怎样沉下去的？“关于南海Ⅰ号的沉没原因，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发现，不过目前还不能透露。”景李虎表示，欧洲有两艘著名的军舰,一艘是瑞典的“瓦沙号”，另一艘是英国的“玛丽 •罗斯号”，它们都是因为加装了大炮造成船身载重量过大而沉没的。那么“南海Ⅰ号”是否也因超载而沉船呢？
　　
　　　　★ 悬念二：“南海Ⅰ号”始发于何处？
　　
　　“南海Ⅰ号”当年到底始发于哪里？是发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吗？专家根据船载货物推断，“南海Ⅰ号”自泉州港及以北方向出发的可能性比较大。
　　
　　“南海Ⅰ号”出水文物大多是江西和福建的瓷器，还有景德镇的瓷器，景德镇位于福建的西北方，船逆流而上去运货可能性较小。此外，中山大学历史系宋代史专家曹家启教授分析，史料中曾有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少有向北航行的，多发自泉州及以北港口。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告诉记者，虽然暂时在 “南海Ⅰ号”上未确定有广东的文物，但至少可以说明南宋当时广东的市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该市场就是集散地，能将天下的物品网罗到广东来。目前综合分析， “南海Ⅰ号”发自广州的可能性不大。
　　
　　　　★ 悬念三：生活舱再现船员生活？
　　
　　作为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宋代船只，其生活舱究竟蕴藏着什么丰富的历史信息呢？“南宋其实也是‘海上马车夫’，好比近代的荷兰。”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告诉记者，南宋时期的中国是一个航海国家，传统历史都认为中国为农耕国家，但是南宋或许是个例外。南宋的疆域狭小，GDP大部分都用于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但是南宋却是中国最富庶的朝代之一，因为国家财富积累大部分都是依靠海外贸易，所以南宋甚至可称为古代中国的海洋时代。
　　
　　曹淳亮强调，“南海Ⅰ号”的生活舱包含的历史信息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国际贸易规模、国际商事交易方式、贸易区域化问题等，很可能在考古上提供很多新信息。那么打捞成功之后，浓缩海洋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南海Ⅰ号”生活舱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


打下台湾 ,我军又面临何种抵抗？
http://topyl.com/contentview.php?fid=WLWZ&id=2629376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05-14

    台独必打，这是大陆的共识，国际社会对此也开始有所认识。打有不同的打法，但是登上去了，如何守住台湾，如何治理台湾，应该讨论，或者争论。最常见的例子是现在伊拉克的乱象。如果打下了台湾而台湾变成了伊拉克，这当然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见到的。但是，把台湾比作伊拉克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台湾不是伊拉克。

     在军事上，解放军一旦登上台湾岛，必然面临台军残余和抵抗力量的抵抗。这不可怕。不成建制的抵抗在战斗规模、烈度和效果上都有限，可能受到的外界支援也有限。比如说，美日再支援，不可能弄出几个中队的F-16或几个营的M1坦克，甚至不可能弄出几个炮兵营来。这就决定了清缴作战基本上是步兵作战。解放军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有很多地方需要赶上外军的地方，但解放军的步兵拿到世界任何角落都是响当当的。不光质量高，而且数量充足。解放军（包括武警）不会遇到美军在伊拉克“添油战术”、敌人越打越多的情况。在雷霆之势摧毁台湾正规军有组织的抵抗后，解放军的雷霆不光会继续，而且会在各个角落继续，直至摧毁抵抗力量的有组织抵抗。解放军在越北的山区可以清缴掉残余的越军和民兵，在台湾的山区也可以做到。

    在台湾城市中的清缴作战会复杂一些。这是一个半军事、半政治的作战行动，单存军事手段将不能达到全部作战目的。这就牵扯到“台湾不是伊拉克”的第二个方面：文化和地理。台湾是一个好地方，适宜人们安家乐业。台湾又是一个使用中文,和大陆在文化和习俗上大体相同的地方，从大陆向台湾大量移民、稀释台独人口是一个完全可行的办法。在另一方面，对于参与叛乱和武装抵抗的人和家庭，强制内迁到大陆内地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不是流放到边远的地方，而是安插到人口密集的内地，让他们淹没在大陆的人口之中，消化在另类的人民战争之中。这不但稀释了台独人口在台湾的存在，也把他们连根从台独的土壤中拔出来。具体实施时有很多政治因素要考虑，但这些都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然而，这种人口置换在伊拉克是不可想象的。

    解放军占领台湾后，台独在物质上可以得到外界的有限支援，但在人力上很难得到外界的实质性的支援。很难想象美国人或日本人或任何别的什么人会组织一支几千、上万人的志愿军到台湾和解放军打游击。即使有这样的愚顽之徒，语言、文化、习俗、种族方面的差别使他们像沙滩上的鱼一样，很难生存。这和伊拉克的情况又有本质的差别。

    台独本身的抵抗可以解决，美日军事干涉的威胁依然存在。即使美日在解放军登岛行动期间来不及作出有效的反应，美日依然可以在解放军登岛之后继续攻击登岛部队和补给船队。然而，这种情况对美日的困难不比对解放军的困难少。

     日军的情况比较有意思。日本陆军在台湾反登陆的可能基本可以不予考虑。日本海军基本上是反潜、护航型的，日本空军基本上是国土防空型的。由于装备上和美军的通用性，日本舰艇和飞机混编入美军作战序列是可能的，但单独或作为主要力量挑战解放军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不予考虑，所以对美日军事干涉的考虑基本上就是对以美军为主的军事干涉的考虑。

    对于大陆来说，一旦台海开战，要打就要打出一个改变现状，否则就打得莫名其妙。对于大陆来说，这个打出来的改变了的现状很清楚：台湾和大陆的武力统一，一国一制。对于美军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但问题变成：要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改变的现状。打回现在的不统非独的现状肯定得不偿失，最好的前景当然是大陆的政权轰然倒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分崩离析，亲美政权纷纷涌现。但促成这样一个前景并不简单，这要求要把解放军在军事上打垮，把共产党在政治上打垮，把中国在经济上打垮。这是一场全面战争，不是局部战争，里面的因素太多、太复杂，美国是否下得了这样的决心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这篇小小的文章所能说明的。

    从战略层面上说，如果解放军已经登岛，美军最彻底的反击手段是在台湾反登陆。问题是解放军要是登岛作战，就不会是七八条枪、十几个人的小打小闹。只要朝鲜半岛的局势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韩国的第二步兵师就很难自由调动。以冲绳的第三海军陆战队师、夏威夷的第25轻步兵师再加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的兵力就和解放军重型部队在台湾大打出手的可能性不大，最可能的还是海空打击。问题是海空打击的目的是什么？

    美军海空打击的目的可以有三个层次，不同的层次决定了不同的战争烈度：

    ★ 1、削弱解放军登岛部队的作战实力，支援台独的抵抗行动；
    ★ 2、迫使解放军从台湾岛撤出 ；
    ★ 3、摧毁解放军登岛部队，诱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陆崩溃 。

     以削弱解放军登岛部队作战实力、支援台独的抵抗行动的打击烈度基本上是战术级的，打击对象局限在岛上的解放军部队和设施，以及补给船队。这个选项的问题在于效果十分不确定。从历史上看，解放军有极强的韧性，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放弃作战行动。在极端情况下，登岛部队在生活需要上可以就地取材，大大延长坚持的时间。由于对手是零星抵抗力量，解放军的步兵作战的消耗比面对正规军的机动作战要小得多，燃料和弹药的消耗和登岛作战初期不可相提并论。即使依靠断断续续的补给，解放军也可以长期坚持。要坚持到登岛部队消耗到不足以抵挡美军有限力量的反登陆，那不知道要打到哪猴年马月了。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军要取得实际效果，很难将打击目标局限在岛上的部队和海上的补给船队，但一旦战火扩大到大陆本土，战争的性质就变了。时间上的拖延，也将使美军自己的损失增加，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样打下去，还不如将战斗升级，缩短时间。

    以迫使解放军从台湾撤军的作战烈度就要大得多。这将要求美国以比两次伊拉克战争都要高得多的烈度和长得多的时间，对台湾集中轰炸。以消灭解放军登岛部队为目的的作战烈度当然要更高。这两种情况都大大超过美军在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作战行动，甚至说朝鲜战争以来所有战争行动的总合也不为过。这是世界大战了。

    解放军的反击能力和决心是中国和伊拉克在军事上最大的差别。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解放军会被动挨打，而不对美军海外基地、海空力量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反击一旦展开，很难想象中美双方有能力控制冲突的升级。换句话说，美国一旦军事干涉台海作战，很难不做向全面战争（包括核大战）升级的准备。如果美国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做了那么大的准备，为什么要等到解放军登岛之后才反应呢？甚至为什么不在解放军进攻台湾之前就先发制人呢？让解放军在台湾作战中消耗力量固然是一个主意，但利用台湾作为前进基地、主动打击解放军何尝不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呢？进攻永远是最好的防御。如果美国执意要用战争打垮中国，等解放军进攻台湾而丧失最好的前进基地再作被动反应，远不如夺过主动权，首先把战争引到中国。但如果中美冲突到了这个地步，那已经全然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已经远远超过台湾作战的问题了。

    从战术层面上说，除了用巡航导弹攻击沿海和内陆目标外，美国海军的核攻击潜艇在台湾海峡的作为有限。台湾海峡的水深不大，不利于核潜艇活动。只要在台湾海峡两端布上反潜水雷线，就可以大大增加美国核潜艇的活动风险，约束其行动自由。水面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截击补给船队的情况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对美国舰队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其实我最担心的问题：知道台湾人赞成统一的只有1成左右，其余9成的人肯定很讨厌外来军队进入台湾，如果台独分子再蛊惑他们，那就不好收拾了，解放军号称文明之师，总不能对台湾老百姓进行血腥镇压吧! ▲


印度中国同声抱怨：俄罗斯武器“太差劲了”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1254

    文章提供 于 2007-5-13: 印度与中国一直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大买家，每年花费庞大军费购买俄制战机潜艇和所谓的新式武器，但无独有偶，双方最近均同声抱怨俄罗斯武器差劲，故障频仍，有导弹却打不出去，交货又拖拖拉拉，大有后悔莫及之叹。

　　印度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最近表示，俄罗斯虽然是印度的长期战略伙伴，但在金额庞大的双边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上，印度对购自俄罗斯的若干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已失去信心，而且俄罗斯方面交货一延再延，严重影响印度的国防计划进度。

　　这位官员指出，在今年1月印度共和纪念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新德里期间，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曾向随行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提出印度的关切，包括要求俄罗斯提高对出口武器装备的品管，以及确保如期交货和不得中断零件补给。

　　该官员表示，印度海军担心若干俄制武器系统和装备的可靠性，例如已购自俄罗斯的十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的导航系统，以及大批俄制次音速攻舰巡航导弹，据说错误百出。

　　印度空军则对购自俄罗斯的苏-30战机的驾驶舱罩“变型”问题感到相当懊恼。印度国防官员表示，在此之前，除了在1996和2000年已向俄罗斯订购的190架苏-30战机之外，印度正准备以16亿美元向俄罗斯再订购40架同型苏-30战机。

　　印度军方还抱怨向俄罗斯购买的大批空射型导弹，不但延迟交货，由于缺乏可靠性，印度空军至今不敢使用。此外，印度军方前几年签下数百万美元合同，向俄罗斯采购的T-90主力坦克和“塔瓦”级隐形护卫舰，和苏式战机一样，也是至今迟迟未交货。

　　印度国会常务委员会为此曾经警告表示，印度80%的国防装备和零件仰赖俄罗斯供应，必须分散武器供应来源，同时藉以取得更高科技的武器。委员会甚至冻结了部分准备付给俄罗斯的武器采购订金。

　　据该委员会引述一项统计数字指出，印度一直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武器重要买主，但现在的俄罗斯不像前苏联，不再以“友好价格”卖武器给印度。

　　尽管如此，印度国防部官员坦承，长期以来，印度军队已习于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武器系统，而且几乎主要武器装备零组件、甚至弹药，都来自俄罗斯的供应，要短时间内改变武器系统恐非易事。更重要的是，除俄罗斯外，西方国家至今仍不愿出售高科技武器给印度。

　　在中国方面，日前有报道表明中国军方抱怨俄罗斯武器品质恶劣，中俄军购藏变数。报道称，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军事关系看似密切，但实际上双方的军事合作已暗藏危机，也就是中国购买的俄制军舰和军机经常出问题，品质低劣，中国已推迟某些对俄罗斯的军购计划。

　　报道说，中国从1999年到去年秋天至少花了二十多亿美元购买俄罗斯四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但其中最近交货的一艘导弹发射器出现故障。同样的，新购买的12艘新型“基洛”级潜舰的导弹发射装置也常发生故障，对此中国极为不满。

　　另外，中国前年决定增购的36架俄罗斯伊留申IL-76型战略运输机和伊留申IL-78空中加油机也同样出现问题。因此，中国已推迟或取消若干购买俄罗斯武器的计划，包括以两亿美元购买登陆艇，以及25亿美元购买48架苏-33型战机的计划。来源: 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