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传陈良宇获知儿子将被引渡精神濒临崩溃
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707/t20070728_585657.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7-28讯】被中共中央宣布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态度原本很强硬，自日前获知儿子陈维力被捕并会引渡回国后，精神即陷崩溃。

(陈良宇儿子并非日前而是在今年5月份就巳被捕，他原本在陈良宇被双规后即巳成功逃到美国匿藏，但是仍然和他在上海的一位女友保持联系。其实有关部门对他在国内的社会关系都做了全面布控，包括这位女友。经过长达数月的监控终于窃听到这位女友因相思难熬要求陈公子和她见面的讯息，估计由于该女士没有赴美签证，所以两人商议在马来西亚见面。有关部门随即与马来西亚取得联系并派多人前往该国配合拘捕行动，终于在两人入境后将他们捕获。椐悉在此前，陈良宇的态度还很强硬，但自儿子被捕后开始精神崩溃了。)

　　据香港《成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去年闻风出逃美国的陈良宇儿子陈维力，不久前在马来西亚约会女友时被当地警方拘捕。由于中马之间签有罪犯引渡协议，据称，陈维力在官方宣布开除陈良宇之前，已被引渡回国。而在此前态度很强硬的陈良宇，自获知儿子被捕并会引渡回国后，精神即陷崩溃。

　　有消息称，陈维力出逃后，仍然和他在上海的一位女友保持联系。有关部门经过长达数月的监控终于窃听到这位女友因相思难熬要求陈维力和她见面的信息，最终透过马来西亚警方将陈维力拘捕。

　　据悉，陈良宇案发前，陈维力在时任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的帮助下，从浦东机场潜逃出境。而在出逃前，陈良宇已经将大量资金存入境外多个银行，因此，在陈维力被引渡回国之后，经过审讯，官方进一步确认了陈良宇更多的犯罪事实。

　　消息人士透露，在中共中央宣布双开陈良宇，并将陈良宇移送司法部门之后，中央同时决定由上海检方接手陈案，预料中纪委将在近期将陈良宇押解回上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已成立公诉人小组，负责起诉陈良宇。

　　而陈良宇被控的罪名比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严重得多，其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及受贿三项罪名中的任何一条，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可判其死刑。

　　上海市委在中共中央宣布对陈良宇的处理意见后，纷纷表态拥护和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决定。▲


政府部门利益驱动比传统体制更直白
http://news.sina.com.cn/c/2007-07-25/14031352506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25日新华网: 利益博弈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让博弈的进程符合人类文明的成果，结果是接近于而不是背离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

　　国家有关部门日前出台的“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中，将200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重点，确定为“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说明政府改革在全局中的位置大大提高。

　　而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治理政府部门利益膨胀是改革所需要直面的难题。当前，部门利益膨胀伤害到公共利益的各种热议仍在延烧。部门利益是中国所独有的吗？还是转型国家所共有的难题？部门利益的疆界在哪里？它的中国特色是什么？目前是否又有新的表现形式？

　　诸如此类的追问，有心人可以列举出的可能不胜枚举。这也是近一个时期以来，老百姓的口头议论和网民的网上热帖的热门话题。对此，《瞭望》新闻周刊集中采访了部分专家，深入探究对部门利益的界定与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政府职能定位的一次探讨。

　　★ 部门利益“显性化”

　　受访的专家指出，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是市场经济，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的利益驱动比传统体制更直白，更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直观地表现出来，也就是部门利益主体行为正在“显性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现在部门并不讳言“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也不太忌讳部门的导向和它背后显性利益。许多学者也认为，部门显示出的利益驱动和利益集团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进一步说，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区分为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关键在于利益集团能否建立一个合乎现代文明的博弈过程，使这个不可避免的博弈进程符合人类文明的成果，接近于而不是背离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

　　政府各部门是不是利益主体？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部门利益膨胀？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这是一个很深的理论问题”。

　　在常修泽看来，首先应承认政府部门也是一个行为主体，但“这个行为主体是代表公众利益的行为主体，或者叫公众利益主体”；其次，作为公众利益主体的政府部门，是否存在自身的利益？“我认为在现阶段，还是应该承认其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必须对这个‘正当利益’进行严格界定，政府部门不是独立的特殊的利益主体，因而一定要把它的特殊利益排除掉”；第三，作为公众利益主体的政府部门，在进行相关决策及公务执行过程中，“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不仅不能 ‘过多地’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是根本就不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而非量的问题，必须要把这条缝隙堵上”。

　　“现在很多人说部门利益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计划经济年代没有这个问题，认为那时比较讲全局利益”，对此，常修泽并不赞同：

　　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部门利益同样存在，只不过不表现为今天的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而更多表现为政治利益而已；其次，由于当时中国存在一个高度的权威，因而部门利益相对而言更收敛一些，但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只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所谓的“条条块块”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从历史回到现实，常修泽认为要深入分析“部门利益膨胀”问题，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 一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主导权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主导权是否有些削弱”？涉及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如何通过制衡博弈避免为膨胀的部门利益所主导？

　　▲ 二是应该对目前的部门利益膨胀做一个结构性分析，看看哪些部门利益膨胀得比较厉害，哪些部门膨胀得不那么厉害。

　　“2003年我曾写过一篇《冷热缩涨话改革》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涉及官本位、跟部门首长政绩挂钩比较直接的指标，其增长就比较快，比如GDP、投资、工业增长、出口等；凡是跟民生相关的，增幅就比较低，比如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增长等。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结构分析，看看是不是凡是能够从其工作中直接获得利益的，部门利益就膨胀得比较厉害？凡是跟公共服务挂钩，公众从中得到的利益比较多的，部门从中获益较少的，利益膨胀就相对小。”常修泽说。

　　▲ 三是要对典型的部门利益膨胀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通过解剖一些实实在在的案例，弄清部门利益膨胀有怎样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这对于从根本上解决部门利益膨胀非常重要。

　　★ 转型国家必然面对

　　在一定意义上说，部门利益问题本身不是新问题，而是当利益调整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改革者也成为被调整对象的时候才突出出来的。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以民生问题为核心来推动公共政策的时候，部门利益就越发凸显。

　　分析转型期部门利益形成的原因，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宋世明指出，一是当前部门职责界定尚未达到管理科学化的要求。中国当前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还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改革，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理顺部门关系，提高部门职责界定的科学化程度；二是对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监督力度不够；三是财政制度不健全，还没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四是决策与执行不分的行政运行机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部门利益实现的链条依然难以中断；五是公务员收入部门差距较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现行的政治权力结构，难以形成有效制约行政权力的内在机制，它使行政权力的内部分配出现某种程度的脱轨与失序。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指出，公众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博弈，部门占有优势，容易引起很强烈的社会反应，老百姓不满，领导也不满。

　　他认为，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膨胀损害公共利益，实际上是转型社会的共同问题。中国由计划经济和单一产权运营结构向多样化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膨胀。传统的计划经济和传统的单一所有制运营结构，就是按照部门格局、行业壁垒和行政格局来运营的，资源配置按照所有制的轨道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严格的条块分割、行政割据、地域壁垒的体制，自然就形成了部门利益的依托和基础。而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之处，主要是有一批形成垄断经营权的国有企业。

　　刘春教授分析，在改革的前二十多年中，功能性问题、边缘性问题、表层问题，把部门利益问题淹没了。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者本身也要成为改革对象时，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他提出，中国解决部门利益膨胀时需要注意两点，一要注意到我们的现实发展需要，积极稳妥地来解决，二不能破坏和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改革是自己人内部同志和同志之间的利益调整，这里面没有你死我活，只有一个谁更合理。围绕我们的核心利益，大家要有牺牲、有妥协。”

　　★ 部门利益实现的独特方式

　　宋世明教授认为，在中国，部门利益有其独特的实现方式——

　　“在各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掌握或支配利益资源的状况。”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相比，政府部门最容易将权利和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资源，因为政府部门掌握公共行政权力。社会利益群体是通过对国家政府部门施加影响，以期使自己的利益获得政策与法律上的保障。政府部门是直接利用掌握某种具体行政权力来获取部门利益。因此，政府部门这种利益追求的方式，在本质上是对公共行政权力的一种侵蚀，政府部门利益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的竞争，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公平的竞争。因为，“部门职权利益化”与“部门利益法定化”是中国部门利益的独特实现方式。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就尖锐指出，“政府部门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部门职权利益化的倾向，造成一些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的分割，加剧了部门、行业和地区的保护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虽然也存在着部门利益，这些国家政府部门一般借助立法机构中通过争取较大的预算份额，而我国政府部门是通过将“部门职权利益化”的形式来直接获取部门利益。但正因为这种利益实现方式的巨大差异，才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容易选择遏止部门利益恶性膨胀的环节。

　　“部门职权利益化”，就是以狭隘部门团体利益为导向来巩固与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职责。既然在实践中没有完全落实职权法定的原则，各部门的职权又处于调整之中，于是，不少行政机关的职权带有“自己争取”的色彩。对待有利的职责（收费权、审批权、处罚权），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你争我夺；对待利益不大的职责，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惟恐落在自己身上。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继承下来的职权认为是自己部门的专有权限，任何人都动不得。这样公共行政权力就面临着部门私有化的危险。部门职责的扩大与缩小，归根结底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由于社会需求的变化，有的部门职责萎缩了，有的部门职责扩大了，因而，各部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部门利益结构平衡不断被打破的过程，也是部门利益争相实现最大化的攀比过程。这种相互攀比的机制，使得追求狭隘团体利益的政府部门处于一种“索取性竞争”亢奋之中，明明是在违背公共利益的索取，却理直气壮，心安理得。

　　“部门利益法定化”是在推行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部门利益实现的又一种独特形式。“职权法定”、“行为法定”、“程序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因此，把体现部门利益的职责法定化，就等于为部门利益上了合法化的保险。

　　条块分割既是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又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实现部门利益的一种形式。所谓的条块分割，就是中央的“条”的专业管理去分割本来属于地方政府在“块”上应有的综合管理。条块是一对矛盾，但“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中央部门的“条”凭借什么力量去分割作为地方的“块”呢？靠的是在地方上的部门。在这里，中央部门与相关地方部门是扯不断的线，是理还乱的麻，是一个在纵向上的利益共同体链条。可见，一级政府横向层面的部门利益之争，与纵向层面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利益联合，是互为犄角的。可见，转型期部门利益是借助了早已有之的条块分割体制弊端，作为编织部门利益网络的载体。条块分割保障部门利益，部门利益反过来又巩固了条块分割体制。因此，需要厘清中央与地方职责权限，落实地域化管理为主的原则，探索对专业管理进行再管理的新路子，从而撕破部门利益网络在地方的结点。

　　★ 境外利益集团和行业“黑嘴”

　　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新出现的问题，则是境外利益集团对我国重大决策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得部门利益更加复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境外利益集团对我国的决策影响，不只是一般的部门决策，而且还影响到立法。包括两税合一、反垄断法、邮政法等都受到境外利益集团大量的游说、杯葛。这是值得关注的。

　　境外利益集团游说的方式很多，而且游说不只是动动嘴皮、跑跑腿，还搀杂着大量的利益输送，通过提供课题资助方式就是其中之一。一是通过提供课题资助研究机构的方式影响决策。境外利益集团热衷于对我国学者、特别是各部委的研究机构提供资助，目前调研到的至少有上百起案例。

　　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学者接受资助无可厚非。但各部委的研究机构掌握了很多数据和材料，在接受资助后，如果提供给境外利益集团，就将在随后的谈判中被其掌握了主动权。

　　不仅如此，境外利益集团在资助研究机构时，会不断以增加资助为诱饵，有意引导研究者达到他的目的，使得一些学者已经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相当严重的侵蚀。

　　另外，有些学者公开承当一些部门和行业的“黑嘴”。受访专家学者提出，现在有的学者的道德良心很成问题，特别是在经济界。经济界学者“代言”几乎成为普遍的“潜规则”，重大决策自然会受到影响。而且有些学者还公开为一些企业代言，这也是做得过了一些。(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来源：瞭望 ▲


粉碎四人帮时武装接管中央电台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5085

    文章提供 于 2007-7-27： 原国防部长耿飚同志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外交家。在他的《耿飚回忆录》一书中，作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参与者，首次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 华国锋突然来电话，指毛泽东遗嘱有错误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 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 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 带著十名战士直奔"主题"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由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接着，我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来源: 搜狐读书社区  ▲


保守秘密的美国中情局长
http://bbs.hnol.net/dispbbs2.asp?boardID=49&ID=560044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保密工作》杂志　保守秘密的中情局长 陆培俊译

　　理查德•海尔姆斯是个极为谨慎周到的人，保守秘密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可他却在大量的公开报道中结束他的生涯，这无疑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有关他的书籍大量出版，以他及他为之谨慎保守的秘密为素材的电视系列片在参议员委员会面前抖露出来。

　　海尔姆斯1947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是中央情报局资格最老的冷战老战士之一，但他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他从第一手资料中看到苏联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时，决定他们也必须尽一切可能同其进行斗争。他因此介入了格伦组织的在柏林废墟上为欧洲进行的狂暴的，常常是残忍的秘密战争。

　　就在这个时期，秘密成了他的格言。被招回在华盛顿任职后，他被证明是个能于的管理人员。他不赞成当时时髦的浮夸秘密行动，这似乎注定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前途只能是处于中等级别。但在他的上级和潜在的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调走后，于1962年接替比斯尔担任“行动计划处处长”，1965年成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年后提为局长。他的提升同约翰逊总统对越南战争高涨的热情同时并进，这实在是他的不幸。

　　更大的不幸是紧接着约翰逊和越南战争、尼克松和水门事件。问题出在海尔姆斯或许只是个很好的副手，他需要从别人那里接受命令。因此他接受他所服务的总统的命令，甚至他都知道他所要求做的事情违反了中央情报局的规章制度，违反了他在情报部门工作一辈子精心养成的谨小慎微的原则。

　　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水门事件的侦破工作，即使对中央情报局人员来说，这只是提供外围帮助，但当海尔姆斯知道对他所钟爱的情报局可能造成危害时，他竭尽全力给予保护，这被尼克松看来是种背叛行为。因此在1973年2 月2 日，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6 年后，理查德•海尔姆斯被解除职务。为谋求和解和好感，尼克松任命他为驻伊朗大使。但这只是麻烦的开始。在以后的4 年里，他被从伊朗招回至少13次，以给调查水门事件和中央情报局的各种委员会作证。他竭力保守秘密，但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家宝”，非法和不道德行动的详细情况还是一点点被人抖露出来。海尔姆斯的名字同其中大多数事件都有牵连。海尔姆斯搪塞推倭，编造歪曲，转弯抹角，尽量不泄漏任何东西，以免情报局遭受危害。

　　海尔姆斯已经走得太远了。1973年他告诉对外关系委员会——按惯例，该委员会正在审查他去当伊朗大使是否合适——中央情报局从不曾企图在智利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府。中央情报局这些新任官员为清除情报局过去的行动忙开了，他们发现这一情况不真实，将报告传到了司法部。

　　4 年后，海尔姆斯这位曾权极一时的人物，被发现犯有伪证罪，于是被罚款2000美元，判处两年缓刑，法官向他严正指出：“你带着耻辱站在法庭面前……如果公务员因为错误和不良的邪念故意违反和无视我们国土上的法律，或认为他们应尽的义务和必须考虑的问题已过时，那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危险的。”

　　海尔姆斯不思悔悟，仍坚定地认为他对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尽了他的责，即使没有逐字逐句地遵守法律。他最终被开除了公职。

　　1983年10月，总统给理查德•海尔姆斯授与“国家安全奖”，说这样的奖是授与情报工作人员的最高荣誉，他“早该这么做了”。这标志着这位70岁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名誉的恢复，那些为海尔姆斯这样坚定的忠诚者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也对此表示赞赏。

　　海尔姆斯当时任中东投资政治风险顾问，他说：“我认为它与政党交替执政有关。我并不觉得懊悔或是种免罪。” ▲ （1995年第2 期）


1982年中苏“葬礼外交”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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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1982 年9月，我第二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像以前绷得那样紧了。但除了一丁点儿贸易和两国间每周各开一列客车之外，双方依然没有什么来往。 11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阅兵、

    观礼时，因偶感风寒而并发心肺等病，三天后就离世了。小平同志以此为契机，特地派黄华外长前往苏联吊唁。黄华外长乘坐的飞机起飞之后，小平同志指示要立即发表个谈话，并直接请胡乔木同志拟稿。胡乔木同志遵照小平同志所说的对勃列日涅夫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意思，很快草拟出黄华外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的书面谈话。“谈话”不长，但写得很妙，既暗示逝者(勃列日涅夫)应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负责，又明确肯定了他本人在去世前不久所公开表达的关于缓和苏中关系的愿望，把落脚点放在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前迈步子上。

　　我驻苏联使馆很快就得知黄华外长“书面谈话”的内容和事情的来龙去脉。黄华同志一到达莫斯科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旁，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外长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还发表了个“书面谈话”！之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们往迎的几个人陪着大使站在部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部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

　　前往苏联实施小平同志“葬礼外交”的黄华外长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还与葛罗米柯外长举行了会见。这是中苏两国外长在相隔20多年之后举行的首次会见。它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阴”转“多云”再转“晴”。（摘自《世界知识》第13期 作者李景贤  ▲


朱鎔基指示公开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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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国家审计署法制司司长王秀明曾经多次参与起草审计工作报告，见证了我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发展过程。

　　他说，1994年颁布的《审计法》对审计公告就有相应要求，提出在保守国家秘密和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审计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这是国际惯例，也是审计的一项权力，是履行审计监督作用的有效保证。

　　2001年以前，我国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实际上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2001年10月，美国审计总署审计长来中国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接见了他，美国审计长提到他们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开发表审计公告。朱鎔基指示审计署可以搞。2002年初，他进一步明确指示要尽快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2002年下半年，审计署开始建立一些制度，规定办理程序，先后制定了《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办理规定》，向新闻出版总署申请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杂志，国内外公开免费发行。2003年，这些基本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制度和载体都有了。

　　第一次公告，审计署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2003年的“非典”有许多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信息没有及时公开。刚好“非典”结束之后我们又对防治“非典” 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进行了一次审计，而且这项资金是老百姓最关注的。于是，2003年年底第一次正式采用审计结果公告这种形式公开了这项审计结果，拉开了审计结果公告的序幕。2004年，在继续进行综合性公告的同时，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开始点名了，这是第一次进行单项审计结果公告。有些媒体和公众就问，为什么审了20多个部门，就公告这9家。当时其实也是一次尝试，选择哪个部门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摘自7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张馨月  ▲


难忘胡总书记二十年前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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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外出劳力每年汇回资金五倍于县财政收入贵州正安百姓,难忘总书记二十年前的批示。

　　据第26期《领导决策信息》报道，劳务经济能够为贫困县在脱贫路上添加渐行渐速的助动力，但将这一主题列为“一号工程”坚持20年不变，恐怕只有贵州正安才能做到。正安劳务输出由1987年的300人发展到如今的17万大军，遍及全国的外出劳动力每年为家乡汇回的资金已5倍于全县地方财政收入，让人叹为观止。

　　1987年2月25日，正安县委、县政府组织的第一支劳务输出队伍在遵义加挂两节车厢，直达广州。次日，《贵州日报》以“有领导地向经济发达地区输出劳务：正安县300‘娘子军’出师广东番禺县”为题的报道刊出后，《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并对正安县敢为人先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但到当年 4月底，因各种情况不能满足预期，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返回故乡。初征受阻，引起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在贵州省劳动局关于《正安县三百多名女青年赴广州务工出现问题》的《情况反映》上批示：“正安县第一次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劳动力出点问题在所难免，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闯出一条路子来。希望正安县一方面做好劳务输出人员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协商解决好存在的实际困难，不要半途而废。”胡锦涛同志的批示对正安县劳务输出工作作了肯定和支持，高瞻远瞩，拨开迷雾，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后，正安县有组织劳务输出逐步走上正轨，在珠三角站住了脚。▲


邓小平说服毛泽东修建成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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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1949年12月，在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搁置半个世纪的修建成渝铁路被提上议程。作为四川人，邓小平对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太清楚了，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共产党能不能修好？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建设，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当邓小平赴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否则，就暂时搁置。

　　邓小平讲了三点:

▲ 第一点，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

▲ 第二点，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

▲ 第三点，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这三条理由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1950年6月15日，铁路开工；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建成。（摘自《老年博览》第7期 作者张卫富治平  ▲


何时是大陆攻打台湾的最佳时机？
http://blog.phoenixtv.com/html/45/905945-961635.html

    2007-07-27：7月16日，美国兰德公司公布了受美军委托完成的一份报告——《解决台湾问题后的美中关系》。报告中列举了台湾问题解决的10种可能，其中4种是和平解决台湾地位，6种是武力解决台湾地位，其结果无非是一些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及这些结果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认为对美国最不利的一种可能是：在美军介入的情况下，大陆武力解决台湾地位最后实现了统一。

    既然是最不利的可能，美国就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可能的出现。这也是最近美国拼命打压陈水扁政权“入联公投”的重要原因。自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家反分裂法》后，武力攻打台湾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了。同时，从美国的一贯立场以及这些年其在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来看，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国家反分裂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政府和民众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和意志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实现这种决心和意志的力量和手段，是否能让台湾当局和可能军事介入台海的国家所接受，并可以足够地动摇其“独立”或军事介入的意志。从台湾当局以及在野党最近的表现和动作来看，我们实现决心和意志的力量和手段并没达到有足够动摇其“独立”意志的地步。或者说，在台湾政客的判断和评估中，我们的力量和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步削弱。而得出这种“逐步削弱”判断的参照系一定是美日在台湾周边军事力量和手段的加强。

    那么美日在台湾周边军事力量和手段的加强具体体现在哪里呢？几天后即将出版的《舰船知识》杂志就用了10个版面探讨了这个问题。我在编看这两万多字的稿子时，得出的一个了非常让我自己都震惊疑问，这就是：七八年后、也就是距我们“坚定不移地实现全面小康”还有几年的时间时，我们遏制“台独”最有效的手段——弹道导弹的作战效能会被削弱多少？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将近2万字的稿子并不都是中国人写的，其中有一篇是翻译日本海上自卫队前护卫舰队司令胜山拓刚刚发表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三次提到了“中国”的字眼，最后一次提到是：“从中国等国水面舰艇的发展、特别是在有争议海域对手的行动来看，有必要投入‘宙斯盾’舰。”

    在我看完国内作者写的文章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2010后，我们面对东南方向的弹道导弹火力将随着美日海上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完善，将可能出现大幅下降。也就是说，到2018年时，日本将有8艘“宙斯盾”BDM舰服役（韩国在2020年前建成6艘），加上美国的16艘舰，而且那时美日联合研制的“标准”3 block Ⅱ将装备，这在理论上就意味着在东南方向上，高度为500公里以下的空域将形成一面弹道导弹拦截墙。根据“标准”3 block Ⅱ的性能指标，在理论上大陆在湖南、吉林、福建等地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在起飞阶段就可能被拦截。

    大国之间的博弈，实际上都是事先在纸面上将交战结果基本计算差不多了。大陆在对台海作战的优势是距离近、弹道导弹技术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弥补空中优势不足。也就是说，可以利用弹道导弹威胁台湾周边所有可能在军事上介入台海的战斗机机场。但是随着美日海上弹道导弹的建立和完善，大陆的优势在理论上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正在这个时候，日本海上自卫队前护卫舰队司令胜山拓的文章出来了，他详细论证了未来日本“宙斯盾”舰如何与美国作战系统联合作战的不足及改进方向。比如他认为：在“遂行弹道导弹等广域战斗时，美海军使用基于超高频通信卫星的数据链STADIL-J，日本‘宙斯盾’舰也应装备这样的数据链。”

    总之，看了这2万多字的文字后，对于探寻“何时是大陆攻打台湾的最佳时机”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些担忧。实际上，就目前台海局势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来看，最理想和保险的应该是在未来10～15左右的时间内，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应该是“攻打台湾的最佳时机”，只有这样，恰恰才能保证两岸不可能开战。但是随着美日海上弹道导弹的建立和完善，我们距离这样的理想状况似乎越来越远了。(宋晓军)  ▲

    注：为了对《舰船知识》杂志上这2万字文章（专题名为：“宙斯盾”合围中国）进一步说明，我还在最新一期《环球》杂志上写了一篇“美国军火公司围堵中国”的文章（《环球》杂志把题目改为了“美国军火商觊觎‘中国大餐’”），大致说明了海上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与美国军火公司的利益关系。▲


大寨修了一座庙---“普乐寺”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3022965247115264/20070621/908242.shtml

     2007年06月21日  佛乐与革命歌曲同时在大寨响起——这都是“大寨”旅游所要“吆喝”的内容。隐在昨天、今天和明天故事里的大寨，仍是中国农村不可多得的真实镜像。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曾是风靡一时的口号。作为1960年代的农村典型，大寨的辉煌一直持续到内地改革开放前。这里，曾经被视为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农村。

但50多年后，这里的山头建起了一座庙。

大寨人口中的庙，其实是一所寺院。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座宏大的寺院是在一年之内建成的。投巨资3000万元修这座寺院的，则是大寨当家人郭凤莲的长子贾小军。

寺院在清晨7时开始演奏佛乐的时候，山下的大寨村里的小商店里也按时响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声。

半山腰，大寨形象代言人，中国前副总理陈永贵的半身石像默然而立。他一手开创的大寨，此时已天翻地覆，不复当年。

★ 大寨的“普乐寺”

一群工人站在脚手架上，丁丁当当的敲打着。这是一座尚未完成的山门，上面红布拉着的横幅上写着三个大字“普乐寺”。

寺院在大寨最高峰虎头山上，一座三重院门的寺院已经基本成形。3米多高手持净瓶的观音矗立在泉水中央，随后的一座庙门中，则是开口就笑的弥勒佛。最高处的大雄宝殿中，供奉着释加牟尼的立像有近3层楼高，两侧则是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

将各路神仙“一网打尽”，这里似乎是内地最为常见的寺院。但这仍是一座未完成的寺院，在其正殿两旁仍树立着脚手架，工人们七手八脚地忙活着。“现在已经投了3000多万，估计下来得差不多一个亿。”一位忙碌着的工作人员说。

5月24日，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

在普乐寺尚未完全完工的大殿前，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场面相当隆重，来宾名单中，有中央某些部门的，也有省、市、县等各方面的头头脑脑。”一位躬逢其会的大寨镇干部说，五台山、九华山等寺院的高僧也赶来参加这场盛事。

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开光仪式上发言称，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

在最初的介绍中，大寨称普乐寺是原址修复。

当地人说，原本山头有座小庙，但远没有这么大。现在的普乐寺，是方圆百里最大也最有气势的寺院。大寨的导游小姐们也在喇叭里加入这所庙的介绍，称其“气势恢弘”。

另一则关于普乐寺的神话也被考证出来，称远古时，在昆仑山一只黄老虎和东海一条白龙在这里发生了争斗，导致民不聊生。观世音菩萨为民造福，给白龙黄虎划了界，从此人们在虎腰龙背上开发了层层梯田，安居乐业。

这样的故事似乎合情合理，唯一令人不解的是，曾经在虎腰龙背上带领百姓开发层层梯田的大寨偶像陈永贵换成了观世音菩萨。

普乐寺的毁灭与重建与陈永贵倒有一些联系。1963年的一场大洪水将大寨村冲得七零八落，山头的普乐寺同样毁于一旦。大洪灾成就了陈永贵，这位劳模提出了“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的口号，大寨在这一年因为抗灾自救成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此前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走入上坡路的陈永贵在这一年开始飞黄腾达。

普乐寺曾经是当地人求风祈雨的地方，郭凤莲亦坦言此庙当年十分灵验。但此后敢于“斗天地”的大寨人更为相信的是陈永贵的斗志。破损的普乐寺其时无人修补，亦无人理睬。

“铁姑娘”郭凤莲们则出现在大寨最险恶的狼掌窝，她们3次修建梯田的故事后来成为报章津津乐道的事迹。破旧立新，普乐寺被当成“四旧”无人问津。但现在大寨中，却有一些老人说，当年大灾正是因为寺庙无人供奉，以至于有一年320多天无一滴雨。

毁灭与重建的普乐寺，在正史与野史中面貌模糊。但这座寺院引来的疑问，却很多。

“当年毛主席树起的典型，如今怎么盖起了庙？”当地媒体上一位游客的提问或许代表了许多人的疑问。大寨当家人郭凤莲说，这座庙是私人兴建的，不是大寨村建的，和大寨没关系。但这座庙也是大寨旅游的一种延伸，游客在山下看到的是艰苦奋斗，山上欣赏到的是历史传说。

在普乐寺开光的当天，26家旅行社的负责人被请到大寨参加大寨旅游开发座谈会，但没有多少人关心“普乐寺”这个新景点，关于“折扣”的问题成为当天的主题。一位来自广东的旅行社经理直接提出大寨给的回扣太少。

这样赤裸裸的谈判让已经闯荡市场多年的郭凤莲都感到不可理解：“我真不愿意搞这些旅游，旅行社要那么多的回扣，现在为什么都搞成这样子了。”

但未修成的普乐寺已经开始吸引信徒们的目光。一位穿着超短裙的姑娘在大清早就跑到寺庙里，烧了3炷香之后，毫不犹豫往功德箱里塞进了200元钱。刚从外地请来的主持碰巧下山去了，一位老光棍站在主持的位置上敲响了佛钟。

★ 兄弟富豪

在普乐寺开光仪式上，郭凤莲身边站着的一位年轻人成为关注的焦点。

他就是贾小军，郭凤莲所说的普乐寺投资兴建者。大寨人对其并不陌生，这个出生在大寨的年轻人，另一个身份是郭凤莲的长子。

名为普乐寺管理处的临时办公机构设在山下的大寨宾馆一楼，宾馆的4楼则是郭凤莲的办公室。普乐寺现仍在修建之中，从清徐县请来的主持隔天就得跑到城里去购物，寺庙里还没有准备足够的日常用品。

在虎头山背后的半山坳里，有一座复式二层小楼隐藏在绿树之间。一条水泥铺成的硬化路直通其中，此路只能容纳一辆小汽车勉强通过。贾小军投资普乐寺的天豪经贸实业有限公司就在这里。一条纯黑色的藏獒在大门口盯着前来的人，显示了主人的不同身份。

花了3000万元修建寺庙的贾小军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正在召开的昔阳县“两会”。大寨当地人称，这个不到40岁的男人是资产过亿的富翁，没有人对他的巨额投资提出过疑问。

“最开始可能就是来回倒卖东西吧，化肥、家具、汽车，几乎什么都干。”在贾的企业里呆过一段时间的大寨人王有雄（化名）说。大寨同样是贾小军发家的起源地，大寨成立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后，郭凤莲亲任总经理，贾小军则成为大寨集团所属的旅游、宾馆的总经理。在闯荡商海的时候，组成了母子军团，贾小军时常代替郭凤莲出席各种活动。

在大寨，贾小军被视为大寨集团最有力的接班人。贾小军一段时期曾任大寨集团大寨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大寨与外界合作并被列入“863计划”的项目。贾小军同时身为亚飞汽车贸易公司董事。一位知情者透露，其属下公司发展的关键一步，是上世纪末以相当低廉的价格购得宣布破产的纺织厂。

贾小军还有一个弟弟贾晓峰在山西省昔阳县。贾氏兄弟的名气一点不比母亲的小。贾晓峰的“峰豪”实业远比其兄刚成立的“天豪”名气大得多，昔阳当地人直接将其公司称为“富豪公司”，因为贾氏兄弟近年来家业已经过亿，成为当地不折不扣的大富豪。

最初，贾晓峰亦在大寨所属企业工作，当年，大寨申奥万里行活动、大寨开设在广州的第一家酒店，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贾晓峰的峰豪实业有限公司坐落在大寨工业园区，距大寨仅有3公里路程。一条从县城通往这里的公路正在修建之中，尘土飞扬中的公司十分显眼。贾晓峰几乎和其兄同时开始了原始积累，贾晓峰的发家是以成立运输车队为始，专门为煤矿拉煤，大寨煤矿是很重要的主顾之一。贾晓峰的公司的经营范围后来扩大到石材加工，甚至涉足当地房地产市场，其企业规模在昔阳亦数一数二。

贾晓峰最大的手笔是买下昔阳县在解放时期开辟的旧机场，这块至少五个足球场大的地方成了石料加工厂。公路东侧，一座新的5层办公楼正在修建中。同时，贾晓峰亦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威群石材公司，并将所属企业一分为四，成立独立的石材公司、煤炭公司、运输公司、四星级宾馆。

熟悉贾氏兄弟的昔阳人称，两兄弟赶上了上世纪90年代的好机会。其时，也是郭凤莲重振大寨雄风的时期。1991年，郭凤莲重返大寨，担任昔阳县委常委、大寨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大寨“二次创业”由此开始，在大寨迈向亿元村的时候，贾氏兄弟的企业亦逐渐扩大，甚至比大寨的步子迈得更快。

有人戏称，郭凤莲是昔阳最成功的女人，她领导的大寨村在十几年间成为亿元村，经济上远超过陈永贵时期。而她的两个孩子现在也成为千万富翁。

★ 失去的“大寨”

一碗粥，一张饼，一个炒鸡蛋。

这一顿晚饭花去了王远明18元钱，这位江苏来的客人吃了一惊，但还是付了账，没有再声张。但他在自己下榻的宾馆里留言称：“没有庄稼，没有梯田，没有风光，关键是没有精神，这里还是大寨吗？”这位试图重新寻找“大寨精神”的客人，失望之情一览无余。

“大寨精神”曾经是大寨的招牌，自从毛泽东在1964年称“大寨是中国农村的一面旗帜”后，踏足大寨寻找精神的人就络绎不绝。1964年赴大寨参观人数就达到了67347人。此后的岁月里，不断有人来大寨朝圣、学习，最多的时候，一年有206万人拥入大寨，平均每天都有5000人登上虎头山。

现在的大寨，只有在黄金周期间才会有上千人进入，平时只有几十人。大寨村的商店除了卖土特产外，还卖各种大寨纪实、文革秘史、高官风水之类。一位商贩说，这些都是盗版书，但有一些只有大寨才有。陈永贵的儿媳亦在其故居推荐独此一家的“文化大革命”纪念光盘，其儿子陈明珠则负责给人签名售书。村里的大喇叭响起的时候，人们甚至不再竖起耳朵听里边说什么。

大寨现在富了，2002年这里成了亿元村，但农业所占比例不足10%。大寨跟农业基本失去了关系，年轻人大都外出致富，留下的人则操办“旅游”。大寨人跟上了新潮流，几乎每一股新风气都能迅速到达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

但越来越多的人说，“大寨精神”找不到了。

“大寨不是政治，是生产”，面对质疑的郭凤莲说。重返大寨后，“郭凤莲+大寨”的模式重新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郭凤莲也成功将大寨的“牌子”挂在羊毛衫、酒、醋等一系列产品上，她直言不讳的说“大寨要吃名饭”。

现在，郭凤莲意识到一个问题。她说，“光吃名饭看来有点空。”这个以农业出名的村子里，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不会干农活了，去年村里唯一的拖拉机手因年纪太大，洗手不干了，大寨村不得不从外地请来拖拉机手耕地。

大寨人毫不在乎地兜售自已的历史，与大多数旅游区一样，宰客、粗制滥造的纪念品，喧嚣的兜售是主导，“大寨精神”在成为商品之时似乎越来越失去了本身的气质。

普乐寺，这样一座大庙就此粉墨登场。郭凤莲直言，昔阳民间的佛教信仰还很浓厚，信徒很多，她强调说，人还是有点信仰的好。▲ 来源：《凤凰周刊》作者： 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