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我们该不该怕中国的全球延伸？
http://topyl.com/contentview.php?fid=DBXW&id=2652787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发表日期：2007-07-29 来源：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明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将更受到世界的瞩目，它所受到的注意力将超过它作为一元国家的两千年历史中的任何时候，而且我们会有更多人通过电视关注北京。在 2008年8月8 日8时8分8秒，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将在北京耗资四亿美元的新体育馆展开。然后，一些受人尊敬的中国运动员（可能包括休斯敦火箭的姚明）将非常可能从“鸟巢”的一端爬上梯子，点燃奥运主火炬，造出这场全球体育盛事的燃烧的象征――也许也是“中国世纪”开始的象征。

　　当然，对国际形象敏感的中国政府不会使用这种明目张胆的口号（2008年奥运的官方口号是平庸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北京官方反而倾向于更为谦虚的“中国和平崛起”。这个短语本身默认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崛起引起了一些人的忧惧，甚至是恐慌。尽管中国军队仍然是投射 “硬实力”能力有限的二流部队，但是它三万亿美元的世界级经济赋予它很多投射“软实力”影响的能力。当美国因继续进行遭受国际唾骂的伊拉克战争而逐渐失去全球的亲善，中国吸引潜在的朋友，从哈萨克斯坦到沙特阿拉伯到秘鲁的经济协议，既为产品和服务打开市场，又确保重要的能源供应。这些相协调的努力让中国的经济机器保持高速度。

　　因此，如今美国发现自己面对一个难对付的经济竞争对手（它不会让人权纪录挡住做生意的路），面对一个富裕的银行家（美国依靠它来资助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伴随着美国制造业外包而来的贸易差距已经在国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反弹，而最近中国出口的一连串安全问题可能激化这种负面反应。对普通美国人而言，大局可能是这样子的：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仅吃我们的经济午餐、盗窃我们的就业，而且逐渐取代我们成为人人喜爱的有钱（deep- pocketed）朋友。因此，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害怕中国？（作者 James Pethokoukis）（原题：中国的全球延伸）▲


公信力的危机：中国当代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病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5157

    文章提供 于 2007-7-29： 中国当代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病，其中公信力的危机是中国当代最严重的社会病。光明观察发表署名王建光文章表示，这种公信力危机的社会病，有的是社会结构性的矛盾造成的，有的是社会转型造成的，有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同步造成的，也有的是政府和社会相关部门没有与时俱进，工作方法落后、或不负责任造成的。

　　什么是公信力？简单地说有两个内容，一是社会或其中的不同主体对公共机关、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信任度和认可度的一种表示，二是社会大众对社会某种特定权力和角色形象和言行的心理认同。初看起来，公信力好像是很感性的，但其实是理性的，决不是Fans的行为。

　　文章称，如果社会不同角色缺少公信力，久而久之，便造成社会大面积的“信任危机”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

　　★ 社会公权力的公信力面临挑战

　　一般说来，公权力是政府部门根据宪法和法规所得到的对社会治理权力。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公权力的内容有多有少，范围有大有小，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表面上，公权力来源于宪法，但事实，公权力最大的来源是来自于社会大众的心理授权，即对国家机器、行政体制、公务员队伍的心理认同，而这就要求作为我们政府代表的公务员应当居于道德的制高点上，以仪天下。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公权力”幷不是指“中央政府”一个概念，它是通过各级公务员和政府基层和职能部门来体现的。

　　本处说到今天社会公权力的信任危机，其意是说人们对“有关部门”所说的话不仅是大都不信，反而是下意识地向其相反的方面理解，可称其为“坏向思维”。欢迎浏览ddhw.cn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的情况，人们对公共权力部门发布的任何信息都会向相反的方面理解，或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待，要么就向较“坏”的一面理解。对其正面的讲话，人们往往会怀疑“是真的吗？不可能吧！”若是负面的，又往往是认为“很有可能的”。即使是已经被证明为道听途说的传言，人们仍然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事例不胜牧举，如，当“有关部门”说，当前某种食品供应稳定，质量可靠，老百姓往往理解成某种食品肯定出现了问题。当有关部门说“某某问题”幷没有造成社会的不安时，人们往往都会理解成“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从前几年的非典事件到松花江污染事件，再到近年的一些群体性的治安问题，社会大众的许多反应往往是如此。

　　★ 媒体的公信力和责任感的丧失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报纸”和“记者”都是神圣的字眼，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不仅是积极的，更是负责任的。“记者”不仅是无冕之王，有时更如“蜘蛛侠”一般，成为许多一筹莫展的老百姓的救星。那个时候， “报纸都报道了”的语言几乎成了真理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的作用。由于中央文件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报纸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是更为直接和具体。

　　但是，现在的一些媒体不仅没有社会责任感甚至也无基本的职业道德。有的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知名度，不惜消费自己做人的基本良知。胡编乱造、捕风捉影，成为工作的不二法门。现在当你告诉别人一件事，说是“报上说的”，人们的第一回答往往是“报上说的你能相信？”想想近年来一系列的假新闻，真让人难以理解。

　　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做到了这种地步，其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那么其代表的社会的良心也就真的不在了。

　　★ 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和正义感形象的淡化

　　虽然不能说某种专业的知识分子被某种行业集体收买，但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在向金钱献媚，其言行却是白纸黑字有具可查的。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和正义感形象的危机造成了其社会角色和形象的降低。以致于现在，不少人对于媒体上的“专家”、或其某种言论往往不以为然，甚至拍砖批评。

　　对此， “专家”们不要一味地责怪社会大众素质太低，即使你掌握了真理，那传播真理也是需要技巧的。事实上，当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住房价格飙升不止时，你还在引经据典地说房价不贵；当大家越来越感到菜篮子的沉重时，你还在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这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时，百姓能认可你吗！也许真的，从某些专家的收入角度来看，房价确实不贵，肉价还应有上涨的空间，但你知道百姓的感受吗？难怪社会上已经有了一种共鸣：不要相信专家！

　　北大教授贺卫方在其博客《精英们为什么会被误解》上曾经举例说，有些经济学家的作为害了经济学界，“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收入。你把你自己弄得欢迎浏览ddhw.cn很富，我觉得这对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都是一个耻辱性的问题，他们不仅败坏了个人声誉，还败坏了这个学科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还降低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它导致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被人所信任，别人会认为要么匿是跟权力有所联系，要么就是跟利益有所联系。这样就产生了信任的危机。”我想，贺教授说的还是很客气的，事实上，让社会产生信任危机的也不仅仅祗是经济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三种信任危机往往都是结合在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的。一旦出现什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有关部门”的谈话往往不能及时给大众释疑解惑，有的发布虚假错误或片面消息，也有些“专家”往往会出来发表幷非公正的谈话，有些媒体即会有意无意地以讹传讹。近期出现的的假包子事件，不论其本质是 “假包子”还是“假新闻”，不论这种现象是个别还是一般，其背后隐藏的是公众对社会及媒体的极度不信任还是显而易见的。

　　假如有一天，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有关部门”的消息得不到公众的信任怎么办？社会大众会不会更向相反的方向理解，向更坏的方面理解？假如那样，我们还能同仇敌忾吗？还能万众一心吗？还能肝胆相照吗？还能众志成城吗？

　　显然，公信力问题也是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呀！来源: 光明观察 ▲


历史的暗影：英国人笔下的中国文化 大革命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5140

  文章提供 于 2007-7-29 文章作者: 彼得•沃森  文章译者: 朱进东 陆月宏 胡发贵

　　周恩来用一个笑话砍掉了这个观点，他说红色在雾中能够很好地被看到，因此是最安全的颜色。不过文化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玩笑。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这个方面让人禁不住想起斯大林的严厉镇压。

　　英国学者彼得•沃森独立撰写的长达百万字的巨著《20世纪思想史》，一经出版便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从当代视角解读20世纪的最为杰出的作品。作者在占有大量信息的基础上，以一批塑造和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人和理念为线索，勾画了一部生动而清晰的20世纪思想史。伴随作者清新而又内容翔实的描述，我们得以畅游于20世纪哲学、文学、历史、政治、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在愉快中完成对20世纪的一次思想游历。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中的第30章《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标题为本刊编者所拟，希望读者读后能够约略感受该书的整体风貌。

　　★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代开始，冷战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不过，这个10年的后来一些年份经历了发生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表现了对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截然不同态度的另一些事件。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一位名叫姚文元的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评论》期刊上发表文章抨击一部名为《海瑞罢官》的剧本，这部剧本四年前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成。这部剧本讲述了一位正直的明朝官员对于皇帝的土地政策持有异议，由此就仅仅因为他的直言不讳而惩罚了他。

　　虽说故事被放在多年以前的过去，毛泽东却将这部剧本当作对他本人的攻击，并以此为借口发起了大规模的变革。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是由毛发动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二它也对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院派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灾难性的影响，他们被骇人听闻地剥夺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毛的妻子江青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正是这个步骤被证明为是决定性的。江青被一帮年轻的积极分子簇拥着，首先攻击了她称之为“学术界反动权威”的人物，批判他们运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试图使阶级斗争沉寂下去。更糟糕的是，她说大学通过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谬论”来使他们逃避辩证法的斗争。虽说一开始她还碰到了一些困难（《人民日报》拒绝发表她的声明），不过到了1966年5月她就谋取了一种新兴现象的支持——“Hung Wei Ping”，即红卫兵。这些人主要是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抨击那些被称为“戴眼镜的人”，也就是教师和其他的学院知识分子。

　　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首先冲击了清华大学，接着冲击了其他学校，攻击了大学权威。后来，街头暴力爆发了，红卫兵抓住任何他们不喜欢其发型和衣服的人。商店和饭馆被勒令改变西方风格的橱窗或菜单。霓虹灯被捣毁了，街上燃起了巨大的火堆，焚烧像爵士乐唱片、艺术作品和奇装异服这样的“被禁止的商品”。咖啡馆、剧院和马戏团被关闭了，婚礼被禁止，甚至于握手和放风筝也被禁止了。一位京剧女明星回忆了她是如何被放逐到乡村，在那儿她被迫每天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吊嗓子以保证没有其他人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还将戏服和化妆品埋藏了起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去。

　　P•约翰逊有关这次灾难的阴郁叙述是这样的：“图书馆被关闭，书籍被焚烧。”

　　在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中——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四位科学家有勇气使用图书馆。江青陶醉于她的角色中，组织了无数次大规模的集会，在其中她轮番声称“爵士乐、摇滚乐、脱衣舞、印象派、野兽派”，和其他任何现代艺术的“主义”，加上资本主义本身毁灭了艺术。她所要反对的是特殊化。到1966年下半年为止，事实上中国所有重要的文化机构都受到了军队的控制。在那年的12月12日，许多所谓的“人民公敌”，包括剧作家、演员、电影和戏剧导演、诗人和作曲家被一律押往拥有10000名观众的工人体育场，每个人都在他或她的脖子上挂着木制的布告牌。接着，江青夺取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没收了其设备、手稿、乐谱、电影，将后者加以重新改编并以修订过的版本重新发行。她命令作曲家撰写后来配合于“大众文化作品”的作品，并根据大众的需要改编。

　　在芭蕾舞领域，她禁止了“兰花指”和向上翻转的手势，而与此相反地要求舞蹈者运用紧握的拳头和暴烈的动作以证明他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憎恨”。对大学和艺术家的攻击带来了暴力行为，在大学中派系组织纷纷成立。其中相当有名的是成立于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组织；航空学院的“航空派”组织是另一个有名的组织。许多科学机构的教授们被下放到农村和农民一道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做更深入的实践。在北京的遗传学研究所中（中国1949年前没有遗传学研究所），李森科的理论流传得比在俄罗斯还长，这部分要归因于红卫兵的作用。也许由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最特别的观点要数改变交通信号灯的设置。红卫兵对红色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们认为，作为革命颜色的红色理应意味着变化，意味着进步——用另外的话来讲，就是意味着“走”而不是“站住”。

　　周恩来用一个笑话砍掉了这个观点，他说红色在雾中能够很好地被看到，因此是最安全的颜色。不过文化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玩笑。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这个方面让人禁不住想起斯大林的严厉镇压。▲ 来源: 四川在线


美国中情局水准低? 未能预测的一起起大事
http://www.singtaonet.com/america/200707/t20070729_58590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07-29讯】曾获普利策奖的作家提姆•维纳近日出版了一部有关美国中情局历史的新书，新书列出了中情局的众多情报失误。新书称，中情局未能对任何一起重大国际事件作出预测，这其中包括朝鲜战争、柏林墙的倒塌、“911”恐怖袭击事件。

　　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维纳为写作这本新书查看了中情局自1947年组建以来的五万份文件，并采访了包括十位前局长在内的现役和退休中情局官员三百多次。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明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未能建立一个一流的间谍机构，这一失败对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这本名为《灰尘遗产》的新书称，中情局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推翻外国政府的秘密行动方面，而不是用来收集美国敌人的情报，这使它未能对任何一起重大国际事件作出预报。

　　新书详细讲述是中情局是如何依赖低层线人和训练不足的官员的。中情局于1953年向莫斯科派驻了首位官员，但他非常无能，他被一名化装为女仆的克格勃上校所色诱，被偷拍了裸照并遭到敲诈。在冷战初期的欧洲，几乎任何一位伞降至东欧的中情局特务要么被俘要么被击毙。中情局还向波兰情报部门所控制的一个假的间谍团伙提供了一百多万美元。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驻韩国首都的两百名间谍无一人会说韩语。中情局驻首尔情报站站长1952年称，几乎所有的韩国特务要么伪造情报报告要么就为敌人工作。

　　中情局在与俄罗斯的情报战中也战绩糟糕。维纳称，中情局1956年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在前苏联招募的二十名间谍中只有两名间谍与前苏联政府或军方有联系，它的头号情报来源是一位俄罗斯兽医。当柏林墙于1961年被建立时，中情局在东柏林最好的间谍是一位报贩和装修天花板的工人，这位装修天花板的工人有时在前苏联驻军的院子内工作。中情局当年的情报报告称，苏联有五百枚洲际导弹可以随时攻击西方，但事实上苏联当时只有四枚洲际导弹瞄准了西方。在 1986年后的8年里，中情局向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总统提供的有关苏联军力报告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被莫斯科控制的人员。中情局目前在中东的困难境地也是有历史根缘的。当伊拉克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时，时任中情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现任国防部长)当时还在参加一个家庭烧烤活动。他妻子的一位朋友问他： “你在这里作什么？”盖茨说：“你在说什么？”她说：“入侵事件。”盖茨回答说：“什么入侵事件？”

　　中情局在危地马拉军方的朋友们1994年曾对美国女大使麦克菲的卧室进行了窃听。中情局认为她很可疑，因为她反对危地马拉政权侵犯人权。窃听者听到她对某人说了一些甜言蜜语，中情局认为她是对她的女秘书说这番话的。中情局就开始在华盛顿散布女大使是同性恋的谣言。但是问题在于女大使与她的女秘书并没有恋情，秘密麦克风只是录下了她哄她的爱犬墨菲的声音。

　　维纳称，即使中情局在秘密行动中所取得的成功也在后来被证实是战略失误。中情局1953年推翻伊朗政府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伊朗于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中情局1963年支持阿拉伯复兴党在伊拉克搞政变为萨达姆上台开辟了道路。维纳称，中情局的领导人应当为这些失误负责，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已被披露是酒鬼，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则患了精神疾病。

　　一些前间谍对维纳的新书感到不满。前中情局苏联反间谍部主管巴格利称：“维纳的结论是不公平的，是表面化的。我记不起任何一例中情局对苏联集团领导人的误判曾严重削弱或误导美国政策的例子，中情局也从未使政府放松在军事方面的警惕。英国和其它欧洲情报部门在招募高层消息来源方面并不比中情局强多少，它们在间谍飞机、卫星和窃听技术方面则要比中情局落后很多。”中情局还未正式对维纳的新书发表评论。▲


外界评估：中国动手的可能不足30%！
http://www.milchina.com/Get/wenzhang/07281000290.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7-28： 美国多名中国问题专家，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此次"言辞"进行了一系列所谓"分析与探讨"。从中他们似乎得到了很好的答案：中国对台湾开战机会，显然不超过30%

分析指出：中国此次外交发言，不过是一个"极端震慑"型的呼喊，对于中国实际举行军事行动，还是有很大差距存在。中国此次把一些外交辞令很少用的"侮辱性"言辞，叛国者等纷纷搬出台。这足以说明，中国对此的不满已经到了恼怒的程度。

但是，中国一贯习惯喜欢"以姿态来恫吓他人"这种做法类似一只没有牙齿的猛虎，只能以咆哮，来处理问题。

★ ---国内开战思维准备存在很大分歧：

这是中国根本不能避免得现实问题，早期毛时代，中国采用了平均差异的原则，几亿中国人没有太大的高低贫富。但是，目前个人资产与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的中国，个人利益已经严重处于矛盾对立。中国两极分化是最严重的国家。因此，中国必须估计与预测到这个问题。

一旦采取盲目行动，必然遭受来自强大军事的外来打击与干涉。此时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沿海。将受到很大的打击。在这样的状态下，个人财产利益，难以与中国国家利益相互吻合。势必会造成严重的中国内部社会矛盾。而中国对于江南的看重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同时东部地区也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命脉。如果因为一个台湾的几个独立举动，造成了被强大外来军事力量所打击，那么这样的损失价值，是一个台湾难以弥补。

★ ---国际利益与地位：

中国在国际上一贯采取"温和"态度。如果此次在台湾问题上，大量使用武力。那么势必会造成中国严重的外交外形下滑。这是中国另一个担心的问题。同时，台湾目前已经把大批军队撤离到岛内。因此，台海一旦交战，会造成大批平民伤亡。原因很简单，中国中国精确制导武器，远没有美国与欧洲这样的精确，因此，造成大面积杀伤概率几乎是100%的。

同时，解放军由于登陆台湾，所遭受的大规模抵抗，也是必然的。因此，造成解放军作战军事伤亡数字攀升，也是肯定的结局。同时，台湾准备了充足的"城市作战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解放军将很难与台湾军队正面交手。而是会遭受来自不同地点的"阻击"杀伤。

对于岛内大批民众实际上，早已接受了台湾是"独立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南部地区，对于"大陆"这个概念早以被国家与国家所取代。因此，台湾目前实际上已经独立，不过中国是没有最后承认而已。

★ ----害怕被美国与联军击败

解放军的作战力量，在陆地作战可以维护其国家基本防御。但是，在海面作战与夺取制空权的作战中，解放军很难在1：3局面下，取得好的胜利。同时，虽然中国试图借助俄罗斯的"呐喊"来壮大自己的势力，但是，俄罗斯更加关注的则是东欧导弹防御问题，如果中国对台湾作战，华府可以与俄罗斯达成在导弹防御上的共识，这样，会取得俄罗斯反过来支持华盛顿的武力阻挡中国行动。

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将可能是更加艰难的。因此，作战是不可能在没有华盛顿的军事授权认可下，取得胜利的。这一点，中国，中国政府应该认清。

上述顾虑来看，中国大陆此举不过在故作一种震慑的威严。而对于真的实施武力行动。中国还是会在严加考虑。必定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大国形象的国际化国家。因此，他必须考虑这些相关问题。▲


商业周刊公布2007年全球品牌百强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45121

    文章提供 于 2007-7-28 文章作者: 孟帆：将于8月6日出版的《商业周刊》公布了2007年度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排行榜，这是该杂志连续第七年与著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合作，按照品牌价值推出的榜单。在本年度排名中，位列前四位的企业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依次是可口可乐、微软、IBM和通用电气，诺基亚由去年的第六位跃升至第五位，英特尔则由去年的第五位滑落至第七位。与往年一样，今年仍然没有中国企业入围全球最佳品牌百强。

　　在非美国企业中，诺基亚(芬兰)的品牌价值最高，在所有企业中排名第5位，随后是排名第6位的丰田汽车(日本)，排名第10位的梅赛德斯(德国)，排名第13位的宝马，排名第17位的路易斯 -威登(法国)，排名第19位的本田(日本)，以及排名第21位的三星电子(韩国)。在今年的排行榜中，谷歌是最大的赢家之一，其2006年品牌价值为 123.76亿美元，2007年增至178.37亿美元，增幅达44%。谷歌的排名也由2006年的第24位提升至20位。

　　2007 年度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排行榜中的其它赢家还包括任天堂、奥迪、惠普、Burberry和花旗银行，它们的品牌价值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排名也相应提升。今年共有五家新上榜企业，其中排名最高的是AIG，位列第47位。其它四家企业为AXA(49位)、Allianz(80位)、Polo RL(99位)和Hertz(100位)。美国汽车巨头福特则成为最大的输家之一，该公司2006年品牌价值为110.56亿美元，2007年降至 89.82亿美元，跌幅达19%。福特的排名也由2006年的第20位下滑至41位。

　　2007年度全球最佳品牌百强中共有52家美国企业，比2006年的51家略有增加。此外，共有10家德国企业入选2006年度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法国企业为9家，日本企业为8家，英国企业为6家，瑞士企业为4家，意大利企业为2家，韩国企业为3家，荷兰企业为2家，芬兰、西班牙、百慕大和瑞典企业各1家。与往年一样，今年仍然没有中国企业入围全球最佳品牌百强

　　在评选全球最佳品牌百强的过程中，Interbrand采用了自己独有的品牌价值评定方法。2007年全球最佳品牌百强企业的品牌价值主要依据该品牌在2006年7月1日到2007年6月30日间的收益确定。要入围全球最佳品牌百强，企业必须有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于国外市场，并对外公开营销和财务数据。

　　★ 附：2007年度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排行榜 ★

　　排名 公司 品牌价值 /百万美元 涨跌幅(与2005相比) 国家

　　1 可口可乐 65,324 -3% 美国、2 微软 58,709 3% 美国、3 IBM 57,091 2% 美国

　　4 通用电气 51,569 5% 美国、5 诺基亚 33,696 12% 芬兰、6 丰田 32,070 15% 日本

　　7 英特尔 30,954 -4% 美国、8 麦当劳 29,398 7% 美国、9 迪斯尼 29,210 5% 美国

　　10 梅赛德斯 23,568 8% 德国、11 花旗 23,443 9% 美国、12 惠普 22,197 9% 美国

　　13 宝马 21,612 10% 德国、14 万宝路 21,283 0% 美国、15 美国运通 20,827 6% 美国

　　16 吉列 20,415 4% 美国、17 路易斯-威登 20,321 15% 法国、18 思科 19,099 9% 美国

　　19 本田 17,998 6% 日本、20 谷歌 17,837 44% 美国、21 三星电子 16,853 4% 韩国

　　22 美林 14,343 10% 美国、23 汇丰银行 13,563 17% 英国、24 雀巢咖啡 12,950 4% 瑞士

　　25 索尼 12,907 10% 日本、26 百事可乐 12,888 2% 美国、27 甲骨文 12,448 9% 美国

　　28 UPS 12,013 12% 美国、29 耐克 12,004 10% 美国、30 百威 11,652 0% 美国

　　31 戴尔 11,554 -6% 美国、32 摩根大通 11,433 12% 美国、33 苹果 11,037 21% 美国

　　34 SAP 10,850 8% 德国、35 高盛 10,663 11% 美国、36 佳能 10,581 6% 日本

　　37 摩根斯坦利 10,340 6% 美国、38 宜家 10,087 15% 瑞典、39 UBS 9,838 13% 瑞士

　　40 家乐氏 9,341 6% 美国、41 福特 8,982 -19% 美国、42 飞利浦 7,741 15% 荷兰

　　43 西门子 7,737 -1% 德国、44 任天堂 7,730 18% 日本、45 哈雷摩托 7,718 0% 美国

　　46 Gucci 7,697 8% 意大利、47 AIG 7,490 N/A 美国、48 eBay 7,456 10% 美国

　　49 AXA 7,327 N/A 法国、50 埃森哲 7,296 8% 百慕大、51 欧来雅 7,045 10% 法国

　　52 MTV 6,907 4% 美国、53 亨氏 6,544 5% 美国、54 大众 6,511 8% 德国

　　55 雅虎 6,067 0% 美国、56 施乐 6,050 2% 美国、57 高露洁 6,025 7% 美国

　　58 香奈尔 5,830 13% 法国、59 箭牌 5,777 6% 美国、60 肯德基 5,682 6% 美国

　　61 Gap 5,481 -15% 美国、62 亚马逊 5,411 2% 美国、63 雀巢 5,314 8% 瑞士

　　64 Zara 5,165 22% 西班牙、65 雅芳 5,103 1% 美国、66 Caterpillar 5,059 10% 美国

　　67 达能 5,019 8% 法国、68 奥迪 4,866 17% 德国、69 阿迪达斯 4,767 11% 德国

　　70 舒洁 4,600 -5% 美国、71 劳力士 4,589 8% 瑞士、72 现代 4,453 9% 韩国

　　73 Hermes 4,255 10% 法国、74 必胜客 4,254 -9% 美国、75 保时捷 4,235 8% 德国

　　76 路透集团 4,197 6% 英国、77 摩托罗拉 4,149 -9% 美国、78 松下 4,135 4% 日本

　　79 Tiffany 4,003 5% 美国、80 Allianz 3,957 N/A 德国、81 ING 3,880 12% 荷兰

　　82 柯达 3,874 -12% 美国、83 卡地亚 3,852 15% 法国、84 英国石油 3,794 -5% 英国

　　85 酩悦香槟 3,739 15% 法国、86 Kraft 3,732 -5% 美国、87 轩尼诗 3,638 2% 法国

　　88 星巴克 3,631 17% 美国、89 Duracell 3,605 1% 美国、90 强生 3,445 8% 美国

　　91 宝狮 3,379 11% 英国、92 雷克萨斯 3,354 9% 日本、93 壳牌 3,331 5% 英国

　　94 Prada 3,287 14 意大利、95 Burberry 3,221 16% 英国、96 妮维雅 3,116 16% 德国

　　97 LG电子 3,100 3% 韩国、98 尼桑 3,072 -1% 日本、99 POLO RL 3,046 N/A 美国

　　100 HERTZ 3,026 N/A 美国   ▲   来源: 商业周刊



解析“中国式”监督的八大误区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707/0726_23_166777.shtml

2007年07月26日 新华网《新华廉政》 长期以来，在有关监督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和做法，使我们陷入误区。为了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和机制，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

★ 误区之一: 无视分权而谈监督

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权。没有合理分权，就无所谓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三权分立”的过分警惕甚至恐惧而往往讳言“分权”，使有的人脑海里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权只能集权而不能分权。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它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相违背，也不符合我们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实际。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笼统地反对过分权，更没有反对过合理分权。西方的“三权分立”弊病主要在于:一是它局限于国家机关自身内部的“三权”制约，而根本缺乏“社会”和“国家”的制约；二是在原则上是机械的相互平行、“鼎立”。这是它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于我们来说不可取。然而，其中蕴含或贯穿的“分权制衡”原则本身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值得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汲取和借鉴。事实上，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此也是有所汲取和借鉴的。

在我国的人大制度下，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来都是分设或分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大体上也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是我国的这种“分权”排除了西方那种三权的相互“鼎立”，而最终统一于人大这一权力机关。通常所说的我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并不符合实际，应该予以澄清。在我们党内，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以及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是分设的， “分立”的，其权力和职能也是大体上有所区分的，而并不完全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合一”的，只不过是在实际运行上发生了“三合一”或“三位一体”(实际上是“三权集于党委一身”)的问题，而深陷误区难以自拔罢了。

★ 误区之二:离开权力授受关系谈监督

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约关系，是权力授受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和督促。这是监督的实质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离开这个实质问题来谈监督，来抓监督。结果，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力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然而总的来说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要从根本上改变监督不力的状况，必须牢牢抓住监督的实质，调整和理顺权力授受关系，在党内建立起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党员 (选举、授权)→代表大会(选举、授权)→全委会(选举、授权)→常委会”这样依次选举的授权链。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实际存在的“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全委会→代表大会→党员”这种颠倒着的授权链，其中包括取消于党章无据的“书记办公会”。这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深层基础。在这里，首要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是党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选举对党代表和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实施授权；其次是党代会对全委会、全委会对常委会实施授权。只有处理好这种权力授受关系，才能谈得上强有力的监督。

★误区之三:过分强调支持和配合，忽视监督的相对独立性

长期以来，谈到监督问题时，往往强调监督与被监督的统一性或相互支持和“合作”，而忽视监督者及其监督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讳言监督与被监督的“异体性”。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的专门监督机关常常被置于被监督者的控制之下，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受制于、依附于被监督者，使监督者实际上没有多少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专门监督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使“铁面无私的监督”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监督，实际上是某种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对象实施的一种督促性或限制性的活动，因而监督对于被监督者来说，总是一种来自“异体”的行为，也就是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监督与被监督必然是“异体”的，而绝不是“同体”的。通常所谓“自我监督”或“内部监督”，那也是指同一个组织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而不是指同一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我们的“党内监督”，是指庞大的党组织系统内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如上级对下级、纪委对有关党组织和党员、党员对领导机关、党委内各成员间等等的监督，无一不是这部分对那部分的监督。任何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那都是 “自我克制”或“自省”、“自律”，而根本不是什么“监督”。

★ 误区之四: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而忽视监督的强制性

由于监督主体之行为缺乏独立性，必然导致把加强监督寄希望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而理论和经验都证明，被监督者由于手中所拥有的权力的本性使然，几乎都不愿意接受监督，甚至竭力逃避监督。把加强监督寄托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是不现实的，靠不住的。正因为被监督者一般来说没有这种自觉性或主动性，才需要监督；反过来，如果被监督者能够自觉或主动接受监督，那监督也就没有必要而成为多余的了。

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或被迫性。这是监督不同于其他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被监督者是否愿意，监督必须强制性地实施。通常号召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那只不过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或思想教育的配合，而并不是监督本身必然具有的规定性。

★ 误区之五:把加强监督过多地寄希望于所谓“一把手”

监督的关键在“一把手”，这似乎已成为共识。就监督的重点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行体制下，不同层次的“一把手”都在不同范围内拥有最大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对他们的监督之重要和监督之难也正在于此。这里有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一把手”由于处在关键地位而最需要受到监督；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这种地位而对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监督要靠他们的“贤明”来推动，而“一把手”与其他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一样，往往又不愿意接受监督，因而在客观上对“一把手”也就最难监督。这样一来，真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何在“最需要”而又“最难”的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呢？关键在于紧紧抓住监督问题的实质，从体制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于“一把手”的问题。这是治本之道。此外，还需要澄清和纠正一个长期流行的观念和提法，即把党委书记称为(当作)“一把手”，或把党政主要领导人合称为“党政一把手”的错误观念和提法(参阅2007年4月3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的《“一把手”的提法与发展党内民主是相悖的》一文)。

★ 误区之六:大多停留在口头上“责备”而忽视从行动上“纠正”

监督，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对违规行为给予口头上的责备，二是对违规行为从行动上加以纠正。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监督’不单单是在口头上加以责备，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纠正。”(《列宁全集》第8卷第197页)只有二者并重，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监督时，往往过多地寄希望于批评、提醒、警示，也就是大多停留在“口头的责备”上，而忽视从行动上加以“纠正”(包括对违规者及时实施撤职、罢免等处罚)，以致当其滥用权力或权力不作为时不能及时得到中止或改变。正因为如此，对于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及失职渎职的现象，尽管怨声载道，谴责多多，甚至“权威”文件也接连发布，但却总是成效不大。

★ 误区之七:模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而忽视“权利监督”以及“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配合和互动

监督，按其实质来说，就在于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察和控制，使权力的受托者能够按照委托者的意志行使被赋予的权力:既不得滥用权力，以至以权谋私；也不得把被赋予的权力不当回事儿而“不作为”，以至失职、渎职。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督。通常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监督，实际上是这种监督的引申和转义。宽泛意义上的监督，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及领导人进行举报这样的监督，其本身并非直接的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但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里涉及到了“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关系问题。

“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行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党内，“权利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员、党代表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而“权力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的领导机关的“组织行为”。二是所依靠和凭借的手段和力量不同。“权利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是分散的个人享有的“权利”，而“权力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则是有组织的“权力”。三是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作为个人行为的“权利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仅仅具有“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其本身并没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软监督”；而作为组织行为的“权力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不仅具有“在口头上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硬监督”。从权力授受关系上说，“权利监督”是民主监督之“源”，具有基础性、根本性。而“权力监督”则是民主监督之“流”，具有非基础性和派生性。后者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前者。但是，就其监督功能和作用来说，对任何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最终只有依靠“权力监督”，才能不仅给予强有力的口头责备，而且可以从行动上加以纠正，使违规行为及时中止或改变，以至给予适当的处罚，包括通过免职、撤职等手段收回授权。而“权利监督”本身发挥得再充分，再强有力，也只能限于对违规者的口头责备，包括批评、揭发、检举、控告等等，作为向违规者的授权机关或专门监督机关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并不能纠正对象的违规行为，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压力，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权利监督”，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权力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就表明，要从根本上强化监督特别是党内监督，只有“权利监督”和“权力监督”各自都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并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良性互动的监督体制和机制，才有可能实现。

★ 误区之八:模糊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性”的性质和功能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异常重要而又特殊的监督。在西方国家，有所谓“第四种权力”之说，即把新闻舆论看成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并列的“第四种权力”。这种说法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即把作为“权利监督”之一的新闻舆论监督误解成了“权力监督”的一种具体表现。诚然，由于新闻舆论传播广而快，影响又大，因而它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确实具有巨大的威力，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与某种强大的权力相比拟。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就不难看出，新闻舆论监督，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而应该归属于“权利监督”的范畴。因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和作用再大，再强有力，它本身始终只能发挥“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不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它的“口头责备”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最终要取决于有关权力机关的态度和作为，取决于“权力监督”能否及时跟进。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反映和表达民意的、特殊的“权利监督”，可以及时暴露权力的问题，为实施“权力监督”的机关提供广泛的信息，并造成某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从而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及时调查处理，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这就是说，新闻舆论监督是任何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监督形式。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如果孤军无援，没有“权力监督”作后盾，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反而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遭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报复，完全被扼杀。(中共中央党校  王贵秀) ▲


被印度军方战后尊为战神的中国将军 !
http://junshi.daqi.com/bbs/05/231865574.html

    文章提交者：党指挥枪   http://bbs.tiexue.net/bbs_73.html：1959年8月，中印边境(朗久)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 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印度军人的一死一伤，令新德里朝野哗然。

　　事情最基本的实质是：中方认为边界未划定，我方是呆在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内；印方认为边界已划定了(就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共政府都未予承认的麦克马洪线)，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受到攻击。象这样根本的分歧，凭双方火气冲天的来往照会事实上已无法谈得拢。人们不妨再参照另一宗事件――1960年7 月，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在巡逻时不慎将一位前来洽谈盐粮交换的尼泊尔尉官击毙了，北京即向尼国道歉并赔偿5万卢比。而当时中尼的边界也并没有划定。中共的厚此薄彼，显然是对印方不假以词色，并随时准备以牙还牙了。

　　印度方面完全不在乎中方的态度，在边境上全面推进，广设哨所，武装巡逻也一再深入禁地。印方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很奇怪的是它并非源自真正的军事实力，而是本着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万隆会议后，最耀眼的光环是落到了和平使者尼赫鲁的头上，周恩来只是他的配角，连整个中国也只是排行第二的老弟并领受着印度的恩宠和提携。这当然不是笑话，印度其时是不结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国因中苏和中朝的政治、军事条约，根本无缘挤进这一集团，只能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何况中国正内外交困，国际社会的禁运和制。裁犹未有穷期，1960年的中苏决裂及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更令中国的国力降到最低点……

　 然而就在此时，印军先后在朗久和空喀山( 边境西段)越界攻击，中国边防军虽一直奉命龟缩在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之后，并有与敌遭遇50米外不许打枪的规定，但对奔袭至眼皮底下的印军还是作出了火力回击(毙敌9人、俘敌7人)。9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对中方的尺冬哨所发动围攻。至10月中，中方已有47名官兵伤亡。中。共中。央及军委总部三天两头招集紧急会议，并都召来张国华列席。意气本有点消沉的毛。泽。东也抖擞起来，他显然乐见全党的注意焦点都从大跃进失败的阴影中转移到一场迫在眉睫的对外战争之上。毛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作出了“自卫反击战”的最后决策。身经百战的张将军要重披战袍了。

★ 绝地战将

　　张国华指挥的18军，在国共内战时与国军的五大主力“整11师”和“181师” 都展开过血战。181师是西北军的精锐，于1947年被18军的前身部队所歼灭；整11 师是18军的死对头，曾捉对厮杀多次，最后整11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

　　18军虽没参加韩战，但1951年还跟藏军会战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 1960年底。可以说它是一支打仗年头最长的部队。但18军也 不是没有弱点。初入藏时，***亲自许诺过驻军“三年一换”，不止一个“三年”过去了，丝毫不见换防的意思。加上内地家乡大饥荒，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驻藏官兵军心浮动已非一日。中央军委对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会上，贺龙元帅说：“如有临阵脱逃的，要象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徐向前元帅说：“要选兵选将，干部不但要军事上行，还要有政治头脑，要勇敢。”刘伯承元帅则说：“ 要明确，这次不是和他们的边防警察打，是和他们最好的、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军打。要告诫部队，不要骄傲。”

　　张国华表示有信心打赢。罗瑞卿总长问根据何在？张说：“敌人虽然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打过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没来过高山，我们却长年驻守高山……”

　　毛。泽东。则对着地图沉思，他说：尼赫鲁的底牌是以为中国不敢打他。然后毛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湖南高腔说：“扫了它！”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已将决策通知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没表示反对，还对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受到了攻击，反击是很自然的事。至于美国，周恩来分析说，它不可能以很大的力量支援印度。

　　张国华受命后即刻飞返前线，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对首战之21平方公里作战范围里的2000多印军，张说：“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 ，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战斗团满员。”他指示，军区指挥所前进到麻麻，由他亲自指挥东段达旺方面的战斗。必要时副司令员一级的干部可以下到团里去加强。张将军又问西藏工委的侯杰，能否在24小时之内运送50车炮弹到前线？侯杰面有难色：“190公里呀！路况你也清楚……”张怒目一瞪：“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

　　侯杰指挥藏汉民工，马拉骡驼，攀过险峻的冰山绝谷，仅十多个小时就把军火送上去了。“军中无戏言”，我们可以看到，张将军这种灭此朝食的气概，对后来的战事进程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

★ 巅峰战士

　　这时，中央军委的诸将帅对这场边界战争相当审慎，发出了“慎重初战”的指示。中国和印度打仗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印军实力怎样？谁也没底。估计没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最好死猫当老虎打。军委的意见是，初战只打沙则一个点，围歼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作战方案。

　　张国华作为一位沙场悍将，又长年驻守西藏，此时内地的现实是国库空空，张将军只是从文件里知道个大概，作为一个戍边“节度使”，他事实上置身于最复杂和棘手的政治之外。而这时刚刚从“七千人会议”后缓过气来的稳健派并不想再惹太多的麻烦，与邻国开战毕竟不是一碟小菜，小打一下，见好就收，当 为上上之策。但张国华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吃掉一个营，不痛不痒，要打就要把印军的王牌第七旅连锅端！

　　这一方案在前线指挥部也并非人人赞同，但张得到了政委阴法唐的支持。张谓：一般说来应先打弱的，但我们受地形限制，不如先打强的，吃掉主力，敌人就乱了，容易各个击破。张亲自点将从政治学院调回来参战的155团政委乔学亭也说：经侦察发现只打一个点部队拥挤，敌军还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出动增援，不如采取中央突破，穿插纵深，羌登、卡龙一齐打。前指的其他将官认为，仗既然打大了，战役发动的时间就要推迟两天，好让部队作更充分的准备。阴法唐政委则坚决反对，他说我军一万多人已进入阵地，不动烟火，再隐蔽两天，容易暴露作战意图。张将军说：不能再推迟，要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方案均电告军委，多数军头认为张国华是“冒险主义”，***却一言九鼎：“他是前线指挥，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得到尚方宝剑，即掷下军令：要打的好，打的狠，打的快，速战速决，务求全歼，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打起来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

　　1962年10月20日7时，中方的炮火突然向克节朗的印军阵地猛烈倾泻。至9时3 0分，第一个据点已被攻克，被俘虏的印度兵果然还穿着睡衣。至晚8时许，克节朗战役结束。同一天，中共军队向东西长达21公里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发起了总攻，分多路向纵深快速穿插。

　　前线指挥部向前推进时，因山高路险，连骡马也不能逾越，警卫要用担架将发着高烧的张国华司令抬过冰峰山口，却被张斥退：“这成何体统！让战士看到了会有什么影响！”军事首长亲临战地视事，加上这时火线上出了个战斗英雄谢顺银，从班、排、连逐级上报，到张国华批准记功嘉奖，仅用了30分钟――全军士气大振 ！
 
　　22日，印军王牌第七旅全军皆墨，旅长达维尔准将被擒，另一准将旅长辛格被毙。在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里，中方于边境东、西两段发动的二次战役和一些局部的战斗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歼灭印军三个旅，击毙、俘虏敌人 7000多人，中方伤亡1460人，无一兵一卒被俘。

至11月初，印方在东北各邦(省)一片风声鹤唳，无兵可战之下，连交通警察也配发了武器，以死守危城。11月21日，中方突然宣布全线停火，并开始撤退到1957 年中方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以后。至此，中印边界战争已降下帷幕。 战后，曾有印军高级将领说：张国华，中国的战神！ ▲


刘亚洲透露惊人内幕：打越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
http://junshi.daqi.com/bbs/00/1511255.html

来源：参考文摘：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

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79年1月访美，2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

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2月17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1979年打的。

    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 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

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

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援助支持越南的统一事业，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 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
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 -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 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 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1972 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

1968年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5 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 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 -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欧洲“伽利略”缘何牵手美国GPS ?
http://www.milchina.com/Get/wod/07291527869.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7-29：欧盟和美国２６日达成协议，最终确定了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和美国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民用信号的兼容方案。协议确定两个卫星导航系统在民用领域使用相同的无线电频率，用户可以接收到两个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发出的信号，从而得到更加优质、准确的导航定位服务。

    应该说，这次“伽利略”与GPS的牵手颇有些戏剧性。2002年，欧盟提出希望建立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即伽利略计划。当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欧盟看到了GPS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自美国成功开发出GPS后，尽管所提供的服务大多免费，但由于用户必须购买特定的信号接收装置，美国人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欧盟显然不愿意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GPS所提供的定位服务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各个行业，欧盟开始担心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美国停止提供卫星信号，不仅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欧盟无疑不愿也不放心把自己的命门安心托付在美国手中。

    伽利略计划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人的忧虑显而易见，GPS本是一家独大，而今有人要来分一杯羹，心中自然不情愿。而且伽利略计划一旦实现，其提供的卫星定位精确度将远胜GPS，这更令美国难以接受。所以自伽利略计划出台以来，美国不仅利用和欧盟一贯的政治关系在政府层面予以打压，甚至还曾组织专家破译伽利略计划实验卫星的密码，试图在技术层面进行遏制。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的对手如今却联起手来，在这背后是欧盟与美国各自的小算盘。对欧盟来讲，自伽利略计划提出已经5年过去了，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机制性问题使得整个计划进展缓慢。欧盟在启动伽利略计划时的最初设想是，该计划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由公共资金承担，剩下的三分之二由企业承担。但由于中标的欧洲各大企业无法就费用和分工问题达成一致，使得伽利略计划陷入困境。各国出资比例如何划分、谁该占据整个计划的主导权、民间公司在最终利益分配中该占据多少比例，这些问题都成为伽利略计划向前推进的拦路石。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显然希望可以尽快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地。而与GPS联手，无疑可以借助其成熟的发展经验在全球卫星导航市场上取得快速发展。

    当然，对欧盟来讲，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一个可供考虑的选项，而且事实上欧盟之前和俄罗斯在此方面也有合作，伽利略系统的一颗实验卫星就是由俄罗斯火箭发射升空的。欧盟之所以最终牵手GPS，一方面应该是考虑到GPS无论在技术还是市场方面的成熟经历，另一方面，俄罗斯和西方关系阴晴不定，一旦与俄罗斯合作，欧盟无疑将会触怒美国，这是其不能不顾虑的政治因素。

    对于美国来讲，既然伽利略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与其一味打压还不如携手合作，垄断地位固然有所撼动，但也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伽利略系统可能带来的巨大挑战，同时还增加了自身的竞争力，固然谈不上一箭双雕，但也实在算是两全其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