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徐友渔：近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上）
http://bbs.hnol.net/topic-829381-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 时 间：2007年9月15日上午

　　▲ 地 点： 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

　　▲ 【主持人：】各位广州的市民，各位南都的读者，大家早上好！

　　今天很高兴又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和大家做思想上的交流，当前中国是处于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逐渐加深，比如说住房、医疗、养老、国企改制等问题，这些矛盾是越来越凸现、越来越尖锐，针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知识分子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对不同问题的诊断，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知识分子人群开始转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和辩论，包括近年来国学论的兴起，有人说2004年是文化保守年，各种流派的兴起，纷纷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互相的辩论。

　　针对这种种的潮流，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下面就有请徐友渔研究员。

　　【徐友渔：】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广州跟大家做交流，我们今天谈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这是非常重要和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根本来说并不是知识分子，或者所谓的文化人，他们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直接反映和折射了中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以他们的争论无非是看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以及问题应该怎样解决，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思想很对立。我想这些问题，是跟大家的切身利益、跟大家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思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速转型，中国知识界也急速分化，产生很多辩论，我也是一系列争论中很活跃的参加分子，我知道的情况可能比一般的人还是多一些，我就把情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附带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也是积极的投入者，一方面我了解的情况多一些，另外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偏见，所以我自己也有这个自觉性，我想大家是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讲演，而且除了我说话之外也多听几家的意见，可以有一个比较，不要因为我主观的立场和偏见误导大家，总之希望大家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我今天所说的话就可以了。

　　我首先勾画一下一个大体的轮廓。因为这种思想的争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写一本书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史，如果给学生讲课的话可能要开一个学期的课了，所以在今天短短的时间内我大概介绍一下。

　　★ 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达到的这种共识破灭了

　　首先我说一下轮廓。九十年代以来的争论，实际上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对中国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知识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大体上是一致的，那个时候占主流的思想首先就是拥护以市场导向的这种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批判以前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或者毛泽东晚期左倾的路线，而且认同自由、民主、法制的这些价值，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是认为自己继承五四新思想文化传统，而且认为自己做的工作是在为改革摇旗呐喊，都是在继承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工作。八十年代的共识程度是比较高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改革派，都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步做一点贡献。

　　但是后来的情况在九十年代初发生变化，首先是发生了八九风波，知识分子的态度不一样。还有就是邓小平的南巡。这两件事之后，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达到的这种共识，我觉得破灭了，因为中国社会分化了，利益分化了，出现了不同的阶层，人们对待现实的态度也不一样了，甚至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也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也不是那么高度的统一，因此反映在思想界，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不一样了。

　　一开始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对立，有一派基本上坚持以前的路数，坚持要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坚持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还要坚持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种东西，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但是他们的立场基本上可以采取更深入的态度，可以做一些微小的调整，八十年代所谓的进步知识分子受进步思想影响还是比较多，坚持以前的基本价值和立场，但是思想也有个别的调整和变化。

　　另外一种态度，基本上否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基本的价值和立场，觉得应该跟西方批判当代世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前一派人认为应该跟八十年代一样，觉得人类有一些基本价值是带有普遍的意义，比如说德先生、赛先生等等，这一派则认为以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八十年代，认为是进步的，但是也有一些错误的，德先生、赛先生实际上是西方的话语霸权，我们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批判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抵制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和西方的话语霸权，对于八十年代所谓的思想解放，认为应该进行第二次的思想解放，认为第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把中国屈从于西方的话语霸权，是认可西方的价值。

　　随着中国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越来越明显，对立越来越清楚，最后干脆八十年代统一的思想共识，变成了不同的派别，而且不同派别的对立非常明显，争论是非常激烈和尖锐的。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变化更大了，那个时候的问题确实跟八十年代不一样了，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问题，知识分子分成两派，或者社会氛围是两种不同的取向，八十年代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有一派是改革派，有一派是保守派，他们之间在争论。到了九十年代问题改变，九十年代后期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时候也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就不得要领了。九十年代的问题，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的改革，要的是腐败当道的改革，还是贫富分化的改革，或者是其他的改革。

　　腐败与社会不公正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就变化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于现在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腐败和社会不公，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找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因此解决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说的坚持八十年代思路的人，他们的思路是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包括社会不公正、腐败等问题，认为中国问题的原因根源是内因，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真正的深化改革，进一步改革，而且明确的提出最关键的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要跟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虽然现在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但是非常不规范，权力的干涉严重，因此导致种种的问题。

　　因此解决的方案，市场经济必须要非常规范，特别是权力的制衡、制约，监督问题上，应该建立一整套的机制，这样使市场政策运行。这是一派提出的解决方法。

　　★ 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改革？

　　另外一派认为中国的问题现在不是出在内因，而是外因，现在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引起了腐败和社会不公，所以对于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一派认为是内部的，另一派是认为外来的，而且他们认为问题是我们搞了市场经济，这样的问题下，前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是好的，但是问题出在市场经济不规范，因此我们要求市场经济是一个真正的规范市场经济。但是另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是所有中国现在一切恶果的来源，而且他们的立场有一个变化，八十年代大家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改革开放之前极左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应该轻易的抛弃，如果否定就是轻易的抛弃了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

　　九十年代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把这种分歧叫做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分歧，可以看出来，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和监督的是自由主义派的观点，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市场经济，出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出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上，这是新左派，全世界的新左派都是批判这些东西的。

　　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非常重要的现象，文化保守主义也出现了国学热，而且势头非常猛，就使得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争论就不是知识分子之间唯一的争论了，就从以前的二元对立变成三角交叉，自由主义派的人认为自己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也有人认为自己是新左派，或者也倾向于自由主义，有很多交叉和重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说到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不论我说的是九十年代的二元对立，或者新世纪出现的三角鼎立，实际上是非常概括化的东西，远远不能反映出中国这种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实际的情况远远比这个要丰富和复杂的多，中国社会思想远远不止是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或者是民族主义者，或者是文化保守者或者提倡国学热，中国这么大，社会思潮的丰富和时间远比这个大很多。老左派的思想实际上也很厉害，中国或者国外早有一个评论，中国左倾意识形态早就没有了，我自己不这么看，我认为实际上那种思想还是非常厉害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前天南方周末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上海为中学生编历史教科书大家都认为非常好，代表了一种进步，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东西，就有那么一批人就要上书，把这种东西否定掉。还有人反对修改宪法把保护私人财产写到宪法里等等，实际上这种东西的影响非常大，照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对改革开放不是很有利的。老左派的观点，我认为这几年左倾的意识形态回潮很厉害，这也是一个事实。

　　还有现在出现了环保主义等等很好的思想，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二月份《炎黄春秋》发表了谢涛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民主社会主义我觉得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潮。

　　我想说明一下，我今天说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我最熟悉的，或者我挑选最重要的东西，我今天只能长话短说，如果给大家误解那很不幸，中国社会思潮就是那么一点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不对的，社会生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反映社会斗争、矛盾、对立的东西也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称呼是从西方来的，但是它的含义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我在国际交流中，跟欧洲人说自由主义、新左派跟欧洲人说的完全不一样，跟美国人所说的也不一样，他们的保守主义就相当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就相当于欧洲的保守主义思潮，所以我们跟欧洲、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还可以这样用名词呢？但是基本的分野还是比较清楚的，无论在美国还是西方，对待市场经济、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对待个人的态度等等。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很多人尤其是被我们称为新左派的人，他们非常坚决的反对使用这个称呼，他们觉得用这个称呼来形容这种对立是不对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被说成自由主义派的人非常坦然的承认，并不认为自己是被扣上了这个帽子就很危险。但是新左派是拒绝这个帽子的，原因可能是左派这个词，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极左思潮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可能听起来是不舒服的，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新左派这个词，在西方世界是非常褒义的一个词。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最坚决的反对使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称号的，我认为是新左派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最近被换掉的《读书》杂志主编汪晖，他认为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来概括现在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是完全不对的，是扣帽子。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跟我一样的，要说八十年代有争论的话，一派是改革派，一派是保守派，随着九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再以改革派和保守派来划分就是不太适合的。汪晖老说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是扣帽子，是破坏中国正常的思想争论，但是他在国外是完全赞成这一点，他跟我说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他跟外国人说的话，完全证明了他自己还是认为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是成立的。（未完待续）▲
　

徐友渔：近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中）
http://bbs.hnol.net/topic-829384-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 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七大不同

　　首先看新左派。对于中国一大批的新左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教授里占了一大批，他们的思想资源完全来自当代的新左派，喜欢引用多引证或介绍萨米尔o阿明、沃伦斯坦、贡德o弗兰克、爱德华o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叫他们新左派，当然也表明他们是左派，他们左派的左倾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跟中国的老左派，跟邓力群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自始自终兴趣在于反对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对于另外一个纬度，斯大林模式、专制残余、封建残余，跟左派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跟老左派一样，他们非常肯定毛泽东晚期的极左行为的后果，对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他们是赞成和比较支持的态度，在他们的文章和宣讲里，他们觉得我们是全盘否定了这些东西，是不对的，全盘的清算极左路线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对的，认为这是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三个特征，对新左派来说是非常恰当的。

　　自由主义派来说，我认为这个称呼也是比较恰当的。这些人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他们印证的洛克的思想、休谟的思想，尤其是孟德斯鸠认为权力要制衡的思想等。他们很看重胡适、储安平等人的思想。他们首先大力肯定市场经济，觉得在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中应该主张一种自由公正的竞争。他们特别强调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比如说言论自由就很重要，或者是个人财产也非常重要，宪法确实应该像保护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一样保护私有财产，而新左派认为保护私有财产，只能保护富人得来的不义之财。

　　另外自由主义派特别主张宪政，主张法治，而不要人治，特别主张政府的权利应该要受到监督和制约。从这些特点来说，我想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的分歧是非常清楚的，标签也是可以成立的。这两派人到底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呢？可以说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邓小平南巡以来产生很多问题，大家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基本上都是有很大的对立和激烈的争论，所以我们了解这两派的思想很重要，我自己把这些问题简单归纳了七个方面。

　　● 第一，怎么对待中国的腐败和社会不公？

    这个问题可以说，承认不承认中国有腐败和社会不公，这个太明显的社会知识，谁不承认说不过去，也不在于一部分人为这个现象辩护，或者反对，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当然中国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个别经济学家里，他们完全是那种思想教条主义者，也有个别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腐败是一个润滑剂，官员接受了贿赂，在政策上可以开绿灯，可以更好的搞市场经济，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古代人就有说过有恒产者就有恒心，高度垄断的国有是不行的，如果是私产的话，比如说国外自己的产业经济搞的好不好大家都很关心，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化公为私，用腐败的手段去做，所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腐败是体制改革的润滑剂"，不是那么坏，那么大力反对不行，当然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是非常个别的。

　　其实知识分子中主要的共识还是认为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应该反对的，他们在道义立场和现象的承认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他们的对立和分歧是认为这种腐败和社会不公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怎样的解决，对立非常尖锐。新左派认为问题就出在市场经济上，以前毛泽东时代多么的公平啊，如今的不公平，都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从现象来说，这一种观点还是能够抓住这些东西，但是从自由主义派来说，他们认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真正根源不是来自市场经济，而是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一派认为要根除社会不公的话，我们不应该搞市场经济，应该退到以前的体制里，另外一派认为退回去完全是非常前途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搞了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搞的不彻底和不规范，因此主张的就是要用法制来规范市场经济，虽然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分歧，中国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市场经济上还是不是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不规范带来的社会腐败和社会不公吗，这个方面的争论非常激烈。

　　● 第二，对待全球化的对待和对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看法。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也加入了世贸组织，但是当时的争论产生时，中国还在选择的关头，一派是支持，一派是否定的态度，自由主义派认为中国应该用开放经济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应该加入世界贸易协定，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利是大大大于弊的，参加是有好处的。而新左派的观点，他们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的全球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潮流，等于中国要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加入到这个体系里，加入到这个体系里就是有意的让中国处于一个在不平等的经济体系里，中国受奴役、压迫和剥削的地位。有一个叫"陈燕如" 的人，是文学所的，他在"读书"杂志里发表一篇文章，他认为资本主义永远都是靠剥削第三世界和殖民地成立的，现在全世界的资本之所以扩张，会产生全球化的潮流，是因为西方在发展自己工业时出现了不可解决的问题，发展工业要出现环境污染，他们全球化资本输入，唯一的目的和效果就是把他们的污染引入到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迎接全球化潮流，唯一的仅仅有的东西就是迎接了他们不要的环境污染，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营救迎接全球化，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杀性的发展，因为你现在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环境污染。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不应该加入全球化潮流，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有一个世界革命，改变不平等、不公正的殖民主义式的世界经济格局，出现很公正的世界经济格局再来讲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就反驳了他的观点，现在中国要讲经济发展是一种自杀性的发展，我们应该先革命后建设、先打出一个红彤彤的革命天下以后，我们再来迎接全球化，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早就已经过时了，而且我就认为这样概括事实是不对的，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肯定有弊端，中国在加入之前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准备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牺牲，实际上我们事后证明比当初的想象少很多，中国政府经过精确的计算，利益还是大的多，我们是利大于弊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如果在其中团结一致，也能够发挥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不断的修改，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因为世界公共组织也有讲道理的一面，实际上加入之后，你发展以后，发言权也会越来越大。你说先搞一场革命，彻底公正了再来发展经济，我觉得是痴人说梦。

　　● 第三，中国的国情是什么？

    新左派说的很清楚，我跟汪晖发生争论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产生，大概是在1997年，那时候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端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么一个视野和范围下才行。你认为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解决，我就不这样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认为实际上还是斯大林模式还是毛泽东晚期的东西很厉害，中国大量的弊病还是产生权力没有受到充分的制约和监督，这是一种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像解决世界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开的药方是不对的。我们对于专制主义的东西是司空见惯的。

　　● 第四，对待过去的极左路线的问题，怎样对待大跃进、人民公社，尤其是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

    新左派认为不应该彻底文化大革命，号召打击特权分子、打倒走资派，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否定呢。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崔之元，他认为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为今天的村民自治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而且他特别鼓吹大寨经验，他甚至说毛泽东搞的大跃进那一套东西被否定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高华认为，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一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社会理想附着在这样的事上，比如说墙内开花墙内香，瑞典现在搞的好就是借鉴了鞍钢宪法，就是因为用了毛泽东的那一套。

　　● 第五，怎么对待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自由主义派基本上坚持这样的线索，而新左派是反对这一点的，提倡科学、理性、民主的人，实际上都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俘虏，主张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西方的东西，他们对这一点是持否定的态度。而另外一派，自由主义派基本上坚持这样的价值。

　　● 第六，对现代化本身概念的分歧。

    我们天然认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觉得这是很好的东西，那么怎么加速做到这一点呢？但是新左派实际上跟现在西方的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是打成一派的，他们认为我们对现代化本身要进行反思和否定，现代化到底是好还是坏？中国自由主义派好像是不假思索就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在国际战争中受气，我们要自立于民族之林，实现现代化，这是条件反射式的不言而喻的肯定的，但是这些东西是在西方社会受到批判和否定的，他们认为我们也应该考虑，现代化到底给人带来祸还是福，西方的话语霸权，民主、自由、多元，主张个人权力这些东西，应该重新加以考虑。

    ● 第七、另外一个分歧对于国际问题

，像是对于美国出兵伊拉克，比如说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等，自由主义派特别强调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大敌，就是应该反对，但是很多新左派，比如说跟我论证的新左派，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世界上受压迫、受剥削、受奴隶的民族，他们在绝望中拿起了恐怖主义的武器，弱小民族没有办法，他们是被逼上这条路的。

　　这些问题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比如说在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人物，朱学勤，他也是反对的代表。在国际问题上，我也并不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事都要支持，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我一开始就认为美国也不应该这样做，美国并没有取得联合国的授权。所以并不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在这些问题上观点都是整齐划一的，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九十年代出现，新左派的思潮为什么会在九十年代出现，自由主义很明显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很活跃，胡适、储安平等，后来1949年销声匿迹了，自由主义是受到批判和彻底否定的东西，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出现？我认为基本的原因，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导向，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观点很重要的一点，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之后，认为经济应该受看不见的手调节，实现资源最优化的组合和配置，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在整个大势所趋的市场化情况下，自由主义并且应运而生，如果经济上不吸收亚当斯密自由主义派的观点的话，市场经济不可能搞的好的，如果还是坚持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是不行的。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惨重的教训，大家觉得中国还是应该有法治，宪法和法律应该高于一切，而不应该是人治，这个方面惨痛的教训，也使中国人反思我们的政治思维、意识形态和我们的体制有什么问题，这个方面顾准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是非常老的共产党员，也非常懂经济，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后来也死掉了，但是他的思考，就是对于市场经济的思考等等，他最后留下的"顾准文集"在中国知识界留下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自己吸取自己最惨痛的教训之后，我们的思考，实际上顾准是达到了自由主义。实际上我们自己所谓的专政制度，最后搞的就是一个法西斯的文化大革命的东西，我们怎么来看待，怎么看待大意志的民主等。

　　中国人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重新评价和发掘中国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留下的遗产，你现在评价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伟大思想家、理论家就是鲁迅，胡适在对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不亚于鲁迅，胡适主张宽容和多元，是不是胡适和鲁迅是天上和地下，其实思想界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把鲁迅当做是神这么侍奉起来，那么他是不是也有在新时代不适合的东西，绝不宽容等问题，大家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评价，这也是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思考。还有比如说哈耶克的著作等，也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本身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这一系列的因素加起来，就使自由主义我觉得在中国九十年代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左派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九十年代出现呢？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中国以前的思想家可以用一个最重要的做代表，就是王蒙，他的文章中可以反映出来，中国唯一应该警惕的，中国可能又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这是一场灾难。

　　九十年代出现新情况，他们无法解释，王蒙处在尴尬的地位，他们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批评，实际上九十年代出现了一种东西，提示了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错误和罪恶，这种罪恶跟我们一直只知道警惕的，给我们带来成功教训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资本和金钱。像王蒙这样的老年人，就没有想过这一点，他自己惨痛的人生经验就是打成右派，把他们当成是牛鬼蛇神。现在出现新形式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资本和金钱的力量出现了，会出现大量的社会弊端。中国新左派的出现，我觉得跟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有关系的，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资本和金钱带来的东西，这对中国人的冲击更大。为什么？中国思想专制、文化专制，或者文化大革命反右，中国人几十年生活惯了，现在说一个警察为所欲为，大家可能抱怨一句，不会义愤填膺非要反抗，但是当经济不平等，还是像以前一样你还是一个清苦的知识分子，你周围你看不起的劳改犯，做了长途贩卖，成了百万富翁，住新房子、坐小汽车，最明显一个老干部，很清贫，以前坐飞机要靠证明，什么级别的干部，但是现在都是发了横财的人等。比如说以前的搞原子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这样的心理冲击非常大。

　　中国人对于专制主义的东西，可以说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外来人看的很不习惯，对于司法的不公正，我们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于贫富悬殊，突然有一个你看不起的人暴富，你可能就非常不习惯。我跟一个人一起去逛，他也有非常大的成就，他看到那些看不起的人，可以掏几万块钱随便买东西，他当场就嚎啕大哭，我这么高贵的人，现在在他们的面前直不起腰来。他们感觉到金钱和市场带来的罪恶比以前的恶要大的多，我自己的分析，大家对以前的恶是熟视无睹的，大家心理上接受不了，对资本和金钱的控诉，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而对历来存在的问题就放过去了，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如果你隔壁有一个邻居无辜被警察抓去，你可能觉得司空见惯，没有什么。但是一个邻居是劳改释放的，突然变成百万富翁，现在住洋房、开小车，可能你就会觉得怎么社会变成这样了，你心里很不舒服。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恶，是因为市场和金钱带来的，这种观点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说他们用历史感来分析中国真正问题是什么东西是对的。

　　中国传统里也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中国传统里没有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中国最重要的格言，古代圣贤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把平等的价值远远看的高于个人权利和自由，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抄家，现在看也是不对的，但是在国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有权利开枪的，我可以保护私有财产。还有西方的不自由毋宁死，还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样的观点都不是中国有的。而中国是为了知己生命是可以抛弃的，西方有一个汉学家写过一本东西，这样讲究公正的，把公正看的高于一切的观点，实际上不但中国共产党有，从蒋介石、阎锡山等等中国所有的军阀和政客都是这样的，中国对于不平等是非常敏感的，对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大家比较麻木和熟视无睹的，这一点也使新左派的思想很容易产生。还有很多别的原因，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说了。（未完待续）▲


徐友渔：近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下）
http://bbs.hnol.net/topic-829390-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在权力寻租现象很严重，引起了社会不公正和腐败的现象

　　现在我就来谈自由主义。这是九十年代的情况，到了新世纪还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大家认为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争论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波，就是几个人在那里吵吵嚷嚷，以后总会消失的，闹腾一阵就会没有了。我自己不这么看，我认为中国自从搞了市场经济，中国只要问题存在，总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式看待这个问题，问题到底是出在市场经济还是权力不受制约上，这种争论延伸到新世纪也出现了，新世纪出现的争论就是国有资产的争论，比如说郎咸平引起的风波，局面非常复杂，但是也涉及到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这个问题比我刚才说的要复杂很多。

　　郎咸平举了几个个案，比如说TCL、海尔、格林柯尔等，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郎咸平主张不能进行国有资产的改革，他认为国有资产运行的并不比民营企业差，但是他举的都是中国垄断企业，比如说电信、石化等。他认为整个国企的改革，实际上是整个国有资产的流失改革，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是郎咸平说的怎么看待国企改革。

　　新左派是清一色的坚决支持郎咸平的，他们支持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中国应该出现普京这样的人物，要把财产重新夺回人民的手中，认为国企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的支持程度最后都把郎咸平吓坏了，在开国有企业的大会上，郎咸平当场表示要跟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地步了。还有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派，比如说张维迎，实际上他参与了为富人辩护。这种争论我认为实际上双方都说不出太多的道理，国有资产大量的流失肯定是不可否认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很多，但是我自己给两派提出的观点，我们要从数量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没有成功和好的，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腐败的，这种腐败占的比例有多大，我们才能形成判断，我们对国企改革应该持否定的态度，如果是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说国企的改革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方向是对的，如果大部分都是腐败、都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否定，但是两派经济学家提出数据的问题，当然可以抓住很多现象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不好，张维迎也可以说国企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是数据上统计能不能提出来，否则就是混战。

　　在混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舆论是一边倒的，是支持郎咸平的，张维迎的声誉是非常坏的。我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国企的改革，中国主张自由主义的人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自由主义，一部分是政治自由主义。我曾经写过文章，我觉得采取为了保住自己名声的清白，把经济自由主义开除出去，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缺点，这种立场是不客观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客观上确实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有错误的观点遭到舆论的谴责，我们应该正视这个现象。而且我个人的观点，我对他们不是一味的否定，他们有很多受到谴责的东西，但是这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论证上，我觉得起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做一个对比，刘国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对他们无端猛烈的攻击，可以看出中国这批经济学家，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不应该站在派性上，我们就是就事论事，自由主义对待社会公正、两极分化是有不同的态度，但是我个人的态度，我觉得我跟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分歧。

　　如果说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他们目前这几年的争论，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概括。自由主义者还是大力的提倡觉得应该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他们特别强调市场经济应该规范，在规范之后市场经济比较理想之后，这种弊病会大大的改善，而新左派是从根本上否认，认为中国的弊病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派认为目前的市场经济应该规范和完善，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是带来中国问题的根本根源。

　　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在权力寻租现象很严重，这引起了社会不公正和腐败的现象，但是哪怕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从方向和原则上说，应该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跟新左派不一样，尽管我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新左派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赤裸裸的抢劫，就是有钱的人私分国有财产，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不客观的，至少没有在数量上说明所有的改革都是有钱人在寻租，就是赤裸裸的寻租过程，这一点我是不承认的。

　　★ 现在的民族主义很虚伪、粗鄙

　　第三个分歧，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比较理想比较规范的市场化纲领和目标，承认目前的弊病，但是可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该把市场完善和规范，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新左派除了一味的谴责和批判，没有一个怎么办，中国才能做到最好，就有这么一个差别。

　　我刚才说了三角鼎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思潮的出现。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他们之间是有一定差别的，虽然我将它们归纳为一派。

　　民族主义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看日本、韩国，都可以看出来，民族主义永远是一个社会里最重要、卷入人群最多的人，有些东西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争论，但是民族主义可能在所有人中引起反响。民族主义首先一个特点，在中国它带有一个很强烈的特点，我认为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我们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关头，那个民族主义是真诚的东西。五四时代签订不平等条约，我们去抗议，这种民族主义我认为是真诚的。我认为现在出现的民族主义，我们之所以没有太把它当作一回事，我觉得它有极大虚伪性和粗鄙性。有人说民族主义是假的，大量的年轻学生在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等等，做的也很积极，但是转回过头来考托福也很积极，在美国大使馆前为了签证也是低声下四的。这种是假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一个女生为了表现民族主义，跟美帝国主义斗争，克林顿总统访问时她提问题就要让克林顿出洋相，但是她没有达到目的，她下来接受采访就说她怎么思考，怎么爱国，怎么捍卫中国的利益，跟西方的霸权怎么斗争。过了两年她嫁给美国人了，她又在高调的说自己怎么幸福，生了一个美国的儿子，现在也在美国。你说这种民族主义，是很虚伪和很粗鄙的，民族主义虽然是最强烈的社会思潮，但是怎么做理论分析，就没有太多可以谈的东西。

　　我认为民族主义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它的出现不仅仅在于新世纪出现，不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事情。民族主义出现可以说九十年代初就来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八九风波之后，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八九风波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年轻人，在整个全民族里，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出现了一些真空，需要有别的东西填补，以前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灌输是不够的，出于这样的目的。最早提出这一点是"和兴"，他曾经发表文章，他是非常敏感的人，虽然是知识界极其臭名昭著的人，但是他的思想非常敏锐，他第一个提出我们为了应付八九风波之后的信仰真空状况，我们仅仅靠以前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不够，我们要借鉴民族主义。他在1992年的文章里写到，他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应该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光靠马列主义的政策和措施是不行的，特别要把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提倡民族主义，作为提倡的现代意识形态，灌输给全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马列主义是好的，但是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加以补充的话，这是不行的，这是他的一个提法。

　　还有一个提法，民族主义跟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现在中国的执政党要证明自己的执政是合法的，现在有两大思想支柱，第一大支柱是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支柱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有政体的合法性，这两大支柱是很好的，证明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还不够，比如说文天祥的诗歌、屈原做的赋等等，跟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资源一定要引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定要以生动的，唤醒我们民族记忆和我们民族感情的东西，这就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的东西。

　　必须要把民族主义大力的弘扬，我们这个国家执政才好，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更多的是我刚才说的粗鄙的民族主义，1996年几个年轻人写的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这是模仿日本写的，说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宣扬书，整个的意思，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化修养，粗鄙性和虚伪性就非常多，不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多么优秀多么好，我们应该继承，他们的民族主义说的是现在美国处于霸权地位，大家都崇拜美国，实际上美国是狗屁。这本书说，中国任何一个中学生，多于美国大学生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美国的吸毒、性关系等等，充分证明美国的年轻一代是堕落的一代，美国社会就是由这些垃圾构成的，他认为中国人很优秀，任何一个中学生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都超过美国大学生，美国年轻一代是堕落的一代。现在大家说美国是优越的，现在我偏要说美国是堕落的，现在我们是知识丰富、道德高尚，用这样不负责任、没有事实根据的来掀起民族主义，这本书出版之后，在中国产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很多非常出息的研究员为了赚钱继续模仿这一类书进行写作，这么粗鄙、不讲道理、煽动民族狂热的东西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为了赚钱，模仿写这种书。

　　还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想在国际社会大家庭里扮演一个好孩子，他说这是不行的，好孩子就是要受欺负的，你就是要调皮捣蛋人家才会怕你，中国从上到下都丧失了阳刚之气，我们丧失了做坏孩子的勇气。所以有人对民族主义有一个方面，"王东江 " 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经常把爱一个民族、爱一个国家和爱一个党、爱一个领袖联系在一起。孙立平做过一个分析，为什么我们在八十年代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出现，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跟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西方从一个遥远的对象变成我们经济上的一个伙伴，大家经济交往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磨擦，比如说现在的中国和西方的经济磨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美国和日本也有这样的磨擦，美国和欧洲也有这样的磨擦，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磨擦，所以一遇到这种磨擦，可能就会认为这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民族主义是走向全球化，和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善于跟国外打交道，争取我们经济利益，我们会越来越自信，我们不会把问题上升到动辄意识形态的领域。比如说赵燕在美国被打，很多上升到这是美国对中国人怎么样，其实这是民族主义的东西，还有表现在文化上，他们把它叫做文化民族主义或者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也是九十年代出现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北京大学季羡林，他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西方处在经济、道德、能源的危机中，只有依靠中国的思想解脱他们，不信中国的这套思想，他们自己就不可能超脱和解脱出来，所以他就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 传统与现代如何接轨是个重要的问题！

　　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有一本杂志《原道》在北京开了一个会，题目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怎么看待新思想"，自由主义派里有一大批的年轻人，比如说秋风、刘海波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者必须是文化保守者，还有人提出自由主义必须是保守主义等。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既是对我的，也是对整个知识界的，他说，你们说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是现代化，就是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现代化，还有宪政、民主等，那么这一套宪政、民主安排都是来自西方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我们未来的建国，我们的基本理念，难道要全部从西方来吗？我们是不是在文化上断根了？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我们的文化是不是接上轨，是不是应该有关系？不论讲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或者是现代化，如果我们不把我们传统作为我们的治国理念基本的基础，那就不行，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一定要证明出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现在的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一定能够从我们本身古老文化传统里能够找到一些基因，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里好的东西发扬光大，意思就是说我们建设未来美好的社会，不是抄西方的东西，不是基督教文化里来的，我们要从我们的道家、儒家或者法家里来。我们以后的制度安排，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开发出来，生化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中国这么大的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丰富，我们搞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基本原则是从外国来的，我都不敢赞成这个观点。

　　但是我具体研究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说法也不能说服我，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等等的东西，有人还提出西方平等的东西，每人一票，每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这是天然不合理的东西，一个六十岁的教授知识那么丰富，而且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跟一个社会中下层，怎么能一人一票呢？这是提出了赤裸裸的等级制度。我们传统中的君子、小人，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怎么回答，还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从原则上讲中国的未来是现代、美好的中国，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是一个新面貌，但是这个新面貌跟中国传统历史是怎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是重起炉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是之前那些东西可以发扬光大，实现市场经济，实现宪政安排，我实在又看不出来，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东西，辩解说它特别美好，我也不承认。

　　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盛洪说，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是市场经济，他曾经说出很荒谬的话，市场经济是中国的专利权，我们没有向西方要专利权就不错了。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从我们的传统、老祖宗那里找到，当然如果可以找到那是最好了，但是也太牵强附会了，我觉得好像也不可能。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在下面交流的时间里，谁有高明的想法可以开导和教育我。（全文完）▲


【转帖】苏联援华九亿差额的由来
http://bbs.hnol.net/topic-819287-1-1.html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 苏联援华九亿差额的由来

    苏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其中包括大量贷款。中苏双方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相差9亿多卢布，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8月9日的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外交史》记载，周恩来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地方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1965年可还清。

　　对比苏联经济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可以发现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这个差额与《杨尚昆日记》的说法一致。《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 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 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这就使人想到，1951 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1951年2月1日签订军事贷款协定，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货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中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货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

　　周恩来1954年1月31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

　　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四分之三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周恩来这段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话。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

　　但苏联清算时确定贷款实际使用为19亿多，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而周恩来批示中所说“只用了19亿多卢布”则只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贷款数额而言的，不过是把实际使用9.8亿多与折扣9亿多相加而已。

　　鉴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是否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罗斯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 证据一：1951年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当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当时中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此外，毛泽东又要求新的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就是说，斯大林已经同意再提供一笔新的军事贷款。

　　★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就是说，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

　　如此计算的结果，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中国军方拒绝法国白送航母的真正原因
http://www.milchina.com/Get/wenzhang/1127065614.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11-27: 全球安全组织网站的文章说，解放军海军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寻求航母，并传出中国到2010年为止要建造一艘排水量为4万吨的航母，但这些报道多为"分析与推测"。

    尽管解放军海军为航母项目游说多年，但中央军委考虑的因素要多得多：首先是中国拥有航母引起的地区连锁反应；二是航母耗资过大，且容易遭攻击。由于种种因素，中国的航母项目推迟了。

    ★ 称曾婉拒法国白送航母

    全球安全组织网站写道，中国决定分两个阶段实施航母项目的研究：

    ▲ 第一阶段：研究外国的航母技术。

中国先后购买了数艘退役航母，以研究外国航母的结构。如1985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购买了排水量17000吨的"墨尔本号 "退役航母。"墨尔本号"航母在交给中方前已拆除了船上所有的装备，但澳大利亚海军传出的消息说，中国人对"墨尔本"号上的蒸气弹射装置非常感兴趣，甚至索取过其使用手册。

    有报道说中国曾准备于1994年购买排水量为67500吨的"基辅"级航母及其舰载机和电子设备，但由于美国和日本向乌克兰施加压力，所以最终"无功而返"。

    最值得关注的是，有报道说，在1995年，法国愿意免费送给中国一艘"克莱蒙梭号"航空母舰，但中国却婉言谢绝了。因为法国政府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必须从法国购买雷达和通讯系统。考虑到购买后维护航母的费用及当时的政治外交因素，中国政府最终没有答应法国人送上门的"美事"。

     ▲ 第二阶段：自建新航母。

最终，中国选择了自建航母之路，而不是购买一艘退役或者没建完的航母。不过，全球安全组织认为，现在不清楚中国是否已经决心建造航母。   

    ★ 认为"中国航母"将如此

    全球安全组织整理了部分国际媒体对中国未来航母的描绘，勾划出一幅中国未来航母的可能面孔：

    ▲ 一是、排水量在4万至6万吨之间。据说航母的设计始于1992年，由南方某造船厂负责，有一个"极为保密的项目代号"。

    ▲ 二是、武器装备比较完整。该航母能搭载 30至40架苏-30MKK战斗机，外加防空与反舰导弹系统。

    ▲ 三是、比较经济实惠。该航母计划是轻型与常规动力的，估计建造费用为48亿元人民币。

    ▲ 四是、中国航母战斗群的配备可能是10000吨级的护卫舰，航母搭载直升机和固定翼战机，以及其他舰只与潜艇等等。

    ★ "中国航母有三大困难"

    全球安全组织认为，中国海军要打造自己的航母战斗群还面临3大难题。

     ▲ 首先是、中国海军还没有定下何种型号的舰载机。从定型到生产或购买到部署的时间不短，飞行员形成战力的时间就更长。因此这是一个中国能否很快拥有航母的标志。

     ▲ 其次是、尽管中国海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反潜和防空能力还是薄弱环节。必须在这方面大力提高，才能保护好航母战斗群的其他作战舰只。

     ▲ 第三是、一个航母战斗群并不能形成有效战力，至少有两个航母战斗群轮换部署才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而中国要组建两个航母战斗群尚需时日。

     我国从三个方面考虑是不可能要法国克莱蒙梭号航空母舰的

    ▲ 1：因为法国政府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必须从法国购买雷达和通讯系统。考虑到购买后维护航母的费用及当时的政治外交因素，中国政府最终没有答应法国人送上门的"美事"。

    ▲ 2：我们自己这边条件也不成熟，一是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二是当时没有合适的舰载机。

    ▲ 3：都是石棉惹的祸

　　这艘1961年开始服役的航母，曾是法国海军的骄傲，并在海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97年，退役后的"克莱蒙梭"被法国政府卖给西班牙。按照协议，这艘军舰将在西班牙北部港口拆除所有有毒物质后送往亚洲销毁。但西班牙商人私下将这艘船转手卖给了土耳其，法国军方以西班牙方面"违反欧盟规定 "为由，在西西里海域截下这条船，并将其重新送回了法国土伦军港。此后，"克莱蒙梭"携带大量有害人体的石棉物质一事引起广泛关注，以至于法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找到一个愿意"收容"它的国家。

　　作为一种阻燃材料，石棉曾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和造船业中。近年来，由于被发现其可能致癌，它成为西方国家避而远之的建材。由于在建造"克莱蒙梭"时使用了大量石棉，法国政府为了能将该船顺利拆卸后作为废铁出售，从2004年开始对它进行了初步的去石棉处理。按照法国国防部的说法，目前残留在"克莱蒙梭"号航母上的石棉材料仅剩46吨，并不足以造成污染。然而，环保组织却根据他们掌握的内部材料称，这艘航母上仍有 500到1000吨的石棉没有拆除。法国政府成了环保组织眼中的"谎言家"。▲


韩国：什么样的朝鲜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http://www.milchina.com/Get/wenzhang/11300731173.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11-30: 中国国航航班将每周三次从北京出发飞往平壤。这个决定体现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从2002年开始全面进军北韩以后，中国在北韩所有贸易中所占比重增加到2006年的56.7%。北韩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中，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绝对优势。　

　　冷战时期，我们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立为中心分析韩半岛局势，但是最近，中国的对北政策成为最重要的变数。　

　　朝鲜日报评论指出，中国最关心的是北韩在地政学上的位置。从与美国竞争的中国的立场上看，需要在美国驻军的韩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另外，在韩半岛统一问题上，美国的影响力将会增大，因此，中国并不愿意韩国以吸收北韩的方式实现统一。
　
　　中国还想在北韩追求经济利益。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自然资源，因此，中国非常关注北韩地下资源的开发。北韩积极争取茂山矿山等北韩矿物资源的开采权也是因为上述原因。另外，中国东北地区和大海隔绝，因此，如果利用北韩的东海港口，就可以大幅减少运输费用。　

　　中国心中最为理想的北韩是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增长、外交上跟随中国的北韩。但从中国的立场上看，无视现代经济基本原则、不断引发国际危机、只想依靠中国的支援生存的金正日政权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　

　　因此，如果金正日政权继续拒绝改革开放，中国可能会在平壤建立另一个政权。同时，中国也可能会在金正日去世后北韩发生混乱时，先平息事态后建立一个亲华政权。当然，这种亲华政权表面上会被伪装成所谓“北韩”的主权国家政府。　

　　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逐渐提高。在对北投资和进军市场的过程中，中国正不断为这项工作获取必要的情报和关系。最近，愈来愈多情况在证实北韩政权对中国的影响力感到忧虑。这是因为北韩政权也发现了这种危险的存在。　

　　如果中国决定将北韩打造成卫星国家，就不会有其他国际势力反对。韩国也无法挑战强大的中国。美国也不会反对。美国确实将中国视为危险的竞争国家，但最近由于军事战略发生变化，所以从美国的立场上看，韩半岛的战略价值较冷战时期大幅下降。美国予以关注的问题只有北核，而中国也不愿意核扩散，所以，如果亲华政权诞生，应该就会弃核。　

　　统治北韩的领导阶层虽然说什么“我们民族第一主义”，但对于大部分领导来说，亲华政权比吸收统一要好。如果被吸收统一，他们将很难维持目前享受的特权，而且可能会因为人权侵害行为被送进监狱。相反，亲华政权几乎可以让所有的领导干部维持他们原有的特权。如果这种政权能通过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那么生活极其困难的北韩平民理所当然会表示欢迎。
　
　　这种政权如果诞生，长时间过后的北韩将会怎样尚无从得知。如果北韩人民得到的自由增加，就会像讨厌亲苏政权的东欧国民那样反对并颠覆政权，实现民主统一。如果这种政权长期生存下去，北韩国内就会形成独立的认同感，韩半岛的分裂局面会永久持续下去。例如德国，东德和西德虽然实现了统一，但语言和文化都相同的奥地利却完全没有和德国统一的决心。这不仅是因为外部势力的压力，而且是因为奥地利国民有独自的民族认同感。现在我们无从得知亲华政权诞生后的北韩将会成为另一个东德还是另一个奥地利。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阻止这种情况出现。▲


美军全球鹰聚焦中国大陆怕漏掉情报
http://www.milchina.com/Get/ping/11291641159.htm

    中军网 www.milchina.com　2007-11-29: 近来，美国和亚洲、大洋洲十一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扩大签约各国在讯息战层面的协作。美军的战略侦察机「全球鹰」将在各签署国建立空军基地，这种世界最先进的无人驾驶飞机所获得的战略、战术讯息将由各协议国共享。

   在中东、中亚历次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全球鹰」在二万多米的高空巡逻，用光学及红外摄像机对地面、海面监控的分辨率为零点三米，足以判别战舰、军机、装甲车辆和导弹的型号。对军队的部署、机动一目了然。「全球鹰」的电子侦测对海陆空军演习，特别是制导武器的试射、司令部的指挥、控制、通讯等电子讯息行为，也能实时向地面传输讯息，必要时还能为精确制导武器提供引导服务。

   虽然「全球鹰」看来手无寸铁，美军将在太平洋、印度洋建立的起降基地，也可以是不配备武器；但是在讯息战时代，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原则已提升到战略层次。例如在中越边境战争时期，美国严密监测苏军动态，当中国攻占高平、谅山时，苏军在中国东北边境外大规模异动。美国卫星的讯息就及时通报北京。

在二十八年后的今天，「全球鹰」对地面的侦测清晰度不仅是数量级的提升，还是同步传递，无人侦察机可以在战地上空盘旋，不像卫星每天只有几分钟的太空掠过观察时间。

   美军的「全球鹰」目前驻关岛，巡逻半径覆盖西太平洋。它以６５０公里时速连续巡航３４小时的实力，加上「协商十一国」的新基地配合，亚洲大陆更变得单向透明。美国军方表示，「全球鹰」不会在成员国内部从事侦察活动。那么，星、马、泰、日、韩、澳、菲、印度尼西亚、文莱、印度、斯里兰卡和美国所环绕的中国，不正是「全球鹰」的聚焦点吗？如果说，过往常驻关岛的「全球鹰」以数千公里的作战半径威胁中国沿海，当美军利用「协商十一国」的新基地扩大战略信息力后，太平洋、印度洋区域的制电磁权就更一边倒了。▲


中国军队转型刻不容缓
http://blog.people.com.cn/blog/log/showlog.jspe?log_id=1196217742611109&site_id=71023

[ 姚有志 原创 ] [2007-11-28: 新军事变革是新世纪、新时代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必将引起军事领域和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变化，其战略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

　　新军事变革导致世界和地区战略力量的发展严重失衡，为各种矛盾存在、生成和激化提供了条件，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 美国通过新军事变革图谋巩固、确立和加强全球霸权。

    美国是这场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妄图与潜在对手甚至盟友之间拉开至少15－20年的技术差，为建立其一超独霸的世界秩序服务。近年来，美先后三次出台军队转型路线图与计划指南，确立了转型建设总体框架及部署原则；推出新《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先发制人”、“外谋霸权”，规划了近期军事目标和确保未来优势的具体设想；不断增大军费投入，年军费开支已占世界的近一半。美国还以反恐为名，加紧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实际是着眼遏制其他大国的崛起；对外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进攻性、侵略性和冒险性进一步增强。

　　★ 地区大国争相通过新军事变革争夺战略主动权。

    俄、日、印、英、法和以色列等国以谋求地区事务的支配权和争取拥有更多的国际发言权为目标，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呈现出新一轮军备竞赛趋势。俄罗斯推行“现实遏制战略”，确立了“重点发展、稳步推进”方针。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俄启动了第四轮军事变革，发誓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职业化的和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重返“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行列”。日本从“本土防御”转向 “海外干预”，以新《防卫计划大纲》为指针，强调“质量建军”，向军事大国迈出了关键性步伐。印度奉行“地区威慑”军事战略，以“称霸南亚、遏制周边、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军事大国为目标，制定《2015年军队远景规划》，在强化军事技术合作的同时，利用信息产业优势积极自主研发武器装备，加快新型军队建设步伐。

　　★ 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难度增大。

    新军事变革的迅猛推进，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把主要力量用于军务建设，国家综合实力就会被拖垮；如不顺应潮流参与军事变革，国家安全就将失去保障而难以摆脱寄人篱下的屈辱或随时遭受攻击的命运。

　　★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更加猖獗。

    在新军事变革背景下，由于地区差距进一步增大，落后地区的极端民族、宗教势力对发达国家的新干涉主义不满，导致恐怖行动成为影响世界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现代恐怖组织不会忘记利用军事变革的技术成果制造恐怖事件，使恐怖活动带有更多信息时代的特征。有的恐怖组织甚至妄图通过走私和秘密研制等手段，获取高技术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武器，从而使世界更加不安宁。

　　★ 我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和威胁增大。

    对于国家而言，安全和主权永远是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也是面临的安全威胁多元化的国家。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不仅是发达国家，就是我周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变革步伐的加快，客观上对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 军队转型建设刻不容缓。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是国家安全的支柱。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战争胜负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人民解放军诞生近80年来，曾经历了机械化军事变革和核军事变革两次世界性军事变革。而在这两次军事变革中，我军几乎打赢了一切战争，体现了以打得赢为标准的军事变革的中国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当世界机械化军事变革趋于成熟时，我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战略家、军事家的领导和指挥下，主要用热兵器时代的武器装备，赢得了机械化时代战争与革命的胜利。当核武器这一把杀伤破坏力推向极限的武器出现不久，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仅用十年时间搞出了“两弹一星”，一举提升了我军的战斗力，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我军还缺乏在信息化条件下建军和作战的经验，而世界军事变革的滚滚大势，要求我军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加快转型建设，尽快实现由半机械化、机械化向机械加信息化的重大转型，把我军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少将军衔，研究员，战略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战略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