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调高个税起征点　缘何民众不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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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27: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近日就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第四次修改，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1600元人民币升高到2000元，引起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此次修改是小幅调整还是整体改造，是零敲碎打还是另起炉灶，是让利于民，还是着眼于税收提高，值得认真思考。而从网络民意调查来看，此次调整离民众的预期显然有很大差距，个税起征点能否调整到一个更合乎民意的层面上？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评论员：柯　冠）

★ 一、起征点两千元　惠民之举力度有限

● 1、减税释放善意　七成工薪阶层免税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12月23日至29日举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审议国务院提交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报道称，此番修改意见会集中在税前扣除额的提高上，草案中建议将额度从目前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广州《南方都市报》）

　　工资薪金所得是现时中国个人所得税11个税目之一，在个税收入结构比重中一直占大头。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有关数据测算，将工薪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2000元／月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比例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下降到30％左右。换言之，2008年全国工薪阶层将有70％左右的人不需要负担个人所得税，只有30％左右的人要负担个人所得税。这实质上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等于是政府将个税起征点调整后300亿元的减收支付给工薪阶层。因此，个税起征点调整实质上释放的是对工薪阶层的减税善意。（湖南红网）

　　2005年10月那次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政府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在道义层面大量“失分”后，才匆忙拟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500元。但舆论仍不依不饶，修正案草案被迫交给民众公开征求意见，最终被“挤牙膏”式地上调至1600元。（北京和讯网）

　　自此，要求继续调高个税起征点的舆论压力经短暂释放后又开始继续积累，今年下半年起，压力再度频频见诉报章，假如再次上调起征点的事在年底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上没有反应，那么，明春全国“两会”上，政府将在道义层面再次陷入“深度尴尬”中。鉴于此，此次财政部长谢旭人主动提交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拟把个税起征点上调至2000元，显然吸取了上回“道义大失分”的教训——与其明春被动，不如赶在年底前主动表达姿态和诚意，争取道义的也是政治的舆论主动。（广州《广州日报》）

● 2、一两年一修订　起征点缺乏前瞻性

　　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把个税起征点由800元提高至1600元。但施行还不到两年，个税起征点标准就引起巨大争议。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7%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个税起征点还需要再调高。如此广泛的针对个税起征点的质疑，其实暴露出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的短视。（上海《上海证券报》）

　　舆论普遍的看法是，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预留一定的增长空间，从而避免法律的频繁修订。法律是最严肃的制度，理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朝令夕改”的随意性肯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同时也浪费立法资源。现行的1600元的个税起征标准是两年前刚刚确定的，才过两年就再修改，这么短的间隔在立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按照目前1600元的起征标准，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人数的比例为50％，而调整为2000元之后的比例将降为 30％，也许过不了两年，这一比例又将提高到50％，难道过两年还要修改吗？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国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较快增长，在这种日新月异的国情之下，立法工作也应该增强预见性和前瞻性。（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除了前瞻性不够之外，还有明显的滞后性。一是该起征点远远滞后于民众的要求，二是民众的收入将会滞后于物价的上涨。更重要的是，如果每次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既不必通过民意听证，也没有一个法律规定的刚性的标准，而是财税部门和专家学者关起门来在那儿研讨，则不仅个税法的法律严肃性受到挑战(起征点变得过于随意，而且往往由行政主导)，个税法的宗旨也会被违背。同时，财政收入的“承受能力”会成为调节个税起征点的主要砝码，所谓的提高起征点，往往只成为有关方面应对民意的一种“意思表示”。（北京《中国青年报》）

●    3、起征标准过低　财政幷非负担不起

　　在中国的法律规则构建过程中，相关法律制度深受政府职能部门的影响，而职能部门必然把自己的利益融入到相关法律条文之中，这是造成相关法律往往与民众预期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以个税法的修订为例。在个税法修订之时，就有人提出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标准确定个税起征点。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个税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比照这一比例，个人所得税法应把起征点定为24600元才合理。（云南《云南信息报》）

　　但是，有关部门坚决反对把个税起征点提得太高，其依据是个税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后，工薪阶层纳税人已经从占总人数的60%减少到26%，幷且，全国个税将因此减少280亿元左右。（上海《上海证券报》）

　　2007年，中国的税收可达5.1万亿元，加上政府土地出让金的1万亿元，和央企一年利润的1万亿元，人均(按13亿人口计算)贡献约5400元。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收费，人均贡献额会更多。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又有多少造福于民众呢？

　　中国新闻网10月5日消息说：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示，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52%，提高到2006年的11.5%。按去年财政税收3.9万亿元的11.5%计算，合计4485亿元，平均每个国人可享受345元！国民税负和社会保障之间已经如此不平衡，这个时候就应该赶快考虑“让税于民”，而非财政承受能力。实际上，财政承受不起的幷非社会保障和民众福利，而是不断攀升的行政支出和难以遏制的行政浪费！（北京《中国青年报》）

　　其实，中国目前的财力充沛，个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完全可以放弃。2006年，中国的财政收入高达3．9万亿元；2007年，还将突破惊人的5万亿。而2006年，全国的个税收入只有2453亿元。即使个税全部取消，也不会对财政收支造成多大影响。近年来，关于中国的税负过高以及减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减税，那么个税理应首当其冲。（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 二、让利穷人还是富人　无助个税公平

● 1、老百姓还是主力军　减税仍未到位

　　2006年，个税起征点由800元调整到1600元，在许多人眼里，今次调整幷未到位，因为1980年800元的购买力，估计超过现在的 8000元。1600元的起征点本来就不高，尤其今年以来出现了大幅度的物价上涨，物价涨意味着工资“含金量”的下降，对此，每个人都感同身受。所以，个税起征点看似1600元，实质上却大大下降。（北京《新京报》）

　　而且，“按照2000元纳税扣除标准，全国工薪阶层的纳税人将由50%降低为30%”的说法幷不牢靠——据国家统计局10月29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可见，2000元起征点几乎将平均收入线以上的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北京《中国青年报》）

　　征缴个税的根本目标在于借助税收杠杆调节贫富，但该目标在实际操作中实现的可能性太小，关键便是起征点设定是否合理。上世纪80年代颁行个税法，起征点是800元，那年月国内平均月工资是60元左右，起征点高出国内平均工资13倍以上。换句话讲，当年对高收入者的界定，至少是国内平均月收入的 10倍以上。2006年元月开始，起征点虽调高至1600元，看上去幅度不小，可当年全国月平均工资是1750元，意味着起征点与“高收入”之间的倍数被悉数“贪污”掉不说，甚至降到了国内工薪阶层月平均工资线以下。在工薪阶层收入本就在国民总收入占比例较低的前提下，没有把个税调节的重点放在高收入社会群体身上，而把将其放在众多的低收入工薪阶层身上，显然不利于扭转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纳税“主力军”的不合理局面，甚至更直截了当地挑明，它与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集体诉求完全南辕北辙。（广州《广州日报》）

　　记得学者王小鲁2007年发表研究报告显示，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目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拉至55倍。就以金融、电力、烟草、公务员等为例，他们的月工资都不高大概1600左右，但年薪一般都超过5万。这些其他收入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个税征收却一直“漏掉”其中大部份收入。（北京中国网）

● 2、收入越高获益越多　幷非劫富济贫

　　在公众热情讨论提高起征点时，有一个问题被严重忽视了，不妨称它为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效益悖论”，那就是：每一次起征点调整，实际上是收入越高的人获益越多，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大为减轻广大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税负”。打个比方，一个月收入1800元的人，起征点调整带给他的好处是每月少交10元；而一个月收入2000元的人，所能得到的好处是20元；一个月收入2500元的人，所能得到的好处是40元；依此类推，高收入者最高能获得的好处是每月少交180元。（上海解放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个税实行的是9级累进税率，起征点提高400元，每个级别因此能减少的税款是20元，这个数字每增加一个级别就翻上一倍，因此最多能少交税款180元。诚然，少交180元对月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而言，几乎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在国家税款的意义上，这却意味着，财政收入每年减少的300亿元中的绝大部分，不是“反馈”给了因此可以免交个税的20％的职工，而是“反馈”给了其他高收入者。——这正是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不公平性所在。（北京国际在线网）

● 3、“收钱”思维主导征税　慎防见利忘义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其实个税起征点的背后，更多地折射的是我们的税收管理问题。长期以来，税收部门更多地只是站在部门利益的立场上来征税，而不是以服务民生、协调社会发展的思维征税。而且现在更有一种倾向，但凡某个领域出现什么问题，似乎征税就是唯一的解决良方。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奇怪的税种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出现。为了解决房价高涨问题，我们出台了大户型保有税；为了抑制过热的股市，我们提高了印花税……结果如何呢？不用说谁都知道，税收幷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增加了财政收入而已。（广州《广州日报》）

　　没有人会否认纳税的合法性，但问题是当公众依法纳税时，税务部门往往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税收征管能力。他们在增加新税种时，只考虑征收，很多时候却忘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比如说，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要主动申报纳税，其实哪些人年收入12万元以上，税务部门比谁都清楚，为何还要纳税者主动申报？是一贯的官僚做法让他们懒得调查而习惯了坐等上门吗？再比如，炒股收入要上报，倘若此举是为征税做准备，可是股市进进出出，盈亏到底如何纳税，税务部门可有相应的征收能力和对策？（北京和讯网）

★ 三、仍属闭门造车　民意难有表达机会

● 1、民众多不看好　惠民之举未获认同

　　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7%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还需要再调高。事实上，在很多专家此前的实际测算中，个税起征点都应远远高于2000元，再结合今年以来物价飞涨、CPI屡创新高的现状，个税起征点定在2000元，实在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更说不上什么 “前瞻性”了。网上的一个调查就很有代表性，26.0%的受访者认为起征点应该是“2000-2500元”，70%认为应该是“3500元以上”，而仅有 2.0%的受访者认可“1900-2000元”的标准。各大网站的网民跟贴几乎一致认为此个税起征点拟上调400元的步子迈得太小了，甚至有网民直言： “上调这400元简直像打发小孩。”（江苏《现代快报》）

　　个税起征点调高，无疑承载着沉甸甸的民意，是深孚众望的善政。但公众冀望与现实的落差，不免使这一善政褪色不少。（北京《工人日报》）

● 2、民意无从表达　减税恐难令人信服

　　尽管调高个税起征点的民间呼声十分高涨，然而，此次修法却没有任何前兆，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吹风”，总的感觉是立法者给公众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公众对调高个税起征点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对调整幅度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多数人认为调整幅度过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涉及千千万万国民的重大利益，草案如果没能先征求广大老百姓的意见，审议的过程和结果无疑都是有缺憾的。（陕西《华商报》）

　　应当承认，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不少减轻税负的政策。但缺乏民众权利的主动授予，这种“单方面善意”是很难维持到底的，税收改革也容易陷入“进一步退两步”的摇摆中。虽然此次个税起征点提高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但修正案草案的出炉过程，似乎还是税务部门闭门决策，缺乏民众广泛参与、充分听证的基础。（北京《证券时报》）

● 3、公众呼唤听证　调税不宜仓促表决

　　事实上，在2005年个税起征点由800元调高至1600元的过程中，就曾广泛征求国人的意见，草案中1500元的起征点也在国人的参与中被最终调高到1600元。那么，此次的个税起征点调整，广大国人还能再次对草案“指手画脚”吗？现在看来，实在是有点悬。毕竟，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审议随时都会开始。人们参与讨论和提出建议的热情即便再高，恐怕也将没有机会释放了。国人没有时间和机会参与到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讨论中来，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陕西《华商报》）

　　在经历了2005年个税起征点征求意见和今年假日调整方案的公开征集意见后，一个可喜的惯例正在形成——重大民生决策先付诸公论，听取广大百姓的意见。而人们参与公共决策讨论的热情也被带动得前所未有地高涨，决策者与最广泛的民意在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上坦诚相见。遗憾的是，这个良好的惯例似乎要被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封闭”的审议所割裂了。这样的结果，相信每个关心个税起征点调整的人都不愿看到。（江苏《现代快报》）

★ 四、现行税制劫贫济富　税改必须加速

● 1、减税料将碎步前进　有赖深层改革

　　专家普遍预计，其一，本次调整之后，后年或再晚些时候，起征点还会再次提高。而今后一个时段内，起征点之调高，很可能采取小步幅而快步走的策略，以使民众每隔一个阶段都能尝到一次甜头；其二，现行个税法无论再作多少次修改完善，都只能是一部“夹生饭”似的法律，其先天性不足——要使该法真正起到调节贫富的作用，最终还得依赖个税税制及整个国家税制的深层次改革。先破“制”再“立“法”——是为不破不立。（广州《广州日报》）

　　国际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综合个人所得税制，一个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在一些个税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一般采取综合和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相结合。除了对个人不同收入来源采取相应的分类外，还采用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将其全年的收入纳入计税范围。但在国内，目前实行的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这在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的今天，除了对透明、不易偷漏的工资薪金收入比较有效外，对那些隐蔽的灰色收入却不易监控。这是个税不能很好起到缩小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的原因所在。（北京新华网）

● 2、所得税不是人头税　亟待重新定位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使得个税变得类似于“人头税”的感觉，这就让其失去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很明显，这与个税的初衷——公平是相背离的。（广州《广州日报》）

　　众所周知，中国当前税收实行分类扣缴，在这种税收制度下，工薪阶层成了税负最重的群体，他们所缴纳的税收收入竟然占到整个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40%左右；而高收入者反倒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偷逃税现象严重。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格局：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本不是个人所得税要调控的对象，可现在他们反而成为征税主体。也就是说收入少的人缴纳的税却多，收入多的人却缴得少，也难怪有人将我们的税收形容为“劫贫济富”。另一方面，中国的吉尼系数高达 4.3，但这更多的是由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而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税种，要靠它“劫富济贫”，无异于缘木求鱼。（北京《证券时报》）

● 3、个税制度“劫贫济富”　一刀切不公平

　　而且，国内目前实行的是统一税制，对于平均工资较低的贵州等省份来说，这一标准将使大部分职工沐浴在减税的阳光中；而对于上海、北京、深圳等物价和工资双高的地区来说，此一起征标准意味着领工资的人基本上在劫难逃。哪怕是城市里最苦、最累的农民工，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得不成为纳税人。这显然不符合公平税负的法则。虽然说按地区确定起征点会给税务部门增加工作量，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波动，但着眼于更大的公平，还是值得一试。（上海《东方早报》）

　　如果对征税的方式提出更高、更科学、更人性化的要求，个税应该按照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征收，而不是简单地确定统一的数字。举例来说，两个同样是月收入5000元的职工，一个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父母生病，孩子上学，妻子是全职主妇；另一个则是父母健康，没有孩子，妻子月收入5000元。这样两个人的经济负担完全不同，可他们要按同一标准纳税，严格说来也是不公平的税负。个税是以公平为目标的二次分配方式之一，采用“一刀切”的征收方式显得有些简单粗放。在部分发达国家，个税的征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报的，不但考虑不同的收入水平，也要顾及不同的支出水平。（北京《北京青年报》）

　　国家税务总局也承认在个税上采用“家庭申报”的征税方式，较之“个人申报”更趋公平与合理，之所以仍要弃“家庭”而选“个人”，是因为我们的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能力上还未强大到能够掌握纳税人真实信息的地步，“家庭申报”如若实施，可能产生巨大的征管漏洞，导致大量税收流失，这又会带来新的分配不公。但从公众的角度看来，税务机关既然知道自己征管能力有欠缺，为什么不努力去提高，反而把征管能力上的缺陷转嫁给纳税人呢？（上海东方网）▲


朝鲜申报核计划落空 半岛无核化进程受重挫
http://www.stnn.cc/pacific_asia/200801/t20080101_70439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 2008-01-01讯】在朝鲜未能按时履行协议后，美国警告朝鲜小心后果，而平壤则敦促华盛顿放弃“敌对”政策。朝鲜在10月同意在12月31日前披露所有核研究和活动，并解除宁边核设施的工作能力。但美国国务院表示，朝鲜没有按照承诺，提供所有有关其核项目的所有资料。

    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西对朝鲜的行为表示感到失望，并指责朝鲜“拖慢去核进程”。六方会谈的其他五个国家则同意给朝鲜提供能源援助并在外交方面提供奖励。

    凯西2007年12月30日表示，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就在眼前，但朝鲜仍未能按照10月的承诺“完整而且准确”地披露其核项目内容。他敦促朝鲜马上履行承诺，披露其核项目内容，提供核武器清单，并交待所有核扩散放面的行动。

    美国和韩国此前曾表示，两国非常希望了解朝鲜究竟提炼了多少浓缩铀，并要求朝鲜提供证据证明该国没有秘密提炼武器级浓缩铀的项目存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布什曾致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敦促他屡受朝鲜在六方会谈期间所作出的承诺。

　  韩国外长宋旻淳等外交官此前曾表示，因为将燃料棒从反应堆取出这一重要步骤需时数月，朝鲜好可能赶不及在限期前解核。美国国务院及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对朝鲜未能如期完成解核工作及申报核计划感到失望，两国促请朝鲜立即处理好。

    高丽大学教授金圣翰表示：“在新政府即将上台之际，朝鲜不会做出太大让步。很有可能在申报问题上草草了事，将其余疑惑转移到弃核阶段。”统一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全星勋表示：“朝鲜下定决心拖延时间，美国强硬派的抗议也逐渐高涨，因此可能会面临全面停滞状态。”

    另外，巴基斯坦事态令美国的外交力量有所分散，这也使今后的前景扑朔迷离。美国国际关系中心局长约翰-费弗表示：“今后2-6个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重要时期，但因为巴基斯坦问题，朝鲜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吸引美国的关注。”

    外界预测明年2月前后将迎来朝核进程第一个转机。届时宁边核设施的废燃料棒提取工作将结束，金正日委员长的生日（2.16）、韩国新政府上台（2.25）、纽约爱乐乐团在平壤演出（2.26）等可能成为“催化剂”的活动接连不断，因此，无论如何都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据悉，目前正以主席国中国为中心推进1月中旬前后重启六方会谈的方案。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责任研究员金城培表示：“很难断定今后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但金正日应该会在今后一两个月内做出决断。” ▲


2007积极运筹大国关系 维护海外权益
http://www.stnn.cc/china/200801/t20080101_70464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讯】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1月1日在新年第1期《求是》杂志中发表题为《2007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工作》的署名文章。杨洁篪提到2007年外交成果时称，中国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努力斡旋热点问题，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同时，妥善应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维护了国家形象和利益。

　　文章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切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努力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文章称，中国积极运筹大国关系。

       ▲ 一是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并取得了新的进展。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在G8+5对话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成功会晤。中美第二、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和第四次战略对话成功举行。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合作。稳妥应对两国经贸摩擦，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 二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健康发展。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五次会晤，确定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十年的发展原则和目标。持续两年的中俄“国家年”活动圆满结束，中俄关系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 三是巩固了中日关系改善势头。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访日，确立并推动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展。两国恢复中断十年的军方高层交往，在能源、环保、人员交流等领域合作活跃开展。

　　 ▲ 四是加强与欧盟的沟通合作。积极与英、法等国新领导人建立联系，保持双边关系连续性。中欧正式启动伙伴合作协定谈判，各级政治磋商机制不断完善。

　　 ▲ 五是中印保持了高层接触势头，战略互信进一步增强。两国领导人和外长多次会晤，启动防务安全磋商，双边贸易增长强劲，在多边贸易、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事务中保持沟通协调。

　　此外还积极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拓展并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关系。

　　文章还称，中国努力斡旋热点问题。针对热点问题积极做工作，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坚持政治解决方向，积极参与外交斡旋。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设立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维和工兵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好评。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外长参加在美召开的中东和会，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还积极参加伊拉克问题有关国际会议。针对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借口人权和达尔富尔问题鼓吹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论调，中国予以有力回击。妥善应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维护了国家形象和利益。
　　
　　文章称，中国就反对陈水扁当局推动入联公投问题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连续第11次和第 15次挫败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的图谋，成功恢复中国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合法权利，同哥斯达黎加建立外交关系，沉重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就美售台武器、授予达赖国会金奖及一些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进行严正交涉和斗争。

　　文章最后说，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及时、妥善处理了中石化在埃塞俄比亚项目组遇袭、中石油及四川通讯建设公司工程人员在尼日利亚被绑架、韩国丽水火灾致中国公民伤亡、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枪杀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维护了中国海外利益。成立了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规划建立海外安全状况分级评估体系。推进领事保护立法，加强预防性机制建设，充实完善预防体制，推进领事保护立法工作。▲


一 个 “ 好 东 西 ” 的 诞 生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3227

　　“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90年！”

　　这篇文章原本是俞可平为一本书所作的序言，通篇充满了排比句，读来朗朗上口。俞可平此文，阐述着民主的实质和内涵，谈论民主的“好”，也谈了民主的“不好”，更点出一些人对民主认识的盲点。但他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其实，早在2006年9月15日，该文首先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上发表，一周后被光明网转载，一个月后在《北京日报》理论版上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发表。在《学习时报》再次发表后的一天，俞可平的文章即被新华网全文转载；次日，又被人民网跟进转载。这引起了嗅觉灵敏的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随后国内媒体“幡然醒悟”，幷在2007年元旦之后开始转载。

　　自此之后，“民主是个好东西”开始夹杂在许多报纸大大小小的评论文章之中。“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对此认为，“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90年！”

　　在写下那篇序言时，不知道身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有没有料到，这篇文章会在几个月之后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尽管《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的编辑刘立志 2007年底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表示，当时是先看到这本书，然后联系俞的秘书，得到了书的序言，改成适合报纸的文体发表，这期间幷未联系俞可平本人。

　　《学习时报》的二编室主任蒋一兵也表示，刊登俞可平此文是一次“正常的流程”，而人民网理论频道的编辑也说，人民网与《学习时报》签有转载协议，便进行了转载，“幷没有人们想得那么复杂”。

　　然而这些迟到的解释幷不能就把人们一年来的猜想和讨论一笔勾销，或许只不过再次印证了表达与解读之间的微妙而已。人们已经习惯了在中央媒体的字里行间，寻找一些自我期盼的印证，想象一个美好的故事，展望一下充满希望的未来。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不正是这样，首先在由《光明日报》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奠定的吗？在历经了2006年初的改革争论之后，突然看到这样一篇大谈民主的文章在中国政治心脏的媒体上频频出现，期待中国政治改革进一步推进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浮想联翩。

　　有记者想要联系采访，俞可平的秘书也帮着他推辞，而他的电话则在文章引起关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打不通。

　　● 什么“东西”

　　俞可平的沉默进一步加剧了民间的想象。同时，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理论讨论也在网络等途径进行着。坊间一直有俞可平是顶级“文胆”的传说，虽然早在2005年接受《大公报》采访时，他就否认了这种说法。

　　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批政治学博士。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央编译局，现为副局长。尽管媒体曝光率不高，但是外界一直把中央编译局解读为我国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而俞可平和中央编译局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进行课题研究，有些来自党的最核心机构。

　　外界的逻辑是，深处如此位置的俞可平为何如此“敢言”？是不是某种信号？

　　而对于写此文的初衷，俞可平在去年末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轻描淡写地解释：“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争议，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错误观点，我觉得作为政治学学者有责任纠正这些错误的认识。”

　　至于“错误的认识”，《民主是个好东西》本身这样论述：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

　　而这正是其他辩者的反驳点之一。有人说这篇充满了“不是”字眼的文章，说的其实是“民主不是那么好的东西”，至少不过是“民主是一个不那么坏的东西”。

　　俞可平的朋友说，“一些政治学者也在网上匿名跟帖表达意见。”

　　激进者嫌它不彻底，保守者因为它的直白而感到不安。

　　以这样的争论开局的2007，我们看到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图景：关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幷称与排序，以及中国学术视野对北欧国家瑞典的一次强烈注视……

　　而由于此事过于敏感，中国的大众媒体幷未对这些探讨有太深的介入。聚集在媒体内部和周围的一个规模已极为可观的时评队伍，这一年一头扎进众多公共事件，操演着对民众的启蒙和对价值争辩。

　　于是我们看到，厦门PX事件中，“散步”的市民终于和政府坐到了一起，我们看到“政府和市民一起成长”，在那里，民主是个好东西。

　　我们也看到，网络如何对一张老虎照片穷追猛打，在陕西镇坪某些窘迫的官员心里，或许有那么一刻，他们觉得网络民主是个坏透了的东西。在喧闹的公共事件之外 思想探索脚步幷没有停止

　　“总理以个人名义发表这种‘个性化文章’，在改革开放后相当少见，尤其选择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揭幕前发表这些言论，有特别意义。”

　　在喧闹的公共事件之外，坚实的思想探索脚步幷没有停止。

　　2007年2月5日，2006年初重出江湖，以“改革不可动摇”掀起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再次走上前台回应争论，称中国只有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主要问题，他还提到了越南的经验。

　　2007年2月26日，另一篇耀眼的文章发表了。

　　温家宝总理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回答了必须推动政治改革的种种疑问，幷阐述国力急增后，中国应如何在内政及外交上进行改革，以回应外界的“中国威胁论”，而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在第二版加以刊载。

　　眼光敏锐的凤凰网发文表示，近30年来，中共高层以个人名义发表政策性宣示文章极为罕见。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寿龙也说，“总理以个人名义发表这种‘个性化文章’，在改革开放后相当少见，尤其选择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揭幕前发表这些言论，有特别意义。”

　　其实这幷非近期温家宝第一次发表署名文章。2006年《求是》杂志18期就发过一篇他的《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此后的2007年3月1日，《求是》又发表温家宝的文章《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相信股民对此还记忆犹新。

　　外界印象最深的是温总理好诗，常引经据典。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的艾青诗句“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被很多论者用来总结2007，展望新时期的中国愿景

　　有人说，和《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温家宝的这篇文章“幷没有什么新东西”，但这不妨碍这篇文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之作。

　　在回顾2007年理论热点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俊峰给我们展示了一年来更广阔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谱系：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之哲学基础的研究趋于深入，是否要从“斗争哲学”“革命哲学”到“和谐哲学”“建设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和文献研究成为新热点，在何种程度上“回到马克思”；对全球化等问题的哲学反思也构成了热点，全球化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什么关系……

　　● 温家宝的文章到底写了什么？

　　文章开篇即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同时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两方面要结合起来，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稳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此外，“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幷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

　　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社会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

　　纵观全文，温家宝以“理论”及“现实需要”两个方面，解释中国为什么必须尽快推行政治改革，才能创造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既回答了国内近年有关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争论，也解释了中国的发展战略。

　　这不又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常识吗？然而，1978年真理大讨论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曾经令人振聋发聩的言论，难道不是常识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即是，对科学、民主、自由、法治、平等、正义、公平、效率等基本概念建立了最为起码的常识。这是社会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周瑞金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以前我们只是讲“体制”不完善、不成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很多弊端，而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层面，这应该是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这是一个新高度。

　　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表示，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

　　● 仰望星空

　　2007年是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朦胧之中，人们或许将看到一个好的故事。

　　俞可平再次在大众媒体露脸，谈的正是温家宝的这篇文章。

　　在2007年3月30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独家专访中，俞可平说：“读了温总理的文章后，我想说的还是这句话：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

　　面对《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质疑，俞可平说：“我是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从获得政治学博士至今已近20年。我幷不比别人聪明，当然也不觉得比常人愚笨多少。”幷说：“对拙文的少数质疑，我在从前的文章多有论及。”

　　熟悉内情的编辑透露，俞可平审稿时，将记者富有个性的导语删了很多，幷定了一个四平八稳的题目：《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但俞可平更广为人知的“复出”，是此后中新网刊登的报道，称他面对国内的争议，在华盛顿对美国《侨报》记者反问：“民主怎么不是好东西？中国就是要建设文明、民主、富强、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嘛。欢迎浏览ddhw.cn”

　　又约摸一个半月之后，俞可平终于再次走上前台，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一文强调，在现代社会，“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

　　“跟一年前相比，俞可平这篇畅谈‘中国增量民主’的文章长了，从四分之一版扩至一个整版。字里行间，更显底气。”中新社的报道说。

　　党内理论专家吴树青则在《求是》杂志上声称，要“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又根据形势和实践的发展，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至此，长达半年的思想“潜流”，正式奔涌到河床之上。

　　两个月后，人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温家宝总理那充满激情和希望的诗作《仰望星空》：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4个月后，人们看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庄严地承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极具创造性地提出要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这一“建议”格外引人注目。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全国“两会”时，记者提到俞可平都要非常审慎地权衡，而十七大的报道中，新华社、中新社、人民网已经大量引用俞可平的观点，尤其是其“增量民主”的观点。

　　比如在一片展望文章中，中新社就起了《民主政治“增量”的中共十七大》的标题，幷在文章开头就提及俞可平和他的文章，报道说“民主在中国内地不再‘羞羞答答’，不再是禁忌，不再是‘洪水猛兽’。”

　　更加不“羞羞答答”的俞可平2007年11月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

　　同月，他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发文《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就连新华网都打出这样的标题：《高层智囊俞可平解读十七大：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

　　2007年底，俞可平则再一次在《财经•2008：预测与战略(年刊)》上撰文，称未来的中国将走增量改革推进民主的道路，以疏为主的动态政治稳定将取代以堵为主的静态政治稳定。

　　到此，2007年的日历翻过了最后一页。

　　很多年前。鲁迅在《野草•好的故事》里写道：“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2007年是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朦胧之中，人们或许将看到一个好的故事欢迎浏览ddhw.cn。

　　就在2007年的最后一天，新华社报道，2008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文章，题目为《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来源: 南方日报

 
遏制“台独”要认真对待沿海城市的防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35021.html

    2007-12-30 英国最新一期《经济学家》封面主题文章是对2008年的预测。其中最大的预测都与中国有关。一是2008年随着中国举办奥运预示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元贬值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二是危机预测，认为台海危机将大于伊朗核问题的危机。文章的观点认为，伊朗可能与美国达成一个全面的妥协协议，而台海问题随着台湾当局的挑衅将难以调和，是2008年全球最大的潜在危机。

    随着2008年3月22日台湾所谓的“入联公投”的临近，台湾军方这两天又有人说用“雄风2E”导弹攻击上海、香港和三峡大坝。其实，这些年随着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的疯狂，我们一些城市的防空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为了开发房地产和工矿用地，想方设法挤占一些本来应该用于城市防空的用地，使得原来本可以实现杀伤区覆盖的防空效果降至到了外围拦截。如果从威胁的角度看，这对遏制“台独”无疑会有负面的作用。

    为此，马上出版的2008年第二期《舰船知识》杂志专门用了1万多字的两篇文章，专门讨论了中国沿海城市防空的问题。文章中以上海为例这样写道：

    例如，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北面是宽阔的长江口，市区离海岸线平均距离约40千米，对海方向防空存在先天不足，由于城市频海，缺乏架设雷达和防空系统的理想纵深和地形，而较近的海岸线限制了预警雷达的靠前部署，也没有高山阵地可以用来伸延雷达探测距离，因而雷达截获目标后留给防空系统和航空兵进入作战准备的时间非常短暂。

    以S-300防空系统为例，由于上海市区东部也为市区范围，且临海，没有部署防空导弹阵地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部署在这里其对市区的南北方向空中威胁就无能为力，除非在这两个方向再各部署一套发射单元，这无形中增加了部署成本，而按照S-300技术规定其应该部署在防御目标的威胁方向后侧，也就是说S- 300阵地应该部署在上海市区西侧，上海市区南北宽约80千米，东西长近90千米，S-300阵地如果部署在这一区域侧面，其预警探测距离就只能发挥设计距离（150—200千米）一半的作用。

    这与北京地区的S-300部署明显不同，北京地区拥有渤海、天津、唐山和廊坊近150—600千米的防空缓冲区，部署在大连等辽东半岛和烟台等山东半岛的S-300，可以火力交叠地覆盖整个渤海，成为保卫首都防空圈的重要门户。可见，防御纵深浅是“沿海都市圈”防空的共同问题。

    有关详细内容和观点详见2008年第二期《舰船知识》杂志。总之，采用非和平手段遏制“台独”，并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与我们的经济生活、日常生活都是有关系的。▲


毛泽东曾打算让高岗当总理？
http://www.stnn.cc/reveal/200712/t20071229_70385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1953年10月，中共爆发了自建政以后首次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即高岗事件。几十年过去了，高岗遗孀李力群宣称，毛泽东曾打算让高岗当总理。

● 高岗攻击刘少奇与周恩来

　　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1952年底至1953年初，高岗从东北被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李力群：毛泽东曾打算让高岗当总理？

　　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成员合影。黄克诚、谭政、 聂荣臻肖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1953年夏秋，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经过权衡，最终将高岗及其重要参与者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端了出来。

　　1954年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6日周恩来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事。会议开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954年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对高岗开始实行管教。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这时，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几个月了，却迟迟没有回音。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高岗在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惟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他的住处东交民巷8号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 高岗自杀

　　关于高岗的死，《高岗是如何画上人生休止符的》中记载：

　　8月16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没有学习。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恰巧这天，高岗的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轮休，而是副组长赵光华值班，李力群与他毕竟不如与赵家梁熟悉，这也是她没有及时反映这事的一个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忽然不见了高岗。李力群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里是通往楼下大厅的过道，半年来一直封闭着，堆放了许多杂物，布满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去那里，显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高岗说：“那你马上去报告，叫人把我抓走吧！”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赵家梁回到高家，高岗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后来赵家梁才明白，高岗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自己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算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最近一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这天晚上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有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两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少气无力地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高岗却毫无睡意，凌晨3点20分，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喝了一大把“速可眠”胶囊。

● 中共定论：高岗是死不悔悟的叛徒

　　多年之后，高岗遗孀李力群说，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当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李力群说：“是毛主席跟高岗谈话。主席说，高岗，你来做总理好吗？高岗说，我不行，还是林彪行。是毛主席跟高岗说，林彪在经济上不行。他会打仗。过去，蒋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对他很欣赏。”

　　李力群的话无从证实，但高岗在中共历史上早已有了定论。

　　对高、饶问题的最后结论，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对高岗盖棺而论的最终日子，距他自杀身亡过去了7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在这次党代会的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


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还缺什么
http://www.stnn.cc/life_op/200712/t20071229_703408.html

来源：中国青年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调查发现，18.40%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在2006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还是19.7%。55.72%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还不完全是世界强国，去年这个比例是50.8%。认同“中国是世界强国”的人数在下降。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教授称，这个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强大并不代表国家就一定强大。“这是好事！”(《环球时报》12月28日)

　　真正认识到相关调查数据背后的含义才是“好事”。

　　事实上，与认同中国是世界强国的人数下降相比，另一组调查数据在上升：52.46%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排在“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素的第一位，而在2006年的调查中，假冒伪劣产品损害国家形象排在第一，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排在第二位。

　　借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强盛也是与消极腐败“水火不相容”的。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官员腐败现象猖獗的情况下成为强国或者保持强国的地位。腐败会从根本上扼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机与活力。所以，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的人数下降与认为官员腐败最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人数上升，看似不同，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

　　关于如何遏止腐败，不是没有找到治本之道，而是如何真正走上这条治本之道。有民主人士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见《毛泽东年谱1941—1950》)显然，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做主，让人民切实掌握监督和约束权力的权利，维护好百姓的正当权益，就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道。

　　因此，从这些调查数据里，实际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国家要强大必须铲除腐败；铲除腐败要保障公民权利。所以，阎学通教授称：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与强大之间，并不是绝对成正比的，那么，在现代，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公民权利的强大却绝对是正比例关系。只有当认同自己的公民权利已经得到充分保障的公民多起来，认同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的公民才会多起来，“中国是世界强国”也才不会成为虚妄的海市蜃楼。

　　阎学通教授称：“钱多了起来，类似于一个人的脂肪多了，军事力量是国家的肌肉，社会制度是国家的骨骼，政府是国家的大脑。只有这几个方面全面发展了，一个国家才会成为真正的强国。”实际上，教授显然还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公民权利是国家的灵魂。只有当公民权利充分发展、充分得到保障了，整个国家有了“灵魂”(或者说信仰)，政府这个“大脑”才不会想错，社会制度这个“骨骼”、经济成就这个“脂肪”和军事力量这个 “肌肉”组成的东西才不会是行尸走肉，一个国家才会成为真正的强国。▲(作者：邓清波)


周恩来悼词起草前后 目睹治丧背后的斗争
http://phtv.ifeng.com/program/ksls/200712/1229_1621_348010.shtml

2007年12月29日摘自《世纪》 《人民文摘》 (2004年 第一期)

《口述历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周启才，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已28年。在周总理病危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受中央之命，起草了讣告和悼词。周总理病逝后，他又列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两个文稿的会议，亲眼目睹了在总理丧事问题上的斗争。现在，他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为世人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汪东兴纪登奎召开会议，安排准备周总理的后事。1975 年1月，周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看望天津代表团时说，“我膀胱上长了一个东西”。1975 年11月中旬，汪东兴和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小范围会议，到会的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和副部长郑屏年，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安排准备周总理的后事。要准备的有：起草讣告和悼词；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吊唁活动、追悼大会等初步方案。讣告和悼词由我执笔拟出初稿，治丧委员会名单和遗体告别等事项，由郭玉峰和郑屏年拟出初步方案。完成时间暂定十天，越快越好。总理患膀胱癌的消息，我是在1975 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期间听总理亲自讲的。当时我是大会会务组的负责人之一，总理到天津代表团看望全体代表，谈话最后讲到自己的病情：“经医生检查，我膀胱上长了一个东西，现在正积极治疗，问题不大，请大家放心。”这次听了汪东兴、纪登奎的讲话，才知道他病得如此严重。在中办秘书局，我白天要承办中央和地方诸多必办事项，只能安排每天凌晨一点至四点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我先动笔起草了讣告。讣告是悼词的缩写，悼词中其他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周总理的评价，在讣告中就要确定下来。讣告完稿后，我接着起草了悼词，两个文稿共用了八个上述时间。完成起草工作后，我报告了汪东兴，他指示：“两件文稿由你亲自封存和保管，什么时候用，等通知。”周恩来逝世。悼词成为斗争焦点。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主动出击，会议开始即充分肯定悼词内容。会议结束后，张春桥要起草人压缩“向总理学习那部分”。1976 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

上午10时许，汪东兴电话通知我，要我携带讣告和悼词初稿，同李鑫同志一起进行修改。我俩先修改讣告，因为下午政治局会议第一个议程就要讨论。李鑫对讣告个别语句做了一点修改后，我安排专人把修改稿送到中办秘书局印刷厂，要求下午两点以前印出交给我。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我将讣告印件分发给到会成员，小平同志指示我在会上读一下。汪东兴考虑到小平同志耳背，示意我坐在他右侧后面读，以便他听得清楚。总理讣告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全文约一千字左右。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这时小平同志问汪东兴：“悼词准备好了吗？”汪东兴说：“在总理生前准备了一个初稿，正在修改。”邓小平说：“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时间开会讨论。”

接着讨论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在讨论中，“四人帮”十分猖狂，他们极力压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对治丧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治丧方案和建议横加斥责。如治丧办公室提出请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四位政治局委员来京参加总理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时，江青、张春桥厉声责问：“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是还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叫到北京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时间安排五天，人数安排六万时，“四人帮”极力反对，硬是把时间压缩为三天，人数压缩到四万。周总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主席批准后，1月9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登出。举国上下顿时陷入极度悲痛。李鑫和我集中全力修改总理悼词初稿。悼词修改完，中办秘书局将印件在会前分发给了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1月12日下午3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有关事项。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已身处逆境的邓小平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他忍受着内心悲痛，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同“四人帮” 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悼词成为了斗争的焦点。

会议开始，邓小平就采取主动出击，使“四人帮”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总理悼词文稿，我已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人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想从悼词中抹掉它，但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卑鄙的办法。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说：“对悼词文稿，我再提一点具体补充，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 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

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我们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看邓大姐还有什么意见。散会后，我和李鑫走到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我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我们听后一愣。他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我们心里十分愤怒，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改。”张春桥听后，怒气冲冲地走了。事后我们把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张春桥反对悼词中这几段向总理学习的话，他不敢在会上提出来。你们把他顶回去，做得对，我支持。”邓小平说：“四人帮”开始反对我给总理致悼词，是有阴谋的。他们见反对不成，又同意我给总理致悼词，也是有罪恶目的的。

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总理致悼词。开始“四人帮”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帅致悼词。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四人帮”最后也没再提出反对。粉碎“四人帮”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给总理致悼词这件事时，邓小平说：“四人帮”开始反对我给总理致悼词，是有阴谋的。他们见反对不成，又同意我给总理致悼词，也是有罪恶目的的。当时他们看我政治上快不行了，要下台了，我一下台，通过我给总理致悼词的声音也就再出不来了。

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有关总理丧事的两大重要问题———悼词和由谁致悼词，均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会后当晚，李鑫和我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印好后我给邓大姐秘书打电话，请她报告邓大姐：“总理悼词今天下午政治局通过。我马上派专人将印件送过去。”次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值班，邓大姐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悼词我看过了，很好，我没意见。请转告小平同志。”这时悼词就要进入最后的报批程序，我和李鑫又通读了一遍，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涌上了我们心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悼词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四人帮”再敢在路线问题上诬蔑周总理，就有尚方宝剑制他们了。可是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加上这句话。

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叫我们带上悼词印件去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报告，请小平同志定夺。我们赶到小平同志家中，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毛主席于1月14日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摘自《世纪》 《人民文摘》 (2004年 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