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斯皮尔伯格辞奥运艺术顾问的做法不负责任
http://www.stnn.cc/china/200802/t20080214_730546.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星岛网2008-02-14讯】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日前表示，因不满中国政府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他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中国驻美大使馆2月13日对此事发表声明称，指斯皮尔伯格的做法不合理、不负责任及不公平。将政治及体育挂钩有违奥运精神。

　　香港《文汇报》报道，斯皮尔伯格在一项声明中说：“我已经决定正式宣布停止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艺术顾问工作。”他表示：“苏丹政府对于正在发生的暴力负有大部分责任，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应该做出更多努力，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间苦难。”

　　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事发表声明称，指斯皮尔伯格的做法不合理、不负责任及不公平。声明强调，达尔富尔问题并非中国内政，也非中方引发。使馆发言人还表示，将政治及体育挂钩有违奥运精神。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专家王明进说，奥运的精神不应该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它是主张合作、和平的竞争。少数人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对奥运精神的这种干扰不会成功。他又表示，西方国家是利用这个问题来指责中国，及干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

　　斯皮尔伯格并非首位杯葛北京奥运的名人，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发言人1月底也表示，查尔斯王子确认没有出席北京奥运会的计划。查尔斯王子没有说明他作出上述决定的任何原因，他也没有说他是否已经收到了中国方面的正式邀请。

　　中国是苏丹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关系密切。中国向苏丹购买大量原油，又向苏丹出售军火。

　　联合国估计，达尔富尔区发生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行动、加上内战、连年饥荒和瘟疫，总共导致二十万人死亡。直到现在，该区仍不断发生滥杀和强奸妇女的暴行。上周，苏丹政府军又发动多个月来最猛烈的攻势，攻击达尔富尔区内三个城镇，迫使二十万人逃离家园，数以千计的难民逃入邻近的乍得。


据称发改委高官将出任国务委员以上要职
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8/02231495693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18日 金羊网-新快报

　　宏观调控面临重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懂经济的官员在新一届政府中将获重用

　　新快报讯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即将于3月份举行的“两会”，将选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其中国务院的组成人选无疑是最受外界关注的。近几年来，一大批出身于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纷纷出掌国务院的财经要职，显示了发改委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据悉，在新一届国务院中，将有来自发改委的官员出任国务委员以上的要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历来是政府第一部委，被称为“小国务院”。

　　在3月初开幕的“两会”上，将选出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包括正副总理及各部委首长。中共中央在本月下旬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将讨论这一人事方案。温家宝在第二任总理任期内，将打造一个怎样的财经班底，无疑是方案的最大看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就政府工作报告举行座谈会时指出，2008年恐怕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分析人士称，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压力，将令发改委官员在新一届政府中得到进一步看重，甚至升任国务院的领导成员。

　　国家发改委的现任主任是61岁的马凯，他曾于1995年至1998年担任副主任，后调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2003年返回发改委担任主任，在过去五年抑制经济过热、加强和改善宏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已成为温家宝财经班底的核心人物。

　　在本次“两会”上，一批年龄接近或超过65岁的部长届时退休，如建设部长汪光焘。而现任建设部党组书记姜伟新则是最热门的继任者。他在从北大毕业后在国家发改委系统由一名科长，三十多年历经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晋升为副主任，分管固定资产投资等工作。而建设领域无疑是近年投资过热的重点。中央点名由他出掌建设部，用意也在于此。政情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培养中国高官有几个相对比较集中的来源，如共青团出身的干部，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干部。而发改委长期以来在为中国财经部门输送高官方面，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发改委的职能几乎涵盖国务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其中任职有助更好把握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积累更多的经济管理经验。
 

　　★ 曾在发改委任职的政要

　　姓名     现职                    发改委任职时间及职务

　　曾培炎 国务院副总理              1998——2003主任

　　汪洋  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1999——2003 副主任

　　陈德铭 商务部长                  2006——2007副主任

　　李盛霖 交通部长                  2003——2005副主任

　　李荣融 国资委主任                1998——1999副主任

　　郝建秀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7——2001副主任

　　姜伟新 建设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99——2007 副主任

　　张平   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        2005——2006副主任


中央党校学者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三民公式
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8/06501495883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18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二月十七日电 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央党校学者列“三民公式”

　　中新社记者 张朔

　　“解决了民生、民主问题，就能凝聚民心，巩固民心。有了民心这个前提，无论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扩大政治民主，就都能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就是民生＋民主＝民心＝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曾业松今天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说：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方向，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目前的基层民主状况与过去相比有很大进步，但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加以完善。

　　曾业松近来非常关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二00六年四月至二00七年一月，全国县委书记、县长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班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五所院校举行。曾业松作为三农问题专家参加了该培训班教学工作，组织了“千名书记问卷调查”，并主编了二十多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关键时期关键问题》。

　　从新近出版的这本研究报告可以看出，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被外界称为“中共智库”的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所关注，也是处于关键岗位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关注的热点。

　　“千名书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积极推进管理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已成为共识。县官们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体制改革都从农村开始，“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都获得成功。当前和今后的民主化进程如果从农村开始，从村民自治开始，将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县官们表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搞好了，对于中共和全国的政治民主建设都有推动作用。基层党组织要体现先进性，体现较高的执政能力，“一要‘抓钞票’，带领民众发家致富；二要‘抓选票’，维护农民民主权力。”

　　透过“最头疼的问题”、“最强大的压力”、“最严峻的挑战”这些标题，可以看出《关键时期 关键问题》一书旨在直面矛盾。既客观反映民众要求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呼声，也反映在此问题上存在的尖锐意见，编著者还围绕这些敏感问题作出精到的分析。

　　曾业松说，研究现实问题特别是民主政治问题，必须求真务实。“我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真实地触摸中国的国情、省情、县情、乡情，透彻地了解民生、民主、民风、民心，深切地思考改革、开放、发展、稳定。”  ▲


毛泽东迫使周恩来两次做检讨的历史真相 （一）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2/0216_2663_401526.shtml

2008年02月16日 文史精华

★ 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示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未完待续）


毛泽东迫使周恩来两次做检讨的历史真相 (二)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2/0216_2663_401526_2.shtml

★ 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他在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 ‘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8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3月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做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对毛泽东的要求还有距离，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为了把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和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5月5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文完）（摘自2007年12月《文史精华》）▲


“科索沃”之祸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99483.html

文／银河巨星

　　不顾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的支持下，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对于这一发展，当事国塞尔维亚自然无法容忍。14日，塞政府发表声明，提前宣告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无效”。

　　作为塞尔维亚的“盟友”，俄罗斯也作出了明确的表态。普京总统在他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重申俄罗斯反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立场，批评支持科索沃独立的行为是“不道德和违法的”，并指责某些欧洲国家在科索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科索沃作为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最后一块“是非”之地，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怂恿下，就将悲壮地完成“独立”了；尽管俄罗斯极力反对，但按照俄罗斯目前的实力，要想阻止，怕是不能成功的，最多是外交上的“不予承认”。

　　对俄罗斯的实力问题，从美国国务卿赖斯2月14日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公开批评俄罗斯外交政治中的言辞指责中可以看出来：希望俄罗斯明白，苏联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弱小国家的威胁，单靠俄罗斯的力量，恐怕不足以产生明显的效果；为此，我希望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当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的行为。理由如下：

　　● １.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美国更是自小布什上台后奉行了“新干涉主义”、“炮舰政策”，这种战略性不仅使中美关系面临复杂的挑战，而且给世界造成了许多新的“热点”问题。美国饶开联合国对南联盟和伊拉克进行的“军事打击”，更给世界形势带来自二战后空前的“乌云密布”和不确定。本来应该由各个国家参与的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当然，这种参与是有区别的），面临着被霸权主义所践踏的困局！所以中俄共同反霸刻不容缓。

　　● ２.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支持科索沃独立，明显违反国际法，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确于法无据。在现有国际法框架内，没有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有关决议的保障，任何“独立”的行动都只能被视为非法。何况1999年6月通过的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还明确重申过对塞尔维亚的前身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如果任由这种西方这种行为发展下去，极有可能扩展到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何况我们还面临着台湾问题的紧迫！因此，这种模式不能让他存在，中国必须有相应的行动。

　　● ３.当前，俄罗斯和中国倍受美国全球霸权的打压，北约东扩、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中亚“颜色革命”......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挤压很厉害；美日军事同盟、澳，印和美日的“四国联盟、加上台湾小丑们的挑衅、南海领海领土之争......也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损害！在我们面临危险局面时、在我们实力和强大敌人有比较大的差距时，和俄罗斯结为实质上的联盟是目前我们的最佳选择！好在俄罗斯今年已经重拳出击，也需要我们与之配合。

　　我们的应对之策：

　　★ 一、明确宣布我们反对科索沃独立的坚定立场

　　●１.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主要担忧。

　　既然科索沃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世界上别的民族地区——即使在欧洲，也有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比利时的荷语区、乃至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甚至是苏格兰，也提出了独立的问题；还有北美洲：加拿大的魁北克、甚至美国自己就有想独立的三个州...... 为什么就不可以呢？第一块骨牌倒下以后，谁又能保证后面的骨牌能顶得住呢？

　　还有亚洲，在我们周边，就有印度的锡克教和克什米尔、中亚各分离主义，如果世界就此乱下去，对大家都无任何好处的。

　　● ２.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所决定的

　　就拿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来说，就不能不考虑美国因。要是没有美国撑腰，台独分子就没有任何低气和我们叫板。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其中最大的变量就是台湾问题。越来越多的分析评论人士认识到，台湾问题可能是打破中国正常发展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关于台湾问题，已经有许多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这里不再复述。

　　● 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所决定的

　　我们作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要在国际场合维护公平和正义；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和追求“和平”、“合作”和“中美关系的大局”，既害怕对抗所带来的影响（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又担心斗争所付出的代价，忽略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持久地和平，那么就会陷入一个“既没有很好地获得、享受和平环境；由惧怕斗争，从而无法建立更佳的国际环境”的怪圈中来！最终失去的是过去我们因为朝鲜战争而树立起来的既令对手恐惧、又令敌人佩服的、在国际上敢于主持正义的“世界硬汉”的国际形象！别忘记，是谁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在一个主权国家被赤裸裸的霸权所分裂和分割之时；在美国绕开联合国的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带领北约带头闹事，大有以北约取代联合国之时；在美国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为借口，看谁不顺眼就整谁的时候，我们不能再用今天暧昧的态度换来了明天的祸根！

　　★ 二、旗帜鲜明地掘弃“不结盟”的政策，值此机会，加强和俄罗斯的联合，巩固上合组织，对抗霸权主义。

　　● １.“不结盟”的政策已经过时

　　“不结盟”的政策是我们在冷战后期所制定的，对于我们稳定中、美、苏三角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随冷战的结束，美国变得一超独大，目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还是美国，你恨也罢，骂也罢，你根本改变不了美国称霸全球的现状，许多问题你就的看美国人的脸色¬----当然，随着我们国力日渐强大，大国势力的重新洗牌就是必然的。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就是一条：不管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何，美国是不会容忍中华的崛起而客观上有打破美国的特权的趋势的，俄罗斯就是例子！

　　为了避免被美国“各个击破”，我们有必要结盟，尤其是和俄罗斯。看看战国历史就能明白：合纵和连横，才是六国对抗秦的主旋律，一旦六国联盟被瓦解，秦的统一也就成了必然。

　　● ２.我们的形势所决定

　　我们的经济中心，主要分布在沿海；而这个经济重心是原来在和美国的“蜜月”期所建立的，也就是整个８０年代建立的。而这个经济带的命运就决定了中国的生死存亡！

　　在９０年代，面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由于当时俄罗斯叶利钦亲西方的国策，中国突然发现，西方的矛头完全对准了中国！而我们薄弱的海防、面对第一岛链的弧形包围、东海划界、南海各国向我提出的主权要求，我们的海上力量还不足以保卫自己，只能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有心无力来拖延。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实力恢复较快，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硬，底气是经济实力的提升。近几年，俄罗斯经济连续保持较高增速，2007年黄金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俄罗斯已经开始不断“挥拳”：去年以来，俄罗斯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如着手研发第五代防空反导和防天导弹系统、频繁试射战略导弹和卫星、屡次进行反导系统拦截试验、恢复远程轰炸机与核潜艇战略巡航、大力发展新一代海基战略核力量；近日，俄罗斯海军航母战斗群和空军战略轰炸机在大西洋东北部进行了为期十余天的军事演习。更新的行动就是在远东地区，派图－９５战略轰炸机掠过日本领空和美国航母战斗群。

　　形势的变化，也要求我们与俄罗斯一起，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我们再也不要孤军奋战了，因为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为了遏制俄快速崛起的势头，西方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在亚洲，澳印日美“四方倡议”正变为“亚洲版的北约”，中俄面临着相同的压力。

　　大国的崛起是需要伙伴的，当俄罗斯、中国联手组成欧亚战略联盟，促进全球势力平衡，美国还有什么底气遏制两国呢？

　　我们不能再犯苏联解体时，不仅没有帮助、而且在客观上有推动作用的不明智的错误了（导致西方对准了中国自己）；也不能再犯９９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后，俄罗斯派切尔诺梅尔金作为特使，探讨中俄联盟，我们的不明确的态度之嫌的失误了。因为在国际上，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当然要注意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和弱小的俄罗斯都不是有利于我们的）

　　国家角色定位的基本依据来自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演变。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复杂而敏感，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在目前形势下，适时改变我们的外交策略，是必须的，这才是与时俱进。

　　● ３.韬光养晦，必须加上有所作为，才是终极目标。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头号军事强国。而俄罗斯试图恢复昔日的大国尊严，必将对美国形成制约。

　　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一切愿望都是幻想。要尽快提升综合国力，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尤其是周边国际）国内环境，并使这种提升具有持续稳定性，这就是当时提出韬光养晦战略的原因。目前的形势正在发生改变，因为发展到目前程度的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对周边国际环境有适当控制的能力，故而必须适当抬起头通过一定的主动方式加以引导，以使这一环境向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充分利用俄罗斯越来越与西方国家疏远的机会，强化与它的军事合作和能源合作，既保证中国免遭腹背受敌的窘境，又使在能源安全上加上重重一码。如果我们能将俄罗斯的发展重心转移到它的远东地区，中国期望将美国从在西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就有了更大希望。


　　所以，韬光养晦，必须加上有所作为，才是我们正确的的应对之策！

　　科索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区问题，也不是一个事不管己的问题,科索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在美国看来，在未来如何领导全球、维护全球新秩序的问题。美国以所谓的“民族问题”为借口，赤裸裸地分裂一个主权国家的行经，这种模式不能让他存在！

　　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回想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战略虽然在今天倍受非议，但当时却让我们在世界立住了脚，获得了经济社会发展启动的最初外力；“自力更生”也被人攻击为闭关锁国，但让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有了加入大国俱乐部的资本。面对21世纪风云变换的国际局势，在我们实力有了明显飞跃的时候，和俄罗斯结为实质上的联盟是目前我们的最佳选择！好在俄罗斯今年已经重拳出击，也需要我们与之配合，希望我们能够把握机会。(银河巨星)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７日 ▲


新疆警方情报：“东突”欲用生化武器袭击奥运
http://news.ifeng.com/mil/2/200802/0218_340_403037.shtml

2008年02月18日 环球网: 新疆警方1月底在乌鲁木齐捣毁了一个暴力恐怖团伙。这是新疆一年来破获的最大一起暴力恐怖团伙。《星岛日报》日前的报道提到，新疆警方的这次行动是在“北京奥运会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期间”，香港《文汇报》16日也说，新疆警方掌握情报，“东突”组织目前正在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奥运年发动恐怖袭击、甚至是生化武器袭击。

“从2007年捣毁恐怖活动训练营，到今年再次捣毁暴力恐怖团伙，这些都提醒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境外恐怖组织的渗透能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说，从目前情况看，新疆警方获得的情报很准确，采取的行动很干脆，处置的能力很过硬。他表示，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奥运安保不仅仅局限于北京地区，对一些曾发生过恐怖活动的地区也要多加关注。境外恐怖组织为获得西方国家道义上、政治上的支持，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境内制造暴力恐怖活动有一定的趋缓迹象，但仍在暗中积极进行武力破坏活动的准备与训练。从已破获的案件看，几乎每一起都与境外恐怖组织有联系。

李伟说，今年中国的反恐之所以更加敏感，是因为处在中国的奥运年，预防和打击恐怖、暴力犯罪，既是对中国民众的安全负责，也是对所有到中国参与奥运的各国人士的安全负责。目标瞄准中国的恐怖势力，比如像“东突”恐怖组织，已经在不同场合公开威胁要采用暴力袭击手段来干扰、破坏北京奥运，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和团伙，也有可能借中国奥运年来制造暴力事件，这是中国务必保持高度警惕来应对的，也是中国反恐一定会当作重点来防范和打击的。

与此同时，世界上各种国际恐怖势力的动向，中国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因为中国周边就有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猖獗的地区，而国际恐怖势力很有可能选择奥运会来锁定攻击目标。各方面的恐怖威胁叠加在一起，中国奥运之年的反恐任务确实艰巨，只有高度防范和严密控制，尽量把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把恐怖威胁减到最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试图用恐怖和暴力活动来干扰北京奥运会的人，其心态和思维异于常人，可能采用不同形式和手段进行渗透和实施破坏，对于长期处于安定、和平状态的中国社会来说，需要提醒大众提高警惕性，做好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


美媒体声称中国的防空系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2/0218_342_403148.shtml

2008年02月18日 环球网 美国newsmax网站2月12日刊登C.R.史密斯(Charles R.Smith) 题为《当今中国防空世界第一》的文章，文章渲染中国防空系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防空系统，对中国防空系统的技术来源乱加评析，指责中国从美国窃取光纤通讯等先进技术用于防空系统网络，还抨击中国向阿富汗塔利班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等国扩散防空技术，从而便于这些国家杀害美国军人，尤其是美军飞行员。

文章首先说，美国防务分析家现在认为，中国防空系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系统，比令人生畏的俄罗斯防空系统还要危险。

中国防空系统发展如此迅猛，是因为大规模运用了美国的商业产品，这些产品使中国防空系统具备灵活性高和升级便利等优势。

文章还指中国华为公司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政府执政时从美国获取大量先进的光纤通讯技术，并向萨达姆政权出售基于这些技术的设备，那些设备运用到伊拉克的防空系统。这家公司的举动被美国中情局发觉。

文章称，在中国公司的帮助下，萨达姆政权利用其防空系统击落美国及联军的军机，尽管遭到联军的多次轰炸，伊拉克的防空系统依然起作用，一直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

文章还引用阿富汗普什图语电台未经证实的消息，诬蔑华为公司将类似的光纤通讯设备提供给塔利班势力，但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文章还把印度的情报部门印度研究分析局扯进来。文章说，印度的研究分析局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华为公司的做法构成了一个“特定威胁”。

文章提醒布什政府不要重蹈克林顿政府的覆辙，布什政府不应该支持华为公司收购美国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这将导致敏感技术在全球扩散，这些技术运用到军事方面就会瞄准美国士兵。

文章最后称：中国的防空系统是世界NO.1，其技术基础却来源美国，肇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防空技术泄露，对于美国飞行员来说，这些防空系统部署在怀有敌意的中国是一个不幸的现实。

针对这篇文章的观点，《现代军事》执行主编武向荣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今信息技术大发展、战争形式也在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背景下，民用信息产品和技术本身就有两用性。既然美国通过信息技术贸易大发其财，那么他就必须要承担这些系统会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后果。美国在轰炸南联盟时F-117隐身战机之所以被击落，就是因为机场附近有人用手机传达出了F-117的起飞情报；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被步枪击落的 AH-64武装直升机也是由于在低空飞行时被手持手机的反美武装人员提前发现，才遭到了迎头痛击。

中国也和其他国家一起参与了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重建工作，恢复通讯网的建设对于伊拉克民生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公司的工作与西方公司从性质上讲毫无区别，如果说中国修建的通讯设施在伊拉克以后与美国的战争中起到了作用，那也和其他向伊拉克人出售手机及其他给美军造成“麻烦”的产品的西方厂家一样，不应该遭到特殊的指责和攻击。

美国为了避免仇视他的政府在军事上利用信息技术，就剥夺其国民享受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生活的权利，这无疑是一种霸权心态。而把中国防空系统的发展简单归结为对美国系统的应用，这不但是对系统集成的无知，也一笔抹杀了中国科研人员的辛勤和智慧。而把一两个中国公司正常的贸易行为动辄上升到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则反映了美国人面对中国快速发展，以及垄断地位受到动摇时的慌张与脆弱。

武向荣还提醒网友要注意这篇文章更深的一层意思，之所以美国有人会有这种论调，其实归根结底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的体现，最近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开始，发表文章的网站和作者有很深的共和党背景，就是想拿这个事情来攻击克林顿政府乃致美国民主党，给他们扣上一个“向中国出卖美国国家利益”的大帽子，以打压民主党的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