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四大顶级俱乐部博弈京城（一）
http://fashion.ifeng.com/life/club/200802/0218_2739_403464.shtml

2008年02月18日: 本文来自2005年北京《华夏时报》，如俱乐部信息变更，请及时联络凤凰时尚频道 010-68977288-792  cncnvip@126.com

俱乐部文化起源于英国，17世纪的欧洲大陆和英国，当时的绅士俱乐部源于英国上层社会的一种民间社交场所，它们往往都有数百年的历史。这种俱乐部的内部陈设十分考究，锄古香古色的房间和美轮美奂的装饰，俱乐部内都还设有书房、图书馆、茶室、餐厅和娱乐室。俱乐部定期组织社交活动外，还向会员提供餐饮、银行保险、联系和接洽等各项服务。以前，标准的英国绅士是不会随便下馆子、去银行的，他们总是在自己的俱乐部里完成这些事情。就连写信、写短笺他们也都尽量用所在俱乐部的纸张，因为这样才得体。在传统的英国俱乐部中，英国绅士良好的教养、优雅的传统及对生活的高雅品位都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可以说在英国社会，一个人拥有多少知名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是此人社会地位高低的体现。

★ 一、京城俱乐部

代表会员：许荣茂、李泽楷 成立时间：1994年 入会费：个人会籍10万元人民币，公司会籍12.5万元，每月交纳月费1350元 会员构成：海外大公司总裁、领事馆人士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50层 面积：8000多平方米

★ 二、长安俱乐部

代表会员：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成立时间：1993年/入会费：个人会籍1.6万美元，公司会籍18万元美元/会员构成：来自传统产业的商界会员占大多数/地址：北京长安10街号/面积：10000多平方米

★ 三、中国会

代表会员：陈东升、王燕南/成立时间：1996年/入会费：常驻会员入会费15000美元/每月会费100美元，海外会籍入会费7000美元，本地会籍5000美元/

会员构成：6成以上是中外大集团的执行官和首代及大使/地址：北京西城区西单西绒线胡同51号，康熙二十四子府邸/面积：5000多平方米

★ 四、北京美洲俱乐部

代表会员：孙正耀/成立时间：2002年/入会费：每人1.6万美元/会员构成：多数是500世界强企业驻大陆的代表/地址：北京朝阳区华润大厦顶层/面积：5000多平方米

● 俱乐部———商机

    昨天中午，某跨国公司的高级顾问顾先生在长安俱乐部享受了一顿精致的日式午餐后，乘俱乐部的专车前往顺义参观现代汽车的生产车间和汽车的组装过程。

    作为中国顶级俱乐部长安俱乐部的一名会员，顾先生对于以１０万元人民币计的会费牗公司会籍１８０００美元每人，个人会籍６０００美元每人。另外，会员每年还要交纳会费１５００美元牍毫不吝惜：“这里真正能够做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叮我在这里参加了不少高层次的社交活动，交了不少商界朋友，找到了不少商机。另外，在这里宴请客人，是一宗特别有面子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虽然这里是富人扎堆的地方，但有钱没档次的想进也没门。”

● 俱乐部———婚姻

    ３４岁的王小姐，是北京某外企的高级白领，有着娇好的面容、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家世，惟一让她感觉无奈的是她的婚姻。相亲数次未果后，对婚姻开始出现恐惧和逃避的心理。一次同学聚会上，得知京城有专门针对不同收入的白领单身俱乐部，随后报名参加，现正和在俱乐部结识的“钻石级王老五”张先生拍拖。类似王小姐这种置身适合自己身份为白领量身定做的俱乐部还有很多，健身俱乐部、经理人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以及时下兴起的骑术俱乐部等等，不一而足。▲


四大顶级俱乐部博弈京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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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18日: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催生出各种形式与类别的人际圈子。

    在我们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种需求前提上，俱乐部浪潮一浪高一浪也就不难理解。

● 长安俱乐部大陆“第一富婆”的心血

    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段永基……这些风云人物均是长安俱乐部的常客。今年１０月，俱乐部迎来了１０岁的生日，俱乐部的主人———有大陆“第一富婆”之称的著名企业家陈丽华，聘请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前来捧常坐落在东长安街的长安俱乐部，毗邻紫禁城，与北京饭店、王府井金街隔长安街相望。走进大堂，一扇金光灿灿的巨型祥龙屏风（如图），是陈丽华的私人收藏。总经理是澳大利亚人万吉伟，记者日前前去拜访其会员部经理，刚落座，谁想万吉伟却微笑着出来迎接： “只要有新面孔出现，我一般会亲自出面迎接。

    长安俱乐部在长安大厦占了６层楼，面积８０００多平米。其中８、９层有意、日、中式餐厅，一个英式酒吧，可以为会员提供完全私人化空间。

    ２０个私密包间，大的可安排１８０人聚会，小的仅供两三人交流，１１个中式主餐厅分别用“一品、双喜、三元等传统吉祥的名字命名。有３个楼层是康体设施，会员可在这里打网球、壁球、羽毛球、保龄球、游泳。会员可免费参加很多俱乐部举办的健身课程，包括参加全球２００多家国际知名俱乐部的活动，享受北京几家顶级高尔夫俱乐部的价格优惠，陈丽华女儿负责开发的丽苑公寓的房租特价等。

    这里的９００多名会员中有１４０多名使馆人员。万吉伟认为：“俱乐部是有钱人对生活方式的一种投资，方便建立自己的圈子。对于吸纳新会员方面，我们比较倾向于主动邀请或通过老会员介绍，以增加保险系数，我们不欢迎说谎的人。”

    谈及敏感的消费价格问题，这位澳大利亚人直言不讳：“会内消费比一般酒吧稍贵，但比五星级酒店便宜些。我们还独创了极具特色的５款菜单：价位从８８８元人民币到４８８８元。会员可从中自眩”中国会巩俐在王爷床旁办婚宴坐落在静谧的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国会，是康熙２４子王府，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记者上周踏进这座５进深的院落，但见厅内铺设古制金砖，院中有两株二三十米高的百年古槐。位于入口处的三层楼房，地面一层是著名的四川饭店，其中一个雕梁画栋的房间，据说当年邓小平同志常来这里品尝家乡风味，席间提出那著名的“黑猫白猫”理论。

    １９９５年，港商邓永锵等与北京旅游集团合作，筹资７５００万港币修缮这座４００年前的王府，尽可能的追回了王府中流失的家具。整个建筑面积１００００多平方，内有４个大型和多个小型庭院，楼房是一组清朝典型的相互连接的华丽厢房，分设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厅。各厅均有私人珍藏，齐厅内就有张大千真迹。

    和其他顶级的俱乐部不同的是，只有中国会可以为会员提供住宿服务。因为这种独特的中国特色，中国会接待过无数外国元首和各界名流。希拉克、鲍威尔、撒切尔……连关之琳的生日ｐａｒｔｙ、巩俐的北京婚宴也是在这里摆的。

● 京城俱乐部“富人造反”迫使换将

    前不久，来自英国的伍彼德出任京城俱乐部总经理，俱乐部在改善服务质量方面大刀阔斧。他的前任是英国人魏得可。一位会员对记者说：“京城换将，与去年的‘富人造反’风波有关。”

    京城俱乐部是北京第一家供中外商人交流的高级场所。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中信集团以京城大厦土地使用权入股，美国俱乐部有限公司出资５０万美元，合资成立了京城俱乐部。这家俱乐部面积４３００平方米，有专用电梯，不用１分钟可直达５０层，许多会员特别喜欢它的高度：“站在京城俱乐部的３６０度环形回廊上俯瞰京城万丈繁华，有种一步登天的ＶＩＰ感觉。”

    作为会员最多的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现有会员１２００多人。在俱乐部的会员名册里，记者看到了一批声名显赫的名流：香港“小超人”李泽楷、福布斯富豪许荣茂、中信集团老总王军……这里云集了全球５００强大部分中国公司的总裁、相当数量的驻华大使，云集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商业领袖。

    去年６月２３日，包括大公司老板、驻京机构首席代表、大使级官员在内的近百名会员联手掀起一场维权活动，冲突的核心在于一是收费太高，一是过度发展会员。导致会籍价值大幅度贬值。地产界风云人物潘石屹也曾是京城俱乐部最早一批会员，２００２年他就选择了退会：“主要因为对俱乐部的服务和管理不满意。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来俱乐部看看，一进门，便让服务生拦住了。理由是朋友的裤子比较破。”

● 美洲俱乐部张朝阳等海归的乐园

    坐落在华润大厦２９层的美洲俱乐部，是４大俱乐部中最年轻也最有时尚色彩的，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开业。会籍部经理马玮是一位生于北京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女子，她几乎能说出所有会员的名字，“我们强调的是美洲特色，由夏威夷设计师设计装修，俱乐部里精致的雪茄柜珍藏着会员们的名贵雪茄，油画、铁艺也无声地传递北美风情，许多会员喜欢叫它美国会。”

    与其他的俱乐部会员不同，美洲俱乐部的会员几乎都有海外教育的背景，从事的很多是ＩＴ、银行业、投资业等新兴的比较“摩登”的行业，年龄也相对年轻一点儿，代表会员是张朝阳、孙正耀。

● 京城俱乐部知多少？

    除了著名的４大富人俱乐部，眼下北京的俱乐部种类丰富、数量很多。

    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１月的城市精英俱乐部，口号是服务“事业成长型”的城市中产与商务精英阶层。而北京大学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是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金融投资家培训班学员为主体的俱乐部，手中控制着１２００亿元的资本。

    更多的俱乐部与休闲健身有关。比如高尔夫俱乐部北京有３６个，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球迷可根据不同喜好来选择。健身俱乐部就更多，像嘉里中心、长城饭店、亮马河饭店、建外ＳＯＨＯ等有一定档次的楼里都有配套的健身俱乐部。此外，其他的各种俱乐部，如网球俱乐部、游泳俱乐部、保龄球俱乐部、远足俱乐部、单身俱乐部、经理人俱乐部等还有很多。

● 俱乐部里谁在乐？

    一辆高级轿车开到一家男子美容俱乐部楼下后停下，车上两位西装笔挺、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穿过大堂，乘电梯进入男子美容俱乐部。事后，美容院老板告诉记者，来这消费的几乎都是会员，至于费用吗？少则百元，多则数千元。“花这么多钱！都是谁在消费？”人们不禁要问。

    “总体上来讲，这些俱乐部主要成员是金领阶层和社会名流，”一位俱乐部会员这样告诉记者。“另外，一些在国内有机构的外国公司，他们也是俱乐部会员的重要一部分；国内大企业老总几乎也都是俱乐部的会员，所以准确地说，这些俱乐部其实就是企业领袖俱乐部。”

    你如果以为有钱就可以进入俱乐部，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要成为其中的会员，一要看收入；二要看职位；三要看所从事的职业。”一家俱乐部老总说。相对于健身、高尔夫俱乐部，入会单身俱乐部的条件要苛刻一些。

    第一带离婚证，如果未婚就不需要；第二带身份证；第三带工作证、职称证明；最后带钱，有几个等级：６００、８００、１２００。办了会员手续之后就会按照你的要求介绍对象，一直到成功为止。

    从会员费用上看，高尔夫俱乐部的入会标准相对较高。在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办理个人会员卡价格需要５．５万美元；在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办理个人会员卡价格是２８万人民币 。▲


美国会议员以达尔富尔为借口反对布什出席北京奥运
http://news.ifeng.com/world/3/200803/0308_2592_431282.shtml

2008年03月08日 环球网: “布什政府中不应有人参加这次种族屠杀奥运会。”3月6日，美国一国会议员又拿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攻击北京奥运。这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名叫弗兰克?伍尔夫议员还宣称，要在国会提“禁止美国官员用联邦经费前往北京观看奥运”的法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夏立平在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时说，这是个别美国政治人物为了提高自己“媒体曝光率”的行为，是美国某些人将北京奥运政治化的又一伎俩。夏立平还说，这样的法案即使提出，通过的几率也几乎为零。

●“不要去！不要让任何人去！”

据英国路透社3月6日报道，在一次本来要讨论“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增加拨款”的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议员弗兰克-伍尔夫提议美国官员应该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路透社报道称，伍尔夫“央求” 参加这次听证会的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说：“不要去！不要让任何人去！”。他表示，除非中国改变在苏丹西部冲突上的政策，美国政府官员一个也不许参加今年夏天的北京奥运会。在这次听证会上，伍尔夫还说：“如果美国官员前往北京看奥运，那就好比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去和希特勒一起看奥运。”

不仅如此，伍尔夫还扬言要在国会推动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官员用联邦经费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伍尔夫称，他支持布什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北京）奥运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好机会。他还号召议员也抵制北京奥运，称“我们都应该向斯皮尔伯格学习。”

● 伍尔夫何许人也

弗兰克-伍尔夫生于1939年，1981年首次当选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现为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曾多次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早在1999年，他就与其他国会议员一道，曾力阻美国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2000年，中石油在纽约上市时，伍尔夫也极力反对，因为他“担心”美国的投资者会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从而间接地把钱投给那些如苏丹这样被制裁的敌对国家。

2006年，对于美国国务院购买联想电脑一事，伍尔夫也“深感不安”。他认为，美国政府机构使用一个由中国政府所有的公司生产的电脑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他还说：“这个采购决定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有可能危害到我们在IT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环球时报记者 雷志华）▲


美军报告：北京对台动武的途径
http://topyl.com/view.php?fid=JSHT&id=2708329

http://www.topyl.com Top娱乐网 2008-03-06
 
    "尽管北京期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解放军仍在针对台湾继续部署的短程弹道导弹，这表明：北京不愿放弃使用武力。"
    
    ● 第六章 军队现代化与台海安全
    
    "近年来，台海局势已变得更加复杂、严峻......我军......已在进一步努力加快军事斗争准备步伐，以捍卫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中国国防部长 曹刚川
    
    综述
    
     台海的安全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互动。美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支持以台海两岸人民均可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中国正越来越能够通过外交施压和经济手段来胁迫台湾，而无需诉诸武力。同时，中国已将它的一些经济增长部分用作支持军力增强的资金，从而使它的军队能够向台湾直接施压。除了使军队拥有新的能力外，忠告还可能同时研发一些无需入侵(必要时则发动攻击)即可迫使台湾就范的作战理念。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间，台湾的国防开支实际上在不断下降，致使台湾当局越发迫切需要为维持本岛的自卫能力而付出必要的财政开支。上述趋势对台湾的安全构成了一系列挑战；而在此前，台湾安全的基础一直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力越过100海里宽的台湾海峡投送力量，岛屿防卫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台军自身在科技方面占优，以及美国有可能干涉。
    
    美国依照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已在着手帮助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除提供适当的防卫物资和服务、以便使台湾能够维持足以自卫的能力外，美国国防部还通过推动美国武装部队转型和对全球军力分布态势进行调整，维持着抵制北京方面使用武力或胁迫手段来改变台海地区未来形势的能力。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台湾已做出一些重要举措，以提高它的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加强它的军官和未授衔军官(NCO)队伍，储备战时物资，并完善各种危机反应能力。2007年6 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份总额为89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包括：斥资购买12架P-3C 海上巡逻机，对6套"爱国者"导弹系统进行升级，购买3架TP-3A 飞机的备用零件和144套SM-2海基防空导弹(SAM)，并开始研讨购买8艘柴油动力潜艇的可行性。此外，台湾当局还批准在未来三年内购买一些精确制导武器，包括：218枚AMRAAM 空空导弹，235 枚"Maverick"空对地导弹，以及60枚"鱼叉"Block II 反潜导弹。台湾立法机构还于2007年12月为2008年度通过了一份总额为105亿美元的预算案，比上年增加了12%，其中包括投资研究并进而设计、制造一艘柴油动力潜艇，以便与随后出台的产品竞标合同相呼应。总体而言，面对北京方面军力的不断增强，这些改进措施已经增强了台湾的防卫优势。

     ● 北京不愿放弃使用武力

    有限使用武力或选择"非战争"手段。中国可能使用多种致命的、惩戒性的或破坏性的军事手段对台湾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同时还可能辅以公开和秘密的经济和政治性行动。这种战争将包括动用中国海军打击台湾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设施，从而动摇台湾民众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心。与之类似，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也将渗透到台湾岛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实施暗中破坏，或者将台湾领导层作为袭击目标。
    
    空中打击和导弹攻击。进行有限的短程弹道导弹袭击和精确打击，打击目标是台湾的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航空航天器材和通讯设施，从而有助于发动一场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压制台湾军事和政治领导层的战争，还可能摧毁台湾民众的战斗意志。
    
     海上隔离或封锁。北京方面可能宣布，正在驶向台湾各港口的船只必须停靠大陆港口，在驶向台湾前先接受安全检查。北京方面还可能试图通过宣布在进行军事或导弹演习，将台海地区封锁，封闭进入台湾港口的航路，以禁止船只进入台湾港口，迫使商运航路改道，从而收到与封锁相同的效果--这与1995-96年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如出一辙。
    
    尽管传统的海上隔离或封锁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更大，但对解放军的海军的能力要求也较高。解放军的一些学术著作认为，成本较低的措施包括：空中封锁、导弹袭击、布雷及另一些堵塞港口的方法，以及其它一些以较小代价获得可观效果的办法。中国的精英人士可能会低估因试图限制台海航运而引发的国际压力和军事行动升级的风险。
    
    两栖登陆作战。按照中国的"联合登岛作战"设想，两栖登陆是相当复杂的军事行动，将有赖于联合封锁、后方支援、从属性的后勤行动、电子战以及空中和海上支援--在实践和空间上都要协同一致--以突破或围困台军的岸防设施，建立和确保滩头阵地，向预定的登陆地点运送人员和物资，随后发起进攻，以分割、夺取和占领主要目标和/或全岛。
    
     解放军目前能够发动多种形式的两栖作战(全面进攻台湾除外)。中国军队除进行季节性的例行两栖登陆训练外，没有多少公开的军事准备；它能够进攻台湾占据的某个小岛(如东沙群岛或太平岛)。这种对防守薄弱岛屿的有限进攻将展示军事能力和政治意愿，获得货真价实的领土收获，并可能被描绘为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克制。
    
    但是，这种行动将蕴含明显的--可能是不可抑制的--政治风险，因为它可能激怒台湾民众和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     

    ● 对台战争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北京还将不得不考虑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冲突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中国领导层承认，对台战争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台湾还是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地。旷日持久的战争将摧毁台湾的经济基础，大陆需要花巨资来进行重建。国际社会的制裁将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军事冲突还将严重损害中国近年来努力树立的国际形象，并对北京举办2008奥运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军事冲突还将导致大陆的国内动乱，北京方面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突发性因素。最后，中国的领导人们承认，中美因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必将使得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敌对状态--这一后果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毛泽东痛批周恩来陈云：离右派“五十米远”（一）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80308/14715273.html


2008-03-08 中华网论坛（本文摘自叶永烈著《陈云之路》）陈云早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１９５６年初，在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下，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
    
    “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进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未完待续）▲


毛泽东痛批周恩来陈云：离右派“五十米远”（二）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80308/14715273_3.html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到1962年，钢的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
    
 “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那“1070”高指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薄一波说：“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
    
    毛泽东在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至1250万吨。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九百万吨钢材，就要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一千三百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五百五十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一百五十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在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算了一笔笔细账之后，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做法，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但是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