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境外军情部门借地震探查中国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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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21: 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大校18日介绍，截至5月18日12时，中国军队和武警部队共出动113080人参与四川抗震救灾。出动部队主要来自成都、济南、兰州、北京、广州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武警等大单位，涉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20余个兵种。一场建国以来罕见的大规模非战争军事行动正在紧张展开。

　　可就在全世界极度关注中国抗震救灾进展的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情部门也带著复杂的心情，注视著这场大救援。

　　★ 间谍卫星瞄准灾区

　　四川，向来是境外军情机构比较关注的地区。

　　国外认为，中国当年的“三线”建设，使大批军工企业转移到四川等内陆地区，至今四川仍有众多要害军工企业，涉及中国的核、航空、航天、军工电子、重型机械等领域。这些军工企业及军备研发基地平时处于保密状态，不易侦察。但在地震发生后，伪装可能损坏，建筑物及内部情况可能暴露。加上人们忙于救灾，可能疏于平时的保密措施。这对“观察者”来说是个良机。

　　13日，灾情发生的第二天。据路透社报导，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情报分析人员就在分析由间谍卫星获取的四川大地震图像。15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在其网站上刊登了利用陆地观测技术卫星(ALOS)观测的地震地区资料图。当天，台湾“福卫2号”卫星拍到的震区图片，也在网上公布并流传开来。

　　众所周知，卫星图片具有军民两用性，既可以用作地质科研和救灾，也可以用作情报侦察。美国的NGA由原中情局“国家图像判读中心”和国防部情报局“图像分析处”等单位合并发展而来，台湾的“福卫2号”则具有很明显的军用侦察功能。

　　种种迹象表明，境外军情机构对灾区怀有异常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排除有卫星活动之外的侦察行为。例如，境外“观察者”可以从各救援力量的集结、起运中看出部队驻地、人数甚至番号；运输与救灾现场形势复杂，军民装备混杂，使“观察者”可以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军队调动和救灾中地面通信活动频繁，卫星工作量大，“观察者”可以收集到大量军用电讯特征，以备后续研究破译……

　　这些资讯在经过分析整理后，可能产生涉及军队部署情况、军工生产格局、新装备研发与使用、部队指挥关系、电子通信加密方式等方面的情报。虽然这些资讯不可能非常深入，但有助于“观察者”得到一个笼统的静态轮廓。

　　★ 动态分析军队调动

　　当然，“观察者”不会仅停留于“现场有什么”这种静态观察。对救援进程的动态分析，将有助于境外了解中国军队从战略层面到具体作战层面的能力。

　　此次地震对中国形成的冲击，不亚于一场战略打击。重大突发灾害面前，中国的决策层如何反应、国家危机处理机制如何运转、党政军群各方协调性如何……这些动向可以体现出中国的战略能力。而“观察者”平时仅通过资源、产值、军力等静态指标评估，是推测不出这种能力的。

　　地震灾害发生后，中国各大军区、海、空、二炮10万大军从上千公里外迅速开赴灾区，再加上相关保障力量的跟进，这种军队动员规模和机动距离，在世界上堪比大战中的行动。如果地点放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几乎相当于一次从德国推进到乌克兰的大纵深联合作战。这对军队的动员、机动、联合指挥、联合勤务保障都是严峻考验。

　　在现代作战中，一线作战力量的战时活动有时简单异常。如美军飞行员在伊拉克上空所做的事，有时与打电子游戏一样，都是按设备提示按下一个按钮，其余的事就不用管了。但在这种看似简单的活动背后，却是比以往战争都复杂和艰巨得多的后勤活动：部队要按时开进一个地域，飞机、车辆要油料、要维护、要导航，人员要补给，空中地面多路部队需保证联络、有序分工和相互配合，不可预料的天气、地形条件会形成阻碍……方方面面的问题困扰著指战员。

　　而参与救灾的军队，不仅会遇到上述问题，还要在到达现场后进一步开展复杂得多的救援行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挽救比摧毁的难度大得多。因此，“观察者”通过此次救灾活动，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水准。

　　★ 境外“观察者”心情复杂

　　隐藏在幕后的“观察者”这次会得到怎样的结论，恐怕永远不会被外界知晓。但从西方媒体公开报导情况来看，中国政府的救灾效率、中国军队短时间内的动员力，中国军民在大灾面前顽强和团结的场面，都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战略角度看，领导层危机处理能力、政府效率与民众意志，都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要素与资源、人口、装备等硬实力结合，能产生倍增效应，未来在国与国的博弈和对抗中将发挥惊人效力。

　　中国在地震大灾中焕发出的国家战略能力，向外界传达了强烈的战略资讯，任何人都不能不肃然面对。相信“观察者”们仍会怀著惊讶与钦佩的复杂心情，继续观察下去。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


地震局专家：社会公众对地震预报存在大量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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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21: “网友怎么骂我们都不过分，我研究了一辈子临震预报，还是没有多大进展。”5月19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书清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国地震预报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但要想准确预报地震，“我敢说最近10年是不可能了”。

　　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则表示，指责中国地震局不能预报汶川地震是“板子没有打到点子上”，预报地震确实太难，但中国地震局在科研方法、工作布局和与相关部门的协作方面，是存在缺陷的，这是汶川地震后应该吸取的教训。

　　● 难处：临震预报非常复杂

　　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不少网民指责中国地震局未能准确预报地震。为此，钱书清说，她感到非常愧疚。临震预报是最重要的，又是非常艰难的，并不是出现鸡飞狗跳就能预报出地震。

　　“目前有四五十种预报方法，比如通过水温、地电、地磁、地温、氡气、电磁辐射的变化，都可以预报地震。”钱书清介绍说，地震预测不能和气象预测相比。气象预测可以深入到大气层测各种要素，但要想深入到地底下就非常困难，10公里就已到了极限。而且我国地质结构特别复杂，仅这次引发汶川地震的龙门断裂带，从甘肃到云南，参数就有很大差距，“难就难在这点。”

　　通常仪器测到地震，要晚于地震发生，这是因为地震波传输需要时间，比如2000公里外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局要在4秒中之后才能测到。

　　徐祖哲表示，预报和预测是不同的，中长期的预测是可以的，但具体到何时何地的预报非常困难。中国地震定位水平世界一流，尤其是对余震的预测。

　　汶川地震强度达到8级，钱书清介绍说，这样强度的地震需要孕育几百年。为什么没有发现，应该反思。

　　● 缺陷：临震前兆研究

　　正因为地震预报艰难，钱书清和徐祖哲都认为应该加强临震前兆研究，而这些研究，目前做得很不够。

　　“前兆这个问题很复杂。是真的还是假的？唐山大地震前狗叫得厉害，是不是地震引发的？要有科学依据，需要排除假的，确定真的。”据钱书清介绍，有一位动物研究者，为了研究地震前的异常情况，曾经饲养了几百只鹦鹉，对它们的叫声做频谱分析。

　　徐祖哲认为，公众和媒体对地震预报方面的认识存在大量误区。“汶川地震前蟾蜍迁徙不是地震预报，但可以为地震预报研究提供依据。

　　他曾经参加过唐山大地震震后的研究，他说，当时唐山大地震震前出现过大量异常现象。一是人和动物出现异常，有不少人头痛、头晕。二是井水水位变化。一周前，一些井水水位急剧下降，地震前一天复原。三是出现黑雾现象。磁场增强，电离层飘动到地面，气体变黑。四是电磁场增强，日光灯自动发亮。五是地震前断裂带微破裂，有大量的电磁破辐射出来。另外，地震前磁场强大到一定程度后，无线电波传输变形，比如一些收不到的电视台忽然出现等等。

　　“目前的观测手段和方法都还没有达到准确预报地震的程度。”徐祖哲说，公众批评地震局预报不出地震没批评到点子上，地震局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地震的科学研究做得不够。

　　● 建议：增加监测点

　　徐祖哲认为，汶川地震给我们的提示很多，首先要在地震多发地带增加监测点。

　　“当时地震部门还有专门的电台，后来电话和手机普及之后，电台逐渐取消了。”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全部公众通信系统瘫痪，地震基层部门无法把信息传递出来，不可避免会造成救援延迟。

　　5月1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汶川地震新闻发布会上，工业与信息化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对本报记者表示，地震后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不排除以后为地震部门建专网。

　　★ 附：避震时如何防雷

　　由于余震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市民选择在户外进行避震时，如果遇上雷电天气，又该如何避雷呢？昨日，记者采访了四川省防雷中心的气象专家。

　　◆ 1.、雷雨天气时，地震棚应尽量安置在低矮、空旷、干燥的地方，切忌在大树下搭建；打雷时应蹲在地上，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千万不可躺下。

　　◆ 2、如果身处树木、楼房等高大物体，应该马上离开。

　　◆ 3、如在家中，应把电视的户外天线插头和电源插头拔掉。不要靠近窗口，尽可能远离电灯、电线、电话线等引入线，在没有装避雷装置的建筑内，则要避开钢柱、自来水管和暖气管道，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

　　◆ 4、远离危、旧建筑、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

　　◆ 5、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驾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

　　◆ 6、在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等工具物品扛在肩上。

　　◆ 7、如正在驾车，应停在远离树木的路边，留在车内。来源: 四川新闻网


陈铭枢张奚若说毛泽东"好大喜功"的历史真相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5/0518_2663_547233.shtml

2008年05月18日 国际在线

核心提示：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讲话。他说：“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

1957年6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8日至6月 3日，共13次，以及25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共有180余人发言)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愤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后来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此前“整风”中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对执政党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黄炎培、许德珩、刘斐、王昆仑、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依照“情理”，他们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此外，马寅初、梁漱溟、傅鹰、梁思成、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人，他们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死老虎”，或是在这次帮助执政党的整风中出了名的(即说过一些极其 “反动”言论的人)，或在历史上就是右派。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平安无事、无恙无灾。

反右运动爆发前，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民主人士黄炎培、胡子婴等已从外地考察回来，怕他们在“鸣放”时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让孙起孟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话。黄炎培有幸被打过“招呼”，其子黄万里却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曾认为这是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的过错，曾厉声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周谷城、张治中以及上述人物，他们政治上准确的身份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很明确的。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这些 “右派朋友”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信手拈来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邵力子、马寅初：“有惊无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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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初，就人口问题提出意见的，除了经济学家马寅初，还有邵力子。邵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作长篇发言(后来还就“以党代政”问题发言)，当时他的主张还得到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医学专家钟惠澜、杨崇瑞等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无论马寅初还是邵力子，后来都没有被打成右派(宋云彬先生和杨崇瑞、刘王立明女士则没有这样幸运了)。就邵力子而言，可能是因他在历史上以“和平老人”和民主人士著称，且当时他曾对章伯钧等在文字改革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过反驳，也就是说反右开始后，他转得快。相较之下，同为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的刘斐就慢了一拍。1957年7月 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即将发动的“大跃进”的意见，当时邵力子仍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支持“节育”。毛泽东则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嘛。”

马寅初呢？当时刘少奇、陈伯达等都在公开场合或指名道姓或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反右运动掀起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提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他的《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然而他有惊无险，这可能与他有过历史上坐牢的“资格”、首先倡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在反右开始后反对取消高校党委制等言论有关。至于后来康生布置批判马寅初，说他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并在北京大学和全国掀起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那毕竟是后来的事了。1958年5月3日，周恩来曾约请正遭批判的马寅初谈话。此后，康生主张将马寅初补划为右派，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此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马寅初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教授，国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是爱国的，坐过国民党的牢，出来后同我们合作；日本投降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他跟学生一起上街，走在队伍前面。这一段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对马寅初不能定成右派。”


张奚若：毛泽东认为他是“好人说了错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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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领袖之中，先后“落马”的有陈铭枢、黄绍竑等。

反右之后，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讲话。他说：“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后来，毛多次提及此事，并反复引用两人的语言。

说毛泽东“好大喜功”，有陈铭枢，有张奚若，然而两人后来的处境截然相反。陈铭枢因“公然诬蔑毛主席”，受到多次揭发和批判。

张奚若(曾任教育部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批评中共执政以来有“四大偏差”，为什么他说了却平安无事？因为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又被视为“特殊”人物。抗战时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逢开会便仗义执言，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新政协”会议上，是他建议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李维汉回忆说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即所谓“好大喜功”等)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


荣毅仁、章士钊、冯友兰：“擦肩而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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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运动中，出于“统战”需要，对一些人进行了特意“保护”。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他在被“点名”之后，随即表示：“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我就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的俘虏”。此外，还有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此前围绕“取消大学党委制”，他也有一份。不过，对他的批判(“重大错误”、“右倾”等等)总算是“雷声大雨点小”，此后他安然过关。“北洋余孽”章士钊当时也有右派之虞，据说他为此曾给毛泽东写信，后来毛指示说：章士钊的批评虽然言词过激，但用意还是好的。于是无事。

最不可思议的是，早被毛泽东教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冯友兰先生，在1957年刚开始就提出一个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抽象继承法”。无疑，揆以常情，谓其为右派言论已足够。然而，他竟躲过了此劫。

1957年3月，冯友兰受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毛泽东还请冯友兰发言，并说：“好好鸣放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4月11日，冯友兰受邀赴中南海，毛泽东夫妇请客，另有嘉宾金岳霖、贺麟、郑昕、周谷城、王名方等几位大教授。后来在反右时，他们都受到了某种保护。

1957年反右运动的关口，冯友兰正在出访东欧途中。待他回国，已是汹汹之势。后来他听人讲，当年他提出所谓的“抽象继承法”，中共内部的人认为他和贺麟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只是毛泽东听了，叫他们不要这样说。

关于一向有“王者师”气象的哲学家冯友兰为什么没有成为右派，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当时北大哲学系已内定他为右派，关键是寻找一个由头，于是北大党委找他征求意见，冯友兰却木讷不言，结果与右派“擦肩而过”。


梁漱溟、俞平伯、沈从文：“死老虎”的好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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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之前，梁漱溟曾公开向毛泽东“叫板”。他和毛有“老关系”。此后，梁漱溟铩羽，几乎噤口不言，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反右正酣时，1957年6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大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议上发言，他说：与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由来已久，如1953年就有人发表过“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由此，联系梁漱溟和中共在历史上的恩怨(特别是在1946年内战将爆发时充当“调人”角色)，如夏衍曾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不点名地描写：“1946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共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周总理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愤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地说：‘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于是，我们大可以设想：这一次，梁漱溟能逃得过吗？
 

在“鸣放”最热闹的时候，如梁漱溟、俞平伯等都曾接到过有关方面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不过，梁漱溟早在1953年已和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吵过一架，俞平伯则因《红楼梦》研究被批判过。或许有人以为他们会借此吐吐怨气，谁知他们两人都不肯参加会议，动员者无奈，只好作罢。两人于是逃过一劫。

还有一位，即“死老虎”沈从文。

1957年4月，《文汇报》记者上门采访沈从文，当时还表示要代他“鸣不平”——即开国之初他被郭沫若骂了一顿之后逐渐从文坛上消失的“不平”。然而沈从文却表示：“改行是自己决定的，有什么不平？”不久，北大新闻系的学生也上门来采访，沈从文却更加不悦了——他在介绍信上看到自己竟然与旧派小说家陈慎言、京剧演员“小翠花”(于连泉)并列在一起，自尊心受到打击，拒绝了采访。

两次拒绝采访，少了多少“故事”！此后，反右阵阵炸雷声中，沈从文也正好赴青岛休养，他从旁觑得真切，自己“平安无事”。“桃色作家”沈从文，继续做他的研究了。

另一个例子是史学大师陈寅恪。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说：“……他的身体和兴趣都不允许他参加政治运动，因而亦未被‘打’成右派。”


翁文灏、林斤澜：“沉默是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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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此前同卫立煌一起，已被毛泽东视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从而与龙云、梁漱溟、彭一湖等区别开来，后者只是“养起来，让他们骂”。翁文灏此前在民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谈“整风十分必要”。及后，聪明的翁文灏忽然发现“风气已大变，鸣放之风已根本停止”，于是，他不再轻易发表意见(见《翁文灏日记》)，由此躲过一劫。

甚至，还有许多人根本就是“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当然他们也就因为“沉默是金”而无恙了。

据程绍国的《林斤澜说》(其中有一节《天可怜见——林斤澜与“右派”擦肩而过》)，作家林斤澜也早已在 “名册”之中，当时和他同辈且稔熟的作家中已“有数不清的右派”，如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等，然而林斤澜居然“唯独‘漏网’”，何以之故？原来，当时北京“文联”秘书长要把林斤澜打成“右派”，可惜一番折腾，仍让林斤澜逃脱了，因为“专案”的结论竟是此人“没有材料”。不同于这一说法，邓友梅认为：“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性格决定命运”，这大致是不错的。当年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韦君宜的丈夫)嘱咐北京当红的四位青年作家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带头鸣放”，结果其他三位都成了右派，林斤澜却“忌走极端，亦忌稀泥”，完身而退。其实，这并非是他有什么“政治智慧”——所谓“可遇而不可求”，简直可以说是“运气”。


毛泽东发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六）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5/0518_2663_547233_4.shtml

说到反右运动时的各大报纸，当时受到沉重打击的有《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然而过去以“右”著称的《大公报》却表现得十分沉稳，其主持者王芸生也没有四处“鸣放”，于是落得个平安无事。至于党报《人民日报》，也由于社长邓拓把得紧(正是 “死人办报”)，没有在报上胡乱“鸣放”(从5月8日起，奉命刊登了许多“鸣放”意见)，相比较而言，损失就小得多。

其实，《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当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并且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有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大公报》中共党组负责人，说“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还去中宣部“抗议”，指责说：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对此，王芸生自己也颇为纳闷。直到1960年，他才从杨东莼那里得知，原来是毛泽东发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以为：其父能够“幸免于难”，依据王芸生自己事后的揣测，毛泽东所以保他乃是因为重庆谈判时他与章士钊曾建议毛泽东实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以及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于席间曾对《大公报》记者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在“大鸣放”时，王芸生因在文化部学习哲学，因此免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右派言论”。然而，此后在新闻界的批判会上，王芸生却并未得以免受炮轰。就在王芸生即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大公报》旧人曹谷冰奉命来“宣旨”(“反复向其交代”)：“只要在那些问题上做些检查即可过关。”(至于哪些“问题”，文中并未交代)王芸生感到突然，欲询问之，曹谷冰以不知内情而不语。后来王芸生在大会上做检查，如此这般，终被人“搀扶护送” 而出，“事情就算完结了”。但是此后王芸生却惴惴不安：自己是《大公报》的灵魂，“如何被轻易放过了”？

后来，中共与王芸生之间的联系人杨东莼告诉他真相，即王芸生的过关乃是领袖的示意。然而，王芸生闻之却甚为不安，并且感到“内疚”。为什么？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内疚，“从此闷闷不乐”，患上了糖尿病。

当年《大公报》记者刘克林之子刘自立后来还说：王芸生的无恙，仍是当年毛泽东说过一句关键的话，即：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马吧。


傅鹰：最应该成为右派的人却没有“入籍”（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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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中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人文学者的不同。前者，其研究内容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后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人世社会，则麻烦得多，比如一些学科如社会学、法学等，后来竟因此被取消，至于其中一些批判型知识分子或学者，更不得不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一再领受托尔斯泰所谓“在清水里浸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净化”。

民盟中央有一个“科学规划问题”小组，其成员有5人，即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他们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当时还有一个所谓“六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也有类似主张。反右时他们都受到了猛烈批判。但科学院的数学家华罗庚、生物学家童第周只做了检查，并未被打成右派——那是科学院领导张劲夫、杜润生等保护的结果。

此前“五教授”意见书中曾有一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如果是指科学院，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张劲夫等中共派来的领导，不过，张劲夫却没有借此发难。据说他曾亲自向毛泽东建议：科学家是国宝，在反右运动中应给科学院以特殊的政策。毛泽东吃惊于张劲夫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邢小群《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束星北档案〉随想》一文中说：“1957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

当时张劲夫不仅要了政策，还拟出具体的保护名单，直接保护了一批人。

曾积极反映科学家“鸣放”意见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反右运动中有人认为他是右派的传声筒，也应该被划为右派，但周扬却在大会总结发言时用巧妙和策略的语言，没有给予他过多的具体指责，于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过了关。

说到自然科学家，整个反右运动中最让人难以猜测的是化学家傅鹰，他是最应该成为右派的人，却有幸没有入“籍”。

傅鹰是北大化学系教授、院士，也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当年他激动于人民解放军毅然还击英国军舰的挑衅而从美国回来。他是一位性格鲜明、语言率真的人，看到、听到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要说出来，甚至是“我抗议”。早在1955年9月，他在《化学通报》发表了《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 一个三部曲》，文末他说：“我以公民的资格请求你们听一听一个化学工作者的意见，哪怕有许多偏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状况，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使从事于研究的人省去一些开会、填表、写订单、为经费着急、应付外行人指摘等的时间，而将其用在实验室中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结果，这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有不满的情绪，受到了批评。然而他的这些言论被毛泽东看到了，毛对傅鹰的这些尖锐意见作了两次评价，于是傅鹰得以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

毛泽东的两次表态，一是1957年5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其中有：“……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另一次是毛泽东在此前一天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傅鹰说过哪些“尖锐的”“批评”？时为中宣部文艺处干部的黎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能把这个发言公开印发，会少划好多右派。”

原来那是傅鹰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确“惊世骇俗”——几个小标题有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等。他还说：“(‘三反’等)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现在是长字辈吃得开”，“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傅鹰若不是右派，北大或者全国也就没有右派了。

傅鹰说过上述那些话，但也说过中共“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但是，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这些话。

除了毛泽东的两次“钦点”，傅鹰作为自然科学学者，也是他“幸免”的原因之一。此后傅鹰不仅没受到处分，相反还被提拔为北大副校长，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据说在“池浅王八多”的北京大学安排傅鹰当副校长，是当时中宣部“大阎王”陆定一的建议 (“文革”中毛泽东称中宣部为“阎王殿”，曾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


周恩来、彭真、胡耀邦、张闻天“庇护”了一批人（八）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5/0518_2663_547233_6.shtml

反右运动其势汹涌。不过一切事物一旦具体化之后，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在反右中居然没有一个右派，这是局长王冶秋保护的结果。当时文化部下达给文物局的“右派指标”有三个，而此前因“鸣放”有了问题的是谢辰生、陈明达、顾铁符三人，但王冶秋却为之多方开脱，以致负责文化部反右领导工作的一位副部长对王冶秋甚为不满，但也只好把王训斥一番了事。

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新先生写回忆文章《反“右派”亲历记》，开篇就说：当年“若没有吴老(即校长吴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然而“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此外，出于某些因缘，有没有人“罩”着，结果很不一样，如反右时章伯钧遭批判，农工民主党的张申府先生在会上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这样一句话，使得张申府也被划为右派，好在此前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有人以为“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了，在“文革”中，也以“不戴帽的右派”来看待。(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其实，当年如周恩来，也有出于无奈的时候，比如他本来欲加以“保护”的聂绀弩、周颖夫妇以及吴祖光、萧乾等，最后还是被划为右派。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周恩来反右时曾有意保护萧乾、吴祖光，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文艺界人士时特意点了两人的名，并称之为“同志”。然而吴祖光专案组听说后，恐怕又要翻案，立即贴出了吴是右派的海报。

萧乾曾说：“周总理并不是认为右派划得越多越好的人。”

又比如中共前任总书记张闻天，或许由于自己的经历，他也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1957年7月，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领导小组会议。当时他认为：对于即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来说，这涉及他们的“政治生命”，为慎重起见，须重新审查。此后，张闻天主持处理外交部的反右运动，他反复强调要特别慎重，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可划可不划应尽可能不划，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张闻天还十分惋惜地表示：外交部的所谓右派，多为“秀才”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如他曾经提到的外交学院的王绍坊等以及乔冠华、龚澎夫妇手下的关在汉、浦山、曹棉之、李肇新等)，后来在他的干预下，许多“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从劳改农场调了回来，重新安排了工作；至于其中的“著名人士”，他建议给予“冷处理”(拖过运动的高潮)，并加以适当的保护。由于张闻天的努力，外交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相较其他类似机关，右派少得多。也因此，当时外交部的反右遭到了非议。3年后，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就是所谓“包庇右派”。

另一个例子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新中国成立不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提交了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保留北京旧城，另外辟地新建一个首都的政治中心。显然，他们的建议大得反感，立刻被否定。到了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却因为有彭真的保护，得以免遭厄运。作家萧军也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才免于成为右派。

张僖在《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中说：“丁玲在被划成右派以后，因为她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丁玲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当作协宣布丁玲同志为右派的时候，丁玲同志自己也举起了手，表示同意对自己的结论。”

当年周扬、邵荃麟等还是“庇护”了一些人，如：“舒群同志本来是要被划成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周扬说：‘你们开除他的党籍都可以，但不要把他划成右派！’舒群于是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这一劫难。” 又如：“韦君宜和黄秋耘没有被划成右派……在党组讨论划右派的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极力主张不划韦君宜的意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有人主张划黄秋耘右派的时候，刘白羽认为不划韦君宜而划黄秋耘是没有说服力的。邵荃麟也表示赞同。”韦君宜没有被划成右派，她还试图“庇护”黄秋耘和刘绍棠。韦有幸被胡乔木 “庇护”了，胡是她在延安工作时的老领导。

另外，还有一些“土政策”起了作用。汪静之在晚年的自述中说：“后来反右了……我问邵荃麟和郭小川，贴了我许多大字报，怎么没有划右派？他们说，查过你的历史，解放前没有反党言论。如果解放前有一次反党言论，解放后有一次，就划右派，或者是解放前没有，解放后有三次，也划右派，如果是两次，就算思想错误……”汪静之在作协会上提过一次意见，在人民日报社的会上又说了一次，在文化部的会上不高兴说第三遍了。 “邵荃麟、郭小川说，那次你如果发言，就是右派了”。

还有胡耀邦。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等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但却被胡耀邦(团中央第一书记)保了下来。相反，党外的傅雷先生等，以及党内的陈沂、潘复生等，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据周而复的回忆：当年在上海，柯庆施要划傅雷为右派，周而复(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根据中央的政策，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好周扬赴上海听取汇报，柯庆施同意了“二周”的意见，于是市委派柯灵通知傅雷可以过关了。没想到，正当傅雷高高兴兴做了检讨，准备卸下“包袱”时，柯庆施却变卦了——他独断乾纲，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

也有惊心动魄的例子，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中尉助理员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给《八一杂志》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有类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论，结果被彭德怀定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来，划为右派。不曾想，未数年，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元帅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