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军面临新课题：重新寻找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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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yl.com 受众传媒网 2008-12-14 ：东方日报/两岸局势和缓，外交休兵，使一直以反台独为主要扩军、备战目标的解放军，顿时失去了准星。寻找新敌人，成为军头们的新课题。近期解放军的一系列强硬动作，外界或许可以多少得到一些启发。

在「台海必有一战」的口号下，解放军近十年来扩军、备战一直没有停歇，每年的军费增长都在十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海军和空军的主战装备更新换代，令人目不暇给。

空军除了引进俄罗斯的苏二十七、苏三十战机外，自己又推出第三代的歼十战机，并开始研製第四代的歼十四战机；海军的战略核潜艇、新型驱逐舰和护舰先后成军，航空母舰的建造，亦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但今年以来两岸局势的缓和，使解放军高速运转的备战态势，失去了动力。虽然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不久前在南京军区视察工作期间，仍然强调反台独是解放军的首要目标，但在政府的文官体系中，却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两岸起码有八年的和平时期，周边态势平静，应适当控制军费开支，将更多资源用于经济建设。特别是当前金融海啸爆发，财政吃紧，军队建设要为改革开放大局服务。

由于目前正值明年政府预算大辩论的敏感期，这种声音引起军方的警觉，不久前《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强调应抛弃和平建军理念，随时准备打仗，并提出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打赢资讯化时代下的战争。军报的潜台词就是，军队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军费更不能削减。

☆ 强硬举动凸显作用

为配合文宣，军方近期还大搞演习，显示重要性。近一个多月，东海舰队和北海舰队两个远洋作战舰艇编队，通过日本津轻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进行反潜演习；南海舰队一个远洋编队，在舰队司令的直接率领下，由东沙、中沙、西沙、南沙，到达曾母暗沙，进行了主权碑的投放仪式，行程一万五千海里。

另外，中国海监的两艘船亦突破日本封锁，到钓鱼岛十二海里内进行维权动作。军方的这些强硬举动，其实都是在寻找新的敌人，为反台独之后凸显军队的作用。

中国军力虽然过去有一定的增长，但离大国地位还相去甚远，这十多年军队建设，与其说是发展，还不如说是还债。整个八十年代，在「世界大战打不起」的判断下，军队建设基本停滞，直到后来台独势力发展，军队才得到加强。

其实，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不仅能够吓阻台独、疆独、藏独，而且还能保护海外的中国利益，比如保护事关中国经济命脉的石油运输线、打击国际海盗对中国商船的突袭、保海外侨民的利益等等。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要有全球性的防力量，解放军现有的能力显然还达不到要求。▲


中共努力摆脱政权“兴亡周期律” 坚持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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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作者: 王建华　柴海亮　丁静   

　  新华网北京12月12日电 题：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摆脱政权“兴亡周期律”

　　52岁的杨高升前不久又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算上这届的3年任期，皮肤黝黑的杨高升已在延安市西郊山坳里的这个名叫下砭沟的村子担任35年的村支书。

　　杨高升此次当选听起来颇为不易。他说他的参选资格必须要先分别通过群众和党员的推荐才算有效，然后再由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因此他的竞选演说既要“实在”又得要争取“打动”每一个人。杨高升最终赢得了90％以上的党员和群众的支持。

　　然而，杨高升未来3年内的工作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必须要全力兑现他所作的竞选承诺：让600多名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增长一倍，平均每户拥有50平方米以上用于商业出租的房屋。

　　“否则，我就得灰溜溜地永远结束我的村支书生涯。”杨高升站在村头，两公里外坐落着保存完好的毛泽东故居——枣园。

　　“两推一选”，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一项基层干部民主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中共去年秋季召开的十七大还提出，要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

　　在63年前延安的一座窑洞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来访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黄炎培，谈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摆脱历代统治者“治―乱”“兴―亡”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这位已故领袖把1949年中国共产党进北京执掌全国政权称作“进京赶考”，接受人民的考试和历史的考验，郑重告诫全党要竭力避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式的致命错误——因为胜利而骄傲腐化，并最终导致在很短时间内“人亡政息”。

　　毛泽东还提出至今仍被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警示的“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78年12月召开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总结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汲取国外经验教训，研究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形势，实现了执政党指导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内的分析人士说，同样引人瞩目的是，拥有87年历史、59年执政经历、7415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巩固执政地位、确保长期执政的新路径：在“民主”“两个务必”等的基础上，添加了“改革开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当今世界各国，不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都想巩固和完善自己的制度，发展自己的国力；不论何种阶级性质的执政党，都想巩固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实现长期执政。社会主义中国及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不例外。”

　　“中国的前途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开放，而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于其以改革的精神推进自身建设的现代化。”　严书翰说。

　　改革开放的30年，被世界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最迅速、综合国力上升最快、人民获得实惠最多、国际地位提高最显著的历史时期。ＧＤＰ年均增速近10％，数额扩大约70倍，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四；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额度增长约40倍，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额度增长约30倍；贫困人口锐减 2．3亿多人。

　　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已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指出，

   ◆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

　　已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并正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共产党强调，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只要有发展，就必须有改革。改革开放将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中共领导人认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自己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把先进性建设的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个方面，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上全面加以推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还要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落实到提高治党治国治军的水平上来。

　　中共党建专家认为党的先进性包括思想的先进性和理论纲领路线的先进性，表现为走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前列、人民的前列以及时代的前面，而归根结底表现在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2005年1月起，中共全党曾进行历时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赞同党的自身建设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的判断，改革开放使党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和新考验，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都要求党的建设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

　　戴焰军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仍然只能由共产党执政而且长期执政，但党必须清楚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执政能力、如何增强执政能力才能执好政、掌好权，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的拥护和支持，提升自身的合法性。”

　　“强调执政能力建设，科学认识和自觉把握执政规律，按照执政规律的要求执政，则体现了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已经将执政能力建设视为自身的一项根本建设和战略任务，因为它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强调执政能力建设还体现了中共对当前国际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目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整个世界处在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 很大程度上是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竞争。

　　中国人均ＧＤＰ已超过2000美元，但是世界经验表明，人均ＧＤＰ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也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的阶段。目前中国已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

　　另外，从中共的自身状况来看，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组织总体上很有战斗力，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建设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长期执政容易使党失去生机和活力，出现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理想信念问题、腐败问题、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问题等，造成党的生机和活力逐步衰减。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说：“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重大挑战。这也是中共高层一再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准确认识任务的艰巨性和形势的复杂性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其重要文献中使用“执政”一词，最早见于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执政”二字开始成为中央领导讲话中关于党建方面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而“执政能力”一词则最早出现在2001年5月23日江泽民的《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一文中；中共十六大报告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十六届四中全会还以此为主要议题专门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纲领性文献，表明中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 执政规律主要研究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内关系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执政党在其中活动的基本原则。

　　对一般执政规律与中国共产党特殊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进行历史性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是对共产党执政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然而，自从1957年发生反右斗争扩大化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失误后，“左”的错误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执政能力的探索开始出现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迷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党内民主遭受破坏，整个社会混乱无序，表明毛泽东对党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的探索偏离正轨。

　　“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全国性、全党性的大总结、大反思。中共以巨大的历史性代价换来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新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20年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成功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严重的失误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契机。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90年代，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一些历史悠久、执政时间很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甚至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其教训很值得中国共产党深思和汲取。

　　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的丧权亡党教训更值得中共汲取：它们分别在执政七十多年和四五十年的过程中，思想观念和理论路线停滞僵化，执政方式墨守成规，党内民主严重匮乏，导致自身素质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党严重脱离群众，腐败现象盛行，逐渐失去民心。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季正矩说，虽然苏东共产党也试图通过改革实现脱困复兴，但由于改革误入“改向”的歧途，加之反共势力兴风作浪和西方国家渗透演变，又从僵化跳到分化、西化，遂在1989年至1991年的短短两年时间里相继垮台。

　　季正矩认为苏东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违背执政规律、执政能力严重下降”。

　　党内的分析人士说，今后中共将继续在实践中坚持以理论创新带动各方面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在执政过程中加强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主要方面的建设。

　　这包括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能力、意识形态控制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利益调节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完善制度的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等。

　　中共今后将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取得新突破，进一步规范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并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黄宗良说，中共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执政，并且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面临权利的侵蚀，而且还面临权利和利益的交易等更为复杂的情况，因此将着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不断增强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制度入手，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努力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利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进一步健全完善配套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

　　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首部规范党内监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中共党内监督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成果。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有关方面还制定了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代表的上千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法规制度。近些年，全国每年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6‰。

　　党内的分析人士称，中共将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增进党内和谐，并带动人民民主和社会和谐。中共将继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党内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

　　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曾深刻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这是对政权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执政党内民主不足和遭到破坏，将会造成党员长期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感，普通党员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不关心，对党没有信心，群众更对党失去信任。苏联剧变前夕其国内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

　　戴焰军说，改革开放使中共的执政背景、执政资源、执政基础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它不仅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仅要巩固阶级基础，而且还要扩大群众基础，积极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一些社会阶层，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进党内。

　　社会主义从诞生起就面临着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竞争，其生命力和前途就在于不断发展、不断改革，不断释放制度的活力和优越性，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黄宗良说，政治文明成果并非都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总结吸收国外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还要研究借鉴西方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源: 新华网  ▲


中国政府尴尬应对贪官外逃 已然影响到民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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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尴尬应对贪官外逃

　   2008-12-13 作者: 尹鸿伟 825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一项巨大工程的投资数字，而是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的单笔受贿金额，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单笔受贿数目，一举打破了由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保持的“收受单人行贿3200万元”的最高纪录。

　　2008年10月22日，在国内被抓的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而曾经外逃到新加坡又返回，被判无期徒刑的胡星却正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监狱里栽花种草，等待着未来的减刑。

　　“但是并非所有的贪官都如同姜人杰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更多仍然逍遥自在，有些更是顺利外逃了。”曾经办理过褚时健、李嘉廷等众多官员腐败案件的律师马军说，“贪官们一旦顺利逃出中国，政府就将面对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被带走挥霍，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大肆声讨，而要把贪官和资金重新弄回国内并审理判决，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外逃归来的贪官往往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

　　2008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先后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再度引发了国内民众对贪官外逃现象的强烈关注。滞留法国15天后，51岁的忻伟明经劝说已回国，而52岁的杨湘洪仍然称病滞留海外，不知所踪，有媒体披露“之前其女儿已定居法国”。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日前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更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贪官们成功携走巨额资金，逍遥法外并肆意挥霍的情况，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肆报道，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

　　☆ 总能成功出逃？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两类官员最容易获得非法收入：一是掌握人事权力的，二是掌握经济权力的。前者主要从买官卖官过程中获取，后者主要是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云南省一名财政研究学者指出。

　　然后，如何花销，如何真正拥有那些贪腐钱财，成为贪官们日思夜想的问题，逃往异国他乡于是渐渐成了最佳选择。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将贪官逃亡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有预谋的。“逃亡贪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从始至终就打算外逃，这种外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且都是在任时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说，“先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安排家属出国，等家属在国外定居之后，自己再找机会逃之夭夭。”

　　其次是被动的、无奈的。郑明怀认为：“贪官往往比普通人聪明，不会轻易作出外逃的决定；但在中国反腐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渐渐没有了‘安全感’；如果不外逃，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人财两空，所以一旦嗅到对自己不利的气息，就‘走为上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外逃贪官们基本上都拿着合法的中国护照，乘坐各种合法的交通工具离开中国，迄今尚未出现因偷渡而被闷死在集装箱里或者淹死在太平洋之类的报道出现，甚至被一些境外媒体戏称为“合法输出的一种中国产品”。

　　“在杨湘洪带领考察团出国前，已经被有关部门约谈过，很难想象他为何还能大摇大摆出去。这与胡星、杨秀珠等人的经历非常相似。”马军说，“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有两点判断：一是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太疏忽，二是有人故意向贪官通风报信，总之结果是他们都成功外逃了。”

　　他认为，有关部门肯定知道杨湘洪的家人当时已在国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裸官”，其外逃或者说外出不归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好像还没有听说有哪名外逃贪官是自己跑出去，而把家人留在国内的。”

　　“在国外其实只有一种‘被抓回国’的风险，而在国内则什么风险都可能遭遇。一句话，外逃总比坐牢要好。”马军律师说。

　　为什么贪官总是能外逃成功？郑明怀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

     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也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以胡星为例，其在出逃之前除了云南省公安部门颁发的身份证和护照，还持有广东省某地的户口及护照、澳门的居民身份证，以及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护照等，而且都“人是名非”。被悬赏20万元人民币通缉，2002年已经外逃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与之对应的是，近年吉林、湖南等地已爆出数起公安机关参与倒卖护照的丑闻。

　　一名长期与高级官员往来的商人透露：“官员们无论因私、因公出国，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名字出去的。那些名字、证件有些是官方允许的，有些则是个人偷偷办理的。”

　　他表示：“在中国许多地区，花上三五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另办一个正式的身份证，而不需要迁移原户口。达成‘一人多个身份’的途径往往只需向一名派出所所长行贿就行了，而有了身份证自然就可以办理护照。长期以来，不但许多中国内地人这样做，不少港澳台商人也都拥有国内的正式身份证，目的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在内地活动方便。”

　　2008年10月27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在致该市中级法院的一封复函中就承认给香港居民刘容清办理了一个内地居民身份证，原因是“塘吓派出所民警由于工作疏忽”。

　　 ◆ “其次是一些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腐败分子出逃到他们那里，并积极为中国贪官提供各种便利。

     ”郑明怀说，“目的地国家的纵容助长了外逃贪官的气焰：为企图外逃的贪官在案发之前或之后转移财产提供条件，使他们在出逃后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中国贪官拥有大量的财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逃入国的消费；还有些国家希望把贪官们培养成反华势力。一旦中国希望引渡这些贪官回国，这些国家就会向中国提出各式条件，将贪官作为交换的筹码。”

　　国内外媒体不断披露：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地，经常可看到住豪宅、开靓车的中国男女，他们结成自己的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行踪诡秘。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可见外逃贪官之嚣张。与此同时，各种海外华人社区的日益繁荣也让部分贪官在海外生存更加容易。

　 ◆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

     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郑明怀表示，“贪官外逃，案件就查不下去了，背后的贪官也就挖不出来了；于是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对其外逃的准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还暗中相助。”

　　☆ 抓回来的难度

　　“很少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云南省的一名资深反贪官员说，“他们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 ‘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2005年5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但中国何日能将其引渡回国，仍是未知数。

　　目前，中国对待外逃官员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在两国之间开展区域性的刑事司法协作。其中“引渡仍然是最正规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员的途径”。

　　想抓回贪官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这些国家里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3个中国外逃官员的“潜逃胜地”，欧洲国家也只有4个与中国签订条约。

　　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的云南省已经成为众多贪官外逃的首选通道，该省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不少贪官是通过云南出境的，“但是大贪官一般都选择北美或欧洲国家，原因是它们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小贪官则选择相对容易入境的东南亚及南美大陆”。事实上，在整个缅北和金三角地区，一直生活着不少中国逃出去的 “神秘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都是“不敢回中国”。

　　“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一直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打官司，而且不断获得成功。”马军律师说，“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期至少有10年，这样就会使许多案件变得遥遥无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肆违法犯罪的贪官们及其家人，一旦到了国外，基本上都非常低调，非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往往与在国内判若两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马先生说：“他们不想惹麻烦，不想引起邻居和警察的注意，而且他们也不缺钱花，不需要到处抛头露面；平时他们的社会交往很少，所以许多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存在。”

　　马先生还透露，事实上许多贪官（也包括一些正常移民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改名，甚至离开中国时就用了假姓名，所以按照一般的方式很难查找到，并不是许多中国人想象的“去当地警察局就可以查到”。而正在英国伦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李韧也表示，“除了贪官们自己的低调外，事实上当地人也不关心这些人曾在中国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到欧洲，前提是只要他们不触犯当地法律。”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加拿大的马先生说，“还有一个关键，一些西方国家总认为贪官们被遣返后会遭遇酷刑甚至被处死，或者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正义考虑不愿意主动处理这些问题，这也使遣返变得更加困难。”

　　☆ 从“余振东”到“胡星”

　　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抓捕外逃贪官的力度，积极进行国际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

　　2004年4月，美国驱逐了被指控盗用中国银行4.8亿余美元公款的余振东，成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后来其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时，有学者把这个特殊案例称为“余振东模式”，理由是该判决是在中国自主审判下作出的，司法主权的实现源于余振东在美国的认罪和自愿选择解押回国，认为可以复制这一模式。

　　事实上，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6次公务往返、查证取证，花费巨大，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同时，美国在配合调查和引渡等方面，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与余振东同案的许国俊、许超凡尽管陆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但一直没有下文。

　　“成本巨大使余振东模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胡星案的辩护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振宇律师说，“并且在谈判中对美国政府、对余振东本人都作出了许多让步——脏款不全部追缴，最后余振东是向美国法庭认罪后遣返，并非直接向中国的法庭认罪，并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和美国法院的保证。”

　　张振宇律师表示，与余振东模式相比，以“劝返”为主要手段的“胡星模式”更具合理性。作为胡星的辩护律师，他认为“劝返”的方式有着“快捷、低成本”的好处，胡星之情节较之余振东之情节，涉案金额更少、造成的损失更小、主观恶性更浅、认罪更主动。

　　2007年初，第一名被“劝返”回国受审的外逃新加坡的贪官“胡星”曾轰动一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既无双边引渡条约，也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还是最终劝服胡星自动回国接受司法调查，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退还全部赃款4000余万元人民币。

　　2008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同样由最高检察院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又成就了一起案例。

　　除了对贪官本人的“劝返”，中国政府也不断“劝服”外国政府。在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思茅市，一名当地官员表示：“我们这里经常有贪官跑到隔壁的缅甸，或者更远一些的泰国、老挝，但是我们有办法说服他们的政府把贪官交给我们处理，甚至我们派人去他们的国家一起抓人。”

　　的确，中国从东南亚地区抓回贪官的成功率很高。2008年8月，泰国法院最终裁定将陈满雄和陈秋圆夫妇引渡回中国，该夫妇原为广东省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负责人，1995年卷款4.2亿元人民币外逃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并改名、整容，2000年被泰国以非法入境等罪名逮捕、判刑。同年11月，云南省思茅市又成功“劝”回来一名贪污了数万元人民币而外逃到缅甸的财务人员。

　　“随着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赞同有学者预测‘会有更多贪官外逃’的情况发生，中国越进步，他们的生存空间越小，外逃的可能性越大。”张振宇律师认为，“国家不能总是亡羊补牢，而必须未雨绸缪。”

　　曾经有人质疑“胡星模式”，认为这样会纵容更多的贪官外逃，或者让一些本不想外逃的贪官为了未来能够减轻处罚而故意逃跑，相反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张振宇则表示：“甚至很多执法人员都对我这样提问，他们对事件本质的认识本末倒置。”

　　他说：“贪官能贪，以及能逃，那是政府内部的监督出了问题，与贪官回不回来是两码事情，如果监督到位了，贪官怎么可能为所欲为，想逃就逃？而如何能让贪官回来，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现在杨湘洪就坚持不回来，中国政府能怎么办？要知道新加坡、欧美或者澳大利亚都不是中国的‘后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他坚持认为，法律和感情是两回事，让外逃归来的贪官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必须努力做的事。如果以后监督失职的官员也将被法办，官员、贪官“各负其责”，外逃成功将不再是贪官的“全部责任”，这样的质疑就不会存在了。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韦锋也认为：“中国的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对刑罚的理解和运用不应只停留于过去的‘报复主义’层面，灵活运用刑事司法技巧处理一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对罪犯本身，对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星案的结局让张振宇律师觉得特别遗憾：“政府错过了一次最好的历史机遇”，“本来，从‘余振东模式’到‘胡星模式’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工作技术进步，但是法院对胡星的量刑远远重于余振东，令‘胡星模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使这样的模式无法推广”。他表示，无论是在实现国家的司法主权，还是以国外自首形式节约办案成本，以及及时发现国内的各种体制腐败漏洞，胡星案的效果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余振东案。

　　☆ “劝返”的生存空间

　　进入2008年，鉴于胡星等案件的成功办理，中国最高检察院正式提出了“劝返模式”尝试；其时，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使该模式初见成效。支持者指出，“劝返”有一举三得之功：对我方司法机关意味着追逃成功；可以为逃犯地国家节省刑事司法合作成本；有利于逃犯地国家的秩序与安全。

　　云南省的一名检察官透露了“劝返”的一般模式：先派出人员到国外直接与贪官接触，通过做工作、谈判等各种方式，承诺一些从轻处理条件；随后再让国内有关人员与其通话，希望其回国接受调查。

　　当然，并非所有的“劝返”行动都会成功，比如对杨湘洪就无用。温州市没收了所有当地官员的护照，以防类似杨湘洪事件的再次发生。但众所周知，“没收护照是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老套方法，不一定有效”。

　　早在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紧急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的通知文件，加强对出境、出国干部证件的检验，以堵漏洞；2005年12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在缔约国中国生效，中国政府随即表示希望与超过150个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国际关系；但是这些停留在文件上的活动并没有给打击外逃贪官的难度带来多少缓解。

　　在对内的监督方面，中国政府的最新举措是再度要求官员申报财产，并且扩宽了对官员亲属贪污受贿行为的查处范围，加重了对诈骗和腐败行为的处罚，但是这些措施也让学者们担心会有更多的贪官受不了压力而选择外逃，同时带走更多的钱财。

　　还有许多人对此并不过分乐观。马军律师就表示：“如果政府总是不能严格执行现有法律，兑现一切反腐政策承诺，那么我将公开呼吁全社会抵制最高检察院在 2008年初提出的‘劝返模式’，因为我担心这样的规定会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官官相护’的新伎俩，促使更多的贪官以外逃方式迂回逃避法律处罚。” ▲  来源: 四川在线


三峡蓄水致库区民房普遍开裂 明年退水将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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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13 作者: 田 磊

　　☆ 后三峡时代：地质灾害与二次移民

　　上级要求，蓄水期间，不能死一个人！”冉洪钧一边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边跟记者诉苦，压力太大。他是重庆市云阳县地质观测站站长，这个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刚刚又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最严重的是江口镇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缝太厉害了，必须赶快搬迁。”冉洪钧刚从那里回来。

　　从9月底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生态容量和地质结构都将承受最大的考验。不能死一个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基层，让库区的各级官员绷紧了神经。

　　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是，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172.78米。

　　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第一次大考，但这仅仅是开始。“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说。这也意味着，对于三峡库区输血式的投入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而结束，在新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库区范围内的每一宗环境事故都会成为敏感话题，生态建设的投入将会与日俱增。

　　☆ 灾害频频

　　自从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以来，黄成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先是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到今年6月份，大坝175米蓄水，要进行清库，他家最后的几间瓦房也要被淹没了，新房子却还没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暂时搬到了镇上废弃多年的粮库里住，如今，水面还没有达到175米，粮库房顶和墙壁上的裂缝一条接一条地崩现。

　　11月19 日，记者来到这个汤溪河（长江一级支流）边的小村时，黄成民正坐在粮库的高墙上，望着天天涨水的汤溪河发呆，“往年这个时候，汤溪河里的水不到1米，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趟过去。”黄成民说，如今，河水不断涨，岸边的房子也不断裂缝，他住的粮库是裂缝最厉害的。

　　黄成民带记者把村里跑了个遍，几乎每家房子上都有这几个月新出现的裂缝，最大的有20多厘米宽，3米多长。冉洪钧带着地质队来看了以后说，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们马上搬走。

　　“云阳这5处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迁。”冉洪钧说，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没有钱，新地灾点的治理以及居民搬迁，国家都还没有立项。地质局只好给村民们发了卷尺，每天去测量裂缝的宽度，有变化的马上打电话向上报告。

　　三期蓄水期间，库区一共出现了多少处新的地质灾害点？记者在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采访时，该局没有明确透露，只是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除了已经完成治理的366个地质灾害点以外，目前还有511个搬迁避让项目正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适时搬迁、确保安全”的原则实施，共有 80457人需要搬迁，其中已经完成了37051人。

　　三峡总公司11月7日公开发布的消息称，近坝库区地震活动正常，库岸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库岸崩塌、滑坡现象。不过据记者在库区的调查，小规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缝却普遍存在。

　　据专家们的预测，蓄水期并不是地质灾害出现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时候，才是最严峻的考验，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落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大部分裂缝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从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时出现的，到明年5月份，库区水面将从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质灾害点大量出现将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务刚刚完成10多天后的11月22日，库区腹地的湖北省秭归县就发生了4.1级地震，震中距三峡水利枢纽约29公里，三峡坝区有明显震感。“水库蓄水后，河谷下的断层的水压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渗漏，对断层的滑动起了润滑的作用。因此，库区会出现一些‘水库诱发地震 ’(不是天然地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香港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诉记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电土木建筑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参与并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价和土建工程。他说：“由于断层滑动是局部的，震幅有限，历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库(M6.7)，一般来说，水库诱发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 M5之间，远在大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之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应构成威胁。”

　　☆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滑坡真正威胁到的是库区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云阳县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地质灾害的缘故，全县已经搞了两次避让搬迁，一共搬了 1万多人，总投资达到2亿多，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避让搬迁指挥部。可是，随着蓄水位的不断升高，长江沿岸以及各级支流沿岸还在不断地出现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点。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国家的治理计划显然落后于库区的现实。“现在上级的要求是，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紧急搬迁，反正不能因为蓄水死一个人。”冉洪钧说，至于搬迁后如何安置，“等着国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项目，我们就继续申请资金。”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以云阳为例，冉洪钧告诉记者，去年全县普查一共有959处滑坡，175米蓄水影响的有200多处，如今已经完成治理121处，投入了8亿资金。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专家们勘测过，已经立项了的，可是不断出现的新地质灾害点，都还等着国家拿钱来治理或者搬迁。整个重庆市的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已经达到了77亿。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虽然对于地质灾害问题也做过相当漫长的考察和评估，但是，对于治理的投入却相当有限，记者查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及其相关文件发现，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的出现，为了保障不能死一个人的目标，中央政府不断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上升到近120亿。但这并不算结束，每次的蓄水与退水，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都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或者搬迁。刚刚发生的秭归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涉及12个乡镇的灾后重建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由地方政府解决，还是纳入三峡地质灾害治理？现在还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来解决库岸边坡的稳定性，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采用的办法。”李焯芬说。但是，对于面积巨大的三峡库区来说，地质灾害不断涌现，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库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库区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环境类的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在库区比其他地区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奥说，比如库区新建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虽然都已经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让管网的铺设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地方都因为投入巨大而暂时没有铺设。

　　其次就是运行成本，中央政府负责给钱建设，却不再给钱运转，但由于库区严格的排放标准限制，环保设备的运转成本更高，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长期负担下来。“残缺的管网、破旧的垃圾车边走边洒，这些库区普遍存在的现状都是资金不够的表现。”王里奥说。

　　☆ 微薄的补助

　　除了地质灾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总额还没有清晰算出，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库区的环境治理项目每年单个向上报，争取中央政府各种渠道的资金来解决。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控制三峡建设的成本一直是个大问题。记者查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近年来每次会议后公布的会议公告发现，成本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

　　三峡大坝建成后，一直以来，三峡库区的环境变化都是国内外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每一次环境事故的发生总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国家对于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库区的百姓总是抱怨，他们该得的赔偿太少。对于老百姓来讲，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

　　对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而必须搬迁的居民，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是每人补贴5500元。多年来，为了库区的水土流失能够减缓，重庆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希望能将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边村民搬迁，但是搬迁补偿的标准同样微薄。

　　“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 云阳县负责生态移民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贫苦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以黄成民为例，自从三峡蓄水淹没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买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钱来买，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老板赔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一直用到现在。到今年金融危机，广东的钱也挣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帮别人养牛，每个月200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这个急需搬迁的小村，一点也不过分。

　　从6月份开始，黄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们已经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严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几个月，他们的申请报告上，已经盖了5个章，还缺一个。粮库也没法住了，黄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生火做饭，“马上过冬了，这可怎么办呢？”记者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实的农民还喃喃自语地抱怨。

　　在粮库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规划的新农村正在建设，政府也引入了“地产商”，“私人盖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栋房子算下来要6万多。”黄成民说，不但贵，而且质量没保证，刚盖好的房子，就开始裂缝了。村里人买不起，也不敢买，村里房子裂缝最严重的6户人家，还都战战兢兢地住在滑坡带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规划，也等着自家把盖房的钱攒够。

　　☆ 二次移民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王里奥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问题的好转还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庆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2007至2020 年城乡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据此刊发一则新闻称，三峡二次移民400万，让重庆市政府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特意约请该报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规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三峡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强制移民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要靠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来进行。

　　但是，政府宏观上规划与移民微观的现实至少在这一代库区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记者在云阳多个乡镇采访时，由于今年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尽管土地已经非常稀少和贫瘠，但是农民们对于土地垦殖的兴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 肖宗炳告诉记者，生态移民这一块，整个重庆市提出的任务是到2020年完成35万，云阳分到了2.4万多。与需要搬迁的10多万人规模相比，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动员工作却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而云阳全县有130多万亩耕地，其中除了 30多万亩稻田，其余的90多万亩都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辛辛苦苦在陡坡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在整个国家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里，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还林的，过去1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已经成功地退掉了30多万亩，“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以前退耕还林的成果。”肖宗炳说。

　　微薄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已经难以抑制农民们种粮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以前种上的树重新砍掉来种粮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续一个补偿周期，每亩地105元，再补5年。

　　☆ 牺牲一代人？

　　11月17日，记者来到已经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云阳老县城时，长江边上刚刚搬迁完毕留下的废墟已经被新来的移民们迅速地开垦成了连片的菜地。而在新县城附近的桂湾居委会农民村，村民们看着已经涨到家门口的长江水，还都在盘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时候，抢种一季稻子。

　　“听说每年这么高的水面只有一两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水面会退下去30多米。”管贞梅说，那样的话，家里的一亩多田就都全露出来了，完全可以再种一季稻子。虽然她从农民变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他们期待的再抢种一季稻子的愿望显然会落空，退水时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学家们忧心会污染环境的消落带问题，政府已在想各种办法治理了，显然不会让他们再去开垦。

　　对于土地的留恋，并不是农民们多么热爱种地，而是他们从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有限。这些最为贫困的人群是为这个举世工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他们得到的回报，很多时候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都显困难。

　　“这种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工业产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奥说，以消落带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消落带是一个水与岸边物质交换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扰动，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带就会形成新的湿地，成为良好的生态屏障。

　　可是，现在人要吃饭，要有物产，必须费尽脑筋从这片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高起来，这些人不需要从这类土地获利，那就解决问题了。

　　政府的宏大规划和科学家们的良好愿景并不能说服那些深山里的百姓走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丢掉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老县城的观音阁附近，县城搬迁留下的旧房子里，已经住满了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镇上在观音阁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这个明朗、方便的小学校吸引了600多孩子来读书，为了陪伴孙子、孙女读书，这些年迈的老人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土地。

　　“我们活不了几年了，3个孙子将来一定要出去。” 66岁的王记兴说，在山里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来这里方便多了，那点地跟孙子们的学业比起来，不算什么，他刚刚从深山里的三坪村搬来这里。

　　镇上的小学、中学成了吸引人们走出深山、放弃耕作最大的现实动力，这样的状况在每个新建的乡镇几乎相类。这是记者在库区各地的采访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个细节。也许，巨型的水利工程牺牲的是这一代早已习惯了困苦生活的库区人，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出这片早已不适宜生存的土地。 ▲ 来源: 四川在线


县委书记成腐败高危人群 中央集中培训直插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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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13 作者: 钟岷源       

　　☆ 中央集中培训县委书记

　　11月1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名县委书记走进中央党校，接受了为期7天的集中培训，他们重点学习了“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 ”等内容。在此同时，中央作出决定，接下来将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陆续举办6期为期7天的培训班，对全国剩余的1500多名县委书记进行集中培训。

　　先前以培训省部级、正厅级高官为主的中央党校，如此大规模地轮训来自基层的县委书记，体现出中央对县委书记这个层面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也看出县委书记在当前社会发展和政治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

　　自古就有“郡县治，则天下治”之说。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县级从来都是最为重要的行政单位之一。曾有学者这样描述县级政权的作用：“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老百姓比较多地用“县太爷”这个带有传统色彩的称呼表达他们对县官的理解。

　　县级政权的完备性决定了县委书记地位和作用的敏感性，它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县委书记造福一方，不良县委书记“一把手”成了“一霸手”，为害一方。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央党校为第一期县委书记培训班作专题报告，把县委书记定为“三种人”，即：县委书记是党在当地执政团队的带头人；县委书记是党在当地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县委书记是在当地人民中党的形象的具体代表人。县委书记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执政党的形象在基层的直接化身。

　　而一些县委书记则这样描述自己：“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件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我们究竟该如何审视县委书记这个群体？

　　☆ “一竿直插基层”

　　事实上，国家级培训机构对县级官员的大范围轮训并非第一次，2007年1月，中央就完成了对全国5000多名县官的培训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中央党校启动对县委书记集中培训的前半个月，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正式颁布，旧条例宣告废止，最引人关注的是，新《条例》特意将县委书记的轮训任务上移至中央党校。

　　有观察家表示，中央党校直接培训县委书记，将有助于中央层面的重大决议“一竿直插基层”，而学员在党校的考核情况也将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央党校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种国家培训机构专门针对县乡领导干部的集中培训，将很快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

　　无论是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还是“省直管县”的趋势，以及农村改革面临的新局面，均对县（市）委书记的能力提出更高期待。而将县委书记这一群体纳入硬件、师资等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央党校轮训，亦会相对提高培训的效果。

　　“从中央党校本身来讲，此举扩大了其培训功能，它原来是一个任职培训，现在加上了一块，就是能力培训，所以县委书记来接受培训，基本上不是一个任职培训，也就是说他们培训以后并非意味着马上要升官，而意味着他们在能力上有所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告诉记者。

　　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原来的《暂行条例》规定干部提拔必须要有党校培训经历：“党校主体班次的学历，是任用干部的一个必备条件”，“中青年党员干部在被提升或提名选举到上一级领导岗位前，应具有相应党校的培训班毕业学历”，这个规定在新《条例》中被取消。该变化反映的现实是，党校已不再具有唯一性地位，行政学院、普通高校等机构的培训经历亦被承认，干部培训的方式和途径正向多元化发展。

　　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新《条例》更具有现实针对性，要求党校突出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的关注，在基本任务、教育目标及课程设置上，“把握时代特征”，注重培养学员的“世界眼光”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 突发性事件的前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第一期的县委书记培训课程中，有一门听起来颇为新鲜的科目，叫“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主要是面授这些基层干部如何维护干群关系，以及增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开班仪式上，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特别要求县委书记们，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要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显然中央已经把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素质和危机处理能力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而在整个党政体系中，县委书记往往也是最直接接触群众，直面现实矛盾的关键人物。

　　而今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其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平常工作中积累诸多问题，事件发生时又缺乏有效处理，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失控。譬如今年6月28日发生于贵州的著名的“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均未到现场和群众对话，这成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而当政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仍然没有站出来，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领导干部严重缺乏突发危机意识和处理能力，直接造成了事件的恶化。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今年7月云南孟连，由于当地胶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引发胶农群体性袭警事件，造成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当地政府在日常工作中长期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没有及时发现其中潜藏的隐患，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0月份的四川广元柑橘事件中，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病虫害，在短信流传后，当地政府却并没有及时公布虫害真相，反而称虫害完全是谣传，导致谣言四起，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由于当地政府不当的处理方式，一条小小的短信最终引发了全国性的柑橘之灾。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群众意识淡漠，处理突发事件能力欠缺，而在社会高度多元化和日益发展的今天，基层主要官员能否具备这些素质，能否运用智慧而有效地处理各种矛盾，已经成为基层工作成败的关键。今后这样的考验只会越来越多。

　　问题的另一面是，现今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中央强调对重大突发事件不得瞒报，做到信息公开之后，主流媒体更加关注热点事件。面对大环境的变化，县委书记能不能适应，会不会采用正确合理的方式，使问题不至扩大并得到有效控制，最终顺利化解，这些都是考验。县委书记都置身基层的“前沿”而没有任何缓冲地带，他们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正如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所言，“县委书记要真正用心，真正用脑，真正用力，才能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 未来发展的核心、中央强化对县委书记的培训，还基于未来发展层面的考量。

　　对此，毛寿龙这样解读，“从我们整个国家的时代背景来看，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发展大城市，但是现在不可能再去依靠这些大城市进一步扩张，比如像上海、北京、重庆这些大城市如果再扩大一倍的话，像北京已经1700万人口，到3000多万就没法活了。 ”

　　中国有着沿袭数千年农业大国的历史背景，在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否城市数量增长越快越好？城市规模越大越好？“好大”、“贪大”、“夸大”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决策意识的“通病”。地方城市报的头条常常是“城市范围扩张”一类的新闻。大城市已经让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而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还面临着许多障碍。现有的大中城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亦有以下制约的因素：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我国现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形成了贫民窟和“棚户区”，导致黑社会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说，中国的未来，真正的发展还是需要依靠县一级的城市。它们逐步发展以后，使得整个地区的经济在全国数一数二，像浙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毛寿龙说。

　　另外，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观察，中央、省、地、县，一直到乡镇及行政村，级别太多，改革中哪一级能够虚化？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地级市的政府慢慢会虚化。而这一级的虚化实际上等于县级政府的地位慢慢提高。由此看来，中央对县委书记加倍关注，释放的信号，意味着体制将渐趋扁平化。

　　☆ 腐败重灾区、然而，县委书记这一群体近年来屡屡出现问题。

　　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原因多是买官卖官。其中陈兆丰案成为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涉案金额150余万。此外，河南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涉嫌经济违法违纪问题被查处；河北平山县原县委书记刘秀田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已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泸定县原县委书记黄文犯受贿罪被判刑14年；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因利用职权大搞“钱官交易”被查处，等等。一些县委书记的腐败行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

　　☆ 县委书记何以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

　　有专家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过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是县委书记“一锤定音”。由于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高度集权的体制为县委书记提供了腐败的空间。

　　譬如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翼城主政8个月，大肆卖官索贿，29次受贿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千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拍板”权。毫无疑问，腐败由此生成。

　　监督机制的缺失，在县委书记的前“腐”后继中得到了集中反映。“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是对县委书记监督的现实难题。

　　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于是，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是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买官卖官的潜规则。

　　在目前的领导体制下，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成效有限；党外监督要么无从介入，要么不敢实施。曾有走上犯罪道路的县委书记哀叹道：“生（提拔）有人（组织部）管；死（处分）有人（纪委）管；中间（如何保证权力谨慎安全运作）无人管。”这样的话着实耐人寻味。

　　由此看来，我们既要发挥县委书记的核心作用，还要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的权力。

　　从2002年开始，中组部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开展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调研试点工作，研究县、市委书记在用人上的权力范围、规则和程序、应负的责任等，通过健全制度、强化监督，使之既有利于工作，又受到有效约束。目前，这项试点已扩大到17个省区。

　　与此同时，各地规范“一把手”用人行为的新措施不断出台。浙江省瑞安市实行了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干部制度；吉林省桦甸市提出了“隐形权力显形化、显形权力规范化”的新思路；湖北省谷城县实行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记实制度。安徽在5个县和1个市区试点，缺位公推，提名、酝酿、考察全程实行差额，公开选拔，常委会票决等新的选人用人办法。

　　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必须从科学“分权”和强化监督入手整肃县政，提高这个群体的整体素质，选配好、使用好、监督好、管理好县委书记。▲ 来源: 四川在线


诺贝尔奖评委应邀访华遭无端质疑
http://news.sina.com.cn/c/2008-12-14/032714876380s.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4日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歌尔摩举行，9日传出部分诺贝尔奖评委“接受中国政府赞助赴华旅游”的消息。美国《地球时报》还援引一名反腐败机构负责人的话说，“这样的旅行有腐败的嫌疑”。专家表示，这样的访问很常见，不可能影响评奖的公正性。

　　瑞典电台网站9日以“诺贝尔奖评委被迫为中国之行辩护”为题报道说，部分评委1月份应中国教育部邀请访华，并在中国停留一周左右。费用均由中方承担。另据《地球时报》报道，2002年，8名诺贝尔奖评委在日本政府资助下访问了日本。

　　瑞典一名诺贝尔奖专家对记者说，诺贝尔委员会对于各个奖项评审的独立性、公正性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若发现评委有任何行为可能影响评奖，不等媒体曝光，诺贝尔委员会自己就会“清理门户 ”，否则诺贝尔奖也不会在百年来积累如此盛誉。所以，既然那些受邀请到中国的诺贝尔奖评委至今仍保着他们的位置，就说明诺贝尔委员会已经认可他们的访问是 “清白”的。

　　事实上，那些诺贝尔奖评委应邀到其他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至于说被当地媒体问到诺贝尔奖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评委身份，这根本就无法避免。(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