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与布什 高度评价中美关系30年
http://www.zaobao.com/zg/zg090113_504.shtml

   （2009-01-13）●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活动昨天进入小高潮，官方媒体重点报道了建交30年图片展开幕式，以及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的新闻，突出两国保持对话、合作，发展双边关系的主题。

　　央视傍晚7点的新闻联播以至少10分钟时间报道上述新闻。在胡锦涛演讲的电视短片中，观众发现他身后的不是国家领导人演说时惯用的单一蓝色背景，而是一个摆满书籍的书架。胡锦涛坐在桌边讲话，身边是一幅国旗。

☆ 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丰硕成果

　　他说，中美建交30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丰硕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他强调，只要中美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两国关系，坚持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扩大合作，两国关系一定能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美国总统布什的贺词则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从一个刚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到去年成功举办了激动人心的奥运会。他说，30年来美中关系不断加强，如今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在重大问题上保持合作，开诚布公地讨论分歧。双方继续对话与合作，未来30年关系将更加密切。

　　胡锦涛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在人民大会堂分头会见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与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一行。

　84岁的卡特1978年做出决定，不再承认台湾作为“中国”的代表，正式与北京建交。他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一同签下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被认为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里程碑。

　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对卡特、基辛格等为促进两国关系改善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表示高度赞赏。

☆ 卡特转达奥巴马问候

　  他说，中美由于社会制度、 卡特说，他在访华前单独会见了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后者要他转达对胡锦涛的问候，并表示将致力于继续发展保持了30年的中美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卡特昨天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呼吁奥巴马与中国“和谐地一起努力”，克服两国关系发展中难免出现的困难，并以伙伴的关系寻找最好的合作方式。▲


胡锦涛：以反腐败新成效取信于民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13/22361703694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3日22:36  新华网

胡锦涛：以反腐败新成效取信于民

　　1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新华网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孙承斌李亚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主持会议。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决维护党的纪律，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 胡锦涛指出，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 第一，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开展对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检查，保证中央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 第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要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贯彻落实。要加强党内监督，增强党内监督实效。

    ◆ 第三，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着力解决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要严肃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决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要加大预防腐败力度，切实提高监管水平。

    ◆ 第四，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既要深入开展纠风专项治理，又要形成防治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

　　胡锦涛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持继承光荣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坚持加强个人修养和接受教育监督相统一，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成为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 胡锦涛指出，当前，要突出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 一是、着力增强宗旨观念，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努力把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落到实处。

    ◆ 二是、着力提高实践能力，切实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党的科学理论与改革发展稳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认真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干事创业能力，不断增强应对复杂局面能力。

    ◆ 三是、着力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强化责任意识，把功夫下到抓落实上，兢兢业业完成组织上交付的工作任务。

    ◆ 四是、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 五是、着力树立正确利益观，切实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坚持把实现个人追求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

    ◆ 六是、着力增强党的纪律观念，切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在当前形势下，坚持艰苦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勤俭办一切事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各级党组织要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落实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工作和措施上。

　　胡锦涛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反腐倡廉重任，肩负着党和人民重托。纪检监察干部应该具有坚强党性和良好作风，敢于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做到忠于职守。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推动落实反腐倡廉各项任务。

　贺国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基本要求和工作重点，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有力保证。

　　王刚、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徐才厚、郭伯雄、何勇、令计划、王沪宁、陈至立、梁光烈、马凯、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建明、钱运录、万钢等出席了会议。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及武警部队、在京中央骨干企业的负责同志，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代表，出席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参加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月12日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会议。贺国强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了题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报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3人出席了会议。▲


官员秘书成腐败易发人群 存在隐性权力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12/12221702740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2日 瞭望新闻周刊

　☆ 秘书腐败：失控的隐性权力

　　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08年12月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共十七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近年来，中央对惩治腐败始终保持强劲势头。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近期披露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显示的问题在于，法律体系与机制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仍存在漏洞”，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宗良教授认为，“从根本上扭转腐败现象，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来调查发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的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我国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 “身边人”成腐败易发人群

　　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

　　经法院查明，王传东在2001年7月至2006年5月任陈世礼的秘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特殊地位，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七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0.2万元、购物卡2.4万元。

　　在陈世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其秘书王传东成为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这是陈世礼腐败案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谓秘书？按《辞书》上解释，秘书就是协助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人员。顾名思义，秘书只是领导干部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可实际情况是，现在我国秘书配备过度，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

　　据本刊记者了解，现实中多数秘书能够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干好份内工作。但近年来也有少数秘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领导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地做一些普通人难于做到的事情，被百姓戏称为“二领导”。

　　“由于秘书地位特殊，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经常有人有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或参加典礼仪式，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来安排。如果对秘书管理失控，这个‘安排权’很容易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

　　“有些秘书会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及各种活动，有时还充当顾问。”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姓张的退休干部向记者透露，“有些秘书还向当事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开绿灯，以从中获得报酬。”

　　在不少人眼中，秘书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腐败易发人群。除了王传东腐败案外，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腐败案也令人关注。

　　2007年12月20日，吉林省高院对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腐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秦裕，曾被上海一些干部群众称为“上海第一秘”。经法院审理认定：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

　　另外，在秘书腐败案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河北第一秘”李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判处死刑；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被处有期徒刑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郑筱萸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也因巨额受贿分别被判刑5年和“死缓”……

　　据了解，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领导干部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所以很多秘书腐败案查处起来难度相当大。可一旦查处，很多就是大案或窝案。

　　☆ 秘书权力的隐性来源

　　从不少国家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但是，我国有些地方秘书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而秘书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

　　受访的多位专家分析认为，秘书角色的错位，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分解不合理，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的职责分界含糊，在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双重失效的情况下，秘书腐败在所难免。

　　◆ 其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现时体制框架下，领导干部的秘书无形中获得了两种“隐性权力”：一种是由领导干部演化而来的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节”上，由此派生出的权力。

　　“目前有些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现象严重，他们的权力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年轻干部指出，“有些领导干部检查工作走的也是秘书和基层领导干部安排好的线路，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作报告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如果领导干部决策能力低下、专业知识缺乏的话，工作中对秘书的依赖程度就更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认为，尤其是“一把手”的秘书，处在非常关键的特殊位置，是上通下达的关口，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想通过打通秘书这个关节来接近领导干部，谋取利益，秘书稍一放松自律，就很难抵挡诱惑。

　　◆ 其二、秘书选用时“人治”色彩明显。目前不少秘书的选用，基本由领导干部自己定，组织人事部门就是履行个手续。结果出现不少领导干部自选秘书不报审批，或是手续办理流于形式的情况。

　　“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的秘书上任后，出于感情和被信任等复杂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工作关系与个人感情关系难以分开的现象，甚至由工作服务关系变成可怕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这样的秘书很容易以‘身边人’身份与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只要把握不住，就容易将公权私有化。”

　　“我国领导干部秘书的选拔工作不规范，法规没有对领导干部秘书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作出具体规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认为，“这样导致很多秘书的选拔，基本是领导干部说了算，一般都不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全面考察等严密的程序。在选用秘书时，领导干部的个人喜好占了上风。”

　　◆ 其三、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由于秘书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力，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

　　“因为秘书是领导干部‘身边人’，其他人或有关监督职能部门投鼠忌器，不能监督、不愿监督，也不敢监督。”李成言教授指出，“在目前体制对‘一把手’的监督处于相对滞后和疲软的状态下，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就使得领导干部秘书也有了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形成上级监督机关不会查，同级监督机关不敢查的尴尬局面。”

　　据了解，“河北第一秘”李真落马后，曾与新华社记者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做秘书时，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

　　在采访过程中，一位曾经在中央某部委任职的老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人惧畏领导干部的秘书，原因是他们属于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与领导干部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对他们宁愿退避三舍，也不会得罪。”

　　◆ 其四、“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不少受访者认为，有些领导干部个人权力过大，那么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在外人看来，权力自然也不小。社会上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往往总是从秘书那里打开缺口。

　　“可以说，领导干部权力越大，其秘书‘含金量’自然就越大。秘书主要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杨钟红副教授分析认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领导干部秘书当成拉拢腐蚀的对象，是因为通过秘书就可以直接找到一条‘通天’的捷径。”

　　“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也很容易滋长‘身边人’的权欲观念。”李成言教授认为，“秘书在权力的运作中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己的腐败，其罪恶勾当就让秘书去做。可以说，领导干部腐败，必然会要求秘书腐败。如果没有腐败的领导干部为秘书撑腰打气作后台，无职无权的秘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和胆量搞腐败，所以秘书腐败的根源在领导干部。” ▲


秘书腐败产生“连环效应”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12/12221702740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2日 瞭望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

　　2000年9月14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执行死刑。记者在公诉人的公诉书和证人证言材料中发现，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小人物”——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1993年底，成克杰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这位周秘书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为李平出谋划策道：“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之后，成克杰和李平几年功夫就捞取了4000多万元。

　　“秘书虽没有控制某个行业或单位的人、财、物，但处于党政机关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比别人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决策的核心机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秘书经常参与某一项重大决策的酝酿产生过程，这就使他们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国特有的‘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

　　“当秘书是一条从政捷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李成言教授认为，“这些秘书大都年纪轻、有文凭、升迁快，不少将会被培养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他们自身放松学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理想信念丧失，一旦掌握大权后，有恃无恐，作奸犯科起来胆子特别大，胃口特别大，产生的社会危害也很大。”

　　2004年7月，甘肃省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廉洁从政的规定(试行)》，要求在职省级领导干部的秘书任期不超3年。随后，甘肃省委办公厅及相关部门开始对超期服务的秘书进行了调整。

　　2004年8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对领导干部的秘书使用管理作出规定，要求秘书职务应逐级提拔，秘书离任时，根据本人德才表现和工作需要，一般平级安排相应岗位，其组织、行政、工资等关系随迁，省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干部的秘书，职务配备最高不超过副厅级，等等。

　　另外，还有湖北、甘肃、江苏、宁夏、天津、山东、安徽等省市，也制定一些相应的措施和规范，加强了对秘书群体的管理。

　　但是不少受访者认为，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很多地方对秘书腐败的预防和治理，尚未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对领导干部秘书这个权位不高但能量很大的职位，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在秘书的选拔、考核制度和制约机制等方面。

　　☆ 关键是制衡“一把手”权力

　　“目前我国政府还是一个万能型政府。地方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被太多不必要的事务累得焦头烂额，有时配秘书也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张鸣教授认为，“应该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让领导干部不再有对‘拐杖’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控制领导干部秘书数量，才有进一步解决秘书腐败问题的现实意义。”

　　“秘书腐败的发生，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把政府干预减少到绝对必要的程度的同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理秘书腐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冯仕政副教授建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沟通机制，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消除现有体制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寻租。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大量寻租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第三，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规范秘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龚维斌教授分析认为，“要抑制秘书腐败，除分清领导干部和秘书的职责外，制衡领导干部的权力显得更为重要。只要领导干部没有凌驾于制度之上，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蔚然成风，让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见效，就能减少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应将秘书纳入治理领导干部腐败的整体棋局。”杨钟红副教授建议，“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秘书时，也应同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杜绝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

　　政协北京市十届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广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可以在单位设置办公室，改变往日为领导干部‘一对一’服务的工作方式，集中办公，所有领导干部交办的事情，由办公室统一处理。这样可以避免秘书与领导干部关系私人化，也是保护领导干部的一种做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腐败。”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应把治理秘书腐败寓于相关政策措施之中。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应完全按照党的干部标准，这样才有利于把人选准用准。” ▲


大陆军舰为台湾商船护航 岛内改变对解放军印象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1-14/0724538655.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4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大陆军舰为台湾商船护航岛内改变对解放军印象

    当地时间1月12日6时(北京时间11时)，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为包括台湾商船“宇善”号在内的4艘船舶组织实施护航。这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抵达亚丁湾以来的第二次护航行动。钱晓虎 摄

　　1月12日上午11时，中国大陆海军护航编队开展第二次护航行动，台湾商船“宇善号”首次出现在被护航的船只行列。大陆方面重视保护在海外中国人的安全，在索马里海域护航这一问题上也不例外。岛内舆论则称，台湾商船让大陆海军护航，两岸60年来头一回，意义深远。

 我军舰护航台湾商船我军舰护航台湾商船

　　☆ 假议题受批

　　海盗猖獗，台湾渔船、商船也是海盗抢掠的对象。大陆海军的第一次护航行动也引起了台湾方面的关注，甚至一度传出台湾也要派军舰护航台湾商船的消息，但是此说法很快遭到岛内专家批评，说其为“假议题”。

　　岛内专家说，安理会允许各国派舰，前提是须获索马里政府同意且告知联合国秘书长，“但台北与索马里政府无‘邦交’，也非联合国一员，派军舰根本不可能被批准，不要瞎凑热闹了”。1月10日，台当局也出来辟谣说，从没有想过此议题。台湾海军也表示，海军暂时没有护航的计划。

　　☆ 不需污名化

　　12日，大陆海军的第二次护航行动由曼德海峡东口起航，为4艘船舶护航，居中的“宇善号”来自台湾，属于台塑集团旗下的台塑海运公司，全程553海里。

　　这本是一件好事，善于制造话题的民进党却不这么看。13日，民进党跳出来开骂，说台湾船只在国际受到威胁要靠大陆保护，是“外交部”的失职、“ 国格”沦丧。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说：“渔民是哪里有庇护就往哪里去，马英九应该把台湾推销出去，这样才可在国际上寻求帮助。”

　　与之相反，台当局对此反应极为低调。相关人士解释说，若非经两会正式管道协商，台湾船只“私下请求军舰护航或协助”，属人道救援层次，无太大争议。

　　“这是大陆的一种善意，不需要污名化，也不该用这种义和团的方式来解释‘主权’。”国民党“立委”帅化民反驳说，虽然两岸之间还没有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但善意还是比敌意好。

　　☆ 迈出一大步

　　据悉，每年台湾约有五六百艘船只经过亚丁湾。“以往经过这一海域时，总是提心吊胆，心里充满恐惧，船员都要加强警戒，轮流值班。如今，有了大陆海军护航，我们就踏实了。”台湾船员说。

　　“若遭到劫持，损失的还不是台湾财产。”台湾大多网友对此乐观其成。有网友说，就算台湾今天是在民进党执政下，相信大陆海军照样会为台船护航。

　　岛内舆论表示，护航行动是有助于两岸和解的善意举动，更是大陆展现友好、善意的姿态。有媒体说，此次护航行动有助改善台湾民众对大陆解放军的印象，虽然这只是武装护航的一小步，相信今后两岸可以在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方面迈出一大步。也有媒体建议说，台湾军方或许可以考虑，尽早与对岸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本报特约记者　董暖) ▲


北京日报：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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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09-1-13：《北京日报》1月13日登载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敏特的文章“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言论自由，是被写进我国宪法的”。文章指出，一个言论在发表之前是无法为其定性的。只有在公之于众之后，“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文章还列举马寅初和张志新因言获罪的历史教训说，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全文转载如下：

　　“言论自由”，是被写进我国宪法的。但很多同志对此理解并不深入。比如，“荒谬言论”能否享有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您不假思索地回答：“荒谬言论哪能给言论自由呢！”恕我直言，您立刻掉入了“陷阱”——这“陷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请问，您如何判定一个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荒谬’言论，使您能事先就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我想，除非您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是“洞察一切”的神仙，尚未说出就能判定言论荒谬。

　　否则，您只能掉入无法自圆其说的“陷阱”。

　　我在此仅仅是为了提醒人们一个常识：某一言论（这里指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而非狂喊乱轰的攻击漫骂）在没有公之于世以前，无法判定其荒谬与否，无法判断其是进步还是反动。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办法是让它公之于世，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毛泽东提倡的至理名言：百家争鸣。

　　循此要引出的一个相关的常识：某一言论出来了，大家也着意思索了、努力辨别了，却常常仍然看不清本质；尤其是那些当时看来有点另类，或为当时的多数人所不能认可的言论，常常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才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真理，或成为大家痛心疾首的谬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忌是有“权威”出来当“真理裁判”，用一锤定音的方式作出所谓是与非的结论，然后大家响应号召，一哄而起地“ 热烈颂扬”或“口诛笔伐”。之所以称之为“大忌”，是因为对此常要付出巨大的，包括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永该铭记的突出例证之一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若不是迅速判定其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若不是一拥而上的大批判，人口增值至少可以减去三亿；而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也许要延后承受一个世纪以上。如今每日每时要面对的就业安排、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等，无不和人口压力相关。

　　永该铭记的又一个突出例证是张志新对于 “文革”置疑的言论。若不是有关领导判定为“恶毒攻击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言论”，若不是当时盛行的以言治罪的“条例”，造成割喉枪决张志新的旷世悲剧，而是每个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同时上与下的关系不是“最高指示”和“紧跟照办”的关系，而是被监督和监督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十年浩劫造成的影响，如文化断裂，道德缺失，以及专制主义的种种惯性，至今在一些领域还处于艰难消除的过程之中。

　　可见，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应该说，这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最伟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个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无从谈起。其中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实践，排除任何权威；二是唯一，排除其他标准。于是，我们懂了马寅初的言论，懂了张志新的言论，懂了和他们的言论相反的言论是什么言论；更懂了如何依靠言论自由，去实现中国人民对真理的追求，去保护中华民族安全、健康的进步与发展；绕过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点滴的进步也要付出巨大沉重的代价。

　　最后还要点明一事：恰是反对马寅初、张志新言论的言论，曾经享有了最大的言论自由；而按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今天仍应给予这样的言论以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声音，真理是不能认识和发展的。一切言论在言论的层面上（而不是付诸行动和实施），都享有自由表述和发表的权利。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我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规定。来源: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