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的准则之四 正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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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赐他福安!﹞说:
27.凡是善功都是施济。
28.多谈正义获胜利,不谈妄言得平安。
29.联络断交者,善待虐待者。
30.引人行善如同自己行善,诱人作恶如同自己做恶。
31.孝敬父母者必会得到子女的孝顺。
32.最好的人是最能善待其家属的人。
33.宽恕人者愈高贵,虚心者愈进步,施济者愈富有。
34.莫嫌善小而不为。
今 日 看 点 : 2009-05-23 ▲◆★●■☆
中国养老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9-05-22-voa12.cfm
太平洋海域到底有多少潜艇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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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团队渐成形 奥巴马布下“七星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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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周刊:美国要学会适应中国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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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解决不了,说明我们制度、体制上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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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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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斯洋 华盛顿 May 22, 2009 中国老龄化浪潮正在降临,且规模和速度惊人;中国公共养老金系统只覆盖小部分人口;同时中国大多数老人依赖的传统家庭养老网络日渐弱化。美国专家称,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可能会导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老龄化浪潮?美国专家主张,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普遍覆盖的防贫保护底线,以保护中国人面对未知的老年生活。
*老龄化浪潮将至*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森.杰克逊在一个题为“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的研讨会中说,中国正在降临的老龄化浪潮规模惊人,到2030年代时,中国会成为比美国更加“老”的国家,而且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大国。
2005 年,相对于每100名中国适龄工作成年人仅有16名老人,这一赡养比例到2025年将会提高一倍达到32人,到2050年再翻一番达到61人。到202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每年将增加一千万老人,同时每年将失去700万适龄工作人口。到2050年,将有4.38亿中国人年龄为60岁以上,其中1.03亿人超过80岁以上。
*社会发展尚不成熟*
杰克逊说,当今发达国家成为老龄社会时,都是富裕的社会和成熟的福利国家, 而中国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开始面临老龄化的挑战。
他说:“仅中国老龄化浪潮规模如此巨大一项就足以构成重大的退休安全问题,也许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让这个问题更加难以对付的是,因为它正降临到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
他补充说,当美国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和当今中国的程度相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当前的四倍。今天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之前,都已经成为了富裕的社会。
*尚未做好准备*
杰克逊说,面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浪潮中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目前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中国劳动人口参加了某种形式的公共养老金系统,而私人养老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传统的养老方式:子女。但是由于大家庭弱化以及出生率的下降, 这种非正规的安全网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他说:“这样的结果是暗淡的。想象一下,数千万中国低收入流动人口到2020年至2030年期间成熟和步入老龄, 成为数千万的城市贫困老人,缺乏养老金和邻近的亲戚。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小镇上充斥着无依无靠的老人。”
杰克逊说,除非中国作好准备,否则巨大的退休危机就会出现。
“ 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可能会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扩大。中国正在经历的一系列问题: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弱化的家庭、大规模流动人口、环境恶化,这些对于迅速崛起的年轻中国来说,尚可承受,但是,一个老龄化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上述种种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承受。这些问题一方面会把中国推向社会混乱,这是让政府害怕的;另一方面,可能会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加专制的国家。”
*缺乏完整方案*
上个世纪 9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为其城镇职工确立“基本养老制度”。过去几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公共养老制度:扩大基本养老金的参与,不仅覆盖原有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而且计划到2020年实现全面覆盖;政府还着手创建全国养老储备基金;2004年,政府还推出了新的自愿的由私营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制度等。
但是,杰克逊说,尽管中国在养老制度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政府最近的措施缺乏一个完整的方案。
“ 中国现有的退休制度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我前面已经提到了覆盖率问题,城市三分之二的人口被覆盖,农村地区根本不存在,总体来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覆盖。但是这不是唯一的问题,现有的养老金制度是从国有企业养老金制度继承而来的,严重缺乏流动性。另外,养老金费率之高也令人望而生畏,占了劳动者收入的 28%。”
*具体建议*
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杰克逊和他所在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建议中国建立全面覆盖的保护底线,让每一位中国老人免于贫困,不管他们是否向基本养老制度缴费;中央政府提供补贴,降低基本养老金的收费率;把现有的基本养老制度转变成一个公共监管但私人管理和投资的全国性个人帐户系统,为参与者提高市场回报率;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强化和激励雇主和雇员参与新的私有企业年金,让其成为补充养老收入的重要来源。
太平洋海域到底有多少潜艇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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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2009年5月23日电/据英国《简氏战舰年鉴》2006-2007年版的不完全统计,全球现有军用潜艇多达400余艘,超过一半分布在亚太地区,其中美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在亚太地区的潜艇活动不仅数量多,而且潜艇质量和在航率也名列前茅。
美国潜艇比谁都忙
新民晚报报道,美军太平洋总部声称,在其安全责任范围内通常有250艘潜艇活动。考虑到各国和地区海军的战斗值班制度,每天在太平洋水域活动的潜艇数量应不下40艘。
总的来说,在亚太海域活动的潜艇所执行的任务大致包括:战略核打击值班、深潜和远航训练、水下巡航、伴随护航、海底窃听等。
自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后,美国海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相继从美国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的圣迭戈基地,并轮流到西太平洋上的关岛执勤6个月。另外,每当美国航母编队出航时,必然会有一至两艘核潜艇伴随护航。
另外,位于镇海的韩国第二舰队的“孙元一”、“张保皋”等潜艇近来也频繁接近“西海警戒线”。不过,这些韩国潜艇似乎没有进入战备状态,因为它们往往浮出水面航行。
水下力量此消彼长
目前,在亚太海域活动的潜艇部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美、日、韩等国的潜艇质量较好,再配合种类齐全的水面舰艇,能充分发挥战力,属于“第一集团”。
今年3月,日本新款“苍龙”号潜艇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下新贵,它的隐蔽航行效果与核潜艇相差无几。按照日本的规划,在2030年前后使日本潜艇群实现“准核潜艇化”。
与日本相比,韩国的动作也不小。2000年11月,韩国国防部斥资11亿美元,从德国购买3艘带AIP燃料电池组的U214级潜艇和全套 AIP动力系统生产线。2006年5月,韩国防务事业推进会议还通过开发3000吨级AIP潜艇的计划,预计在2021年前交付9艘AIP潜艇。
与上述几国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俄罗斯、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潜艇却几乎在海上消失了。
据俄媒体报道,由于“圆锤”洲际导弹试验不利,俄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准备的2艘北风之神级核潜艇不可能在2010年底之前交付,而柴电动力潜艇的生产又已停顿,因此俄海军太平洋方向的水下力量将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另外,马来西亚已从法国购买了2艘蝎子级潜艇。
太平洋底“暗流涌动”
尽管目前在亚太地区活动的潜艇不断增多,但各国潜艇发生碰撞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据美国“环球战略网”披露,潜艇碰撞的“黄金时代”是冷战期间,当时每两年就会发生一起碰撞事故。
实际上,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还没遇到像前苏联那样的竞争对手。美国海军官员表示,美中核潜艇在太平洋肯定不会相撞,“这主要因为中国核潜艇远航次数近年有所增加,但总量还是偏少,使得美中核潜艇‘面对面’的机会几乎没有。”不过,各国潜艇“井水不犯河水”,并不意味着太平洋真“太平”。
近年来,美国核潜艇加大了对关岛以西太平洋底地形的勘测力度。同时,美国核潜艇还经常对太平洋底的光缆进行“骚扰”。
据披露,美国海军与国家安全局打着所谓“海洋特种战和战术侦察之需要”的旗号,多年来一直利用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充当水下“超级间谍”。海狼级核潜艇能携带数艘袖珍潜艇,潜至他国的海底通信电缆附近,由母艇上的计算机通过各种程序对别国海底光缆进行窃听。
海底争锋愈演愈烈
据美国海事分析与咨询公司预测:在未来10年里,亚太国家和地区在海事防卫方面的采购金额估计将达1080亿美元,成为全球投入最多资金购买或建造舰艇的区域。
数据显示:目前有9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同步实施18个潜艇建造项目,涉及83艘潜艇,估计耗资290亿美元。
美国资深分析师林达赫指出,亚洲国家和地区扩增潜艇,显示海底战争已不是传统强国的优势。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穆勒指出,考虑到美国海军在航母及宙斯盾战舰方面的优势,亚太国家更偏爱适合浅海区作战的高性能潜艇,以形成某种程度的“反制”。
在海外部署大量军力的美国对这一热潮尤其担心。为应对这一趋势,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表示:由于核潜艇越来越昂贵,建造也越来越耗时,因此美国海军每年只能建造少量核潜艇,这个结果反过来使得美国造船厂的生产业务量不足,导致富有经验的科学家及设计人员退休或者离开这个行业。兰德公司建议美国重开常规动力潜艇生产线,以保持其水下舰队的规模。
对华政策团队渐成形 奥巴马布下“七星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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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2009年5月22日电/随着乔恩·亨茨曼(中文名洪博培)5月16日获得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总统奥巴马历时4个月打造的对华政策团队已经渐渐清晰。这些深谙中国事务、直接影响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官员们,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了解他们,对于把握未来奥巴马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非常重要。
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琼斯:40年老兵担当军师
每天早晨,当奥巴马刚步入沐浴在晨光中的总统办公室时,在他耳边向他汇报在过去24小时内全球发生的大事,与总统亲密接触的人就是詹姆斯·琼斯。
国家安全顾问,又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相关事项的主要参谋。从外交分工上说,国务卿主外,重在执行;国家安全顾问主内,重在决策。总统无须经由参议院同意,即可任命国家安全顾问。因此琼斯可以提高超然独立的意见,在紧急时刻,甚至可以操纵白宫形势。难怪美国广播公司称,奥巴马很看重琼斯的建议。
琼斯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等军方要职,是克林顿政府时期重要的智囊人物。奥巴马十分看重琼斯40年的服役经历,看重他“有独立见解和儒将风度,性格温和,作风沉稳,处事稳妥。
2007年,琼斯曾随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访华,与中国官员及学者进行交流,并拜会了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和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而在出任这一要职后与何亚非副部长的会面中,琼斯表示要“保持美中关系的积极发展势头”。
国安会亚洲事务助理高级主任贝德:克林顿重臣再返白宫
杰夫里·贝德,这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会议亚太资深主任,现在被白宫“返聘”。他直接负责并领导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团队,主管对华政策的制定。从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由他力荐来看,贝德的观点对奥巴马的影响不容小视。
这位会说汉语的中国通,早在90年代就开始和中国打交道了。
“贝德主张美国积极与中国接触、合作,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保证美中关系的稳定。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就是采用贝德的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表示。
贝德还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项目主任,他常常来到中国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的学者、学生们就中美关系进行讨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孙哲教授和贝德就有过多次交流,“他很随和,沉着,彬彬有礼。他很了解中国,知道怎样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表达美国的意思。但是贝德也有其强硬的一面,一旦出现问题,他能迅速抓住中国人的心理,果断进行决策,是不容小视的人物。”
5月12日,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何亚非副部长与贝德共进工作午餐,双方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台海间穿梭了十多年
职位仅次于美国外交第一把手国务卿希拉里,现年56岁的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要职。
他和希拉里关系十分熟络,当希拉里上台尚缺乏台湾事务经验时,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的斯坦伯格被认为是最称职的左右手。
在任职副国安顾问期间,斯坦伯格曾较深地涉入对台政策的制定。1996年台海危机时,他确定了美台“国安高层”的交往渠道。离职后还与国民党当局的“国安”高层有过多次会谈。
本月15日,斯坦伯格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就中美关系和地区问题,举行了两国副部长级的政治磋商。斯坦伯格再次重申,美国欢迎两岸关系改善,并称美国重视中方在涉藏问题上的关切。
“斯坦伯格十分了解亚洲和中国,还能听懂中文。”曾和斯坦伯格有深入交流的陶文钊表示。斯坦伯格曾强调美国必须加强与亚洲的联系。这位犹太裔官员,拥有在哈佛大学和耶鲁法学院的傲人学历。
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深谙亚太的学者型政治家
美国外交系统负责亚太事务的最直接官员,可能是有着深厚学术和执政背景的库尔特·坎贝尔。上月他被奥巴马提名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一职务将使他成为与中国接触最直接、最频繁的官员。
坎贝尔一向被认为是“美台同盟关系”的坚定捍卫者,同样经历过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的他经常往返于美台两地,熟悉台湾高层,被台湾视为“最需要的人物之一”。
由于坎贝尔接替的是曾任六方会谈美方代表团团长希尔,加之奥巴马称会另安排官员负责北韩问题,因此外界认为,坎贝尔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发展美国和亚洲各国的双边关系。据美联社报道,日本很欣慰这项提名,认为坎贝尔可以平衡希拉里的“重中轻日”。
驻华大使洪博培:汉语说得顶呱呱
“洪博培将成为向奥巴马传递中国资讯最重要的渠道,最直接实施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官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美关系问题专家董秀丽教授说。
外界认为,现年49岁,美国犹他州州长洪博培的获选源于他熟谙亚洲事务的从政经历和其浓厚的中国情结。洪博培是全美唯一会说汉语的州长,任职州长时,他还致力于在犹他州传播中华文化。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洪博培将会为美中双边关系的两个重要领域贡献专长,“他们是贸易和环境。”洪博培有很强的对华商业往来背景。奥巴马提名他时,说到的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当前经济危机下,美中两国要加强贸易和商业合作。
洪博培还是最早预见到气候变迁议题将成为美中合作关键议题的政治家之一。2006年,他在上海演讲时,就提出美中两国应携手应对全球变暖。而这一议题三年后成为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的核心话题。
“我们将致力于把美中关系推向一个新高度,不仅要集中精力解决我们的分歧,更重要的是重视如何让两国团结一致。” 新上任的洪博培表明自己推动美中关系的决心。
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葛瑞格森:太平洋军权握在手
当类似“无暇”号间谍船海上对峙事件发生时,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华莱士·葛瑞格森便会迅速了解情况,将最新事态经由国防部长向奥巴马汇报。
葛瑞格森负责监控亚太地区安全态势,评估亚太安全机制,审读研判其帮办递交的关于中国军备发展、军事战略、对外安全政策的报告。
“葛瑞格森对奥巴马的对华安全政策制定起关键作用,奥巴马在决策时葛瑞格森的意见将是其主要的考虑因素。”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孟祥青表示。
去年夏天,中美军事交流因美对台军售受阻。《华盛顿时报》认为,葛瑞格森将担负起美中两国重启军事交流的重任。
现年63岁的葛瑞格森曾在美国海军服役37年。年近花甲时,葛瑞格森还担任过太平洋最高海军将领。
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米德伟:娶台湾太太的高级军官
在五角大楼里,最直接处理中国事务的则是葛瑞格森的帮办德里克·米切尔(中文名米德伟),他接替在中美军事交流恢复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谢伟森。
米德伟的工作是对中国的军备发展、军火贸易、军费开支、安全机制和对外安全政策、意图进行详细的评估,并给出相应的政策,交由助理国防部长审批,他直接对葛瑞格森负责。由于五角大楼业务分工调整,米德伟顶头上司葛瑞格森工作将以阿富汗为主,至于东亚,米德伟拥有很大的主导权。
11年前,当时年仅33岁的米德伟因为负责撰写美国政府首度发布的《东亚战略报告》,轰动美国政坛。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熟悉亚洲事务。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曾负责国防部的日本事务,也曾主管南洋事务,后来出任中蒙台港科科长。
在被奥巴马提名前,米德伟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任资深研究员,负责所有与亚太相关的研究计划。这段期间,他与亚太诸国保持密切联系。中国就是米德伟重要的一站,他曾赴清华大学学习汉语,并借此实地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现况。
“米德伟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富有反思精神,能公正客观地看问题。”在清华大学与米伟德有过多次交流的孙哲说。
他对台湾问题也很有研究。米德伟曾在台湾的英文媒体任职,更为媒体津津乐道的是,他还取了一个台湾太太,妻子李弘敏曾任台视驻美记者。
他们对华打的是“组合拳”
《国际先驱导报》分析认为,就中美关系,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双边关系之一而言,奥巴马面临中美两国的复杂形势、台海和涉藏问题,亟需一支深谙东亚事务、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能为总统决策提供思路和见解的队伍,这正是奥巴马耗费4个月组建中国政策团队的重要背景。
“奥巴马现在的对华政策基调还是以合作为主,希望密切与中国合作,共同走出金融危机,十分务实。”复旦大学国家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表示,奥巴马的这支对华政策团队,则是围绕这一大的主题,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
奥巴马对华决策有四个部门直接参与,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和驻华大使馆。“这中间需要一个至上而下,再由下至上的过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志新介绍,对华决策首先是由奥巴马提出意见,再向下传达各部门,各部门对总统的意见进行调整和修正,提出具体政策,最终汇总至国安会,再传达给奥巴马,最后由奥巴马拍板定案。
而在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团队中,除了文中所提及的与中国频繁接触的官员,还可以囊括更多在美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虽不“专攻”中国,但无疑对华外交是他们任务的重中之重。比如,国务卿希拉里,在演讲中高频提及中国,欲在中国施行其“巧实力外交”,3月的东亚之行更将中国作为最后一站,被外界解读为最重要的一站;财政部长盖特纳被誉为务实派,他将于月底访华,与中国就两国应对金融危机进行磋商;华裔商务部长骆家辉则计划9月份访华,他此前多次访华,熟悉中国事务,外界认为奥巴马选择他出任要职,有助于化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风险……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团队能量很大,在美国的对华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他们各自分工不同,但观点能达成一致。”孙哲如是评价奥巴马对华政策团队的整体风格。沈丁力认为,“难以将他们简单归入为亲华派,或是反华派,而应该说是知华派,他们清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很了解中国,知道怎样和中国人打交道。”▲
贪腐解决不了,说明我们制度、体制上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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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是愈来愈腐败,贪官是越来越多。可以说找不到一块净地。这种严重现象说明我们的制度和体制出了问题,但是谁也没有认真总结,这究竟应该怎么办。官员们反腐,给人的感觉是停留在口头上,有时也揪出几个贪官示众,但群众认为,那是一种政治需要,或者干脆是狗咬狗的结果,非常不彻底,愈来愈不相信政府。
从反贪制度上讲,现在主要是上级监视下级,上级高到一定程度,就没人监督了。下级贪官再贪,只要上层认为你没问题,群众意见再大也没有作用。所以如何让下层的人民群众来监督各级官员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在说得美,要各级领导接待来访,但生活中,往往成了政治表演的作秀。不要说老百姓把问题反映不上去,就是下级官员给上级官员反映问题也有困难。
有时,老百姓都怀疑,是不是上边在认真防贪反贪。比方公示财产来说,外国外地能做到,我们却连个法都立不了,更谈不到做了。
陈行之先生的《“反腐败”是权力者“认真的假话”》我以为讲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可以受到一些启迪的。
贪腐不是社会主义,贪腐也建不成社会主义。贪腐社会和谐不了,人民快乐不了,国家不会真正强大,江山不能永固。我们应该考虑这些贪腐的后果,考虑该向何处走。
马蛟龙写于二○○九年五月一日
附:
“反腐败”是权力者“认真的假话”?
陈行之博客
1腐败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到了天人共怒的程度,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表达:即使腐败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天人共怒的程度,腐败仍旧不能被遏止,仍旧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蔓延,老天爷没办法,人更没办法。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执掌权力的既不是老天爷,也不是善良的人民,而是那些以腐败为天职的所谓“仆人”。
我这样说一定有人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判断与官方意识相态宣传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不合拍。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是有最基本判断依据的,比如人民热切盼望的确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到了官员那里,就有97%的人表示反对。油滑了说,这97%的人之所以反对,有各种各样缘由,并不意味全部是害怕阳光的腐败分子;鲠直了说,既然你们不是腐败分子,为什么要反对向自己的人民公布合法财产呢?说明你们的财产还是有“不合法”成分,说明你们还是害怕阳光,说明你们还是腐败分子。经由这番推论,开头所言“执掌权力的既不是老天爷,也不是善良的人民,而是那些以腐败为天职的所谓‘仆人’”的判断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吊诡的是,成年累月高喊反腐败的正是那些以腐败为天职的所谓‘仆人’。“仆人”喊多久了?差不多60年了吧?权力者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可以开天辟地,呼风唤雨,改变人性,为什么无法搞定一个小小的腐败问题呢?为什么一个甲子之后种种腐败恶行非但没有被遏止,反而进一步波涛汹涌起来了呢?在我们欢呼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怎么就会进入到贫富差距最严重国家行列之中了呢?在时间的流逝中,本属于人民的资产怎么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权力者腰包里巨额“私产”了呢?当老百姓愤怒于腐败,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时候,怎么就会发生某高级官员发出“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的叫嚣呢?我们能不能据此断言“仆人”宣扬的反腐败并不真的是在反腐败,只不过是借助于国家宣传舆论阵地向人民说的“认真的假话”,“逗你玩儿”呢?我们能不能很不恭敬地认为权力者的反腐败言论只不过是为了更顺当地腐败呢?
我觉得我们能了,权力者用自己的言行践行了“充足理由律”,即使我们不想做这个判断也很难了。犹如一个盗贼一边偷盗一边念念有词“人只一念贪私,便销钢为柔,塞智为昏,污洁为染,坏了一生人品”。也正是这个念念有词之间之人在念念有词之间,把所有想拿到手的东西都拿到手了,人家其实完全不顾忌什么“一生人品”,念念有词是给旁人听的,只是为了好玩儿罢了。
两相比较,我们在这里“清议”一下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问题,似乎不应当算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尽管我知道有人会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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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看“万恶的资本主义”在我们极为反感的“普世价值”状态下是怎么弄这件事的。
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230年前的瑞典,从此以后,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就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文明中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一种常用手段。及至目前,全世界已经有97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纳入法律体系,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美国国会1978年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员必须公开本人、配偶及其子女的财产状况,按照规定程序提交财产状况书面报告。1985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众议院议员和雇员道德准则》,对众议员及雇员的家庭财产申报进一步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规定,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必须从宣誓就职那一天起就如实申报财产,随时接受公众的查询和监督,一旦出现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等现象,轻则被处罚款,重则吃官司、坐牢,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英国是最早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英国议会早在1883年就通过了关于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法律规定,议会议员和公务员必须如实申报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甚至于从事咨询、写作、讲学等所得,如果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官员必须作出解释和说明;如果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就会被认定为非法收入,将被治罪。
专制主义的苏联垮塌以后,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国家。2008年12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一部名为《反腐败法》的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应当申报自己、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和收入情况”。俄罗斯联邦宪法更是特别规定政府总理、副总理以及政府部长,有义务向联邦税务机关提供自身和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财产及收入信息,其中包括各自收入、有价证券和不动产等。2009年3月10日,梅德韦杰夫在反腐败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指出:“在申报财产过程中,拒绝与委员会合作、无视法律要求的人肯定应该从国家机关名单中开除出去。”俄罗斯还将整合政府各部门已有的数据库,建立一个综合电子资产数据库,记录官员个人资产情况,追查申报收入与实际资产之间的出入,让少数想蒙混过关的人无从下手,创造条件让媒体和记者在反腐败中发挥重要作用,利用舆论监督的力量让腐败官员无处可逃。
具有最坚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亚洲怎么样?以韩国为例:韩国1981年出台了《公职人员伦理法》,由当时的总统全斗焕政府制定颁布。戏剧性的是,全斗焕和其后任总统卢泰愚正是栽在了这部由他们自己制定并贯彻执行的法律上——这两个人分别因为募集、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而被逮捕,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与第二位接受法庭审判的前国家元首。1997年8月,首尔地方法院以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及受贿等罪行判处全斗焕死刑,判处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全斗焕和卢泰愚上诉以后,分别减刑为无期徒刑与17年有期徒刑。虽然韩国总统金大中后来特赦了他们,但附带了在我们看来“很要命”的条件:必须偿还被他们非法侵吞和贪污的资金。全斗焕需要偿还的资金达到2205亿韩元;卢泰愚需要偿还的资金达到2628亿韩元。2003年10月,两条温顺的白色小狗、一台旧电视机和一台旧冰箱作为被拍物品摆放到了韩国首尔一家拍卖行里,这些物品最终以7800万韩元拍出,这是全斗焕为了偿还贪污款而变卖的全部剩余家产。全斗焕叹息说:“我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我目前拥有的全部财产只有260美元。”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有没有?我们真诚地说:“这个可以有。”然而现实却无情地告诉我们:“这个真没有。”假如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不意味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复辟资本主义了吗?中国不就被什么“普世价值”操纵和左右了吗?中国再到哪里去寻找具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呢?所以,权力者信誓旦旦地说:“这个坚决不能有。”
我们问:“为什么呢?”
权力者说:“因为它很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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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物邪恶还是不邪恶,通常由不同人的不同立场所决定。那么立场又是什么东西呢?立场是利益的观念化表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奴隶主一定认为奴隶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最大程度为奴隶主提供了利益保证;反之,为奴隶主服务的奴隶就不这样看问题了,他们免不了要忿忿地想:凭什么你们给我们戴上脚镣,还把我们当作牛马来驱使和压榨?这是他妈什么草泥马制度?于是就有争议,就有斗争……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阶级斗争,并且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也认可和乐于鼓吹这种观点。)
我们只是一些被权力者称之为“屁民”的人,没有能力把问题提到马克思或者主流意识形态鼓吹的高度,我们只能依据有限的了解,就事论事地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权力者为什么会反对公布自己的财产?
我先提供一组数据。
2007年第4期《远东经济评论》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财富占有情况: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有人指出,正是这500个特权家庭构成了一个大约5000人组成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制造“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把改革变成了饕餮国民财富的盛宴,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人质。
我们多希望这些数据是我们亲爱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布出来的呀!如果这样,说明政府真的把反腐败作为反腐败认真对待了,我们将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并且教育我们的子女:“你们一定要紧跟党和政府,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值得我们追随,这样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值得我们信赖。”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布这些数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对这些数据冠冕堂皇的遮掩,是连篇累牍的宣传轰炸,似乎我们已经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再幸福就要出事情了。我们虽然黯然神伤却也没有完全绝望,在心底里仍旧企盼着,如果我们亲爱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以无法辩驳的方式证明这些数据是西方敌对势力编造出来的,藉此消除我们内心的疑惑,该有多好啊!可惜,我们仍旧没有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出面做这种证明,相反,我们不断被警告说,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和颠覆,防止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我们犹如五六岁的孩子,被大人指教说:“好好坐着!不许动!不许淘气!”如果我们很淘气地反复提及上面那些数据,我们甚至可能会挨打:“没出息的东西,你翅膀还没硬就这样了,翅膀硬了还不得上天呀?!”
我们从来没想过要上天——地上很好,上天去做什么呢?我们只是想知道那些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的如何?不是真的又将如何?我们怎么就得不到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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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可以遮蔽事物,却改变不了人们从世界的实际运行中得到见解,正因为这样,我们从上述数据中也就大致知道了权力者为什么会反对公布自己的财产,权力者为什么竟然有胆量指着老百姓说“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为什么无法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了。
“陈行之,你这样说不对,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关键是目前不具备实行这种制度的技术条件。” (
据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刊登的文章,有关部门负责人称,在一系列技术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若想对申报的财产进行准确核查,难度几乎相当于对申报者立案调查,以“有罪推定”的方式逐一核查是不实际的。
难在哪里?据说难在下述五点:一、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实施储蓄实名制后,个别腐败官员不得不把大面额人民币成堆地放在家里,而中国仍然大量通行现金交易;二、金融实名建立在身份信息真实的基础之上,目前我们的身份信息尚不准确;三、作为物权法重要配套措施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法尚未出台,不动产登记制度尚不完备;四、现有技术与配套制度无法轻易摸清是官员在境外资产、珠宝、古董等财产的底数;五、当前社会信用意识缺失,官员们的信用意识也缺失,大量申报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进行虚报和瞒报。
结论:所以我们不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有学者进一步补充说,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有两大难点:第一,中国的财产还没有私有化,很难搞清什么东西是公家的,什么东西是私人的,一些高级官员的消费主要是职务消费,包括保姆、司机、车等等都是公家提供的,你要核实他的财产收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第二,中国社会制度的本质是官本位的,不仅老百姓监督官员非常困难的,就是上下级关系也使得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进行监督极为困难。 (
结论:所以更难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两个结论,一个“不能”,一个“更难”,而我们又很不幸地知道了世界银行和《远东经济评论》披露的数据,很不幸地感同身受了那些数据对我们每一个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影响,我们当然会继续企盼数据中那些掌握了巨额财富的权力者公布自己的资产,现在竟然就来了两个冷冰冰的“不能”和“更难”,我们这些眼巴巴的“屁民”该怎么办呢?
权力者说:“没有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关键是不折腾,你只要不折腾,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折腾了吗?我们没折腾呀,我们甚至压根儿就没折腾,如果我们折腾,事情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没折腾,我们不过是怯怯地说了一句“官员应当申报财产”,就有了官员把眼睛瞪牛蛋那么大,指着我们鼻子骂,我们还敢再说什么吗? )
权力者继续耐心地说:“同志们啊!我们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绝不照搬西方国家那一套政治制度,否则会天下大乱,谁也消停不了,谁也过不好日子……你们不是希望过好日子吗?甭闹了,既然我们代表你们,我们就有绝对把握养活好你们,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听到这话,我们心里经常暖呼呼的,然而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心底里就免不了产生疑问:真是这样的吗?我们的“国情”难道如此特别?中国的社会主义难道如此具有“特色”?中国传统文化难道如此可恶?如果真的是这样,与我们同种同宗,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并不比我们逊色的台湾,几乎完全照搬了“西方国家那一套政治制度”,为什么并没有导致“天下大乱”呢?具体到官员申报财产制度,似乎搞得也还不错,这又怎么说呢?
好,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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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2日,台湾颁布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该法于当年9月1日起正式生效。作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配套法规,台湾还出台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施行细则》。 )
依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上至“总统”下至地方政府机关一定级别的工作人员,都需要申报财产,甚至包括各级政府机关职务列简任第十职等(近似于大陆的正处级干部)以上的主管人员;代表政府出任公司董事和监事的;各级公立学校校长、副校长;台军队上校以上各级军官;各级民意机关的民意代表;法官、检察官;司法警察、税务、海关、地政、会计、审计、建筑管理、工商登记、城市规划、金融监管、商品检验、商标专利、公路监理、环保稽查、政府采购等业务主管人员以及经核定有申报财产必要的其他人员。
由两个部门受理官员财产申报:简任第十二职等(近似于大陆的正厅局级)以上高级官员的申报机关是监察院,其余人员向所在单位的“政风”部门(即人事核查部门)申报。2008年10月,修订后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施行细则》正式生效,该法对代表台湾地方政府出任公司董事和监事人员的财产申报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
公职人员应申报的财产包括台湾岛内外的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100万元新台币以上的现金、存款、有价证券;价值20万新台币以上的珠宝、古董、字画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的财产,如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采矿权、渔业权,甚至名贵的盆栽、高尔夫球证、高级会所的会员证等以及100万新台币以上的债权、债务及各种投资等。除了对财产进行申报外,有些财产还应一并申报财产取得的时间、原因以及取得的价格等内容。申报并不限于申报者本人财产,公职人员的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的上述所有财产,也应一并申报。
为实现重大财产变动的透明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还规定了财产变动申报和强制信托制度。财产变动申报,是指申报人在定期申报时,要将申报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不动产和上市公司股票等财产的变动情况,如变动时间、原因及变动时的价格,填入公职人员变动财产申报表,提交给受理申报机构。强制信托是专门针对高级官员而设立的,是指除了自用不动产以外,申报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其他不动产和上市公司股票等财产应当在申报之日三个月内委托给信托业。
财产变动申报和强制信托制度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变动状况得以公开,便于接受监督。受理申报机构在接受申报资料后,应当予以审核,并汇编成册,向社会大众开放,供人查阅。除了这种公开方式以外,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施行细则》的规定,受理申报机构还应当在完成审核的三个月内,将申报资料刊登于政府公报并上网公告。为了便于申报资料的公示与查阅,台湾行政院会同其他机构于1993年8月还共同制订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资料审核及查阅办法》。
正是因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资料公开,民众和媒体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2008年年底,台湾监察院公开了马英九等74人的财产申报资料,其中马英九的银行存款为6468万新台币。近日,“监察院”又公布了一批财产申报资料,其中包括“陈水扁案”特侦组成员的财产状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为保证申报资料的真实,受理申报机构可以向财产所在地相关机构、团体或个人进行查询,受查询者必须如实说明,否则会被处以2万新台币以上10万新台币以下罚款。申报人如果违反强制信托规定的,会被处6万新台币以上120万新台币以下罚款。申报人故意隐匿财产而逃避申报的,会被处20万新台币以上400万新台币以下罚款。申报人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期限申报或故意不实申报的,受理申报机构可以通知其限期改正,并处6万新台币以上120万新台币以下罚款。申报人经通知仍未申报或改正的,将可能构成犯罪,申报人要承担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10万新台币以上50万新台币以下罚金的刑事责任。处分机关作出上述处罚结果的,要将受处罚人的姓名及处罚事由予以公告,也就是说,不仅申报资料公开,违法申报行为的处罚结果也要向大众公开。
面对如此苛刻的管束权力的法律,我没有听到台湾官员指着老百姓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我也没有听到台湾官员敢于谩骂民众:“你们是个屁!”相反,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台湾“总统”陈水扁腐败案的案情进展,我们每天都在艳羡那里的人民竟然把“总统”都给“办”了,我们也就不难想象,那些“总统”以下的权力者在职位上会怎样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不要想象他们的道德有多么高洁,就人性来说,他们(包括全世界的官员)与我们的“公仆”别无二致,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权力被关在了笼子里,我们的权力横行在大地上;他们的权力源于选民的授予,我们的权力源于权力者的惠赐。
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6 在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之前,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将无解;如果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无解,我们也就只能用陈述句重复本文标题:“反腐败”是权力者“认真的假话”。 (2009-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