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三邀中国制定“朝鲜政权崩溃应急计划”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09年8月3日电／美联社8月1日发布重磅消息称，美国希望和中国合作为朝鲜可能出现的“崩溃”制订一份详尽的应急计划，但遭到中方拒绝。中国学者表示，美国确实不止一次向中国提出过这个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朝鲜问题专家2日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国至少三次邀请中国一起制订“朝鲜政权崩溃应对计划”。

    ◆ 第一次是在2004 年，是由韩国最先提出，经由美国向中国表达这个意思的；

    ◆ 第二次提出是在去年8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有两个多月没有露面后；

    ◆ 第三次是今年7月。

　　这位专家表示，美国向美联社抛出邀请中国一起制订“朝鲜预案”其实并非真关心所谓的“朝鲜难民”，或者担心“朝鲜核武器”，而是想探测朝鲜未来领导人和未来领导层的情况，了解中国的态度。他说，美国一再邀请中国一起制订该计划的背后其实是韩国政府在出力，是韩国人最想知道朝鲜的未来。因为对于美国来说，朝鲜问题只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韩国政府来说，朝鲜问题则是国家战略的全部，关系到韩国的生死存亡。

　　☆ 专家称应警惕美国以朝鲜崩溃论离间中朝关系

　　美联社8月1日消息称，美国希望和中国合作为朝鲜可能出现的“崩溃”制订一份详尽的应急计划，但遭到中方拒绝。中国专家称应警惕这种离间中国关系的阴谋。

　　美联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和学者的话说，美国在与中国高层官员会晤的多个场合中提出：为朝鲜可能的“崩溃”制订一份预案。最近一次提出是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上月访问北京的时候。但“中国官员都拒绝了”。

　　北京大学副教授余万里认为，美国此时放出拉中国一起制订“朝鲜应对方案”的消息既是为了继续向朝鲜政府施压，同时也是想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与其商讨朝鲜的未来。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戴旭表示，美国拉中国一起制订所谓的“朝鲜政权崩溃方案”其实是阴谋，是想离间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进而控制朝鲜，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朝鲜半岛，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压力，所以中国一定要识破美国的阴谋，绝不能让美韩越过“三八线”。事实上，朝鲜的稳定与发展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有感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2544&msg_id=5

2009年07月28日 新华网 彧 君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治国就是治吏”，把官吏管理好了，官场风气正了，官员的表率作用才会增强，老百姓才会一呼百应，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否则，官员欺上瞒下，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其结果只能是“虽令不从”，民怨国衰，“四维不张”。这就是“治国就是治吏”的基本道理。

“治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要贯彻的法律条令很多，要使官员有所惧、不乱为，必须贯彻一个“严”字，即“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在这方面，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为什么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遏制贪污腐败？主要是在“严”字上做了文章。据薄一波回忆，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薄一波，要其向毛泽东说情，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当时，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治国的问题上，一些人却本末倒置，认为治国的核心在于“治民”。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一些官员把自己放在与群众对立的位置上，在“治民”上大做文章，结果是南辕北辙， “按下胡芦起来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照宪法的基本精神，我们的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党中央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一个吏治清明的社会，才会民富国强，才会更加安定和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的军队在国际上驰骋的能力还相对有限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8-02-voa37.cfm

记者： 燕青、华盛顿 Aug 2, 2009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上日益受到瞩目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也是各方瞩目的焦点。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军队建设上投资力度的加大也不只一次表达了关注。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纵观各国实力，中国的军队在国际上驰骋的能力目前还相对有限。

    ●*尚未成军事大国*

香港著名军事评论员马鼎胜星期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说不上是一个军事大国。

他说：“到今天为止，中国对境外投射兵力、活力的能力还是弱的。很清楚地讲，它是一个积极防御政策，并没有一个进攻政策；即使是对索马里方面派出一点点舰船，参加国际维和，这是一个开始。作为联合国五强来讲，这还是很软的一种表现。”

虽然在这位专家看来中国出兵到索马里不算什么，但是在国际上，这一行动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 *军队主要为保持国内稳定*

马鼎胜先生同意中国军方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持国内稳定的看法。他说，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问题、以及由贪污腐败、包括军队当中的腐败所造成的民众当中的不满和抗议这些问题上都需要发动军方的力量来处理。

很多国际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内部政局并不像政府希望的那么稳定，而且一些分析人士也在猜测，一旦中国的政局有变，中国军队内部会不会出现倒戈的现象，也就是决定和民主派站在一起。就这一点，各方看法并不一致。

    ● *军事交流局限于表面*

近些年来，中国和不只一个国家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一些交流项目，以期增加彼此之间的互信。但是，马鼎胜认为，这些动作大部分只是局限在表面上。

他说，实际上，从很多角度来看，中国都面临着区域间的军事挑战；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北韩问题、日本、印度都存在着潜在的变数。谈到和俄罗斯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他说，归根结底，中俄之间并没有结成深层的盟友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两国之间在能源上的交往凸显出来。

他说：“所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很虚的；我们从石油输出就可以看出来；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俄罗斯是石油出口大国，如果两国真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甚至是有结盟的关系的话，不可能俄罗斯卖给中国的石油这么少，而且条件非常苛刻。”

    ● *军事上孤立与意识形态上孤立*

马鼎胜认为，就中国目前的状况，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比较缺乏切实的盟友、甚至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他说，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和中国目前的政局和体制没有融入国际民主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说：“我们现在讨论完了整个中国周边的国际战略问题就会发现，中国面对的这种孤立，并不只是军事上的孤立，它自己感到孤立，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孤立。”

中国建军60年来，目前有四个兵种--陆海空，再加上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中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法安表示，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和世界格局变化，中国军队在兵种建设方面也应该适时考虑并筹划建设航天部队。▲


跨国公司入乡随俗 运用潜规则 频发贿赂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5706

  　2009-8-2 以鲜明的财富规则辅导着封闭已久的中国企业，以巨大的经济能量激活长期沉闷的中国市场，以先进的制度元素再造中国经济机制……跨国公司带给中国的似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然而，当一起起商业贿赂丑闻被无情地抖搂出来后，这些头顶耀眼光环的庞然大物开始黯然失色。

　　◆ 跨国公司的集体性“堕落”

　　最近几年在麦肯锡、朗迅、大摩、IBM等财富巨头身上发生的商业贿赂事件一定程度上还原与厘清了跨国公司的本来面目——

　　“沃尔玛案”。2003年12月，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报审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项目时，为云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彭木裕之妻在香港导购，并为其支付了10余万元人民币的购物费。东窗事发后，彭木裕获10年之监。

　　“朗讯案”。2004年4月，朗讯被曝光在过去3年间为近千人次的中国政府官员、电信运营商高管出资“访问”美国，并以“参观工厂，接受培训”为由安排前往夏威夷、拉斯韦加斯、大峡谷、迪斯尼乐园和纽约等地的行程。朗讯为此出资超过千万美元。案发后，朗迅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罚250万美元。

　　“德普案”。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披露，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德普公司天津子公司从1991年开始的11年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用来换取这些机构购买德普公司的产品，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这家企业最后被美国相关机构以违反“反商业贿赂法”为由处以479万美元巨额罚金。

　　“IBM案”。2006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判决书称，2002年到 2003年之间，IBM高管通过中间人的安排，多次违反中国金融外事活动的工作原则和程序与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张恩照会面，作为报酬，IBM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汇入中间人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之后转交张恩照。

　　“家乐福案”。2007年8月，法国零售业巨头家乐福中国总部发出通告称，北京区域的8名经理级员工因涉嫌收受供应商贿赂被警方拘留。此案涉案贿赂总额超过百万元。

　　“西门子案”。2008年底，德国电信工程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同意支付大约13亿美元的罚金了结了困扰自己两年多的贿赂案，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商业贿赂罚单。西门子遭遇如此重罚的原因是：在2003年~2007年间，西门子曾向5家中国国有医院行贿2340万美元，与此同时，西门子还通过贿赂中国部分官员，获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和华南地区两个总价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

　　“大摩案”。2009年2月，摩根士丹利向SEC提交文件称，公司发现一名中国区地产雇员“似乎有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随后，两名中国区地产主管宣告离职。至于大摩在中国相关涉嫌受贿者，目前正在调查中。

　　跨国公司轮番登上中国商业贿赂榜单的结果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 中国市场的“潜规则”之诟

　　客观地说，跨国公司进行商业贿赂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慑于发达经济体的严刑峻法，跨国公司如今已经将商业贿赂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从某种意义而言，大量的跨国公司竞相加入中国商业贿赂阵营的事实，固然反映了国际资本逐利的本质，但也隐然显出其海外扩张战略向本土化潜规则的妥协与屈从。

　　毋庸讳言，中国30多年的对外开放所引进的并不只是跨国公司的庞大身躯，西方企业公平、公开的竞争精神与商业伦理也植入了中国市场。然而，由于本土文化的强大与根深蒂固，新的商业规则并不能在短期内取得市场话语权，盛行于中国商业领域的依然是旧的习俗或者恶俗：人脉关系决定着企业的生存，请客送礼左右着竞争者的命运。而面对着这样的商业生态，善于经营市场的跨国公司难免“入乡随俗”。

　　因此，任何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首先面临着的是如何平衡商业伦理与海外市场的竞争力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企业往往被逼向“囚徒困境”：如果远离商业贿赂，企业就可能失去市场；如果同流合污，就会背叛商业伦理。毫无疑问，对于受经济人理性主导的跨国公司来说，最后只能选择后者。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中国商场中的“潜规则”导致了跨国公司的群体被动性“异化”，那么中国市场中的特殊利益结构则使跨国公司的商业行贿由被动走向了主动。

　　● 首先，中国市场巨大的利润令跨国巨头在“潜规则”面前敢于大胆出手。以电信行业为例，中国电信市场占全球电信市场的10％~15％，朗讯的财务报告显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其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其在美国的业务，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朗讯难以在中国式商业形态下独善其身，而贿赂自然成为其打开商业大门的一把钥匙。

　　● 其次，垄断特权的存在驱使跨国公司在“潜规则”面前铤而走险。商业贿赂与资源垄断相伴而生。垄断行业和政府严格管制的行业中，从业人员手中所掌控的垄断性资源太多，权力部门与企业存在频繁的微观接触，在缺乏全面监督的环境中，手握行政审批权、资源分配权、管理权等公权的人员自然成为商业贿赂猎取的对象，各类强势组织权力寻租的机会大大增加，而急于开拓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则成为商业贿赂的重要参与者。

　　● 第三，制度供给不足使跨国公司在“潜规则”面前肆无忌惮。集中表现为我国现行治理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法律处罚力度不够，加之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违规行为的放任以及企业、商界长期以来的“习惯性沉默”，既使各交易参与方产生了关于潜规则的悲观心理预期，又变相助长了在华跨国公司的违规气焰。

　　◆ 用制度堵塞“贿赂门”

　　人类通过艰辛的经济探索与追求才收获了如今一系列的合规性商业原则，而当这些洋溢着理性精神的规则遭遇亵渎、玷污时，经济活动与社会领域都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特别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中国市场而言，跨国公司商业行贿所制造出来的“洋垃圾”更具强大的破坏性。

　　商业贿赂意味着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社会群体向潜规则低头，企业用尽违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权力部门积极进行权力寻租，使市场竞争变成违规经营与守法经营的恶性博弈。一个盛行商业贿赂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规范的、有秩序的社会。同时，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与暗箱操作相伴相生，而暗箱操作可以将那些正当经营的企业淘汰出去，破坏了我国市场交易的秩序，使价值规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在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左右下，资源不合理地流向了跨国公司，本土企业所拥有的市场遭遇蚕食，民族企业无形之中受到排挤和压制。更应该看到的是，商业贿赂不仅分流和挤占了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正常资金供给，而且强化了“技术逆向选择”，即企业不通过技术变革而是通过“潜规则”的利用就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这种逆向思想的传染最终必然稀释与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与热情，阻碍技术进步的进程。

　　对此，我们必须用制度堵塞“贿赂门”。

　　● 首先，要有效地遏制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必须制定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并加大惩罚力度。

　　● 第二，由于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多发生在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些部门就成为以制度创新抑制商业腐败的主要领域。一方面，要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包括引进非国有化的产权主体实现产权多元化，强化产权的自我监督，推动产权的人格化，防止产权所有者主体的缺位，强化所有权对使用权和处置权的控制。另一方面，要实现商业行为的市场化，包括推动垄断行业的市场化变革，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权力的主导功能，推广采购与供销环节的阳光招投标制度，增加经济行为的透明度。

　　● 第三，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跨国公司的中国贿赂之风的确可以在国内找到策应的基础，因此，遏制跨国公司的商业行贿，还必须清除国内公职务人员权力寻租的恶俗。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歼轰-7坠机事件表明中国参加军演立足实战
http://www.stnn.cc/glb_military/200908/t20090803_107419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8-03 中俄日前进行“和平使命－2009”联合反恐演习，在演习前的训练中，中国军方的一架歼击轰炸机失事坠毁。当时该机正在演练对地面目标的攻击科目，结果在200米的低空发生事故后坠毁，两名飞行员不幸遇难，据初步判断，事故应当是因操作失误引起的。虽然中方并没有公开失事战机的型号，但据外国专家分析，失事的应当是歼轰-7型歼击轰炸机，这也凸显出了中国军队是在以一种实战的心态来参加此次联合军演的。

　　《南风窗》文章称，目前现役军机中唯一能称为战斗轰炸机的，只有由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负责研制的歼轰-7“飞豹”，对外名称FBC-1，是中国1980年代开始自行设计研制的中型战斗轰炸机，有“航母杀手”之称。歼轰-7攻击威力强，具有装备大重量、大口径武器的能力。

　　其主要作战使命是执行对地、海攻击任务，具有一定的歼击护航能力。可用于攻击敌战役纵深目标；交通枢纽、前沿重要海、空军基地、滩头阵地、兵力集结点等战场目标，以及执行远程截击如航空母舰等大中型水面舰艇等攻击任务。歼轰-7最重要的武器是C-801K/803反舰导弹，最多可带4枚。两个翼尖挂架可挂霹雳-5格斗型空空导弹，也是解放军中少有的带有翼尖挂架的飞机。

　　该型战机为多功能攻击型歼击机，通常中国专家将其性能与苏-24战机相提并论。不过，在俄方专家看来，该型战机的航空发动机较之俄方产品而言，尚有一段距离。

　　由于指挥此次联合军演的中方最高指挥官马晓天将军是空军出身，因此，中国战机在训练中的失事，更是凸显出了中国军队是在以一种实战的心态来参加此次联合军演的。

　　在俄空降兵的一个网络论坛上，一位署名“安德烈”的网友在评论此事时，就感慨到：没有电视直播，竟然也这么玩命！当然，也有中国网友指出：这种事故恰恰说明，这种高强度的大规模演习，无论对中国的装备，还是对中国的军人，都是非常必要，只有经过压力检验的技战术素质，才是真正过硬的素质。

　　当然，此次军机失事，也有准备不足方面的原因。据俄方透露，该演习是在2008年的中俄国防部长会议上敲定的。今年3月23日~28日，中俄双方才在北京举行了第一轮协商，因此，对于沈阳军区而言，真正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的——演习营区的准备仅用了40多天。实地采访的俄《红星报》记者甚至将之归为此次演习的一大特点。不过，尽管此次联合军演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由于俄军参演的摩化营及空降突击连都是满员齐装的部队，而且，第83空降突击旅曾参加过车臣战争，积累有丰富的反恐作战经验。因此，中方全身心地投入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之中，也是一种必然。

　　俄军对于这种耗资巨大才得来的军演机会也非常重视：俄军参演部队抵达指定区域之后，首先投入工作的就是4名军医，在他们的指挥下，一个很像样的野战医院很快就建成了。显然，作为一支成熟的军队，俄军首先就对这种实兵演习中经常出现的意外做好了应急准备。而且，此次军演，是俄远东军区自二战结束之后，其技术装备调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据俄陆军副总司令斯图杰尼金中将透露，参演俄军仅随身携带的弹药就高达上百吨：70吨为陆上兵器所用，30吨为航空弹药。而且，在正式演习开始前的练习中，就将消耗1/3的弹药——俄方显然也不想放过任何一次与中国军人共同进行实兵对抗的演习。

　　中俄双方都将此次演习看作实战，因此，演习地点选择上的意义就凸显出来：选择东北地区，不仅利于双方军队的调动，而且，俄方参演部队主要为远东军区的部队，也显示出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上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俄远东军区在俄军中的地位也随之凸显：前俄军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推行战区司令部式的军事指挥体系改革时，选择将远东军区作为试点军区，虽然随着巴卢耶夫斯基将军离开俄军总参谋长的位置，该项计划搁浅，但战区司令部式指挥体系所强调的 “机动、灵活”，仍成为俄远东各部队训练时所强调的要点。

　　也许是过于接近实战的演习存在太多危险性，而且，此次军演的科目根本没有任何气势磅礴的阵地战色彩——完全突出了反恐作战的残酷性，因此，此次军演仅邀请了上合组织其他4个成员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和上合组织秘书处秘书长、地区反恐机构主任等人观摩。

　　演习结束之后，除例行的阅兵之外，还将举行参演装备展示活动，显然，俄军在2005年联合军演时养成的装备推销特点仍然保持着。不过，中国的装备部门也不会放过宝贵的机会：很多新装备——甚至有在军内列装才10天的装备就被送上了演习场，以至于演习场上出现了来自各科研院所、生产厂家的专家及教授拼命收集各种装备数据的身影。 ▲


原苏联如何胁迫蒙古从中国分离
http://www.stnn.cc/reveal/200907/t20090731_1073076.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8-03

　　核心提要：为解决中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袁世凯在陆徵祥离职后，又任命他的姻亲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对袁世凯言听计从，于1913年11月拟定了一份中俄声明文件，用损害中国主权作代价，以交换俄国政府对袁世凯政府的承认。

　　关于外蒙古，1999年版《辞海》是这样解释的：

　　地区名。指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原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代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三音诺颜汗、车臣汗等喀尔喀四部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两区，归驻扎在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统辖。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缔结《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规定，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于1919年放弃“自治”。 1921年初，外蒙古封建主在盘踞中俄边境的白俄唆使下，再次宣布“独立”，同年6、7月，蒙古军在苏俄支持下击溃白俄，解放库伦，成立君主立宪政府。 1924年5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年11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与沙俄及苏联政府紧密相关。事实上，俄国扩张主义者早就对蒙古怀有野心。他们曾扬言：一旦清王朝崩溃，便可以把蒙古从中国肢解出来。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使俄国扩张主义者们感到有了可乘之机，就唆使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行政区的封建主组织临时政府，并于1911年底宣告独立。 1912年，沙俄军队攻占胪滨府。2月15日，沙俄支持外蒙古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当时的都府库伦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活佛自封为“大蒙古皇帝”，并建国号为“共戴”。一个月之后，即3月24日，便正式向外宣告：外蒙古独立。

　　对于外蒙自称的独立，孙中山等人表示强烈反对，并明确宣布“蒙古族为中华民国五大民族之一”。他还派人多次劝告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独立，不要投靠沙俄政府。

　　迫于国内各界的压力，袁世凯也于1912年4月15日命令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向俄国政府声明：外蒙古之事非经中国承认，一概无效！

　　对于中国的声明和反对，沙俄视若无睹，于1912年11月3日胁迫哲布尊丹巴与其签订《俄蒙协约》，明确规定沙俄政府扶助外蒙古保持自治秩序，帮助外蒙古训练国民军，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境内，不准华人移民此地。还规定俄国人在外蒙古享有特权。显然，沙俄的企图就是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并进一步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1912年11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紧急会见上任不久的外交总长梁如浩，将《俄蒙协约》通告中国政府，声称：如果中国予以拒绝，俄国将在外蒙古采取单独行动。

　　梁如浩不甘示弱，当下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清，万无与各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有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之后，即11月12日，梁如浩又亲赴俄国驻华使馆，要求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本国政府，速即取消《俄蒙协约》。

　　沙俄政府见中国外交人员拒绝承认《俄蒙协约》，就祈求日本联合向袁世凯施压。袁世凯怕得罪俄、日两国，就把梁如浩叫来，当面大加训斥。梁如浩义愤填膺，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其后，陆徵祥继任外交总长，但是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他也不想成为千古罪人，所以继续与沙俄政府进行交涉，直至1913年9月陆徵祥离职，中俄交涉仍拖延未决。

　　为解决中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袁世凯在陆徵祥离职后，又任命他的姻亲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对袁世凯言听计从，于1913年11月拟定了一份中俄声明文件，用损害中国主权作代价，以交换俄国政府对袁世凯政府的承认。1915年7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外蒙古的恰克图签订了《关于外蒙自治之三国协定》。该协定规定：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俄两国同意外蒙古自治。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要求。

　　1919 年10月，北洋政府派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率领军队开到“大蒙古国”首府所在地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命令已实施君主立宪制的封建主立即签署“自愿无保留地拒绝‘自治’，归顺中国”的“协定书”。几天后，即1919年11月22日，由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外蒙古已完全废除“自治”协定，再次归入中国版图。按规定，外蒙古要按时向中央政府纳贡。同时，在北洋政府倡议下，在库伦还开办了中国银号库伦分号。

　　外蒙古的地位变化引起了莫斯科当局的注意。出于慎重考虑，苏联政府于1919年下半年发表了一份试探性的声明，即《苏俄政府对蒙古自治政府及蒙古人民的声明》。该声明中，苏联阐明了对东方的外交政策，提出废除沙俄政府对外蒙古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表示愿与蒙古活佛建立平等关系。

　不过该声明发出后，外蒙古当局在第二年才收到蒙文文本，而且也没有回复。

　　在此期间，苏维埃政府急于要与外蒙古发展关系的意向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他们指示设在苏联伊尔库斯克市的从事对东方秘密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蒙藏部”，研究此问题并采取行动。该蒙藏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蒙古、日本及朝鲜等国组织革命运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为其境内的进步组织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培训职业革命工作者，最终目的是在上述国家实行共产主义。

　　1920年11月17日，联共(布)会同共产国际，开展有关帮助外蒙古推行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军阀统治的探讨。次年2月就制定出具体措施，例如，提供武器装备蒙古革命游击队，筹建蒙古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反对中国军阀统治和沙俄白卫军的武装斗争等等。

　　在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下，外蒙古境内产生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蒙古人民党。1921年1月1日，在恰哈图市举行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共有26名代表参加。大会的口号是：在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支持下，团结各界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为争取民族统一和社会解放而努力奋斗。

　　会议还决定联合境内所有的游击力量组成统一的革命武装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军。

　　同年3月13日，在恰哈图市举行了由外蒙古地区各旗的劳动代表、各游击队组织代表及各革命党派代表参加的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苏联政府倡议下，大会决定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先前成立的蒙古人民党的领导成员均在该政府里担任要职。

　　在外蒙古形势大好的局面下，苏联政府联合共产国际加快了开展针对张作霖的奉系势力及沙俄白卫军翁格恩残部的“剿匪”行动。1921年2月10 日，联共(布) 通过共产国际蒙藏部发表声明：军阀张作霖的在蒙势力及“翁格恩匪帮在蒙的军事占领严重地危害了苏维埃政权及共产国际在蒙开展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所以，当前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战斗任务，就是粉碎由谢苗诺夫所控制的滨海地区、军阀张作霖所控制的满洲地区、翁格恩所占领的外蒙地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包围与封锁。

　　苏联领导人认为，如果能完成上述任务，不仅对巩固苏维埃政权有利，而且还可以改善苏联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双边关系。

　　按照2月10日联共(布)声明精神，苏联政府于6月16日做出了向外蒙古派驻苏联红军的决定。并于1921年6月28日组成了由纳依曼与切列米西诺夫将军率领的蒙古远征军，从恰哈图向翁格恩的大本营所在地——库伦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