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韩美酝酿新战略：决不能让北韩吃白食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09/18/20090918000003.html

    朝鲜日报记者 安勇炫 (2009.09.18 08:22) 韩美两国在长达15年的核谈判过程中，频频上了北韩的当，而目前两国正在酝酿新的对北战略，以免重蹈覆辙。这是为彻底切断北核谈判的恶性循环，即韩美两国在与北韩的谈判中一直“舍硬求软”，而每当快要进入弃核阶段的时刻，北韩竟拿出“核威胁”牌，以求更大的“回报”。据悉，韩美认为，和北韩的谈判屡次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到“弃核”这个目的地之前设下中间站的“阶段式”谈判方式，故正在酝酿对北谈判的新原则，即直到废弃核计划之前将继续对北韩实施制裁，也不会提供补偿。北韩到现在为止一直将谈判细切成多层阶段后获取各种“红萝卜”，可以说，韩美两国决心不再被北韩牵着鼻子走。

    外交部长官柳明桓17日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上表示：“即使事后与朝鲜重启谈判，在北韩没有采取实质性无核化措施前，将继续履行安理会的对北制裁措施。” 他还说：“政府将坚持原先的对北应对原则，即在北韩采取实质性无核化措施前，将继续履行对北制裁，同时打开对话窗口，引导朝鲜以真诚的态度重返六方会谈。”

    在9月17日上午举行的国会外交通商统一委员会上，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左）和通商交涉本部长金宗埙（右）正在听取议员们的提问。朝鲜日报记者许永翰摄影

     另一位政府高层官员表示：“将不会（和过去一样）提供补偿，直到北韩将弃核付诸于行动。”该官员表示，如果北韩弃核，可以提供大规模援助，但仅限于“不可逆转地弃核”之后。该官员还强调说，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承诺会弃核的“语言”或“可以逆转的行动”提供补偿。

    这番话意味着，韩美两国不会再被北韩“吃完胡萝卜就跑”以及“为躲避制裁而拖延时间”的战术所欺骗。韩国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表示：“处理北核问题的方法，需要大框架下的根本性变化。”1994年签署《朝美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后，北韩只凭借嘴上说“弃核”就获得了大规模补偿。而且，只要国际社会对其施加制裁，北韩就会提议“对话”来拖延时间。在此过程中，北韩的核能力不断加强。

    北韩在此前进行的核谈判中一贯运用“切香肠（切成薄片的意大利香肠）战术”。他们将无核化阶段详细切割成封存(Shut down)、去功能化(Disablement)、废弃(dismantlement)等步骤后，在弃核之前以对话为由躲避制裁。但是，每次要到弃核阶段时，他们就会使谈判返回到“原点”。

    韩国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表示，韩国总统李明博今年6月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一揽子方案”也是因为对北韩的切入方法需要根本性改变。但是，由于措词和前总统金大中的“一揽子交易”出现混淆，因此让人觉得好像要向北韩提供“礼单”，这是让政府头疼的地方。因此韩国政府目前正在讨论使用“不可逆转的谈判 (Irreversibe deal)”等其他名称。

    北韩在2005年达成协议的《9.19共同文件》中承诺以“所有现存核设施去功能化”和“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能源援助”相交换。他们以“行动对行动” 原则为由，每关闭即将成为废铁的宁边核设施的一个按钮，就获得一些好处。因此，至今为止北韩已获得相当于75万吨重油的能源援助。2008年6月，北韩上演宁边冷却塔“爆炸秀”，让美国为其摘掉了支恐国的头衔。但是，北韩从今年开始发动对外强硬政策，一举扭转了此前进行的去功能化措施。朝鲜中央通讯社本月 4日宣布：“正在将通过对废燃料棒进行再处理提取的钚武器化。”外交领域的一位官员表示：“我们支援的重油不能要回来，而北韩承诺的核设施去功能化却随时可以反悔，这样的谈判像话吗？”

    青瓦台的一位官员表示：“今后不会再签署像《9.19共同文件》那样的阶段性协议或像《2.13共同文件》那样可以逆转的去功能化协议。”金圣翰教授观测说：“今后的谈判内容将会是，如果进入根本性问题，即可验证的弃核阶段，北韩将核武器、核物质、核设施等完全转移到北韩之外，就对其体制提供保障而且推行北韩版‘马歇尔计划’（大规模经济援助）。”

    日本《朝日新闻》当天援引多位六方会谈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韩美政府目前正考虑承认以金正日为首领的北韩当前体制继续存在，以此作为北韩弃核的代价。”该报道还称，也有可能会提议将目前的《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并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

    美国议会调查局(CRS)在最近发布的《北韩，经济杠杆和政策分析》报告中，将美北建交、签署贸易协定、放宽对北制裁、允许北韩加入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能源和粮食援助、对开城工业园区产品提供特惠这六个方案指为可以向北韩提供的“奖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5日表示，如果进行美北双边接触，将向北韩阐明履行无核化承诺时的补偿和不履行时的后果。▲


金正日突然改态度转向对话为哪般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09/19/20090919000007.html

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崔有植 (2009.09.19 10:41)

    9月18日，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右）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左）亲切交谈。戴秉国此次是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身份访问平壤。照片=新华社/NEWSIS

日前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使身份访问平壤，并于9月18日与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了会谈。当天，中国新华社就报道相关消息并公开了会谈内容，这实属罕见。报道不仅提到了胡锦涛亲笔信的内容，还详细地介绍了金正日的反应。而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对两人的会面只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与新华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北韩实施第二次核试验后，中国一直为重启六方会谈而付出了努力。六方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曾于今年7月初依次访问韩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四国，听取了各方立场。随后在8月中旬，还最终访问了北韩。戴秉国也在7月末赴美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举行会晤，就重启六方会谈问题进行了讨论。

虽然中国采取上述一系列行动，而北韩却主张六方会谈无用论，让中国感到困惑。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7月15日出席在埃及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时表示：“在尊重主权与平等的原则被否定的地方，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与谈判。六方会谈已经永远结束。”
要发展本国经济，必须确保韩半岛局势稳定，还需要维持其对韩半岛的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来说，六方会谈是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最佳方式。但北韩更专注于美北对话，而不是六方会谈。

为使北韩重返六方会谈，中国一直在进行高强度施压。7月24日，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对北制裁行列，通过丹东海关没收了走私北韩的70公斤钒。钒在北韩进口产品当中占据很大比重，是制造导弹所必需的金属。这可以说是中国发出的警告，即，有可能切断中国产石油等必需物资的供给。北韩所需石油90%以上都来自中国。

胡锦涛在戴秉国转交的亲笔信中表示：“中国一贯的目标，是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并维护和促进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我们愿同朝方共同为此作出不懈努力。”书面表达很委婉，但其中包含强烈的“压力”。金正日就此表示：“（我们也）愿通过双边及多边对话解决有关问题。”专家认为，金正日做出这种回应，是因为担心激怒中国。▲


腐败频发归根结底是权力运作的科学化问题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9/0911_17_1345314.shtml
 
新华网北京2009年9月11日电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高新民11日做客新华网，与网友一起展望十七届四中全会，畅谈“制度建设，推进党的反腐倡廉进程”。 针对网民提出的反腐政策出台不少腐败依然频现的问题，高新民表示，这归根结底是权力运作的科学化问题。

[网友]感觉现在好像看上去出台了很多制约的政策，但是为什么依然作用不是那么明显呢？依然有这么多腐败现象出现？

[高新民]其实我刚才已经从一定程度上谈到这个问题了，这么多制度不管用，归根结底是权力没有制约，你这个制度执行不执行要靠我的自觉，如果我不执行了我能够受到多大的惩罚，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腐败问题，包括我们作风虽然现在也有进步，过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是事还不办怎么办？这还是一个环境，体制保护着具体制度不被践踏，但是具体制度没有权力的保护。你自己违反了谁来惩罚你呢？我自己握有权力自己又违反了，归根结底是一个权力运作的科学化问题。另外也是我刚才到的利益，很多制度有一个利益在这里阻碍着你无法执行。▲


《永乐大典》六百年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9/19/content_984288.htm

　刊发时间：2009-09-19　光明日报

演讲人：陈红彦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演讲时间：2009年9月    

　　陈红彦　1965年生，1987年起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现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担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秘书长。著有《版本文化丛书———元本》等，编有《芸香阁丛书———冀淑英文集》、《古籍保护新探索》等，并发表《名家写版考述》等多篇古籍研究方面的论文。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永乐大典》永乐六年（1408年）正式成书，至今已经跨越600年风雨历程，其成书、收藏、流通、散佚、研究、复制出版、传播、修复等等，是一部传奇，备受世人关注。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眼里，《永乐大典》已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代典籍，而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尊严。

《永乐大典》的成书

1.大典的成书时间

　　《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实际上，其蓝图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就已勾画出来。朱元璋虽是“马上得天下”的封建帝王，但他对文化教育极为重视，不仅亲自指导编撰《历代驸马录》等，还在定都金陵的第二年（1369年）诏儒臣梁寅等撰修了《集礼》五十三卷。由此可见，明王朝自立国伊始，就极为重视图书的修撰整理。在这种情况下，中书庶吉士解缙于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曾上书朱元璋，提出“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建议“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以此迎合朱元璋“文治”政策的需要，很受朱的赞赏。但终因当时立国未久，许多条件尚未成熟，被搁置起来。

　　1398年，朱元璋死后，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次年其叔父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变”。1402年，燕军攻占南京。第二年，朱棣称帝，迁都北京，改元永乐。

　　1403年（永乐元年）7月，朱棣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正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要求非常清楚：一是全，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二是大，备辑为一书，不厌浩繁。

　　解缙受命后，汇集学者百余人，仿照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二书体例，历时17个月，将书编成进呈，赐名“文献大成”。显然，在这样短时间内急就成章，绝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文献大成”，更重要的是，它没能满足朱棣敕修这部书大而全的要求。“上览所进书，向多未备，遂命重修”

　　据记载，重辑“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总裁，学士王景等28人为副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三千人”。大典编纂时首先采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又派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共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各类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将所辑图书，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1408年（永乐六年）冬，书成进呈，总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以卷数而论，比现在存世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还多出近13000卷。

　　书成之后，仍题《文献大成》，由朱棣更赐名《永乐大典》：“朕嗣承洪基，缅想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讫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名之曰：《永乐大典》。”这样六历寒暑，这部中国编纂史上的大类书总算问世了。

2.《大典》编修的起因和条件

　　一是、消除“靖难之变”的影响。朱棣是以武力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这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当时，很多朝臣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是倒行逆施。朱棣对此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一方面对拒不从命者开杀戒，另一方面提倡文教、振兴学术，加以怀柔。编撰群书可以把大批知识分子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埋头于断简陈编之中，可以使他们钳口不言，无暇多问政事。同时，又可减少人们对“靖难”的关注。因此，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敕修《大典》。

　　二是、《大典》的编修不仅是永乐初年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明王朝立国以来“文治”政策发展的结果。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朱棣是一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封建帝王。他即位后，“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 “远迈汉、唐”的高峰。因此，用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一统之制作”来标榜“大混一之时”的盛世，显得非常必要。

　　三是、《大典》的编修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取代元朝，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复兴元代不甚发达的文教业。通过《大典》这样一部类书，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总结是这一任务的组成部分。不过，《大典》也绝非像某些文章称誉的那样将所有典籍悉收并载。据《东林列传》所载，永乐初年，饶州儒士朱季友进呈了一部“专诋周、程、张、朱之学”的图书，结果，不仅人被杖谴，书也被焚毁。据《宾退录》记载，朱棣也曾命解缙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议文章，将“有关农、桑、礼、乐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难'事者，焚之。”可见，对上述这类图籍，《大典》也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摈弃。称之“奥典”，也是相对而言。

　　四是、具备了修纂《永乐大典》必备的文化和经济条件。据记载，明军攻占元都后，将元政府典藏全部运往南京。元朝先后得到宋、辽、金三代在北京的藏书，数量极多。同时，太祖、成祖两朝，还曾多次诏求民间藏书。因此，明立国不久，就拥有了极为宏富的政府藏书，这在中国藏书史上极为罕见。后来，《大典》的纂辑工作，就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中进行，所有这些藏书，都成为《大典》辑录的底本。此外，唐、宋两代，学术发达，撰著飞速增长，而宋代雕版印刷业繁盛,使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公、私撰著流传极快，这些著作也都被《大典》所汇录。所有这些，必然使它在规模上远逾前代；而且朱元璋和朱棣都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当时各级学校遍设全国，这也为《大典》的编修创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坚实的人才基础；朱棣即位后，兴修水利、广开漕运，奖励农桑，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为编制《大典》这样工费浩繁的大类书，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综上，在明成祖统治时期，编修《大典》所需的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

3.编修方式

　　第一、《大典》属于类书还是百科全书？

　　什么是类书呢？目录学家认为，类书是一种采辑抄录各类图书资料，按一定方法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便于人们查阅的工具书。它是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数量浩繁的图书文献、并有专人进行整理以后才出现的。《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

　　类书肇始于魏文帝曹丕敕修的《皇览》。魏曹丕篡汉称帝后，于黄初元年\(220年\)，组织名臣学士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等人负责，广泛采辑内府及公私所藏经书、史传、诗文各类图书千余种，分为40余部类，编纂成的一部有800万字的综合性类书，命名《皇览》并用缣帛抄写完成若干卷藏于宫中。

　　此后，不少帝王喜其便于寻检，纷起效法。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敕修的一代巨制。但是，这些类书和《大典》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采辑范围上都相去甚远。

　　郭沫若先生从编排形式上，认为西方的百科全书与《永乐大典》相近，于是在影印《大典》的《序》中说：“大典之成，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张忱石先生在《永乐大典史话》前言中也说：“《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大典》又有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之誉。实际上说《大典》就是明代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二、按韵编排的资料汇编与百科全书的差异。

　　中国古代类书编排方法，主要有按事物分类的，有以书名或条目首字按韵目排列的。《永乐大典》则是先按字韵再分类的编排方法。

　　《永乐大典》等类书与西方百科全书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永乐大典》是把自古到当时所有的图书资料全面地加以搜集，将相关内容一句、一段或整篇、整部书地摘引抄录下来，甚至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说法全部汇编，供人参考，不分辨是否正确。西方百科全书则是按知识门类确定成若干卷、若干条目，然后延请权威学者撰述自己的观点或推荐研究成果，介绍正确的知识、学术观点和著作。

　　其次，按照现在掌握的情况，唐以前的典籍姑且不论，在雕版印刷大量使用的宋代，出版的书籍应有万种以上，元代也有三千多种，在《永乐大典》纂修时还能收集到七八千种，而今日所知在世界范围的宋元善本也仅仅保存了3000余部。也就是说透过《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后来已经失传先秦至明初的秘籍史料，对于学人辑佚和校勘古籍可发挥重要作用。清代四库馆臣曾从中辑出佚书300多种，加上后来学者所辑已达600种，今后辑佚还将继续。而百科全书则具有当时学者撰述、面向大众的教科书的特性，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更新，还会不断修订再版。

　　再次，从编辑目的功用来看，《大典》等古代类书，主要目的在保存整理历史文献，方便查询，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百科全书则是近代教育的产物，发挥着对全民的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类书，对保存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发挥了极大作用，《永乐大典》的评价虽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但“辑佚古书的渊薮”的评价应是当之无愧，这也是西方文化所无法企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典籍，当然应该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我再简单讲一下按韵编排的方法。

　　中国古代类书编排方法，主要有按事物分类的，有以书名或条目首字按韵目排列的。《大典》则是将当时古今各类图书七八千种，依《洪武正韵》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汇编成一书。与现在的字典词典按声部排序不同，应该说按韵部编排的方式倒是符合古代中国文人诗词歌赋创作的要求。但像如此庞大的一部类书，按韵编排查阅起来并不便捷。难怪当世的学者对大典有另外一种评价，认为她大而无当。明代自大典成书后几代皇帝都置之不理，直到嘉靖皇帝才把他视为宝物，或许这是原因之一。不过在保存典籍，辑佚和校勘的作用上，《永乐大典》的作用和价值绝不可忽视。

《永乐大典》外观

按韵编排的类书《大典》的收藏及流散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 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 卷，装成11095 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

　　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 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 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 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 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以上主要依据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以及中华书局影印本等统计。）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皇史宬

周叔弢先生捐赠信函

参加《永乐大典》研讨会的专家

《永乐大典》的价值和国家图书馆的研究工作

1.价值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但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为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招致后人不少訾议。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过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

　　那么，《大典》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籍呢？从知识门类上讲，则“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真可谓包罗万象；从辑录范围上讲，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都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间重修书目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朝徐健庵修一统志时，更已“寥寥无几”。因此，《大典》就成了保存这些佚书的独一无二的宝库。

　　《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在修《四库全书》时充分体现出来。当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 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尽管如此，袁同礼先生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从后人仍时有辑出的情况看，袁先生的这个批评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从《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但元、明以后，传本湮没，幸赖邵晋涵等从《大典》录出原文，仍按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才使二十四史无有缺遗。

　　为此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意做了《题旧五代史八韵》，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架子上刻有乾隆御笔的此诗。

　　☆ 题旧五代史八韵

　　上承唐室下开宋，五代兴衰纪欲详。旧史原监薛居正，新书重撰吉欧阳。泰和独用滋侵佚，永乐分收究未彰。四库蒐罗今制创，群儒排纂故编偿。残缣断简研摩细，合璧联珠体裁良。遂使已湮得再显，果然绍远藉搜旁。两存例可援刘昫，专据事曾传马光。序以行之诗代序，惕怀殷鉴念尤长。乙未仲秋月上御制

　　再如《宋会要辑稿》，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宋代很重视编撰会要，前后共十余次，但多未刊行。元灭南宋后，稿本北运，成为修《宋史》各志的依据。《大典》将明初残存的《宋会要》所载史事，分隶各韵，后由清嘉庆间《全唐文》提调总纂官徐松辑出，总366卷。其中所存史料，见于《宋史》各志的不过十之一二，遂使《辑稿》成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其他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观汉记》，《大元海运记》，《农桑辑要》，《水经注》，《永徽法经》，《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也都或由《大典》辑出，或经《大典》校补。《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了。

　　卷13965—13991 就收有戏文33种，卷20737—20757 又收杂剧90 种（赵万里先生所作《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列有上述作品篇名，可资参阅）。

　　《大典》内辑录的久无传本的文学作品，更是不可胜数。其中如宋代李希声、徐师川等人的诗歌以及宋元许多诗人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人所未闻的。再如南宋浙江一带民间流传的南戏，大都亡佚，流传下来的也不过《琵琶记》、《杀狗记》、《拜月记》、《荆钗记》等，而残存的《大典》中就辑出《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这些作品的发现，无疑给我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2004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凡900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180 种，700余种明初方志，记载了宋元及明初各地行政建置沿革、地理方位、城池坊乡、学校选举、田赋户口、仓廪铺舍、矿产土贡、宫室寺观、风土民情、名胜古迹、人物遗事、诗词文章等，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2.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的研究

　　国家图书馆不但收藏着二百余册《永乐大典》，而且从很早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关注和研究。

　　《永乐大典》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保存了很多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辑佚的渊薮。国家图书馆的缪荃孙先生、袁同礼先生、赵万里先生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缪荃孙先生曾辑出《曾公遗录三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志二卷》、《中兴行在杂买物杂卖场提辖官》、《中兴东宫官僚题名一卷》、《中兴三公年表一卷》等书，赵万里先生曾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这些工作使很多几乎已经失传的典籍再现学林。

　　2002年国际研讨会召开，激发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更多的关注，在筹备研讨会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如《永乐大典》中的佛教文献、《永乐大典》的主题标引等等，都反映了新一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永乐大典》研究的关注。

☆ 永乐大典新书柜

　　让更多的人关注、研究《永乐大典》，必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这部书的全貌。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已收集到的730卷《永乐大典》影印出版。使这部孤本秘籍重见天日，得到学界称誉。

　　袁同礼先生在80年前曾经说过：一，藏于国外之各卷亟宜择要影摄，仿今西法影印，无刊刻校勘之劳，时间经济两皆省便，虽属吉光片羽，当亦为嗜古者所同珍。二，国内公私所藏，……应怂恿公布。我国藏书家每以藏有秘本自诩，不愿公之于世，一有错失焚毁，天壤间遂不复存，其阻碍学术也何限。今宜借出影印，俾不湮没，他日次第刊行，流布海内，固艺林之快事也。国内藏书家，其有意乎。将影印出版《永乐大典》的意义表达得非常明白。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希望将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全部仿真影印出版，目前已经完成163册。有出版商将中华书局影印本外的境外藏《永乐大典》出版，而近年又陆续有发现，希望能有更多的大典现身，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资料。

　　《永乐大典》寄托着太多的民族情感，国家图书馆现藏的《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近年做了整体修复，并特别制作了《永乐大典》新书柜，让她们拥有了更好的保存条件。同时我们也期待能够了解由于历史原因散落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永乐大典》更多成员的消息，以各种方式促成这个《永乐大典》大家庭的团聚。 ▲


印度缘何成不了“第二个中国”？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09/17/20090917000031.html

 朝鲜日报 / 撰稿= 美林证券专务、亚太总部客户管理总管 李南雨 ( 2009.09.17 )

我们公司巴斯瓦提（音）部长的工作地点在印度最大城市孟买，他经常迟到，都不能按时参加每天早上举行的电视会议。因诚实而出名的他把迟到的原因归咎为孟买的社会基础建设太糟糕。只要下雨，铁路运行就晚点，车站和主干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有人说，社会基础建设的不健全使印度经济每年都少增长两个百分点。

相反，同为金砖四国（BRICs）的中国却在大力进行社会基础建设，其成果连发达国家都羡慕不已。典型的例子就是连接上海国际机场和市中心的磁悬浮列车。不但30公里的路程仅需7分钟，而且乘客在时速高达430公里的高速列车上几乎感觉不到晃动。韩国也还未完全开通仁川国际机场和首尔市中心的铁路，相比之下，可以切实感觉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幅提高，甚至可与美国就世界经济主导权抗衡。美国也于19世纪利用英国资本铺设了横贯东西的铁路，并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修建起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

今年7月份，中国的股票总市值力压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股票总市值可以说是在金融市场上衡量未来发展空间的标尺。此外，反映经济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快的话中国有望在今年内赶超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不过，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00美元，印度则为940美元，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过去 30年间，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每年增长了4％，而中国则每年增长9％，为印度的一倍以上。

一些专家预测说，印度将在重视“软实力”的21世纪，凭借优秀的人力及IT（信息通讯）服务产业，有望超越中国。不过，如果印度政府不积极推进改革，并解决复杂的社会阶层之间矛盾，那么，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会加大。尤其是，印度在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方面明显落后。倘若印度继续推迟对这一领域的投入，那么，尽管具有较高的潜力，在本世纪也只能停留于落后国家。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源于两国政府。两国都在为公务员社会的顽疾——贪污腐败而伤透脑筋，但在中国少数精锐分子——技术官员（technocrat）经历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员后，发挥指挥塔的作用。这尽管违背市场规律，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兼任各银行行长，从而能够因地制宜、合理地发放贷款。今年，中国又顺利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750万亿韩元经济刺激政策，从而复苏了经济。这一成果也得益于技术官员的丰富经验、卓越的判断能力以及强有力的推进力。

一直以来，世界最大的民主主义国家——印度的中央政府因缺乏政策的一贯性，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富与权利的过度集中，阻碍了孕育中产阶级等健全的社会发展。今年，成功连任的曼莫汉-辛格政府在标榜改革与开放，然而，7月份发表了下一年度预算案后，便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信赖。甚至，在发表预算案的当天，印度股市暴跌6％. 看不到任何与改革开放有关的具体措施，也看不到任何对社会间接资本投资的蓝图。反倒是负面问题层出不穷登上舆论的风头浪尖，如，被指责为“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的农民补助金上调和财政赤字扩大顽症。

在印度，虽然印度教人口占多数，但伊斯兰教人口也近2亿。这样的多民族、多人种的国家要更上一个台阶，需要全体国民有统一的价值观。但是，印度2成的国内总产值和8成的股市总市值由50个财阀家族占据，这种极度两极分化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不可能使得社会团结一心。孟买市一半以上人口都在住在贫民区，而印度最大的瑞来斯实业公司(Reliance) 主席穆克什-安巴尼一家却斥资1.2万亿韩元在市里兴建27层的私邸。

对机械设备、道路和港湾等社会基础建设的投资只有在充分积累资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持续进行。中国的总储蓄率在过去10年中迅速增长，去年已达到了56%. 印度的总储蓄率也达到了40%.虽然中国和印度的总储蓄率高于美国（12%）和亚洲平均（34%），但关键在于，这些资金能否有长期有效地投入到给经济带来波及效应的部门。中国今年上半年放贷规模达到了7.4万亿元人民币，创下了二战以来的世界最高信贷记录。虽然其中的一部分流到证券或房地产市场，但很多资金还是投到了社会基础建设项目。
 
中国将在今后3年里投资2万亿元人民币，新建2万公里铁路。届时，中国的铁路总长将达到10万公里，超过印度，成为拥有世界第二大铁路系统的国家。今年上半年，中国已发包了长达1.2万公里的111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有望在几年内拥有长达18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如按总延长米计算，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多。此外，中国正在运营50多家国际机场，还将追加建设50多个国际机场，以处理迅速增多的海外旅客与货物。▲


朝美“私聊”　美愿给朝“补偿”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9-09/18/content_2860410.htm

朝鲜很主动　美国较冷静

2009-09-18 ：本报特约撰稿　杨丹志　　最近，朝方多次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和解与友善的信息。而美国在答应同朝鲜进行双边对话的同时，也递出了橄榄枝。那么，美国政府愿意与朝鲜“私聊”，是否表明美朝双方已私下达成某种妥协和默契？

　　☆ 美国愿给朝鲜“补偿”

　　据韩联社９月１５日报道，美国务卿希拉里１５日在华盛顿说，朝美对话是力促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手段，美国要向朝鲜明确转达“相应的代价”和“补偿措施”。

　　韩联社的分析称，这比较明确地说出了朝美对话的目标，就是说要力促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同时，还要准确地转达如果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并履行无核化承诺，奥巴马政府将向朝鲜提供朝美关系正常化、保障朝鲜体制和国际社会对朝经济援助等补偿措施的立场。

　　考虑到美国过去的立场是，坚决拒绝朝美双边会谈或给双边会谈附加条件，这说明美国的对朝政策已出现重大调整。这种变化何以发生？双方是否已私下达成某种妥协？

　　由于目前双方均未公布相关消息，对于朝美双方的真实意图，我们只能根据双方一贯的行事逻辑和近期举动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双方私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不大。

　　☆ 朝不断试探各方底线

　　从朝方来说，无论是核试、导弹试射、双边互动或多边会谈，都是朝鲜赖以维系国家（政权）生存的手段，作为一个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朝鲜不仅可以采用多种反常规的方式对国际社会进行试探，甚至屡有“惊世之举”，并根据各方的反应灵活地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外交战略。

　　自克林顿访朝以来，朝方就已多次发出试探信号。其中，缓和之举包括恢复与韩国之间红十字会的商谈，邀请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访朝等。但在９月５日，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信函，声称如果安理会继续采取制裁行动，朝鲜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核遏制措施自卫。同时，朝鲜还声称，铀浓缩试验已进入最后阶段。种种迹象表明，朝鲜正在试探各方的意图，揣测各方对朝政策的底线。

　　☆ 朝很主动　美较冷静

　　近年来，由于六方会谈未能充分满足朝鲜的需要，朝鲜曾多次退出，并在今年退出后放出绝不重返的狠话。近期，朝鲜则对美朝互动寄予厚望，希望绕过其他各方，实现外交突破。对于日本政局的新变化，朝鲜也高度关注，希望能与鸠山新内阁迅速改善关系。朝鲜领导层二号人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１０日会见共同社记者，呼吁日本即将诞生的民主党政权根据日朝平壤宣言构筑“有成效的关系”。

　　总体上看，现阶段朝鲜方面把双边互动作为外交的主要突破口，对于多边并不寄予厚望。同时，朝方也试图向外界澄清：朝鲜外交战略的制定与领导人的健康和政权交接并不相关。朝鲜的外交战略是有连续性的。

　　实际上，对于朝鲜伸出的橄榄枝，美方一直未显示出朝方所期待的热情。启动六方会谈和朝鲜去核一直是美方坚持的美朝会谈的先决条件。这也许是美朝互动史上充满了太多意外所致。也可能是，美国清楚地认识到，甩开六方会谈中的其他各方，美方并不能轻松地掌控东北亚局势或将朝鲜引向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如果以损害其他各方利益的方式来谋求朝美关系的戏剧性缓和，从长远看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白宫发言人否认华盛顿对朝鲜的政策有重大改变，声称这只是在策略上稍作调整，是一项规劝朝鲜恢复谈判的短期措施。同时，尽管美国同意与朝鲜会谈，但目前会谈的时间、地点都未确定。究竟美朝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对方的要求，开出怎样的价码，将直接决定美朝互动的命运。

　　相关报道

　　☆ 美报告称朝或有１０枚核弹头

　　本报记者　吴敏杰

　　９月１０日，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汉斯·克里斯滕森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罗伯特·诺里斯，在犁头基金会网站上发布年度《世界核储备报告》。这份由该基金会支持、“以公开场合可得的情报和偶然泄露的信息为基础”完成的报告分析说：截至今年９月１日，世界各国共拥有２．３３万枚核弹头，其中８１９０枚只要下达命令即可发射。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今年首次披露，目前朝鲜（最多）拥有１０枚核弹头。

　　针对美专家有关朝鲜拥有大概１０枚核弹头的说法，中国军方一位每年跟踪、分析该基金会报告的专家对《青年参考》报说，朝鲜有１０枚核弹头的说法，推测的成分居多。长期关注朝核问题的中国《舰船知识》网络版主编宋晓军也认可此说。

　　不过，宋晓军在接受《青年参考》电话采访时指出，朝鲜有１０枚核弹头的推测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一方面，美国代表团前几年曾考察过朝鲜的核设施，了解朝鲜的钚加工与铀浓缩的水平与能力；另一方面，这两位美国专家在学界比较权威，这些数字往往都是一些科研机构、甚至非政府组织根据朝鲜的核开发能力推算出来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非编码DNA产生的三大基因让我们成为了人类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9/17/content_983105.htm

　刊发时间：2009-09-17 科技日报

　　从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中寻找进化出人类的基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一组研究人员寻找到了由非编码DNA产生的3个基因，也许正是它们帮助人类进化成了独特的种群。

　　人类和黑猩猩在遗传学上非常相似，但是我们不难分辨两者之间的许多不同。据《基因组研究》杂志网络版披露，科学家最近获得一项至关重要的基因发现，这些基因和从其它灵长类动物中分支后的人类密切相关，这为理解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人类提供了新的可能。

　　分子进化领域的普遍看法是，新基因只能从先前已有的基因通过复制或重组演变而来。绝大多数基因都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人类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许久以前的微生物。从微生物的几千个基因增加到人类的几万个基因，主要是通过基因组复制和基因复制事件实现的，复制创造出另外一组基因，然后自由发展出新序列和新功能。

　　大多数复制发生在人类诞生之前，只有少数发生在人类世系中。从一个曾经并不活跃的基因产生一个功能性蛋白编码基因被认为是极度不可能之事。然而，最新研究表明，这一现象事实上真的存在。

　　研究人员发现，在果蝇、酵母和灵长类动物身上，存在着由非编码DNA产生的基因，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人类独有的此类基因。此项发现提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即这些基因是如何造就我们和其它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差异的。 ▲


接班人地位确定：习近平任军委副主席
http://topyl.com/bbs/thread-608998-1-1.html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右）在四中全会上被确立为中共十八大接班人。图为他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3月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资料图片）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订于今日在京闭幕。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人事问题，有消息称，

　　大会原则通过增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意味 正式确定习近平于2012年十八大上的接班人地位。此外，全会将于今日审议通过另外两项议程，即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确定接班地位 消息或阅兵后公布

　　另有消息透露，有关习近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决议，有可能在国庆阅兵后在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上才对外公布。但这种做法打破了以往惯例，199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就是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获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

　　今日将是北京9月份最紧张一天。下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傍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将播出四中全会新闻公报。晚上举行国庆60周年庆典及花车巡游最后一次彩排。自中午12时开始，北京市二环路以内大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贯穿长安街的地铁1号线亦全线停运，并一直持续到明日凌晨。

　　据中共党史专家透露，党内民主和执政能力等党的建设问题，在今次中全会最值得期待的内容。中共历史上首次以全会集中讨论党建问题，总结60年执政得失，分析中共自身建设面临的新情 与新问题。

　　☆ 四中全会今闭幕 党建有微观举措

　　四中全会将围绕党建工作、干部工作方面会有一些微观举措，其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关内容，将在今日的公报中有一定程度披露，但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必会有重大突破。▲


中国军队又有“翻天大动作”
http://www.topyl.com/2009-0921-69605.html

      2009-09-21  近期有关中共军队改革的风声，越刮越响，各类媒体议论纷纷，众多网民加入战围，最后是新登台的国防部网站也要发表总部负责人谈话澄清。事实上，中共军队的改革不仅势在必行，且已摆上议事日程，只是大方案仍未到拍板阶段，要分阶段而行。  

 　　过去十来年间，中共军事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中共军队的改革，一直在争论之中。所谓军事改革，主要是指军队的管理方法、作训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是在现有大框架下规模不等的调整。而中共军队的改革，则涉及到军队的性质、军队体制、军事机构的设置、指挥体系的变更等等，十多年来争论激烈。最尖锐的争论，就是军队是否要由中共党的“解放军”变为国家的“国防军”？

　　中共领导层有意酝酿这一轮军队改革，有三大背景。首先是早前的四川大地震，军队和武警紧急救援，一度出现调兵难动、指挥不当、协调不力的现象，最后是武警领先于军队，最先挺进震中现场。

　　这令领导层发现，军队的指挥体系、机构设置已出现问题，有如何应付未来现代化战争的严峻问题。

      第二个背景，是由救灾的个案，放眼中共军队的现状，更是值得忧虑的地方。中国经济体制大改革、社会全面转型，在全球化下，中国国家安全要求也发生重大变化，军队体制还保持在军委、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集团军，再加上地方军区和预备役部队的传统体制下，由之出现了指挥体系不顺畅、日常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军中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已有“枪指挥党”之虞。

　　第三个背景，就是中共十七大上，已提出要开创“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局面”，但一直没有重大推进。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改组中共中央军委，其后更要为中共十八大的新军委筹组作出准备。值此之际，提出和推进军队改革，是重要时机。

　　这些背景决定，中共军队改革到了关键时刻。由于中共领导人已明确提出，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性质不能变，不能“西化”。在军事思想和军事方针要保持不变下，令这项改革，总的来说只包括四大方面内容，就是军事理论的改革、军事技术的改革、军事组织的改革、军事管理的改革。而理论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改革的铺垫和改革后的成果，军队改革关键，就在于军事组织，也即现行军队体制的改革，军事机构设置的改革，以及由之带出的军事管理的改革。

　中共军队的改革，会以三阶段分步而行。现阶段是方案酝酿阶段，各种设计、配合性的测试都会出现；在中共十八大前夕，将是定方案阶段，届时可能出现局部试点；中共十八大召开，新中共中央军委到位，新一轮军队改革就会拉开帷幕。

　　观察中共军方的动作，会发现军方最重视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解决战时指挥体系问题。最近解放军推行的一场最大规模的实兵检验性演习，定名为“跨越 2009”，性质为跨大军区和军兵种演习，就是要测试一个“跨”字，为下一步的军队改革，为建立有效的联合指挥体系，摸索实际经验。

　　另一问题，就是将校的储备。近期军方推动了大规模的将领调整，由北京的总部机关，到集团军作战部队，以至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都有重新布阵，显示出为军队改革作人才准备的急切之心。

　　当然，中共军队改革，已不是解放军一家之事，从中国来说是事关人民福祉、国家安定的大事，从国际上来说，也是影响到全球战略格局的大事。其改革的酝酿和最后的推动，步步都值得认真观察。 ▲


中国国庆60年：大历史和大文化思考
http://www.zaobao.com/yl/tx090921_001.shtml

（2009-09-21） 邱震海  观海听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因此一般来说，面临的问题，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时面临的问题一样，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六十年建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在哪里？二、这六十年中国主要做了些什么？三、未来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 百年衰败：多种救国尝试　　

　　首先，就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事情到这一步显然还不够，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放到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去看。

　　从1820年代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当时，中国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林林总总。但 19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于是，20世纪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两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两个国号，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哪一场革命或哪一个国号，归结到最后，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 现代化：技术、制度、文化

　　由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局限，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使用不同方式救国的人们，曾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这是历史的遗憾。所幸的是，这个遗憾终于过去了；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不但迎来了崛起的时代，而且也由于台海两岸关系缓和而迎来了民族和解的时代。

　　然而，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在救国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并没有因崛起而完全消失，那就是：一、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证现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华文化中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元素？

    ☆ 从技术到制度的困惑

　　谈到这里，自然就已经切入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二个大问题，即：过去六十年中国做了些什么？

　　必须承认，过去六十年里，前后各三十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前三十年，中国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续救国之梦；到了后三十年，中国才进入了成功改良的时代。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过去近百年血雨腥风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虽然时空背景不同，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却一如既往，即都是为了达成国富民强的理想；在外部特征上，两者也颇为类似，即都以学习、追赶西方为目的，两者都采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当然，与洋务运动相比，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决定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只是基本解决了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虚心学习，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场经济，用“五四运动”时的话来说，中国正在逐渐从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虽然这个制度主要还只是经济制度。如何从制度上建构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框架（这个制度自然包含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绕开、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成功于西方，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从日本开始的亚洲现代化过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学习西方的过程。因此“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西化”的代名词。

　　但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现代化的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的版本。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各种争论，都印证了这一点。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从技术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阶段时所无法回避、短期内又难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 文化整合无法绕开

　　这个困惑，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困惑，其背后不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困惑。其间，不但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中国如何提炼和整合自身文化，从而在内部持续现代化、对外建构国际秩序方面探索出新的路子。

　　“五四”时期，由于国力衰败，“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既成了时髦，又成了迫切而又无奈的需求。但随着中国至少在经济上的再度崛起，尤其当中国的发展从技术转向制度层面时，就再度遇到困惑。在试图解决制度问题的时候，如何整理、梳理、提炼和整合中华文化，也逐渐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如何调整，都将迎刃而解，或至少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这个问题显然非短期内可以完全解决。但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时候了。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美国人为何把中国列为“主要挑战者”？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us090918b.shtml

     (2009-09-18)    21世纪，中美两国是朋友还是敌人？财经界人士一般视为朋友关系，毕竟，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很热，甚至热出贸易战的火花。也有一些关注中国周边海域和边防问题的中国大陆朋友，则把美国看成中国潜在敌人的后台老板。

　　事实上，作为国家间关系，无论是友还是敌，都未免过于简单而极端。中美关系乃是一种介于朋友和敌人两极定位之间的关系，即利益攸关者关系，在某些领域偏向朋友那边，在某些领域则偏向敌人一方，总体上评价，从发展的角度，中美关系正在向互为朋友的一端延伸。

　　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到尼克松访华之间，可以说接近于敌我关系；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演变成冷淡的来往关系。八十年代早期，中美近乎蜜月。九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从低谷回温。以后尽管中美之间总会闹些风波，总体趋势却是向好的一面发展。

　　比起小布什的鹰派作风，奥巴马的上任曾经让人对中美关系有过于浪漫的期待。可是奥巴马迟迟解决不了美国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难免在中俄等国当中寻找一些替罪羊，再加上美国工会对中国廉价劳动力抢走美国高薪蓝领饭碗的不满，奥巴马限制“中国制造”的过猛进入的举动，就容易理解。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地位，美国主流学者心中无数，可比起大唱赞歌，高唱危机论更能吸引美国舆论注意，于是，美国未来将被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超越的论调就此起彼伏。此种背景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美国情报部门明确把俄罗斯和中国列入主要挑战者，中国上榜的理由是：

　　尽管中美在很多领域共享利益，但中国在能源争夺、军事现代化计划和网络战领域发展迅速，将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挑战。

　　说句实话，这个报告是另一种“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对美国情报机构把中国列入主要挑战者名单，中国政府表示明确反对。那么，美国人为何把中国列入主要挑战者呢？

　　这首先反映了美国人强烈的危机意识。短期内，也许中国无法挑战美国利益，可从长期来说，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的平衡发生变化，这种挑战就极有可能。美国好莱坞曾经在电影里多次摧毁美国的例子表明，美国人面对未来可能的危机，宁愿夸张渲染引起美国民众的重视，也不愿意埋头沙堆，不愿意面对，这是美国人的风格。

　　其次，美国情报机构把中国列入主要挑战者，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综合实力超速发展，中国力量和平崛起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承认。中国三十年内能够赶上英国，甚至成为美国情报机构认定的“主要挑战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第三，美国情报机构报告有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的倾向。据这份报告披露，美国16个情报机构，20万情报人员，今年的情报总预算高达 750亿美元。动用这么庞大数量的特工，浪费纳税人如此庞大的税收，如果不搞出一些像样的“威胁”出来，就实在说不过去。如果美国情报机构，过于理性的看待中美关系，淡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能面临情报人员大量下岗和情报预算大幅度削减的命运。“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唱得越高，越有利于美国情报机构扩大编制，争取经费，这是西方国家官僚机构的通病。

　　长期以来，中国人很反感各种“中国威胁论”。事实上，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实力持续增强，就会有国家和地区感到如芒在背，就会有 “中国威胁论”产生。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威胁论”何尝不是宣传中国实力增长的活广告，何尝不能对一些觊觎中国领土领海的国家施加适当的震慑？美国情报机构把中国列入“主要挑战者”，只能让美国政客更加重视中美关系，当然也刺激美国军火商的发展，并不能阻挡中美在更多领域的深度合作。七犀鸟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