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制度反腐　多国都有利器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9-09/22/content_2865139.htm

----瑞典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实施２４０年

2009-09-22 本报特约撰稿　张智新　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在京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重点提到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随后举行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会，更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公职人员的管理。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舆论关于尽快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新疆阿勒泰地区等已经率先开展试点探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一些国家是如何通过法律制度来预防与控制腐败的，尤其是如何通过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以及开展行政伦理立法，来约束和规制公职人员接受吃请、礼品、馈赠等行为，是普遍受到关注的话题。

　　北欧：防腐规定近乎苛刻

　　在一直被“透明国际”评为最清廉国家的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廉政奇迹，不仅在于其社会收入差距较小、社会保障完善发达、公务员待遇优厚，更在于其近乎苛刻的防腐、反腐制度。

　　北欧国家普遍推行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以及储蓄消费实名制。早在１７６６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２４０多年。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任何人都不允许开匿名账户，因而一旦某位官员的账户上出现了不明进项或不正常消费，民众随时随地都能查个“底朝天”。

　　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礼金、吃请等，北欧各国的制度规定也都细致入微、近乎严酷。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得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吃请，否则视同受贿；接受金钱、珠宝、家用电器、特殊（低利息）贷款、免费旅行等都可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而一旦被认定受贿，不仅立即免职，同时将视情节轻重，处以从一般性罚款到４年监禁的处罚，并且终生不得担任公职。有人形象地指出，在芬兰做公务员，你可以接受别人一杯啤酒或者一块三明治的馈赠，但如果是一杯法国葡萄酒，恐怕就要被视为受贿了。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曾在某个新年前夕，给芬方送去一瓶茅台酒、一瓶红酒和一筒茶叶，以表感谢和慰问，结果芬方官员用自己的薪金买下了这些礼物。

　　为了防止公务员公私不分，丹麦各部门均设有专职的管理人员，负责替出差人员通过旅行社预订旅馆和机票。

　　如果是偏远国家，旅行社无法从丹麦预订，出差的公务员可以自行解决。如果只出差一天，则按小时补贴。出差人员只能坐公共汽车，如果出差地没有公交车，才可以打出租车。丹麦对官方代表团出访经过第三国，也有严格限制，总的原则是不能在没有公务活动的国家过夜，除非当天没有返程的交通工具。为了体现公务员的平等性，丹麦除了首相、副首相、各部大臣、议会主席外，其他人的住房、乘车、乘船标准都一样，坐飞机只能坐经济舱。

　　美国：馈赠礼品规定明确

　　２００８年“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中，美国在１８０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８位，虽然不及排名榜首的新西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但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我国香港特区等同列第二梯队，仍可称之为世界上清廉国家之一。

　　美国的“阳光法案”虽不是世界最早，但绝对算得上是防腐最全面、最有力的国家之一。

　　鉴于１９７２年“水门事件”的教训，美国１９７８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该法案１９８９年又被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成为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该法规定财产申报的对象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纳入范围的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及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

　　美国法律对官员财产申报的内容规定得具体详实，可操作性极强。必须公之于众的财产主要包括：申报人在一定范围内获取的收益，签订的受益协议，接受的馈赠、款待和谢礼，以及买卖交易、社会兼职等，甚至连债务和贷款都不得隐瞒。

　　美国还设立专职强势机构来监督官员财产申报等问题。根据《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而设立的廉政署，由总统直接领导，直接向总统和国会汇报工作。其主要职责就是管理政府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事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一旦发现谁有违法收入，廉政署立即处理。

　　美国还对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礼金和吃请、馈赠等有着严格约束。１９８９年通过的《行政部门雇员伦理行为标准》规定，雇员可以接受：１．每次不多于市场价格２０美元的非索取馈赠，一年内从一种渠道所接受的馈赠不得超过５０美元；２．基于家庭关系或者个人友谊而赠送的物品；３．在招待费用由发起人承担时，所参加的范围广泛的集会，如会议和招待会；４．在国外任职期间，在一定的会议或活动中的食物、茶点和娱乐活动。该标准还规定，除为数不多的对个人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如结婚等，禁止向上级赠送礼品或向比自己工资低的雇员索要礼物，除非两个雇员之间是私人朋友，并且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或者每次接受或赠予的东西总价值不超过１０美元。

　　去年年底，伊利诺伊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意欲出卖因为奥巴马当选总统而空出的参议员职位，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仅被州议会弹劾下台，还面临刑事指控。

　　新加坡：财产申报事无巨细

　　众所周知，新加坡同不少北欧国家一样，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其总理的年收入高达２００多万美元，是美国总统的５倍、日本首相的７倍。但“高薪”背后，更有着严密的防腐、反腐制度。

　　较之美欧，新加坡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更为全面和深入。该国法律规定，上至总理，下至刚入职的普通公务员，全部纳入财产申报范围。不仅申报主体范围广，申报内容也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等。

　　不仅对官员财产公示的规定完备、详尽且可操作性强，新加坡对公务员接受礼品、礼金、馈赠的规定同样十分具体翔实。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中明文规定，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５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２００元）必须交公，否则将视同贪贿而受到严惩。

　　与新加坡公务员的优厚待遇相伴随的，是对贪渎行为毫不留情的严惩。如《防止贪污法》规定，对犯有贪污罪的人除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外，还要处以罚金或判处５年以上７年以下的监禁。公务员一旦被认定违法贪污，他不仅要承受上述惩处，而且他从入职以来就按每月薪金４０％比例累积下来的全部公积金或者养老金，就立即自动取消，如数上缴国库。因此，一般的公务员尤其是工作年限较长的公务员，都不敢冒险涉贪，因为实在过于“得不偿失”了。

　　其他：防腐招数不一而足

　　不仅上述国家，德国、日本、韩国等也对公职人员在财产申报、接受礼品等方面有着严格规定。如德国规定，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将１５欧元（约合１４０多元人民币）以上的礼品与酬劳上报，收受现金更不允许。参加节庆活动也须经过上级批准，而且只能收取印有主办单位名称作为广告的小礼品，否则将会受到查处。日本则要求职员收受当事人的赠与（包括金钱、物品及其他招待等），或收受当事人基于职务关系而提供的劳务报酬，无论数额多寡，均应在规定期限内向上级官员报告。韩国１９８１年就公布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收受礼品的申报，以及限制退职公职人员的就业等都做了详尽规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法由时任总统全斗焕发布，后来他本人及其继任者卢泰愚却相继倒在这部法律之下，都被处以重刑。虽然后来被特赦，但都需偿还数千亿韩元。 ▲


G20峰会24日召开 奥巴马把矛头指向中国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9/586390.html

　据9月24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的领导人今天大部分从美国纽约挪到匹兹堡，举行一年之内的第三次G20峰会。今年4月的峰会上，世界谈得最多的是中美“G2” 论，而现在中美贸易分歧俨然成了会前的最大噱头之一。

      就在两周前，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将中美置于贸易战的危险边缘，而近日，奥巴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经济均衡问题“是匹兹堡G20峰会的议题之一，必须寻求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我们不能再回到中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将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们的时代。我们正受到信用卡债务和按揭贷款的困扰，可是却没有东西卖给他们！”

　　23日的香港《明报》对此解读说，外界原认为，规管金融机构薪酬等会是主要议题，但美国却将视线转向西方所强调的“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矛头指向中国。路透社则估计，“中国将礼貌地抵制美国的提议”。文章称，在过去一年里，世界的焦点是寻找把世界带出金融危机的途径，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贸易顺差被放到一边，但美国准备把压力转移到北京身上的意图在本月变得非常清晰：中国首次遭遇美国的“特保”条款。文章分析说，作为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充满自信的中国将会伸出“合作之手”，但是将会拒绝被称为“罪魁祸首”。

　　清华大学的孙哲研究员告诉《环球时报》：奥巴马的说法显示美国在G20峰会议程设置上想主导话语权，但中美之间的分歧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相互交流的机制，而且中美之间的分歧不能被夸大，这就好比坐飞机，虽然是平稳飞行期，也要系好安全带。孙哲同时表示：“中国要对矛盾提前有所准备。” ▲


人民大会堂“特供”标准揭秘
http://www.stnn.cc/reveal/200909/t20090923_1131437.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9-24

　　核心提要：每逢北京记录重大政治历史时刻之前，34号供应部几乎皆能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1955年12月成立的食品“特需供应”(简称特供)机构，其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大国事活动如国宴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它被明确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亦是“特供”体系的肇始。

　　来源：凤凰博报

　　这项长期“政治任务”在1956年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第二商业局，成为庞大“特供”体系中一处关键节点。此前这所因坐落于东安门大街34号，于是对外通称34号并从未具全名的“特供”机构，原属公安部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

　　时至今日，已由第二商业局股份制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每年须承担北京70%的“特供”工作。以2009年全国“两会”为例，二商集团为“两会”共储备15大类1191个品种食品，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会议期间，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以实现“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网点配送零误差、信息传递全畅通”目标。

　　2008年8月8日人民大会堂国宴，即由34号供应部完成。事实上，“国宴特供”也仅是当局自1949年建政以来，所逐步完善的“特供”体系之分支。此外还有“军特供”、“外国专家特供”等皆属“特供”范围，尽管彼此规格不一，标准各异。

  “特供”时代渐远?

　　所谓“特供”，主要诉求体现在要绝对安全，其次是高质量，排在第三选项的是方便。为此，“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以求“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

　　北京市农委于2002年9月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其级别相当正处级。中心对供应的“特供”农产品质量实行全面监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记者所获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只要“特供”点所产农产品合格率未能达到100%，“特供”资质将不保。

　　“特供”无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在大陆《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北京市饮食服务业担负的“特供”服务大体为两类。一类是涉外供应服务，即对各国驻华使馆、商业机构人员，外国在京专家、记者、留学生以及旅游者等的饮食供应;另一种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等接待、供应和服务。对涉外供应服务，较长时间采用制定专点供应，如餐馆专点等。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还从各地迁入一批特色名店。

　　有官方色彩的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披露，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其中规模大、人数多的重要会议供应服务比较繁重，为保证万无一失，在每次重要活动开始前，北京方面就组建专门机构确保完成任务。

　　如1959年“十年大庆”期间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出席大会的英雄模范代表约1万人，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千桌大型宴会就有数次，每次宴会所用的原材料多达数十吨，还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采购、调入、精选、化验、整理、消毒、加工制作和做好成品顺序上桌，其组织工作之繁，工作量之大，十分罕见。北京市饮食服务业主管部门不得不集中全市名厨、优秀服务人员以及管理干部约2000多人，实行“大兵团”协同作战。

但实际上，“特供”黄金期此时还远未到来。自1980年代开始，随着对外开放力度逐渐加大，来京外籍人员和旅游者大量增多，需求量擢增。北京市饮食服务业主管部门增设新点，积极改造企业，扩大供应，使这方面的供应服务量大幅度增长。据北京市饮食服务总公司系统所属企业的统计，1988当年涉外供应服务的营业额达4679万元(以外汇券计)，较1980年的580.7万元增加9.4倍。

　　此后，34号供应站在确保“特供”的同时，也分别注册“34号”的图形、数字和文字等商标，并推出自有品牌商品——作为“特供”机构存在的供应站，最终也汇入这股改革淘金者的洪流之中，曾经敏感的政治神经末梢，开始因财力因素起变化。无独有偶，人民大会堂亦于1990年代将自家名号注册成为商标，频频出现在各类渴望以国宴“特供”概念加持的琳琅商品外皮之上。

   “特供”标准揭秘

　　相较于略显神秘的34号供应部，当下大陆民间对于“特供”的具象感官，则是来自于近年来广告中，被不断重复的“人民大会堂国宴”意象。

　　国宴的专属用餐地点，自建国至今发生过一次较大变化后，基本固定为人民大会堂。1959年以前，国宴大多举行于北京饭店，由毛泽东亲自举办的国宴，间或安排在中南海勤政殿或怀仁堂。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其间每年国庆招待会动辄3000人，北京饭店宴会厅的体量常常捉襟见肘。

　　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建成，国宴即移师此地。截至1999年的40年间，人民大会堂共为600余位国家元首举行国宴。大会堂宴会厅可五千人同时就餐，举办自助餐、酒会可容纳万人。而国宴的用餐器具及酒水食材，则采用“特供”模式。

　　镀上人民大会堂“特供”之金，即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商品，首先须具备省级以上优质产品或驰名商标资质，在通过企业内部自审后，向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优质产品证书，申请进入“特供”序列。申请得到批复，厂家方可依照申报审批程序，提供经济、技术、管理文件送审待批。

　　有“特供”厂商透露，管理局对入选品牌的评审有不成文规则，即抛开厂家过往荣誉，所有品牌一视同仁，务实不务虚。因此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产品“走不进人民大会堂”的案例屡见不鲜，对“特供”产品的选择，管理局自有一套。

　　2008年7月进入“特供”序列的厨邦酱油，由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谢冬梅向记者证实，管理局副局长于涛 2007年9月率队赴该厂考察，经过一系列审核，最终在同类申请产品中确定厨邦酱油为“特供”，已是11个月之后。由此可见审核与考察颇费周章，企业从酝酿申请到最终中标，时间跨度亦不短。

　　湖南兴华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华润雪花啤酒(湖南)有限公司)，作为人民大会堂“特供”啤酒厂家之一，从2005年初提出申请到2006年10月签约，前后经历资质初审、技术评审、高层评审三项环节，历时近两年。

　　在技术评审中，白手套滑过生产车间栏杆、厕所空气质量测试、乃至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测试、员工工资待遇、生产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调研，皆是管理局特派员的考察项目，且检测前并不知会厂商，开库即检，关键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当地媒体报道指，“有评审小组成员检测前悄悄对陪同质检的兴华技术人员说：如果你们仓库里发现一粒老鼠屎，这次你们就彻底完了”，“评审之中，涉及项目之多之严，叹为观止，让人乍舌。”

　　三重评审过关，也就意味着产品将荣膺人民大会堂。入选厂商会与管理局下属企业——华堂国际广告公司订立协议。厂商确定成为人民大会堂宴会用品，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年费及提供若干产品，协议期通常为5年。记者查询一起因“人民大会堂”商标引发的诉讼案例获知，年费数额为150万。谢冬梅透露，厨邦酱油每年往人民大会堂的供货额度，在于对方需求量。

　　华堂国际广告公司总经理郝建忠曾对大陆媒体表示，如欲使用人民大会堂特质防伪商标，可向管理局购买，不同厂家产量不一，购买费用在300万至2000万不等。目前仅有的十余种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都是和宴会有关的用品，如白酒、啤酒、茶叶、味精等，通常一个类别只指定一种产品，特殊情况有两种。

     即便就是这十余种“特供”，也与享用它们的政治人物一样，时常成为公众目光的聚焦所在。2006年1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的一段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画面中，一直作为国宴饮料的“椰树牌矿泉水”被另外一品牌矿泉水取代，随后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依然不见“椰树牌矿泉水”身影。一些观众怀疑，人民大会堂取消了“椰树牌矿泉水”国宴饮料的身份，此事一时成为舆论漩涡。似乎为了正名，海南椰树集团有限公司在5天后出版的《海南日报》刊登报眼广告，特别用红黑体突出“国宴饮料”四个大字。

　　事实证明是一场虚惊。随后人民大会堂接待处表示，椰树依然是人民大会堂饮品特供商，只是矿泉水有几个特供商，在具体场合不一定会选择某个品牌。虚惊的背后，人们面对代表政治的“特供”，条件反射般用政治思维考量的心理一览无遗。

    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

　　自1994年7月始，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纪念品服务部分别申请“人民大会堂”商标共计52类。为规范对“人民大会堂”字样在商标、广告中的使用，管理局授权华堂国际广告公司统一管理，从此成就诸多厂商的“特供”情结。工商注册资料显示，注册资本为200万人民币的华堂国际广告公司，成立于1992 年底，属全民所有制，办公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甲19号人民大会堂宾馆一层。

　　华堂公司的组建与“人民大会堂”商标的注册，恰逢“特供”由普罗大众遥不可及，逐渐步入隐约可见的转折年代。

　　人民大会堂建设之时，周恩来总理言称大会堂的建设要算政治账，一年开一次会就够本。至1980年代，其时隶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民大会堂(现隶属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年财政支出约几百万元，但基本没有进项，靠国家财政吃饭。1984年，正值中直机关部分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5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马上批复同意。

　　于是当年人民大会堂和部分行政机关，开始试水部分企业化管理。“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大会堂付诸实施了多项改革：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仅两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完全实现自给自足。

　　1990年4月，人民大会堂创办了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当时大会堂拥有数百名厨师，其中特级厨师30余名，尽管身怀绝技，可是在非大型宴会期间，众多烹调大师却无“用武之地”。过去“有宴会就工作，无宴会就学习”的做法显然已经过时。管理层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仅仅靠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留人，已经不现实，还不如在严格完成好大会堂各项政治任务和传统服务的同时，进行内部改革。到1991年，大会堂经营总收入达创纪录的2000万元，2003年的总收入则是1979年的100倍。

　　保守估算，人民大会堂每年仅指定“特供”，与为厂商提供防伪商标两项，即有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入账，而厂商亦藉由“特供”之名斩获丰厚。江西得雨活茶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获授权在其生产的“得雨活茶”包装物上，使用“人民大会堂特供茶·宴会用茶”字样。厂商顺势在其海外推广中使用“来自中国的宫廷用茶”广告语，使茶叶的销售价格，从以往不超过200元∕斤，飙升至1000元∕斤起价，上演近似点石成金的神话。

　　鱼龙混杂的“人民大会堂特供”广告同样伴随而来，从香烟、白酒、到味精、地板等，几成乱相，无非是投合大众“特供的，都是最好的!”心理。但其中究竟真伪几何，管理局也未曾披露于媒体。

　　2008年9月，三鹿奶粉问题事件曝光，震惊全国。9月18日，国家质检总局发第99号公告宣布：所有食品企业不再享有免检资格，不得再开展含有免检内容的广告等宣传活动。10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禁止广告发布中出现“国家机关专供”及类似内容的通知，严禁以国家机关名义发布广告，并要求各级工商机关对广告中出现“国家机关专供”及类似内容，依法予以从重处罚。至此，“特供”在民间的吆喝收敛不少。 ▲


匹兹堡峰会与奥巴马全球发展战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923.shtml

[谭中]（2009-09-23） 有人统计，从进入白宫至今，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讲演的次数一直多于他入主白宫的日数。奥巴马以“改变”胜选，是坐在总统椅子上的“改变总司令”，当了国家元首仍然像“候选人”一样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走、演说、单枪匹马地搞“改变”运动，目前把精力集中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上，全国反对声浪很高。

　　奥巴马在国内搞“改变”，为的是使美国一方面走出经济困境，另一方面朝向他理想中的“进步”社会发展；同时也在国际上搞“改变”，想一方面提高美国的国际威望，另一方面也使世界秩序朝向他理想中的“进步”形势发展。

　　继去年11月华盛顿首次集会以后，G20国际首脑会议又将于9月24－25日在美国东部工业名城匹兹堡举行，是奥巴马全球经济战略的一步主棋，像他前任布什总统一样，他想在全球金融动荡时刻紧紧按住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

    奥巴马推销新经济秩序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专家布拉德佛（Colin Bradford）和该院沃尔芬森发展研究所所长利恩（Johannes Linn）认为布什与奥巴马政权心目中的全球经济秩序有“旧”与“新”之别。布什“旧秩序” 聚焦于民族国家，奥巴马“新秩序” 聚焦于“全球社会”；前者强调国家主权与自身利益，后者强调“相互依靠”与全球整体利益；前者突出美国主导地位，后者却是一种“讨价还价、折中求全” （bargaining for compromise）的策略；前者提倡单一的发展模式与政治价值，后者则主张市场经济的多种模式与政治价值。

　　奥巴马的身边智囊都看到当今全球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范式转移”：到2050年，全球人口可能从现在的64亿增加到91亿；世界最大、最强经济前三名会是中国、美国与印度；巴西、印尼与俄国也会后来居上，日本将原地踏步，西欧将日暮途穷。有人估计：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在全球GDP中会分别达到18％和10％，两国总和将超过美国。奥巴马必将引领G20集团来进行全球发展地域转移。

　　奥巴马故意把这次G20峰会安排在首都之外的美国工业重镇及工人运动基地匹兹堡举行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新经济秩序”观，并且为长期利用G20峰会来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打下基础。会上除了讨论全球经济复苏以及金融机制的调整外，还会对奥巴马极力提倡的环保与发展新能源作出决议。

　　这次匹兹堡G20峰会使奥巴马又有一次机会向美国与全世界作精彩演说。不过最近以来，“奥巴马厌倦症”已经滋长，他讲演越多，吸引人的魅力就越少。从他宣扬医疗保险改革一连串的讲演来看，他为了迎合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往往牺牲原则，出尔反尔。最近他批准对中国进口轮胎征税而引起中国反弹，和他坚持全球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的立场背道而驰，受到CNN电视台、《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舆论主流的批评，他必须在G20峰会的讲演中对这点自圆其说。

    欧洲关注“红利文化”

　　这G20是两股潮流的汇合。第一潮流是智库性的，由许多国家政府及银行官员聚会共同商讨国际发展问题，到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就变成正式国际机制，因此有“危机委员会”之称，这是牛津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席、前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龙巴蒂（Domenico Lombardi）说的。

　　第二潮流是外交性的，是G8的衍生，在8个发达国家以外增添11个国家（中国、印度、巴西、澳洲、韩国、印尼、墨西哥、南非、沙地阿拉伯、阿根廷、土耳其），组成更广泛的19国联合机构，另外再加上欧盟。此外，西欧的荷兰与西班牙是G20的观察员。第二次G20峰会今年4月在伦敦召开，英国首相布朗扮演了重要角色，也说明西欧仍然极力争取控制这未来式的、日渐重要的新国际舞台。

　　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开始对G20逐渐取代G8的国际重要性产生失落感，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他在4月伦敦G20峰会召开前曾经以杯葛相威胁，不久前法国媒体又放出空气说，如果匹兹堡 G20峰会不能在制止“红利文化”上达成协议，萨科齐就将退出。

　　这“红利文化”（也译“花红文化”）是指华尔街等金融机构对银行主管给予巨额红利。在9月17日布鲁塞尔欧盟国家领袖为准备参加G20峰会的特别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瑞典总理雷恩菲尔特带头强调这次在匹兹堡G20峰会上一定要做出终止“红利文化”的决定。

   金砖四国的作用

　　美欧之间另有一大分歧。9月4日伦敦G20财政部长会议上，欧盟国家、主要是法国和德国，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说明经济刺激机制业已见效，要求实行刺激机制的“退出战略”，是针对美国与中国而来。估计匹兹堡G20峰会不会决定“退出”，但会勾画出“退出路线图”来。

　　金砖四国在G20的作用与分量正在加大。今年3月中旬伦敦G20财长会议结束，四国财长聚会另发声明；今年6月俄国叶卡捷琳堡“金砖四国”联合声明中，提出在2011年前发达国家应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美国17.1％，欧盟国家32.4％）的7％转让给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仅9.7％）。这次匹兹堡 G20峰会，四国又将有联合行动与声明，使它们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喉舌。

　　匹兹堡G20峰会必将引起全球注视，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超过其前两次——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伦敦峰会，人们翘首以待。（文发自芝加哥） ▲


奥巴马上台之后中美关系怎么了？
http://www.zaobao.com/yl/tx090924_001.shtml

    （2009-09-24）● 王建伟（密歇根）　甫结束访美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用三句话来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一是奥巴马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开局良好；二是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富有潜力的双边关系；三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

　　他的话音刚落，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宣布对中国出口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迅速做出回应。日前美国又发表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的四大挑战国之一。随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发表讲话，再次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官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认为美方言论毫无根据，极端不负责任，要求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偏见，停止发表误导美国民众、有损中美互信的言论。人们不禁要问：中美关系到底怎么了？

    新思维、新议题、新做法

　　奥巴马上台之后，他和亚洲政策团队确实有意要保持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良好遗产，并致力于新的开拓。奥巴马的对华“新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中美关系的性质、作用和发展前景上提出了一些比较接近中国想法的新理念。例如希拉莉（希拉里）把中美关系说成是“同舟共济”的关系。奥巴马将中美关系上升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尤其是他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确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他提出，美中关系将决定21世纪的未来。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他同时否定了“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遏制论”，明确提出两国应当成为伙伴。这和小布什上台伊始将中国定义为 “战略竞争者”大相径庭。无怪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要美国媒体好好读一读奥巴马的讲话。

　　二是、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和新能源问题。在奥巴马上台前后，重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亚洲协会发表了专题报告。希拉莉和政府内外一些重量级人物有意将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打造成中美新的合作基础。此外，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就强调加强美中军事关系和长远战略意图沟通的重要性，为此还首次建议将军方人员引入双方高层战略对话。毋庸置疑，两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的共同利益也成为双方共克时艰的新动力。

　　三是、美方在互动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和小布什执政初期有意冷落中国的做法不同，新任国务卿首次出访就选择东亚，并以北京之行作为重头戏。她倡导了美中高层定期磋商新机制，规模大，层级高。奥巴马爽快地答应在今年11月访华。

　　连国会也不甘人后。被中方视为反华代表人物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握手言欢，促成了中国人大委员长二十年来首次访美。佩洛西一反美国领导人过去的惯常做法，淡化人权等敏感议题，强调中国的进步、中美共同利益和合作潜能。

    面对国内各种阻力

　　所有这些新思维、新议题、新做法使得奥巴马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在大面上看上去很是光鲜，煞是热闹。于是就有了吴邦国上述的那番话，就有了中国国内不少人对中美关系的良好感觉。

　　奥巴马政府对华的“三新”是美国外交在新形势下对“巧实力”的具体运用，有其积极意义，它一改冷战后新政府上台后对中美关系“前倨后恭”的老套，缩小了两国认知上的差距。但是，奥巴马的对华“新政”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美关系中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这里且略举一二。

　　首先、奥巴马和克林顿等人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新思维，看来还没有到达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日本新任首相鸠山提出要改变对官僚政治的依赖，建立政治家主导的政治。其实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战略上的不信任和疑虑是根深蒂固的，有其惯性，不可能因为奥巴马上台而突然烟消云散。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不断取得进展使这些部门感到芒刺在背。因此，美国军方不愿减少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也没有停止旨在防范中国的军事部署。美国高层政治人物中对中美能否成为战略伙伴持保留看法的仍大有人在。例如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奇前不久在一次讲话中还是不同意用“战略”两字来定义美中关系，认为在一系列牵涉到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不会真心帮助美国。对美中关系不应期望过高。

　　其次、两国关系仍然不时受到国内政治的羁绊。奥巴马虽然因为美国陷于经济危机，在一系列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比他的前任要重视美中关系，但是其施政重点仍然在国内。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国没有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攻击对方的靶子，没想到奥巴马执政六个月，经济稍有好转，中国再次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奥巴马对中国轮胎课以重税，就是要换取国内利益集团支持医疗改革。

　　中国方面在西藏、新疆、人权等问题上频出状况和强硬政策，也为中美关系增加了难题。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决定了，它的政治领导人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长久保持沉默。

　　再次、奥巴马政府拓展美中关系的新边疆，将气候变化和能源环境等问题作为发展两国关系新的支撑点，从长远来讲，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从当前来讲，这些新议题能否为中美关系带来足够的新动力，值得商榷。

     新旧问题并存

　　一是 这些新议题能否抵消一些老议题上的分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二是美国国内能否达成共识，三是中美之间能否形成谅解？回答都是不确定的。且不说美国国内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并无牢固共识，各自党内也阻力颇大，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的法案在美国国会迟迟不能通过，一再难产就是明证，中美虽然都认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和方法途径上仍存在重大分歧。

对中国来说，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而且在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而奥巴马政府这么急切地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谋求中国的合作，说白了，就是想要以中国的重大让步来争取国内对其“绿色新政”的支持。两国能否在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达成实质性的协议，还有待时间的证明。

　　最后，中美关系能否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的关键，还在于奥巴马政府能否口惠而实至，将言辞变成行动，在有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政策调整。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迹象还不多。在经贸问题上，美国仍然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拒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在西藏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的高官刚刚跑到达兰萨拉商谈奥巴马和达赖见面之事。舆论认为，迫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两人会面在所难免。有中国对达赖和法国总统萨科齐见面的强烈反应在前，北京也不可能对奥达会睁一眼闭一眼。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台军售仍然是悬在中美关系之上的一把利剑。如果奥巴马批准新的对台军售，甚至包括更先进的F-16战机，必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新的冲击。因此围绕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中美关系近忧还真不少。奥巴马总统最近宣布取消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这是在对俄政策上做出的一个重大调整。人们会看到他在对华政策上的类似举措吗？

　　上述就是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中美关系欲振还坠、乍暖又冷的内在原因。中国国内一些学者根据一些表象，就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长期稳定的历史新阶段，结构性的矛盾不再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矛盾云云，恐怕言之过早，断之过急。 ▲

　　作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十个特征测试你是否长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cbed0f0100f24i.html?tj=1

2009-09-17  

   1.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13岁。一项针对500名年龄在7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示，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13岁，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雅基·史密斯说：“自我感觉年轻健康，会增强乐观情绪及战胜困难的信心，有助于减轻压力，增强免疫系统，降低患病风险。”
　　
　　2.紧跟时尚走。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很多百岁老人都会发电子邮件，通过谷歌搜索失去联系的朋友，甚至在网上约会。研究人员指出，最新科技不仅有助于老人在智力上保持活跃，还有助于增强社交能力。
　　
　　3.绝经期52岁以后开始。多项研究表明，绝经期自然推迟意味着寿命增加。
　　
　　4.每日热量摄入少。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每日热量摄入限制在1400千卡~2000千卡的人，心脏功能与比他们年轻15岁的人一样。
　　
　　5.脉搏15秒15次。
　　
　　绝大多数人的静止心率在每分钟60~100次，心跳次数越少，身体就越健康。克利夫兰诊所女性心血管中心主任莱斯利·曹博士表示，较慢的心率意味心脏无需太过卖力工作便可完成输送血液的任务。
　　
　　6.不打鼾。
　　
　　一项历时18年的研究发现，正常人的寿命是重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的3倍。
　　
　　7.更年期后腹部平坦。
　　
　　据美国衰老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腰部过于丰满的女性面临的死亡风险，较常人高出20%。
　　
　　8.血液中维生素D水平高。
　　
　　每毫升血液中的维生素D含量应至少保持在30微克以上。维生素D不仅可减少骨质疏松症，也可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及传染病风险。
　　
　　9.性格开朗。
　　
　　瑞典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性格开朗者患痴呆症的概率低50%左右，还不易受外界压力影响。这与他们大脑中的皮质醇水平偏低有关。有多项措施可降低皮质醇水平，如常冥想、喝红茶、睡午觉。

   10.每天跑步40分钟。
　　
　　美国加州科学家在对跑步者和不跑步者进行长达21年的跟踪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年人每天跑步40分钟寿命更长，认知功能也更强。


有着十三亿人众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10161&msg_id=631

　　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