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共拟两岸共同纪念辛亥百年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4482/c5

      2009/10/19 台北讯：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台湾媒体报道，中共中央计划以全国政协为平台，联合台湾各主要政党共同纪念辛亥百年，借此推动两岸政治谈判，实现两岸最高领导人正式会谈、签署和平协议等。

　　台湾媒体引述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去年初就成立两岸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门机构。中共评估认为，辛亥百年为两岸关系突破提供难得契机，不能错失机遇。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去年在政协讲话时曾把“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列为未来几年三大重要纪念活动，如今前两个活动已告完成，仅剩下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个活动难度最大，影响最深远。

　　据报道，新的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馆”规划方案上月已经破土动工，预计明年底竣工。还有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应支持湖北武汉将“辛亥首义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台湾媒体也指出，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令两岸关系获得实质突破策略，是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导下进行。

　　2012年中共18大后，胡锦涛将会卸任中共总书记，马英九首个任期也结束。北京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在任内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至少会面启动两岸政治协商，对历史有所交代。然而两岸关系现有障碍也显而易见、根深蒂固，不可能在胡马任内完全清除，但最重要是开创这个新起点。

　　大陆方面考虑以全国政协为平台，推进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有意回避两岸中央和地方正统之争。1940年代国共谈判时的平台即是政协（旧政协）。

　　台湾媒体也引述消息人士说，大陆方面希望首先实现“胡马会”，借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两岸最高领导人共同参加纪念仪式，实现非正式会晤，地点可选择辛亥革命发源地武汉。至于正式会谈地点，则可能选择香港。▲


印媒：证据显示中国开始在雅鲁藏布江建坝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news/568/20091017/15670305.html

印媒再炒“中印水纷争”话题 商界对双边口水战感到不安

    吴挺

    除了没完没了地炒作中印边界问题，印度媒体近日再次抛出了“中印水纷争”话题。

    2009-10-17《印度快报》15日报道称，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其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印度将其境内的河段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修建大坝。尽管中国方面已经作出否认，但新德里方面昨日仍然公开表示，正在核实这一报道的可靠性。

    据悉，印度以水资源问题挑起争端已不是第一次。印媒关于中国截流雅鲁藏布江的传闻和报道更是每隔一年就会来一次大爆发。但中国并未在雅鲁藏布江上马任何水利工程，中国水利部的官员多次强调，尽管中国北方缺水，但政府不会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会不顾下游国家的安全而开发水利资源。但印度总是置若罔闻。

    ☆ 声称要核实印媒报道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普拉卡希昨天就《印度快报》此前一天的报道回应称：“我们正在调查这一报道，以弄清是否出现了一些最新的进展，预示着中国政府（此前）传递给我们的立场出现了变化。”

    印度外交部称，这条河流是两国社会发展经济的一种资源，中国和印度在2006年11月就达成协议，同意建立起一个专家级别的机制，协商解决跨边界河流的问题。至今，这种级别的会议已召开过3次。会上，印度曾向中国提出过关于大坝的问题。

    “在这些会议上，印度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过有关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建造一座大型大坝或引水工程的报道。”普拉卡希说。

    印度方面声称，大坝工程可能对居住在河流下游的印度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造成巨大的影响。“印度方面已经表示，希望中国方面不要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以转移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资源。”普拉卡希表示。

    印度媒体言之凿凿地表示，中国已经开始建设大坝，作为540兆瓦Nagmu水电站项目的一部分。这一项目已于3月16日启动开工仪式。该报道还指责道，在去年举行的专家级会议上，也就是印度外交部长穆克吉访华之前，北京方面拒绝接受新德里提出的要求增加水文数据共享时间段的要求。对于印度提出的为该国境内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再建两座水文站以进行洪水监控的要求，中国方面同样予以拒绝。

    ☆ “须认真解决边界争端”

 同一天，印度外交秘书拉奥对媒体表示，中印边界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边界争端之一，两国都有决心解决这一问题。

 在中印双方就“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问题爆发口水战的背景之下，印度方面表示，最近的事态发展说明，双方更有必要以“更加认真和更大的决心”解决突出问题。“我们必须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分歧的确存在，在谈到边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线问题时，的确存在分歧。关于冲突领土的主张，（双方）也存在分歧。”拉奥告诉全印度电台称。

 最近以来，中印双方的商界领袖们对于双边关系的恶化感到担忧。印度工商会联合会(FICCI)昨天表示，两国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因为关系的紧张而可能受影响，这令人感到不安。

 “联合会注意到，中国最近不断发表措辞尖锐的声明，由此，如果中印关系的整体氛围被破坏，那么商业和经济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影响。”该联合会主席哈什·辛阿尼亚说。

    另据印度媒体昨日报道，对于印度关切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内的印方项目，中国政府15日暗示，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去解决的事务，中国没有理由改变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 ▲


印学者称西藏水资源是制约印度的“水炸弹”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important/11052771/20090829/15619540.html

2009-08-29 中国国防报   近来，有一条新闻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大关注，那就是印度媒体一再炒作中国开发利用西藏水资源，声称这可能成为比中印领土争端更严重的“战略问题”。

 无独有偶。俄《侧面》周刊也指出，当世界的目光多集中在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上时，殊不知水资源也正日益成为影响世界，尤其是亚洲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而且，用水争端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全面战争。

   ☆ 印存心卡三国“脖子”

    西方学者公认，亚洲最易发生“水战争”的是南亚，而最有可能首先诉诸于武力解决的莫过于印度。在南亚7国中，竟然有3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都和印度之间有用水争端。

    众所周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克什米尔领土问题上，但水资源的争夺，也称得上是印巴冲突的潜在催化剂。

    发源于印度、下游经过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是世界最大的灌溉系统，总灌溉面积达2000万公顷。1960年，印巴签署《印度河水使用协议》，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国的用水争端，却没有解决两国在乌拉尔大坝问题上的长期分歧。

 自1985年以来，巴基斯坦就一直反对印度在杰赫勒姆河上修建乌拉尔大坝，巴方称印度此举违反了《印度河水使用协议》的第1条第11款，该条款规定，禁止任何一方进行可能改变河水流量的人工工程。更重要的是，巴方认为此举威胁了自己的安全，因为印度可由此截住河水，不让其流往巴基斯坦。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安德鲁认为，印度可能已经意识到，水远比原子弹更容易让巴基斯坦屈服。

    而据外媒报道，在东北部地区，印度早已管住尼泊尔、孟加拉国的“水龙头”。

 位于印度与尼泊尔西部边境之间的马哈卡里河，于1816年被定为尼印两国边界。尼境内的河流，每年约有83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其中大部分输往印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总理普拉昌达执政期间，印度准军事部队突然占领马哈卡里河北岸两块有争议土地，被尼泊尔指责为企图霸占界河水量。

    与之相比，印度和孟加拉国对恒河水量的争夺就更激烈了。孟加拉国媒体长年痛斥印度以邻为壑，单方面修建河堤，导致180公里恒河河岸毁坏，另外印度扩建1970年完工的法拉卡大坝，也使恒河水在孟加拉国的流量进一步减少。

    事实上，印孟两国已多次在水资源和领土问题上大动干戈，2005年4月16日，印度安全部队企图在邻近孟加拉国的阿考拉地区，没收孟加拉农民的取水灌溉设备，遭到孟国步枪队的阻拦，双方发生激烈武装冲突，造成印方一名高级指挥官死亡，2名士兵受重伤。孟加拉国一再警告印度，新德里要想主宰恒河，那就是对1亿多孟加拉国人民的宣战。

    ☆ 反污中国要“断流”

    让人意外的是，印度拿水影响别国生计，却担心自己会因此“受制于人”，而这个“人”竟成了中国。

 近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切拉尼投书香港《南华早报》，声称由于中国在青藏高原实施跨流域、跨河流调水工程，可能造成流入印度的国际河流流量减少。他甚至断言，中国在西藏的灌溉和水利系统，是为将西藏水资源作为制约印度的“水炸弹”。

    切拉尼代表了印度国内一些人的观点，即认为中国需要与下游国家（说白了就是印度）订立规范化的跨界流域合作协议，来捆住中国合理开发利用西藏水资源的手脚。

    不可否认，流经印度的主要大河，基本上源于中国境内，特别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峰及其附近的玛旁雍错。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印度舆论炒作中国跨河流调水工程对印度水资源的威胁，并不符合事实。该工程西线计划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3条支流引水，而这3条河流均为中国地道的内河，印度无权说三道四。

    此外，印方还担忧雅鲁藏布江的调水方案，认为这将使印度东北部陷入干旱。

    在指责中国的同时，印度自己却出台了“北水南调”工程，计划在雅鲁藏布江河流段上，拦河建造装机容量达1100万千瓦的水电站，一旦水坝建成，将可能淹没处于上游的中国西藏林芝地区部分地段。

    ☆ 其他地区冲突也不少

    中亚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但超过90%都集中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它们是中亚最重要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发源地。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则是最主要的水资源消费国。

    因占有源头之便，吉、塔两国控制着其他中亚国家的用水。由于其他资源贫乏，它们就把水当做战略物资，两国的用电需求也主要来自于水力发电。

    据悉，尽管政府已处于高负债状态，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依然决定升级瓦克仕河上的努列克水电站，并在坝底隧道的碑铭上隽刻下“水就是生命”的铭文，这意味着塔国将利用占有中亚超过40%水资源的优势，在该地区获得更大发言权。

    然而，在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乌兹别克斯坦，却坚决反对塔国的开发水资源计划。西方外交官分析说，两国已陷入了一场没有宣战的冷战中。

    在东南亚地区，21世纪初，越南和老挝都未与柬埔寨商量，着手在湄公河上游修建大坝。由于长久以来存在敌意，加上因贫穷和叛乱引起的摩擦，水资源争夺使柬老、柬越关系日渐疏远。

    与此同时，泰国政府和一些政客，也大力鼓吹修建湄公河水库，以对抗缅甸和老挝的截流湄公河行动。

    ☆ 应讲究国际公德

    根据联合国和美国俄勒冈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亚洲约有60处水域，被认为有可能引发冲突。

    难道亚洲除了走向“水战争”，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球共有263块内陆水域，其中有60%缺乏有效的共同管理方案，国际上已发生过近40起水资源武装冲突，但目前已趋平和。

    比如，在严重缺水的中东地区，约旦和以色列达成某种默契，使得以色列控制下的约旦河水重新滋润约旦的土地。

    事实上，在水资源问题上，搞对抗与“自扫门前雪”，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只有相互依存，才能使国际水域变成人类和平发展的助推器。 ▲


低成本解决中印领土争端：马六甲、印度洋、藏南
http://js.blog.china.com/200910/5312057.html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藏南问题日益从一个双边领土问题演变为一个牵涉广泛的多边地缘政治课题。在中国解决藏南问题的过程中，也不单单是面对一个印度。在印度的背后，美国以第三方的身份撬动着利益的杠杆，对藏南问题的影响与日俱增。

    中国和印度之间在藏南问题上都是投鼠忌器。两国的国家规模已经决定了谁也不是个可以随便捏的柿子。地理上的必然联系则更对双方的动作形成一个无形钳制。如果没有绝对的利益，谁也不想树立一个死敌，以至于走向世界的脚步被死死拽住。

    然而，藏南问题可以拖，却不能无限度地拖。不彻底解决藏南等领土问题，则不足以让中国对印度达到一定的信任度。或者，藏南问题的解决会让中印之间矛盾突显。可是着眼于长远来看，不解决中印领土矛盾，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印关系正常化。症结解决了，时间总能让创伤慢慢弥合。否则，时有发作的中印边境问题只能像毒瘤一般，永久折磨中印关系，并成为敌对势力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契机。

    且不论印度方面如何想。作为中国方面，必须考虑藏南问题彻底解决背后的巨大利益，并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藏南问题是一个利益问题，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问题。藏南问题涉及到了两个大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某种意义上，这两个因素甚至是导致大规模战争的最关键因素。藏南问题的走向会对成为中印之间地缘政治格局的风向标和分水岭。战争解决不是不可以，但战争解决，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绝对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选择。

    既然导致战争的最关键因素是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相关的铺垫，以使于藏南问题以对我国最为有利的形式获得解决。

    综观印度这些年来的变化，可以发现，藏南问题真正有热度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输掉上一场战争的印度何以如此有底气？谁给了印度这个胆量？一个很荒谬却很真实的结论就是——中国给了印度在藏南问题上不断叫嚣的勇气！藏南问题被印度方面肆无忌惮热炒的主因就是这个。

    倒不是说中国方面在藏南问题上没有与印度较量。可是，除了正面的较量之外，更大的因素来源于藏南问题的正面战场之外。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个渐进的重大变化，这就是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之下，中国越来越依赖海洋。同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的基础资源来支撑生产。这其中，包括石油在内的很多重要对外贸易，都无法避开印度洋。而印度洋，正是美国和印度掌控能力相对较强的区域。

    印度总觉得，自己随时可以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这个心理优势极大地支撑了印度和中国在藏南问题上硬扛的勇气。如果说印度自己分量不够的话，那么美国表达出的支持姿态则让印度的强硬又多了三分。事实上也确实如印度所想一样。外向型经济对于海上航道的依存将中印拉回到了一个平衡的位置上。即印度占有海上优势，中国则具有陆地优势。如果放在几十年前，印度洋航道在中国的整体框架下不能说无足轻重，但也绝对不会是至关重要的。62年战争的实质就是中国掌握了力量优势，具备打破平衡的基本条件。因此，毛主席果断发起战争的前提是基于客观条件充分的基础之上。

    印度的心理优势是特别微妙的。就如同中国人觉得我们打日本没有什么问题一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的海上航线向东南方向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覆盖范围内。一旦掐断日本的海上航线，必然对日本形成决定性打击。中国的对外依赖程度虽然是比不上日本，但是一旦海上航线被切断，也会遭遇沉重的打击。

     占据了莫大的地理优势，印度觉得自己有和中国对抗的资本，希望在亚洲体系内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压倒中国也就不奇怪了。无论他的感官是否足够客观，但是至少在印度的眼里，他就是有那个能力和潜力的。想要用道理说服印度显然是行不通的。打破阴谋和幻想的唯一手段就是硬实力上的绝对压制。

    毫无疑问，今天的印度海军在印度洋上享有对中国海军的优势。这一点，无论中国人是否愿意承认，事实是客观的。对于一个尚缺乏航空母舰等大型作战平台的中国来说，印度洋非常遥远。失去足够的空中掩护，会让中国在中印之间的斗争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这是部分武器平台的技术优势所很难弥补的。因此，仅目前的力量对比来看，就像印度人自己声称的那样，印度洋是印度人的印度洋。

    中国要进入印度洋并非一个简单的硬实力问题。时间上能够做到尽快也是一个目标。不单是说中国建造出一支大海军就能够轻松进入印度洋。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马六甲之痛。至今为止，中国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海军能够在关键时刻通过马六甲海峡。

     与印度相比，中国更主要的战略威胁来自太平洋的彼岸。同时，中国至今在印度洋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军事基地，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具备。以上两个因素几乎决定了中国海军只能在有需要之时进入印度洋。换句话说，马六甲之痛必须解决。不解决马六甲之痛，则中国较低成本解决藏南问题的希望只存在于中国在地球上处于独一无二的大国地位之时。事实上，这样一种假设下，马六甲之痛也确实不存在了。

    正如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德国修建基尔运河，其目无疑都是使海军的矛头能够快速机动于两个战略方向之间。如此可以让同样的海军力量发挥出近乎两倍的作用。对于需要兼顾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战略方向的中国海军而言，马六甲海峡的意义不亚于上述两条战略水道，甚至从整体战略格局而言，其紧迫性还要超越上述两条战略水道。

     低成本解决藏南问题，首要一步就是超越马六甲！超越马六甲，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牵涉到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无不需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在新加坡，还存在可以容纳美国航母驻泊的樟宜海军基地。因此，超越马六甲的本质，就是中美在关键战略节点的博弈。从这个角度而言，藏南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既是中国对外战略大棋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大棋局下的重要目标利益。

    超越马六甲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突破美国战略力量在马六甲方向的封锁，要么寻找替代方案。至今，相对可行的替代方案只有一个，即在克拉地峡区域开凿一条运河。

    是强行突破马六甲海峡还是开凿克拉运河的问题，要根据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变化来考量。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尘不变的。中国需要动态地根据各国地反应来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国内有一种声音怀疑克拉运河开凿的价值。害怕我们开凿的运河最终被美国人利用。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但没有把握住中国的根本利益。与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相比，泰国是中国的力量更容易辐射到的区域。同时，多开一条运河就多一个选择，不至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克拉运河的开凿成本估算为280亿美元，这并非一个不可接受的成本。而一旦运河开凿起来，美国就面临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才能在双线同时封锁中国的局面。中国处于一个主动进攻的地位，同时又处于战略上的内线地位。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优势也确保了开凿克拉运河对于打通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战略水道是有利无害。退一万步来讲，也是获得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强行突破口。

    甚至于，着眼于未来，克拉运河对于中国来说是必然的选择，这仅仅是个时间和契机的选择问题。其道理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当然，就眼前的问题来看，中国可以不急于开凿克拉运河，而只把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一个资本放在博弈的舞台之上。

     从全局上考虑，中国与美国在东南亚不可避免要进行一场拉锯战。东南亚是中国陆地突破的两大战略方向之一，也是中国建立起分配体系的地缘政治基础。疑问仅仅是斗争的时间和方式。处于内线的中国至少从距离上拥有绝对成本优势。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东南亚抵抗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非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毕竟，当中国的实力增长到一定层面的时候，美国所可能带来的平衡作用将自然削弱，与中国对抗的危险系数和物质成本则将急剧增加。完全不顾利益一头往上撞的国家怕是不会太多。

     其间存在一个相互推进的进程。即随着中国海军力量加强，美国与东南亚之间靠海权维系的纽带就会被削弱。同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被削弱，又会帮助中国海军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水域。

    中国发展航母已经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当中国的航母战斗群发展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那么单单凭借海军摧毁一个中等国家的现代化作战力量便会成为中国海军的一个必然的能力。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又或者印尼，他们的现代化作战力量都是有限的，缺乏体系和纵深的。到了那个时候，试图帮助美国延缓甚至拦截中国海军前出印度洋的成本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只要中国坚定自己未来战略的方向，多种方式都能够使中国获得前出印度洋的能力。

    印度一向视印度洋为印度人的印度洋。事实上，印度人从来没有真正掌握着印度洋。换句话说，即便在中国海军没有进入印度洋的时代，印度人是不是印度洋的“主人”，完全归结于美国是否愿意让印度做一条看门宠物。

    中国海军获得进入印度洋的能力之后，印度洋是不是印度人的印度洋就不再是美国单方面能够决定的事情了。获得自由进入印度洋的能力，首先就能够从心理上对印度人所宣称的属于印度的印度洋理念形成一个打击。印度人并不坚强。这个民族的自信过多寄托于所谓的前景。而这种前景的来源，甚至不是一种趋势，而是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强权的政治需求。由此，印度人的自信实际上敏感而脆弱的，否则也不会出现那种喜欢把自己吹上天的情绪。

     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仍然在东方。可是在应对东方对手的海军力量的同时，并不妨碍中国海军长期性地在印度洋范围内实现一定的存在。类似现在的打海盗或者频繁的友好访问和联合军演。主要目的只有一个，让印度知道，中国海军有能力实现自身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展现的则是远洋作战能力以及舰队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绝对优势。斯里兰卡等国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中国海军没有一定的掌握制海权的能力，就无法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缓解以斯里兰卡为典型的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压力。从斯里兰卡的角度而言，他想保持更大的独立性，凭借中国来抗衡印度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多的选择中比较好的一个。如果中国的力量长期不能达到，那么斯里兰卡做出倾向印度的选择就不奇怪了。我们不能指望每个国家都有拿鸡蛋碰势头的勇气。

    中国海军具备争夺印度洋制海权的能力，就如同当年中国陆军的强大一样，是改变平衡的一步。弥补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对印领土争端中的一个隐患，将让中国拥有绝对的战争主动权和主导权。

    印度媒体时常提到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包围，也就是从巴基斯坦到斯里兰卡再到孟加拉国和缅甸的这样一个区域内，中国都具备着广泛的影响力。无论中国是否有意如此，但客观上，印度确实陷入了一个可能的包围圈之内。如果一方面是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长期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印度的周边国家需要凭借中国的影响力来抗衡印度发展所带来的各方面压力，那么长此以往，无法保持平衡态势的印度，其心理优势将不再具备。

     与藏南问题不同的是，海权归属的变更过程更为缓慢。温水煮青蛙能够让印度较为平静承受来自中国的打击。一旦信心和自尊在一个方面被摧毁过，那么在第二个方面的反弹将大为降低。藏南问题，到时候是打是谈，都将有一个更为有利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有主要投入都是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必须的。藏南问题能够纳入到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被顺便铺垫好，成本不可谓不低。

    打破平衡的目的并不是永久地冲突。我们需要的只是在一个时间段打破平衡以实现战略格局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印度来说，长期处于一个弱势的力量对比之下也会极其难受。他想要回到平衡的局面，留给他的道路并不宽。他自己的力量短期暴增很困难。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也不大可能短期内筹集到足够的力量投入到印度洋方向任由印度借用。那么，印度大概也只能期望中国减少针对其方向的力量部署，让中印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力量恢复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否则，印度将难以获得一个理想的发展环境。

    由于美国全球战略所带来的必然力量分散。当中国海军力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就会让美国海军显得捉襟见肘。内线优势随着马六甲问题的解决，也将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很难想像。当中国海军发展到4-6个航母战斗群后，美国能够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保持与中国相抗衡的舰队。通过太平洋方向的适度扯动，更可以让美国进一步放弃印度洋这个相对的次要方向对中国的全面阻碍。失去美国力量的足够支持，印度身上的“皇帝的新衣”会被剥落，真实的印度将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虚幻的强大绝对无助于阻挡中国海军挺进印度洋。

    诚然，民族尊严在很多时候会压倒利益。可是，通常情况下，那只是因为利益不够大。我们现在的确拿不住在足以诱惑印度放弃民族尊严的利益。即便真能拿出来，也是中国所难以接受的。那么，去压缩印度未来的利益空间，将印度的未来拿到谈判桌上，这个筹码是不是足够大呢？

    中国不解决藏南问题，就难以真正迈向世界的权力顶峰。印度不解决藏南问题，也难以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国。互相之间敌意所带来的牵制根据印度的力量为基准足以导致双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下降一个档次。这也为藏南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个最后的时间表。

    藏南问题的解决不在藏南本身，而在于谁能掌握未来。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美国，真正与中国争夺未来的是美国。打通马六甲，挺进印度洋，将美国扼在中国咽喉上的手打开，藏南问题以对我们最有利的方式解决就指日可待了！（封立鹤/四代重歼） ▲


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
http://www.ddhw.com/readpost.aspx?topic_id=5&msg_id=22360&page=1
 
时事评论家李剑芒，侨居荷兰，曾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期少年班二十一人中一员，曾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与近期被“双规”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是同事。在李剑芒最近的博文中，专谈康日新案件。他说，康日新（为了取乐李剑芒叫他康师傅）伙计，一个78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从他们研究院开始一点点爬到核工部当了大官，近期突然爆出，康师傅贪污了7000万欧元。全部是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的三楼上，他听了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遥远的记忆告诉；康师傅是一个还算本分的人。
 
7000 万欧元现金，合算人民币7亿多；更可笑的是，康师傅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长时间没人知道。李剑芒回忆，他在研究院的时候，因为开发民品项目成果异常突出，成了全院劳模中唯一的年轻人，可以从开发的项目中抽成9%作为个人奖金。李剑芒干的项目价值十几万，9%就是1万多。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他当年10年的工资。他主动提出拿8000元给全研究室的所有人“喝汤”，自己还剩下 2000元。李剑芒说，但当时康师傅家里肯定拿不出来2000元存款；他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所有工农兵大学生拿大专生工资），李剑芒1983年科大毕业毕业后工资和康师傅不相上下，康师傅要开支家里老老小小吃喝，能有几百元的存款就撑死了！想不到二十年后，在他家的阁楼里抬出7000万欧元现金！

7000万欧元现金是一个什么概念？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的成果展览上的那个“金山”（现金堆成一个山）也不过是区区2000万人民币。7000万欧元，相当于7亿多人民币，堆35个那样的“金山”；薄熙来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上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最好玩的是这个案子不是中国自己“发掘”出来的，和那个“三鹿”毒牛奶案一样，是外国人直接捅到中国政府最高层。“三鹿”事件是新西兰方面捅的，这次据说是德国方面捅的。于是李剑芒想起了位于广东的大亚湾核电站；此前人们都以为这个项目会落到德国西门子公司手上，因为德国提前三年就投资中国核电市场，对中国的情况最熟悉的；但招标却莫名其妙地跑到了法国人手上。李剑芒一直怀疑这里面有作弊、受贿行为！德国这个民族最讨厌贿赂，狂妄地认为德国的技术天下第一，你“必须”买，根本不需要贿赂。他们认为贿赂等于承认自己的技术不如人家，技术不如人家是德国人认为最大的耻辱，所以德国人绝不行贿。但据说这次在秦山核电站这个项目上德国人高傲的头也被迫低下了，也开始贿赂了。可可爱的康师傅拿了人家的钱却不办事，德国人忍无可忍了，被逼得干贿赂这等下流勾当已经是在侮辱德意志这个高傲的民族，贿赂了还没有效果，德国人的愤怒爆发了！

当然，贪污腐败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民主透明如美国，也不例外；前不久，。美国政府就因为新泽西州两名市长贪污2.5万美元而遭到全民的谴责。据称，经过十年卧底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在新泽西州同步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怀疑涉及贪污和国际洗黑钱活动，逮捕3名市长、2位州议员，以及44名犹太教士等人。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说，“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

这条新闻，不光在美国本土引发轰动，在中国大陆也被热议。美国人的震惊把中国大陆网友给逗乐了，“这点小钱我们村长都看不上”；“这点钱，在中国还不够书记几顿饭钱。”有网友戏称，“堂堂一个市长只贪污2.5万，你以后出去还怎么做人？”；还有网友认为“二万五的数额，若到纪委举报，恐怕纪委还认为举报人是个‘二百五’”；“这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同样是大新闻啊，发现了多么廉洁的好官啊！”
 
有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真正的东方大鳄们现身西方主流媒体，东西方贪官站在一起，确实让西方人二度震惊。英国广播电台BBC在一天七条重要新闻中，就有三条是中国大型企业主管因钜额黑钱而遭审查的新闻。当日的BBC头条大新闻报道了北京首都机场前董事长李培英因贪污受贿上亿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又一条新闻是，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涉及的总额高达18亿人民币；此外一条新闻是，香港法院批准证监会提出的冻结国美电器创办人黄光裕夫妇持有的钜额资产；香港法庭颁令冻结黄光裕夫妇及其控股公司在香港持有的价值160点六.6亿港元的资产。

几年来一项关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统计调查，一直名列前茅的“腐败”问题，已经一落千丈，几乎快要被挤出前十名了。分析家说，这不表示中国的腐败问题的减缓，而是国人“哀莫大于心死”，是因为大陆的反贪污腐败天天反、月月反、年年反，但腐败却愈演愈烈；大陆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当今，民众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无官不贪”。
 
当社会绝望之时，百姓的反应可能是同流合污，一齐腐败。全民腐败正在成为可怕的现实，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道德沦丧。说在中国，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化妆品、饮品烟酒、服装鞋类、音像制品、药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最为严重。市面上有假烟、假酒、假药、假木耳、假牛奶、假种子，人们普遍讲假话，学校发假文凭、办假留学，企业做假帐，股票假上市，官方创造假数位、办理假工程；以至外国杂志居然用“骗子共和国”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

朱镕基1998年上任总理时，提出“100口棺材”论，说要用99口来肃贪，留一口给他自己；豁出命去了，一定要消灭中国的贪官腐败。结果十年多过去了，100口棺材原封不动的留给了继任者，最大的“腐败官商代理”赖昌星仍在国外自由地晃悠。

中国10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的政治隐患正在逐步显现；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9月号发表的2009年“失败国家排名”中，中国已经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共60位，中国排名57位），其中引发中国堕落的一项重要指标数位就是贫富不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中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有统计显示，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而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的3亿多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的《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文章称，“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千万以上的有2万7千3百11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千2百20人，其中，有2千9百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万4百50余亿元。考证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当然，这个统计是不包括那些尚未揭发出来的巨富贪官，如康师傅将7000万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就不可能被统计。

但官方人民网发文驳斥“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说法是以讹传讹，但有提不出真实具体的资料；赵晓早先发表在新华网上的相关文章却遭到删除。人民网该篇意在“澄清”的文章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评论，认为只有当局拿出真实的资料才能辟谣，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矛盾已到了非常激化的地步，贫富悬殊太大，高干子弟官权结合，无法无天，已引起社会极大不满。辟谣，就应该提供高干子女占用财产到底有多少、官权结合占有资产有多少等真实详实的数据；强词夺理的所谓“辟谣”，无疑于不打自招。
 
贫富分化与对立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自胡锦涛上台之后，因应于业已存在的尖锐社会矛盾，曾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赢得了国民上下对胡温新政的喝彩。但是，腐败的持续恶劣，却让国人心灰意懒。

最新流行短消息集锦中有一个关于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段子。说的是许宗衡被双规后，家中一巨型保险柜久不能开。熟悉此货的中纪委官员说，此乃声控锁，密码多用八个字。于是大家轮流猜试，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天保佑，升官发财”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成语俚词用尽均不灵，无奈，押许市长到现场，许市长清清嗓，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而开，满箱金银财宝。

还有一个笑料，说的是在基层干部反腐倡廉会上，纪委书记讲话，“今天的大会以教育为目的，犯过的错一律既往不咎。希望有过贪污受贿的坐在会场左侧；有包二奶行为的坐在会场右侧”；片刻，左右两侧各坐一半，只有一人坐中间未动，说“我既受贿又包二奶改坐哪边？”；纪委书记说，“你水平高，适合当领导，就坐到主席台上来吧”。
 
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她的文章《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中，谈到中国的司法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党政官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法学学者陈忠林曾根据1999年到2003年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报告，计算出这样一组资料：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0.2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0.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而在职惩治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六倍。据有关报道，中国贪官中95％都有情妇、二奶。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因受贿1.9亿余元，一审被判死缓。陈同海不仅巨额受贿，还还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李微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大发横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胡星斗表示，贪官的腐败程度，和他们的学历并无关系。胡星斗说，虽然中国政府一直表示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但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却经常违背法治原则，人治大于法治。“中国政府对打击腐败、贪污一直是非常重视，无论是行政官员的腐败，组织领域的腐败，人事上的腐败，商业上的腐败，还是司法领域腐败，一直是采取严打的措施。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按照世界的平均查处率来看，中国仅查处了1％还不到。”胡星斗表示，在中国政府现行的社会体制下打击腐败，治标不治本。

李剑芒在博文中，说康师傅在别墅里藏了贪污的7000万欧元（7.7亿多人民币）现金，涉案总额18 亿元人民币，而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党内反腐败为职责的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长时间没人知道。问题来了：谁来检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于是有读者反驳，“没有人监督，难道康日新是投案自首的？”言下之意还是说中纪委在康师傅的问题上主动出击了。不过这个反驳很可笑，李剑芒明明指出，这个案子不是中国自己“发掘”出来的，和那个“三鹿”毒牛奶案一样，是外国人直接捅到中国政府最高层。

这能算中纪委的卓有成效么？！
 
笔者也是看李剑芒的博文才知道一点内幕，有些读者在博文后留言，说看了博文后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案子，震惊！这个案子比薄熙来的所有打黑案子加一块都大几十倍，大陆官方媒体为什么不象宣传薄熙来打黑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此案，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为什么只在新华网短短几行字就把18亿给概括了？李剑芒也说，“我如果不是与家人周末聊天，根本不知道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个月的事情”。“现在大家看看，这个打黑除了表演外，还要什么实际意义！这个体制把一个连几百元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在短短20年搞成7亿现金堆在家里。”

李剑芒说，中国是一个能源需求到了要命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的石油给中国都不够。核电站的特点是建造投资巨大，但运行成本及环境污染极低；他20年前就预测中国需要上百座核电站缓解中国对能源的饥渴。但中国建造核电站的最大障碍（除了核技术外）就是投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哪里搞那么多初始投资？！况且，一座核电站还要喂给贪官1亿欧元（7000万欧元是康师傅自己的钱，若康师傅不给其它人好处，他受贿就无从保密）；100座核电站还要给贪官准备好100亿欧元（1000亿人民币）。李剑芒最后说，现行体制不改变，中国还有希望吗？  ▲ 本贴由[纵论天下]  最后编辑于：2009-10-16


“苏修逼债”的真相考证
http://www.stnn.cc/reveal/200910/t20091015_114410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0-16

　　核心提要：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 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摘自《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雷兹·马利列著　王洪起译）

　　常有人提出“苏修逼债说”，指苏修逼债是1959年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现引以下资料为考证：

　　☆ 一、中国欠多少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五十二亿九千余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中国方面将于1965年全部还清。照此说法，直到朝鲜停战十年之后，中国人民还在节衣缩食地归还这场战争中拉下的一屁股债务。

　　☆ 二、中苏决裂在何时？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前虽然中苏分歧扩大，苏联中止了几项军事援助，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一直在继续。1959年10月，中苏还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

　　李富春在1960年3月的报告中，还称苏联在1959年继续给了中国巨大的援助，对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可见，把苏联决裂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有人鼓吹“饿死三千万人是美帝苏修滔天罪行”，大概也是意识到了此点，于是在文章中偷偷将苏联决裂的时间往前挪到1959年，倒是很费了一番苦心。

　　☆ 三、谁提出提前还债？

　　从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看，提前还债似非苏联要求，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俗话说，拿人家的气短。毛泽东心高气傲，既然跟苏联翻脸吵将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否则他会觉得很没面子。因此上，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当裤子也要将债还清。

　　虽然苏方并不要求提前还债，毛泽东却是一定要争这口气的。

　　吴冷西的回忆也涉及此事。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

　　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此段摘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千万的中国农民，正死于饥饿。

　　☆ 四、援外知多少？

　　毛泽东要挣面子，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小兄弟。

　　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

　　1961年4月份，中国报刊上曾相继刊载两则耐人寻味的外贸消息。其一乃是1961年4月8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公报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见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其二则是4月25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经济会谈公报，称中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国还同意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和其他主要食品，虽然中国人民当时正在饿肚子。（196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就这样，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周恩来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我们在经济困难期间，不但没有借一文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 (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市，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过去向苏联借的五十万吨食糖，今年已经还了二十万吨，其余的二十万吨，准备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还清。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帐，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

　　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六十六亿七千万元，其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支出的为三十五亿五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三。

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节录：

　　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我国的建设资金，向来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产节约来积累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从1950年到1957年，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外债收入，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29,400万元，只占同一时期财政收入总数1,736亿元的3.05％。这就是说，96.95％的资金，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

第二个五年期间，我国的财政，已经没有新的外债收入，而只有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 共为574,300万元。到1962年底，我们已经偿还了528,900万元，只剩下45,400万元，将按照协定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内债方面，从1950年到1958年，国家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应付利息共为 482,000万元，到1962年底，已经偿还了270,200万元，还有211,800万元，将按照原来的规定，到1968年分年还完。

　　这两年．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根据可能的条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地援助了某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 236,200万。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文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 49,600万元。

　　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是真诚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的方针的。这种国际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支援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也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援。

    ☆ 慷慨援助小兄弟：运粮船中途转向

　　1962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基础协议。概括这项协议，即中国方面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一批数量可观的小麦。那时，我们十分需要粮食，因为除了苏联撕毁协议造成的损失之外，严重的干旱使库存小麦几乎告罄，只够维持短短几周的需要。我们的外贸部门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双方签订的基础协议，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但小麦迟迟没有发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北京要求会见李强，他当时是中国外贸部的部长。我与他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交谈。

　　“我是为了小麦的事情来打搅您的，”我说：“您知道这件事。我接到地拉那的通知说，那里的经济状况和食品供应状况十分严重，而授权执行两国政府协议的中国公司还没有行动起来。可能的话，请您下达指示，将小麦紧急运往我们的港口。”

“很遗憾，”李强回答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发货。”我要求履行政府协议，但他不改初衷，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我们自己也需要大批小麦。”尽管我对他解释，阿尔巴尼亚对小麦的需求量，对于中国非常巨大的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签订协议时，就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在发运小麦的问题上，李强没有给我任何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对口粮的迫切需要，我决定见刘少奇主席。但为了避免专门的会见，我利用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的机会。招待会是为欢迎某位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而举行的。

　　晚宴结束后，我径直向中国领导人走去，向刘少奇主席问候，然后向他提出，根据协议应当发运小麦的事。他知道这件事。我还简短地向他陈述了与李强的谈话。我们站着说了一会儿，刘少奇主席就对我说：“别着急，我来关心这件事。”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通知我，李先念副总理〔他主管国家经济〕将于8点钟见我。李先念曾经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十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

　　李先念对我说，中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运小麦，是因为中国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再次进行了研究，并已指示中国有关公司，把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转运给你们。阿尔巴尼亚所需数量的小麦，即刻发往你们的卸货港口。”

　　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文化大革命”不但把国内的关系搞乱了，同样也把国际关系搞乱了。

　　当时人们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上也同样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看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去分析国外的“帝修反”，他们就相当于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也叫“富人都是蝎子心”。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发达”？是因为能剥削别的国家才成了大款，在我们眼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和“富农”，都是我们势不两立的天生敌人。

　　那时我们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支柱。苏联比我国建国早，经济发达程度高，而我国是刚刚建立共和国，一穷二白。由于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又是邻国，所以在刚建国时苏联从各个方面对我国进行援助，帮助我们建设现代化。苏联“老大哥”在各个领域派出专家前往我国，比如在建筑方面，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都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也是那时的产物。北京一些建筑至今都保持着苏联建筑特有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与苏联老大哥交好的历史见证。到了“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看问题，这时提出了一个概念——“苏修”。“苏修”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苏修”，后来居上成了我们的“首席敌人”，赫鲁晓夫作为“苏修”头目就成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最担心的是在自己队伍里培养“代理人”，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克隆”出“小赫鲁晓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 ▲


中国信息安全“国家漏洞库”正式投入运行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10/1019_17_1393104.shtml

-大量网络失泄密案件均与漏洞存在相关

-4家骨干企业产品首获“自主原创证明”

2009年10月19日 中国新闻网：10月18日，我国信息安全“国家漏洞库”正式投入运行，并对外开展漏洞分析与风险评估服务。这是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当天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据介绍，我国信息安全“国家漏洞库”由国家专项资金支持，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这一我国专门设立的漏洞分析和风险评估职能机构负责建设。“国家漏洞库”建设经过半年多试运行，收效明显。正式投入运行后，通过建立漏洞收集、分析、通报和面向应用的工作机制，开始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及社会提供信息安全漏洞分析和风险评估服务，以提高国家信息安全的威胁应对与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漏洞是信息技术、产品、系统在设计、实现、配置、运行等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产生的缺陷，一旦被恶意主体所利用，就会造成对信息系统的安全损害。据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主任吴世忠介绍，“国家漏洞库”的建设是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中一项极为关键的基础性和长期性工作。当前大量的网络失泄密案件和信息安全问题均与漏洞的存在息息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信息安全漏洞的管理及控制工作，美国、欧盟都投入巨资和力量建立自己的“国家漏洞库”。

又电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4家我国信息安全骨干企业的产品首批获得了国产信息安全产品“自主原创证明”。这项由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依托国家漏洞库开展的测评业务，将有助于确保国家信息安全实现自主可控的目标。 ▲

链接

10月18日,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产品安全检测实验室主任张翀斌说，在测评中发现，目前信息安全产品的三个新问题较为普遍:贴牌生产过程中，其实只是将外来产品包装直接换掉和把软件界面汉化；“借用”别的产品的软件模块；只是将源代码改头换面，实际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这三个新问题会产生相应的信息安全漏洞。(记者余建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