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人工治沙工程失效 莫高窟千年壁画命运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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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10  作者: 王鹏   2009年11月，敦煌莫高窟，绝大多数洞窟门紧锁。千年的壁画，甚至经受不起飘落的粉尘重量。生命之水大泉河主泉眼干涸，泛水泉眼退缩约3公里—莫高窟还有多少时日？

　　时代周报12月10日报道王道士打开藏经洞，敦煌名扬天下；100年后，同样身为道士的于嗣庚和他的徒弟带着时代周报记者冒雪徒步穿越三危山、戈壁，到达大泉河上游调查莫高窟水源……千年壁画脆弱，生命之水大泉河主泉眼干涸，泛水泉眼退缩约3公里—莫高窟还有多少时日？

11月19日，本报记者在老君堂道观于嗣庚道长的领路下，穿越三危山，向大泉河的上游行进篇本报记者 王鹏/摄

　　● 沙蚀莫高窟

　　2009年11月，敦煌莫高窟，绝大多数洞窟门紧锁。千年的壁画，甚至经受不起飘落的粉尘重量。

　　在打开的洞窟，翻飞的粉尘随气流涌入。如果用足够专业的仪器观察，会发现其中83%是一些0.05～0.005mm大小的棱角状、次棱角状的坚硬石英、长石。

　　这些微小颗粒既能对壁画、塑像进行打磨，又能侵入壁画和塑像颜料的空隙。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人员张国彬说，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艺术效果，而且使壁画产生龟裂。

　　莫高窟的年降尘量可达365.4t/Km²。不断沉积的粉尘，会逐渐向外挤压壁画的颜料层或白粉层，使之脱落。这是莫高窟壁画残破不堪的自然原因之一。有大佛的颜料仅剩下鼻子下的一块。

　　11月17日下午，大雪后的莫高窟冷冷清清，只有两拨游人裹着衣服在洞窟间穿梭，不远万里而来的信徒，边走边作揖，并向功德箱投下钱币，也有仅为旅游而来的客人，嬉笑怒骂，却难免遇到虔诚信徒责难的眼神。

　　大多时候人们只有在高大的玻璃后面感受古人气息。为让更多的后来者有幸欣赏到丝绸之路艺术的辉煌，今人只有忍住指尖突生的冲动—触摸壁画是严格禁止的，还有烟火、光线等都会对壁画造成破坏—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如同即将坠落的瓷器，脆弱异常。因此，尽管莫高窟拥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 2400多身，目前对游人开放的仅有二三十个洞窟。

　　莫高窟东临三危山，西接鸣沙山（属库姆塔格沙漠），周围都在沙漠的怀抱中，属于极端干旱的内陆荒漠地带。站在窟顶，从东往西走去，可以明显看到布满砾石的砾质戈壁带，然后是沙子和砾石共存的沙砾质戈壁带；再往西行，是平坦沙地，流沙侵袭、覆盖在沙砾质戈壁。更西边则是高达60—170米的茫茫沙山。

　　五代时期的清沙功德碑上，就有风沙已危及洞窟安全的记载。

　　100年前，王道士和他的徒弟在清除积沙过程中发现了藏经洞，随后的浩劫使敦煌名扬世界。王道士将5万件文物中的4万件出售给外国人，被后人钉在了莫高窟对面的耻辱碑上，至今仍被风吹雨打和世人唾骂。然而，他用得来的钱修缮了莫高窟，清理了积沙，维修了破旧的门，今天人们看到的鲜活壁画有他的一份功劳。

　　莫高窟建在大泉河冲刷形成的河谷左岸崖体上，崖体上面是一层沙子形成的砂岩，易被风蚀，中下部为砂砾岩。据专家所做风洞实验，在挟沙风条件下，砂岩（层）被风蚀的可能性是砾岩的4倍。

　　莫高窟地区大风和沙尘暴日数分别占全年的48％、47.5％。狂风漫卷飞沙，如刀的风沙将砂岩层随意切割，许多洞窟前室、外露壁画被沙割、沙打、磨蚀和掏蚀。如今在莫高窟看到的是近期加固过的崖体，人工的水泥沙砾将大部分洞窟表面重新裹上了厚厚一层。但在被强风剥离的上层砂岩，洞窟上部早已形成危岩，再加沙流的磨蚀使不少窟区、窟顶遗址残败不堪，难逃“薄顶”之灾，甚至有些上层洞窟已露天。难知有多少窟消失在1600年的自然演变中。

　　11月6日近中午，风卷着细沙、枯草在莫高窟对面的墓地来回飞舞，这是莫高窟最常见的偏西风，也是造成莫高窟洞前积沙的主害风。

　　“从西边吹来的沙，在一场东风之后被刮得干干净净，从东边吹来的沙同样也会被西风清理。”敦煌研究院负责壁画保护工作的老专家李云鹤吃惊地发现，以前是西南风多，积沙多，现在东北风和西南风几乎同样多，来来回回将沙搬来搬去。但事实上，风很难将吹来的沙完全刮走，莫高窟负责卫生的工人几乎每天都要打扫。

　　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据，莫高窟每年要清除窟前积沙约3000m³。严重积沙会造成对窟顶的压力，增大窟顶的饱水性，导致窟顶崖体积水；低层窟内的积沙又阻碍了水分的快速蒸发，过多水份会引起壁画发霉、酥碱、起甲等。

　　“莫高窟终究是要消失的！”李云鹤说这话时略显失落，他站在莫高窟对面的几十座墓碑前，说这些都是他的老领导和老同事。“当年常书鸿先生（敦煌学专家，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说我们这些人死了就埋在这里，看着莫高窟。”

　　● 人工治沙

　　站在窟顶，人工治沙工程一览无余。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清理积沙成了常书鸿等人每年必做的功课。防治风沙的试验工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修筑挡沙墙、压碎石等为主的小规模防沙试验，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后来相继失效。

　　一个A字型的尼龙网栅栏防沙最是奇特，南侧长800米，北侧长1024米。这是1989-1990年，敦煌研究院与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合作，在美国 Getty 基金会的支持和Getty 保护所的直接参与下，对莫高窟地区风沙活动规律及强度进行专题研究时所做的防沙系统。这是对莫高窟展开的一次大型保护，同时还对断崖进行了化学固沙—对第 460窟窟顶周围风蚀严重的崖面做了加固，并在鸣沙山边缘引进滴灌技术进行生物固沙试验。后来，又对木桥廊窟区段的部分崖面进行了渗透加固。

　　在天然植被覆盖率不到2％的莫高窟地区，根据敦煌研究院前几年的观测，只有当风速大于11m/s时，才会出现鸣沙山巨大沙源的搬运。危害石窟的积沙主要来自砂砾质戈壁段的就地起沙。张国彬告诉记者，尼龙网栅栏防护体系，使洞窟前的积沙减少了70%-80％。

　　从A字型沙障往西，有两条高度约为1.5米的人工防沙林带，走向为西南—南北，长近2公里。观测情况显示，植被区风速可降低一半，两米高程的风速相比流动沙丘和裸露的戈壁降低一半左右，过沙量为流沙区的1/20，大大减少了窟区的流沙。

　　在砂砾质戈壁地段，敦煌研究院和中科院等相关治理沙化机构采用就地取材的办法进行碎石压沙—在沙上铺一层碎石，沙在碎石上很难沉积。

　　两条林带之西，固沙的麦草方格从2002年起就开始在沙山上铺埋。一年前，“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风沙防护工程”开工。2009年11月6日，记者在莫高窟顶看到大片的麦草方格已铺在距离崖顶约两三公里的周围，铺压麦草方格的事已经承包给了工程队，估计明年就会完成剩下的部分。据实测，在流沙上设置麦草方格沙障后，风速降低5%（2米高度），输沙量减少63%。

　　张国彬说这样的防沙带基本可以控制就地起沙。但在浩瀚的库姆塔格沙漠，沙暴铺天盖地而来，莫高窟两条只有2公里长、1.5米高的防沙带便不能起作用。

　　莫高窟唯一生态水源大泉河浇灌着这两道防护林。

　　山下和山丘两座蓄水池已经完工，用来浇灌周围的人工林带。守在水池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指着旁边的蓄水池说，明年年春，所有的蓄水池就要灌满水。

　　前些年在一个叫做八公里的地方，敦煌研究院打了一口水井，供员工使用，大泉河的水现在全部用来灌溉约18公顷的莫高窟绿化带。

　　11月6日，莫高窟前的水坝处，人工渠将水引入树林中。11月17日，记者在莫高窟的桥上看到一股溪流从水坝处泻了下来，穿过桥底往下游干涸的河面流去，然后完全消失在戈壁中。

　　“没有大泉河就没有莫高窟！”兰州大学张明泉教授说。据记者了解，关于莫高窟水量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水量未变，有人认为它减少了许多。

　　大泉河的流量到底有没有减少？11月19日，本报记者在老君堂道观于嗣庚道长的领路下，穿越三危山进入大泉河的上游。

　●　三危山道士

　　11月中旬的两场雪过后，大泉河河道中铺满了白雪，皑皑白雪下或是薄冰、或是泥沙、或是潜流。阴冷的无人戈壁、难以在近期消融的冰雪，使沿大泉河河道进入上游路途艰难。两次半途而废后，11月18日，在于嗣庚道长的建议下，我们决定从三危山内部的老君堂穿越三危山，越过戈壁、前往大泉河上游。

　　2009年11月19日一大早，43岁的于嗣庚带着36岁的徒弟任德宁，开着尼桑车在前面带路，一行两辆车往三危山深处的老君堂行去。在一个半山的宿舍里，于嗣庚的师妹给我们准备了早餐—西红柿挂面，还煮了十几颗鸡蛋让我们路上吃。

　　这里已经没有手机信号。随后我们又往群山深处驾车行了十多分钟，已经到了路的尽头，开始步行上山。三危山陡峭难行，通往老君堂的路需要手足并用。到达山顶也就到达了老君堂，于嗣庚的另外一个徒弟王法通还窝在床上。

　　我们选择的路线是老君堂的道士解放前在条胡子挖药材所走的路线。上次去还是4年前，王法通在回程路上走不动，其他几位师兄弟回到老君堂等了半夜，最后一群人沿路返回寻找，才找到已经迷路的王法通。这次，王法通虽然心有余悸，但还是爽快地答应同行—看看山里有没有药材锁阳。

　　爬到龙王庙时，29岁的司机王志仁心生惧意，退了回去。而这时的三危山，群山尽在眼底，在雪的反射下，银光四射。

　　根据莫高窟壁画故事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前后，和尚乐僔站在大泉河河谷的悬崖上，看到三危山“在夕阳下射出万道金光，辉煌圣洁，奇异无比”，并且显现出各种佛尊的身影祥光。于是就在脚下的悬崖上凿壁建庙，后经几百年的建设，形成了拥有一千多洞窟的莫高窟。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莫高窟洞窟里的主佛像都是面朝三危山。

　　在三危山没有见到一棵树。大块石头天然堆砌，陡峭难行。从老君堂再往深处，进入了无人区。大泉河就在我们右手边十多公里处，像矛一样切割了三危山。

　　各个山涧都明显有水流过的痕迹，但据于嗣庚回忆，20年前他来到这儿之后从未见过这些山涧流过水。

　　如果仔细留意，就能发现多少年前老道士为了不在山中迷途，在各个山涧相交处立的一两尺高的石头。有些已经倒在其他石头中，两位小道士跑过去把它们竖立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穿过了三危山，沿着一条不知道多少年前干涸的河道继续行进。河道约四五米宽，很久以前也许是大泉河的支流之一，因为我们顺着它走到了大泉河。莫高窟就建在大泉河冲刷的崖体上。

　　三危山突然变成了身后的风景，我们的前方完全变成了戈壁滩，没足的雪灌满了鞋，随后消融成水，但我们仍旧能用脚感受到雪下干涸的沙砾。用手拨去戈壁上的雪，地下2厘米左右就成了干旱的沙砾。

　　大雪也带给了一行人方便。茫茫戈壁没有任何路标或物体供参考，雪无疑帮助了我们，走过的路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这方便回来的时候沿途返回。在戈壁上行进约1个多小时后，于道长在望远镜里看了看，说条胡子到了，比预计提前了一小时。

　　● 大泉干涸

　　一道薄芦苇墙一般竖立在河道左边，后面隆起的松软土地上有红柳等植被。于道长指着前方说，以前那里有几人合抱的大树，前几年全部枯死。河道里一滴水都没有，也没有近期流过水的痕迹。我们往北行（大泉河从南向北流），于道长说大泉河从大泉这个地方以泉眼的形式泛出，然后分成两条河，一条向北流向莫高窟，一条大体往南方向流。我们到达的地方是往南方向的河道。

　　于道长前几年几乎每年都要来一趟这里，他记得大泉是在五六年前完全干涸的，泉眼不再泛水。

　　我们往大泉走去，寻找大泉河新的泉眼。从条胡子最南往北约三四公里，就到了大泉河的分流处。这里完全干涸，看不出有水的痕迹。大泉就在我们眼前往西南方向2公里处，那里不再是大泉河的主要出水处，往北的分流水也不再存在。

　　这十年里，条胡子、大泉的生态恶化最为严重。于道长和随后在下游的护林站碰到的护林员朱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

　　上世纪50年代前，这里还有一座很小的庙宇，于道长的师太爷们在这里种了二三十亩地，后来一场水将所有的菜都冲走了，破“四旧”后耕地随之荒弃。后来有生产队在条胡子开荒，土地包产到户后，因为距离最近的村庄也要二三十公里，也出于保护莫高窟的缘故，不再种地。

　　条胡子是一块大约长五六公里、宽两三公里的植被覆盖地带，它的北部成了今日大泉河的出水处。据兰州大学张明泉教授研究，大泉河的最上游水源地可以追溯到祁连山西段的野马山北坡沟谷的潜流，那里有6条潜流补给位于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阿克塞盆地地下水，由南向北经过一百四戈壁滩（地名）地下径流，在大泉、条胡子一带以泉水的形式溢出，汇流后切穿纵布于河西走廊中部的三危山，经莫高窟前流入敦煌盆地。

　　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至少在冬季，大泉河在大泉已经无水泛出，泉眼最上游在两条河道分流处以北约一公里处，距记载的泉眼大泉往下游退了3公里左右。这和相关专家在4年前得出的大泉河水流量相对稳定的判断不同。

　　观察到的泉眼在条胡子北段，这里芦苇茂盛，有的达到3米多高，还有红柳、沙枣树等。河道里松软难行，有一段两三百米长的河段分布着大片的小小泉眼，在芦苇等的缝隙中，潺潺流出，汇流向北。

　　在冰面和泥中往下游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下午2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到达敦煌研究院设在拉排的护林站。在晴朗的天气，大卡车可以到达，但下了雪之后，没有人敢开车来。

　　护林站有两个人，62岁的康安光和他的女婿37岁的朱建民。朱建民到这里已经5年，在拉排种了两亩菜地、养了40只羊。他说，以前生产队住在这里的看田人告诉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河道人是绝对无法跨越过去的，而现在极少有人跨越不过去的河水宽度。这再次说明了水量的减少。

　　据专家几年前测流估算，大泉河进入敦煌盆地的出山口平均流量0.76m³/s，年径流总量不到2.5万m³，其中蒸发量约占总流量的24%-37%。

　　由于比预计多出了从条胡子到拉排的来回约10公里的路程，返程途中两位小道士只好放弃寻找药材的打算。

　　11月19日晚上七时多，零下20度左右，天空马上要被黑暗完全遮盖，最后一丝黄昏的光折射在被大雪覆盖的群山上，三危山一片肃杀。一行人终于爬上了海拔近1800米的龙王庙。龙王庙所在山峰并不是三危山的最高处，但即便如此，放眼四周，群山在冰雪中安静矗立。于嗣庚拄着棍子沉默了几秒，才感叹了句： “三危山也很美！”来源: 时代周报 ▲


传奇国宝和氏璧如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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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10 作者: 姚老庚：早些年香港学者锺世杰称他已从日本朋友手中获得了年久失传的和氏璧。和氏璧怎么会流失东洋日本，听起来似乎有些像“安史之乱”中并没有被勒死的杨贵妃，而后渡海逃亡到日本一样扑朔迷离。

　　世界上有很多关于玉石宝贝的美丽传说，可从来未有一个像“和氏璧”那样动人心弦，引人入胜。“和氏璧”是一种玉。

　　在“宝石学”中，玉石仅次于钻石而名列第二，在历史上确有特殊地位。古代社会除在祭天祀地时使用玉器以外，玉还是权力、财富、高贵的象征，而且是吉祥如意、辟邪恶、 “食之以长生、葬之可不腐”的神奇宝物，至今有文史记载颇为传奇的莫过于“和氏璧”了。据《韩非子》记载：战国时期有楚人卞和，在荆山发现一块非同寻常的石头，凭几十年的玩石经验，认定内藏有美玉，就恭恭敬敬奉献给楚厉王，怎奈愚君不识货，说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就以“欺君之罪、处以刖刑”，砍掉卞和的左脚。厉王驾崩，武王即位。卞和认为也许武王是位明君，跛脚再次前去献宝，不料此君同样不识宝，又以欺君之罪推出宫门砍掉卞和右脚。后楚文王即位，卞和又萌发献宝的决心，怀一线希望抱玉哭于荆山下，三天三夜，几乎血都哭出来了，文王得知，派人询问。卞和说：“我不是为失去双脚而哭，痛心的是珍宝被人看作石头。”文王十分感动，决定亲自召见，请来能工巧匠“会诊”，琢其璞打开验看，果得一罕见之美玉，在场的君臣与工匠无不交口赞绝。文王便速命工匠加工雕琢成一块白璧，作为传世之宝，存放国库内妥为保管。为纪念表彰卞和的功劳，更因感其耿直忠心，特命名为和氏璧。

　　到楚威王时，把璧作为最高奖赏，赐给伐魏有功的照阳丞相。不久相府被盗，宝璧被贼偷走辗转卖到中原地区的赵国，归赵惠文王所有。谁料邻邦秦国昭襄王也很想得到这块和氏璧，凭他自己国力强大，想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赵惠文王。公元前283年，秦王派遣使臣赴赵国，称愿拿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于是便有 “完璧归赵”、“将相和”等饶有情趣的历史故事。但弱小的赵国终没有保住和氏璧，即使完璧归赵也是暂时的。后来和氏璧还是为秦朝所获。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赵王连璧带江山一起奉送给秦国，秦始皇把璧视为至宝，琢为传国玉玺，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和氏璧一时身价百倍，成了皇帝的宝印，玉玺顿时成为至高皇权的象征。

　　此后尽管古老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朝代更迭，和氏璧始终都是国宝。秦二世亡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王莽篡权后，向孝元皇太后逼索玉玺，这位皇太后怒不可遏，把国玺狠狠砸在地上摔崩了一个角，王莽让人用黄金镶补，尽管手艺精巧，但宝玺终究留下缺角之痕。

　　据《吴志》载，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时，孙坚率先攻入洛阳城，从井中得一宫装女尸，她身上揣一红色小匣盒，匣中之物，正是这颗缺了角修补后的宝玺。孙策用此玺从袁术那里换来3000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败，宝玺理所当然归属曹操。以后宝玺经过前赵、宋、南齐、梁、北齐、周传到隋朝杨坚，唐朝李家皇帝，至唐末战乱之中，宝玺失踪，终成千古憾事。

　　近有史载曰：和氏璧是在元顺帝手上再度失踪的，元朝皇室曾有宝玺之记录。明军攻入元大都后，“俘获诸王子6人，玉玺两枚，成宗玉玺一枚，元朝共11 个皇帝，其它皇帝玉玺均没有缴获。”又据《二十五史纲鉴》载，1370年5月，明朝左副将军率军横扫漠北直捣应昌城，缴获元顺帝出逃被他带到漠北的最后一批珠宝，既没有元朝的玉玺金印，也没有传国之宝玺和氏璧。

　　由于和氏璧的下落不明所致，明清两朝均没有和氏璧作为传国之宝玺。故明朝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是“少传国之玺”。

　　早些年香港学者锺世杰称他已从日本朋友手中获得了年久失传的和氏璧。和氏璧怎么会流失东洋日本，听起来似乎有些像“安史之乱”中并没有被勒死的杨贵妃，而后渡海逃亡到日本一样扑朔迷离。和氏璧如今是否留传于世？若存于世它又在何处？有关和氏璧传说的真实性、可靠性，恐怕还需要专家学者进行考证。“和氏璧”如今是否留传于世？若尚存于世它又在何处？笔者无能，也只好对考古工作者寄予厚望，让这颗失传已久具有神秘色彩的国粹瑰宝重见天日。来源: 中国新闻网 ▲


美国拒绝为中国减排提供任何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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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10 作者: 高友斌：据英媒报道，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表示，美国愿意支付数万亿美元环境账单中属于自己的那份，但不会就气候变化给中国任何补助。斯特恩说，中国有足够的钱来支持自己的行动，并坚决否认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应为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补偿。

　　据英国《金融时报》12月9日报道，周三，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美国代表发表声明，言辞尖锐地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变化援助资金。这一声明令与会的多个国家感到震惊。

　　报道说，这一声明是美国拒绝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向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更广泛的攻击”的一部分。

　　美国参加气候会议的特别代表托德-斯特恩说：“我认为不会有美国的公共资金流向中国。我们要把公共资金引向其他最需要的国家。”斯特恩说，中国有足够的钱来支持自己的行动。他还坚决否认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应为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补偿。

　　中国官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但要求美国进一步减排。

　　斯特恩还表示，虽然在哥本哈根难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美国希望谈判能够朝着一个法律文本尽快地“全速前进”。他重申美国不会加入1997年国际社会确立的《京都议定书》。“我们不会加入《京都议定书》，也不会加入以其他名字命名的《京都议定书》。”

　　报道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推动《京都议定书》继续发挥效力。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正在推动一项“不公正、不平等”的协议。他们坚持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金融时报》称，美国代表团“措辞尖锐”的声明表明了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紧张气氛。

　　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主席、苏丹气候谈判大师卢蒙巴-迪亚平指责美国、欧洲及他们的盟友试图对谈判进行“布雷顿森林接管”，意为这些西方国家利用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卢蒙巴说，西方国家正力图破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义务平衡”。

　　据英国《卫报》报道，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后，一份由丹麦拟定的“大会最终文件”泄露了出来。文件内容涉及排放峰值等敏感问题以及众多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款，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卢蒙巴表示，这一文件内容是不可接受的，“对发达国家，我要说，这是你们需要的协议，不是我们需要的！”迪亚平认为，该文件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诸多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来源: 环球时报 ▲


警惕中国人"干多挣少"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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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9 中评社香港12月6日电／美国《侨报》12月5日载文《警惕中国人“干多挣少”的制度原因》，摘要如下：

　　岁末年终，当某些富豪老板驾着数千万元的游艇悠闲享受阳光，或是在世界顶级奢侈品店一掷千金的时候，一些普通打工者却在祈祷着薪水能够按时如数发到手中，或是盘算着兜里的钱够不够回家好好过个年。对于后者来说，他们付出的劳动并不少，却只能拿到微薄的收入，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常有被时代抛弃的惶惑与不安。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近日就撰文向这种“干得多，挣得少”的反常现象开炮，并呼吁北京当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

　　在中国经济以震惊世界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富豪榜上演着“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一些垄断企业高管的薪酬也纷纷向华尔街看齐，而普通职工的收入虽然也在增长，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异指标）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0激增至现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

在中国经济以震惊世界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根据媒体报道，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55%以上，而中国不到42%，并呈下降趋势。

　　中国社科院此前的一份报告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突出。应该说，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但这种劳动力优势仅在经济增长初期比较明显，随着经济增长由出口转向内需，普通大众的低收入必然对经济发展形成掣肘，并可能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北京高层并非没有注意到，政府也试图通过结构调整改变当下收入分配不均的现状，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除了出台“限薪”、“涨薪”等政策，亦祭出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但民众似乎并不满意，不是抱怨“工资被增长”，就是指责中国的税收、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与升斗小民过不去”。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贫富差距的存在，更需要关注贫富差距的形成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8226;森在其《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一书开篇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那么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也不能仅靠增加收入，还需要赋予贫困者一些“基本能力”。格林斯潘曾提到，目前收入的差异已经引起了教育和技能学习方面的不平衡，这可能使高收入者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而在中国，“基本能力”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当权力作为一种资本介入市场后，一些垄断和特权者靠着“特殊能力”发家致富，而没有社会关系的弱势阶层则失去创富的“基本能力”，最终沦为穷人，甚至于，穷人的“能力”还会受到刻意的限制与剥夺。毕竟，在一定时期，国民财富收入的总“蛋糕”是相对固定的，有人分得的多一些，必然其他人分得的就会少一些。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拿着“刀子” 分 “蛋糕”的人会不会把大块的拱手相让呢？

　　因而，机会分配的不均与不公才是导致“干多挣少”的深层次原因。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来说，比起吃、穿要凭票的经济匮乏年代，如今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实际收入都有了跨越式提高，可是普通大众的“受剥削感”却在加重。他们缺乏富人那样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控制力、话语权，自身在升学、求职、创业等诸多方面往往受到不公待遇，而面对垄断、官商勾结等问题时又无能为力，使他们放弃了改善处境的努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比贫困更加可悲的是无力改变贫困。

　　所以说，解决“干多挣少”绝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除了“劳有所得”、“按劳分配”，更需要从制度层面保证分配的公平与机会的均等，让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机会走向富裕阶层，才能民富而国强。来源: 中评社 ▲


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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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4   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来源：历史茶坊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 “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 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

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奸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奸臣传》。奸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奸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 “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保存” （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

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

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Selfpreservation。要 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 “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

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

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

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

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

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

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真相》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 “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 “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 “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 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 “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么'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 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东亚共同体构想符合亚洲一体化大趋势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09-12/658633.html

 http://www.huanqiu.com  新华网北京 2009-12月12日电(记者李诗佳 郝亚琳 王宇丹)在对日本、韩国、缅甸、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2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日韩主流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

      关于此访的意义，习近平指出，日、韩、缅、柬四国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和伙伴。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前中日关系总体形势良好，中韩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中缅睦邻友好合作日益加强，中柬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顺利。访问期间，我将同四国政府、朝野政党以及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中国人民同四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加强中国同四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推动中国同四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在谈到对日本的印象时，习近平表示，我曾先后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这几个地方同日本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非常密切。我在那里工作期间，曾应邀到日本的长崎、冲绳等一些地方访问，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日本人民的勤劳、智慧和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于当前中日关系，习近平指出，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与鸠山首相接连成功会晤，两国关系实现良好开局，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政府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坚持奉行中日友好政策。我们愿意在双方确立的各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密切交流，深化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希望我的这次访问，能够为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作出贡献。

　　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问题，习近平表示，鸠山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显示了日本政府重视东亚区域合作的积极姿态。这一构想符合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大趋势，也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本地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当前最重要的是各国应加强对话沟通，形成共识。

　　在谈到对韩国的印象时，习近平表示，四年前我访问过韩国。韩国人民勤劳智慧、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韩两国地域相近，文化相通，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建交以来两国人文交流更加活跃，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这些友好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使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

　　关于中韩关系，习近平表示，中韩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领导人密切交往，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胡锦涛主席和李明博总统商定，以上海世博会和丽水世博会为契机，将2010年和2012年分别定为中国访问年和韩国访问年。我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将上海和丽水世博会打造成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把两国人文交流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说，进一步发展中韩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愿同韩方一道，不断加强友好合作，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巩固和加强中韩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谈及中韩自贸区问题时，习近平表示，深化经贸合作是中韩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建立中韩自贸区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启动以来，双方已就联合研究报告的大部分内容达成一致，同时还存在一些分歧。我们希望两国有关部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结合各自产业需求和承受能力，继续加紧工作，为早日正式启动自贸区谈判创造条件。

　　关于中日韩三国合作，习近平表示，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前景的地区之一。中日韩同为亚洲重要国家，加强三方合作不仅符合三国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发展。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丰富三国伙伴关系内涵，发挥中日韩合作对东亚合作的促进作用，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关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习近平强调，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有关问题，坚持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争取早日重启六方会谈。继续推进六方会谈进程，全面实现9·19共同声明所确定的三大目标，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应对金融危机措施，习近平指出，我们刚刚开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和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及时出台、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及相关政策措施，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经济回升势头逐渐增强，国内需求保持快速增长，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民生得到较好保障和改善。我们在进出口贸易下降约20%，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6%的情况下，实现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11.3%，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7%。这些成果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回升向好，但内外环境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仍将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动目标，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正在给世界各国带来现实而重大的挑战。这一挑战是全球性的，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应对，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中国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步骤，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最近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行动目标。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愿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最大努力的坚定决心和政治意志。正在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全球凝聚共识、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遇。国际社会应该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与各国加强协调，发挥建设性作用。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等采访时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