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与狼共舞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91222/15746343.html

     2009-12-22  中华网论坛   本届哥本哈根峰会牵动全球利益的再分配。虽然美国与中、印、巴、南非“基础四国”在会议最后关头协商出一个协议草案，但最终遭到77国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反对，只能将协议草案“进行记录”无果而终。一切留待明年六月重开会议决定。

    ● 一、发达国家尽显无赖嘴脸

 我试着先把问题简单的拎出来，以便于在复杂的信息中找出主要线索：一是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争端；即发达国家先减、多减，并向国际作出承诺、接受国际监督，发展中国家基于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国内自主减排行动。二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与资金补偿问题；三是透明可监测问题。

    第一个问题：《京都协议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在2012年之前，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实际上几乎不减反增了。尤其是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4%，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5%，很黄很暴力；到2020年，仅承诺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很痞很无赖。这一指标远低于国际社会的期望，引起激烈争吵。欧盟等也是大同小异的一个性质。

 第二个问题：全球碳排放累积总量中，发达国家占据了80%，是温室效应的始作蛹者，在实现全球减排的行动中，应对历史负责，给予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和资金补偿，支持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改善、防灾体系建设。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援助性质、对象及数额等方面，使会议大失所望。但是，美国代表团开始提出，每年提供100亿美元给“最需要的国家”；还不是“补过”，是“善款”，“无条件”自然也变成了“有条件”。不仅钱少的可怜，而且今后还无法公平切割。

    第三个问题：“透明可监测”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的技术援助是无条件的。而美国一开始只同意每年援助100亿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生态与防灾建设无济于事，也就很难达成2020年的全球减排目标。希拉里在最后时刻，对国际媒体说要我们拿钱可以，但条件是全球可监测的实际减排行动；典型的出尔反尔、诿过于人。

    最后结果是，在具体减排数量上没有达成一致，在经济援助上没有具体来源安排；同时美欧还别有用地把对中国的减排指标与实际效果与援助挂钩。最重要的是，美、欧既不想大幅度减排，又不想掏钱“赎罪”，还试图把发达国家的义务强加、转嫁给中国，摆明了是一种“我的就是我的、要怪就怪你们为何要发展”的流氓行径。

    ● 二、把戏迭出的一台好戏

    碳减排，反过来就是碳能源的消耗指标，控制了排放规模，就等于相对控制了一个国家涉及碳能源的产业、及百姓生活消耗水平。其中还包含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林碳产权交易等派生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排放指标越大，不仅发展余地越大，而且还可以将指标直接转让给需要的国家坐享其成。

    在这一轮回合中，谁争取到多大的排放量，就是拿到了多大的发展权，间接利益就是可以把碳排放指标进行交易，换取经济收益。所以，发达国家拼命维护自己的排放指标，以维持经济强权地位和获利潜力。譬如美国，仅以全球3~4%的人口比例占有着全球四分之一的排放量，17%的减排承诺，其拥有的排放指标远远高于全球人均水平。如果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方面缺乏技术与资金支持，又无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未来所处的发展地位将不堪设想。实际上这是争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一场激烈的较量。

    在这场激烈斗争中，大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利益，即人类生存安全，否则也不会出现这种协商机制。但是，在这场利益争夺中，发达国家为维护自己利益，百般狡辩，把戏迭出。

    丹麦首先打破协商原则，在代表团协商和领导人峰会协商二个阶段，都先后抢先拿出了预先草案。前者欲排除公约、议定书二个小组的研究方案，搞个先入为主，虽遭到会议抵制，但也给本次会议蒙上了阴影；后者欲趁各国领导人行程匆忙之机，来个混水摸鱼，把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方案强加给各国。

    会议不能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责任归谁？这是美、欧等国玩的又一手把戏。希拉里突然把每年援助1000亿美元与全球可监测减排联系起来，直指中国不容监测的宣示；希拉里甚至认为中国在此次会议上还另有目的。而萨科齐干脆直截了当地指明是中国阻碍了本次会议决议的形成。足可见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险恶嘴脸。

    为了诋毁中国的形象，中国代表团在批评美国等不守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过低的问题时，美国代表团却答非所问地大谈中国如何如何有钱，不会向中国提供一分援助。面对哭哭啼啼的海岛国家，似乎中国为了多要点钱横生枝节。不仅如此，言下之意则是中国是不是也要掏点钱出来？用心恶毒至极！

 但颇富喜剧色彩的是，就在英法总统取消原定的记者招待会后，大失所望的各国记者却意外地迎来了查韦斯总统。查韦斯总统在临时决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批驳奥巴马的峰会发言“非常可笑”，还大谈资本主义是导致气候恶化的罪魁祸首，而且盛赞古巴在长达50年的封锁面前屹立不倒。数次让记者开怀大笑的同时，敢想敢说的查韦斯也把这次会议失败的真正原因告诉了全世界。

    ● 三、中国的得与失

    把此次峰会形容为一次国际战争实不为过，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会议的全过程形成了巅峰对决。虽然说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实际好处，更谈不上获得公平发展权力，但相比1919年的“巴黎和会”由发达国家说了算的状况来说，可以视为一次历史性转折的开端。应当说，中国此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得大于失。

    首先，基于中国的国情及环境、能源等可持续发展需要，降低单位GDP能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能源经济等方面，已经是既定国策。因此，中国的减排是自主性的，而不是迫于什么国际压力。因此，中国可以说是轻装上阵，目的就是要让发达国家在减排上作出让步。无疑，中国这一次在全球面前，尽情展现了一个大国姿态。可以斥责美国代表团无知，可以拍案而起怒斥丹麦首相，可以大声训斥欧盟管好自己就行了。

    其次，在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方面，中国也可谓尽情尽力；中国不要什么资金援助，与美国代表团争的面红耳赤，为的是国际公平二个字，为的是发展中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尽可以抛开美国在“基础四国”框架内协调立场，也可以对每一个国家负责任地拍胸脯：你们不减，我们仍然按照计划调减！中国的诚意与自信得到充分展现，妄图诿过于中国的丑陋表演不攻自破！

    再次，中国坚持在公约和议定书二个轨道内解决问题，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在维护中国未来利益的同时，首开打破西方强国垄断和控制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先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尤为重大。“二个轨道”即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可持续发展权力，也规定了不得因此制造任何绿色贸易壁垒。欧盟在炒作碳关税概念时，中国的回答很简单：搞非法贸易壁垒，我们可以反击。

    中国之失，可能也就是放弃了作为发展中国家享受的资金援助；但相比发展权来说，得远大于失。而且，那个钱中国能要吗？中国作为自主减排国家，要钱不就给洋鬼子们给掐住了吗？负面效果也不小。因此，中国保持住“不容监察”的自主减排的权力和地位，才是最大的胜利。但激烈的斗争仍将继续！

    中国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50%，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的指标太高了、太早了。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数。有报道称，中国的碳排放高峰预计出现在2040~2050年。由此可见，中国提出的减排指标，在节能、生态、环保、清洁能源与新型二、三产业的支撑下，不会妨碍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家之言，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


中国外交部愤怒回应中美私下协议说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6853/c104

日期: 2009/12/22 星岛环球网 有媒体报道，哥本哈根协议案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与美国私下达成提交给大会的，没有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意见。外交部称这些评论与事实不符，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全文如下：

　　问：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已经结束，你如何评价此次会议？中方在会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哥本哈根会议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重要而积极的成果，一是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框架和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在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三是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温家宝总理出席了本次会议领导人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国和世界人民以及人类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温家宝总理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有关立场、主张和举措。温家宝总理与各方密切接触，沟通协调，呼吁各方着眼大局、坚定信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合作共赢的精神，凝聚共识、求同存异，争取成果。中国以诚意、决心和信心，尽最大努力和一切可能，为推动会议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为巩固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问：有媒体报道，哥本哈根协议案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与美国私下达成提交给大会的，没有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意见，缺少透明度，这是否属实？

　　答：有关评论与事实不符，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

　　中方自始至终本着合作、负责任和建设性的精神参与谈判和磋商，与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沟通是充分、透明和顺畅的。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 77国集团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在会议一开始就向会议有关方共同提交了案文。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与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有关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晤，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合理要求予以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表示中国愿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下，继续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的立场主张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和赞扬。

　　问：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取得了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分歧，你认为下一步有关谈判和国际合作的走向是什么？

　　答：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哥本哈根会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各方应继续拿出政治诚意，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确定的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切实兑现各自承诺，履行应尽的义务，作出不懈的努力。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温家宝愤而离席奥巴马当场发飚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6830/c104

日期: 2009/12/21  为期十三天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终于落幕，虽然在最后关头勉强达成一份没有拘束力的协议，但过程彷佛一场闹剧，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互动更是精彩，两人你来我往，温家宝愤而离席，奥巴马随之发飙，其间可谓高潮迭起。

温家宝与奥巴马首度交手是在十八日中午的峰会，温家宝表示，中国承诺达成其自动提出的减排目标，但不同意让国际查证；奥巴马则表示，假如大家不分享信息，确保彼此遵守承诺，他不晓得这要如何达成国际协议。

奥巴马这番话显然是针对中国，让温家宝觉得其国格受到污辱，愤而离席回到下榻旅馆，并指示由较低阶代表继续谈判。奥巴马这边则和英国首相布朗闢室密商，两人都觉得为了让会议有更具体成果，必须再一次和中国协商。

但这回奥巴马面对的中国谈判代表却是阶层远低于温家宝的外交官于庆泰。据「法新社」报导，这让奥巴马忍无可忍，并当场发飙说：「我不要再这样胡搞瞎搞下去，我只要跟温总理谈」。

问题是温家宝这时人不在场，于是奥巴马决定先和以中国为首的开发中国家其它领袖谈，并派属下去找印度总理辛赫，巴西总统鲁拉和南非总统朱玛。稍后属下回报说，辛赫已到机场，鲁拉和朱玛则说，因为辛赫不在，他们也不方便和奥巴马谈。

之后中方这边通知美方说，温家宝已准备好和奥巴马会谈，地点是在贝拉会议中心某会议室。奥巴马的先遣人员前往该会议室做准备，却发现不得其门而入，原因是温家宝、鲁拉、辛赫和朱玛已经在里面闢室密谈了。

据媒体侧面打听来的说法，奥巴马索性大步闯入该会议室，口中直嚷嚷说：「总理先生，你准备见我了吗？」白宫幕僚解释说，奥巴马并非不请自来，而是准时来参加与温家宝的第二次双边会谈，只是到场后发现还有其它领袖在。

而为了拍摄这难得的画面，在场的记者差点起冲突。中国记者抢上前去要抢镜头，美国记者不甘示弱也蜂拥而上，双方一度剑拔弩张，连白宫发言人吉布斯也出面扞卫美国说：「我们的人（指记者）必须进入，否则我们一起走人」。

奥巴马和温家宝等人谈完之后，宣称与中国、印度、巴西及南非达成协议。中国也发布声明说，这次会谈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正面」结果。

奥巴马随后就「快闪」，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返国，反讽的是，在华府等待他的却是正在侵袭美东的暴风雪。而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留下来的与会代表则对协议内容骂声连连。 ▲


中国拟明年推行官员任用提名新制度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09-12月21日电／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探索创新，稳妥有序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根本的是如何实现选人、用人的民主化”。《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近日经中央同意印发，对未来十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全面规划。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在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的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深刻认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规划纲要》提出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和目标任务，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以重点项目突破带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整体推进。逐步形成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科学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体系。

　　这是新世纪第二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200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接受该报采访的权威专家指出，在新形势下，干部人事工作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该报表示，《规划纲要》针对选人、用人、管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列出改革重点突破项目，如果能够得到切实贯彻的话，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我国官员选拔任用的管理制度。

　　“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官用官、选人用人制度改革。”汪玉凯说。

试行提名新制度

　　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称，从我们党近年在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总结和改革走向上来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根本的关键环节，是如何实现选人用人的民主化”。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都指出，干部选拔任用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民主”为“第一要义”。

　　为扩大选人用人民主，近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出诸多举措。如2002年7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考察预告、任职前公示、试用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重要干部等制度全面推行。

　　而在提名环节，改革步伐相对慎重。在竹立家、汪玉凯等专家看来，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去年，有一位地级市市委书记在当地推动某项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被问及有无失控之忧时，他回答该报记者：“提名权在我这里。”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日前受访时表示担心，“我们讲干部人事制度要公开化、民主化，整个过程都很公开、很民主，但是他先把名提好了，让你去走民主的过程。”

　　继十七大要求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后，今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选人用人民主，第一项要求是“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

　　权威专家表示，下一步党政干部制度改革中需要重点突破的，第一项就是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这包括明确干部选拔任用提名主体，规范提名形式、提名程序，合理界定提名责任，扩大提名环节的民主和监督等，从而逐步形成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

　　据悉，高层已要求在2010年制定和实施规范的提名制度试行办法。

　　李民认为，规范提名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初始点。此前各地对提名权制度改革有一些探索，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除“形式主义的走过场”外，提名环节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机制，有的地方搞了这样的探索，但是没被一个固定的制度给规范化、巩固下来。

　　汪玉凯、竹立家都表示，提名制度的关键在于向普通党员、民众方面靠近。“过去一直是党委提名、组织提名，扩大民众提名权的主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竹立家说。
 
    ● 1、扩大公推直选范围

　　过去十年间备受瞩目的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有望在未来十年迎来更大范围的运用。

　　十七大修改党章时，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等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探索留出了空间。此前的2007年4月，中央主管部门负责人到江苏调研公推直选时曾表示，突破党章规定的试点要总结经验，实践证明可以面上推开的，需党章修改后，才能大范围运用。

　　按照中央要求，公推直选的推进力度将会提升，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如果把公推直选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很难遏制买官卖官、权力腐败现象。”竹立家说。

　　在专家看来，公推直选扩大的范围，有四个维度，即人员、地域、单位类型、层级。

　　早期的公推直选，多适用于乡镇党委书记。

　　“书记直接选出来了，副书记怎么办？委员怎么办？”2004年3月，中央主要领导在新华社一份内部材料上曾如是批示。

　　后来，乡镇党员大会直接选举所有党委班子成员的案例出现。有的乡镇则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委员、再由委员选举副书记、书记。

　　公推直选试点后来还扩大到“面”上。如今年7月到8月，仅南京一地，便有363个城市社区通过公推直选选出新的党委班子。

　　了解高层信息的专家指出，至少未来三年内，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试点工作将继续，并将及时总结经验。

　　此前，多个省份还在乡镇之外的单位进行了公推直选探索，有的是在国有企业，有的是在学校，有的是在社区，有的是在社会组织。

　　“应对基层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的一把手进行公推直选”，竹立家建议道，直选应走向全覆盖，包括党政、司法、立法部门。

推动差额与竞争性选拔

　　“只有差额才可真正称得上选。”汪玉凯说，差额选拔干部制度强调了给被选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党章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对该报记者介绍，这一规定始自十三大修改的党章。十三大后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比例最大时超过1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甄小英也曾对该报记者表示，扩大差额比例、差额选举层次逐渐上移应是日后的一个趋势。

　　除选举外，推荐、考察等选举前环节也适用差额原则。来自高层的信息显示，在推行差额选拔干部制度中，将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完善地方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度；并在3年内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探索地方党委差额票决干部办法。

　　与公推直选一样，票决制在十七大时始见于党代会报告，同样也早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如2002年4月，广东省委票决出3名地级市党政正职干部。同年7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市、县级党政正职人选须由党委票决。次年3月，广东省委将票决对象扩大到58名省政府组成人员和直属机构正职人选。

　　前述票决为等额票决。另据公开报道，不少地方对一些级别较低或副职人选曾进行过差额票决。

　　竹立家认为，有差额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形成民众参与的局面。

　　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力度，为中央近年多次强调。在地方的实践，尤其是委任制干部，竞争程度不断上升。2008年3月，南京市政府四个部门的16名副职竞选四个局长位置，其“PK”场面由电视直播。

　　据了解，在注重提高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质量的同时，未来五六年，应使每年新提拔厅局级以下委任制党政领导干部中，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不少于三分之一。竹立家指出，给出具体量化指标，提高了政策可操作性。

    ● 2、公开干部考核结果

　　竹立家说，干部选拔出来后，还需严格的考评制度才能使其真正负责。

　　不久前，中办印发《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央组织部还制定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

　　受访的权威专家表示，未来三年内省市县将全面实施前述考核办法，到2015年力求初步建立符合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比较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

　　应积极“探索干部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汪玉凯说，以往的经验表明，老百姓参与得越少，越不公开，越容易暗箱操纵，最后出现的问题就越多。

　　根据中央精神，要充分发挥考核在干部管理工作中的导向、评价和监督作用。日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对不胜任、不称职干部的组织调整工作，认真执行问责制度。“对基本素质较好但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及时调整到合适岗位。”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目前应合理界定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规范调整的原则、程序，及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据了解，主管部门未来三年内将抓紧制定有关办法并进行试点，逐步做到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竹立家认为，此政策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

　　此外，探索建立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也是热度颇高的一个改革方向。汪玉凯认为，鉴于既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仅向组织申报而不向社会公开，以致流于形式，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不要局限在“报告”上，而要公示。

　　竹立家也认为，此制度的关键是要逐步地使廉政报告公开透明，便于群众监督。

　　据悉，此项制度建设，包括向组织报告个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情况、本人涉及当地干部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情况、公示中群众反映问题的有关情况及其他方面廉政情况等，将在2012年前进行试点，条件成熟后逐步推行。 ▲


军方高级将领　年末密集调整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 2009-12月22日电／大公报报道，继不久前地方五省“一把手”调整后，近期解放军高级将领亦展开新一轮人事调整。涉及到四总部机关、武警部队、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军事院校等多个层面，多位大军区正职将领届龄退休，一批年富力强的高级将领获委重任。

　　总参谋部方面，65岁的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到龄退休，61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中将回到总参谋部任排名第一的常务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历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国防大学教育长、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2004年12月，章沁生任总参谋长助理，2006年12月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2007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在“和平使命─2005”中俄军演中，章沁生是导演部中方参谋长。

　　总政治部的调整力度更大。与葛振峰一样，同为1944年生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上将、副主任兼军纪委书记孙忠同上将亦到龄卸任，国防大学政委童世平中将调任副主任兼军纪委书记，主任助理杜金才中将升任副主任。据称，曾任邓小平军事秘书的、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年福纯中将调任主任助理。

　　总后、总装履新的将领则是从本部门晋升。六十三岁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李买富中将退休，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谷俊山少将接任副部长一职。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部长刘胜少将升任总装副部长。

　　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王建平接替到龄退役的吴双战，出任武警部队司令员，肩负起指挥维稳、反恐的重任。在武警副参谋长里排名第一的戴洪生武警少将升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递补由王建平升职后之空缺。

　　在军兵种方面，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调任第二炮兵政委，1945年2月出生的彭小枫上将届龄退休。总政治部干部部长朱福熙少将出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海军装备部政委王登平接替李光中将，已升任北海舰队政委。曾任中国海军首批赴亚丁湾护航编队指挥长、海军南海舰队参谋长杜景臣少将调任负责东海、台海防务的东海舰队司令。

　　各大军区中，北京卫戍区政委刘福连中将升任北京军区政委，接替届龄退休的符廷贵上将；原内蒙古军区司令郑传福少将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广州军区参谋长徐粉林中将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参谋长一职由第41集团军军长贾晓炜少将接任。新疆军区政委田修思中将接任成都军区政委。院校方面，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接替童世平任国防大学政委。1952年生的刘亚洲出自军人家庭，被视为具有开拓性思维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其军事战略思想直接影响军方高层，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著述甚多，其代表作《恶魔导演的战争》等著作，不仅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其中很多还成为军事院校教材。

　　在不久前地方人事调整中，同为1963年出生的新任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将全国三十一位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拉低至五十九岁。有分析指出，与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六零后”不断涌现相比，此次调整中被委以重任的高级将领仍多为“五零后”，显示军队年轻化进程相对滞后。 ▲


中国看待缅甸议题主要是从战略出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2168

      2009-12-21：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2月19日抵达缅甸，展开为期两天访问。华盛顿专家指出，中国看待缅甸议题主要是从战略出发，相形之下，美国仍著重于人权，轻忽了缅甸在战略上的意义。专家建议，中国应对缅甸发挥积极的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的缅甸政策明显不同于布殊政府。8月，美国参议员吉姆‧韦布访问缅甸。11月初，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率团访问缅甸。11月15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非正式高峰会议上，奥巴马与缅甸总理登盛直接对话，是两国领导人43年来首次会谈。

　　但是《卡内基中国透视》最新的评论文章称，根据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缅甸问题专家石眼山（David Steinberg）的观点，美国这些作法主要仍是从「人权」角度看待缅甸，而不像中国那样从「战略」角度思想。

　　石眼山说，从地缘政治切入，缅甸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缅甸与中国、印度－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接壤，而且中印边境纠纷有一段和缅甸相关，更说明了缅甸在中、印两大之间的敏感地位。另一方面，毗邻缅甸的孟加拉湾，对中印两国都有著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中印两国为了有效利用孟加拉湾此一战略要地，就必须聚焦于缅甸。

　　石眼山分析说，中国80％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为避免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中国希望修筑一条输油管道，从孟加拉湾贯穿缅甸到昆明。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将有效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从印度方面考量，印度在孟加拉湾设有重要海军基地，且核武器试射也是在孟加拉湾进行，因此中国在孟加拉湾的举动牵动著印度的敏感神经。

　　石眼山说，不论是南亚次大陆与外界的联繫，或中国与印度洋间的联结，缅甸都具有高度敏感的战略地位，但是美国尚未以战略的眼光来看待缅甸。至少在公共领域，美国的缅甸政策是以人权为主导。换言之，昂山素姬决定了美国的缅甸政策。

　　另一位缅甸议题专家、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主任包恩宁（Ernest Bower）也指出，美国的政策调整不能解释为美中之间的竞争。相反他认为缅甸为中、美以及东盟国家提供了合作机会，因为三方可以协力帮助缅甸从「问题国家」转而融入到国际社会。

　　包恩宁表示，中国是对缅甸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该发挥积极的影响力，证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外交大国。石眼山也表示，中国如能协助缅甸推动政治改革，将有利于缅甸政局稳定，符合中国利益。来源: 星岛日报 ▲


宋庆龄晚年的五笔钱：经济拮据曾卖家中物品
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09-12/663775.html

http://www.huanqiu.com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12-17

　　长久以来，国家领导人的收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自然也不例外。曾负责宋庆龄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的李家炽，回忆了宋庆龄晚年的一些经济状况。

　　在宋庆龄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我作为宋庆龄身边的管理工作人员，有机会经手了宋庆龄的五笔钱。

　　● 第一笔:组织上给宋庆龄1万元生活补助费

　　1978年12月30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委托我帮助出卖了家中的一些物品。由于宋庆龄一直以为她所要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真品，价值昂贵。结果，当我找来旧货商店的人来对所卖的物品进行估价的时候，结果才值2000多元。当我把情况向宋庆龄汇报的时候，她颇为失望。杜述周(时任宋庆龄的警卫秘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组织上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费1万元。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由京赴沪，组织上让他顺便给宋庆龄带去那1万元现金的生活补助费。杜述周到上海后，通过李燕娥(因宋庆龄在寓所早有规定:除了保姆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她的房间)把钱送给宋庆龄，并给宋庆龄附上了便条:“首长:我给您带来现金1万元，请您收用，以作每月开支不足的困难补贴。请千万收下，这次不能再退还了。”

　　宋庆龄回函给杜述周说:“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所希望的百分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宋庆龄逝世后，我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看到了这笔尚未动用过的1万元现金。后来，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北京方面的钱归北京管理，上海方面的钱归上海管理的原则，这一万元钱就留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 第二笔:国家财政补贴给宋庆龄5万元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在了解到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后，及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反映。1979年2月，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来信，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人民币给宋庆龄。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5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 “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为了方便这笔钱的使用，宋庆龄还让我去刻一枚名为“林泰”(宋庆龄经常使用的一个别名)的印章。遵照宋庆龄的指示，这枚印章也由我保管着。

　　随后，我把这笔5万元的拨款单交代上海市委办公厅行政处财务科以“林泰”的名义存进市委机关附近的银行。每次宋庆龄要用钱，总是派人带着她的亲笔信到上海来，由于平时我的工作比较忙，来人一般都是先找到沈粹缜(邹韬奋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由沈粹缜打电话告诉我，我将钱准备好，约好时间，我送到沈粹缜家里再给来人。

　　一直到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大约总共才花了1万多元。宋庆龄逝世后，这笔余下的钱也是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

　　● 第三笔: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慰问金

　　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5月8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袁敬修打电话给杜述周，告诉他: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补助费，由吴庆彤(原为周总理值班室主任，周总理逝世后。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专门处理临时突发事件)代表中央交给沈粹缜，再由沈粹缜转交给宋庆龄。但是，宋庆龄在得知这一事情后，表示不接受中央给的5万元补助金。当时，就只好将这笔钱暂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科。

　　5月14日晚，宋庆龄病危，情况危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在接到杜述周打给我的电话以后，当晚深夜12点多钟，我就到宋庆龄家里去了。15日上午我在宋庆龄家里楼下小客厅休息，这时，中央派来的吴庆彤进来，他走到我身边，交给我一张5万元的支票，说:“这是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我知道，按照宋庆龄的一贯做法，只有经过她的同意才能收下。但是，这时宋庆龄已经病危了，我就只好先代为收下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

　　18日上午，根据安排，我上楼去看望宋庆龄。当时钟兴宝(宋庆龄的贴身保姆)用嘴贴在宋庆龄的耳边轻声说道:“首长，上海李局长专门来看望你了。”已经病危多日的宋庆龄这时竟然睁开了双眼，钟兴宝说:“首长一个礼拜都没有睁开眼睛了，今天听到你来了，突然睁开眼睛了。”恰在此时，周幼马(马海德之子，时任宋庆龄的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我向宋庆龄轻声地问候，并向她汇报:“中央派吴庆彤同志来看望你，并带来了5万元人民币慰问金。”她轻声说:“谢谢。”也没有再说其他的话。这笔钱就一直由我保管着，我也不能给别人。其间，因为工作需要，我曾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两次，都一直将这笔钱带在身上，我也无法交给别人。

　　5月20日上午，沈粹缜大姐和我又一次上楼看望宋庆龄，此时的宋庆龄已经处在昏迷状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宋庆龄。

　　28日上午，我接到上海市委通知紧急返回上海，对宋庆龄后事的准备工作进行最后的检查。29日晚20点18分，宋庆龄逝世，当时我正在上海市委办公楼上，20点45分，总机急切地找我接北京来电，杜述周在电话里对我说:“首长已经过世。”

　　经中央安排，上海市的胡立教(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祖康(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粹缜、朱可常(时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陈维博(时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和我一起于30日上午赴京，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当日上午我在中办招待所再次见到吴庆彤同志，因为宋庆龄已经逝世，我想，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5万元慰问金已经没有放在我身上的必要了，就把这笔5万元钱的支票交还给他，并代表宋庆龄感谢组织上的关心。

    ● 第四笔:巴金捐款5万元给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逝世以后，为了纪念和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继承和发扬宋庆龄的未竟事业，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宋庆龄基金会。 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应邀前来参加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的宋庆龄在海外的亲属和朋友时，宣布了这一决定。宋庆龄基金会以“和平、统一、未来”为宗旨，由邓小平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

　　宋庆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沈粹缜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她在北京参加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仪式，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望了巴金(原名李尧棠)，沈粹缜向巴金详细介绍了宋庆龄基金会成立的情况，巴金立即表示要捐款，他让女儿李小林开了一张5万元的支票。沈粹缜回到家后打电话给我，把巴金捐款一事告诉了我，并想请我代收此款转交给北京。正好过几天我要到北京出差，便答应下来。当我从沈粹缜家里拿到这张5万元支票的时候，看到支票上面的印章是李尧棠。

　　我到北京以后，住在北京饭店。我打电话给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告诉他巴金要捐款给宋庆龄基金会的事情。汪志敏立刻到北京饭店我的住处看我，我又再次向他介绍了巴金捐款一事，并当面把5万元支票交给了他。汪志敏表示感谢巴金对宋庆龄基金会工作的支持，会正式出具收据寄给巴金。

　　● 第五笔:沈粹缜捐款5000元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沈粹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卓越的政论家、出版家、抗战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的夫人，是宋庆龄生前的挚友。她与宋庆龄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尤其是在宋庆龄晚年的时候，沈粹缜与宋庆龄来往频繁，亲如姐妹。宋庆龄一直称呼沈粹缜为“沈大姐”，实际上沈粹缜比宋庆龄的年龄要小。

　　1980年5月17日，宋庆龄致信沈粹缜，信中说道:“我要交给您5000元留给你的钱，不要客气，当我是自己人……”当时沈粹缜回信给宋庆龄说，过去在解放前深得宋庆龄的照顾，解放以后自己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就不能接受宋庆龄的这5000元钱了，如有需要的话，她也绝不见外(宋庆龄与沈粹缜关于此事的来往信件我都保存有复印件)。如前文中所述，因为宋庆龄的5万元钱在我这里保管，沈粹缜便把宋庆龄的这封信交给我看，我也知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981年6月，在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沈粹缜提起了宋庆龄曾经要给她5000元钱的事情。由于“八人小组”的其他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会议结束后，我向高登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书面写明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邓颖超指示，由高登榜写信给我，说明是邓大姐交代；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从处理宋庆龄后事的钱中支付5000元钱给沈粹缜，并要我送给她。

　　9月29日，我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处长孙志远一起到沈粹缜家。我们俩到她家后，我向沈粹缜说明了这5000元钱的情况。沈粹缜表示:“由李家炽同志到我家交给我5000元钱，我愧对庆龄同志的信任，不能接受这笔钱，我决定将这笔钱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虽然我再三表示要她将这笔钱留下，由她自己安排，但是沈粹缜还是决定将这笔钱捐给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管理处，孙志远当时开了临时收据给沈粹缜，以后又送了正式收据给她。

　　1986年5月，上海也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沈粹缜又把这5000元钱改捐给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当时，我也应邀出席了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成立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