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世界瞩目中国两会 六大热点影响世界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9829/c99

      2010/03/09  新华网 ：两会日程已过半，中国的经济增速、民主进程、发展方式、贸易摩擦、汇率走势、资产泡沫等话题，占据全球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一些知名专家和政要也纷纷评点中国发展未来走势，分析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新华   社记者梳理出其中六大关注热点。

　　☆关注一：经济增长为何“雷打不动的8%”?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会是多少?仍然是8%。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个目标，出现在各家海外媒体网站的首页醒目位置。这个目标值多少有些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

　　在发达国家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去年“一枝独秀”，成功消除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经济增长达到8.7%。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8%没有问题。”采访两会的俄罗斯新闻社驻北京首席记者谢平说，因为去年在“最困难”的危机背景下都超过了这个增速。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以“雷打不动的8%”发表评论，认为“8%大体是政府认为要创造充足的就业增长、保持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最低经济增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从中期看，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持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将继续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将达10%。

　　☆关注二：人民币汇率政策会有新变化吗?

　　人民币汇率如何走向，是全球政治经济界长期的关注热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以“温家宝：在人民币问题上不会屈从任何压力”为题报道说，这是中国官方迄今为止就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所做的最清晰的表态。

　　摩根斯坦利亚洲区总裁斯蒂芬·罗奇说，强迫中国改变汇率的举动和想法“纯属疯狂”。“西方，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应该审视自己的情况。虚伪并不能确立全球政治优势。”

　　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认为，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比出口速度更快，这一现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昭示中国内需的强劲，而这正是全球经济结构重新取得平衡的第一步。“如果我是政策制定者，我会用这一证据来证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被严重夸大。”

　　☆关注三：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加快转变”?

　　除了经济增速，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几大数据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财政赤字超过1万亿;广义货币增长1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

　　路透社5日发表评论说，无论是赤字规模、货币增速，还是物价涨幅，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都是留有余地的，传递了中国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决心。资源税费改革与保障民生也被列为同等重要的工作。

　　《华尔街日报》转发新华社报道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建设一个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拉美社指出，中国已利用保障经济发展的特有政策规避了国际危机的危害，并为今年的发展奠定基础，现在正以成功应对危机所积累的经验面向未来。两会重点研究的经济结构改革等议题，不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还是制订未来计划的重要依据。

　　☆关注四：中国如何抑制 “资产泡沫”?

　　代表委员们对房价等资产价格的讨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

　　路透社报道，对于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的中国而言，上涨过快的房价加大了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到法国的《欧洲时报》，众多海外媒体注意到，随着高强度投资对中国经济拉动的边际效益递减，楼市泡沫、产能过剩、通胀压力等问题再次凸显。

　　海外媒体评价说，温家宝总理有关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表态，发出了明确抑制“资产泡沫”的信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认为，国际上对待中国经济及资产市场的态度已不再是几个月前的欢呼雀跃，而变成对去年信贷扩张的潜在后果表示担忧。

　　☆关注五：中国如何推进民主改革进程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等表述，引起了海外关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就要进一步解决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而“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在稳步推进。民主中蕴含着各种争论，而争论中就会有批评。从这个角度上说，批评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机制。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说，中国的选举法修正案如果获得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将迎来“同票同权”的新时代，这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不缺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激进革命，很少有和风细雨式的渐进改革。而后者显然更符合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违背现代社会的文明精神。

　　☆关注六：如何应对贸易摩擦“高发期”?

　　近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之风愈演愈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乌里达杜什说，中国如何处理贸易纠纷值得密切关注。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会前夕温家宝做客新华网时，就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做出以上表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传统市场，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敦促发达国家放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说，贸易战的结果，将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损失最大。文章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仍持“新殖民主义”态度，面对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将走自己的路。

　　一些海外专家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实施自由贸易战略，对于突破全球贸易保护风潮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中国在推动全球贸易复苏，西方人发起贸易战只会更多地伤及自身。”


谷歌做好离开中国市场准备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5299

    2010-3-11：  虽然谷歌正在和中国政府就网络审查进行谈判，但中方对待此问题一向不让步，有媒体猜测谷歌可能会做出让步，但谷歌方面则在近日公开表示已经做好离开中国的准备。

　　谷歌副总裁兼副总法律顾问黄安娜（Nicole Wong）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谷歌没有改变为维护互联网自由不惜放弃中国市场的想法。黄安娜是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互联网如何协助全球民主活动的听证会上做出以上表态。

　　黄安娜表示，谷歌的态度很坚定，一定要停止在中国过滤搜索结果的做法。她说，如果这意味着关闭谷歌中国网站的运营和离开中国，谷歌“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正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参加媒体峰会的谷歌总裁施密特则表示，谷歌与中国就网络审查问题进行的谈判 “很快”将有结果。

　　谈判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上星期曾否认中国政府与谷歌之间有谈判进行。他在3月6日表示，工信部没有收到谷歌公司要退出中国市场的通知，谷歌公司也没有向工信部要求进行谈判，双方从未正面接触过。而两天后，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则对记者承认中国相关部门在与谷歌进行磋商。不过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关于监管互联网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如果谷歌还想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话，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网民的意愿。”

　　他还表示，在有关争议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朗的，“就要看谷歌的态度了”。

　　过滤

　　谷歌在1月份首次表示对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严重不满，并提出要停止在中国过滤搜索结果，甚至不惜为此离开中国市场。但中国互联网用户反应，谷歌目前仍在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继续过滤其搜索结果。

　　黄安娜表示，谷歌清楚有关决定牵涉到公司众多员工的命运，也了解有关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但是她说，谷歌决心停止在中国过滤搜索结果，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来源: 网讯 ▲


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us100310.shtml

 　  2010-03-10：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 “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

       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 不过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 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 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法国巴黎 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


美国“没头脑”与中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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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11)　提到近来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会晤达赖喇嘛、谷歌与黑客事件、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问题，还有伊朗核问题上的分歧等一系列事件，使中美关系阴云密布，两国关系似乎有点像一九六二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美术片《没头脑和不高兴》。

　　这几天，北京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上周日（3月7日）在记者会上强调，近段时期中美关系因受到严重干扰而变得紧张，责任不在中方。

　　“开高走低”

　　从去年十一月份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到十二月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再到美国政府最后批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导弹，又发展到最新的网络自由纠纷，美中关系似乎出现了迅速的逆转。

　　许多人认为，奥巴马访华的结果让国内媒体感到失望，引起了国内强硬势力的反感，奥巴马季将面临今年国会中期选举，奥巴马必须考虑争取持中右立场的选民。除此之外，民主党历来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积极倡导人权和价值观的理念，对华态度强硬不足为奇。

　　美国“没头脑”？

　　为修补中美关系，美国派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两位特使在“两会”时到北京访问。

　　而政协会议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说明了中美关系降温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宣布总额高达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另一个是，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美国政府是真得“没头脑”吗？美国对台军售是基于其一九七九年通过的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而是美国历来推崇的人权、民主、自由核心价值观理念。

　　中国“不高兴”？

　　针对军售，中国外交部已经宣布暂停中美两军的交流，推迟拟于近期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

　　北京还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今年稍晚时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中国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上将的会谈。

　　一些分析人士说，北京还可能进行一些导弹试射，以表达它对美国军售的愤怒。

　　国际合作

　　中美“国际合作”包括诸如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改革，还有国际关系中的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

　　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对所有提议的否决权。在一些“重要国际与地区问题”上，中国能真正采取些行动的，恐怕只有伊朗和朝鲜核问题。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崛起，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对美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不利于两国国际合作。用德国网友谢盛友的话说：“中国目前哪是美国的“对手”？

　　实际上，美国不是“没头脑”的与中国打交道，而对于中国，不是“不高兴”的投资美国国债确保自身的外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相互合作才是上策。中国 寒清  《联合早报网》▲


谁反对北京后撤对台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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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1）● 石之瑜 除了台湾朝野各怀鬼胎看待北京后撤导弹的问题，还有也是口口声声高喊和平的华盛顿当局。华府基于战略算计与经济利益，当然希望最好保持两岸之间一定程度的猜忌与对峙。

关于北京后撤沿海导弹的问题，近来在台北又无中生有起来。主要是不久之前有好事学者鼓吹北京撤导弹，以便更有利于北京与华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周旋，一旦华府词穷，台独就边缘化了。

　　于是，民进党突然紧张起来，再联想到年底有台湾新成立的五个大都会区市长选举，万一届时北京突然后撤导弹，不是就对国民党选情有利了吗？因此有意竞逐的民进党候选人，就一石两鸟地制造议题起来。

　　第一只鸟当然是替自己争取媒体曝光度，以便之后角逐民进党内提名时的民意调查分数可以抬高。第二只鸟则像是事先打预防针，也就是担心北京真的在选前后撤导弹，为免民进党会措手不及，先说先赢，把这种撤导弹的意义说成是国共联手打压民进党选情。

　　看来，满口和平的民进党，才是反对北京后撤导弹的主要力量，甚至是最担心北京后撤导弹的一方。试想，没有导弹对准台湾，那就得用其他方法说服台湾百姓，两岸是敌我关系。否则敌我关系淡化，就不能把国民党继续说成是国共联手打压台湾的罪魁祸首了。

民进党草木皆兵过了头

　　民进党草木皆兵的担心有点过头了，因为他们假定国民党也会乐见北京后撤对台的导弹。虽然国民党党工与党员可能都作如是想，支持国民党的选民也会欢迎北京后撤导弹，故国民党重要的大陆政策负责人在这一波的台湾朝野攻防中，就明确表示欢迎北京后撤导弹的想法。不过，他们可能没有掌握国民党最高层的算盘。

　　国民党最高层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被说成是国共联手。情况是，当北京给台湾压力时，国民党会被说成是国共联手，而北京解除对台湾压力时，也会被说成是国共联手。因此，对国民党高层最理想的状况是，北京什么政治动作都没有，只要对台湾在经济上让利就好。

　　甚至，国民党高层担心北京导弹对准台湾的程度，远不及担心北京后撤导弹的政治效果。试想，如果北京把导弹后撤，是不是就可以顺理成章要求与台北进一步进行政治协商，安排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从此一劳永逸中止两岸敌度状态，确保国际上对一个中国立场的安全感。

面对北京以后撤导弹要求政治协商时，国民党若说好，就当然会被民进党指责为卖台。虽然这样的指责纯属政治攻讦，但对于向来逢台湾认同议题就心虚逃避的国民党最高层而言，任何给民进党制造机会攻击自己卖台的可能性，都要全力排除，包括北京后撤导弹的可能性。

国民党高层也怕大陆撤导弹

　　换言之，表面上民进党最害怕北京后撤导弹，但与他们有同样的想法却有难言之隐的，正是民进党的政敌国民党。国民党最高层看到关于北京撤导弹的讨论，必定战栗不已，担心北京真的为了帮助自己低迷不振的选情而出此下策。为了防止这样的可能性，难保国民党不会在近期故意做出些刺激北京的言行，以确保北京对台导弹不会后撤。

　　除了台湾朝野各怀鬼胎看待北京后撤导弹的问题，还有也是口口声声高喊和平的华盛顿当局。华府基于战略算计与经济利益，当然希望最好保持两岸之间一定程度的猜忌与对峙。万一北京后撤导弹，进而成功扩大两岸之间的政治和解，那台北是否还会把华府当成是靠山，言听计从呢？

　　与华府维持在战略上台美之间某种依附关系，既是北京对台保持武力解决姿态的结果，也是确保这样的姿态不要改变的手段。军事与政治现状的僵持是华府当下在台海的阳谋，无论口头如何否认，却是童叟皆知的心理。

　　谁会乐见北京后撤导弹呢？欧盟在原则上一定支持，这个近年来自诩是国际道德超级强权与人权超级强权的政治组织，在碰到与自己利益无涉的情况时，向来是逻辑导向思维，因此若逢北京率先解除两岸武装这种举措，必定欢迎之，以证成自己有别于美国霸权的自我形象。

欧盟和亚洲诸国会欢迎

　　除了欧盟，亚洲诸国（尤其是日本、韩国与东南亚诸国领导）想必也会欢迎，唯一例外可能是日本少数野心右翼，但他们碰到亚洲人民渴望和平的潮流，想必也难螳臂挡车，何况和平民主已是日本各界戮力缔造的完整国家图像。至于新德里，在北京后撤导弹之际，将会看到朝向边境问题与西藏问题和平化的前景获得间接保证与鼓舞，自也不至于反对。

　　有趣的对比于焉形成，以和平为口号的台北朝野与华府其实居心不良，希望北京继续是看似穷兵黩武的纸老虎，反而欧洲与亚洲各国更会欢迎北京后撤导弹。这时，假如北京也选择站在台北与华府的同一边，其间不论是尔虞我诈，或打肿脸充胖子的大国外交，那就更讽刺也更有趣了。作者：石之瑜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


中国驻泰使馆就湄公河干旱问题举行说明会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12/000919844988.shtml

　　中新社曼谷2010年3月11日电 (记者顾时宏)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官员陈德海参赞11日在中国大使馆就湄公河流域干旱问题举行说明会，泰中两国记者50余人与会。

　　陈德海在会上说，去年年底以来，整个湄公河流域遭遇大旱，中国西南地区河流水位处于50年最低，也是旱灾的受害者。湄公河委员会近日发布的新闻公告指出，当前湄公河干流水位下降是泰国北部和老挝干旱所致。中国云南、泰国清盛和老挝琅勃水文站雨量分析结果显示，2009年9月以来，月降雨量已连续大幅度低于平均水平。在泰国清盛和廊开湄公河干流水文监测站记录的干流特低水位显示，在老挝和泰国的湄公河支流未向干流注入预期水量。

　　陈德海指出，澜沧江流域面积占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但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约640亿立方米，仅占湄公河出海口年均径流量的百分之十三点五，湄公河水量主要来自中国境外湄公河流域(占百分之八十六点五)。中国在澜沧江水电开发过程中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照顾到下游国家关切。湄公河流域水量大小主要并非由中方人为活动所致。

　　陈德海说，中国与湄公河沿岸国家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澜沧江水资源开发中，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对资源、环境的生态的影响，主动照顾下游国家关切，并与有关国家保持良好沟通。作为负责任的上游国家，中国绝不会做有损下游国家利益的事。

　　他透露，目前中国已通过与湄公河委员会对话建立起成熟有效的对话渠道，并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中方愿继续在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与协调，共同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完


中国维护国际海域权益能力不足
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3-12/0753586682.html

　　新华网北京 2010年3月11日电 (记者任沁沁 王帆)“中国大洋事业发展任重道远，维护国际海域权益的基础能力明显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11日表示。

　　孙志辉说，目前，中国已具备全面走向大洋的工作基础和能力，但面对围绕国际海域战略空间、资源分享和科学技术愈演愈烈的竞争态势，仍然存在不足。

　　当前国际海域竞争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第一，个别国家过度扩展外大陆架，人类共同继承财产面临被压缩；第二，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勘探新规章即将出台，以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资源为主的新一轮矿区申请登记在即；第三，大型公海生物保护区、海上识别区制度等的建立，加大了公海自由的限制；第四，国际法律制度的制定受到高度关注，依法争夺国际海域话语权呈加强之势；第五，深海科技决定走向深海大洋的深度和广度，深海科技研究活跃，深海技术成为大国投巨资争占的制高点。

　　“中国在国际海域具有广泛的战略需求，迫切需要加强国际海域资源调查和研究工作。”孙志辉分析说，中国是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大国，保障海洋安全利益的需求日益紧迫，大洋环境信息成为重要战略信息资源；中国已进入以重工业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战略资源进口依存度不断增大；大洋科学和深海地球科学研究在揭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和人类生命活动现象等重大问题上正孕育着新的理论突破；充分利用和享受公海自由权益，迫切要求扩大和深化大洋调查，提高中国对深海大洋的科学认知水平；国际海域活动以其空间的广阔性和时间的长期性向人类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高新技术发展与应用领域，深海高技术装备正在支撑培育与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日益成为海洋强国的标志。

　　孙志辉建议，应当立足于全球战略、发展战略、强国战略，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国际海域事务的综合能力，不断拓展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推进大洋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具体而言，要立足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通过持续开展深海勘查，谋划全球大洋战略，构建进军三大洋的战略布局，实现增加国家战略资源储备、拓展战略活动空间、推动深海科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和确立国际海域事务强国地位的战略目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