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台海政策：五大模糊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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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台海和平的隐患和障碍

　　中评社香港2010年4月12日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郑保国在《中国评论》四月号发表专文《美国台海政策的“清晰”与“模糊”》，强调“美国台海政策的根本目标非常清晰，即维持台海两岸敌对和分治，而美国台海政策的策略手段具有模糊性：一是其‘一中’政策内涵的模糊，二是对台‘安全义务’的模糊，三是在售台武器题上的模糊，四是关于‘台独’的立场的模糊，五是关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模糊。”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台海政策是导致独特、畸形的中美台三角关系的根源，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大关键因素，因而是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研究的一大重点。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即美国台海政策是否清晰？2001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尽全力协防台湾”的言论之前，“模糊论”盛行，此后则“清晰论”开始流行。笔者认为，美国台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清晰的，但其策略手段具有模糊性。

　　美国台海政策根本目标非常清晰

　　自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因1950年6月27日美国武力封锁台湾海峡而最终形成以来，美国台海政策根本目标不仅从未改变，而且一直非常清晰，那就是维持海峡两岸敌对和分治，尽管1972年中美和解以来美国官方从未公开如此表达。美国50多年来的台海政策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持海峡两岸敌对与分治”的政策，它主要表现为名义上的“一中”而实际上的“两中”、“一中一台”。强烈主张通过“以台制华”战略阻止海峡两岸统一的美国蓝德公司顾问布兰得利.塞耶（Bradley Thayer）毫不隐讳地说：“美国应该继续公开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坚持不懈地努力维持实际上的‘两个中国’政策的东西，以保证大陆和台湾不会统一。”美国的这个台海政策至少在未来30年不会变，除非中美间两大根本的结构性矛盾－－两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和企图称霸全球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的战略竞争－－都基本消失（这一可能性几乎为零）或者中美国力差距基本消失（这至少需要30~50年）。假设出现第一种情况，美国就没有必要维持这个台海政策，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国没有能力维持这个台海政策。
 
　显然，美国设定并极力维持其台海政策根本目标，从根本上讲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目标使然。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最高目标是支配全世界，这要求美国最好控制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起码要使它处于对美国有利的均势状态，防止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它。二战后苏联成为头号欧亚大国、美苏分治欧洲和中苏结盟，使美国只能在欧亚大陆追求最低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除了在欧洲和中东遏制苏联外，还极力在东亚和南亚遏制中苏，尤其是封锁和孤立新中国。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乃至其东亚霸权战略目标的最有效途径是“以台制华”，由此决定了美国台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使海峡两岸保持长期敌对与分治。

　　虽然随着国际形势、中美力量对比、世界格局、台海局势、台湾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变化，美国台海政策多次变化，但是那些变化只是形式的不同，本质上都是美国台海政策根本目标在不同形势下的表现。“9.11”事件以来，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第一重点从防范和遏制中国这个主要潜在战略对手转变为反恐反扩散，随着日趋猖狂的“台独”势力引发台海战争可能性的增大，美国台海政策表现为一面配合中国大陆遏制“法理台独”、一面防范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维持现状”政策。总之，无论美国台海政策的具体表现为何，其本质和根本目标是不变的，贯穿其中的是一条清晰的主线，即维持台海两岸敌对与分治。

　　美国台海政策的策略手段具有模糊性

　　为了实现其台海政策的根本目标，美国采取了以“一中”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模糊性的策略手段，给人以“雾看花”的感觉。美国台海政策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其“一中”政策内涵的模糊

　　在1972年中美和解之前，尽管美国长期玩弄“两中”或“一中一台”阴谋，但其公开的台海政策是“一中”政策，且“一中”明确指“中华民国”，以阻止它不承认的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违背了国际法的政府继承原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那个时期美国之所以继续承认丧失了合法性的“中华民国”，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主要是因为只有那样它才能实现其维持海峡两岸敌对和分治的台海政策目标。然而，到20世纪 7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苏联成为中美共同威胁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被迫进行以与中国和解为关键环节的全球战略调整，从而导致其台海政策调整。

　　但是，美国调整其台海政策的目的不是改变其根本目标，而是为了在新形势下通过其“一中”政策内涵的模糊化服务于这个目标。于是从中美和解开始，美国台海政策的“一中”内涵逐渐模糊化，到中美建交时，其内涵清晰的旧“一中”政策演变为内涵模糊的新“一中”政策。从此，美国从未明确只定其“一中”的政治内涵，从未对中国明确表明或否定“一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在《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的“巧妙”措辞来看，美国实际上认为“一中” 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台海两岸。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称：“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的潜台词是：这只是台海两岸的共同立场，美国不反对这个立场，也不接受这个立场。基辛格说：“北京与台北两个政府中，美国‘到底’承认的是哪个政府的问题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被搁置起来。”虽然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认（recognize）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它没有同时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承认（用词仍是 acknowledge）中国政府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从未在宣称其“一中”政策时明确表示“一中”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未在宣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时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国。

　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前两天的1978年12月13日，卡特当局的特使向台湾当局作了5项保证，其中第2项是“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在《8.17公报》签署前一个月，雷根当局向台湾当局所作的6点保证中的第5点是“美国不会改变其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该公报发表后3天，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证时说，美国没有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只是认识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美国对台湾的保证是其真实意图的表达。卡特当局和雷根当局都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但都没有在“台湾是否拥有主权”这个敏感问题上明确表态。尽管2004年10月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时史无前例地称“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但他仍没有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美国看来，它坚持“一中”政策并不等于承认台海两岸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心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指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但是它不敢对中国这么说。在中美建交前，美国著名中国通包大可建议，“美国应该像自己在‘上海公报’中做出的保证那样，避免挑战北京关于台湾在法律上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也应该避免表达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这不仅是“因为该岛显然不在北京的控制之下”，而且是“因为从法律讲，如果美国在目前情况下承认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连与台湾继续保持事实上的关系也会受到质疑。”

　　美国“一中”政策内涵的模糊性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实现其台海政策根本目标的要求，而且与该政策之法律基础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因为被美国定为其“一中”政策基础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与台湾关系法》事实上是根本冲突的。前者是中美主要就台湾问题签订的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文件，后者是美国就美台关系制定的违反国际法的国内法；前者承认海峡两岸属于“一中”，即台湾不是国家，后者实际上把台湾当作“国家”对待，并规定了美台实质上的准军事同盟关系；前者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者是对这些原则赤裸裸的违背。美国把这种矛盾当作“中、美、台之间复杂的政治、安全互动的基础”。既然美国“一中”政策的这两大基础是根本冲突的，“一中”政策就只能以“一中”政治内涵的模糊性在两者间求得平衡。

　　由此可见，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通常被看作美国台海政策核心的“一中”政策，实际上只是美国实现其台海政策根本目标的基本策略手段。虽然美国反复宣称坚持“一中”政策，但“一中”的政治内涵是模糊的。美方的“一中”是对台海两岸关系笼统的战略性定位，具有模糊性，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为了发展中美关系和稳定台海局势，它不便公开对中国这么说。因此，美国所谓的“一中”实际上是个明确的地理/文化概念，不是明确的政治/法理概念。美国一边反复向中国重申其“一中”政策，一边极力玩弄文字游戏，使其“一中”政治内涵模糊化。美国如此煞费苦心的目的就是既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奠定基础，又为其 “以台制华”战略制造依据和藉口，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持两岸敌对与分离。

    二是、对台“安全义务”的模糊

　　中美建交前，美国通过武力封锁台海和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长期给台湾提供明确军事保护。中美建交后，美国立即从台海撤军并在一年后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义务”开始模糊化，在是否武力介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问题上不明确表态，既没有在安全上抛弃台湾，也不作出全力保卫台湾的明确承诺（2001年4月下旬布什“全力保卫台湾”的言论是惟一例外）。美方这种模糊态度从它对1996年3月台海危机的反应可见一斑：既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威慑中国大陆，又不让它们进入十分敏感和危险的台湾海峡。

　　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是它对台“安全义务”的惟一“法律依据”，但该法没有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那样明确承诺保卫台湾，而是规定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及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2004年12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齐表示，《与台湾关系法》没有规定美国必须武力保卫台湾，是否保卫台湾，由国会决定。美国国会是否会无条件决定武力保卫台湾呢？如果“台独” 引发战争，美国是否也保卫台湾？美方对此一般持模糊态度，因为它担心：“如果淡化‘保卫台湾’的意图，大陆方面会认为美国将对台湾弃之不管，从而鼓励大陆的军事冒险。但如果明确承担义务，美国又担心发出错误的信号，从而鼓励‘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将美国拖入一场台海冲突。”

　　显然，无论是美国通常的模糊态度，还是小布什短命的明确表态，都是为了维持海峡两岸敌对和分治的根本目标，从而在海峡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谋取最大化霸权利益。小布什之所以清晰表态，是因为他在中美撞机事件的背景下认为：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不仅威胁台湾安全，而且将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因此必须以明确、强硬的表态慑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但是，布什的明确表态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息，结果给美国惹了不少麻烦。2003年下半年以来陈水扁当局的“公投入宪”、“公投绑大选”、“终统”、“正名制宪”和“入联公投”等变相“法理台独”行为，都冲击美国维持“现状”的台海政策，令小布什当局很恼火。这是美国不再重申“全力保卫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美国关于其对台“安全义务”立场的模糊化不至于产生怂恿“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灾难性后果，但这种模糊化实际上具有纵容“台独”势力挑衅中国大陆的严重消极作用，给其提供了一定的冒险空间，尤其是在陈水扁作困兽犹斗、随时可能狗急跳墙的敏感时刻。

    三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模糊

　　中美《建交公报》回避了难以达成协议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美建交后，美国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于1980年开始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美台断交后美国为维持美台实质性关系采取的战略措施，是中美建交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最严重干涉。为了避免中美关系因售台武器问题而倒退，中美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达成共识。美方在《8.17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准，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然而，美方“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的表述具有两重模糊性。

    一是“一段时间”太具“弹性”，它究竟指多长时间，双方没有共识，中方希望它越短越好，美方希望它越长越好。美国虽没明说，但它心中的“一段时间”可以是无限期的，只要它认为那是实现其台海政策根本目标所需要的。因此，尽管它已长达25年了，但美国丝毫没有终止售台武器的迹象，也看不到在可预见将来得到解决的希望。

　　二是所谓“最后解决”究竟指什么问题的最后解决，中美双方实际上没有共识。从上下文看，尤其是从《8.17公报》旨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这个宗旨看，“最后解决”无疑是指该问题的最后解决，这也是中方的立场。但是，美方承诺的“最后解决”一语双关，既在表面上指售台武器问题的最后解决，又在实质上指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换言之，在美国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即只有在台湾问题“最后解决”后，它才没有必要向台湾出售武器，所谓售台武器问题就不复存在，尽管它不便于对中方这么说。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说：“如果有朝一日这两方认为它们能以和平方式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了。公报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不会说：‘唔，我们将只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对台武器出售’，不，我们希望中国问题（即台湾问题－－笔者注）得到和平解决。”雷根的话表明美国所谓的“最后解决”实际上指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而且暗示海峡两岸不是一个国家。可见，尽管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非常坚定、明确，但它在解决对台售武问题上的承诺是模糊的，即以模糊承诺维护其坚定立场。

　　显然，美方之所以采用这种模糊的表述并根据自己单方面的理解来处理售台武器问题，是因为它企图通过售台武器的长久化使海峡两岸长久敌对与分治。美国对台售武不仅大发军火财，而且增强台湾以武拒统的军力与胆量。基辛格说：“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仍向台湾供应大批防御性武器，使它能够继续游移在代表全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合法政府的政治控制之外。”有反华学者露骨地说，“要保证台湾的独立，美国应该继续向台湾转让先进武器。”

　　因此，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初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危机，而且自那以来一直是妨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可以预计，除非美国对其台海政策作出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调整，否则美国售武器问题将继续是台海和平的一大隐患和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四是、关于“台独”立场的模糊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独”成为台海不稳定的祸根和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大威胁以来，虽然美国关于“台独”有无数次表态，但是其立场并非始终如一，也不够清晰，而是摇摆于不支持“台独”与反对“台独”之间。克林顿当局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包含在其“三不”政策中。小布什当局不接受“三不”政策，通常的表态是不支持“台独”，偶尔也说反对“台独”。当台海局势比较稳定时，或是当“台独”势力不那么猖狂时，美国就说不支持“台独”；反之，美国就可能说反对“台独”。当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较小时（如“9.11”前），它总是说不支持“台独”，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当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较大时（如 “9.11”后），它有时也说反对“台独”，尤其是在与中国领导人私下会晤时。

　　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中，“反对”与“不支持”不同，“反对”的对立面是“支持”，而“不支持”处于两者之间。对待“台独”，美国通常采用 “不支持”而不是“反对”的表述，显然是经过斟酌的。若美国把“反对‘台独’”作为正式立场，就意味着接受了中方立场，那不利于它实施“以台制华”战略，不利于在海峡两岸搞平衡和维持台海现状。因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对美国台海政策目标最有利，它使美国游刃有余，在海峡两岸左右逢源，因为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不反对”，也可以被引申为“接近反对”。

　　美国对待“台独”的模糊态度无疑根源于美国台海政策根本目标，但直接来源于其“一中”政策内涵的模糊性。假使美国“一中”政策的内涵像中国的 “一中”原则的内涵那样清晰，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美国自然要明确反对“台独”，而不只是不支持“台独”。

　　由于“不支持”的含义存在模糊性，在美国用“不支持‘台独’”这个表述为其台海政策目标服务时，“台独”势力也利用其模糊性不断推动“法理台独”，多次挑起台海危机，给美国制造麻烦，干扰甚至威胁其台海政策，使中美关系多次濒临危机状态。但是，只要台海危机不失控，无论“台独”势力利用美国关于“台独”的模糊立场制造多少次危机，对美国台海政策的根本目标而言，它“不支持台独”这一立场总体上利大于弊，尽管必定以中美关系的损害为代价。

    五是、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具体形式上的模糊

　　台海两岸对台湾问题的演变有根本不同的期待且努力使之向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中国大陆努力使台湾问题演变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台湾当局企图使台湾问题演变为台湾和平独立。而美国既不希望台海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也不幻想台湾走向和平独立。虽然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不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但为了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它也不便于公开反对；虽然美国霸权利益的最大化理论上需要台湾和平独立，但和平“台独”绝无实现可能，因为“法理台独”的实施必将导致严重损害其国家利益的台海战争。因此，维持台海“不统”与台湾“不独”的现状实际上最符合美国霸权利益。为了维持台海现状，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从理论上讲，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包含两种可能形式，一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二是台湾和平独立；前者符合中国大陆的期望与追求，后者能满足台湾的野心与追求。因此，尽管海峡两岸追求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形式根本不同，但都不反对美方笼统的“和平解决”立场。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与台湾和平独立都无实现的可能，现实的结果就是两者之外的“维持现状”。可见，美国的“和平解决”立场的背后隐藏着“永不解决”的用心与根本目标。这就是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的立场而不阐明其具体的和平解决形式的根本原因。▲◆★●■☆


两岸南海合作 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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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0： 近年来南海形势越来越严峻。

　　中评社北京2010年4月10日电（评论员　郑泽民）据报道，在首届“海峡两岸海洋论坛”上，海峡两岸官员都表示要加强两岸南海合作。大陆官员提出，两岸可合作共同维护钓鱼岛和南沙群岛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而台湾环保部门官员也提出在南沙太平岛建设国际和平公园、南海水下考古等方面进行合作。

　　事实上，近一两年来，有关两岸加强南海合作的呼吁、倡议不时见诸报端或学者的文章，呼吁合作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低敏感领域，包括渔业、海洋科学研究、环境保护、海上救援、水下考古、能源开发等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学者倡议的两岸南海合作的领域在扩大，由低敏感领域逐渐向高敏感领域扩展，包括两岸军事联防南海。

　　从呼吁两岸南海合作的媒体和学者群体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于两岸四地，外加海外华人群体。他们提出和呼吁两岸加强南海合作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福祉，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希望全体中国人共同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因而他们的呼吁和倡议不但希望两岸加强南海合作，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同时又具有改善、促进两岸关系之期盼。

　　近年来南海形势越来越严峻。去年以来，东南亚有关争端国家一方面在国内通过法案将有关岛礁划入本国管辖范围；一方面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一方面大力进行海上军事建设，购买武器，修建军港，制订海上军事战略，以武谋岛、以武谋海，全然不顾地区和平；一方面抓紧与区域外大国互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势头正盛。退一步说，有关国家的这些行为还只是使其立场更僵硬固化，使南海形势越来越紧张，并不使分割占领现状立刻改变，还可以从长计议，那么，它们在南海竖立的数量众多的油井，则正使中国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昼夜不停且无可挽回地流失，而对中国渔民的驱赶、抓扣、关押，则是赴南沙渔民挥之不去的梦魇，这都是需要立即应对的。

正是出于对南海形势的忧虑，两岸四地媒体、学者还有海外华人纷纷建言献策，呼吁海峡两岸南海合作。而建言中合作的领域从低敏感领域逐渐向高敏感领域扩展，则反映了他们对南海形势紧迫性的认知，同时也是加强海峡两岸南海合作已逐渐凝聚为共识的一种反映。

　　近两年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也是两岸南海合作呼声升高的原因之一。民进党执政时期，虽然台湾当局也有修建机场、码头等加强太平岛防御，“宣示” 主权的行为，但由于民进党当局坚持独立分裂的立场，加强南海军事建设，“维护”南海权益的行径与其扩大“国际空间”的企图联系在一起，是为台独利益服务的。因而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致使两岸政治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呼吁两岸南海合作，或者即使有这方面的呼吁，也不可能像目前这样汇聚成比较大的舆论呼声。

　　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政治关系虽然未立刻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人心、气氛为之一振。特别是国民党上台执政不久，就向日本强调钓鱼岛是“中华民国”领土，双方军舰还在钓鱼岛海域出现对峙局面。这与民进党时期台湾当局在争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无所作为，不与日本力争甚至还有民进党人士称钓鱼岛是日本的，或者称台湾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中国无关等言论都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与它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以及在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上的政策、态度是两岸南海合作的基础。而两岸“大三通”的实现，经济融合速度加快，必定会推动政治、军事和解进程，两岸南海合作的意愿也应会随之提升并有可能付诸实践。

　　目前南海争端中中国面临的几乎是“多对一”的格局，两岸南海联手，发挥各自的优势，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行为至少应是一个震慑，甚至对长期以来一直意图介入的外部势力也会是一个心理震撼。

　　而若两岸南海合作甚而在军事上的默契、配合，也将成为两岸政治、军事和解进程的试验田，对于推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最终推动两岸关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都将是有益的。

　　两岸南海合作，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中国建立工资制度迫在眉睫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4/12/content_1091374.htm

——刘植荣接受《财智领袖》专访

刘植荣　刊发时间：2010-04-12 光明网-光明观察

　　2010年春节前后，独立学者刘植荣先生发表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包括官网和一些著名论坛都引用或转载了该文的研究成果。一些经济学家对该报告也予以关注，认为该报告揭示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劳动价值被政策性贬低，分配极度不公。对此，本刊记者肖隆平专访了文章作者刘植荣先生。

　　财智领袖：请问您《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一文的研究动机是什么？

　　刘植荣：我这几年大多数时间在国外，对国内问题了解不够及时和全面。这次回来，我走访了一些人，发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怨气，都对自己目前的待遇有不满情绪。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劫持人质、抢劫、谋杀、群体性恶性事件的报道，目前中国的房价高涨、分配不公、医疗保险覆盖面过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民利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决策缺乏民主元素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创建，影响着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有把中华民族引向灾难的危险。因此，我决定把这个近几年来在国外考察所得到的成果写成文字，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和人士的关注。

　　财智领袖：您对世界工资研究后都得出哪些结论？中国的工资现状是怎样的？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

　　2．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

　　3．各级别公务员工资差距不超过60%；

　　4．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70%；

　　5．企业高管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

　　6．学历对工资影响有限，最高学历工资与最低学历工资比值为1.7；

　　7．年龄对工资影响很小，高年龄段的工资仅高出低年龄段工资45%。

　　中国工资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来分析：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有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

　　这些数据揭示：中国法定最低工资不是一般的低，而是极度低，基本上在世界垫底；中国公务员工资相对百姓工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倍，中国工资行业差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3倍。这些数据就是警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

　　财智领袖：根据您的报告，中国工资水平低，甚至不如一些非洲贫穷国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植荣：中国百姓工资低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制定政策缺乏民主元素。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之所以人民不拥护，不赞成，不高兴，主要原因是政府被利益集团所劫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我这几个月一直发文呼吁要大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翻一番才合理。可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竟跳出来说什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就要倒闭。大家想想，公务员大幅涨薪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说这会导致政府垮台？

　　财智领袖：您认为中国有工资制度吗？

　　刘植荣：我过去在与媒体座谈时，主持人问我：“中国工资制度存在哪些问题？”我说，中国工资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制度。国家没有工资法，政府官员拍拍脑门就给自己涨工资，国有企业随意制定职工工资标准，吃国家财政的各行各业都说自己的工资低，把国家当成唐僧肉，都想多吃口。可见，中国的工资就没有制度可言。

　　财智领袖：西方一些国家的工资水平高跟工人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有很大关系，您认为中国的工资水平要提高，工人积极争取能取得多大效果，是否该做些什么？

　　刘植荣：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中国百姓工资低的症结所在。中国工人工资低，关键是工人无法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每年都是自己的工资 “被增长”，他们只有气愤的份。

　　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高，这和他们的工会斗争分不开。我在国外经常遇到工人游行、示威。有一次在法国巴黎，我见游行的队伍中有个80 多岁的老人，就问他退休了为什么还参加游行。他说，参加游行是为子孙后代。可见，外国公民意识比较高，他们知道要活得有尊严，知道为自己争取权益，为子孙后代争取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缺乏公民意识和组织性，中国的工会更是无所作为。因此，中国工人阶级要想活得有尊严，就要关心国家大事，对自己、对他人、对国家负起责任来，团结起来为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中美关系能否走出历史“怪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923525.html

2010-04-13  随着第四次“胡奥会”在华盛顿的成功举行，中美重启对话与合作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中美关系的“周期性”紧张，也许很快就要结束。然而，双方能否走出延续多年、从紧张、缓和到新的紧张的历史“怪圈”？

对于这个问题，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人，我想都会有。但笔者还是愿意多一些期待，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国人也许不会懂得中国这句老话的含义，但通过这次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教训，他们应该有所反思。

中美这次从紧张到缓和，显得十分“微妙”和不同寻常。从美国破例主动派高官访华，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过境”顺访；从奥巴马利用中国驻美大使履新机会，向中国伸出和解的“橄榄枝”，到中国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应邀出席在美国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直至美国推迟宣布是否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美国财长盖纳特“突访”北京，这些频繁的外交互动，都是在致力于打破僵局，同时也为这次“胡奥会”作了铺垫。

在修复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表现出的“破例”和主动，自然是事出有因。此次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紧张，他们是“始作俑者”，也理应承担主要责任。中国被迫做出反应，同时又谨慎而有分寸的回应美国的“示好”，则在于中国是受到伤害的一方，况且中国对于美国新领导人的期望，换来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举动，中国当然需要采取更审慎的态度。

但是，中美两个大国却又不能长期紧张下去。正如奥巴马所说，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完全搞僵，甚至走向对抗，对双方都不是好事，对世界也不会带来“福音”。所以，站在中美关系大局的高度，着眼世界和平发展的要求，双方需要消除紧张，走向和解，重启对话与合作。

在与奥巴马会见中，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五点重要主张，强调要坚持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些主张，是对几十年来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开辟未来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能否真正重视和接受这些主张，并且采取务实性的行动，将是决定中美关系能否走出历史“怪圈”，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对于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主张，奥巴马也做出了积极回应，表示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谨慎处理敏感问题。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奥巴马承诺尊重中国主权，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和合作寻求有关问题的解决。这种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也要冷静观察。今后，美国是否还会向台湾出售武器尤其是进攻性武器，奥巴马是否还要会见达赖，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然而，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是否要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这一点很快就会见分晓，也是对奥巴马表态的实际检验。

毋庸置疑，中美两国在发展相互关系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矛盾和磨擦。特别是在经贸问题上，关系越密切，发生矛盾和磨擦的情况，也会越多。中美两国战略思想、历史文化和对外政策，也存在很大不同，彼此都不可能改变对方，利益冲突难免经常发生。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中美关系始终一帆风顺，双方不出现磕磕碰碰。但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控制在相互不敌视、不对抗的范围内，都应当通过对话与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否则，中美关系就很难走出周而复始的“怪圈”，出现新的紧张还会是早晚的事情。▲◆★●■☆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004/t20100409_1302766.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4-14

　　怎样理解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思想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现行并将长期坚持的对外战略方针，它是对2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一种概括、浓缩和发展。在这一问题上，目前不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争论，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误解和曲解。

　　■“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战略方针”？

　　这是媒体上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针对特定历史环境提出来的“局部性策略方针”，不能作为长期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思想。还有人认为，因为“韬光养晦容易引起误解，最好不再使用了”。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一个大国，这一思想是“邓小平在外交上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至少还要管一百年”。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思想，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特殊时期”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临“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急需回答，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对策。虽然有些是直接为应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而提出的，譬如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但决不能将邓小平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非凡高超的谋略艺术，而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光辉的战略思想，说成是“局部性策略方针”，只是应对特殊形势的“权宜之计”。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譬如邓小平针对当时有人希望中国“扛旗”和“当头”，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还一口气讲了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既然是“国策”又是“永远”，还能是什么应急的权宜之计吗？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重要战略思想，即著名的“四句话16个字”：“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更是闪烁着长期战略性光辉，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现在人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实际上是邓小平上述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核心，是经多次归纳概括高度浓缩后的提法，这对中国显然具有长期战略性指导意义。

　　此外，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各种对策，虽然以当时的国际环境为背景，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着眼于中国“国内”的。他强调“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又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谁也压不垮我们”（《邓小平年谱》1975 ——1997（下）第1289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是从“总体上”回答中国在那样严峻形势下应当怎么办的问题，怎么能说这不是“全局性”的，而只是“局部性的策略”呢？因此我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长期的战略方针，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大方针”，而决不能认为它是可随时改变的什么“权宜之计”。

     ■ 国内外对“韬光养晦”有一种误解和曲解

　　现在国外有人对“韬光养晦”产生了一些误解和曲解。他们认为，中国外交战略有一个长远的、没有宣布的内容和目标，只是中国人觉得现在力量还不够，还不是说出和实施这一宏大战略的时候，因此要“韬光养晦”，藏着掖着，等待时机。这种说法，将“韬光养晦”理解为如同中国历史上越王勾践实行“卧薪尝胆”的谋略一样，图谋中国强大后实行报复，这实际上将“韬光养晦”曲解了，进一步为中国“威胁论”制造“证据”和“借口”，从而使人对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产生严重误解和曲解。

　　另一方面，在我们国内也有人认为，“韬光养晦”是一种策略、韬略和谋略，是不能公开讲的。还有人说“既然已被人看破了”，那就“该干嘛就干嘛”，我们不要再“韬光养晦”了，用一句歌词来说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些说法，尽管各有他们自己的角度，而且大都出于对国家的关心，但这显然是对 “韬光养晦”存在误解，其感情用事的某些说法只能当成在“说笑话”。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误解和曲解，在认识论上存在同一根源，那就是将“韬光养晦” 与“卧薪尝胆”这两个含义不尽相同的成语混同起来、相提并论了。

　　首先，“韬光养晦”意即隐藏收敛锋芒，不使其外露。从邓小平当年强调的思想看，他说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 “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等等，这一切都与“韬光养晦”这个成语所指的隐藏锋芒、不使外露、保持低调、悄悄发展自己的意思是相吻合的。这就是说，“韬光养晦”这个成语的本意说的就是如何“发展自己”的策略问题，而毫无发展起来后要“报复别人”的意思。

　　其次，正因为“韬光养晦”的目标是明明白白、清清亮亮、完全公开透明的，所以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早已公开。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也公开发表了“韬光养晦”的原始出处。那是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讲的。他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第1346页）。此外2006年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也使用了“韬光养晦”这个提法。那是在1998年8月他在第9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继续长期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02页）。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后面说的这四句话，实际上是对“韬光养晦”做进一步的解释。它从“韬光养晦”开头，以“徐图发展”了结，准确说明了“韬光养晦”的含义就是“徐图发展自己的策略”，而并无别的什么意思。对此不应产生误解和曲解。

    ■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不是对立的

　　有人认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要坚持“韬光养晦”，就不能积极地“有所作为”；要“有所作为”，就会影响“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笔者认为，应当说“韬光养晦”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作为”，而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又要始终不忘“韬光养晦”。所以“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既不可分割，更是不能相互对立的，而应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中国既要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又要积极主动的“有所作为”，这二者是辩证的统一。

     首先，中国的“有所作为”是按自己基本的外交战略、外交政策来行事的，如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共建和谐世界等，这些基本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其本身就不是锋芒毕露而是谦虚谨慎的，其本身就包含着“韬光养晦”的基本精神的。因此按这些基本路线和政策去“有所作为”，其本身与“韬光养晦”就是一致的。其次，从中国的外交策略和外交风格来说，“韬光养晦”主要表现为“坚持十个‘不’”的特点，即：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不搞对抗、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我国在坚持“韬光养晦”的这些特征和精神的前提下，积极有为、主动有为、争取更大作为，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不矛盾的。

　　当然“韬光养晦”不是目的，坚持“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因此决不能将“韬光养晦”误解为无原则的“软弱退让”。在关系国家主权、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是不能软弱退让的。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应当说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归根到底都是为此服务的，舍此目的，“韬光养晦”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在涉及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坚决，毫不含糊的。邓小平曾多次发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不要指望中国人民吞下苦果”的铿锵之声。就在东欧动乱时他讲了那著名的“三句话”的当天（1989年9月4 日），邓小平同时又强调“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是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可见，在关系国家独立主权的问题上，邓小平是主张“硬”而不是“软”的。

　　最近我国对一些国家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西方一些国家和媒体就宣传中国“傲慢”、“强硬”，说“中国韬光养晦时代结束了”。难道“韬光养晦”就只能“软弱退让”、“消极被动”？中国从来就没有软弱过，再穷也是穷得有骨气的。西方媒体实际误解了中国“韬光养晦”的方针，将其曲解成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要忍气吞声的“一味退让”。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曲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是刚柔并济相得益彰的，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的强硬与“韬光养晦”并不矛盾。

　■ 在新形势下如何贯彻“韬光养晦”这一战略方针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所谓要长期坚持，也不一定非要用“管一百年”这类时间概念。邓小平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也还要这样做，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要超越百年的。至于某些具体目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譬如邓小平当时讲“要有所作为”时，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二是“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现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到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共建和谐世界等新的外交理念了。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无疑必须长期坚持，特别是中国宣布的一系列“永远不”，是一定会“言必行、行必果”的。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当然我们要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但是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态度是一贯的，必然坚定更坚定。那些将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性”说成是“强硬”，将一个主权国家的合理、正常的态度说成是“傲慢”的某些西方媒体，要不要研究和反思一下什么是世界的“公道”、“公正”？总之，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强硬，与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既坚持又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的具体体现。（作者系中国现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中共领导层的决断，令外界大跌眼镜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1/64/17/5_1.html

发表于：2010-04-13：  两大争议，要而言之，一是中国国内、中共党内有关「韬光养晦」的争议；一是中国与美国，由经济问题的激斗，燃烧至核心利益的争议。这两大争议，相互关联，既影响着中美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又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的维稳。

    有关「韬光养晦」争议，其实已不止争了一年。所谓「韬光养晦」，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东波」冲击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国发生六四事件的特殊局面下，邓小平提出来的。邓先提「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再讲三个「永远」，即「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最后总结为「四句话16个字」，即「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邓理论」核心内容之一，这既被定为国策，又被树为对外长期战略。

    但近年间，对「韬光养晦」发生争议，中国国内部甚至中共内部，都有人认为不必再提「韬光养晦」，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强大，有可能也有必要以大国姿态现身，甚至不能再抱「老二」心态，该硬的要硬起来。与之同时，国际上也出现声音，指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反在诸多事务上表现强硬，甚至出言行事霸道，与多方形成对立。

    中国内部出现不同过往的声音，外界形成对中国不一样的看法，引致了一些特别的事件发生，3月人大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记者会，出现那罕见的冷场，还算小事，温家宝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不仅被指对外傲慢，甚至连美国总统也轻慢以对，由之成为另一场争议，即中美关系紧张的新引线。

    中美关系的紧张，是在奥巴马访华、双方声称在照顾对方核心利益的一致后，风云突变，所以来得有些蹊跷。而接下来的对台售武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人权问题、谷歌撤出中国事件、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操控等，可以说中美间有争议的话题，全线点火。

    中共领导层的决断，令外界大跌眼镜，没有一如众料般，在各类冲突中强硬回应，而是试图缓和各方关系。除温家宝在人大记者会上公开澄清哥本哈根的「误解」外，中共一直有专门小组，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保持紧密联系，磋商胡锦涛与奥巴马的会面，一直没有停过。

    中共领导层这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当然可以理解中共领导层再度保持清醒，不为国势之崛起，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另一方面，中国这个时候与美国的关系，被认为还没到平起平坐的时候，从军方到政府的智囊，都提出加大反制美国力度之议，但中共领导层显然无意采纳，一是因为中共领导人相信，观念分歧和利益冲突，如果激化到双边关系的全面恶化，可能引发潜伏危机爆发，令中国发展停止甚至倒退。二是中共领导层还是相信，中美是利益绑到一起，「斗而不破」的。

    正是在这些争议的背景下，胡锦涛同意赴美参加核峰会。这次赴美与奥巴马会面，是跨出缓和紧张的第一步，也是「韬光养晦」战略重树的表现之一。接下来，6月间在加拿大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预定初冬胡锦涛访问美国等，将有关系调整、格局重布。▲◆★●■☆


俄军总长称已掌握美以轰炸伊朗计划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0年4月13日电／据俄新社4月12日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大将当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掌握有美国和以色列作为极端措施准备轰炸伊朗的计划，并且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

　　马卡罗夫说：“轰炸是极端措施，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的计划中都有，但任何人都无权准许轰炸。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来说，轰炸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伊朗方面也应当倾听我们的声音，倾听整个世界的声音，不要再坚持没有机会实现的事情。同时，我们应当倾听伊朗的声音，国际社会也要采取措施。”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怀疑伊朗借助和平核能计划为掩护研制核武器，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几项决议，对伊朗实施制裁，要求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伊朗否认所有指责，声称其核计划完全是为了满足国内电力需求。

　　媒体多次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准备空袭伊朗核设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今年2月曾经公开宣布，军事干预不可能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多数专家同样不赞成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担心伊朗会奋起反击，对以色列实施打击，届时国际安全局势将会失控，武力方案将会给美国带来极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