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张维为：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24/c_12133549.htm

2010年05月24日 来源： 环球时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并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看作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包袱，也就是说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依我之见，通过百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两者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我们有占世界1/5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的规模。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 + 创新 + 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 + 影响中国和世界。但人口众多也意味着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一个资源紧运行的社会，需要一个中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统筹协调，否则国家发展会遭遇重大挫折。

　　第二，我们有幅员辽阔的国土，这使我们具有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我们可以在超大规模的范围内进行空间战略布局，推动大规模产业梯度转移，实现西气东送、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随着科技的进步，中文与所有的现代技术均可兼容，其影响力正在从亚洲的“汉字文化圈”扩大到世界各个地方。

　　第四，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源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内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如政治、哲学、宗教、语言、建筑、文学、美术、音乐、军事、教育、体育、医学、饮食等都是这样。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次生文明。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的政治文化特色，更何况中国呢？

　　第五，中国有海纳百川、融多样性为一体的能力。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权力集中，但中国各项改革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远比印度的体制有活力。中国可以吸收其它文明的所有精华，但决不放弃自己，最终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优势整合与超越。

　　第六，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使我们更能够克服今天西方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等弊病和危机。

　　第七，在经济领域内，我们不仅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并在这个方面有所创新和超越，同时我们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 从中国经济的全面提升到抗击金融危机，都展现了我们“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的结合。中国“宏观整合力”的背后是中国数千年儒家的“天下观”和强势政府精英治国的传统。

　　第八，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化进入全面繁荣和复兴的新时代。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书画热、茶道热、文物热、中医热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复兴。

　　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新范式

　　中国“文明型国家”崛起于大规模的国际互动与竞争之中，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并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文明型国家”不必担心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换言之，有些方面，我们努力与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民情和国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它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它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一种内源性文明，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它是可以给世界带来新范式的国家。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署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美国可以借鉴的东西不少。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崛起影响世界格局，因为大国崛起产生规模效应，产生理念变化、标准变化、范式变化。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的处理，世界上就产生了新的坐标。这些新坐标并非十全十美，可以进一步完善，但总体上已经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进步，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到修建高铁、推动城市化、建立开发区和自由贸易区，推动新能源革命，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标准。西方开始可能不理解，但最后还是受到了震动。在很多问题上，最终西方还要向中华文明取经，所以我们可以自信一点。▲（张维为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世行称中国1%家庭掌握41.4%财富 两级分化严重
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6030509/1.html

来源：大河网 2010年05月22日10:24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该国可能发生动乱，而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该咋办新华社专家：大幅提高职工收入提高“个税”起征点，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 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补偿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新闻词典·基尼系数

　　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丛亚平 李长久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在中国，“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 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欧美国家上是25~30美元。

　　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欧美国家是25~30美元。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 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 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分配失衡带来各种风险
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6014148/1.html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 D 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 D 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 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 .2美 元 左 右 ，欧 美 国 家 大 体 上 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从53 .4%下降到39 .74%；企业盈余占G D 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 .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 .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 .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 .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 次4万 亿 刺 激 计 划 ，由 于 投 资 主 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 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 .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驻京办撤销与否——政令畅通的试金石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5/23/content_1128788.htm

周晓明　刊发时间：2010-05-23 光明网-光明观察  

　　国务院撤销各地县级“驻京办”一事，早己闹得沸沸扬扬，现在终于快要有结果了。离国务院规定的6月20日大限还有一个月，中国青年报5月21日第八版一篇《撤销县级驻京办倒计时》的文章，确实有了点看头，各地到底能不能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把“专挖”共产党执政墙角的“驻京办” 撤掉，这就好比是一块
试金石，试的是国务院的政令是否畅通！试的是党中央的声音能不能一声贯彻到底！

　　“驻京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资讯极不发达时期，地方政府为了能及时获得中央政府一些“优惠政策、计划物资、扶持资金”，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北京设置联络点、办事处。这样的局面为当时的国情所产生，今天的人们不能因为科技进步了，执政公开了，就全盘来否定“驻京办”的“功绩”。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样的“驻京办”，还是根正苗红、做事规矩的。因为，那个时期，中国的国情是子富父穷，也就是国家没有钱，而地方不缺钱， “驻京办”的功能充其量，也就是给北京的家乡人，送几斤家乡土特产什么的，坏不了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大业。

　　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拿了国家税收的大头，地方拿了税收的小头，财税占有来了个大翻转，中央财政收入逐年提高，而地方财政年年吃紧。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大项目建设资金的划拨等权力使用出现了“灰色地带”，用一句老“驻京办”主任的话说：“跑与不跑，结果肯定不一样！”分税制让中央集权部门出现了“暗箱操作”，也让各地成立“驻京办”去“跑部钱进”有了存在价值。于是，“专挖”共产党执政根基的各地“驻京办”，如雨后春笋般在京成立。据统计，到2006年底，全国“驻京办”多达927个。这927个“驻京办”就像一只苹果上927处虫疤，像吸血虫一样，侵袭着共和国的肌体，吃国家的肉，喝人民的血。

　　有了“驻京办”，中央一些权力部分的执政方式和理念，也开始有所变化。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有个很大的国有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所生产的产品市场供不应求，产销计划就掌握在以前的纺织部（后为纺织总会）。很快，各地“驻京办”行动起来了，纷纷在京批“条子”，每周一拿着条子到我所在的城市，就地卖计划，周六（以前没有双休日）提出密码箱回北京，继续重复这一“捞金”流程，腰包不知道赚了多少银两，权力产生的腐败，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而“驻京办”就是对这样的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驻京办”存在的好坏，站在什么立场观点大不相同。从京城里的官员来说，“驻京办”确实有存在的必要，联系地方比较顺畅，某些事情操作起来可以随叫随；从地方政府来说，“驻京办”撤了，与中央各部门联络少了个跳板，本来“驻京办”的主任，可以是中央某部“部长”、“司长”、“处长”的 “朋友”，地方党政主官，可以随“朋友”直接见到我们可敬的“部长”、“司长”、“处长”，如今“驻京办”撤了，“驻京办”的主任也得走人，地方党政主官以什么借口，可以直接见“部长”、“司长”、“处长”呢。如果我们地方的党政主官见不到这些“部长”、“司长”、“处长”，项目怎么谈？财政支付怎么支？高速公路还经过不经过咱的县？等等、等等这一切，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作为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也是不愿意撤销“驻京办”的，逼上梁山时也只好像中国青年报上所说，来个虚晃一枪， “驻京办”该到风景区去休息疗养去，避过国务院撤销令的风头后，再杀它个回马枪，继续从事于中央官员、于地方领导、于自己个人都有利的“事业”！

　　“驻京办”存在的好坏，是不言自明的，中央高层肯定是看到了其是的猫腻，国务院专门出台文件，设定撤销时间节点，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明察秋毫，并出手整治，态度是坚决的，决心是大的，相信结果也是应该令人满意的。对于老百姓来说，“驻京办”的存在，就是为某些特殊阶层谋利益，早就深恶痛绝了，只是以前没有发表言语的地方，如今，中央大刀砍向“驻京办”，广大老百姓举双手表示赞同。这也充分说明中央反腐败力度和手段在增强，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党的希望，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希望撤销“驻京办”的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不要再出现像“县级党委不得办党报”政策哪样，前撤后办，假撤续办、劳民伤财。▲◆★●■☆


撤销县级驻京办倒计时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beijing/2010-05-21/content_347008.html

2010-05-21 11:44: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提要]  距离国务院规定的撤销县级驻京办的期限只剩下30天了。开通了当地到北京的客车…… 　　这些“小事”成了目前各个省保留大部分地级驻京办的最重要理由。李罡认为，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越拉越大的财政收入差距，与转移支付的不透明，会使驻京办一直有存在的可能。

　　距离国务院规定的撤销县级驻京办的期限只剩下30天了。在北京，一些县级驻京办的牌子已陆续被摘下。湖北、广东、浙江、甘肃、江西、河南等十几个省份出台了相应规定，大部分保留了地市级驻京办，均要求县级驻京办全部撤销。那么这些被撤销的驻京办是真的撤离，还是虚晃一枪，换汤不换药地存在？

　　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明确保留省级驻京办，对于已经设立的地级市、地区、盟、州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确因工作需要，经所在省(区、市)人民政府核准后可予保留。

　　明确撤销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各类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他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单位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时间期限是今年6月20日。
 
　　马甸南路是与北三环路垂直的一条小路，以7省驻京办齐集在此而闻名。从1985年开始，吉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7省份的驻京办在此联合办公。虽然现在大院的门口还挂有牌子，但是大多数省份都在北京有了自己的高楼大厦。这里集中的是各地驻京办的宾馆，还有川菜、湘菜、东北菜等各地美食。

　　“背靠大树好乘凉”，马甸南路汇集了许多省市的地县级驻京办。有的是租大楼院里面的房子，还有的把牌子挂到了周边的居民小区里。

　　“1979年，各省逐步恢复了以前撤销的驻京办，开始大家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四处借。后来北京市政府划拨了一块地，从 1985年起7省在这联合办公。慢慢地先是地级在附近设驻京办，后来县级的也来了。”一位某省原驻京办老主任1979年被省政府派到北京,一直在北京工作居住，他见证了7省驻京办周边各地市、县级驻京办的发展。“以前是计划经济，物资紧缺，各地想得到物资就得靠人在北京盯着跑关系、找门路才行。一些地区、县里有事，一开始是派人在北京住宾馆，打听文件精神，跑些项目，后来干脆在北京挂起了驻京办的牌子。”

　　我国最早的省级驻京办是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在京设立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过一个统计数字，截至2006年年底，各地政府及政府部门驻京办事机构共有927个。其中省级政府(包括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事机构50家，地市级政府驻京办事机构295家，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驻京办事机构146家，县级政府及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单位驻京办事机构436家。

　　可是，有人认为，上面的数字只是注册的或者是公开挂牌的驻京办的数字。一位驻京办主任说：“全国县级政府2900多个，各省市的各种职能部门在北京设立的联络处、经济协作办事处、联合办公室，名字各式各样，一些地方的重大项目在北京都设有办事处。”

　　今年1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驻京办的意见下发以后，马甸南路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县级驻京办悄悄摘下了牌子。有的牌子还在，可是里面已经人去屋空。

　　不过，许多人对此并不乐观。那位原省级驻京办老主任就说：“有需求，才会有各级驻京办。以后，县里有事不还得往北京跑？我看不会真正撤，或者先撤以后慢慢再回来。”这位老主任认为，许多事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次规范清理恐怕也会是这样。况且还有许多带有驻京办工作性质的机构根本没有注册，或者没有自己长期固定的办公地点，这部分就无所谓撤与不撤。这样下去，结果就会是，一部分白(注册的)变成黑的(没注册的)，而黑的照旧黑。

　　网上办公难替驻京办跑项目

　　李罡最近很忙，他的电话经常有媒体记者打进来。因为他创办的邸讯网成了大家试图了解驻京办去留的一个渠道。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网络媒体，同时还有一份纸质报刊，每月一期的《驻京资讯》，李罡担任社长。

　　“驻京资讯――驻京机构自己的报纸”，这是李罡给自己报纸的定位。邸讯网的名称则来自古代为地方官员提供朝政消息的邸报。

　　李罡说，他们建立网站的目的是给在北京的各类驻京机构提供一个平台，横向联系、交流信息，做些理论研究，共同推动各地的区域发展，也推动驻京办这个特殊行业的有序发展。不过，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规范驻京办的意见后，这个网站又有了新用途和发展增长点。

　　“现在已经有几个地方的县驻京办主任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开办地方频道，以‘某某县’之窗的形式反映某个县的风情、特产、文化、同乡联谊，从而起到宣传和招商引资的作用。”李罡说这是县驻京办在主动寻找转型方式，也符合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明确提出的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转变工作方式，改进工作作风，大力发展网上办公和咨询服务，为驻京办事机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环境”。

　　规模化的展示、交流、沟通，这确是网络可以达到的目标，不过，这也只是驻京办工作职能的一部分。

　　“驻京办是体制的产物、时代的产物。驻京办也许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是驻京办本身造成的。改成网上办公是可以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无法取代全部功能。”这是一位西部某省某自治州驻京办主任的观点，他在北京几年，对于驻京办功能最大的体会就是团结乡亲、服务家乡， “家乡的一些人在京务工、求学，口音都是一道坎，有时遇到难处，来到驻京办坐坐都能给他们安慰。”

　　郑焕明，曾任北京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国各地驻京办事处审批及管理工作，他认为：“现在信息是畅通了，但只了解信息还是不够的，还得接触，还得当面谈，地方政府还要向上级申请项目。部委都聚集在北京，他不来北京，去哪里？撤了驻京办，他还会不断派人来，因为项目总得有人跑啊。”

　　“小说媒体妖魔驻京办”

　　新中国驻京办存在60年(“文革”中大部分被撤销)，最近几年才被社会广泛关注。其间，一本名叫《驻京办主任》的小说功不可没。

　　近年来，与驻京办有关的一些案件浮出水面，也让人们把驻京办与腐败、拉关系、请客送礼相联。2006年，国家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批评一些驻京办职能为 “跑部钱进”。

　　“不管是社会上，还是许多媒体报道，大多数对驻京机构的评价还是停留在文学作品中，加之个别驻京办出现问题，老百姓越来越觉得驻京机构存在问题。可以说‘小说媒体妖魔驻京办’。”因此，李罡把“还原一个真实的驻京机构，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驻京办”，确定为《驻京资讯》的宗旨。

　　曾有地市级驻京办主任总结过驻京办的3个职能：一联两接三协助。一联，是联系当地在京名人，从将军到学者，甚至歌星，都有用处；两接，一是接待领导，二是接访，接待送返来京上访群众；三协助是招商引资、提供信息、服务在京务工人员。其中，最重要的职能是接访，也叫“维稳”。中国青年报记者也了解到，地县级驻京办确实有一部分开支由各地信访部门支付。

　　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规范驻京办的意见后，驻京办的去留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涉及的地市，特别是县级驻京办主任，都不愿公开发表看法。

　　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过多位县级驻京办主任，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致的：“我们还是不说了，这个时期很敏感。”在记者提出可以隐去省市名称及其姓名时，这些主任态度依旧：“驻京办这个圈子不大，我们说点什么，别人都会去对号入座。”

　　一位中部某省县驻京办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驻京办主任都是普通人，不都像小说里写的那么手眼通天，驻京办接待领导的时间也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县里企业来北京找项目谈合作出问题的，来北京看病没钱回不了家的，找工作被人骗走财钱的，还有一些上访事件，也就是“维稳”。

　　这位主任心存疑虑：“撤销县级驻京办，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由谁来办呢？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排，每个县级单位再派人驻扎到地级或省级办事处，那结果就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了。”

　　制度沃土依旧存在，驻京办亟待监管

　　在一次驻京机构研讨会上，一位在北京十几年的地市级驻京办主任列举了他在这个位置上所做的十几件“小事”：跑来200亿元的投资，建成当地第一条高速公路；争取到投资100多亿元的铁路项目；扩建了支线飞机场；争取了每年多达几十亿元的转移支付；开通了当地到北京的客车……

　　这些 “小事”成了目前各个省保留大部分地级驻京办的最重要理由。

　　李罡认为，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越拉越大的财政收入差距，与转移支付的不透明，会使驻京办一直有存在的可能。

　　李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资料积累：“1994年，我国采取分税制，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转移支付也存在随机性、不确定性、弹性大等问题，甚至有‘灰色地带’，各个地方来跑的就有，没来的就没有。”

　　“这时地市、县级机构大量进京。在资源不平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驻京办其实成了地方利益诉求的载体，也体现地方争取国家投资的参与性和主动性。”李罡认为驻京办在计划与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其功能无法替代。

　　关于如何规范驻京办，李罡和驻京办圈子里许多人讨论过，大家的看法是，之所以驻京办出现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法规或者条例进行规范管理。

　　比如省级驻京办和地市级驻京机构分别有不同的管理机构，单位性质不同、人员编制不同、隶属关系不同，职责不同。结果是工作上普遍存在随意性，驻京办主任的归属管理也不统一，工作中个人主观性过大，人为因素较多。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缺乏监管。有些驻京机构利用人脉关系违规使用土地、违法修建办公建筑、违规出租办公用房、超编配车、滥发津贴等，对这些缺少有效的追责手段。这都需要确立规章制度加以解决。来源：中国青年报 ▲◆★●■☆


中美关系热络是表象　实质无变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年4月12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核峰会，并与奥巴马举行会谈，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转暖。

　　中评社2010年北京5月25日电（评论员　余永胜）在结束了年初的春寒之后，中美关系在5月的初夏迎来了新一轮热络期。5月 13日，中美人权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虽然出席官员的阵容和规格并不算高，但双方都表示对话富有“坦诚和建设性”，这样的评价在过去的人权对话中是不多见的；两天后，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抵达香港访问，由此开始了为期11天的中国之行。骆家辉在结束访港后，又莅临上海参观世博会，并前往北京出席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这次对话也是这一轮热络期的高潮。

　　两国关系的这一轮转换，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快”。仅仅在三个月前，奥巴马政府才会见过达赖、批准对台军售、高调介入谷歌事件，强烈不满的中方做出了推迟人权对话和军事交流的决定。一个多月后的3月底，奥巴马政府就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做出了正面表态——尽管这种表态并没有实质性进步，但中方前嫌尽释，迅速做出了积极回应。两国高层交流与事务性磋商也随即恢复。4月12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核峰会，并与奥巴马举行会谈，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转暖。

　　这样的转变向外界释放出两个信息：

      一是、中美关系的主动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两国关系的状况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非中国的对美政策。

　　二是、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在战略考量与具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侧重于前者，则对双方关系利少弊多；着眼于后者，则对双方关系利多弊少。诸如西藏问题、对台军售、互联网自由等问题，美国的深层用意是借此在战略上牵制中国，由此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伤害。
 
而近来，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振出口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5年内出口额翻一番，并增添两百万个就业岗位。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考虑到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拿大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万，市场潜力非常有限，而欧洲正在经济泥潭中挣扎，那么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对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就至为关键了。

　　在此情况下，美中关系在经历了一番战略层面的对抗后，很快转为具体利益上的合作。这一轮中美关系的热络，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美关系的热络，与年初的僵冷及去年的蜜月期相比，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的只是表象而已。换句话说，目前的热络期只是回避了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分歧与较量，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年初的僵冷期也没有改变双方在具体利益上的共栖关系，只是将其置后而已。我们不能因此忘彼，也不能因彼忘此。

　　不管怎么说，这一轮的转换终究是把双方关系中较积极的一面凸显出来，其正面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另外，由于美国急于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突破，在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方面，也有了实质性进展。骆家辉在访华前夕明确表示，美国正在重新检讨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未来数月可能会有更多相关消息宣布。这意味着，美国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可望松绑。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将可能以双方共赢的方式获得解决或缓解。

　　其实，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要实现中美贸易平衡，不能依靠限制中国对美出口，而应扩大美国对华出口。而以技术优势扩大对华出口，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双方在此领域有极强的互补性。

以骆家辉此行为例，其重头戏之一是向中国推销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预计双方将签下巨额定单。据统计，仅在去年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就达346亿美元，比美国186亿美元的投资额多出了近一倍。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前景无疑非常诱人。另外，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个有利双方、造福人类的多赢之举。

　　中美关系这种由“虚”向“实”的转换，同样体现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据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介绍，就业和经济问题将是此次对话的重点。虽然美国助理国务卿克劳利在5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互联网自由、知识产权保护、人权问题等也将在本轮对话中讨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在5月20日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也表示，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国际地区及全球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

　　但估计这些问题形式大于内容，真正值得关注的仍是经济类议题，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我们期望的是，中美关系的这轮转暖，不仅能给双方带来具体利益上的好处，也能推动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互信与合作。▲◆★●■☆


中美关系风雨同舟还是吴越同舟？
http://blog.ifeng.com/article/5530159.html

2010-05-25  归档在 中美思考 ：本月24日～25日，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财长蒂莫西盖特纳率领的史上最大的近200名内阁与联邦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北京与中方高层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引起全球关注。

有意思的是，时隔近一年，盖特纳在强调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时候，再一次使用“风雨同舟”这个词来形容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的风风雨雨中，中美在这条大船上同舟共济过，也吵架反目过，但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终究使彼此重新携手以共度未来的风风雨雨。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做“吴越同舟”，出自《孙子 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当双方利益冲突的时候，免不了相恶，但遇大风大浪性命交关的时候，就必须相救如左右手。“吴越同舟”相对“风雨同舟”，更形象地描述了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

这场高层次的对话，由于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其议题不仅对地区也势必对全球事务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两国之间的议题是如此广泛，期望两天的对话就能解决双方的分歧和争议是过于乐观的。很可能，除了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有明显的利益重叠，其他方面，只能是交换意见或者是各说各话。

战略对话将在能源安全、气候，反恐等方面展开，可想而知朝鲜、伊朗必定是热点。希拉里迫切希望中国在这几个热点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但是中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显然非常审慎。在伊朗问题上，中国虽然同意联合国的制裁方案，但未在制裁伊朗民间公司方案上签字，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关于北朝鲜，希拉里强调解决这一问题是“推动双方共同的和平与稳定的目标”，但是中国则希望“所有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

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前不久有个小插曲：美国驻华大使洪培博不久前在接受其家乡盐湖城媒体采访时，坦言在1～3月的时候，美国“践踏”了（trample）中国的核心利益，因为“美国按自己的决定行事”，洪培博并强调说那都是“历史”了。这是美国高官罕见的坦率表示。从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因为出于党派政治或其他利益的需要，才做出“践踏”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因此，对话中虽然肯定会谈及这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未来如何行事。

经济和金融也是美方强调的重点，美国人希望人民币升值，时间越快幅度越大越好，但是美国人这次也懂得欲速而不达的道理。《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这次对话后中国可能会在汇率政策上有重大让步，但是中方很快就否认了。胡锦涛主席在致辞中明确地说：“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之最近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更加审慎，因此美国不会在这次对话中较劲，会更注意谈判策略。

另外的议题是双方交集的贸易与投资问题。尽管经济开始复苏，但是衰退的影响仍然很大，中美在贸易问题上争执不下就是必然的。实际上，这次对话是两国贸易关系呈一定紧张状态下的一次对话，中国对美国贸易政策有很大的疑虑，美国则希望改善美国公司在华的经营环境及关注自主创新等问题。双方在分歧中谈合作，难度相当大。BBC把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利益矛盾描述为“互相交错，难解难分，影响着21世纪国际经济的走向。”可以说是颇为形象准确的。

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胡锦涛在致辞中指出，中美国情不同，双方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一些敏感问题，不断增强互信基础。和盖特纳不断强调共同利益的说法一样，这些都是比较坦诚和客观的相处之道。如果彼此不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吴越相恶的情景可能再度出现。

考虑到中美的历史和现状，未来中美关系很可能仍然不仅仅是风雨同舟而是吴越同舟——时而相恶时而携手共济。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对话中，尽管实质性的结果可能不多，但双方的政治家都很明白彼此对对方的重要性，更明白“对话比对抗好”。因此，未来这艘大船承载着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各自不同利益，虽颠颠簸簸，但相信中美都希望尽可能安全地在风雨中行驶向前。▲◆★●■☆


北京“天上人间”生存10余年方被查引发质疑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5/news-gb2312-1089692.html

    瞭望东方周刊 于 2010-05-24：

　　“费解”的“天上人间”

　　治理者如果是运动式的，那么被治理者一定是投机式的。警察实施突击，小姐进行游击，扫黄自然屡扫而不止

　　文/舒泰峰

　　“天上人间”的被查处无疑是近日最火热的话题，并且热度绝不限于北京，而是席卷全国。因为它太著名了。

　　近日，“天上人间”以及“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四家北京知名夜总会被警方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

　　警方此举赢得了鼓掌欢呼。某报评论标题说“天上人间跳不出人间法度”。某网站做了一份“你如何看待查封‘天上人间’”的网络调查，支持查封者为14331。可见，对“天上人间”人们愤愤已久。

　　可是，还是这份调查，对查封“天上人间”表示“费解”的票数竟达到45158票，占投票总数的75%。这一结果似乎更令人“费解”。

　　人们“费解”的是什么呢？投票者没有具体说明，但是从网友留言中仍可寻得一些蛛丝马迹。比如网友“无畏”问：“为什么这样的夜总会在北京可以生存十几年？到现在才打？”

　　据报道，最早“天上人间”由一家名为长泰歌舞厅的公司经营，规模较小，经营状况并不好。1996年，某能人接手 “天上人间”，此后这家娱乐场所日渐火爆，很快就成为“京城第一选美场”。

　　关于“天上人间”的各种传闻可谓神乎其神——  老板的身份、后台的强硬、消费的昂贵、陪侍小姐的美貌、顾客的非富即贵乃至发生在其间的权钱交易，无不成为坊间谈资。这里是富贵的象征，而富贵与特权从来都如孪生兄弟，于是，在一般人看来，“天上人间”也是特权的象征。因此，每逢警方扫黄，总有人不屑一顾：有本事就查查“天上人间”去！事实似乎也在佐证这处销金之地的特殊地位——“天上人间”多年来安然无恙，霓虹依旧。

　　而这一次，“天上人间”却“栽了”。这一方面印证了那些存在十余年的传言 ——“天上人间”果然有问题；另一方面却很自然让人产生新的疑问——  这是为什么呢？

　　北京朝阳区警方的解释是，“天上人间”等四家夜总会因存在有偿陪侍，在消防安全上也存在隐患，所以做出如此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14条明确规定：娱乐场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不得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陪侍行为提供条件。而第42条规定，娱乐场所实施本条例第14条禁止行为的，由县级公安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3至6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朝阳公安分局一位警官向媒体介绍说：“这是有偿陪侍处罚的最高限。”可见，“天上人间”被处罚的主因不是消防隐患，而是有偿陪侍。

　　但这个解释并没有达到为公众完全释疑的目的：“天上人间”的问题仅仅是有偿陪侍吗？2002年，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会同北京市消防局，也曾对“天上人间”等夜总会进行过突击检查，当时不仅没有查到陪侍小姐，而且接受检查的三名服务小姐关于防火知识对答如流并拿起灭火器演示，总体检查结果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天上人间”的有偿陪侍又是何时出现的呢？

　　此外，如何具体界定“有偿陪侍”？如何区分营利与非营利？对于从事有偿陪侍的小姐和接受陪侍的客人如何处理？也均不甚明了。报道说，警方行动当晚，有偿陪侍小姐被警方遣散，在这四家场所消费的客人也被要求离开。停业整顿自然是一种处理，但是遣散陪侍小姐和客人能不能算一种处理呢？

　　许多疑问还需要警方作进一步解释。总体说来，需要对“天上人间”及其服务内容做个定性，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机构？它的哪些经营内容属于合法，哪些属于非法？

　　高档娱乐场所，因其相对封闭和人员的复杂性，在治理上必然遭遇更多难题。法律需要更为细化，治理应更为制度化，从而给社会一个明确预期，以避免因人设事，人走政息。对于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最大弊病早有共识：治理者如果是运动式的，那么被治理者一定是投机式的。警察实施突击，小姐进行游击，扫黄自然屡扫而不止。

　　人们期待一种基于更完善法律制度框架下的常态化治理。否则，总有理由担心这仍然是一阵风——  风过之后，“天上人间”热闹依旧。 ▲◆★●■☆


外逃贪官人数待解之谜 中央出台规定再紧篱笆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1159&msg_id=201

2010-5-24 瞭望： 要减少贪官外逃的可能，关键在于着力构建阳光行政，让权力在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下“裸行” 。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两项暂行规定，经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之后，连日来成为反腐倡廉热议话题。

    “这两项暂行规定进一步把反腐关口前移，更强化了权力监督，旨在防止贪官外逃，是一种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评价。

      近年来，我国部分腐败官员，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和子女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资产暗中转移国外，一旦势头不对就抽身外逃，已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涉及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要减少贪官外逃的可能，关键还在于着力构建阳光行政，让权力在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下“裸行”；只有尽快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善和健全贪官外逃预警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

    随着开放大门敞开，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向世界留学、经商、移民，其中包括不少官员的配偶和子女。

    　　目前，公众把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官员，称之为“裸官”。在以往外逃贪官中，“裸官”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外逃贪官中，那些身份高、案值大者，多看中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身份较低者则选择拉美、非洲、东欧或者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和中美洲一些国家，也是一些外逃贪官的热门选地。”李成言分析，“这些外逃贪官，在国企，一般是‘一把手’。在政府则多为厅局级以上的官员。他们所卷走的款项，主要来自金融机构‘贷款’、土地开发、城建工程经费、税收、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及截留的政府开支，等等。”

    从近年披露的情况分析，外逃贪官中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等。

    据知情人透露，在贪官外逃的过程中，已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形利益链。有些国际服务机构，就专门通过为贪官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提供服务，为官员转移财产，从中获利。

    我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呢？迄今仍没有统一的说法。几年前，有媒体称，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上述数据，一直被媒体广为引用，但2010年4月25日，商务部新闻办有关负责人却表示，商务部从未正式做过此类调查，也未发布过此类报告。

    　　 2006年5月23日，公安部、审计署首次就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近年来陆续缉捕到位的有 320人，直接涉案金额有近700亿元人民币。

    而从2010年4月28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为本刊记者提供的研究资料来看，其统计数据与商务部所否认的数据更为接近。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因统计标准、统计口径设置不同等因素，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但从以往披露情况分析，显然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贪官外逃“示范效应”

    多位受访专家坦言，贪官之所以能成功外逃，说明制度仍存在明显漏洞，这不但对反腐败成效形成了重创，还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

     　　“有些官员平时已有外逃征兆，而有关部门对此类‘潜在’贪官监管失效，以至贪官外逃变得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分析道，“贪官不断外逃，与国内反腐高压态势有关，但贪官之所以能在敛财后卷款外逃，直接原因是监管部门并未掌握其家庭财产及家庭成员情况。”

    　　他认为，目前我国在司法引渡方面与国际水平并未完全对接，这给外逃贪官增加了侥幸心理。目前，我国虽已与数十个国家签署了引渡协议，但大多数发达国家并不在其中。

     “配偶和子女移民国外的官员，不一定就是贪官。但想办法把配偶和子女先弄到国外，为自己留条后路，则是现代贪官惯用的伎俩，已非秘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认为。

    “贪官频频成功外逃，对国内潜伏的贪官，也起到示范效应。”胡仙芝担忧地说， “若官员脚踏两条船，身穿救生衣，随时准备弃船而逃，这不仅影响国家正常工作秩序，严重打击国民士气；在国际上也有损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破坏祖国的向心力、凝聚力。”

    “裸官的存在，在国际间涉及其配偶和子女的重大决策时，他们难免不偏向相关国家的利益。”尹韵公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外逃的贪官，之前掌握国家有关领域重要机密内容，他们外逃后，易被敌对势力收买拉拢，对我国政治、军事、经济造成潜在威胁。”

　　中央多次剑指“裸官”

    中央和地方近年出台的多种规定剑指“裸官”。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包括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情况进行申报，对县处级以上官员进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等等。另外，有些地方还出台官员个人情况报告制度。

    2009年9月，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2009年11月，深圳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为了防止“裸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还规定省管干部提拔前须报告12项个人信息。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其中“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赫然在列。这也是“裸官”监管第一次作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对外公布。

    同时，中央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进程也在加快。2010年1月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强调，要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最近，中央审议两项暂行规定，再次剑指“裸官”。对此，李成言指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官员申报内容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尽管两项暂行规定还不能视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已向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迈出了更实质的一步。”

    同时，我国也对外逃贪官加大全球追逃、劝返工作的力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有部分外逃贪官被引渡回国。但全球追逃贪官仍面临着“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等诸多现实难题。

     　　据本刊记者了解，我国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与国际加强了协作，外逃贪官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此外，我国还与邻国合作，加强了打击贪官外逃方面的紧密配合。

    2010年1月，中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些省(区、市)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制定了联系合作的工作规范。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我国制度反腐日趋成熟，贪官外逃的“关口”将会越来越紧。

　　预警机制的“民意期待”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由于法律、政治、文化等因素，我国从海外引渡外逃贪官难度极大，且追逃成本高昂。因此，尽快健全和完善贪官外逃预警机制，尤显迫切。

    “对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行使表决权的官员，不但要公布配偶、子女的海外学习生活情况，还应就此公开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胡仙芝认为， “调查官员配偶和子女的基本情况，并非对官员搞‘有罪推定’。但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当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时，放弃一部分个人隐私，以确保公众利益得以保护，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通行的原则。”

    在他看来，一个官员把配偶和子女都送到国外移居，一般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严密观察，加强监管，利于加强防范。“代表选举官员，可以公开就此事进行质询，可有效避免把有外逃倾向的贪官选进班子，也能对有这种倾向的官员起到警告作用。”

    “应建立和完善严格的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移居海外的报告和备案制度。”尹韵公建议，“应严格控制官员及其配偶子女出国 (境)审批，特别是官员因私出国(境)的审批，并通过媒体将官员的涉外情况予以公开。凡是家属移居国外的官员，就不能担任重要职务，或官员要担任重要职务，就应严格禁止家属移居国外。”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就无权出国，只是在移民问题上，对中高层官员的制度要求应更为严厉。”尹韵公进一步解释说。

    多位受访专家还建议，有关部门要注意清理出国中介服务市场，严处为贪官海外安家、转移资产、出逃提供一系列服务的非法组织。尤其要强化资产或资本跨境转移的监测与控制，切实防范资产向境外转移。还须加强边控，建立健全反洗钱法律制度，加强国际合作。

    长期从事预防贪官外逃研究的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应加强官员子女出国的审查制度，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以规范，要求官员说明子女出国费用的数额、来源、用途，并与该干部一年一度的收入申报情况联系起来考察，增加公示环节。”

    “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仅是向上级报告，更应接受公众监督，要有配套制度，有相应的核查机制跟进，对虚假报告、瞒报者，要有相应的惩处办法，这样才能起到根本实效。”李成言说，“外逃贪官的引渡成本非常高，最好的办法是健全和完善贪官外逃预警机制。所以，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宜早不宜迟，越往后阻力越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障碍。”北京市政协十届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曾广宇直言，“一步到位地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不现实。但可在一些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部门先试点，如国防、金融、政法等。可尝试建立分级公示制度。如，明确规定何种级别以上官员须公布个人及家庭情况，公示的对象，可以先党内，后党外，公示的主体可以先高层，后中低层，依次逐步推行。”

    此外，曾广宇还建议，“该制度要求公示的信息要完整，不仅包括官员个人财产或收入情况，也要包括官员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及家庭成员是否身在境外、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购置财产等各方面内容。”▲◆★●■☆


俄罗斯军事战略中的中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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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10-5-24：  文章作者: 西蒙·萨拉茨恩   文章译者: 汪析

　　西班牙“欧亚评论”网 5月21日发表文章称，俄罗斯6月将举行代号为“东方-2010”的战役战略演习，此次演习的一个潜在敌人是日本。但随着中国在持续崛起，俄罗斯也会通过此类演习准备反制战略。

　　西班牙“欧亚评论”网5月21日文章，原题：俄罗斯军事战略中的中国角色

　　中国在持续崛起。为此，俄罗斯军队有必要未雨绸缪，为应对北京潜在的霸权制定计划。不过，单是军事上的准备并不够。俄罗斯有必要扭转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不利的社会-经济和人口趋势，避免这些因素诱发武装冲突。

　　据俄国防部最近发布的消息，2010年6月俄武装部队将举行代号为“东方 -2010”的战役战略演习。此次军演将是2010年俄军“作战训练重头戏”。俄最高指挥官并没公开谈及这次军演的假想敌。但不言而喻的是，军演的一个潜在敌人是日本，因为俄日存在领土纠纷。此外，俄领导层还担心拥有核武的朝鲜。

　　然而，远东还有另一个潜在敌人，其日益增强的军力可能使得俄必须采取行动，通过“东方-2010”这类规模的演习准备反制战略。这个敌人就是中国。

　　直至最近，俄军政领导层一直小心翼翼，避免称中国为潜在敌人，而着力强调其与东方强邻关系改善之大。然而，中国已挑战到俄罗斯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今后，快速增长的中国可能会对俄西伯利亚和远东构成安全威胁，特别是考虑到两国人口密度、经济产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还有中国劳工源源不断地拥入。

　　俄官员避免称中国为潜在敌人，或许是不想激怒这个东方邻国，争取时间为应对中国进一步崛起做准备。但俄专家们则指出了中国军力优势构成的潜在威胁。新国家安全战略起草者之一亚历克谢•阿伯托夫早在2004年就称：“冷战结束后……莫斯科丧失了对北约、中国等的常规军力优势。”现在，俄将其非战略核武器视为“核均衡器”，以弥补面对西方和中国的这种弱势。

　　学者们认为，倘若俄中爆发冲突，俄罗斯不应指望其百万常规军队能抵御解放军的 280万大军。此外，核武虽可发挥强大威慑力，但不能被视为万能药。最重要的是，即使有限地使用核武器，都会增加对手用核武报复的风险。

　　况且，无论是核武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能有效减少加剧中俄冲突风险的因素，包括两国间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日益失衡。中国经济规模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增加了3倍，今后10年可能再翻一番。

　　但鉴于当前的发展步伐，即便中俄发生严重冲突，那也是数十年后的事。正如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所说，中国需要时间增长。若注定要发生什么冲突，他们会把它推迟50年。在考虑与俄爆发冲突前，中国当然想先收复台湾及确立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

　　俄罗斯应利用接下来的几十年实施军事改革，直至打造成能阻遏周边军事威胁并与中国军队势均力敌的常规军队。俄当局也应扭转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人口萎缩趋势，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以防止俄中非军事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减少对华关系危机可能最终升级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来源: 环球时报▲◆★●■☆


海峡两岸40多位退役将军首次共同拜谒中山陵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25/001517557448s.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5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南京2010年5月24日电(记者 唐娟)24日下午，来自海峡两岸的40余位退役将领共同拜谒中山陵。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主持拜谒仪式，来自台湾的黄幸强上将和大陆的钱树根上将代表两岸退役将领向孙中山坐像敬献了花圈。

　　据了解，这是两岸退役将领首次共同拜谒中山陵。

　　今日的南京睛空万里，艳阳高照。两岸退役将军们平均年龄已近古稀，许多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沿着392级台阶而上，挥汗如雨却不轻言退却。累了，彼此搀扶着坚持登阶而上。最终40余位将军在孙中山坐像前共同三鞠躬。

　　此次，两岸退役将领是因第二届“黄埔情•中评杯”两岸退役将军高尔夫球邀请赛而相聚在南京的。台湾退役将领黄幸强在谒陵仪式后，拾级而下时对记者表示：“此次活动，将两岸退役的将领联系在一起，让大家联谊感情。由于两岸退役将领的交流，可以引申到未来两岸现役军人也未尝不可进行交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对于此次两岸退役将领首次共同拜谒中山陵，黄幸强上将说：“历史是长存的，孙中山对国家有付出，人民就会对他有敬重。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过去的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是中山先生建立的民国使中华民族走向统一。如今，两岸还是一个分裂的状态，我们希望以和平的进程，完成两岸的统一，达到中山先生的初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