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以社会不安定形式逼迫制度改变对任何人都不利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0712/2397900.shtml

2010年07月12日 瞭望东方周刊

复旦教授：以社会不安定形式逼迫制度改变对任何人都不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资料图）

笔者不相信今天中国做这样的改革比30年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困难更大，那时的改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今天做这个改革不需要冒生命风险，相反，不做这样的改革，反而会冒生命风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改革确实迫在眉睫了

陆铭

通常我们讲人口红利，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从总量的角度看劳动供给，如果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如果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就会导致人口红利结束。但是，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总量，必须要把中国城乡结构考虑进来。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里面的劳动力供给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就算中国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对于城市的制造业而言，实际上还有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可以补充进来，因为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7%。在这样一个阶段，是现行的制度长期以来没有给劳动者权益充分保护，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方面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因此导致了近期多个地方的罢工事件以及加薪潮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与人口红利是否结束没有必然的联系。

太多的利润分给了资本一方，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的涨薪正在改变这一局面。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前些年开始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免费就读公立学校，最近这段时间重庆和上海纷纷宣布未来廉租房制度或公租房制度可以覆盖到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预计户籍制度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以社会不安定的形式来逼迫制度改变，这对任何人都不利。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来讲，都需要有极高的智慧来看清楚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制度原因，越早调整越好。

涨薪可以进一步发挥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加薪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对外竞争力，这需要有实证研究。如果中国的企业是处在利润微薄的状态，那么涨一分工资，相应的企业产品价格就应该有一分钱的上涨，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有利润空间，劳工工资上涨，可能只是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来分给员工而已，产品的价格其实可以不上涨。如果这样，在理论上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当然，到底是否受影响，取决于这类企业到底占有多大比重。

现在的涨薪如果使得那些仍有利润空间，但是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对中国经济可能会造成伤害。笔者希望出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未来中国可以在企业和劳工之间形成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经济学家很难正确估计每家企业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但是企业很清楚。如果企业真觉得不能再涨了，那就坐下来和劳动者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既能让企业持续发展，又可以让劳动者能接受。在微观上通过工资谈判的方式解决，远比现在单一地制定政策规定工资水平好得多。

如果在制度没有扭曲、工资水平是由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加薪，就会偏离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态，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是不利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通过城乡分割，把大量农民限制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导致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所以，城市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是由于扭曲的政策压低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扭曲了城市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导致的。如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就会过度地依赖于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对于那些基于扭曲的价格信号下发展起来的企业而言，如果接下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失去利润空间，就应该自然淘汰掉。对于不同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长期以来我们欠农民工太多了，新一代农民工不买账了，他们对于工资待遇的要求、对于未来的憧憬都不一样了，所以工资水平必须上涨，否则就会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是出现民工荒。这两种结果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恐怕比涨薪影响更大，会限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而得不到足够发展的制造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从经济持续性角度来讲，不是一个有利的结果。

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了

此轮企业加薪会对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中国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与此连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两者与近期出现的罢工潮、加薪潮都有关系。因为农民工流动人口群体的待遇，决定了中国今天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部分人群的收入状况改善，就可以使得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此轮加薪有着关键的作用。

但是，作用到底有多大，还要看接下来对这些群体的待遇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只有对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才能得到根本加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要使得这些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一个改革的思路是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现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已经有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他们也不会回去了，但是他们的收入比较低，没有户籍，也没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覆盖不到他们。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工家乡的宅基地已经没有用了，不能创造任何价值。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缺的就是建设用地指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一个改革，让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永远不准备回老家的农民，把家乡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沿海来用，沿海可以拿这个指标更多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建设用地。

同时，这些农民工在家乡的宅基地可以复耕，变成耕地。这样做的话，从全国耕地总量保护的角度来讲，耕地并没有减少，相当于农民工的家乡增加了耕地，沿海减少了耕地。农民工在放弃了家乡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后，在城市中得到的是一揽子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居民。沿海地区增加了建设用地指标，得到了发展空间，可以增加沿海地区土地供给，对于打压房价和地价也有好处。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困难重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推进改革，困难更大。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却融入不了，形成的种种社会矛盾，会导致社会的犯罪率提升，整个社会安保费用增加。

现在很多人在讲农民工进城没有房子住，政府没钱造廉租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算一笔简单的账，中国现在的内保费用总额是一年5100亿人民币，农民工数量至多有2个亿，我们把这 5100亿的内保费用拿出一半来，平摊到一个农民工身上是1250元，一个三口之家一年接近4000元，这4000块钱如果用来提供廉租房的话，一个月 400块钱的租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更不用说笔者提到的土地和户籍联动改革方案，可以做大蛋糕。因为如果把农村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上海这样的地方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一笔土地增值，土地上面开发的企业还会为政府创造源源不断的税收。

这需要解放思想，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让农民工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在哪里。笔者不相信今天中国做这样的改革比30年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困难更大，那时的改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今天做这个改革不需要冒生命风险，相反，不做这样的改革，反而会冒生命风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改革确实迫在眉睫了。

加薪会加速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现在出口太多，内需相对不足，原因就在于，城市化过程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但没有同步提高消费能力。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研究，比较了在城市内有户籍和没有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发现那些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也就是说，农民工钱多了后不是消费掉，而是存起来，或者是汇回老家，因为他们的未来在农村，没有必要在城市花钱。但如果他们融入到城市中，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会发生变化。这对于中国未来提高内需和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非常有好处。

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企业加薪是建立在结构调整和制度调整的基础上，可以使中国经济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不管是从城市化过程的推进，还是中国经济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向增加内需，还是促进社会和谐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角度来讲，近期的企业加薪事件都是一个拐点。中国今天的情况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很像，美国当时也是劳资矛盾特别突出，像矿难这样的事情也是频频发生。后来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恰恰是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加强劳工权益保护、公平就业法等制度和结构调整的时候，结果美国没有衰退，相反却获得了持续的繁荣。

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与美国当年非常像，调整好了，中国可以闯过去，调整不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到底是要社会动荡，付出血的代价，还是做出调整，让社会走向和谐发展。

（本文系中国金融40人论坛采访文章，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内容有删节。） ▲◆★●■☆


精英人才流失警醒中国 民众不安全感在增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9918

  文章提供 于 2010-7-12  

　　精英移民与一个国家的成长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 ——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 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 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 ——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

　　我为什么想移民

　　吴佳川 张皓雯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有一次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感慨，让我非常有感触，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 “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个集体中。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我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争夺精英人才：新加坡魅力何在？

　　在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

　　2008年11月，巩俐在新加坡宏茂桥一个民众俱乐部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后，李连杰在新加坡购置豪宅的新闻见诸报端。由于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所以媒体推测李连杰已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今年初在新加坡生下女儿的赵薇，也被爆出已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对于影视明星纷纷移民海外，并选择加入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人至今仍感到纳闷。尤其对于巩俐、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想去哪儿不是易如反掌？他们为何看上新加坡？


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

　　成功人士的家园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个首映礼上，李连杰向媒体透露他入籍新加坡的原因：“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后来在国内也住了几年，之前还去过澳大利亚和瑞士，但最后落户新加坡，只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他们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地方。”

　　比李连杰更早移民狮城的量子基金前合伙人、美国传奇投资大师罗杰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其实，若单纯为了学习双语，新加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单就繁荣和舒适而言，新加坡也未必会超过上海、北京或香港。这里市场相对狭小、商业环境成熟，并不是一个寻求“暴发”的好地方。但一位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告诉我，新加坡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却是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所不能比的。“如果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新加坡就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赚钱可以去‘乐园’，但家庭和子女却始终是需要安顿在‘家园’里的。”

　　政府着力控制贫富差距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控制贫富差距，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同时不遗余力地打造了独特的“劳、资、政”三方的和谐关系。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长期以来都由内阁的资深部长担任，任何关于员工薪金与福利，包括对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政府都会主动寻求职总和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意见。

　　新加坡社会安定的另一基石，是其对“居者有其屋”的完美实现。无法想像，人口密集、国土狭小的新加坡，竟是世界上国民拥有房产比例最高的国家。而“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的关键，是政府设立“建屋局”统一为国民规划、设计、建造“组屋”，满足了绝大多数国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住政府组屋的人口占新加坡国民近85%。房价被控制在合理水平，连最低收入阶层都能拥有住房。新加坡文史学者韩山元说：有人以为新加坡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是靠严刑峻法，但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居者有其屋”。

　　社会公平“不玩虚的”

　　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比如巩俐宣誓入籍，她在民众俱乐部与100多位新公民一起出席宣誓仪式，从国会议员手上接过公民身份证，期间没有受到丝毫的特殊待遇。

　　有人说，新加坡人喜欢“投诉”。这种类似于国内“上访”的行为，在新加坡很常见。这里的部长都必须是民选的国会议员，而所有议员每周须定期接见选民。所以在新加坡，想把什么问题直接投诉到部长那里，并非什么难事。而投诉渠道的畅通无疑导致了可投诉事件的减少。求见议员的案例中，反而以寻求帮助者居多了。

　　新加坡并非没有超级富豪。但新加坡的制度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这里不允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所以很多人对官员的高薪不表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所有收入都放在台面上，是受到监督和认可的，那么高薪本身并不会造成不公平。

　　而新加坡的成功商人，也大都秉持了移民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这里的富商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林清如就曾谈到：社会记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事！

　　吸引人才未雨绸缪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有著名的欢迎外来人才的政策。尤其是新加坡正日益面对人口萎缩、老龄化的挑战，因此必须持续吸引移民，来填补本地人口。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意识到，世界各国都在极力争取外来人才，新加坡的人才也成为各国“挖角”的对象。因此，在继续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

　　最近，基于“公民优先”的原则，新加坡消减了永久居民原有的一些福利，引发新加坡是否不再欢迎外来移民的忧虑。对此，政府高官多次出面强调，没有这样的意图。

　　事实上，消减永久居民福利，是为了拉开公民与永久居民的待遇差距，以便促使更多永久居民选择入籍，而不是长期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对于入籍后的公民，新加坡强调的是“一视同仁、不分先后”。可见， “公民优先”并非是要排斥移民，其真正目的是要加强国民认同和凝聚力，以应对未来全球化的人才争夺战。

　　人才出走让津巴布韦沦为 “失败国家”

　　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

　　哪个国家人才流失问题最严重？在美刊《外交政策》新近出版的全球“失败国家”排行榜上，津巴布韦位列“人才流失”指标榜首。

　　据统计，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出走”人群涵盖教授、医生、工程

　　师、律师，以及记者等多种职业。连年来饱受政治动荡不安与严重经济危机的津巴布韦，成为了全球人才流失问题的“重灾区”。

　　中小学教师缺额高达30%

　　迄今为止，津巴布韦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关于该国人才流失的确切数字。但有人估计，从2000年津政府实行“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全国有300 多万人口移居海外，其中包括大量的专业人士。首都哈拉雷“科学与工业研究发展中心”2003年所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个仅有1200万人口的非洲小国，专业技术人才移居国外的数量超过50万。流失人才绝大多数获得了学士以上学位，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占20%，博士学位的占5%。

　　遭受人才流失打击最严重的，在津国内当属教育部门。据津巴布韦教师协会估计，到2008年，该国至少有7万名教师流落他乡，截至目前，津中小学校教师缺额仍高达30%以上。国内最高学府津巴布韦大学副校长尼古拉无奈地表示，由于讲师以上员工不足原先的一半，致使许多学位计划不得不中途停止。

　　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人才流失直接影响到了津巴布韦未来的人才培养。而人才匮乏不只体现在教育部门，在采矿业，过去10年里专业人才损失了三分之一；在医疗卫生领域，人才流失使其几乎陷于完全瘫痪状态。令津巴布韦人记忆犹新的是，当2008年那场历时10个月的霍乱突然爆发时，当地医疗部门却因为人力不足而束手无策，最终霍乱夺去了4000多条生命。

　　移民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津巴布韦曾经是非洲大陆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教育普及率高达90%以上。所有移民途径中，高中毕业参加英、美和南非等发达地区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是较为容易的渠道。

　　近几年来，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困难，津巴布韦人大量涌入邻国南非和博茨瓦纳。在国内无法养家糊口的不少专业人才，到邻国后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苦力。 “2004年，我哥哥让我来南非，说这里工作机会多。”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劳伦斯这样解释移民原因。

　　有分析认为，津国内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党派政治争斗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困难。如果津联合政府能够保持政局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人才流失很快就能出现逆转。

　　目前，津联合政府废除一文不值的本币津元，推行以美元、兰特为主多种外币同时流通的币制，使国内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据津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国内人才匮乏的总体状况正在出现改善的势头。

　　印度也在担忧人才外流

　　来自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才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现象日益普遍。人才流失——同时也是作为全球外包大国的印度面临的尴尬。

　　在澳大利亚，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让印度移民成为焦点：15年内，澳大利亚本地出生的人口将成为少数群体，而以印度为代表的移民群体在澳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显著上升。预计到2025年，来自印度的移民将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社群。

　　人才外流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曾表示：印度软件业至2008年将需要220万名软件技术人员和160万名硬件技术人员，但按照目前的人才流失速度，未来十年内，仅IT业，印度人才缺口就将达到一百万。

　　虽然印度政府早就投资创建了“科学人才库”，负责接纳愿意回国工作的海外印度人。但与美欧发达国家提供的优厚条件相比，印度在工资水平、工作和科研环境方面相差甚远。

　　为建立本国高级人才库，印度政府业已决心通过向外资开放本国高等教育体系来培养更多人才。但对学业出色的印度学生而言，是耶鲁大学新德里分校更有号召力，还是耶鲁大学美国校区更有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

　　专家视点：要给所有公民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嘉宾】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

　　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在增强

　　《国际先驱导报》：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第三拨以精英为代表的移民高潮已经形成。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移民的“精英”，是怎样一个群体？

　　于建嵘：“第三拨移民潮”的形成，表明社会的不安定感增强了。现在移民的精英，主要是指“经济精英”的移民。文化精英移民的也有，但他们也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而整体来看，有钱的经济精英移民的情况比较明显，他们对自己财富的稳定性有一些顾虑。

　　Q：他们出国为了寻求一种稳定感？

　　A：出国本身虽然可能不稳定，但主要是对自己的财富比较放心，尤其是一些因权力而获得财富的官员。他们利用权力寻租更感到不安全，怕被清算。而其他的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他们对财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越强，就越想移民。

　　Q：但移民的心理不光是“精英”有，现在很多普通民众也会说“有钱就移民”之类的话，这说明了什么？

　　A：我的一些朋友，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这说明，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对财富、对生活各方面都觉得不够安全。这种想法不光是对有钱移民的认同，而且是一种对自己没有能力移民的失落。

　　主要是财富和身份的流失

　　Q：这样的移民潮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A：不管是从中国的人才结构还是资金的角度来看，移民潮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因为移民潮引发的对人才流失的忧思会使民众广泛关注到这一问题，我们会检讨这一问题，以此推动改革有关制度层面上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所以移民问题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Q：6月初，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您觉得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A：要实现这一目标比较困难。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这一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生活考虑。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很多移民的精英并不是就此离开了祖国，他们把财富转移到国外，获取另一种身份后，又回国继续国内的事业。当然，也有很多演艺明星通过移民来获得工作上的便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人才流失的角度看待精英移民。人才并没有流失，他们只是财富和身份“流失”到国外了。

　　整个社会都要“守规矩”

　　Q：他们觉得未来没有保障，那该怎样提供给大家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呢？

　　A：主要是要“学规矩”。因为不懂规矩，整个社会不遵守规矩，所以人们对未来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提倡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增加确定性。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成为美国人，即便他出事之后，他还受美国法律的保护，中美之间要处理此事还需要司法互助。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法制建设搞好，这样才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觉有保障，能够安心。

　　Q：您觉得未来10年这拨移民潮的趋势会有减弱吗？

　　A：这个很难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平等化和不稳定时，有能力的人就一定会往外走。

　　Q：可能有钱人对财富的合法性和安全感特别敏感，但对其他想移民的中国民众而言，除了法制建设，还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安心？

　　A：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感是十分重要的。要给所有人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完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民众有一种患不均的心理。特别是当代一些富翁有一些原罪，他们面对这种民众心理和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度，就会更敏感。

　　Q：有专家建议在留住人才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海外精英团队。

　　A：国外的经验当然可以学习。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要认清楚两点，中国新的移民和以往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中国移民和国外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我一直强调“法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有健全的法制，人们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哪里会受到约束。没有法制的国家，悲哀就在于人们犯了错，还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如果抛开这一关键点，光去谈怎么吸引创业资金就是徒劳的。因为都感觉不到安全了，还能留得长久吗？
　

　　内地富人移民海外扫描：精英与财富流失

　　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内地富人移民海外扫描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在哪里？

　　刘青山在参加那次推介会前对它一无所知。面对着一张印制着旖旎海滨风光的邀请函，他在世界地图上查了五分钟，才找到这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

　　48岁的刘青山在上海市郊拥有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雇员200多人，个人资产数亿。当他带着将信将疑的想法进入那个推介会现场时，才发现和他拥有相似想法的人实在不少。一个容量300人的会议室中人头攒动，座位边的走道上摆满了各式别墅的易拉宝广告，价格都在70万美元左右。只要买上这样一幢海滨别墅(移民的投资下限是35万美元)，再走一下例行的申请、体检和评估手续，他就可以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公民身份。这个身份可以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一、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是英联邦国家，其护照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免签；二、那儿是避税天堂，对于外国迁入居民免征各种税收。

　　移民，是刘青山多年来的打算。现在，他准备让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了。

　　移民理由一：子女教育

　　比起刘青山，老李已经先行一步。他在去年底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

　　现年44岁的老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十岁。他从建筑业白手起家，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干，苦心经营，现在资产在3亿元以上。两年前，他先将 17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几次往返，亲历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加拿大的政策很好。只要拥有了身份，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本土人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这样做实际上很划算。”

　　而身为国企高管的骆军也已经让一家三口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女儿已经在新加坡上幼儿园，未来母女二人可能会加入新加坡国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女儿能够获得国际教育，我们不想让女儿在国内受教育。”骆军说。

　　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旭根据自己的从业经验，认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外加让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因为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移民理由二：寻找安全感

　　除了子女教育，让老李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而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后，当时全国出现了包括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来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等原因，再次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目前而言，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毕竟还是少数，只是最近这种潮流比较明显，这也跟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有关。”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说。 移民理由三：新的生活方式

　　比起上海灰蓝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刘青山自然更向往在加勒比海海滩休闲式的生活。那儿没有尾气污染，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拥挤的人群。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刘青山个子不高，语速很快，浑身上下给人一种紧绷的感觉。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国富豪的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都移民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现在富二代起来之后。他们更多地会考虑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不想像以前那么忙碌的去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我想和这些都有关系。”

　　精英与财富流失

　　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

　　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但可知的是，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但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他们希望用国外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在国外，他们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低的。”李旭说。

　　“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我们应该先把心留住，才能把富人留住，才能把财富留住。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让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公平。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所以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变公平，让不安全变得安全。”吴晓波说。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出台新的官员财产收入与申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9919

    2010-7-12  中国出台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同时，他们的隐形收入引人注目。不过，最新统计也显示，中国高级领导人以及政府公务员的薪酬，相对其他许多国家又很低。如何改革政府公务员薪酬？在中国建立官僚体制，还是公益性和服务型政府？对此，学者们发表了不同意见。

　　国家领导人工资与GDP

　　中国公布官员申报财产新规定之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表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工资，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GDP关系的统计报告。

　　统计显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工资，约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依据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学人杂志资料编纂的统计显示，胡锦涛的年工资为一万零六百三十三美元。按照目前汇率，折合约七万两千多元人民币。这一比例几乎位于统计表最底端。

　　相比之下，肯尼亚总统的工资是该国人均GDP的240 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为GDP的40倍，香港特首工资为GDP的11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工资为美国人均GDP的8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和执行院长阎雨说：“中国的工资制度如从标准上来定，在国际上比较低。像我们国家总书记胡锦涛先生的工资，一年只有一万零六百美金，相当于我们人均GDP的两倍，这在国际上非常低，不要说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匹配，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薪水制度也不算高。”

　　公务员的隐形收入

　　上述比较只是一种相对比较，中国的公务员之所以依然是许多人极力向往的行业，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员制度，为当官者乃至公务员，可能带来许多无形好处。阎雨教授说：“这么低的薪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想做公务员，从事领导工作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公务员工资)标准制定脱离了实际，造成了体制内不足，体制外补。这是我们很多腐败问题的因素之一。”

　　公务员的“内补’

　　报道援引《南方周末》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在北京西直门地区，有政府公务员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便可从内部购得那里的住房。

　　‘高薪养廉’？

　　陈永苗是“后改革思想网”总编辑，他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地位尴尬，低于经商成功人士和许多国家同类人员之间，中国公务员一定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薪酬又高于广大工薪阶层。他说，提高公务员薪资，实行“高薪养廉”，似乎可以抑制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不过，中国庞大的政府公务员体系，又使这一思路可能行不通。陈永苗说：“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处在一种单立(状态)之中，处在与民众对比，和与西方，或者富人奢侈生活标准的对比当中。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公务员数量比较小，实行‘高薪养廉’还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不过，中国很大的一个难处在于，公务员的数量太大啦！现在中国公务员工资已占财政百分之四十四，如果再给他们加薪，可能占到百分之八十八，那还了得？”

　　陈永苗说，再给公务员加薪，取之于民的庞大政府财政，还能有多少剩余还利于民？中国民怨可能会进一步沸腾。

　　两点意见：加低不加高

　　改革中国政府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出路在哪里？陈永苗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中低层公务员的工资应该提高，高层的宁可不给他工资，或者低工资；干到部级，没几个人能干到部级，而且干到部级，他本人也不缺钱了，你给他高工资干什么用啊？越干越高，工资应越低，下面公务员向上升迁，往上爬的欲望也减小了。”

　　建立公益性官员制度

　　北京大学教授阎雨则强调，中国公务员薪资同地方经济状况和环境挂钩的同时，要录用那些具有社会公益心的人士：“我们这个国家，东西部的差距，南北的差距很大，政府工资制度应该区别对待。第二，政府官员应该是一些热衷于公共事业，真正想有所作为的人参与其中，而不是找一些政客，或者搞一些裙带关系进来，要公平竞争。”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新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申报个人事项有关规定》具有积极意义，问题是能否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官吏任用和待遇制度的深层改革，走建立公益性，服务型政府之路，不要沿袭中国传统官吏制度，构建庞大而沉重的官僚体系。来源: v o a▲◆★●■☆


美巨舰编队悄悄合围伊朗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24524/c108

    2010/07/12：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史上最严厉”的单方面制裁伊朗法案，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伊朗加紧施压。而近日，美国和以色列媒体又纷纷猜测，美国正向伊朗近海增派海军部队，对其施加军事压力。尤其是大型两栖攻击舰和航母编队已经完成了针对性部署，对伊朗形成“合围之势”。

　　两栖舰队“一石二鸟”

　　据保守派媒体《美国日报》网站7月5日披露，目前，美国已经在伊朗周边海域部署了包括航母、大型两栖攻击舰在内的多支舰队，上万名海军士兵和陆战队员已经就位，对伊朗形成了海上合围。

　　消息称，一个美国海军“准航母战斗群”已经抵近伊朗近海。该舰队包括3艘大型战舰，其中“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拿骚”号(LHA-4)不仅可搭载 3000海军陆战队士兵实施登陆作战，其长甲板还可供6架AV-HB“海鹞”攻击机起降。此外，在4架AH-1W “超级眼镜蛇”舰载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拿骚”号上的12架CH-46“海骑士”和 CH-53 “海种马”直升机可向目标区域快速投送部队。而编队中的“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运输舰“梅萨·维德”号(LPD 19)也可搭载800名陆战队员，另一艘“惠德贝岛”级两栖船坞登陆舰“阿什兰”号(LSD 48)则可搭载400名陆战队员和102名可渗透敌后进行特种战的突击队员。如果消息属实，这3艘大型战舰堪称两栖突击登陆战的“豪华阵容”。

　　虽然公开报道显示，这支美国两栖舰队目前最感兴趣的还是收拾索马里海盗，但以色列戴伯卡情报网认为，部署强大的两栖舰队是美国政府近几个月加强“波斯湾 -红海-印度洋”区域军事存在的直接体现。另有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大型两栖舰自持力强，可装备小型巡逻艇和直升机，控制大面积海域，适用于反海盗任务;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像以色列媒体分析的那样“暗渡陈仓”对伊朗形成威慑。

　　航母编队要与以军联手

　　除了庞大的两栖舰队，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似乎也在“剑指伊朗”。据美国合众国际社6月30日报道，以色列媒体暗示，“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后，同以色列进行了秘而不宣的联防反导军事演习。

　　以色列媒体还宣称，“杜鲁门”号上的60架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在内盖夫沙漠内的以色列空军基地进行了模拟轰炸演练。另据以色列戴伯卡情报网分析称，下辖12艘军舰的美国海军“杜鲁门”航母战斗群正在阿拉伯海游弋，紧盯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最大海军基地——恰赫巴哈尔港，因为该基地中部署有大批伊朗特种作战部队。

　　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动作，美国《科罗拉多日报》7月1日刊文指出，虽然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罗纳德·伯吉斯今年年初就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伊朗进入了拥核的最后阶段”，但美国和以色列高层还是想在伊朗造出核弹之前，展示军事力量威慑伊朗。只是这种炫耀武力的方式很可能引发伊方误判，进而直接导致冲突， “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必须明确认识到这一后果”。

　　美伊斗法都不示弱

　　针对美国最近的军事动作，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月4日披露，伊朗海军司令哈比布拉·赛义里已经表示，“伊朗海军的使命不仅仅局限于战时作战，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巡航，通过空中、海上和水下各种方式监控和跟踪任何外国力量的行动。”

　　另据伊朗电视台新闻网7月5日披露，伊朗地面战部队指挥官埃米尔·帕乌德斯坦称，“伊朗对国产先进导弹的性能非常自信，它们能命中任何目标。”他强调，伊朗导弹的精度已经得到大幅提升。伊朗军队和政府官员都曾警告说，伊朗一旦遭到美国或以色列的袭击，就会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32个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及美以在全球的利益作为攻击目标，并且还会关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

　　有分析指出，美国加强在伊朗周边海域的军事力量，就是想对其造成军事压力，配合经济制裁，迫使其弃核。但是伊朗方面从目前看很难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并可能依靠远程导弹战、海上封锁战加以反制。尤其是美国已经通过单方面制裁伊朗法案，如果再向其施加军事压力，势必引发伊朗更为激烈的反弹，不利于伊朗核问题的政治解决。▲◆★●■☆


中国领导人更新 更稳定并趋制度化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3/cnpol100713.shtml

（2010-07-13） ● 周殊钦

慧眼中国环球论坛

　　在内阁资政李光耀看来，世界关注的中国领导人的更新已逐渐趋向制度化，也更可能以平稳方式进行，因此他不认为这个大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新在近期内会出现问题。　

　　李资政昨晚在首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以两位中国下一代接班人，即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选拔任用过程为例，指出当局似乎趋向接受取得共识凌驾于其他方式的作法，以处理领导层更新的问题。而这将有助于使领导层交接过程更为稳定。

　　“如果你细读一些评论，就会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较倾向同是来自‘团派’的李克强，但内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更多领导人意属习近平，因此他大方地接受这一结果，而李克强也接受了第二的位置。”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肯定有意维持它的执政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表现出本身是个团结，能做出成绩的组织。因此，预计它以协商共识的方式去选拔下一代领导层的作法将会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

　　基于这种种考虑，按李资政的观察，同中国早期的领导人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当年的交接情况相比，这个世界大国下来的政治更新过程将会更稳定，并趋向制度化。

　　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是由李资政担任赞助人的“通商中国”组织所举办。资政昨晚应邀同500名来自各界的与会者进行约一小时对话，在主持人新加坡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华文报／报章服务）胡以晨的穿针引线下，以华英双语针对中国本身不同方面的问题，以及它同新加坡、美国、日本及韩国的双边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

　　谈到中国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李资政认为贫富差距、满足年轻人抱负等问题挑战不小之外，更对胡锦涛曾指出贪腐问题最为严重的说法表示同意。他指出这个几千年来就存在的贪污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因为它如不整肃贪风败行，民众将逐渐对它失去信心，而这将制造出其他艰巨问题。

　　不过他对中国的领导层无论是个人的素质，还是整体研判国际格局与国内局势的能力，都深具信心。

　　据他观察，中国本就能人辈出，在他多年来访问中国同中央到省、市级的领导人接触时，都意识到各级领导人的能力勿庸置疑。而且，这个国家当前选拔人才的方式就如古代的科举制度，层层筛选，以遴选最优秀的人才。

　　询及在中国年轻一代尤为明显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是否对这个正在世界目光下崛起的国家形成影响，李资政认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层清楚知道在国家目前的综合实力仍难与美国一较高下之前，采取过于高调，偏离之前“韬光养晦”的策略，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利益。

　　然而，他认为中国在二三十年后，当它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科技实力也日渐追近时，要求同后者“平起平坐”就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反应。

　　那么届时中国是否会发展出另一套可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提并论的东方民主制度？

　　对此，李资政笑说，要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东方民主制度肯定不行。因为根据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准，它要求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每隔四五年政府举行选举，这对制度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来说并不实际。

　　“如果它有选举，这个国家这么大，拥有13亿人口，它一定要好好地检查每一个候选人的背景。它无法实行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

　　不过，他认为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推动民主化，可以为共产党内的重要职位举行选举开始，由三四名可靠的候选人竞选，进而使干部也注意到争取民意支持的重要。▲◆★●■☆


美韩黄海军演欲封堵中国在第一岛链内
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7-13/1546600474.html

    中新网7月13日电 13日，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在接受人民网采访，分析美韩计划中的黄海联合军演。他认为，这次军演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拿朝鲜说事，实际上是想把中国封堵在第一岛链之内。

　　罗援表示，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海洋性的大国，必须冲出第一岛链，而美国在黄海第一岛链设置封锁线，实际上是想把中国围堵在内。

　　美韩这次军演虽然是在公海，但是离北京只有500公里。美方一直表示他们没有违反国际法，对此，罗援指出，即便是公海，也离中国的领海太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他特别提到，连日本媒体都说“黄海是中国一个不可触动的敏感地区”，“美国也应该明白”。

　　罗援还特别分析了美国准备派来参加军演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他指出，该航母的舰载飞机是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作战半径是1065公里。另外，它有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电子战飞机带有电子吊舱，目的是干扰和破坏敌方的陆基、舰载、机载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以及预警、监视和火控雷达，威力很大。此外，“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还载有E-2C“鹰眼”预警机，可以同时追踪2000个目标，而且可以对其中的 40个目标实行拦截。

　　此外，该航母的雷达可以探测270公里之内的巡航导弹和556公里之内的飞机。它和北京只有500公里的距离。航母编队不光是航空母舰一个作战平台，它还有很多舰载机，还有一些辅助舰艇。把这些加起来，一个航母编队就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辽东半岛地区，最远可以探测到兰州。

　　另外，舰载机上还有S-3B“海盗”反潜飞机，载有反潜深水炸弹、集束炸弹，还带有60枚声呐漂浮，反潜能力很强。从航空母舰的这些武器配备上来看，它有很强的侦查预警能力和很强的打击能力。这个“确确实实对我们还是构成了威胁的”。

　　13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元泰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美联合军演实施的具体时间、地点、规模尚未确定。按原计划，昨天或今天能作出决定，但大约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来考虑。”罗援也谈到，原来的计划是在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就搞联合军演，然后推到了6月底，现在又推到7月份，7月份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最后敲定。

　　对此，他认为，美方把航母作为一张牌在打，在释放这么一个“政治气球”，试探一下中国的底线和态度。中国马上表示出强烈的反对的态度，也引起了他们的考虑。但他认为，7月9号“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了横须贺基地，它还是要到黄海地区参加联合军演。

　　不过，罗援指出，在中国的压力之下，美方动向有几种可能：一是置若罔闻，不把中国说的话当回事。二是时间可能还再往后推一下，地点可能避开一些敏感的地区，再往南靠一靠。三是航空母舰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要有所考虑，甚至可能要发表一个声明，比如说这次演习是防御性的，主要是威慑朝鲜，不对中国构成威胁。通过外交辞令给出一个说法。▲◆★●■☆


朝鲜称将彻查天安号事件 竭力实现半岛无核化
http://news.sina.com.cn/w/2010-07-13/19482067046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13日  新华网

　　新华网平壤7月13日电 (记者高浩荣 赵展) 朝鲜中央通讯社13日发表评论说，朝鲜将彻底查明“天安”号事件的真相，并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而竭尽一切努力。

　　评论说，不久前联合国安理会就“天安”号事件发表的主席声明表明，韩国“天安”号舰艇沉没事件“并非朝鲜所为”。这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必然结果”，同时证明朝鲜提出的该事件应在朝韩之间解决的立场是“正确的”。

　　评论认为，韩美现在把安理会主席声明宣称为“自己的胜利”，不过是“为了挽回自己的脸面”而已。评论说，安理会主席声明“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朝鲜将根据这一精神，竭尽一切努力查明“天安”号事件的真相，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

　　联合国安理会9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这一声明提及韩国的联合调查结果，也提及朝鲜表示与此事件无关。在安理会主席声明发表后，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0日在平壤发表谈话说，这一主席声明证明美韩企图陷害朝鲜的图谋“极其愚蠢”。发言人同时表示，“天安”号事件再次提醒人们朝鲜半岛现行停战体制的“危险性”和建立和平体制的“紧迫性”。他表示，朝鲜“将进行始终一贯的努力，以期通过平等的六方会谈缔结和平协定和实现半岛无核化”。

　　韩国“天安”号警戒舰3月26日晚在韩国西部海域因发生爆炸而沉没，舰上104名官兵中仅有58人生还。韩国“天安”号军民联合调查团5月20 日公布的正式调查结果称，“天安”号警戒舰是遭受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的。朝鲜对此予以坚决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