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还有多少个舟曲在潜伏？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125

    2010-8-15： 近日，发生在中国甘肃省舟曲县的泥石流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截至北京时间14日16时，这场天灾已经造成1248人遇难，496人失踪，各项损失超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该县所遭受到的损失。

　　舟曲灾难的成因，官方和专家虽已作出解释——主要是降雨量在短期内太大，以及这一地区的山体结构两年前已受汶川地震的影响，而有所松动。这不禁让人提出疑问：中国还有多少个地方像舟曲这样，处于不安全中？据相关机构透露，截至2009年大陆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 其中，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威胁人口700万，威胁财产840亿元。这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1.6万个与舟曲类似的“隐形炸弹”，分别 “埋”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份。

　　如何避免这些“隐形炸弹”爆炸，重蹈舟曲的悲剧，无疑是当下最值得探讨的问题。都说“地质灾害防不胜防”，不过，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做好前期的预测、防范工作，人类完全有能力减少一些重大天灾造成的损失、减少无辜生命的伤亡。

　　预防工作的第一步是需要摸清国家地质状况的家底。以中国目前在地质方面的资金、人员配备，目前仅能排查1640个县基本的地质灾害隐患。并且，有些排查仅仅是用卷尺做简单测量，精度、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有专家透露，虽然自1999年以来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但至今仍没有完全摸清整个版图的脾性。

　　而地质环境基础调查的薄弱直接导致很多地方对地质灾难缺少防范或防范时没对准“焦点”，酿成大祸。如今年6月的四川康定山体滑坡，当地严密监控着有暴发泥石流可能的河沟，却未料到沟对岸山坡100米高处，发生高位滑坡。而重庆武隆滑坡尽管在历史上曾两次发生滑坡，但地质专家把防范重点定成了崩塌，结果导致2009年当地又发生了第三次滑坡惨剧。

　　实现了精确排查，灾害预防还应重视群测群防机制。考虑到财力不足以及地质专业才人匮乏，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推行“群测群防”，充分发动广大民众的力量。时至今日，这个看似简单的“笨办法”、“土办法” 却在多次重大灾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连一向在灾害防范方面走在前列的日本人也叹服不已。

　　1975 年的辽宁海城地震就是“群测群防”的经典案例。当时，地震专家将辽南作为地震重点监视地区，而当地大量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民众将动物异常、井水异常等地震前兆信息及时汇总、上报，帮助地震专家做出了准确预测。地震当日，辽宁省南部的百余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在这场7.3级地震中，伤亡极小，创造了一个“奇迹”。

　　“群测群防”虽是落后技术条件下的产物、而且人力成本较高，今天基本很难做到，但偏信科技、缺乏对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缺乏对重大气象变化和灾难预防知识的宣传推广，民众的防范意识严重不足等却成了今天一些地方的“通病”。今年6月贵州关岭突发特大山体滑坡，当地民众最初发现山上落石但未引起足够重视，最终酿成大祸。

　　此外，一些“灾害高发地”的搬迁问题也不容忽视。以舟曲为例，作为“亚洲第一大泄流坡”，这里是滑坡、泥石流强烈发育区，历史上曾数次爆发泥石流。连专家也承认，“除了搬走，没有别的好办法。”但考虑到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搬迁成本、安置费用，舟曲县只能作罢。类似的情况还有四川的北川县。这个在汶川大地震中饱尝伤痛的县城曾三次动了搬迁念头，均因阻力重重宣告流产。直到灾难发生后，县城成为一片废墟，才不得不迁址。在对待“灾害高发地”的搬迁问题上，当局能否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值得关注。

　　灾害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有人说，汶川地震使中国在抗震经验、地震预防及相关普及教育方面突飞猛进，而舟曲一定也会使中国对包括泥石流在内的多种地质灾害的预防有所推进，这既是人们的美好期待，更是对当局的鞭策。来源: 侨报 ▲◆★●■☆


中储粮河南粮库涉腐败大案涉及金额数千万元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15/1955115_0.shtml

一场内外夹击的风暴正在席卷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

2010年08月15日 人民网：本报独家获悉，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及其襄城分库、安阳直属库滑县分库，相继发生多起贪污腐败案件，涉及金额数千万元——此时正值外界猛烈抨击中储粮哄抬小麦价格的当口。

6月底，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原库主任任国正、副主任姚宝山等人，涉嫌贪污、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批捕；7月底，中储粮河南分公司驻滑县的两名监管员也因受贿被当地检察院批捕。

受上述多重因素影响，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属下的一些直属库管理人员将被大范围调整。

更确切的消息称，7月22日，通过内部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对河南境内的所有中储粮直属企业骨干分子做了 “训话”，强调“大家要增强政治敏感度”，因为这 “这关系到中储粮能否继续成为国家粮食政策收购的主体”。

随着案件的逐步曝光，中储粮将再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 涉贪集团

在上述多起司法行动中，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原库主任任国正、副主任姚宝山等人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被批捕在中储粮内部震动最大。

作为老牌的大型仓储粮库，中储粮许昌直属库目前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收购库点多达171个，拥有年数百万吨的粮食收储能力，按要求每年有数十万吨的轮换粮须推向市场，掌控原粮资源实力雄厚。

任国正曾在2009年6月前任中储粮许昌直属库主任兼党委书记，姚宝山时任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两人所涉案件被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内部人士称为“许昌直属库南库区建仓腐败案 （下称建仓案）”。按照一位内部员工的说法，2006年许昌直属库南库区建仓预算原本为2000万元，但到2007年底，建仓实际投入约4000万元。当时的情况是，“仓房地坪未处理，墙面未粉刷，道路未修通，消防设施未完善等”，“多出来的不足2000万元的资金去哪里了？”

“建仓案”最先露馅是在今年3月底。3月30日，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原财务科长刘宝洲和出纳孙培红被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上百万元”。

许昌市检察院正是以此为突破口，逐步调查牵出多名包括科长以上管理人员，直至6月底，最终牵出该直属库库主任任国正和副主任姚宝山，整个涉贪集团达数十人。“姚宝山从三门峡库粮库主任的位置上被抓了回来。”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集团涉案金额达到上千万元，“相当于直属库两年的经营利润”。

8月9日，本报记者致电中储粮许昌直属库，其内部工作人员告知，任国正、姚宝山“两个人都出事了”，“被检察院抓起来了”，但具体的原因，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多说”。

◆操作空间

据了解，在中储粮许昌直属库现任主任何保省接任之前，任国正和姚宝山一直是该直属库里的实力派人物。两人在中储粮许昌直属库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都超过10年以上。2009年5月，任国正还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姚宝山本人也于2009年下半年荣升为中储粮三门峡直属库主任。

许昌市鄢陵县只乐乡河徐村村民徐立仁告诉本报记者，姚宝山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任职鄢陵县粮食局局长，1997年从粮食局长的位置上转至许昌粮库工作。熟悉其人的许昌市某县粮食局副局长说，姚宝山“今年已经五十多岁”，如果他在粮食局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他最晚至53岁就应该退休了，但由于是在中储粮直属库工作，姚可以推迟到60岁才退休。

据他描述，姚宝山“很会打算盘”，做一个县粮食局局长，虽然是公务员，但年薪不过是两三万元，做了中储粮许昌直属库的副主任，年薪就会稳拿10万元以上，还有丰厚的福利待遇，“到三门峡直属库担任库主任好处更不必说”。

事实上，能获得的好处远不止年薪和福利。

作为中储粮河南省分公司所管辖的中央储备粮库，许昌直属库尽管是个三级单位，但却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直接从事中央储备粮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及相关业务。2006年国家粮食托市政策实施以来，中储粮在各省的分公司扩展了很多粮食收储库点，有的分公司不考虑布局的合理性，在各地大量建仓以保证收购份额，方便从农发行拿到政策性贷款和粮食收购、保管补贴——而后两者是收储库利润的主要来源。

一位中储粮系统内人士解释说，中储粮分公司下面的直属库建仓，正常的步骤是，直属库先向分公司提申请，分公司方面通过考察认为合理后，会下拨给直属库建仓资金。

“一般建一个简易些的5万吨仓库，也就200多万，只要能收满粮食，不仅可以一年收回成本，还能盈利100多万。”该人士表示，而直属库在建仓过程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其中的权力很大。

尽管在小麦托市收购期间，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向每个收粮库点派驻一名监管员进行驻库监管，但监管的内容主要在于该粮库能否入市收购、收购承储多少、给多少补贴费用等，建仓过程中的资金审查并没有明显的监管主体。

按照粮食托市收购的相关规定，一公斤普通小麦的收储和保管费用是0.13元/年，一吨小麦就是130元/年，那么一个10万吨的粮库，数十名工作人员，一年仅收储保管的毛收入就高达1000多万元。

如此一来，从拨款建仓，到收粮，再到获得收购和保管补贴，粮库的资金链条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循环，循环的金额量级都在千万元以上，任何一个环节监管缺失都有可能产生可观的“资金窟窿”。

据了解，仅河南一省，今年执行小麦托市收购的粮库库点就有3561个，其中地方国有粮食企业2512个，中储粮系统480个，民营企业569个。另外，许昌市今年5月份备好粮食仓容6.7亿公斤，其中新建仓库容量达3.3亿公斤，是历史上该市建仓最多的年份。

按照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中储粮总公司在全国设立了24个分公司，拥有338个直属库。（降蕴彰 来源：经济观察报）▲◆★●■☆


解放军报提出学习外国军队
http://realtime.zaobao.com/2010/08/100815_36.shtml

（2010-08-15 综合讯）解放军报星期日表示，需要吸收外军信息文化建设经验，必须保持中国军队自身的文化特色。

　　该报称，进入21世纪，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角色。作为军事文化的最新形态，军事信息文化是军事文化中最现代、最活跃、最具革命性、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大力创新发展军事信息文化，对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完成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牵引作用。

　　报道称，军队转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转型。美军明确提出：转型始于文化，终于文化；俄军也提出，建设创新型文化，打造创新型军队。

　　影响中国军队信息化进程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大的阻力是旧的观念、习惯，是官兵的信息素质跟不上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战争中要克服的阻力主要来自敌人，建设中要克服的阻力则主要源于自我。中国不仅要看到与美国等军事强国之间在技术上的时代差，更要看到在文化理念上的时代差。只有从文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发展军事信息文化，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当代先进军事文化的基本方面分析中国军官兵的思想状况，认清问题的实质，明确前进的目标，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使全军官兵的思想认识有一个大的提高，大的转变，中国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才能大大加快。 ▲◆★●■☆



中国的“三俗”是怎样炼成的？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055

   2010-8-13： “三俗”（庸俗、低俗、媚俗）是央视最近给郭德纲的评价。如果把“靠嘲笑弱者、侮辱他人、出丑涉黄来取悦观众”作为“三俗”艺术的特征的话，郭德纲这个“三俗”帽子戴的也不冤。

　　当然该戴上这顶帽子的可不止郭德纲，赵本山、小沈阳等也是同样技法的高手。而且，“三俗”艺术深受中国观众喜爱，近年尤受中产阶层追捧，所以“三俗”的也不止是艺人。于是问题出来了：咱中国人咋就这么“三俗”呢？“三俗”又是怎样炼成的？

　　李铁：“三俗”郭德纲是文化垄断的产物

　　前段日子，一个曾在美国任教的华裔教授听我们说郭德纲很红，慕名在网上听了一些郭德纲的相声。听完告诉我她感到极其震惊，问我为何如此低俗恶劣的东西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甚至还有众多中产阶级趋之若鹜。

　　她指出了其中一些低俗相声中恶劣的价值观，其中有一个叫“凤姐家世”的段子，整篇都以污损和践踏一个相貌丑陋矮个子的女孩为乐。

　　比如说她的照片贴门上辟邪，贴床上避孕；香港回归那天，街道干部不让她出门，怕英国人看了就不给香港回归了；还有，这位丑女夜里被流氓强暴后，还满街找流氓，希望别人再给她个流氓，说这是福利；最后，她被最没人性的犯罪团伙绑票之后，还赖着和这些罪犯结婚，结果这些罪犯们宁死不从。

　　这位教授对我说，这种以侮辱人格、侮辱妇女为主题的丑陋表演，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可能受到大众追捧的。一旦有某个知名艺人搞了这种表演，肯定会招来一些妇女团体的强烈抗议，也必然不为主流社会舆论所容忍。

　　“权利”不是简单二分法。对于现代自由社会而言，选择高雅或是低俗的艺术和文化，实在是一个人的权利。任何社会都有一些低俗的文化因子存在。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充斥着这些低俗的东西，艺人们竞相低俗，最低俗者大行其道，连大众主流都加入了追逐低俗的行列，那这个社会一定是出了问题，这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素质溃败的标志。

　　在郭德纲弟子打记者事件之后，对于郭德纲事后表现出的法盲加流氓的嘴脸，舆论大都表示了厌恶，然而，在央视将郭德纲列为“三俗”典型之后，许多公众却倒向了郭德纲这一边。这确实又验证了近些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有人如此判断真伪对错：凡是 CCTV说错的，就是对的，凡是CCTV说是真的，那必然是假的。

　　不过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实在有些靠不住。被央视列为“三俗”典型的郭德纲在一些人眼里似乎立马成为了民间被压制的弱势群体的代表，似乎成了民间艺术的代言人。

　　在我看来，与其把郭德纲看成是公权力干预文化的受害者，不如说郭德纲正是长期以来公权力干预文化而产生的一个怪胎。正是因为文化事业长期受到公权力的干预和垄断，才使得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层面荒漠化、盐碱化，文化心理和欣赏品位向最低级的看齐，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土壤，郭德纲那样的“痞子”才会被当成民间力量的代表，他的“三俗”表演反而被众人追捧。

　　◆“郭三俗”们是怎样炼成的

　　在过去的一些极“左 ”的年代里，由于宣扬工农的革命文化，将文明进步所必需的礼仪、修养、优雅和品位，一以概之为虚伪、奢侈和矫揉造作的“四旧”或者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野蛮和粗鄙，社会文化品位一落千丈。

　　文化自有文化的发展规律，艺术往往有着相当专业性。而过去的“文化革命”却要从财产制度和职业定位上彻底消灭这种区分和分工，让外行领导内行。这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的欣赏品位都向最低一等看齐，社会文化必然背离文明，走向粗鄙和低俗。

　　自由、开放与多元是文化繁荣的前提，而我们过去的政治往往强调的是权威、控制和统一。政治和文化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公权力对文化的过度干预和控制，必然使文化走上单一、庸俗乃至于濒于消亡。

　　“文革”10年，浩若星海的中国艺术被彻底禁绝，只余下了8部样板戏与9个样板作品。这样的单一的文化生活使得人的精神的丰富与深度逐渐丧失，精神匮乏的人必然只会欣赏最简单的、最粗鄙的、最肉身化的东西。

　　时间一长，这样氛围下的人群已经无法欣赏复杂的交响乐，无法欣赏不温不火的戏剧，他们只能欣赏最直接刺激感官的东西，比如看男人扮女人觉得好玩；看二人转的男女调情和黄段子才觉得兴奋；看小品相声里插科打诨、嘲笑生理缺陷才觉得是逗乐。

　　在权力垄断下的文化单位里，虽然也兴办了一些严肃高雅的艺术项目，但他们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弘扬“主旋律”，而“主旋律”则几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宣传画等号，这种有悖艺术规律的东西，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同和喜爱。

　　另外，正如国企往往缺乏进取和活力一样，这些垄断的文化部门，也往往长期脱离公众的需求，成为体制的寄生虫，没有能力创作出高水平的艺术作品。

　　近一些年来，一方面是很多文化创造和传播活动依然被某些权力部门垄断，很多地方被设为禁区。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和文化机构又成了经济单位，部分被市场化。一些低俗的娱乐并不在官方的反对之列，于是乎，这类不在官方禁区内的低俗的东西往往成了很多人的挣钱舞台。一些机构和媒体为了收视率、为了多挣钱，为所欲为地迎合低级趣味，用比傻、比贱来快速吸引眼球，捞一把是一把。

　　“真高雅”处处是禁区，那么除了“伪高雅”，就只有“真低俗”适合生存了。“郭三俗”们就是这样炼成的。

　◆ 究竟靠什么“封杀”低俗

　　正是由于某些权力部门对文化的干预和垄断，才培育了低俗泛滥的土壤，现在又企图用公权力来直接封杀低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其实只要是在一个真正开放的文化市场，靠社会的力量就能让低俗的东西优胜劣汰，使其兔子尾巴长不了。

　　还是以郭德纲为例，我们不用担心没有了行政力量的强制就治不了他的无赖言行。在一个文化事业充分开放、社会机制健全的地方，他根本嚣张不起来。

　　早在2007年，郭德纲代言假药“藏秘排油”被媒体曝光，之后一直死不认错，还愤愤不平地说，干嘛不曝光别人？一副流氓加法盲的嘴脸。此次他又因为自己的别墅圈占了公用绿地，引起居民投诉。电视台记者前往公开拍门采访，被其徒弟殴打。事件曝光，郭德纲在其相声晚会上，公然指骂其邻居是“穷人”，称其徒弟为“民族英雄”，骂记者是“妓女”。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百般侮辱相貌丑陋的女性的相声段子。假如我们有一个健全的社会文化机制，即使没有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他也绝不可能这么轻松和嚣张，他将面临以下一系列制约：

　　首先，如果存在代言假药和唆使徒弟打人的行为，警方和法院会追究郭德纲的法律责任，一旦罪名成立，作为公众人物，他将面临身败名裂的风险。

　　另外，一些女性团体会组织维权，和舆论一起声讨郭德纲，要求他对其侮辱女性的言辞进行道歉，郭甚至还可能因此而被提起诉讼，罪名可能是性别歧视之类。

　　还有，与郭德纲签约的广告商有可能终止合约，或者会向他施压，逼其道歉。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商业价值会急剧下降。作为大众明星，郭德纲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曝光，而且其商业收益往往和公众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他不得不规范自己的价值观和言行。

　　除此之外，郭德纲所在的行业协会为避免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声誉遭到破坏，也会向他施压要求道歉。

　　美国的《新闻周刊》2010年7月23日刊登了一篇《The Dirtiest Man in China》的文章，直译就是“最脏的中国男人”，中国的媒体将它翻译成“最低俗的中国人”，这个人就是经常表演内容庸俗、言辞粗鄙的小品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小品明星“小沈阳”。美国的媒体点名指“小沈阳”是“最低俗的中国人”，一方面认为中国社会对性或与性有关的黄段子越来越宽容；另外一方面，在一个成熟社会，他们还是无法理解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男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表演。

　　由此可见，在一个充分竞争、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之下，低俗之风由公民社会自发调节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遏制。而用行政的手段来强行推行所谓的高雅，封杀低俗，绝非真正的解决之道，别忘了，公权力对文化的干预和垄断，往往才是低俗泛滥的根源。

　　长平：不敢嘲笑大人物，只能嘲笑小人物

　　去年底，宋祖英在纽约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据说很成功，媒体报道时不约而同地用了这样的标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后来，赵本山也去纽约演出，据说很不成功，还惹上了官司，媒体报道的宏大叙事一下子就不见了，甚至有媒体报道说这是美国华人律师借机炒作。

　　宋祖英和赵本山，每年央视春晚的铁定人选，一个都不能少。他们的确是某种民族文化的代表：一个用华丽的嗓音和空洞的内容歌唱时代，是为媚上；一个以底层百姓的无知与无奈炮制笑料，是为欺下。媚上与欺下，是春晚的永恒主题。拿他们两人在美国的表演，来探讨民族的与世界的这样的伟大主题，也不算找错了对象。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刚开始听上去还挺顺耳的，后来就越来越不知所云了，成了井底之蛙的自我辩解——仿佛那蛙在说：井底的也就是天下的。“世界的”也有好有坏，需要进行甄别，“民族的”同样如此。“民族”二字绝不是谁的护身符，正如人们发现“国际惯例”也常常成为骗子的口头禅一样。

　　看一下节目单就知道，宋祖英搬到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东西，还是内外有别的，并不就是春晚上塞给全国人民吃的年货——只在最后唱了一首《爱我中华》，但紧接着加唱了一首《美丽的美国》，算是扯平了——更多的节目，是没有任何“时代色彩”的民歌。也就是说，她给美国人带去了华丽的嗓音，却把空洞的内容留在了国内。

　　赵本山却没有这个本事。美国华人作家撰文说，赵在纽约的表演“内容庸俗，言辞粗鄙，以嘲笑生理缺陷、插科打诨为能事”。一个华山律师说，“他们的演出无聊、下流，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看来他在内容上还是坚持了春晚方向，而且还发扬光大了一下。

　　有媒体评论说，井水不犯河水，“喝自己的井水，让别人去歌颂河水吧！”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想，假如赵本山在纽约很受欢迎，这个评论肯定要说不管井水河水，最后都要百川归海。没错，这井水“来自民间、扎根大地”，却未必那么“纯净、清亮、甘甜”。嘲笑弱者和弱者自嘲，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在赵本山的身后，有着千千万万的民间艺人。但这个传统的形成，不过是千百年皇权专制下，底层民众的怯懦、无奈和扭曲而已。

　　以挖苦嘲笑别人为乐的节目，在美国不是没有，而且为数众多，那就是电视脱口秀。这些脱口秀的主持人一个个都伶牙俐齿，但是借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嘲笑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他们嘲笑的主要对象就是总统和明星，也就是有权有势者，从发音不准到智商偏低，从衣着打扮到私隐绯闻，想挖苦什么就挖苦什么，一点也不为尊者讳。他们认为，大人物的心理承受能力，显然应该比普通百姓强，更何况这也是一种民意监督呢。

　　这样的“河水”要流过来，恐怕也真是水土难服。前几天就有媒体大肆揭发某酒吧节目中“恶搞”领袖，有关部门迅速叫停，但是多少酒吧每天都在“恶搞”小人物，大家就习以为常。

　　熊飞骏：不能讲悲剧，只好讲喜剧

　　近几年，没有哪个影视名星的热度超过赵本山的了？他的小品收视率在今天的中国绝对高居傍首。连续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的小品总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剧目。

　　影视剧通常分喜剧和悲剧两大类。

　　小品是观众最喜闻乐见的喜剧。因为小品容易走红的缘故，近几年编剧和导演都把精力放在喜剧创作上。荧屏上收视率很高的影视剧多数为喜剧。尤其是那些拍专制帝王马屁的喜剧花样翻新，从《武则天》、《风流乾隆》到《铁齿铜牙纪绕岚》……无一例外都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声。汉武帝、武则天、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等几个给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专制魔王，经过影视喜剧的炒作，今天几乎成为离观众心灵最近的崇拜偶像？

　　近十年无疑是喜剧的丰收期。和小品喜剧的丰收相比，近十年创作的悲剧寥寥无几，有价值的悲剧则一部也没有？一个民族偏爱喜剧本来无可厚非；但一个民族创作不出有价值的悲剧则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悲哀。因为悲剧的艺术水准和收视率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理性和深度。

　　什么是悲剧？什么是喜剧？

　　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你明明知道前面是黑暗的死胡同，却无法阻止人家向黑暗前进的步伐！真正的悲剧不单是外部强加给你的苦难；还有外部强加给你苦难的时候，你用自己悲剧性格实现了这个苦难。

　　喜剧则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是把个人的局限性完整展现给人看。

　　…………

　　悲剧和喜剧谁有利于推动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我们只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和后一个十年就能得到答案。

　　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硕果累累，十亿人民吃饱了肚子，走出了饥寒交迫的噩梦；在文化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是一个进取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作是《伤痕文学》，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属于典型的悲剧。那时的影视剧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小街》这部影片直到今天我一想起仍不自禁热泪盈眶。

　　新世纪的中国是喜剧的世界，也是一个堕落的时代。十年来中华文明究竟取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步，相信各位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我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显示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悲剧而不是喜剧。因为近十年小品和喜剧主宰荧屏，国民逐渐失去了反思和自省的能力。

　　对于一个误入歧途罪恶频仍的民族来说，喜剧能起到心灵按摩的效果，让人暂时忘却罪恶的伤害。但过多的按摩让人心灵麻木，不思进取，甚至普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绑架自己的罪犯赐予“生命”的行为依赖感恩，失去了改变不合理现实战胜邪恶的勇气和动力。

　　悲剧则能给国民麻木自慰的心灵泼上冷水，激发出进取向上战胜邪恶的勇气和力量。成功的悲剧能产生灵魂深层的震撼力，使观众的心灵得到净化，在痛定思痛反思之后牢记悲剧的教训，不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今年走红的赵本山徒弟小沈阳，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居然是：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亡来临时钱还没花完？不知大洋彼岸把全部财产捐给福利事业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听到此话后作何感想？他不可能理解这种水准的台词居然能赢得中国观众的普遍喝彩？

　　今天的中国需要震撼心灵的悲剧，是到了该“丑星”退出舞台的时候了！来源: 腾讯▲◆★●■☆


中国军界高调反美 “以牙还牙”非戏言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056

    2010-8-13：  中国有高级军事专家通过媒体称，美国在黄海搞军事演习是一种挑衅，并且指责美国政府炫耀武力、围堵中国，暗示中国将以牙还牙。

　　中国的《解放军报》8月12号刊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撰写的社论“美国武力炫耀的背后是霸道”。

　　罗援在社论中说，美军部署黄海为“执意派航母到黄海挑衅”。这显示美国“依然奉行三个主义”，即“霸权主义、舰炮主义和单边主义”。他并且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帝国主义列强崛起的”和平道路；但是面对国家尊严和军队威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绝对不是戏言”。

　　☆ 美国拉拢越南搞巧妙制衡

　　解放军少将杨毅在接受凤凰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与越南搞“急速升温”式外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不与中国“直接过招”，而是巧妙利用其他因素“进行制约”，就像冷战时期借用中国“抗衡前苏联一样”。他并且说，时过境迁之后，越南会“感到后悔”。

　　杨毅还引用巴基斯坦一名“非常高级”的官员的话，说明美国是个“过河拆桥”的主儿。他并且说，美国最近的举动反映对华政策新动向，美国借此“一方面安慰国内鹰派势力，同时试探中国反应”。

　　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叶海林的话说，中国不能允许美国把军事行为升级为中美间的一个话题，更不能让美国同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共识。

　　☆ 中国媒体受命放风炒作舆论先行

　　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彬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美国近来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媒体热炒的话题，至少在中方来说如此。这说明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媒体来传递讯息。他说：“中国媒体被政府控制是比较严的，而且黄海局势事关重大外交和军事政策，有关言论应该至少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在这么重大的政策上，象《解放军报》这类中央级报纸(刊登相关文章)是需要征求意见的。”

　　周彬说，美国即便想对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做出让中国反感的“极端举动”，也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有所顾忌的；它不可能轻举妄动。周彬说：“第一，美国在国际上需要中国很多方面的配合；第二，在经济上美国国内问题自顾不暇；第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美国则是泥足深陷。”

　　☆ 匿名学者警告北京避免骑虎难下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北京学者则通过《联合早报》反驳罗援少将的一些说法，指出美国战舰和军机经常在黄海出现，“华盛顿”号航母去年10月也到过黄海；中国政府虽然应该表示关切和反对，但是不必“夸大威胁”；中国官方不必像军方鹰派学者那样“把话说满、说死”，以免骑虎难下。

　　这名北京学者还说，美国固然存在罗援少将所说的“三个主义”，但这是由美国实力所定，而非某任总统的权限能够左右；过去几十年中，即便在中国最弱势的时期，美国也没有对中国采取“再不听话就动武”的政策。

　　☆ 中国军力异军突起 韬光养诲不再当道

　　位于澳大利亚的学者、时事评论员邱岳首博士说，希望中国不要“误读”美国，因为黄海军演动作原本祸起北韩；不过，中国军力近年犹如异军突起般的阵势也的确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安。

　　邱岳首说：“中国军费呈几何比例增长，难免引起西方国家的某种警惕；中国过去奉行的邓小平的韬光养诲政策也有所改变；而中国鹰派人士的言论无疑将加剧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都说，他们进行联合军演目的是为“天安舰”事件警告北韩。

　　美联社说，美国与越南两国海军这个星期进行的联合搜救演习也让中国敏感；后者认为这是美国推动建立“亚洲北约”、制衡中国努力的一部分。来源: v o a▲◆★●■☆


周永康说的“害群之马”指的是谁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6/62/69/1_1.html

人民网北京8月13日电：今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法制日报创刊30周年之际做客法制网，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周永康书记说：公正廉洁政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政法机关的生命线。应该说，一直以来，政法各机关高度重视公正廉洁执法，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越来越多的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都把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维护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像任长霞、宋鱼水、张章宝这样的优秀政法干警。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队伍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执法活动中，有时候还存在执法不公或不廉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政法机关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首先，要加强对队伍的教育，提高队伍的基本素质。特别是要贯彻落实锦涛同志提出的“三个至上”的要求，我们政法机关也提出了“四个在心中”来教育每一位政法干警来自觉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责任，同时对出现的这些不公正、不廉洁的个案，只要发现一件我们就认真地严肃查处，坚决清除这些害群之马，维护我们这支队伍的纯洁。

     谁是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人民群众心里有数，老百姓心里最清楚。要是给那些害群之马画像，就是：形状像土匪，行为像流氓，浑身铜臭味，一脸傲气狂，不干正经事，黑白两道忙。这些害群之马，他们穿着合法的外衣，打着执法的幌子，不为人民谋利，不给法律尊严，贪赃枉法，行自私自利之实，是一副令人憎恶的嘴脸。
 
    这些害群之马，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作用决不可低估。俗话说：“一条鱼搅和一锅腥”，有了这条“腥鱼”，好好地一锅清水被搅浑了，弄腥了，人们再也不想与之共处共享了，所以，“腥鱼”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那些违法违纪的政法干部，可与这“腥鱼”一比。
 
    周永康书记用“害群之马”比喻那些不公正、不廉洁的政法干警，形象、恰当又逼真。有了这样的害群之马，公平、公正的形象被扭曲了，威严、威信被降格了，法律被亵渎了，道德被丑化了；本应该受人民爱戴和尊重的政法队伍，被极个别的“害群之马”给搅和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

    所以，周永康书记用“认真的严肃查处，坚决清除这些害群之马”来表述，不仅态度坚决，也代表了人民的意愿，老百姓拥护。这些“害群之马”不清除，老百姓不会有安宁的日子，这些“害群之马”不清除，人们不会有尊严的生活着。“害群之马”既是政法队伍里的“祸害”，也是社会上的“公害”。

    人们期待着：认真的严肃查处，坚决清除这些害群之马！▲◆★●■☆


锐眼看误读之一：自我迷恋的“毒源”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12/1937367_0.shtml

2010年08月12日  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作者】叶海林

中国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在使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丰富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沾染上了前所未有严重的“骄”、“娇”二气。

☆ 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我们不再“谦虚”——首尔算什么？东京又怎样？连纽约巴黎都快输给咱们的北京上海了，至于罗马和莫斯科的幽远风情，算了吧！我们才不在乎呢，其实连西安和昆明都拆了重建一遍在我们看来也没什么。

我们不再“含蓄”——即使是我们在为“和平崛起”辩护的时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类的理由念上一遍，别人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在乎。

我们也不再“容忍”——谁敢批评我们，我们就算不当场翻脸，也会在国内媒体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责别人发出“反华”妄言。

别人说我们咄咄逼人动辄“展示肌肉”，我们说别人不承认我们已经崛起这一既成事实；别人说我们战略意图不透明，我们说别人搞不懂什么叫作“韬光养晦”；别人说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环境问题，我们说别人刚污染完了地球就来对我们正当的发展权利指手画脚实在虚伪……近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诚然，在中外互动中，“外面的世界”既无知有时也确实充满恶意，但我们自己真的毫无问题吗？就算我们在意图上确实毫无问题，态度上呢？我们多数情况下的态度对于我们澄清别人的误读是起积极作用还是产生消极影响呢？要消除别人故意或者无意的误读，用更高的调门回击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在面对非议非难乃至刁难时应该沉默不语或着笑脸相迎，我们应该勇于发出声音，敢于面对争执，乃至善于“以牙还牙”，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当我们面对两个从前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联手发难时，毫不含糊地回应就是我们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毒”源于自以为是的“独”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应对外界的误读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这种强硬的背后是我们在三十年高速发展后形成的对自己独特性的心理认知。悄然间，我们对自己主要成就的自信逐渐变成了对全部变化的自信，甚至是自我迷恋。

在国内，我们认为能够靠警察和拆迁队同时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相信我们的环境和资源能够无限制地为经济奇迹提供物质基础，我们甚至相信会毒得死鱼的水对人无害。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既然只有中国能在30年里创造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那就一定存在着我们现在只是还说不清道不明的 “中国模式”。

相应地，在国际舞台，我们大力宣扬中国能实现和平与崛起的并行不悖，甚至开始执拗地要别人放弃“强者必霸”的逻辑，改信我们的善意——尽管4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实现“崛起”的方式并不特殊——我们没有发明经济特区、没有创造出服务外包、没有首创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元模式，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不是我们在历史上最先提出的。今天中国赖以成功的许多东西别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我们做的“最好”罢了。而这个“最好”实际上既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环境成本上的。

我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实际支撑，而我们却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今日中国社会内含的许多“毒”实际上就是由于我们自以为的“独”造成的。

我们在心理层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相较他者并不特殊，我们不断扩展的利益也要求我们用和别人相去无几的手段进行维护。认知和现实的差距导致我们在面对质疑时更不愿意用客观的事实说明和耐心的逻辑阐释来澄清，而往往倾向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在获得心理满足感的时候失去了外在说服力。

然而，这只是“独”之“毒”的一个方面而已，很可能还不是影响最深远的方面。我们对自身独特性的迷恋正在使我们养成凡事都要走捷径的习惯。既然很多事情“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能避免曾经并在继续困扰别人的许多问题，别人为现代化而支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不付、别人不堪重负的环境成本我们可以满不在乎、别人遵循的地缘政治逻辑我们可以超脱其中、别人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的主张我们却相信我们说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相信——仅仅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解毒”需要自信，绝非自大

要治疗这种“毒”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并不独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们能做到，比如我们能修起三峡开通天路，有些事情我们也做不到，比如我们无法在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实现“保8”，我们也无法在贫富分化超越公众忍受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

归根结底，我们也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罢了。我们可以自信，却不能自大，或许面对其他地球村成员，我们有时候难免自大一点点——考虑到实力对比和发展趋势，这种“自大”或者说过于自信的基础并不全然虚妄，但我们在面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和身边的同胞乃至人类发展的规律时，却来不得任何一点自大。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承认中国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对内对外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对内不可能无条件地透支社会和自然成本，也不可能对外无条件地同时追求崛起与和平。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著作有：专著《巴基斯坦——纯洁的国度》，译著《空间战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