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的“后院”为何频频着火？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197

    2010-8-17：  近期中国周边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关键词。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如何追求？如何最大化？尤其在当今复杂国际背景下来保护国家利益？冷静地说，在国际政治舞台，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最大化。

　　“天安号”事件之后，中国的周边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感觉上似乎是一落千丈。一方面，美国来势汹汹，军事演习从朝鲜半岛、日本海、黄海一直延伸到南中国海。在中国看来，美日韩同盟似乎越来越显性化。而在冷战期间互为敌人的越南和美国也在一夜间成为准盟友。另一方面，中国也展现出积极防御的举措，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中国军方有关人士发表言辞颇为强烈的针对美国霸权的文章。

　　对大多中国人来说，这里有疑惑。其一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其二是中美关系。

　　中美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实力的国家，而东盟则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居。中国、美国和东盟的关系怎样走，就决定了今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大局，也是国际政治大局。

　　一些人开始担心，中美两大国是否会走上昔日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全方位冷战。尽管中美关系和从前的美苏关系有着结构性的不同，但人们对大国关系的变化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担忧。

　　中美两国会不会从现在的同处一个体系和相互依存，转型成为两个不同的体系并且表现为互相对立？这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说到底，在国际政治中，要合作很困难，要冲突则很容易。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不仅会两败俱伤，更会累及其它很多国家。

　　目前的紧张局势从何而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美国。很显然，如果没有美国的涉足，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出现。但美国的涉足是确实的，美国的霸权也是确实的，不管人们的主观喜好如何。从国际政治现实看，从“应当”或者道义上的层面来提出有关美国的问题可能都是错误的。人们应当提问的是“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美国会怎样做？”等问题。

　　目前的局势并非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以往历史的产物，它既可以从美国为什么要涉足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中国、美国和东盟三者的互动过程来看。中国的后院着火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只不过是现在这把火烧到了南海，导致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加以认真应付的地步。

　　很多东南亚国家和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中美和平共处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但是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就会面临靠向哪一边的问题，正如在冷战时期所发生的那样。

　　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关键词。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如何追求国家利益？如何在外交舞台上使得国家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当今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来保护国家利益？对这些问题，人们似乎仍缺少思考。一旦后院着火，人们就会出现非常的情绪。不过，冷静地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最大化。来源: 联合早报 ▲◆★●■☆
 
     
大陆对台动武“红线” 居然被美国公布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199

    2010-8-17  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今天向美国会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年度报告，其中不但将外国部队部署或外力人侵列为中国红线，且将封锁台湾海峡或禁运列为对台动武最优先选项。但报告也认为，一旦大陆认定两岸最终统一有望、且发动战争的损失大过于利益，便会推迟使用武力。

　　美国防部说，数十年来大陆坚拒宣布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也再三强调希望以美一国两制”达成两岸和平统一。报告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据以警告将对台动武的情况也有若干变化，包括台湾政治地位、解放军的能力、大陆对台湾与他国关系的感受等。

五角大楼8月16日公布了2010中国军力报告，该报告已经改名为《涉及中国的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这是报告中有关台海地区大陆导弹射程范围线，虚线是指机动式战略防空系统（主要是指解放军引进的俄制S-300/SA-20 PMU2防空导弹）的射程，红线是指CSS-7（东风-11）导弹射程，蓝线是指CSS-6(东风-15)的射程

　　这些情况，或所谓的“红线”发生时，大陆将不排除动武：

　　1、台湾正式宣告“独立”；

      2、台湾采取未明确定义的“独立”行动；

      3、台湾内部发生动荡；

      4、台湾取得核武器；

      5、无限期延迟两岸统一对谈；

      6、第三国介入台湾内政事务；

      7、第三国在台驻军；

　　报告书中还称，解放军持续提高对台采取复杂军事手段的能力。部份专家说，大陆会先以有节制的手段，警告台湾他们准备动武，在放弃欺敌的前提下，将作战能力强化至最大。

　　不过，也有另一派专家表示，大陆将舍弃审慎的准备过程，改采奇袭，以便在其他国家未及因应之前取得军事或政治解决。而若无法无法迅速解决，大陆将寻求：

　　1、阻碍美国可能的介入；

      2、上述如果失败，则设法迟滞美国介入，并寻求不对称、有限度及迅速的战争；

      3、或以作战巩固对峙僵局、并藉由拖延冲突取得政治解决；

原定今年3月1日提交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推迟到8月16日公布，该报告已经改名为《涉及中国的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这是报告中关于台海两岸军力对比表，其中三列数据分别是中国大陆、台海地区和中国台湾，表中所谓“台海地区”主要是指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和济南军区的军事力量。左侧第一栏从上到下分别是人员数量（大陆125万、台海地区40万、中国台湾13万）、集团军数量、步兵师数量、步兵旅数量、机械化步兵师数量、机械化步兵旅数量、装甲师、装甲旅、炮兵师、炮兵旅、空降师、两栖旅、坦克数量和火炮数量

　　报告并列举了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选项如下：

　　1、海洋封锁或禁运：虽然传统的封锁或禁运对台湾的冲击更大，但至少在短期内也将限制解放军的海军能力。中国军方另提供其他选项，如空中封锁、导弹攻击和布雷等，以阻挡港口作业及空运。

　　2、有限的军事作战或威吓策略：大陆可能采用种种具破坏性、惩罚性或歼灭性的有限军事手段，对台湾特定目标发动攻击，并可能合并采用明白或秘密的经济或政治运作迫使台湾就范。

　　3、空军与导弹攻击：大陆可能采用短程弹道导弹或精密攻击，毁坏台湾防空系统、通讯系统，进而减低台湾的防御能力或斗志。

　　4、两栖攻击：中国政府在其最著名的“联合登台作战计划”中，规划出倚赖后勤、海军、空军、电子战互相调节的联合作战行动。

五角大楼8月16日公布了2010中国军力报告，该报告已经改名为《涉及中国的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这是报告中有关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对比表，表中显示，战斗机方面，大陆有1680架，部署地域航程覆盖台湾的有330架(依据战时调度具体数额会有不同)，台湾有388架;轰炸机/攻击机方面，大陆有620架，部署地域航程覆盖台湾的160架，台湾有22架；运输机方面，大陆总共450架，部署地域航程覆盖台湾的40架，台湾有21架

五角大楼8月16日公布了2010中国军力报告，该报告已经改名为《涉及中国的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这是报告中提及的台海两岸海军部队力量对比表格，表中显示，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共25艘，其中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15艘，台湾海军4艘；护卫舰方面，解放军海军共49艘，其中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40艘，台湾海军 4艘，其他分别列出了坦克登陆舰/两栖船坞运输舰、中型登陆舰、柴电动力潜艇、核动力潜艇和配备导弹的海岸巡逻艇▲◆★●■☆


如中美海上军事对决，中国有胜算吗？
http://news.stnn.cc/ed_china/201008/t20100817_139666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8-17  

　　中评社日前编译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15日文章指出，希拉里就南海问题的表态，充其量只是一场外交秀，这种“空谈”是十分危险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克莱尔蒙特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克·赫尔普林。文章摘译如下：

　　7月下旬在河内举行的一场区域会议上，希拉里就南海问题发表言论，意在倡议与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沿着中国的海上边界，建立一个防御同盟。希拉里似乎对于军事分析视而不见。这项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倡议，必定将胎死腹中，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场外交秀而已。

　　希拉里把南海问题和美国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无可厚非，但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论据支持。中国对于“纸老虎”一向敏感，并准备随时挑战它，尤其是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

　　如果中美在海上展开一场军事对决，中国有胜算吗？虽然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虽然美国的国防开支世界居首，但是战略考量不能够如此简单。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争中，中国跟美国打了个平手。在越战中，纵使敌方的海军规模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也没有核武器，甚至那时的西太平洋地区相当于美国的内海，美国却因怕被陷入泥潭而最终撤出越南。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未来五到十年，当美国将不得不就中国宣称拥有南海主权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无论是挑战还是默许，力量的平衡都将向对中国更有利的方向倾斜。

　　中国对南海水域的石油垂涎欲滴。对于中国来说，南海的重要性相当于“海上西藏”。因此，一位思维正常的美国总统，不大可能在南海问题上铤而走险。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顿谨慎地把美国海军力量停留在台湾以东，正如今日奥巴马又如中国所愿，迄今不让航母战斗群进入黄海。

　　中国在南海拥有的主要优势，是海陆两军并用的乘数力量。如果美国没有在中国周边国家布置充分的远征设施，那么一旦开战，美国将被迫直接攻击中国的机场和港口，这意味着全面战争。另一种选择将是一场对大量中国战机和潜艇的消耗战。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假定盟国，既没有实力相当的海军和空军，又担心中国的报复，可能不愿意为美国战机提供停留补给基地。因此，美国就要冒险使用航母，搭载不多于350架战机，它的对手则是从巨大无比且永不沉没的航母（也就是中国本土）起飞的、数量相当于美方四至五倍的中国战机。美国的猎杀潜艇可以消灭中国的潜艇舰队，但不一定能够赶在中国用弹道导弹打沉美国航母之前。

　　距离和补给是决定性的。西沙群岛是一个可能的战争爆发点，这里距离美国的诺福克14000英里、距离圣迭戈8000英里、距离珍珠港6000英里、距离关岛2300英里，但距离中国的榆林港口只有200英里。

　　中国海军、空军和核力量正在迅速增长，而美国的军力却在衰减。希拉里近期的表态，无异于邀请中国进入一场对中国有利的赌局。

　　尽管美国军方已经制定出一套漂亮可行“海空一体战”（The Air-Sea Battle）战略来应对上述情况，可是在美国的战机战船数量、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外国基地、飞行小时、反潜能力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皆迅速收缩的情况下，纵使有好的战略也无法获胜。

　　对于提出合理公正的要求，美国绝不能退缩。但在争取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相当的实力。外交官们（指希拉里）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在竞争对手之间，空谈是十分危险的。来源： 中评社 ▲◆★●■☆


为何没当权的民进党人都主张两岸开放？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tw100817b.shtml

    (2010-08-17) ：十分吊诡的是，无论是许信良、施明德、杨秋兴、许添财及苏焕智等民进党政治人物在任内具有影响力及权威时，都无法照自己的意思做事说话，朝向自己认为是对的道路上推动前进，而只能在下台后或是即将失势，不再成为民进党内的当权派、权力核心及具有影响力的时候，才大力疾呼诸如要签ECFA，要开放两岸直航，要与大陆交流，这样的现象实在值得玩味，问题究竟是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还是出在民进党的身上？或是受限于民进党支持者的束缚？为什么当他们在党内有权力时都缺乏勇气，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而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现象实在值得大家一同来省思。

　　是非对错应该是有标准的，虽然环境会影响发展，此一时彼一时，但终究正确的路线及道路都只有一个，只有开放才能确保发展的成果，加强自己的实力，增加台湾的竞争力，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苏焕智县长在初选失利出访回台后，认为生产是因应市场所需，面对国际化市场，两岸政治不能不考虑经济发展的走向。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台湾农业应该是好东西销往韩国、去到日本或是中国大陆都可以，如此一来，台湾农村就会改变，但前提是力气要放在实在的地方，他并肯定ECFA外销功能，更主张要直航，面对民进党及台联还为了ECFA议题及公投争吵不休时，苏县长并未及时说出该说的话，替马政府说句公道话。对于苏县长在乎的台湾农业未来发展，马英九总统亦表达政府的立场，说政府是非常重视农业，最近正推动几个大政策，一是精致农业，二是推行小地主大佃农，三是农村再生条例，四是透过 ECFA把农产品销出去；签了ECFA之后，关税本来有10.5%，两年后会降到0，到时又会刺激市场，尤其上海世博期间需求非常高，再加上农业科技研究不断往前发展，因此他认为台湾农业发展其实有非常好的条件。 足见马政府对于苏县长所担忧的问题，并非置之不理。

　　又如最近备受绿营打压及攻击的杨秋兴县长，在宣布参选后，民进党人开始指他倾中卖台，他才表示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可怕，中国大陆四、五十年前确实是共产国家，但现在世界情势都在改变，中国崛起是事实，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大家不要对抗，要和平相处。 他又提到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如果自绝于中国或其它的经济体外，台湾会变成一个闭锁的国家、一个孤岛，他的观念一直在修正，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如果这样被说是倾中卖台，这是对方意识形态在作祟，大家要体认现实环境。这些话道出目前的现实情况，但不禁要问，难道杨秋兴县长在民进党党内那么久了，不熟悉民进党的选举技俩与意识形态吗？为何在过去，站上选举台上也不乏出现情绪性的选举语言，如今即将卸下职务，才说出客观的公道话，或许是这份勇气，只有在放空时才会大胆说出吧！

　　总之，认同是无罪，思想是有理，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当权的民进党人都会变成深绿派？失势或权力中落者方能看清现实，或转为浅绿，或转为无党无派，这是否意味着民进党当权派由于受制于独派团体、基本教义派及支持者，不得不说出违反现实的话，也是否能表示民进党的群众基础仍是深绿者多、浅绿者少，许多当权的民进党人，受限于选民的要求，不得不做如此有违心志的表态吧。

　　职是之故，两岸交流开放是发展的大趋势，ECFA的签订利多于弊，只有善意交流才能确保和平发展，才能共创双赢，缔造安居富足的生活，试想倘若两岸间发生紧张局势，难道台湾金融、股汇房市不会受到影响吗？而有趣的是，民进党独特的政治文化特色，才是值得大家深思与后续观察的重要议题。　　刘性仁 ▲◆★●■☆


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而俄罗斯失败了？
http://www.bjzm.org/viewnews-6870.html

  作者: Paul.R.Gregory Kate    来源: 转载    发布: 2010-6-25

    原文：How China Won and Russia Lost：Policy Review

    来源：胡佛研究所出版的《政策评论》杂志

    发表时间：2009年12月15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对：@torrentpien、@Freeman7777
    
    两条不同的经济道路
    
    1978年11月的一个黑夜，安徽小岗村的18个中国农民秘密地把村里的土地分给个体家庭耕种，这些家庭将把国家征缴之后的剩余留给自己。这样的分配是非法的，非常危险，但农民们觉得值得去冒险。在这个故事里，时机是最重要的。农民采取行动之后一个月，党的“改革”大会召开。结果，号角不曾吹响，自发的土地已分配蔓延到其他村落，经济改革开始了。一个农民说：“当一户人家的小鸡得了鸡瘟，整个村子都会得。当一个村子得了它，整个县都会被感染。”

    10年后，1988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废除了他的国家执行50年之久的私人农业禁令，向农民家庭提供50年期的租约，他们以后可以与国家解除合约。几乎没有人接受这种租约。俄罗斯的农民太安于国营或集体农庄沉闷然而稳定的生活了。苏维埃俄国的农业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两个国家分别进行的改革，结果可以说大相径庭。长期萧条的中国农业开始繁荣兴旺，不仅体现在谷物上，而且体现在所有的作物上。当农民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把他们的收成带到城里，为买食品排的长队开始减少，然后消失。国家副食垄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终结了。在苏维埃俄国，尽管有国家的大量补助，农业却继续停滞不前。超级大国的公民不得不再次忍受食糖定额供给的屈辱。

    当农民骑车或坐车把他们的收成带到城里，为买食品排的长队开始减少，然后消失。

    这两个例子是对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和邓小平的中国所进行的改革的恰当叙述。我们的叙述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相矛盾。标准的记述是，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一个英明的党的领导层有意选择渐进主义，在天安门事件后拒绝民主、继续保持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并且在很多年里小心谨慎地引导这个过程。对俄罗斯的叙述是，俄罗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激进的戈尔巴乔夫忽视了中国改革模式，前进得太快，允许党的垄断土崩瓦解。这一标准叙述是不正确的。与流行的说法相反，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同意改革方案，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邓的掌权地位。中国改革派官员鲍彤后来如此承认：“事实上没有讨论改革，改革不在议事日程上，在工作报告中也没有提及。”1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只是简单地回应（明智地没有反对）了主要是发源于农村人口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冲动。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著名描述“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正确的，是中国人民把石头踩在自己的脚下。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成为党的总书记。那时，他已经知道中国改革取得成功。与流行说法相反，他的改革是紧紧模仿中国的。他建议把土地租给农民，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小型合作经营的发展，以及建立合资企业。不同在于，戈尔巴乔夫是从上层推行这些改变，基础是城市经济，其中所有的公民实际上都为国家工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者被忽视了，或者它们在付诸实施时带来了错误的结果。自下而上的改革在中国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俄罗斯遭到了失败。

    两个国家都是在一个痛恨改革的领导人（或领导层）消逝之后开始重大的改革。邓小平及其盟友经历了与强硬派短暂的权力斗争以后，在1978年接替了毛。戈尔巴乔夫继承的那些人是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最初受益者，那时他们作为年轻人迅速取代了那些被处决的人。容易被遗忘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Chernenk）是他们中最后一个；当他死去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寻找一个相对较新的人。对于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对于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毛的过度激进——大跃进时的饥荒和文革中的“再教育”——仍记忆犹新并充满个人体验。但斯大林把独立思考的党的官员从形体上消灭，毛则允许他们存活下来，在毛死后取代了他。戈尔巴乔夫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千锤百炼的党员从党的阶梯上爬起来的，尽管表面上被视为一个改革者，戈氏几乎没有改革理念。他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改革事实上没有胃口。邓小平也从未提出过一个改革方案，但他充分明白不去反对有效的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现实的改革，无论是基于高层的授意还是从底层汹涌而起，都需要一个改革的民意基础。在中国，大量人口从毛时代的浩劫中恢复过来。农村居民尤其明显，他们见证了大跃进的混乱，目睹了父母儿女在1958-1961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他们明白需要照顾好他们自己。城市精英在文革中被迫离开城市，在农村工作、生活，接受再教育，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在俄罗斯，上一次饥荒还是在30年之前。战后，几乎没有人因为政治罪行被处死（政治异见被精神失常所取代）；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之后，古拉格（集中营）逐渐被拆除。所有人都活在这样的格言之下：“我们假装工作，你们假装付工资。”2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基本对体制满意，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国有企业或国营农庄的的怀抱中。3中国拥有一个改革的民意基础，俄罗斯没有。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得到有改革头脑的人的支持。他听到的是经济学家的拙劣建议。他受到顽固官僚的反对，但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支持他，他们迫切地想在构想拙劣的改革中获取利益。
    
    农业
    
    中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农业都通过武力实现了集体化。在俄国，1929-1931年的强迫集体化和反富农化（dekulakization）运动引发农村的内战，内战被残酷地镇压了。较为富有的农民家庭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流放，剩下沮丧的农民被纳入农村政治当局严格控制的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农业必须按照莫斯科的调子跳舞。在中国，1950-1953年，土地被从所有者手中夺走，随后在农村的清洗以200-5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土地改革向农民分配了田地，但无视农民的抵制，没有分配所有权。单是在1950-1951年间，71万2千人被处决，129万人被监禁，还有12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4

    尽管看到了俄国集体化的灾难，毛还是从1958年开始强迫他的农民们加入大型合作社。所有的财产，有时包括家具甚至刀叉都成为共有的。在这两个国家中，集体农场必须把农场的产品以指定的低价交给国家。他们必须服从来自莫斯科或者北京的轻率的指示，例如大规模生产玉米，在适合水果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或者停止生产“令人颓废的”茶叶。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未间断过对自留地的压制，但自留地使农场的家庭能够维持生存，并且向城市提供部分肉奶制品、水果和蔬菜，农民在街角摆摊兜售这些产品。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都继承了非生产性的集体农业。苏维埃俄国的农场部门深陷衰落之中，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谷物出口国现在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谷物。到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农场的人口相比从前的规模萎缩了四分之一，只有年老的工人留了下来，在国家农场里敷衍地工作，或者照料他们的自留地。他们早就变成拿工资的工人，享受养老金和社会化的医疗保障，虽然这些保障的质量不怎么样。在中国，农村居民占据人口的80%，和俄罗斯的农场工人相比，他们年轻而有活力。他们没有俄罗斯农场工人那样的社会保障。在中国，只有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私营农业。小型私人土地在中国存在了2000年。景山（Jingshan）村一个老农民简洁地回顾这种历史记忆：“家庭农业就像人对吃的需要、对性的需要、对孙儿们的爱一样自然。我们热爱家庭农业，因为它给我们某种自由。领导们觉得他们知道如何让我们更好地生活。但这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5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农场居民能够回想起1920年代私营农业的最后记忆。

    戈尔巴乔夫1988年向农民提供的协议是，他们可以从国家获得自有土地50年期的租约。他的提议是一个“承包体制”，租赁者将固定份额交给国家，但可以保留剩下的部分。事实上没有人接受他的提议。俄罗斯的农民们深深地固定在国有农业中，在这里他们可以“拿到”种子、肥料和工具，其准则是“它们属于每个人，因此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中国的农民没有得到如此慷慨的条件。相反，他们开始偷偷地分配土地，由每个家庭把定额的收成交给国家。戈尔巴乔夫从上层号召非集体化，中国的农民的非集体化则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承包责任制”，最开始是冒着受到严厉处罚的风险。没有领导们，没有面对面的对抗，它就这么发生了。当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党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挡，而且可以从正在发生的某些事中获取利益。到1982年，超过90%的农村居民都已从事家庭生产。即使邓小平正式支持基层农村改革，他并没有给农民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的长期承诺。农民们在1982年得到的只是1-3年的承包合同，只是到了2003年，国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才允许长期的租约。
    
    企业
    
    自发创造的农业承包体制意味着对农业产品的新的供给，这些产品需要走向市场，而市场仍有待创立。在贸易改革上，再一次，俄罗斯和中国的道路出现分化。

    在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掌权之时，国内贸易由国有的贸易网络掌控。俄罗斯拥有大规模的成熟的配给系统，尽管俄罗斯人要某些特殊商品时需要排队，尤其是酒。也有一个小型的“非国有”贸易网络存在。农民被允许出售他们自留地的出产，而一个蓬勃的“第二经济”提供计划经济没有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它们是地下运作，很难比较各自的规模，但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影子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如果俄罗斯公民想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修辆车、或想买彩色电视机，他们会去黑市。中国甚至更缺乏市场。针对不同类型的物品向消费者发放票证，每一种配给物品都需要手持票证排长队购买。在湖北省会武汉（作者中一人曾居住了30年的地方），有超过 80种的配给票证，对应像肥皂、食用油、肉、鸡蛋、鱼、豆腐、稻米、手表、自行车、家具和火柴之类的物品。在俄罗斯，消费者至少可以不用票证去买东西，代价是排长队或通过“关系”才能得到稀缺品。

    戈尔巴乔夫不满于现状，发动改革以扩展市场和私人贸易。他的改革失败了。呈现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个中国商人创立的未经允许但却已成事实的市场。他所做的一切是在该市场明显成功后将其合法化。随着数百万农民成为卖家，竞争驱使对城市消费者的价格降低到合理水平。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掌权之时，国内贸易由国有的贸易网络掌控
    
    戈尔巴乔夫把俄罗斯的影子经济视为他可以发展的资产。他在1987年5月颁布关于合作经营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是把过去非法的很多行为合法化。新的合作经营可以使用房产、拥有设备，而且可以按市场价销售产品；主要的限制是他们不能使用雇佣劳动力。“新俄罗斯”的第一份财富事实上是合作经营的产品。

    戈尔巴乔夫希望合作经营能够成为企业家的源泉。随着1987年5月的法令，合作经营形成了右派和左派，其中很多是在国营企业内部，其他的则得到社会组织的支持。合作经营法确实使得影子经济走向公开化。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合作经营者们几乎没有给消费者增加福利。相反，他们通过钻计划经济的漏洞，把国有部门的利润重新分配，装进自己的口袋。合作经营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以“小型企业”的虚假名义形成的；他们从国有企业以低价收购原料，然后以很高的“合作”价格卖出去。他们通过贿赂贸易官员，运用影响，倒买倒卖稀缺的外国商品。一个典型的合作经营者是前克格勃官员（与作者中一人熟识），他运用自己的关系，从国有贸易公司以低价购买个人电脑，再倒卖给消费者，一切都打着科学院的幌子。他后来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国会代表。与这个前克格勃官员一样，新俄罗斯人从合作社法令孵化出来，向俄罗斯人提供了初次品尝“资本主义”的苦涩，随后俄罗斯人与非法收益紧紧联系到一起（到今天还是如此）。
    另一个巨大的对照应当强调：俄罗斯合作经营运动中的“企业家”主要是城市居民。俄罗斯农民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农场改革，他们没有参与。他们不生产需要运输和销售的产品。中国第一批企业家主要来自乡村，他们是依靠把农业产品卖到城市而起步的。

    中国的私人贸易从草根阶层发展起来，从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和繁荣，因为它满足了最根本的需求。农村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巨大的农业剩余，必须通过国家体制之外的渠道被销售出去。农业产品必须经过长距离的运送，要么直接运送，要么通过中介——违法的、没有可以通过法院执行的合同。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但一开始是数十个，然后是成百成千的企业主们成功地挑战了合法的界线。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商人-企业主必须为运输和销售农业产品创造出全新的制度。一旦到位，他们可以把这些制度应用于其他的产品和劳务。这些最初的企业主不是国家改革的受益者。相反，他们必须找到摧毁社会主义制度障碍的途径，并且创造出市场。中国的企业主必须处理好收益和安全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一个错误意味着被充公、监禁或者更糟。6企业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无法获得国家的资本。国有银行在 1988年6月以前拒绝向任何私营经济提供服务，甚至还有严格限制。

    中国早期的商人-企业主们必须首先克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问题。从1940年代晚期以来，国家把长距离的贸易视为一种投机，一种资本家的行为，把那些参与者视为罪犯。在1960年代末期，这种商人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一些人丢掉了工作，或者被送到劳改营，其他人被列入需严密监控的街道监管名单中。即使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早期，警察追逐农村摊贩、没收物品的景象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7一个中国的企业主把他早年的生意冒险比作一个未受训练的杂技演员走在一条拉紧的绳索上面：“我为巨大的市场机会激动不已，但又害怕重新回到该死的牢房号子。那时我过着一种老是汗流浃背、彻夜失眠、心惊肉跳的生活。”8在整个1980年代上半期，江苏北部的农民在他们的自行车上堆满鸡、鸭和其他家禽，越过扬子江，通过铁路把他们的产品运到扬子盆地的城市中心。 “百万雄鸡过大江”是这一景象的描述。9到1983年，重要城市中的消费者大多在自由市场上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不去政府的商店。在一年的时间里（1979-1980年），绝大多数国营蔬菜市场都出局了，只有得到高额补贴的北京和上海的市场除外。

    中国绝大多数早期的企业主拥有农业背景，或者至少来自农村家庭。

    一个巨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建立仅仅只是开始。一旦一种制度建立起来，其它制度不得不跟上。私人贸易商在没有旅行许可的情况下经营，不能在国营旅馆住宿。因此，企业主们发展了一个私人旅馆网络。关于勤劳的企业主的典型故事是他们提供国有经济无法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一个来自湖南的少数民族妇女开始做生意是在大城市里买进鞋子，然后在她的家乡保靖卖出。她跑一趟需要1-2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只好扔下三个孩子不管。她生活得很节俭，却投资盖新房子。当卖完鞋子从山上返回时，她收购草药、蘑菇和其他地方特产，在县里的市场上把它们卖掉。经过10年的辛勤工作，并帮助她的孩子们获得大学学位后，她才安顿下来，每个月从这些年修建的6座房子中收取租金。她是家乡新富人中的一个。

    中国绝大多数早期的企业主拥有农业背景，或者至少来自农村家庭。2007年的中国首富是南部省份广东一个贫穷农民的女儿（译注：指碧桂园的杨惠妍），其家族在1990年代早期获得大量地块和农村的问题资产后变得富有，当时还不存在房地产行业。在1990年代中期，她的父亲开发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买得起的别墅和度假村。10其他农村企业主没有进入前十大富豪名单，但他们成功的故事同样激动人心。1980年代早期从公社中脱离出来之后，农村企业主离开他们的村庄，在大城市建立了餐馆、洗衣店和很多小的生产企业。朋友和亲戚跟着来了，像一个温州企业家所解释的：“我的邻居在上海开了个小的洗衣店，挣了些钱。我和我的兄弟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8万块，加上我们的2万1千块家庭储蓄。1995年我们去上海时，发现那里已经有太多这种店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转而开干洗店的原因。”跟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中国的企业主是通过3F（friends 朋友、family家庭、fools 傻瓜）开始他们的生意的。

    腐败出乎意料地成为企业主的武器之一，没有腐败他们可能无法找到那条区分成功和监牢的狭窄小道。企业主不得不“头戴红帽”（把家族企业注册为正式合法组织的一部分），给创立的企业披上集体企业的外衣，或者找个“大人物”、“岳母”作为保护他们的庇护伞。没有这样的掩盖，他们无法开收据、保留账簿、交纳税收、签署合同或者开银行账户。没有这类设施，很多农村私人企业无法逃过对私人公司的沉重税负。福建一个村的两个农民创建了一个包装厂，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工厂属于那两个村民，但工厂在名义上属于村集体。通过使用集体的名义，私有的村工厂交的税更低，甚至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在向村长付了5千元“管理费”，向镇政府另外付了1千元之后，这个村工厂可以毫无阻碍地做生意了。

    中国企业主在私有市场制度建设上的成功可以用一些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说明。在1978年，国有企业生产了中国80%的GDP ，农业公社生产了其余的20%.11没有私人企业。到1997年，中国有96.1万个私人企业和2850万个小型家庭私人公司。到2002年，非国有部门占GDP 的份额超过2/3，其中真正的私有公司占比超过一半。2004年，300多万家私营公司雇佣了4700多万工人。121980年之前，中国的创业活动是非法的。今天，中国有4000多万企业主，他们的企业雇佣了2亿人，生产2/3的工业产品。国家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农民市场和私人贸易开始萌芽的现实。产品质量的改善和漫长食物线的消失向城市居民以及政府领导人证明了基层创业活动的力量。国家无法做到限制此类活动而不激怒全体人民，尽管它不断在尝试。 1988年，政府把拥有私人企业理论上合法化，但实际对私人城市市场上施加严格的限制，包括征收不合理的管理费。

    私有企业起源于农业，扩展到城市，然后作为以农村为基地的产业又返回农村。很多大型私有制造公司在农业大省（浙江、山东、广东、湖南、四川）发展起来。中国最大的农业企业新希望集团是刘氏兄弟建立的，他们离开城市，在四川的一个农村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公司。王国端是来自南部广东省的一个农村企业家，他建立了最大的冰箱制造企业科龙集团。远大，中国最大的空调制造商，总部位于农业省份湖南。中国第一家汽车出口商可能来自“农业腹地省份安徽，奇瑞汽车的所在地。”13温州农村的企业主向城市提供资本和消费品，他们的私人资本被用于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融资。
    
    全球化与外国直接投资（FDI ）
    
    让我们转向两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上截然不同的经历。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在同一个起点上开始的。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严格的中央控制体系，实行外贸垄断。毛和斯大林都相信自力更生，不愿意依赖其他国家。苏俄在东欧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共同体，限制了对西方的依赖。两个国家都失去了战后贸易的巨大扩张机会，当时他们转向了国内。

    已经有很多文献记载中国在吸引外资、技术以及在国外市场销售制成品上的成功，而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问题上的稳定掌控也是不能否认的。向世界市场开放一个经济体不是底层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并不是没有参照模式。他们不会不注意到邻近的东南亚四小龙引人注目的转变。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可以追溯到1980年，当时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在邻近香港的地方建立起来。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在1978年，中国的贸易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低于1%.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占全球贸易的6%.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超过日本和韩国。

    戈尔巴乔夫无疑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印象深刻。俄罗斯经济的全球化在他的改革计划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的合资企业法（相伴随的还有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是模仿中国之前几年出台的法律，理由充分。到他掌权的时候，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为庞大。戈尔巴乔夫希望开放俄罗斯可以使改革没有阵痛。在他当政的第一年，他预测会有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的生产“加速”，这些新技术主要来自西方合作伙伴。14

    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共产主义的过去，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为它培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俄罗斯刚开始的时候状况好些。戈尔巴乔夫把俄罗斯的大门打开，但没有人来，这与中国的经历恰好相反。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但它使得中国的成功更加奇妙。

    为什么俄罗斯未能成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西方投资者不得不对于在俄罗斯投资投以怀疑的目光。只有一小部分俄罗斯人拥有世界市场的经验，而他们全都为外贸垄断机构工作。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外贸行业是怎么回事、一旦出现合同违约会怎么样、在私人财产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投资的安全，或者这些投资如何整合进仍旧是计划的经济中去。西方在意的是，在没有任何关于地下资源的法律情况下，被要求投资于巨大的能源基础设施。问题仅仅是，在俄罗斯对外国投资的渴求和西方资本冒险投资于俄罗斯的意愿之间，没有可信任的中介。

    俄罗斯所缺少的，是一个海外的俄罗斯侨民群体。有少数俄罗斯人移居美国和以色列。但中国有一个“大中华”，在香港、台湾、澳门、东南亚和北美有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这些“大中华人”，尤其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在大陆还有根。他们展示出商业上的机敏，而且明白一个低工资的、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的国家，在东南亚繁荣中的核心地位。这些大中华人作为媒介，可以向投资者解释如何投资，与谁投资。谁是可以信任的？谁不可信？哪个政府的官员们是可靠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人在商业上是成功的，在中国境外拥有产业和资产——它们可以作为抱怀疑态度的外国投资者的担保品。

    海外华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难民，他们在香港、台湾重新安家，中国上的关于全球变化的第一课是来自邻近的香港。在共产党统治之前，广东省会（毗邻香港）的居民被认为是精明的城市人，而香港则充斥着农村的土包子。到香港腾飞的时候，数百万广东人逃到香港，参与其经济奇迹。广州的亲朋好友们排着长队等着得到他们在香港的朋友和亲戚穿过的衣服。年轻的城市女性只想嫁给有海外家庭关系的男人。15当中国政府首先在深圳（靠近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香港难民的故乡）、厦门（靠近台湾）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中国人直接从香港那里借用新的规则和制度。广东的企业主复制了香港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其他人则和香港的小企业主一起建立了合资工厂。

    利用家庭和文化联系，香港表哥们得以克服官僚习气。香港商业大亨胡应湘（普林斯顿毕业生）建立了第一条收费高速公路，连接广州和香港，承诺15年后将其转让给中国政府。香港拥有亚洲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为中国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正是通过香港，中国的货物第一次接触了全球市场。台湾投资者在1990年代早期开始涌入中国，通过香港绕开经营上的限制。他们将中国作为制造基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竞争。到2004年，台湾投资占中国GDP 的比重接近3%.2001年，中国自己向全球化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成员。WTO 成员资格激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贸易伙伴。16
    
    国有企业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全体居民事实上为国家工作的经济体。国有企业（SOEs）主宰了工业、贸易甚至农业。臭名昭著的集体农庄事实上被变成了国有农庄。在中国，邓小平接手之时，大部分居民不是为国家工作。相反，他们为集体农场工作，必须满足征缴限额。如果情况恶化，没有国家救助。他们必须依靠自己。在苏维埃俄国，1960年代早期开始就有改革国有企业的建议出现。在毛时代的中国，“‘改革’这个词甚至不在国家领导人的词汇表中。”17尽管存在这些背景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设计了非常相似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其成果同样乏善可陈。戈尔巴乔夫吸收了他1987年7月的企业法中早期的改革思想。邓小平和赵紫阳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于1984年启动了城市承包责任制，当时邓小平决定“把农村经验推广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18

    在两个国家，国有企业构成了重工业、国防、交通和金融业这些计划经济“制高点”的核心。如果不摧毁计划体制以及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它们不可能转变成私人拥有。国有企业范围内的生产被纳入国家计划中，它们不被允许倒闭。相反，它们是在“软预算”之下运作，其亏损自动被覆盖了。它们归有权势的部长、地方官员和党的领导人管理，雇佣了数百万相对被惯坏了的工人，这些工人依靠国有企业提供工资和福利。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反对有意义的改革，或者试图顽固地把改革转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从改革的第一天开始就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则可以选择推迟解决国有企业问题。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全体居民事实上为国家工作的经济体
    
    这两个国家，采取的办法都是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给它们更多的决策权力，提供激励以更有效地经营企业。尽管两个改革的组合和背景不同，但它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国有企业仍被要求向计划体系提供计划内产品，但他们可以保留超过计划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按更高的价格销售。经理和雇员们可以保留更多的红利和投资利润。它们可以通过与其他国有企业的“直接联系”，增加投入品的购买和产品销售。在两种情况下，计划者设定计划体系的产品的价格，在国有企业之间交换。因此，同样的产品（例如，钢铁）可以按两个或者更多的价格来购买和销售，最低的是国家的官方价格。

    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都在无意之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租金生产机器”。19在两个国家，经理们在他们的工厂内建立了小企业和合作经营，他们可以用来剥夺国有资产。他们将生产从计划转向合作经营部门，在那里他们可以卖更高的价格。通过以国家固定的低价购买投入品（经常是从自己那里买），然后转移到合作生产部门，最后以高价卖出，获利变得轻而易举。

    两国应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寻租和腐败的方法都是出台严格的破产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的企业法确实要求国有企业消化自己的成本，声称不会有救助。但没有破产发生。不盈利的国有企业争辩说，关闭它们将会令倔强的工人们流失街头，使国家失去基本生产能力。国家救济继续毫无争议地存在。1986年，赵紫阳和邓小平治下的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部破产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把改革思想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党的总书记）赶下台。当国家在1998和1999年再次开始强迫破产时，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己的目的，把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卖给贪婪的前政府官员和政治上联系紧密的私人公司。

    企业法的失败在俄罗斯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计划生产土崩瓦解，国有企业相互之间拒绝供应，计划经济实际上停止运作。20中国的强硬派仍有破坏改革的力量，与此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保持着彻底推动改革的权力。他走得如此之远，甚至拆散了党监管经济的机构，引发强硬派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1991年12月，苏联分裂成15个独立的共和国，开始他们自己独立的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继续低效的、腐败化的运作，但它们没有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

    中国的国有企业继续低效的、腐败化的运作，但它们没有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像俄罗斯发生的那样。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继续得到国家救济。尽管国有部门现在占GDP 的1/3，但超过70的国有银行贷款流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但继续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森林和水资源。他们是腐败的主要来源。根据一种估计，寻租和官方的暴利约占中国GDP 的20-30%.21

    中国如何能够振兴如此低效率和腐败的国有企业呢？中国传说一般的增长是结合了高速成长的农业、私人经济、国际公司以及缓慢增长的国有部门的结果。而且，中国的国有企业可能不总是低效率的。在俄罗斯，对于国有企业没有标准。在中国，国有企业与合资企业、外国银行共存，他们面临着不断侵蚀其市场的私人企业的竞争。合资企业提供了衡量国有企业表现的尺度。在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他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的9倍。22

    其他经济成分的力量给了中国领导层喘息的空间，去试验不同的方案，比如将国有企业重组为企业集团（戈尔巴乔夫想做但没有成功），设立控股公司，以及在深圳和上海建立股票市场来为重要的国有工厂筹集资本。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在通过自然损耗而自行解决。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95年的11.8万家减少到2005年的27477家。23自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减少了4400万个，一半以上是在制造业。这种损耗有一部分可以简单地归因于腐败，经理们将国有企业“自发私有化”，把它们的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
    
    对于现在的教训
    
    1980年代的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案例，为什么某些改革成功了而其他的没有成功。这种对比反驳了一种论调：成功的改革需要一个强大的、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国家。在俄罗斯案例中，一党制的国家试图从上至下强行推动改革，但失败了。在中国，一党制的国家开放了经济，但拒绝基层的改革，直到改革的成功不再被否认后，它才被勉强接受。数十年来，一小部分俄罗斯自由派徒劳地为改革进行游说。他们最终找到了机会，党选出了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但改革没有真正的民意基础。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基层民意基础，他们清楚地理解改革的潜在效益。他们自己默默地行动，像中国谚语所言：“多做少说，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要说。”作为局外人，中国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由于超过80%的中国人推动改变，改革毫无疑问渗透于中国人思想的社会和经济心理之中。

    自下而上的改革不可抵挡，因为它不需要讨价还价，避免冲突，就像一场不可阻挡的瘟疫一样散布开来。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通过除掉改革者的领导人或者通过高层的阻扰而轻易扼杀掉。中国式的改革在特殊的情况下成为可能，这些特殊情况包括小型私人农业和贸易的传统、刚刚经历的浩劫和清洗、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体的落后等。如果中国领导人面对与戈尔巴乔夫同样的环境，他们可能会遭受痛苦的失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面对无法解决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问题；中国则可以选择坐视它们萎缩到相当的规模。每个国家的现在都受到过去的影响。在两个案例中，他们的初始改革都开始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中国后来的领导人没有改变这个进程，每一个新的党的领导人都继续推行前任的政策。在俄罗斯，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了。叶利钦统治下民主和市场经济有了爆发式发展，随后这两方面在普京当政时期都出现了倒退。现在，双头统治者主宰着俄罗斯，其中一人拥有克格勃的背景并且重新恢复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

    中国和俄罗斯的道路继续在分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着国家控制的“经济制高点”萎缩。中国的企业主已经不顾一切阻力建立了私人制造业。大型国有公司无法与私人的国内企业或外国公司竞争。他们靠国家补助和支持维持生存，但很有可能，有一天这些都不复存在。俄罗斯的企业巨头是苏联企业的直系继承者，没有一个是白手起家从基层建立起来的。在叶利钦治下，它们被私有化给那些城市中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人。绝大多数被剥离的资产，在后来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向他们承诺财产权利安全之后，有些开始产生股东价值。在一个重大的逆转中，普京决定经济制高点属于国家，于是俄罗斯的大公司重又被国有化。那些仍留在私人手中的公司则需了解他们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股东利益服务。

    两个国家似乎都从另一个国家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对于中国是：政治改革将会摧毁共产党；对于俄罗斯是：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威权领导人才能使改革成功。中国的执政党继续拒绝政治上的改变。普京和梅德维德夫则继续强化威权控制。

    俄罗斯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政治化运作和国家所有的企业无法参与竞争。俄罗斯当前的领导人控制越来越多的工业经济，同时令他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俄罗斯这些新的国有企业面对的竞争很少，甚至没有竞争。俄罗斯的新领导人已经把外资赶了出去，而私人企业主在逐渐占领市场的同时会面临人身的危险。俄罗斯的巨人们——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 ）、卢克石油公司（Lukoil）、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 ），等等——很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低效率，为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收益而运作。

    中国的领导人们面临一个有趣的困境，而解决困境的方案将会影响他们的未来。从2001年开始，共产党着手将企业领导人吸纳入党国的网络中。作为党国的精英成员，中国的企业主通过利用关系而不是靠企业家才能来获得盈利机会。2007年，党和国家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物权法，将私有财产合法化。这一法律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但它是通往创立一个法律规则来代替政治的随意性关键的一步。中国的企业主们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是在一个公平参与的法律规则环境下作为企业家参与竞争，还是利用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来获取“不劳而获”的利润？如果选择后者，他们将会是杀鸡取卵。结果会让中国陷入像俄罗斯那样的停滞不前的寡头统治中。拿破仑曾经说过：“让中国睡吧，因为当她醒来时，世界会为之震动。”一切取决于，醒来的是哪一个中国——一个企业家的中国还是党的寡头官员的中国。

    保罗·格里高利是休士顿大学Cullen杰出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周晓是夏威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和比较政治学教授，她是《农民如何改变中国》（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Westview，1996）、《中国通往自由、基层现代化的长征》（China ‘s Long March to Freedom ，Grassroots Modernization，Transaction ，2009）的作者。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的志愿翻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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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兵变：孙立人策动政变倒蒋真相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0-08-17/1624272065.shtml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8月17日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作者：杨文 裴小敏 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经过作者的调查和探索，使其重见天日；有些是根据逐渐解密的档案……[连载内容]
 
　　胡志伟/文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深造。抗战时任新三十八师师长，率部远征缅甸，战功彪炳，曾获英国皇家勋章。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因与杜聿明不和而被解职。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翌年3月升任陆军总司令兼台北卫戍总司令，1954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次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同年8月3日被解除一切职务。8月20日，蒋介石下令陈诚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调查孙案。10月蒋下令“由国防部随时考察以观后效”。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长”郑为元亲访孙立人，宣布“国防部”对他的看管已结束。

　　☆ 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的牺牲品

　　1955年5月下旬，“国防部”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奉命在台北市南昌街孙公馆旁赁屋监视孙立人这个“总统府”参军长。6月2日，谷带领宪兵到孙公馆收缴枪械，接管厨师、司机、警卫等二十多人。嗣后将孙软禁于台中，谷氏负责监护孙5年之久。现在年逾八旬的谷正文早年加入过中共，被捕后投效军统，光是从1949年8月起计算，他侦办过一千九百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记忆力似无问题。他于1996年10月3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证明，孙立人失去自由后，曾在孙的文件柜中搜出两份“兵谏宣言”，内容是要求改革现状，以蒋总统名义任命孙为参谋总长，而其中中文本是曾任蒋介石随从秘书和军委会少将高参的台中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所撰。谷向当时的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汇报，蒋说了一句“文人无耻”，不再深究，故徐复观进出台湾自由直至患胃癌病故。而且自案发起，蒋经国确实不相信孙立人企图兵变，力主淡化处理孙案。那么这位战绩彪炳、威震异域的名将为何要被长期软禁呢？冷战结束后陆续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安会、中情局、麦克阿瑟私人档案，柯克上将私档，英国外交档案以及从事外交生涯五十年的顾维钧回忆录回答了上述疑问：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后，孙立人确曾向美方表示要策动兵变除蒋，还要求美方予以支持。

　　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杜鲁门认为腐败无能的蒋政权难以抵挡共产党部队进攻台湾，希望推出一名杰出能干又反共亲美的将领取代老蒋。出身维吉尼亚军校、与当时美军参谋长马歇尔为前后期同学的孙立人便成了山姆大叔眼中的首选。

　　1949年5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莫成德赴台考察后，向国务卿艾奇逊与国安会提议，以孙立人主持台湾以及美国长期租赁台澎军事基地作为经援台湾的条件。从5月4日美国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可知，美方欲以四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与两千万美元的军事赠款交换美国海、空军长期租用台澎军事基地；由孙立人统率全台军队。在台的军队均由孙氏筛选，目的在将当时驻台军队的1/2至2/3遣返大陆。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肯楠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纽西兰等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在不使台湾落入共党之手”。9月，李宗仁派甘介侯赴美活动，甘对国务次卿腊斯克说，共军渡长江时，李已拟任命孙立人为台省主席，孙绝对效忠于李。于是，腊斯克派遣在二战中与孙立人一同作过战的莫里尔准将赴台，探询孙立人倒蒋的可能性。孙立人未作正面回答，只是发了一通牢骚。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韩战起源》一书提及：1949年12月，美国前任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会晤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称若孙同意控制国府，则美国将坚决支持他。孙立人拒绝了。那时撤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情治系统等多为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孙深感无能为力。1950年1月，麦克阿瑟派其得力助手、东京盟军总部情报处处长韦洛比将军访台，劝蒋介石将权力移交吴国桢，并离开台湾；若要留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帅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蒋对此建议，予以坚决拒绝。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据麦帅档案记录，麦克阿瑟在会谈中勉励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保证尽量提供军援。孙返台后向东南军政长官陈诚报告了会谈情况。赴日前，孙曾向陈诚呈报，并在后来辩称是麦帅总部主动邀他访日，但《顾维钧回忆录》指出，是孙立人主动要求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安排他同麦帅会晤的。孙立人访日之行更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猜疑，事实上任何一国的元首都不会允许手下的高级将领同外国人建立反常关系，何况戴笠麾下的情报机构早在抗战时代，就侦悉孙立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接触频繁，这种不正常的来往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史迪威解职回美国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逾越名分、干犯大忌的行径。从1949年五六月间美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的七封电报可知，孙立人对美国外交官一直埋怨陈诚故意雪藏他，以至于他有职无权，他希望军民分治，又说台湾局势已发展到人心思变的地步，还抨击陈诚、彭孟缉等人起码落后于时代五十年云云。身为军方要员，向外国官员责骂本国政府，自然是越轨之举。

　　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初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攀旗的政变指挥官，推翻蒋政权，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宗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且铲除其亲信。”4月下旬国民党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台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当地政府的顾问，使台湾成为亚洲的橱窗，并作为对抗苏联的秘密文宣基地。5月3日腊斯克呈交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台湾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一旦台湾获联合国托管，杜鲁门总统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次日，腊斯克与艾奇逊开会决定通知蒋：他唯一的出路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腊斯克承认，第七舰队巡逻台海，固然为保护台湾免受中共攻击，但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偷袭大陆。

　　☆ 孙立人勾结美国发动政变倒蒋因韩战爆发而告吹

　　6月19日，美国派遣前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担任密使赴台，通知孙立人这项计划。6月下旬，柯克将孙立人的密函送达腊斯克，信中说孙立人愿意领导兵变倒蒋，要求美国支持，一旦掌权他将肃清贪污，且在反共方面比蒋更具弹性。腊斯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传记作者熊安邦教授说，事关机密，他呈报艾奇逊上达杜鲁门总统，但杜鲁门还未作决定韩战就爆发了。

　　原定政变日期在1950年6月25日，正巧那天南北朝鲜战事起，美国害怕后院失火，政变计划遂告搁置。直至1953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访台时，孙立人仍向史抱怨蒋氏父子。孙声音压得很低，抨击蒋氏排斥异己。孙表示国民党部队有能力反攻大陆，但领导层的老人必须清洗。这些行动自然被情治机构负责人蒋经国侦知，孙立人则蠢在缺乏警觉。

　　显然，所谓匪谍案和兵谏都是当局清除心怀贰志将领的借口。孙立人的罪状何止兵谏，根本就是在美方策动下谋反，何冤枉之有？

　　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疑忌，但1949年8月仍任命孙为台湾防卫司令，次年3月升任其为陆军总司令。据麦帅档案，1950年6月中旬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何世礼向麦帅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转达一项信息——蒋表示愿交出权力，但绝不交给孙立人。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麦可·夏勒所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远东将领》一书所述，麦克阿瑟颇有出任台湾最高指挥的野心，但此非他一个人所能做主。由于蒋介石的坚决拒绝，再加上杜鲁门对他的疑忌，他连统治日本的权力都没有保住。韩战爆发后，台湾转危为安，美援源源而来，蒋氏父子才陆续采取措施清洗挟美自重的高官——1953年春罢黜吴国桢，1955 年整饬孙立人。蒋介石要借孙案巩固权力中心，从而向美国人显示他能全盘控制台湾局势，请美国对台湾勿存非分之想。然而他又不能同美方撕破脸，那时美方档案未曾解密，由非正当渠道所截获的情报是不能作为罪证展示的，所以蒋经国指示淡化处理此案——“不能使美国人脸上下不来”。在监察院参加五人小组调查孙案的陶百川，在《困勉强狷八十年》一书中提及，事实远较孙立人的口供严重，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孙立人的谋反罪是存在的。

　　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策略的牺牲品，目中无人的他处在那个年代，迟早要出事，何况他毕竟萌生过谋反念头。当时谷正文判断孙立人的部属郭廷亮等人有兵变企图，但为避免牵连孙立人受军法审判，当局使用了“匪谋自首”的罪名处理郭廷亮，这只是处理不当而已。因此，谷正文认为孙立人案并非罗织。然而，真正冤枉的是因孙案受株连的一百零七名旧部，其中三十五人判监十年以上，而被迫提前退役的部属更是数以千计。真正要平反的只是受株连者，而非孙立人本人。

　　设想倘若1950年6月25日孙立人兵变一举成功，他能摆平蒋介石从大陆带到台湾的数万名黄埔子弟吗？以李宗仁的资望、以白崇禧的小诸葛才干尚一筹莫展，遑论投笔从戎的土木工程学士孙立人了。如若政变成功，老蒋被放逐，黄埔子弟及外省籍文官全被清洗，则台湾早已独立而纳入美日两国保护伞；若政变失败，台湾内部派系恶斗，则中共必然挥戈东渡。无论上述哪种结局，以后五十四年的台湾历史全部都要重写。

　　1988年，香港《大公报》有篇报道，讲孙立人在安徽的祖坟风水极好。有老兵探亲回台，带了报纸给老上司看，孙因此特派老部下、陆军总部作战署组长潘德辉回乡打探虚实。潘氏查明孙立人祖坟早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挖掉了。潘氏由一老者陪到一乱葬岗拜祭并摄影，回台后，孙立人当即向潘下跪致谢。从这一点看，孙立人尚颇注重旧礼教，可惜他小处清醒大事糊涂。

　　2001年1月8日，台湾“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领公款六十万台币充作孙案专门研究经费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文件，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台湾当局给孙立人 “平反”，这是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事实上民进党处心积虑用张学良、孙立人这些几十年前的旧案来丑化国民党，这是历史研究为政党斗争服务的新鲜一例。▲◆★●■☆


锐眼看误读之四：源于精神观念受冲击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12/1937417_0.shtml

2010年08月12日 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异常深沉的民族悲情，也带来了一种文化的“仰视”西方和“俯视”西方的矛盾性的状态

钱钟书先生有一个“模糊的铜镜”的比喻来形容我们对于自己或别人对于我们的观察。这个比喻是说我们看自己或者别人看我们往往都并不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而是“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于是所谓“误读”或“误毒”就难以避免。

◆ 误读之源：精神观念受强烈冲击

在今天，我们经常存在着一种对于中国状况的两面性的看法：一面是我们自己经常对于中国的许多状况有诸多困惑和批评，常常用西方的状况来对照我们自己而引发对于我们自己的不满；另一面我们也往往对于一些来自外部的批评非常敏感，很容易认为这是“辱华”等等。

这种态度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因为一方面我们确实能看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另一方面外部的批评中也确实有相当多的偏见和扭曲。但我们确实也存在自己对于中国的状况常常相当尖刻，却不允许“外人”批评的状况。而西方的舆论对于中国的看法也存在这样的矛盾性，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发展使人惊叹，认识到了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压抑的社会，还是一个刻板僵硬的社会。内与外，我与人，误读和误毒都是当下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给我们造成了诸多的困扰。

这样的情况其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异常迅速的过程，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突然性”和“急剧性”。其“突然性”在于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的全球进程中，许多人并未预料到中国的异军突起，高速发展；而其“急剧性”在于中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重组都有变化迅速，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观念构成冲击的特点。

中国人追求富强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努力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也是出人预料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视角和观念并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过程，同时世界也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过程。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世界所瞩目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学习”和“适应”成为一个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大国的过程之中，世界也在“学习”和“适应”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这两个过程和中国的发展的进程一样都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自己和别人对于我们的看法都往往雾里看花，产生了诸多困惑和问题。

◆ 超越误毒：将中国放置在世界的坐标中

在这里，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是告别二十世纪的悲情，重新获得一种文化的自信和自觉，而世界也需要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新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异常深沉的民族悲情，中国的积弱和贫困给中国人带来了争取富强的坚韧的努力，也带来了悲情和痛苦的记忆。这些仍然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当然也带来了一种文化的 “仰视”西方和“俯视”西方的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

但在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平台上，我们就已经有机会一方面修复在我们的高速发展中感到困乏的诸多精神性的因素和建构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以更平和和更开阔的心态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希望的是“走向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理解“在世界中”的新的状况为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深刻地认识我们所具有的文化能量所在。

◆ 源于精神观念受冲击

构建新的文化能量，超越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误毒，重塑民族信仰，就需要放置在世界的纬度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度交织而成的坐标中去寻找：一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中从未中断过的具有着完整连续性的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华文明虽然经过无数的危机和困难，但从来没有中断过。二是现代中国人争取繁荣和富强的历史过程中有价值高度。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欺负过人，而是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新中国发展的前30年虽然我们有失误和困难，但中国人无私助人、无私地与第三世界的人民一起奋斗的历史，仍然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快速发展的新的大平台，而这些大平台是中国发挥软实力的基础。这些历史的文化资源都需要在一个“中国梦”的新的平台之上加以展现。这些都是我们获得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必要的历史的来源，而这些一旦和中国今天的年轻一代结合起来，我们在急剧发展中的精神困扰会在新的高度上得以超越。　

◆ 重塑信仰：在新的历史平台上

不仅如此，我们重塑信仰有一个新时代的课题，这就是需要高度重视“80后”“90后”年轻人的崛起带来的影响。

第一，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被称为“鸟巢一代”的中国的80后、90后出生的青年与前人相比，他们在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想像力重于表现社会的生活；

    二是他们重视财富的分配重于重视财富的积累；

    三是他们关注人类的普遍问题重于关注中国的特殊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一代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一方面他们将来会有更强的国际观念和视角以及更好的修养，同时他们有很多的弱点，如承受力不足、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足等；另一方面他们所拥有的表现平台是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就使没有机会的年轻人在今天会有很大的机会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改变这个世界。对于他们的状况的理性的认知，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获得新的文化的高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铜镜模糊，但思想会不断地更加清晰，中国在世界之中，世界因中国而变。我们需要自觉和自信，需要平和理性地认知世界；而世界也需要以更平和和开放的形态理解和认知中国。

【作者简介】张颐武，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