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渔政正告日舰：钓鱼岛想来就来!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top01/11053246/20101122/16254529.html

2010-11-22  南方日报  中国渔政正告日舰：钓鱼岛想来就来!

日本侦察机(红圈所示)围绕着我渔政310船上空盘旋。黄应来 卢松江摄

    至20日夜间,由我渔政310船和201船所组成的巡航编队已绕钓鱼岛顺利巡航一圈。昨日,巡航编队继续在钓鱼岛海域航行。

    在数日航行中,310船船长陈陆与船员配合得十分默契,这其中有他的弟弟———大副陈雄。两人来自湛江遂溪。

    在这两日航行期间,尽管一直遭受日方巡逻船和飞机的无理干扰,我渔政巡航编队始终按照既定目标，坚持在我钓鱼岛海域内宣示主权、维护海洋资源、保护渔民安全生产。我国过往船只纷纷向编队致敬。

    日巡逻船成我编队“贴身膏药”

    20日凌晨,中国渔政巡航编队进入钓鱼岛海域后约1小时,310船发现前方有目标。不久,两架固定翼侦察机开始在上空盘旋。约20分钟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PL65靠近我船,并对我船喊话。

    几分钟后,另一型号为PLH21的日船取代PL65紧跟我船。笔者发现,不到3小时内,日本巡逻船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高达7艘。同时,除了侦察机外,日方还不时出动直升机对我编队进行干扰。

    从现场目测来看,有两艘船专门分别负责“紧贴”我编队的两船，其他船则呈“梯队”式分布在远一点海域。

    “很显然，日本对我310船已经提前有所准备。”渔政人士告诉笔者。

    事实上,早在310船今年3月下水时,日本就有所“反应”: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岩崎贞二当时透露,计划将于今年再建造1艘排水量达6500吨的大型巡逻舰,以加强钓鱼岛海域的警戒巡逻力度。

而在本月中旬,310船首航开赴钓鱼岛海域的消息出来后,日本媒体更是“高度关注”。

    一中国货船声援巡航编队

    尽管受到了日方无理干扰,但中国渔政巡航编队不屈不挠,始终按照既定目标在钓鱼岛海域内巡航。

    期间,日方巡逻船还询问我编队何时离开该海域,我编队给出的回答是:“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神圣领土,我们今后将在该海域展开常态化巡航。”

    “什么叫常态化巡航?”日方问。

    “常态化巡航就是,我们想什么时候来就来,也可以天天来!”我编队义正严辞的回应让日方一时语塞。

    除了保护渔民安全生产等,中国渔政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最为重要意义就是宣示主权。事实上,此次巡航已是我国渔政自今年9月以来第四次在该海域执行巡航任务。

    310船在沿途已得到多方声援和支持。昨日8时30分左右,我巡航编队收到一中国货船呼叫:“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中国渔政不要怕!我们支持你们!”这再次令船上所有渔政人员为之振奋和感动。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黄应来 通讯员张德明 后方联动记者苏稻香▲◆★●■☆


日本调集10艘舰艇在钓鱼岛海域跟踪中国渔政船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11/news-gb2312-1215362.htm

 环球时报 于 2010-11-21  中国渔政310船赴钓鱼岛海域执行维权护渔任务

日本媒体有消息称，日本计划将驻冲绳的日本自卫队人数翻倍至4000人，并最快将于2014年完成在“日本距中国最近”的与那国岛的军事部署。

　　日本共同社11月22日报道称，据多名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的消息人士21日透露，日防卫省计划在2010年年底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编制增加到约15.7万人，并正在与日财务省就此再次展开协调。日本陆上自卫队目前的编制为15.5万人，防卫省计划将扩编的2千人部署到日本西南海域以“对抗”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

　　报道称，日本西南海域的陆上自卫队目前只有驻扎在冲绳本岛的约2千人，届时将倍增至4千人。日本防卫省下调了将陆上自卫队编制扩充到16.8万人的原计划。

　　不过，日本政府内部反对陆上自卫队扩编的意见也很强烈，财务省还提出了减至14.8万人的方案，预计协调工作将十分艰难。据报道，日本政府内部有观点指出，经过与日本财务省的协调，《新防卫计划大纲》中的陆上自卫队的编制可能比现在减少数千人，或者最多维持现有水平。

　　报道还分析称，日本防卫省之所以将要求的陆上自卫队编制从16.8万人减少至15.7万人，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现在还难以想像别国军队会登陆并侵略日本，陆上自卫队没有大举扩编的理由”。另一方面，考虑到“应对钓鱼岛问题”，日本防卫省正研究在“防守力量薄弱”的冲绳县宫古岛以西部署部队。

　　日本媒体还有消息称，日本还计划最快将于2014年向冲绳辖区的与那国岛派遣100名自卫队成员，使用雷达和其他通讯设施“监测”中国船只与飞机在该海域的动向，以加强该海域的防卫，应对未来有可能“频繁进出”西太平洋海域的中国海军舰只。报道称，日本近来还考虑向其他附近海域派遣巡视官员。

　　同时，日本方面在钓鱼岛海域对中国渔政船的合法巡航加强了所谓的“监视”。据日本NHK电视台11月 21日的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21日晚发表消息称，中国2艘渔政船在围绕钓鱼岛巡航32小时后，于21日下午4时30分许，离开钓鱼岛附近海域，向西北海域移动。日海保厅还宣称，虽然这次中国渔政船没有进入“日本领海”，但离“日本领海线”最近之差只有350米。

　　报道称，这两艘中国渔政船是新投入使用的“渔政310”和“渔政210”。从20日上午8时许开始，这两艘中国渔政船开始围绕钓鱼岛巡航。日海保厅出动了侦察机和直升机进行非法跟踪，并先后调集了10艘巡逻舰艇，在靠近钓鱼岛的内侧海域进行了所谓的“跟踪监视”，防止中国渔政船闯入“日本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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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船舰钓鱼岛再度对峙 日本拟增派空军支援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11/news-gb2312-1215250.html

 明报 于 2010-11-21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菅直人会谈之后，中国渔政船昨天首次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日本传媒报道，海上保安厅昨晨发现两艘中国渔政船在钓岛附近巡逻，其中包括中国目前最先进、唯一载有直升机的「渔政310」号。

　　日本新闻网报道，海上保安厅昨天报告，正在钓鱼岛附近警戒的海上保安厅侦查机，于上午8时25分在离钓岛西北37公里的海上，发现了两艘中国渔政船，分别为「渔政310」和「渔政201」。

　　渔政310首巡钓岛 日舰警戒

　　日本政府接报后，于上午9时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内成立了信息联络室，海上保安厅亦随即出动大型巡逻舰赶到警戒，并警告中国渔政船不要进入「日本领海」。中国渔政船则回应：「我们正在自己的领海执行正常的巡视任务」。海上保安厅称，中国渔政船沿领海线在毗连区内航行，未进入「日本领海」。上午9时 50分，两艘中国渔政船改变航线。

　　渔政310」可搭载两架直升机，是中国最先进的渔政船。上周二（16日），310船首次启航，从广州新洲码头驶往东海钓鱼岛海域。随船的《南方日报》记者说，310船一路受到沿途船隻的关注，中途停靠汕头南澳岛附近时，岛上渔民更亲自上船送肉菜。不过，310所属的南海区渔政局相关负责人反覆强调，这只是中国渔政一次正常的维权护渔行动。

　　日拟增派空军 监视西南诸岛

　　另据共同社引述日本防卫省的多名官员透露，防卫省正研究在10年内，把航空自卫队（空军）那霸基地的战机数量，从目前的约20架增至约30架，把现有的1个飞行队改编为2个飞行队，对靠近中国的西南诸岛的监视态势将得到加强。

　　鑑于中国海军计划建造航空母舰，防卫省的上述计划旨在提高战斗机为防止领空被侵犯而紧急升空拦截的能力，在紧急情下确保附近空域的制空权，预计该计划将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据悉，在年底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也将写入「充实战斗机部队」、「强化监视能力」等内容，目前具体表述正在调整中。▲◆★●■☆


南中国海演织出问题网　美国的政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美国鹰派势力借南海问题大做文章，企图再次掀起“中国海上威胁论”的新一波声浪。

　　中评社北京2010年11月22日电／《红旗文稿》刊载作者王传剑的文章指出，由于拥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和富足的战略资源，南中国海地区曾被西方战略家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和“第二个波斯湾”，而“边缘地带理论”的鼓噪者们更是作出了“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各周边重要海峡，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大胆论断。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扩张势力积极涉足这一战略区域，致使原本仅属领土纠纷范畴的南中国海争端日益演织出一个复杂的问题网，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敏感、牵扯国家也最多的国际争端热点之一。

　　一

　　美西战争爆发后，为界定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相继于1898年和1900年与西班牙签订了《巴黎和约》和《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这两个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都没有把南沙群岛以及黄岩岛包括在内。这种状况在1930年英美两国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边界的条约中得以延续。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政府曾派舰队到西沙和南沙群岛进行勘探，并随后对其中的九个岛屿宣示“主权”。此时菲律宾前参议员陆雷彝提出“九小岛”按巴黎条约规定应属菲律宾所有，并且建议政府出面交涉。对此时任总督墨菲未加任何个人意见，只是把陆的建议转送给了华盛顿。由于当时的美国正深陷“大危机”之中，因此对陆雷彝的建议未予采纳，而当时驻菲律宾海岸的美测量人员也明确表示，九小岛的位置在巴黎条约所规定的领海界限之外 200英里，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范围。

　　日本先后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3月侵占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以此作为推进其“南进战略”的重要基地。尽管美国先前曾经拒绝支持菲律宾对于南沙群岛的请求，但日本的举动不仅刺激了菲律宾当局，也促使美国对于南中国海的战略价值进行重新认识。

　　不过直到这一时期，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仍然远非明朗。《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该宣言只是以“such as”（“如”）的措辞列举了部分应予归还的中国领土，其中并未将南海诸岛作为列举项之一。
 
　二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就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明确指出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是从阿留中群岛开始到日本列岛，然后通过琉球群岛 (冲绳)延至菲律宾。据此，不仅朝鲜半岛，而且菲律宾以西的南中国海也被排除在其防线之外。但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于 1950年12月同法国及印支三国签署了《印度支那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由于美国企图更多地干预印度支那事务，南中国海地区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随之得以明显提升。

　　1951年1月，美国强调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该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这条防线显然超出了艾奇逊1950年1月提出的美国防务范围。八九月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以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相继签订，美国藉此初步确立了对亚洲大陆新月型的包围态势。
美国更多是从遏制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南中国海问题，为此它一直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行动，并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控制，而对于台湾当局、菲律宾、南越政权等盟友的行动，则实际上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1956年，美国认为中国在甘泉岛建立立足点是不能接受的，之后在 1957年5月吴庭艶访美期间，美国、南越以及台湾当局还曾就西沙群岛“属谁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认为“假如”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就可能应用美台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来“保卫”这些岛屿。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舰航行于南中国海地区，将该海域强行变成了“国际公海”。

　　三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得以逐步改善。与此同时，美国退出越南战争，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

　　这一时期，与在全球各个地区的战略态势一样，美国也把南中国海地区当成了与苏联争霸的一个重要舞台。特别是在70年代末越南与苏联签署同盟条约并将金兰湾提供给苏联作为军事基地之后，美国与菲律宾之间也于1979年重申和加强了双边条约中的有关内容，美苏海军由此形成隔南中国海对峙的局面。由于在全力抑制苏联扩张这一总体战略上有求于中国，这一时期美国尽可能避免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过多地刺激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主权归属问题也相应采取了较为 “内敛”的政策，既不激烈反对南中国海主权属于中国，也不明确支持其他任何争端一方的要求。

1974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群岛发生冲突，南越当局一再请求美军干预，但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无意卷入这一争端。1984年2月，美国众议院对华贸易特别小组委员会中大部分人认为中国与别国南海主权争端可以和平解决，美国应积极考虑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而最主要的政策选择是通过合适的行动防止武装冲突的发生。1988年中越南沙武装冲突，助理国务卿斯顿.西格尔明确表示，美国不对这个争端表态。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只希望这里能尽快恢复和平气氛。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愿意看到南中国海主权完全归属中国。实际上，有关南中国海主权问题的纷争之所以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频发迭起，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方面对于菲律宾及南越当局侵犯南中国海岛屿的行动予以私下鼓励和暗中支持分不开的。因为若无美国政府撑腰和怂恿，它的这些相对弱小的盟友是绝对不敢恣意妄为的。更何况美国从来也没停止过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

　　四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认为它在东南亚的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已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重要性，　1991年最终决定放弃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第一次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六方非正式会谈于1990年举行，东盟各国外长进而于1992年就南沙群岛问题发表了第一份正式宣言。对此，美国表现出明确的支持态度，表示美国不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的任何一方。

　　不过，这一时期美国官方及学术界针对南中国海海域对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性及其程度判断上，却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

　　学界一般认为，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是美国对南中国海政策的一个“拐点”，而其后发生的美济礁事件则在事实上对美国政策由“不介入”转为“介入但不陷入”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不过在此之前，伴随克林顿政府的上台，美国国内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争论似乎就已尘埃落定，主流的观点均开始将该问题视为一种“威胁”，并认为有可能演化成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倾向于认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挑战或威胁是中国引起的，并表现出明显的干涉意图。1995年5月10日，国务院代理发言人谢利就南沙群岛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该声明继续在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上坚持了蓄意的模糊姿态。但声明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明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政策意图：对主权争端各方观点不持任何观点；南沙群岛问题应该以和平手段解决，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这一争端；不管最后以何种方案解决，南中国海上的航行自由不应受到影响。差不多与此同时，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海外利益法案”也明确宣称，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任何用武力夺取该区域岛屿的行为，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在此之后，约瑟夫.奈于1995年6月表示，如果南沙群岛发生了军事行动并且妨碍了海上航行自由，美国就准备进行军事护航，以确保航行自由。这是美国政府要员第一次表示可能对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军事干预。

　　五

　　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曾在中美关系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美国方面针对此次事件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刚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要政策基调。

　这一时期，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目标具体表现为：确保和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对中国的侦察和监视；推动构建多边安全机制；争取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以南中国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

　　这一时期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军事互访、后勤支援、军事培训及军火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多，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也越来越直接针对所谓南中国海争端。在这其中，2004年1月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开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演习地点首次选择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二是演习目的首次界定为“抵御外来侵略”。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中国周边海域，两国船只已经几度“狭路相逢”。特别是2009年3月8日发生的中美舰艇南海对峙事件，被认为是自 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之后，两国之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军事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先是菲律宾国会于2月17日不顾中国反对通过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领土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归其有；紧接着马来西亚总理兼国防部长巴达维3月5口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宣示主权”；而美国国防部则在3月9日就中美舰艇对峙事件发表声明时指责中国船只在国际海域“骚扰”美国海军在“公海”执行“任务”，并且强硬地表示将继续执行这些“任务”；随后中国派出渔政311船抵达西沙永兴岛，旨在担负专属经济区巡航管理、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护渔护航以及渔业突发事故救援等任务；而五角大楼则又于3月25日公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称南中国海已经成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个重要的安全考虑因素。

　　至此，整个事件的脉络给人的感觉是一些小的国家抓紧实施其对南中国海岛屿的武装窃据和非法占领，而美国方面则“适时地”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显示其对上述国家的支持。实际上，由于担心自己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式微，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增强抱有强烈戒心，特别是对中国试图通过发展蓝水海军，实现从守土防御到近海防御的转变保持着高度警觉。这种心态是美国固有的战略观所决定的，不可能随着政府的换届就能轻易改变。因此，尽管奥巴马政府在此事件上最终采取了较为低调的处理态度，但美国鹰派势力却依然借机大做文章，企图再次掀起“中国海上威胁论”的新一波声浪。在此背景下，虽然很难想象中美关系会因此‘翻船’，但类似的“狭路相逢”在今后的南中国海上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湖南科级单位百人集体贪腐 领导班子成"分赃会"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4654

      2010-11-22  作者: 谭剑 徐宜军 丁文杰   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最近因集体贪腐曝光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位”。

　　这个小小的科级事业单位，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喣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高、中层干部几乎“全军覆没”。

　　透过这起集体贪腐案件，一条上下勾结、利益均沾的腐败生态链清晰可见。

　　进了“第二财政局”　想不发财都难

　　耒阳市“矿征办”成立于2004年，前身是“耒阳市煤炭相关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近年来，由“矿征办”征收的税费每年达4亿元以上，占耒阳全市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被称为耒阳市“第二财政局”。

　　由于掌握着煤炭资源税费征管大权，“矿征办”在耒阳是个肥得流油的单位。尽管从工资表上看，大部分员工月工资不过千余元，但只要挤进了“矿征办”的大门，就等于找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路径。

　　据了解，耒阳市“矿征办”下设12个收费站，50多个收费点遍布耒阳全境。按照规定，耒阳境内所有运煤的车辆按载货量向“矿征办”缴纳相关税费，税费为每吨煤70元至80元。按此计算，一台运煤车辆需缴纳的税费动辄以千元计。

　　据参与侦办这起窝案的衡阳市石鼓区反贪局副局长赵奇介绍，耒阳市“矿征办”员工“搞钱”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车及收款不入账。

　　据了解，每天经过“矿征办”收费站点的运煤车辆络绎不绝，当班员工稍微松一下手，每天放行几台煤车或者少收些税费，车主们就会乖乖地送上大笔“好处费”。

　　“只要进了 矿征办 ，想不发财都很难。”在耒阳市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记者从办案人员处了解到，耒阳市“矿征办”下属有一个收费站，在2008年端午节前的短短20多天内，通过私放煤车，大肆向运煤车辆收取“红包”。据涉案收费站站长交代，每次当班人员收到“红包”后，就会扔到站长办公室内的一个大纸箱里。到了端午节前3天，站里几个领导带着纸箱到耒阳市宾馆开房间商量如何分钱，仔细一查，才发现纸箱里的赃款竟达118万元。

　　领导班子成了“分赃会”

　　员工大肆敛财，领导则“坐地分赃”。据办案人员透露，在耒阳市“矿征办”各下属站点流行着一个“潜规则”，即每次非法所得都会按一定比例分成，通常是百分之七十由站内员工私分，剩下的百分之三十送给“矿征办”领导。在收受下属站点的“进贡”之后，“矿征办”领导对下属站点的贪腐行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此同时，耒阳市“矿征办”领导采取“集体决策”方式，为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捞取巨额奖金。据检察机关证实，自2005年至2009年，耒阳市“矿征办”在主任罗喣龙主持下，班子成员集体参与讨论决策，采取虚报超收数额套取“超产奖”、伪造部分站点发放“奖金”名册、截流部分站点“奖金”等方式，套取资金为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发放“奖金”，先后贪污公款57万多元。

　　“在耒阳市 矿征办 ，所谓的班子成员，不如说是 分赃会 成员更确切。”赵奇说，“从调查的情况看，耒阳市 矿征办 领导班子每次私分公款都是采取集体决策的形式，从主任、副主任到部分中层干部，按照职级不同，领取 奖金 额度也不同。”

　　另据查明，自2004年5月至2009年10月期间，罗喣龙还利用为下属转正、提拔、调动之机，伙同妻子匡秀凤收受贿赂共计45．8万元。此外，罗喣龙还有18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这帮蛀虫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导致国家应征税费收入大量流失。据了解，在罗喣龙等人被查处之后，耒阳市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矿产品税费征收增长150万吨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耒阳市煤炭税费收入猛增1亿元以上。

　　权力运作必须透明公开

　　“耒阳市 矿征办 窝案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同盟， 矿征办 内部上下级之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被腐败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链。”一位参与侦办案件的纪检干部说。

　　据了解，耒阳是湖南省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县级市之一，可采储量5．1亿吨。近年来，能源价格上涨在耒阳造就了一批身家过亿的“煤老板”，一些涉煤部门和单位也因此变得炙手可热。

　　月工资千余元的“矿征办”工作人员，天天与运煤车辆打交道，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一些人铤而走险，与煤老板和涉煤企业结成“利益均沾”的“猫鼠同盟”。

　　在耒阳市，“矿征办”的秘密早有传闻，纪检监察部门也多次收到群众举报，但每次查处都是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6月，湖南省纪委接到举报，纪委主要领导批示查处，耒阳市“矿征办”的集体贪腐案件才浮出水面。

　　在耒阳市“矿征办”大楼一楼信息股办公室里，十多台电视监控屏上清楚地显示下属收费站点的收费运行情况。这套系统是2007年耗资5000万元建成的，除“矿征办”几位领导外，系统终端还直接接到了耒阳市财政局和有关市级领导办公室。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离开了人的监管也只能是个“摆设”。当地群众反映，“矿征办”的问题屡次调查没有结果，是缘于其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矿征办”的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中，有许多是耒阳市直各部门和乡镇领导的亲属子女。因而一些监管部门在“矿征办”的问题上投鼠忌器、网开一面。罗喣龙在负责“矿征办” 期间，以善于“照顾”各种关系而闻名。5年间，“矿征办”的问题不断，却没有开除过一名员工。

　　“上下勾结、利益均沾”，导致耒阳市 “矿征办”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监督“盲区”。中央党校科研部研究室主任洪向华说，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集体违法违纪案件还将呈现高发态势。为此必须加强监控，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从体制机制上推进变革，促进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运行。来源: 新华网▲◆★●■☆


美国退伍军人福利待遇
http://blogs.america.gov/mgck/

— 作者 Jianan, 2010-11-16 退伍军人部为今年退伍军人节制作的招贴画

前几天奥巴马总统在韩国参加G-20峰会期间，正好赶上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11月11日他在首尔龙山驻地对美军将士的讲话中说，他提出预算为退伍军人事务部大幅度增加拨款，是30年来增幅最大的拨款行动之一。他还说，“当你们回国时，美国将恭候你们。这是我作为总司令向你们作出的承诺。这是美利坚合众国与那些捍卫其理想的人们之间神圣的信诺。”

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专门为退伍军人服务的部级单位，这是我来美国之后才知道的。搬来华盛顿地区又了解到这个部的两座机关大楼距离白宫只隔一个街区。

退伍军人事务部以雇员人数衡量是联邦政府15个部里第二大部，2008年员工28万人，仅少于国防部。2010财年预算525亿美元，排名第四，比上年度增加了10.3%。

退伍军人部的主要工作有三项：发放管理退伍津贴和各项福利，为复员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以及管理复退军人墓地和丧葬事宜，由三位副部长分管。

美国大兵退伍之后，有退休金、伤残补贴、医疗服务、住房补贴、教育补贴和职业培训的福利制度，只要不是因为违反军纪而被解除军职的就可以享受。

如果年龄超过65岁，或者并非因为服役的原因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伍军人，在军中曾经服务90天以上，其中至少有1天是在战区，就可以享受退伍军人部发放的退休金。根据家庭人口组成状况，每年可以领取从11830到23396美元不等。

位于弗吉尼亚州汉普敦的退伍军人医疗中心

如果因为在军中服务造成伤残，则根据伤残等级和需要抚养的子女或父母人数，每个月可以拿到120到3200美元。如果伤残导致截肢，还可以享受特殊的津贴。

美国全国各地都有退伍军人医疗设施，在高速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路旁的告示牌，上面大字印着VA字样，就是告诉你退伍军人医院从那个路口下去。退伍军人到VA医院去看病，根据因公伤残的程度不同，享受不同的优惠。与因公伤残有关的治疗当然是完全免费，伤残指标50%以上的退伍军人因任何疾病去看病也完全免费，伤残指标在10%到40%之间的退伍军人因为其他疾病看病，只需要为30天的处方药付费8美元。

在享受教育和其他社区服务方面，退伍军人也有很多优惠和福利。9/11之后，国会立法规定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享受最高每月2000美元的住房补贴。每个州的政府也为自己的居民参加联邦军队或州国民自卫队服务提供各种补贴，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任何程度的伤残退伍军人的子女上州立大学学费全免，北卡州的退伍军人狩猎和钓鱼不需要购买渔猎执照。

退伍军人在过世的时候如果还在享受退伍军人退休津贴或补贴，只需要付300美元的丧葬服务费和300美元的墓穴费，就可以在退伍军人墓地安葬，国防部按照军人葬礼仪式提供仪仗队、花圈和随葬的国旗等物品。

阿拉斯加州里查德森堡国家公墓

至于职业军官和军士，则有和其他政府雇员类似的退休制度。一般来说，在军队中服役超过20年就可以享受退休年金。退休年金为退伍时薪金的50% （1980年9月之后入伍的为服役期间薪金最高的36个月的平均底薪的50%），超过20年的服役时间每年增加2.5%，加起来最高不得超过75%。如果你年满16岁参军，到36岁就可以拿退休金退役了。 （所有照片均取自退伍军人事务部网站）▲◆★●■☆


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4309&msg_id=301

——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作者:约翰•刘易斯（美国）、薛理泰（美国）
 

　　1969年深秋，中国核导弹部队（二炮）进入了全面核战备状态，这在二炮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次核危机在中国乃至全球安全层面产生了若干后果：北京权力架构的震动，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重组，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的改变，以及对核威慑和全球稳定产生的广泛影响。

一条还是两条战线？

　　1964年伊始，毛泽东明显地表达了他对莫斯科的敌意。中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的文章。3月31日，中共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 义”的第八篇文章。7月14日，又发表了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第九篇文章。在这年十月，赫鲁晓夫被苏共领导人罢黜以后不久，中共继续抨击这位前苏联领导人。

　　苏联威胁超过美国

　　通过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披露的内情可知，早在1965年初，他已经下决心清算刘少奇及其追随者了。毛的准备工作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毛 泽东把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出自中共内部的威胁两者联系起来看待，并且越来越怀疑存在着一个内外勾结的针对他本人的政治大阴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使得他对莫斯科的怨恨火上加油。有一则故事反映出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之深：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个贴身卫士剃了光头，就下意识地把卫士的光头同赫鲁晓夫的秃头联系起来，再三问卫士长为什么那名卫士非要剃光头。此后，在他的随扈人员中，剃光头便成了禁忌。

　　1964年，毛泽东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这两项决定及其贯彻执行预示了中苏国家关系迟早会转变为军事意义上的敌对状态，由此产生的影响赓续十年以上。

　　其一，防御重点由南移北

　　毛泽东提出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改变了防御的重点方向。

　　长期以来，中央军委遵循的战略方针是“北顶南放”。“北顶”是指从鸭绿江到浙江象山湾的沿海一线要顶住，不让敌人登陆上来；“南放”是指从象山湾直到 广西沿海都可以放敌人进来。防御的重点是东北地区。这是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出的然后获得毛泽东批准的既定的军事战略方针。

　　除了地域划分以外，“北顶南放”还有一层战略涵义，即北边有苏联老大哥撑腰，可以背靠苏联顶着，然后在南方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歼灭之。后来随着毛泽东与莫斯科渐行渐远，中苏终于反目成仇，这层战略涵义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应付四面八方”，准备在多个战略方向对付可能入侵之敌，也就是说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

　　制定军事战略方针，须明确战略方向，随之有的放矢地从事战场建设。历来兵家用兵，兵力部署切忌分散。“备多力分”，为兵家大忌。毛泽东一贯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列为十大军事原则的第四条。以毛氏过人的精明，岂有不清楚“处处戒备”，没有突出重点，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然而，当时美国日益介 入越南战争，南疆烽火连天，北京同莫斯科的纷争却仍然局限于“打笔墨官司”的阶段。他清楚，眼前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会接受把苏联列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如 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猜测，节外生枝，干扰他内定的战略部署，所以他不便一下子说明白。

　　他的意图是通过“吹风”警醒其他领导人，中国的大敌不仅仅是美国和台湾，促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他提出了新的主张，尽管不同于往常，战略调整却是逐步付诸实施的，这样他的主张便于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接受。他明白，一旦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 军队防御的重点方向势必随之改变，逐渐专注于北方。一旦解放军兵力部署成型，中共党内高层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以如此明确的口吻隐喻“中国赫鲁晓夫”可能存在于中南海，自然大大加强了极左的政治氛围，几乎搞得中共高层人人自危。


　　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这是他首次正式地向中共领导层提出中国可能同苏联打仗的问题。

　　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谈话中，探询苏联军队进攻中国的可能性，透露了他思想深处的心腹大患。他在接待同克里姆林宫有接触渠道的外国访客时，似乎不经意地多次提到这个问题。10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问道：“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你看有可能没有可能？”

　　其二，产业移向西南三线

　　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三线”的运动。

　　1964年11月，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将要害工业和科研设施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内陆省份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把云南、贵州、四川列为“三线”地区。大规模 迁移接踵而来，许多国防工业、科研设施甚至大专院校搬到了三线地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评断，这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 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毛泽东发动“三线”建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备有朝一日苏联会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害设施迁移到新址，却靠近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空军基地，都在美国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说明，当时毛泽东认为在今后一段期间，中国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空中打击，尽管他嘴上还在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例如中央经济计划部门在拟定“三线”建设规划时，起初把甘肃省酒泉和四川省攀枝花同时列为建设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最优先考虑的厂址，偏向于前者。 酒泉镜铁山钢铁厂预计投资人民币十二亿，已经投资两亿多。不过，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将之建在攀枝花，因为酒泉还是离苏联太近了。可是攀枝花却相当接近美国在泰国和南越的空军基地。涉及国防工业布局，当时的原则是只要能够远离苏联空军基地就行，哪怕靠近美国空军基地亦无妨。看来毛泽东早已把苏联视 为中国未来的头号敌人。

　　毛将矛头指向党内

　　毛泽东开始着手调整他对越南战争的战略评估。据前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回忆，当时河内催促中苏组成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联合阵线。他与周恩来、彭真等人就此设想举行了会谈，周、彭等人同意了他的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也同意了越方建议。岂料毛泽东予以峻词拒绝，并且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 流的一个阴谋。

　　他担心一旦中苏建立反美联合阵线，大敌当前，中共党内必然会出现加强团结对付外敌的呼声，就会妨碍他在国内大规模整肃党内政治异见者的战略部署。况且，一旦北京同莫斯科建立联盟，彼此紧张关系会随之缓和，势必妨碍他以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罪名清洗党内“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毛泽东指出“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似乎说明了他也曾经正视过来自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这个说法好像反映了他从最坏情况着眼的习惯思路， 不过，也更有可能是他采用的障眼手法，以促使高官逐步将视线从东边移往北边，因为既然他已经下决心对中共领导层动大手术，就不可能同时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这根本违背了他历来强调的“决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出击手段。

　　毛泽东要关门打狗

　　毛泽东迅即命令军委把防御重点从南方、东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三个北部地区（三北地区）。军委将工程兵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调到三北地区，在当地主要作战方向迅速构筑各种防御工事。他甚至催促工程兵在华北平原上构筑若干“人造山”，在上面修筑炮位和防空火力点，以减煞苏军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凌厉 攻势。

　　他还嘱咐当时尚存的解放军八位元帅中的六位进行战略研究，认真考虑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在东北打一场反侵略战争”，对付入侵的苏军。1965年11月 11日，北京发表一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冷峻地指出，在当代，在中共、苏共之间，存在着足够的因素促使它们分裂，而没有任何 东西可以促成它们的联合。

　　这段期间，毛泽东数次发表了针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措辞强硬的言论。可是，根据他把三分之二的工程兵调到三北地区的军事大动作，可见他的“反美”论调只是旨在应付党内的不同观点。

　　1966年3月，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断然予以否决。他指出，“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 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他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挑战策略”，还声称“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而已。

　　毛泽东决定“关门打狗”，势在必行。显然，不管北京以什么理由同莫斯科和解，都会削弱他企图采取非常手段在中南海围墙内整肃“修正主义分子”的理由的正当性和行动的可操作性。

      中、苏边境冲突

　　1966年初，苏联和蒙古新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军加强了驻扎在蒙古前沿的装甲部队和战略火箭部队。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多公里，而中、蒙边界中国一侧地势平缓，便于装甲部队快速行动。苏军的部署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的判断的正确性。

　　北京评估苏联威胁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时，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他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同年，毛泽东在同解放军几位元帅讨论有关问题时，对苏联军事威胁的估计趋向于更加严重，他预言莫斯科将在两年内进攻中国。次年，军委决定将38军改编为快速反应部队，并且把内蒙古军区的编制从大军区降低为省军区，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以便北京军区在战时给予有力支持。

　　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果然在1968年8月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次对付的目标是捷克。苏军入侵捷克以后，北京对苏联入侵中国的可能性的评估立即升级。　　

      军委决定伏击苏军

　　1968年底至1969年之初，苏军日益频繁地闯入两国发生争议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制订一项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实施伏击式的反击战计划。沈阳军区从三个野战军中挑选了三个加强侦察连，两三个月内进行高强度的特种训练。　

　1969年2月19日，总参和外交部同意了沈阳军区的作战计划。军委在批准这份计划和有关的作战命令时，规定指挥权直接归属军委。反击战有个前提，即苏军再次闯入珍宝岛启衅；如果苏军不闯入珍宝岛启衅，则反击战计划停止执行。

　　据情报，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引起中方格外的警惕。军委的上述决定与此不无关系。

　　作为中国军队加强战备的一项重要措施，1969年2月，38军改编为38摩托化军，全部官兵及装备给养可以由各种机动车辆装载。军部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军直辖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每师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稍后，66军也具备了摩托化能力。这两个军可以对闯入中国纵深之地的苏联装甲部队实施有力的反突击。

　　军委直接掌控战局

边界冲突前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各自率领一个小组留在设于京西宾馆的北京指挥所随时待命。前者汇报战况并且控制战斗规模，后者则掌握国际情报并报告国外反应。

　　这两个小组与军委作战系统的将军们──包括总长、一名主管作战的副总长以及来自总参一部（作战）、二部（情报）、三部（电子侦听、破译）、通信部和机要局的高级军官──紧密合作，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时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对这场战斗涉及的军事、外交层面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

　　毛泽东经常授权周恩来指挥中国军方的紧急行动，尽管当时周恩来甚至不是军委的正式成员。如今，“文革”处于关键阶段，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新挑战，另外，毛授权周处理军事，也是为了抑制林彪的势力。

　　冲突被置于军委直接控制下。毛、周对战局及国际反应有着一手资讯。相比之下，苏共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国外访问，被这场冲突搞得不知所措。直到3月6日，苏共政治局才得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由此产生的后果。在战略决策层面，莫斯科稍逊一筹。

　　北京控制冲突规模

　　1969年3月2日，在前夜已经潜入珍宝岛上埋伏的解放军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突然发动攻击，毙伤苏军官兵60多人（据苏联公布数字，苏军死亡31人），解放军死伤52人，并有一人失踪。

　　苏边防军侦察分队的观察哨距离珍宝岛仅80公尺，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已经上岛埋伏。苏军缺乏夜视装备，无从发现解放军趁黑夜上岛。苏军军官认为，中方选 择战机得当。首先，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雪，遮盖了中国军人行进的痕迹；其次，3月2日是谢肉节，苏联官员邀请苏边防军指挥官去联欢，战地同指挥所联系不畅；最后，时值周末，苏边防军航空兵停飞。

　　3月15日，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战斗爆发。中国军队打退了苏军对珍宝岛的三次攻击。苏军死伤140人。临战前，中国军队没有在岛上部署多少人，当苏军坦克、装甲车密集登上岛时，中方即给予猛烈炮轰，结果中方死伤仅39人。

　　16日夜，毛泽东、林彪开会讨论。毛在会上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这番话反映了他欲藉此平息国内派性武斗的想法。针对边境冲突的发展方向，他给予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他还指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要防备苏联的外科手术 式打击摧毁中国核设施。当初苏方为中国安排核设施布局，对此了然于胸。毛自然不能排除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

　　总参截获苏联机密

在3月15日较大规模的冲突之后，克里姆林宫一再试图与中南海联系。一次，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经由连接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热线打电话给毛泽东，但是中国接线员拒绝为他接通。

　　据前中办主任杨尚昆回忆，苏共、中共架设的这条热线将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连接起来，中方终端设在中办。另一条热线把中苏两国外交部连接起来。当初中苏之间设立两条热线，是为了在对付西方军事压力时可以紧急磋商，如今这两条热线反而成为双方互相摸底的一条途径。

　　3月21日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使用了连接苏中两国外交部的另一条热线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终于同正在值班的一位高官李连庆进行了交谈。柯西金说他希望与周总理谈谈。李连庆记下柯西金谈话的要点，作了汇报。当天半夜，柯西金还授权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地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内容相同的他的信 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应该作好谈判的准备。

　　就在柯西金打电话的当晚，总参三部已经将截获的柯西金给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华使馆打的两通电话的内容，包括柯西金在电话机旁同身边的苏联翻译的对话，一概予以录音、翻译，甚至连反映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速去中国外交部递交信件时的迫不及待的情绪的语助词都翻译了出来。柯西金担心两国冲突扩大的焦急 心情跃然纸上。三部写成一份绝密报告，分别送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单凭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尽快同中国外交部取得联络时的急躁情绪，毛泽东就确定部分苏联领导人根本不想扩大冲突。次日黎明，他同意授权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联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由两国进行谈判的建议。

　　毛说仗打给美国看

“文革”中，毛泽东迈入老年。他在孤独的心态下，对国际问题顾问群隔膜越来越深，反而愿意在身边人面前吐露心声。最早知道毛泽东开始改变大战略观念的居然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同护士长之类的身边人士讨论涉及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晚年思绪时常天马行空，内心不免孤 独，他同智囊群逐渐疏远，有时倒是愿意同身边人讨论一些战略问题。这些学者对于毛泽东晚年的决策环境是相当有隔膜了。据熊向晖回忆，毛时常同吴旭君讨论国际时事，比如中国大概在何时可以进入联合国之类的问题等。熊身兼中国高级情报官和外交官之职，自然了解毛晚年的决策内情。

　据吴旭君回忆，在珍宝岛冲突以后，毛泽东一边阅读战报，一边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吴旭君问：“你是指中苏 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回答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 么样？”显然，在毛心目中，北京的钟摆即将倾向华盛顿。

　　关于苏联加紧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的报告接踵送至毛泽东的案头，又把这位主席从浮想联翩的遐思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批准军委有关将中国进入越南对美国空军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调回中国北方的报告，以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空袭。截至3月底，中国空军入越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被调回国内；中国陆军入越作战的野战高炮部队也在4月被全部调回国内。

　　自1965年至1969年，中国空军先后有26个高炮团、9个探照灯营、14个雷达连进入越南作战；陆军先后有37个野战高炮团进入越南作战。这批部 队富于实战经验，调回国内必然会加强防空力量。另外，中国将入越作战的全部高炮部队从“反美前线”调回国内以防备苏联空袭的决定，也反映了北京对于来自境 外的最现实的军事威胁的认知。

　　其后，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和蒙古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加速军事集结，并声称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苏军又将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调任远东军区 司令，这项人事任命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加上苏军鼓吹“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具有无限度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核导弹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 “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北京认为，此类行动是苏联将对中国先发制人地进行核打击的前奏曲。

　　林彪派系急剧膨胀

　　从6月20日到7月4日，军委办事组召开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来自三北地区四个大军区（沈阳、北京、兰州和新疆）主管作战的负责人，商谈如何对付苏军入侵。7月2日，林彪出席会议时，指示“酒泉和包头的核燃料厂必须在1970年前搬迁到三线地区”，一度搞得核工业部门人 心惶惶。

　　6月，毛泽东命令军委办事组举行座谈会。他告诉将领们“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接着说“何况 我们也有原子弹”。会上，办事组为国防建设计划“定下了盘子”：1969年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各自在上年基础上递增 15%和16%。

　　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总参召开了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确保战时通信畅通、通信保密。接着，总参又命令通信兵铺设一个全国地下电缆网。

　　毛泽东尝试引导华盛顿在中苏冲突中作出偏向中国的姿态。他嘱咐周恩来在本年度杜鲁门决定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七舰队的周年时，要以沉默而不是强烈抗议对待之，不要突出宣传反对美国干涉台湾的活动。

　　他决定大幅度裁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机构官员，21万名官员从北京被遣送前往各地五七干校。他还批准由空军、海军及总参、总后等直接接管国防工业口的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以及中央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

　　全国战备趋于白热

　　6月30日，高级将领在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上要求大大增加军械工业的资金。总后部长邱会作（兼任副总长和政治局委员）表态同意，并主张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弃之不顾。国家计委官员袁宝华和顾明力劝周恩来不要让别人破坏那条指导方针。周恩来生气地说：“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战争）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6月，北京命令各省、自治区成立战备领导小组，在各自辖区的战略后方即“小三线地区”制造轻武器，督促战争动员和民防工作。全国战备处于紧急气氛中。

　　在若干省份，派性武斗妨碍了战备工作。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表中共中央布告，要求山西省两派群众组织解散武斗组织，上缴武器，拆除一切据点。解放军出动小分队，强迫收缴武器弹药，不久派性武斗停息了。中共中央又将这份布告传达到其他省份照办。在边远省份，效果不彰。

　　夏末，中国战备工作已趋顶点，而强调美国军事威胁的文章却几乎从媒体销声匿迹。7月11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签署的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研究报告交给了周恩来，他们在报告中得出了结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军委已经把战略使命讲 得清清楚楚：“当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要把苏修放在第一位，把重点（从对付美帝）转到对付苏修方面来。”毛泽东的战略预言实现了，中国战略防御方向 就剩下一条北方战线了。

       军事危机升级

　　这年，美国修改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条例，启动了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过程。7月，尼克松总统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转达他的观念，即“美国不应该参加任 何旨在孤立中国的安排”。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些信号，不过他没有高估它们的意义。更令人信服的变化迹象直到那年秋天方才到来。

　　解放军分队遭全歼

　　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讲话，指责中国阴谋对苏联发动核突袭。由于他们清楚中国并没有向苏联发动核突袭的能力或意图，中国安全专家得出结论，即莫斯科有意通过这种指责让世人作好苏联要发动核突袭的心理准备。“熊向晖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1992年 出版，第65页。）中表示困惑：为何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相信两国之间的军事摊牌为期不远了，却对莫斯科诉诸这种宣传手段的真正用意掉以轻心。”

　　8月，中、苏军队在新疆境内爆发了一场小战斗，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早在4月，毛泽东鉴于苏军上月在珍宝岛同解放军发生的两次冲突中吃了大亏，通过军委办事组警告新疆军区，苏军在两国边界东段吃了亏，可能会想在两国边界西段的冲突中捞回来，务必警惕。

　　7、8月份，新疆军区部署在前沿的一个情报站发现苏军在边界对面调动频繁，电讯剧增，判断近期苏军会有异动，于是向军区作战部作了汇报。军区司令龙书金4月在北京拜访林彪时，林彪向他交了底，认为中苏不可能爆发大战，所以他没有重视这份情报。8月13日，苏军在新疆境内铁里克提伏击全歼了解放军一支巡逻分队，打死38名官兵。数天以后，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组发布命令，向全体担任负责职务的军官发出警告，违令者将给予严惩。

　　莫斯科实施核讹诈

　　事态发展迫使北京体会到了莫斯科“核讹诈”的巨大压力。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闪烁其辞地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将不排除发动核突袭。苏联外交官则轮 番地接近美国智库人士，尝试就美国对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反应进行摸底。8月27日，外电报导，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 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9月16日，一位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间新闻》上发出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核突袭的试探性的警告。

　　至此，中南海认为，上述警告决不仅仅是虚张声势。8月28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由其设在总参作战部的办公室承办日常工作。全国深挖防空洞的热潮随之而来，说明北京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空袭可能迫在眉睫。同日，毛批准公布中共中央命令，号召边疆军民要准备打仗。这项命令 措辞严厉，要求立即停止派性武斗。同日，军委命令三北地区所有作战部队处于紧急战备状态，在战略要地和关键部门赶修足以防御核突袭的地下设施。

　　毛泽东指示总参重新评估苏联究竟有否可能发动突袭。总参在报告中表示，苏联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不很大”。其他高级助理却告诉他，苏联在历史上向来有对敌国发动突袭的前科，苏联在上年入侵捷克就是例证。稍后，他对情势的演变趋向作出了悲观的估计。

　　中苏高层机场谋和

　　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飞赴河内吊唁。由于中国备战活动紧迫，周恩来没有在河内过夜，顶着雷雨的气候冒险返国。据前空七军政委焦红光回忆，由于雷雨天气作祟，最终周未能在当晚赶回北京，专机降落在南宁，周在当地下榻。


　　苏联也为中国箭在弦上的战备活动感到忧虑，推举柯西金出面同中国人接洽。他向北京转达了苏联对外交谈判的兴趣。他也赴越南出席了胡志明的追悼活动，盼望在河内能遇到周恩来进行交谈，却没有消息，他只能登机返国。在回国途中，他收到北京发出的通知，中方同意在北京机场与他会谈。9月11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议室同周恩来展开了为时3小时40分钟的会谈。双方讨论了诸如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边界冲突继续发生、两国大使返任以及双方为解决边界纠纷举行谈判等问题。北京机场会谈，对于制止这两个国家滑向一场核大战的深渊，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领导人曾经怀疑柯西金专机上可能运载着苏联特种兵，准备夺占北京机场，就像1968年8月苏联袭击捷克之初发生的那种情况。当柯西金的专机仍在空 中飞行时，军委调动接受过特种训练的几个营保卫北京机场，还挑选了一批会武功的官兵驻守在机场跑道和大楼的周围。最后证明只是一场虚惊而已。

　　毛忧虑苏军核突袭

　　9月16日、18日和22日，政治局相继开会，对机场会谈进行评估。他们对下列现象感到忧虑：为什么周恩来向柯西金提出关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的问题，柯西金却不置可否？为什么柯西金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时，苏联领导人都不去机场迎接？为什么周恩来在9月18日写给柯西金的密信中提出了关于双方承担不使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武力进攻对方的义务的建议，苏方却迟迟不回答？这说明苏共政治局并未批准柯西金作出的关于缓和关系的若干承诺。

　　其他迹象似乎也在证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首先，苏联军方刚任命一位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为远东军区司令。如果考虑到苏军鉴于在今后中苏爆发战争时，苏军要靠战略导弹打头阵，需要先派一位熟悉导弹进攻战略的将军到与中国对峙的远东军区压阵，这项任命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其次，不久前，苏联国防部第 一副部长扎哈罗夫指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他的话可能是意有所指的。这些迹象与前面提到的路易斯在9月16 日发表的特别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联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莫斯科确实包藏祸心，“亡我之心不死”。

　　中国领导人认为，假若苏联企图发动突袭，从军事角度分析，难道还有比中国国庆节或者稍后苏联谈判代表抵达北京时更好的攻击时间吗？

　　前述四位元帅再次进行研究，写出一篇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在9月17日报送周恩来。他们认为：当前苏联“最大的战略顾虑”就是“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他们赞成在同苏联举行边界谈判的同时，考虑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毛认为美国靠不住

　　毛泽东同意这四位元帅的判断，不过，他对美国是否会直接介入迫使苏联罢手，仍持怀疑态度。他指出，“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

　　从8月下旬到10月，军委将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往三北地区。例如，27军在8月下旬奉命由江苏无锡调至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延庆，以增援驻军65 军，因为张家口是蒙古至北京之间的唯一的天然屏障，张家口以南就无险可守了。空军又在张家口部署了配备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的几个防空导弹营，以加强当地空防。10月，军委又将28军由福建调往山西，坦克第9师、高炮第67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24军由河北唐山移防承德、63军从河北调至山西、69 军从山西太原往北移防大同。

　　军委采取一系列扩军的非常措施。1969年，军委新组建了三个陆军军部、18个步兵师，并且在步兵师的三种建制（甲种大师、乙种中师、丙种小师）中取 消了丙种小师，原来的丙种小师都补充了官兵人数，升等为乙种中师，步兵人数增加了20.9%。军委又将原本附属于步兵师的多数坦克团改编为坦克师或者坦克 独立团，以便在华北平原上迎战苏联装甲部队。工程兵部队由16个团增至34个团，其中多数调往三北地区赶筑地下掩蔽所。

　　毛泽东仍嫌战备工作不够扎实。9月17日，中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庆祝建国20周年的29条口号，其中第22条口号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条口号不算标点符号，也有82个字，已经不成其为口号了，而是向全国发布的紧急指示了。他在这一条口号中强调：全世界人民“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 争”！这反映了他对迫在眉睫的中苏核大战的评估。

全国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在整个9月乃至10月初，对苏军动向的情报分析加强了北京的信念，即苏军正在准备对中国重要目标发动打击。尤其在核导弹危机期间，毛泽东、林彪等人比较相信这些耸人听闻的情报。

　　苏联缺乏谈判诚意

　　9月20日，军委召开由各个军区、军兵种司令和政委参加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22日，周恩来对高级将领们说，“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随后数日中，会议厅中最常听到的言辞是“苏联袭击即将来临”。

　　迟至9月26日，柯西金才对周恩来9月18日的密信发出回信。他在回信中建议两国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谈判边界问题。中方认为，他在信中仅闪烁其词地表示“苏方已经指示边防部门保持同中国边防部门的正常关系”，显然从机场会谈时双方达成的谅解的基础上倒退了。中方认为苏方可能在谈判的烟幕下策划一场突然袭击。

　　9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刚出席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林彪指示与会者要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林彪指示总参绘制了一张三北地区要图，挂在他的客厅里。他时而手拿指示棒，在图上指指点点，时而伫立在图前沉思冥想。

　　核爆犹如暮鼓晨钟

　　毛泽东下令在国庆节前进行一次氢弹试验，以显示中国领导人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中国拥有的物质力量。在他的心头，苏军可能发动突袭的阴影显得越来越大。他想到了核弹吓人的作用。他重申，“既然核弹是吓人的，自然应该尽早爆炸”，又说“当量也应该大一些”。他向来喜欢豪赌，认为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引爆一颗大氢弹，无异于向莫斯科传递一个信息，倘若逼人太甚，中国不惜闹得个鱼死网破的结局。

　　9月23日，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和二机部奉命进行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六天之后又爆炸了一枚当量达300万吨级的氢弹。尤其是后者，犹如暮鼓晨钟，给 莫斯科的狂热分子当头浇了一桶凉水。不久，以苏联境内各战略要点为目标的配备氢弹头的中国地对地导弹增加至50枚。克里姆林宫中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 衷。

　　9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口头通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建议将边界谈判开始的日期从10月10日推迟到10月20日。这是为中国的军事调动争取充裕的时间。

　　9月30日，林彪把军委办事组几位负责人召来开会。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他指着地图说：“敌人从外蒙下 来，直下兰州、西安，全国震动。”同日，林彪还命令空军立即将绝大部分军机从北京附近机场疏散到外地机场。他还认为北京市郊的三大水库犹如三大盆水，高悬在北京上空，一旦苏联击毁了水库的大坝，就会淹没首都。同日晚，他要求北京市尽快把这三个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认为仅在一天内就把水库的水排泄出去， 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苏联击毁水库大坝的后果相同，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他出面中止了林彪指示的执行。稍后，在10月18日晚，即林彪向总参发布紧急指示的当晚，林又嘱咐秘书指示副总长阎仲川采取措施把密云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再次出面制止。

　　林彪骑马 江青开车

　　毛泽东身边的人士劝他不要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他却执意要上城楼。军委办事组采取非常措施，以策万全。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率领来自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军官们，携带一部无线电台登上城楼，随时接收最新的空防警报。一架直升机停留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场上，随时准备紧急疏散毛泽东、林彪等人 撤往西郊防空设施。

　　在一片肃杀的备战气氛中，即使在领导层，也难免人心惶惶。他们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采取了必要措施。平时林彪很少步行，连坐汽车的机会也不多。这时，他却在住宅的后院练习骑马，以便在尴尬的情况下骑马逃逸。有人说，林彪这么做，是为了恢复过去在战场上指挥三军的英雄气概，战时可以重返战场。可是，林彪 在辽沈战役中，也很少骑马，经常坐汽车。这时林彪年迈，身体健康状况又差，却开始练习骑马，自然是想对不测事件有所准备。

　江青则在她位于钓鱼台的住宅院内修建了一座防空洞，总后部长邱会作督率抢建完工。防空洞建成以后，放置了食品和饮水，她还去观看了几次。江青还抓紧时间，学习如何驾驶汽车，以便在“与苏军突击队遭遇时”，在司机、秘书、警卫均被杀伤的情况下，自己也可以驾车逃脱。

　　10月，毛泽东为了确保中央统率机关在战时的安全，批准将中央警卫局精简改编为警卫处，在军队序列中升格定为军级单位，并且将警卫处与警卫团合二为一。毛泽东以及其他五名政治局常委的警卫部队实行战时编制，反映出北京领导人的危机感。

　　绝密情报导致误判

　　国庆节过去了，苏军没有打过来。军方认为，苏军终究还是要打过来的，以有备无患为妥。10月5日至7日，林彪赴张家口视察防务。

　　对于中国外交部建议将边界谈判开始的日期推迟至10月20日的“口头通知”，迟至10月14日，柯西金才发出复信，通知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将在10月20日前抵达北京。这个迟到的答复使得中国领导人关于危机爆发的日期又有了新的看法。

　　10月中旬，毛泽东收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在边界谈判的烟幕下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紧接着，一份触目惊心的情报又自莫斯科发出，断言苏联工程师正在秘密改装那架运送苏联代表团到北京来的专机，使之能够装载配备核弹头的空对地导弹。苏联代表团前来北京是为苏军突袭打烟幕弹的目的似乎不言而喻 了。当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以后，毛泽东就毋需更多的证明来作出判断了。

　　他究竟在何时获悉以上三份关键性的情报？中国资料没有提到。林彪在张家口逗留至10月7日，毛不可能在此之前收到这些情报，不然，即使林彪去了张家口，毛也会把他紧急召回北京。毛在10月15日决定前往武汉避难。鉴此，这些情报可能在10月8日至15日期间被凑齐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最紧急的那份情报 可能是在14日呈交给他的，因为正是这份情报促使他决定在次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应急措施。

　　林彪不涉紧急疏散

　　毛泽东多次说过，“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这时，他的态度变了，授权林彪在10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策，并由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他的指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毛指示，多数中 央领导人必须在10月20日以前离开北京。至于应变步骤，政治局赞同毛的决定，毛避居武汉运筹大计，林前往苏州策划军事，周恩来留京主持全面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核心机构迁往西山地下指挥部维持日常运转。

　　老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与数日以后军委前进指挥所发布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完全无关。况且，在这个命令发出之前，刘少奇、陶铸以及一批遭受关押、 审查的领导人已经被各专案小组“迁出北京”了。不少老干部被疏散出了北京，阖家吃了苦，怨恨在心，又不敢嗔怪毛泽东，况且对当时的决策流程也不清楚，只能把这口怨气出在林彪身上了。

　　据当时担任中央警卫局长的汪东兴说，10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远赴武汉。起程前，他正在吃饭，江青来了，要服务员拿碗筷，想与毛一起进餐。毛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江青碰了一个钉子，很不高兴地走了。毛为了尽快离开北京，都顾不得同妻子一起进餐了。毛泽东毕竟是现实主义者，此刻他浮想联翩，对于即将悬浮在北京上空的核蘑菇云，他是避之唯恐不速的。

　　同日，林彪夫妇飞离北京经江苏硕放机场转乘汽车赴苏州居处南园。林彪秘书张云生提到林彪在10月17日抵达苏州，不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1974年5月）中指出，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

　　周恩来、黄永胜、江青将留在北京。周受权主持危机处理；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江青则自告奋勇留下，随时为毛提供消息。

　　总参前指移往地宫

　　10月16日，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组组建战略后备队，由43军、47军、空降15军和若干个坦克师、炮兵师和防空师组成。军委着力提高这支反突击力量的机动性，用来对付苏联入侵作战的“三板斧”（核武器突袭、航空兵和炮兵夹击突袭和坦克集群突袭）。

　　同日，总长黄永胜会见副总长阎仲川，命令他成立总参前进指挥所（前指），作为军委在战时的作战指挥中心。阎原任广州军区作战部长。1968年，黄从广 州军区司令调任总长，次年5月他把阎调到总参，擢升为副总长，主持总参作战系统（由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和机要局组成），成为黄的得力助手。

　　前指大多数军官均来自作战部，并由作战系统其他部门的军官给予充实。10月17日，阎仲川率领前指人员撤往设在京郊西山山脉百望山底下的全国战时指挥中心。前指神经中枢在于这批作战系统的精华。这座地下掩蔽所堪称“地宫”，甚至经得住核弹爆炸。不足之处在于，当年通风条件不佳，人们在里面稍微待久了， 就会觉得气闷。

　　稍晚，黄永胜率领军委办事组其他负责人来到前指。黄住在位于百望山顶峰的一幢建筑物内，在他居所外侧的会议室则成为前指负责人开会的场所。他们有事没事，经常来此聚会。阎仲川自己住在百望山山脚下，黄永胜或其他前指负责人有事召唤，他即刻可以乘坐汽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黄的居所。

　　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应变工作班子也开始疏散到它们设在京郊西山象鼻子沟的地下掩蔽所内，党、政两套临战班子开始运转。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设在百望山底下的“地宫”，与总参前指相距不远，规模之宏大，互为伯仲。

　　苏核弹战备未升等

　　中、苏两国冲突一触即发。总参前指迫切需要准确的军事情报。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要不断向前指提供最新情况。这些情报机构获悉部署在苏中及苏蒙边境的苏军三个地对地导弹师已经加强了防护措施，误以为这是苏联战略火箭军提高了警戒级别的征兆。

　　苏联战略火箭军共有四个警戒等级：第一等级是经常性的警戒（Postoyannaya）；第二等级是经过加强的警戒（Povyshennaya），在 这个基础上，导弹部队很快就能进入临战状态。苏联战略火箭军曾经两次进入第二等级的警戒，一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另一次是1968年苏军入侵 捷克期间；第三等级是处于临战的警戒状态（Voyennaya opasnost），导弹部队被置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可是尚未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状况；第四等级是导弹部队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警戒状态（Polnaya）。苏联军方从来没有将苏联战略火箭军置于第三、第四两个等级的警戒状态。

　　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经常性警戒状态包括一种名为“关切”（nastorozhennost）的特殊状态。外国情报部门经常误以为这种特殊状态就意味着警戒级别已经提高了。假如导弹部队被置于这种特殊状态中，导弹基地指挥官及其参谋们将停止住在基地外的住所，而是住宿在基地内，但是导弹武器既不予移动也不 予提高战备状态。中国和西方国家情报部门未能察觉这些细微差别，以致往往由此认为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的状态。

　　关于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报告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惊慌。林彪独子林立果刚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0月17 日公布命令）。他在解释为什么苏、中两国几乎同时将其战略导弹部队置于警戒状态时说：“很可能双方都搞不清对方的意图，都担心对方先动手，人为地制造紧张 空气。”

林彪第一号号令之真相

　　毛泽东、林彪为了暂避假定会入侵中国的苏军的锋芒，已经从北京先行撤退到了武汉和苏州。此时，林彪受权全面处理军委工作，他极度担心那份绝密情报会成为事实（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专机在10月19日接近北京上空时会向北京发射那枚空对地核导弹），为之梦牵魂绕。他在抵达苏州的第三天，即18日下午五时 许，向秘书张云生口授了一份发给总长黄永胜的紧急指示。

　　林彪指示防备突袭

　　这份指示题为《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有六条，包括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同中方会谈，全军作战单位要做好应付突袭的准备；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 要置于全面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发射导弹；各级司令部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等。林彪在接受秘书对导弹发射要加以严格约束的建议以后，又强调任何导弹的发射必须获得毛泽东亲自批准。

　　林彪遵照惯例，吩咐秘书将这份指示先搁置一下，在大约两小时以后再用保密电话传达给总长黄永胜，以避免决策匆忙会产生失误。同时林彪妻子叶群对秘书说，她将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这份新指示。据这位秘书说，叶群18日当晚确实在电话中向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口头报告了林彪指示的六条内容，叶群的报告比秘书向黄永胜传达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后来叶群说，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指示没有表示意见。

　　不过，关于稍后总参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这件事，林彪夫妇却是在次日才向毛泽东汇报。问题在于，在前指决定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的时候，连林彪、黄永胜都不清楚前指会使用这种犯忌的名义。林彪夫妇就此事向毛泽东汇报的次数和具体时间， 至今还存疑。

　　在北京决定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时，为了查清林彪夫妇是否在事前向毛泽东汇报过将由总参发出林彪的这份紧急指示，据称由14名师级军官组成的一 个军事检察小组获准前往中南海毛泽东档案室搜证相关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夫妇在电话中向汪东兴汇报这件事的书面记录材料。可是，就连为林彪翻案辩护的人士迄今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林彪是在毛泽东专项指示下，决定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或者林彪在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前曾经请求毛泽东予以书面批准。 无论如何，由于林彪犯了大忌，已经铸成大错。

　　当晚八时许，黄永胜接到林彪的指示以后，即在他位于前指山顶的寓所命令副总长阎仲川把该指示用保密电话传达给所有军区。阎仲川回到作战值班室以后，觉得林彪指示中的六条内容分别涉及不同的军事部门，尤其是关于二炮将核导弹置于随时可以发射的待命状态的命令过分敏感，出于保密的需要，决定将这六条内容改 写成四条独立的号令，口授给几位参谋分发出去。

　　阎仲川又认为这四条号令是总参前指成立以来首次发出的号令，于是他决定把它们从一到四编成四条单独的号令。在场的一名作战部副部长建议，将第一号号令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最终在政治上给所有涉及草拟和发布号令者带来灭顶之灾。

　　前指命令发往全军

　　阎仲川草拟妥当这四条号令以后，嘱咐一名参谋把号令文件呈交给黄永胜签发，可是黄已经吃了安眠药入睡了。此时是晚上九时半。鉴于苏联谈判代表乘坐的专机（亦即所谓“装载空对地核导弹”的那架飞机）已经升空，十几个小时以后将进入中国领空，阎认为再不采取行动，为时太晚了。他命令下属发出了未经黄签署的这四条号令。

　　在中国军事史上，这四条号令具有特殊地位，因为这是北京首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将其核导弹部队置于全面警戒状态。这个史无前例的号令及其执行的结果势必会影响到最高决策体系对战略核武器的有效控制以及使用这些武器时的效果。第一号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40[毫米]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85[毫米]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核弹导弹一级战备


　　第一号号令主要是发给各大军区和海、空军的。至于第二号号令即林彪指示将二炮置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阎仲川认为应该将这个号令的内容从第一号号令中排除，单独发布，因为第二号号令在执行以后，内容可能会泄密，让世人受到惊吓。实际上，他倒不用担心泄密，因为它的内容迄未公诸于 世。

　　前指甚至没有将第二号号令抄送其他军事部门和军兵种，因为它的内容高度敏感。前指要求二炮报告执行这条号令的情况，然后由前指转呈军委。

　　为了全面落实林彪的六条指示，阎仲川还草拟了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他指示，向总参情报部、技术部发出第三号号令，要求分别负责军事情报和电子信号监控的这两个部门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搜集情报以及监控电子信号；同时又给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发送了第四号号令。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都对各个部门的战备要求作出了规定。这两条号令远不如第二号号令那么机密，可是具体内容至今尚未面世。

　　前指首先把这四条号令发给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将总参是如何落实林彪指示的情况反馈给林彪。当天21时44分，在向林彪办公室递送这四条号令以后不足15分钟，林彪办公室通知前指已经获悉这四条号令。

　　阎仲川指示将第一号号令稿复印数份，嘱咐他在总参作战部的助手们，包括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同时使用四部保密电话传达第一号号令。首先传达给三北地区的四个大军区（北京、沈阳、兰州和新疆军区），然后再传达给其他大军区以及海军、空军和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早已提高了北京卫戍区的 规格，置于其个人控制之下，与北京军区级别相同。所以，这条号令直接传达给北京卫戍区，而不用通过北京军区转达。

　　稍后，他们用保密电话将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号令分别发给二炮（第二号）、总参情报部和技术部（第三号）以及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第四号）。

　　林彪曾经担心苏联就像上年入侵捷克的情况一样，这次又趁其谈判代表团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时，出动突击队抢占机场，为大规模机降部队开辟道路。为此，前指还命令北京卫戍区在北京东郊机场附近部署两个营，应付突发事件。

　　警戒暴露数大弊端

　　前指传达四条号令耗时两个多小时。据称，阎仲川自己也不能确信他已经领会了上级指示的全部精神。譬如，黄永胜仅将林彪发出的六条指示口授给他，他应该仔细对照复核林彪指示的抄录件以后，再着手草拟四条号令；况且，他本来还需要经由黄永胜批准签发，才能发出这四条号令。

　　尤其重要的是，阎仲川不应该听任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在向全军发布号令时，将第一号号令冠之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当时，唯有军委主席毛泽东有权调动全国五六百万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唯有毛泽东方才拥有向全军发出“第一号号令”的资格。如果“第一号号 令”由林彪发布，置毛泽东于何地呢？这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

　　当时阎鉴于总长黄永胜刚服下安眠药睡觉，恐怕黄被叫醒以后发怒，就擅自批准发出这四条号令，他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获悉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调动全国数百万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以后的内心感受。这个行为不但违反了军委对于重要命令的核发程序，而且会导致毛泽东对林彪产生嫉恨。结果，黄永 胜、阎仲川都为他们的草率行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尽管对他们的打击大约在两年以后才开始付诸行动。

　　周恩来被蒙在鼓里

　　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对第一号号令作出有条不紊的反应，位于三北地区的四大军区的表现被视为典范。其他大军区的运转效率也颇高。例如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在18日深夜23时15分接令以后，立即开会传达，迅即将号令传达给辖区各个野战军、广州军区空军和南海舰队，立即执行。同时，丁盛率领军区指挥班子进入 地下指挥中心，昼夜督促各部队执行号令。19日凌晨1点40分，丁盛用保密电话向前指报告了执行情况。

　值此期间，最高决策体系的运转颇成问题。例如，毛泽东刚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 面工作，无论军委办事组或者前指却根本没有考虑到，必须把这个号令通知给周恩来，更没有想到在事前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对这个号令的发布及其内容茫然无知。如今知情者猜测，从最良好的愿望着眼，当时军委办事组可能由于这个号令只涉及军队的动员及行动，并不牵涉各级政府，所以疏忽或者绕过了周恩来。

　　绝密命令见诸街头

　　文革期间独特的政权体制也决定了在第一号号令的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弊端。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的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均在省级行政机构--革委会--中担 任主要领导职务。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在向军区负责人传达第一号号令的同时，也向省级革委会负责人传达了这条号令。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身居革委会要职，获悉这条号令以后，难免泄露出去。况且，红卫兵和造反派也不可能对大规模军事调动视而不见。

　　例如，在云南省，群众组织居然把这条号令的一些内容抄录下来，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大街的墙上。接踵而来的自然是有关中苏两国即将开战之类的传言在民间广泛传播。各级地方政府感到困惑，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关于民间对这条号令的传言。

　　毛林之间产生嫌隙

　　至此，周恩来开始清楚总参前指已经发布第一号号令及其产生的纷扰了。他同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联系以后，很快明白了前指发布这条号令的程序必然导致潜在的危险，以及毛泽东本人不满意军方此举的态度。

　　毛泽东确实知道林彪六项指示的内容，但是他在当时也不清楚前指是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形式向全军传达林彪的紧急指示的（前指发布这个号令时，连林彪、黄永胜也不知道这个号令是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形式发布的）。他在阅读汪东兴呈递的关于这条号令的文件以后，对汪说，“烧掉”。汪还不动手， 毛索性自己用火柴点火烧掉了这份文件，接着连装这份文件的信封也要点火烧掉，被汪劝阻。当然，毛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不愿意在汪面前将自己对林彪的不满和怀疑暴露无遗。可是，毛的异常反应毕竟体现出他对林彪及其下属举动极端厌恶。

　　19日晚，周恩来紧急召见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其他四名成员，试图了解这条号令发布的背景及其前因后果。周恩来冷峻地问道：究竟是何人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既然总参前指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第一号号令，那么下次再把谁的指示命名为第二号号令呢？为什么总参居然容许绝密的号令内容出 现在街头大字报上呢？不过，他并没有针对林彪紧急指示本身提出质疑。

　　诚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白，最危险的敌人是即将闯至北京城下的苏军，而不是林彪派系，何况，目前还需要军方支撑危局，不宜在这件事上挖得过深。尽管如此，毛泽东再也不会充分信任林彪了。

　　林彪在1971年死于一次空难之后，第一号号令的发布背景和过程就被贴上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的标签。1986年之前，中国官方出版物对此 还没有出现过比较客观的评论。1986年，官方出版物承认林彪是在遵循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以后方才发出他的紧急指示的；况且，是作战部一名副部长而不是林彪本人或黄永胜、阎仲川把他的指示称作《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

    第一号号令的实施

　　当时总参把军事情报递送给林彪的程序比较繁复。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搜集到的情报经过整理以后，报送总参作战部，作战部再报送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林彪办公室再报送林彪在苏州的官邸。这样至少费时一两天。

　　林彪比较依赖于雷达以及侦察机搜集到的情报；而且其子林立果在空军比较有影响力。于是他要求空军情报部直接往苏州报送情报。他还要求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情报直送苏州，而不要通过繁复的中转程序。

　　导弹部署摆大乌龙

　　据林彪一位秘书回忆，当林彪指示总参命令核导弹部队“准备随时发射导弹”时，他是将射程为2650公里的东风三号中程导弹包括在内的。显然，根据过去 来自主管导弹科技工业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相关报告，他估计这种导弹应该已经在二炮部署了，实际上这种导弹离部署还差18个月呢。当时二炮只部署了射程为 1250公里的东风二号甲近程导弹，瞄准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各个战略目标。

　　总参立即向林彪报告：迄今二炮仅部署了东风二号甲导弹，还没有部署东风三号导弹。林彪指示对于理解各大国处理核危机的模式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反映出它们在面临敌国核打击时往往是诉诸极端手段的。林彪指示也令人体会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至今可能仍然存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最高领导人对于其可以支配的最 致命武器的了解可能只是有限的。

　　10月19日，林彪仍然贯注于苏联谈判代表团专机的动向，他一直在担心前述那份绝密情报最终会成为现实，即苏联工程师已经改装了该专机，能够携带空对地核导弹。林彪要空军情报部每隔数分钟就向他报告该专机的新动态。为此，林彪甚至推迟了他的午睡时间，直到苏联谈判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机场并乘车离开机 场，他才放下心来。

　　毛周恢复掌控军委

　　苏联谈判代表团抵京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着手削弱林彪的权威。10月20日，周恩来驱车前往总参前指，代表毛泽东对军队实行指挥和控制，介入了军委办事组在危机过程中对军事行动的指挥。他命令总参情报部每天早晨八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

　　林彪的权力逐渐受到了侵蚀。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这份文件指出，解放军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中印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或者政治局常 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显然，毛泽东正在对林彪以及总长黄永胜主持下的军委办事组进行削权，旨在从林彪及其下属手里拿回调动任何团以上部队的权力。林彪再也不能单独发号施令了。

　　林彪自以为在战争年代中，他勇于负责，能自主作出决定，毛泽东时常予以容忍。他以彼况此，认为毛不会在总参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这件事上惩罚他。他不清楚，在战争年代中容许发生类似权宜之计的事情，在和平时代就未必容许发生。

　　何况，正如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在文革中，充斥着诡秘莫测的拜占廷宫廷政治。就连整天在毛泽东身边伺候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在政治上失意时，尚且免不了对亲信发牢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与此对照，既然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的动机，林彪岂会有好下场呢？

　　风餐露宿部队不满

　　再回到中苏危机的演变进程。从10月20日起，中、苏两国代表团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一周以后，林彪认为苏联已经失去进攻中国的最佳时机，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消退了，他开始从他制定的危机应变措施中后退。他对军事情报再也不感兴趣了。

　　11月12日，军委在题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命令中指出，中苏边界谈判五十多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联发动突袭的最有利时机，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11月18日，苏联又在同新疆接壤的地区新建立了中亚军区，苏军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凸出，同时中亚军区与远东军区也形成了对中国进行夹击的严峻态势。军委决定在全国所有县份建立民兵独立团、独立营，以便为野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

　　正如我们在文末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其时美国介入中苏纷争，也对苏联起到了战略性的牵制作用。稍后，中苏紧张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

　　至此，全军有近百万人、数千架战机、数百艘舰艇卷入疏散行动。12月月中，在三北地区实行疏散的部队已经在严寒中餐风宿露了近两个月。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至西北，有的地方饮水中有超过指标甚多的氟，致使很多指战员患上大脖子病。又如47军从湖南省调到兰州以北一条山脉驻防，南方士兵不习惯吃窝窝头、土豆，长期下来，搞得精神不振。官兵们认为，既然战争没有发生，又有何必要长期在野外遭罪呢？官兵牢骚与日俱增。

　　鉴于苏军突袭迄未出现，各部队以反映指战员的情绪为由，开始要求军委同意部队返回营区。据林彪秘书回忆，林彪是同意部队返回营区的。林彪指示秘书打电话通知总长黄永胜：“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这时，其妻叶群劝阻丈夫发出这项指示。叶群说，“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 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在林彪的政治影响力开始褪色的时候，其妻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于是，上百万部队又在野外餐风宿露了几个月。

美国核武牵制苏联

　　自从引人注目的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预计，华盛顿或许会出于对中苏两国关系即将缓和的担忧心情，对中苏会谈作出反应。他们显然认为这种反应将有利于中国。然而，数周过去了，美国并没有及时地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反应。正如上面提及，毛泽东在珍宝岛冲突以后认为，“中苏发生交战 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然而，美国对此也迟迟没有作出反应。这确实反映了东西方文化背景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区别。美国在这年秋季终于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反应。

　　中苏对峙战略牵制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经指出，就美国同互相对峙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而论，与中国结盟是个稳妥的战略，因为“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伙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强者结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将此观念运用于如何对待稍后发生的中苏核危机。

　　早在苏联驻美国大使于8月20日奉命紧急约见基辛格，探询美国对苏中两国发生战争的立场之后，尼克松总统已经表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可以牵制西方最大的敌人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袭击。随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或者向中国间接警示 莫斯科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的威胁，或者向苏联直接表示反对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理由是随之产生的核污染将危及美国驻亚洲的25万军队的安全。

　　随着苏中核对峙日趋升级，核大战一触即发，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两国纷争，否则，不足以遏阻这场迫在眉睫的人类浩劫。于是，美国直接付诸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实施军事威慑。

　　美核导弹震慑苏联

　　据中国资料透露，北京几乎很快获悉美军已经发生“异常情况”，也明白华盛顿已经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当时北京并不知道，白宫除了命 令驻远东美军处于戒备状态以外，还正在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稍后，尼克松总统授权以业已被苏联破译的一套密码发出命令，将战略空军若干部队置于针对苏联的核戒备状态的“情报”故意泄露给苏联知道。另外，白宫经由权威渠道已经通知苏联驻美国大使，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有关，如果苏联向中国发动核袭击，美国将参战，向苏联一百余座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核打击。截至10月中旬，这些信息均已传至克里姆林宫，给那些狂热的苏联领导人洒下一桶凉水。

　　犹有甚者，10月25日，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主要的战略轰炸机群奉命满载核弹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机场跑道上紧急起飞。数年前，斯科特o萨甘和杰莱米o苏 里在《国际安全》季刊上撰文，论述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10月27日和29日，18架满载核弹的B-52轰炸机在北极极冠上空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这 批轰炸机往北飞行，沿着加拿大海岸以椭圆形的飞行轨迹朝着苏联方向飞，然后返回美国。”这样，美国直接以战略层次的军事行动，向莫斯科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 国决不容许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立场。

　　同时，尽管中国军队早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却不予置理。显然，美国以核打击力量对苏联施加的军事压力是单方面的，是十分有利于北京的。美国的这个倾向在11月变得更加突出了，因为华盛顿告诉中国外交部，美国第七舰队将停止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至此，持续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福摩萨巡逻”终于结束 了。为此，周恩来欣喜若狂。他马上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美国的大）门了。”毛泽东相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牵制苏联的重量级伙伴。

　　美中示好危机消弭

　　为了让美、中关系改善有个好的开端，周恩来下令释放由于从香港驾驶游艇侵犯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12月4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认为必须与美国人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以便“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他说，这种谈判将“增加苏修疑虑，扩大美苏矛盾”。毛泽东表示同意。

　　由于美中关系业已改善，北京可以倾注全力对付苏联了，全军作战部队仍然保持着全面戒备。12月20日，周恩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话，首次表露了乐观的情绪：“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近两个月以后，即1970年2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主要是用来对付苏 联”而不是对付中国的，暗示美国的行动将越来越有利于北京。

尾声

　　在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先后对中国实施过核威胁。对于美国、苏联针对中国的核威胁，苏联、美国相继在战略上采取了有利于中国的牵制行动，有助于中国避免一场浩劫从天而降，或者至少摆脱了单凭自己挥之不去的一出核讹诈。相对而言，苏联在1969年准备对中国发动的核突袭，威胁迫在眉睫，力度也更大，而美国对苏联实施的牵制行动也更为直接、有力。

　　周恩来以及总参前指负责人还是经常隐藏在京郊地下防核掩蔽所内，日常活动自然受到了限制。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毛泽东一直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内的梅岭一号。这是他在武汉住得最久的一次。鉴于一场核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他就离开武汉了。

　　1970年2月中旬，周恩来终于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总参前指负责人也回到他们在总参的办公室。可是，在三北地区野外露营的数十万部队却没有这么幸运，直到1970年4月24日，军委才姗姗来迟地发布了《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他们回到军营。估计就在这个日期的前后，军委批准二炮各导弹部队恢复经常战备状态。

　　（相关简介：约翰·刘易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荣誉高级研究员；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刊于《领导者》总第34、35期（2010年6月、8月））

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总第34、35期（2010年6月、8月）▲◆★●■☆


揭秘部分央企领导职务消费 一次舞会花掉上百万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4684

   2010-11-22：  央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水到底有多深，局外人是根本搞不清楚的，只能据一些业已公开的资料作一些大致猜想：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在职期间日均挥霍公款超4万元；原建行老总张恩照，搞一次舞会派对便挥霍115万元，其个人爱好则由网球、高尔夫球而至豪华游艇；10年前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内部会议，总经理高严住6万元的特大套房，午休另有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从家具到马桶都是专门订做……

　　近年来，每当有央企乃至地方国企负责人落马，便往往有传奇般的“职务消费故事”传出，种种奢靡之状，真是出乎想象，令人咋舌。由是观之，国资委开始关注央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委实大有必要，甚至有些太迟，办法上也有些偏软。而再进一步说，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情况，只是向本单位职工公开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实现透明运行，更应该向全社会公布。

　　众所周知，央企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地方国企则属于当地全体公众所有。所以，即便人们不便干涉国企的经营，但对国企的成本支出和利润使用，却是有权力进行监督的。当然，或许企业的一些投资和支出在一定的时期内属于商业秘密，不便于立即公开，但其负责人的薪酬、职务消费等并不属于此列，其高额薪酬和职务消费的合理性，只有在公开的基础上才可以获得。

　　必须看到的是，超范围、超额度的职务消费，从本质上看应属于贪污行为。而近日有专家在《廉政瞭望》上披露，许多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已是“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比薪酬乱得多，问题也严重得多，业已成为高管们一笔庞大的隐形收入。”国资委亦有资料显示：在其管辖的近200家央企中，多数企业高管职务消费没有公开透明，存在项目杂乱、支出随意、管理失控等问题。

　　职务消费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显然既影响了企业发展，又戕害了社会公平，所以笔者认为对此万万不能有“法不责众”的意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仅仅由纪检部门出面作纪律要求或还不够，更应该上升至法律层面的约束。如果法律的力量对此尚有不及，至少在目前，央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和薪酬情况，应该向全体国民公布；而地方国企的同类情况，亦应该向当地的公众全面公布。

　　1400亿利润助长了部分央企领导大手大脚？

　　国资委18日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1-5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2697.3亿元，同比增长48.7%，增幅比14月收窄1.7个百分点；累计实现利润4213.2亿元，同比增利1824亿元；已交税费总额5438.2亿元，同比增长30.3%。(6月19日中国经济网)

　　央企今年前5月的利润创历史同比新高，按说利润高，上缴红利就多。可是从以往看，利润是利润，红利是红利，即使利润再多，要想央企上交红利难上加难。

　　“按照国际上或者是国内民营企业的一些分红，一般成长型企业是10%-20%，成熟型企业是50%。”。央企有着独特的优势，不少还有垄断优势。加之名声大，招牌大，在政策、资金、进出口方面都有不同的优惠，尤其是一有风吹草动还可以提高收费，因而比起其它企业特别是比私企更易获得利润，按说央企上缴红利理当比其它企业高，可是从目前上缴红利的标准看，有的央企还未交红利；有的只是上交5%；就是利润颇丰的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交利润也只不过是10%；远远低于国际惯例。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么低的红利标准，也难以收上，并且大打折扣。有资料显示：自1994年十多年来，中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从未向国家和社会分过红；在此之后，象征性的交红利也难上加难，如：2008年从一季度开始不断有央企向国资委和财政部申请减免，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的中石油、中石化甚至得到财政补贴。去年是央企最好的年成，利润非常的丰厚，可是：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约为总利润的十分之一，只有“九牛一毛”。

　　央企大量的利润自留，企业内部的自主权就显得相当的大，当然，其中不少资金用于于技术更新改造，扩大再生产，但是一部分资金不可避免会出现乱花乱用，有的不务正业，乱投资，到处搞开发，如：一些央企热衷于房地产开发，频频现身土地拍卖市场，成为赫赫有名的标王。有的把巨额利益当作内部的“私房钱”想花就花，想用就用，如：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还有的成为腐败资金：一些央企高管酬薪近百万元还嫌少，有的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尤其是职务消费更是个无底洞，不论公和私，只要有发票，什么都往里填。

　　央企利润大，如果交得红利少，就难以体现一种社会责任，给国民的回报就少。自留利润太多，自行分配资金太充足，社会群体收入差距就难以缩小，而且助长了一些人大手大脚的不良习惯。因而，此次央企利润如此之大，更应让其承担社会责任，有关部门应着手确定合理的上缴红利标准，并保证收得上，不能象以往一样“心太软”。来源: 人民网▲◆★●■☆


北约新战略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4685

   2010-11-22   文章作者 : 一通

　　中国官方对北约新战略作出谨慎反应。尽管总理温家宝出访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属于例行外交行动，但观察家们依旧对北约与俄罗斯接近，提出各种分析和猜疑

　　核心问题在于北约与俄罗斯的接近

　　中国官方新华社本周一在自己的网页上，重点突出了总理温家宝即将访问俄罗斯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消息，并配发宣传中俄关系的一系列文章。在讨论栏目中，引人注目的是新华社刊载的所谓民间讨论，主流认为中国必须重视北约与俄罗斯在反导系统上的走近，认为这是北约新战略中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一条。对此，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军事分析人士平可夫，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强调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积极回应北约建议，的确意味着世界地缘政治的转变：

　　“俄罗斯从来没有反对过北约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俄罗斯反对的是美国单方面发展战略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军火市场这块大饼。经过这十几年的撮合，从今年开始，很明显展现出来美俄的靠拢。布拉格新的START条约（”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双方在核裁军这个基本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

北约里斯本峰会做出新战略决定,关涉全球地缘战略格局

　　接近北约的俄罗斯：同样关注中亚

　　中国官方媒体尽力避免正面提出对美俄，欧俄之间的接近对中国乃至中国周边意味着什么，但引人注目的是温家宝此行访问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在平可夫看来，却似乎巧合一般地都和北约新战略的新提法有着微妙的关系：

　　“俄罗斯与北约的靠近，当然意味着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共同语言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这几年，实际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并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融洽。再加上自身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抄袭武器的问题，还有其它的一系列方方面面的问题，使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远远落后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关于进一步容纳和平伙伴计划的概念和构想，我认为是北约和俄罗斯共同看到了中亚细亚。在马蹄型围堵中国的这个圈子里，唯独的一个缺口，就是中亚细亚。”

中俄没有反导系统的问题,但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

　　阿富汗战场：北约退出只是愿望？

　　可以作为对平可夫看法印证的，是新华社旗下的《国际先驱导报》近日发表分析认为：中国外交正在进行所谓“密集的突围”。其中一如既往地把围堵中国的始作俑者看作是美国，没有突出提到俄罗斯这个邻国。但即便没有北约新战略靠近俄罗斯的新姿态，单是这个国际防卫组织宣布：北约拟定于2014年撤出自己成员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就足以影响到在阿富汗有着重大经济利益的中国。很奇怪的是：反倒是这个和中国近期利益攸关的问题，在官方媒体对北约战略解读中，竟然没有一字提到。平可夫认为，这和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北约所谓撤军有着很大关系：

　　“这是一个意愿，但是在2014年，是否北约真的退出阿富汗，这个要取决于当时的俄美关系，反恐战争的进度，美国在阿富汗的态度以及美国和北约在战略上，如何协调这样的一些问题。至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美军基地，规模越来越大。这看不出来是2014年要撤走的迹象；反而有长期驻扎的这样一个趋势。”来源: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