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给我们的64个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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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感悟：永不懈怠消除悔恨----迎接胜利
不要因生活中的一些细小过失而后悔，如果事事追悔，恐怕一个人一辈子都会生活在数不清的悔恨之中。如果错已铸成，且又无法弥补，要当机立断：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再犯。这种很干脆的自我警告，比放在心里悔恨更有用。
今 日 看 点 : 2011-01-31 ▲◆★●■☆
美国对台军售逾三十年盘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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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动荡，多国政局不稳 乱局背后三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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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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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40亿英镑间谍飞机报废 引高层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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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击退体制外改革活动 元老压力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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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就南海局势重启会谈 中越两国之间爱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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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慈善为何在台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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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标：或筹款建两岸跨海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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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台军售逾三十年盘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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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30 2010年初，美国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
中评社北京2011年1月30日电（特约作者 王名舟）随着1979年元旦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交，同年四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向台湾售卖军火迄今已逾三十年，售武总金额超过420亿美元。1982年8月17日中美虽签暑《八一七公报》，但始终未被美国遵守。三十多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对台军售在规模、质量、时机等方面展开搏弈，其过程可谓波诡曲折，延宕起伏，为中美关系史写下重要一章。
★ 一、头十年售武尚可规范
从1979年7月美国售台48架F-5E型战斗机开始算起，到1989年售台88枚“标准”导弹为止是对台军售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武器卖给台湾，其中最大的一笔军火售卖是1982年8月，美国同意延长自1972年开始合作生产的248架F-5F战斗机计划，另增加30架的F- 5F战斗机，销售金额达6.2亿美元。可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与西方接轨的缘故，也可能是忌惮《八一七公报》刚刚签字不久，这十年间销售的各类武器包括战斗机、巡逻机、雷达、反潜飞机、地空导弹等等，的确多为防御性质，总金额仅约21.7亿美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为是中美关系表现最佳的十年。对台军售在此十年间能平稳展开，属意料之中。
★ 二、九十年代大幅增加
九十年代美国共向台湾销售约220亿美元的军火，比八十年代的售卖规模大幅增长(增长十倍)。军火内容已不仅限于防御性质，有大批进攻性武器，如F-16战斗机、空对地导弹、“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以及空中预警机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售武计划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老布什)在1992年9月2日宣布的一次性向台湾出卖150架F-16战斗机，其总价值达60亿美元。这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从1997年后陆续运台交付成军。此外，1993年1月，美还同意售台更大规模的200枚"爱国者"导弹(Patriot missiles)及其装备，价值约100亿美元，于1996年8月开始运交台湾使用。
为什么这十年间的军火售卖出现如此巨大的跃进？原因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1989年6月中国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美国以西方民主制度领袖姿态发起对中国的政治声讨和经济制裁，借机大肆向台湾出卖军火，获取直接经济利益。此举曾引起中国政府极大愤怒与抗议，召见时任的美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严正谴责，然而无济于事；第二与台湾岛内独派势力坐大有关。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以后，从九十年代初逐渐显露自己的台独面貌，拉拢亲信并扶置民进党势力。1995年李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台独言论。此后1999年又提出“两国论”等，引发大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台独军事演习并向东海试射导弹，致使台湾海峡出现五十年代以来最紧急的局面。因此，台湾当局借机大量向美国购买军火。
★ 三、新世纪十年军售活跃不减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美台总共有近17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使台湾岛成为此时期世界上最活跃的美国军火消费地区之一。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以后，2001年4月即向美寻求购买更大笔军火。美方同意售台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电动力潜艇、12架P-3C型“猎户座”反潜巡逻机、“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PAC-3)等先进武器装备，总价值约180亿美元。但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反对和部分装备(如潜艇)在美已不生产，故此项计划迄今未能全部实现。因此，2008年10月3日小布什政府在下台前制定对台6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看作是对上述计划的补偿，包括60架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扫雷艇等。因政权交接，此军售案拖至奥巴马总统任内，由美国国防部于2010年1月29日正式宣布。此笔军售由于数量大，售武时机敏感，且武器先进严重违反《八一七公报》宗旨，激发中方极大反弹。中方随后宣布将制裁美国相关军火制造公司，并取消中美两国军事交流和高层互访。
2011年新过后不久，紧接胡锦涛访美回国不到一星期，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于1月25日会唔台湾当局领导人，探询新年售武事宜。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找做出对台军售决定的“合适时机”，并称不会因大陆可能作出的反应而受影响。此举明确表明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
★ 四、对台军售特点及前途
纵观三十年来美国对台军售的过程，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 1. 售武金额逐渐加大，即数量增加，以前20年最为明显；2. 档次不断提高，进攻性武器增多，即质量提高，以后20年表现最为明显；3. 武器种类涵盖陆海空、导弹等各个军种；4. 售武在1995 －1998年间达到一次高峰；5. 近年来出现犹豫或搁置现象，例如选择避免激怒中方的时机宣布售武计划等。
对台军售是中美关系的异常表现。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及海峡两岸关系日益改善，敌意化解，美国对台军售的前途必将越来越暗谈，并会被最终扼止。▲◆★●■☆
非洲动荡，多国政局不稳 乱局背后三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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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网 2011-01-29: 非洲动荡，多国政局不稳 乱局背后三大主因
新浪/两周前，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迫使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随后，埃及等多个非洲国家均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科特迪瓦总统之争持续，毫无解决迹象；苏丹结束公投，很可能走向分裂……非洲似乎又走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 政变：突尼斯全球通缉流亡总统
1月26日，突尼斯司法部长对媒体表示，司法部以搜刮国家财富及非法把资金转移国外的罪名，通缉前总统本阿里以及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一些家庭成员。目前，通缉令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世界188个成员国发布。有报道指，本阿里在逃亡海外前，从中央银行卷走了1.5吨黄金。
突尼斯局势持续动荡，反政府示威浪潮并没有减退的迹象。在首都突尼斯市一间警察局外，示威者经过整日与警方的对峙，到26日傍晚打破警察局多扇大门，焚烧从警局内扯下的本阿里海报，其间至少一名警员受伤。还有示威者连续4天在总理府外抗议，他们声称，如果总理加努希不下台，就不会离开。
突尼斯老牌政治家梅斯提里呼吁创建智囊团，将突尼斯的示威浪潮组织化、目标化，以捍卫运动成果。已抵达突尼斯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费尔特曼则呼吁当局努力满足民众要求，并称美国随时愿意协助突尼斯举行公开公正的选举。
☆ 骚乱：埃及民众要轰总统下台
埃及全国性反政府示威26日进入第二天。埃及内政部26日宣布禁止任何抗议活动，但抗议人士不理会安全部门的镇压行动，全国多个城市超过20万民众上街，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提高最低工资、用反恐立法取代紧急状态法。
埃及政府和民众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警方26日将应对示威群众的警力增加了一倍，动用橡皮子弹、催泪弹和高压水枪驱散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被逮捕的抗议者达860人之多。
据美联社报道，在埃及海滨城市苏伊士，有1000多人聚集在市政府停尸房外，要求发还一名死难抗议者的尸体。示威者向安全部队人员投掷燃烧弹，后者则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还击。数百名示威者随后试图袭击一座警察局以及穆巴拉克总统所属执政党国家民主党在苏伊士的总部。
埃及反对党领袖28日举行更大规模抗议。分析认为，穆巴拉克政府无论作出何种回应——予以镇压、同意进行有限的政治或经济改革，或是在示威冲击下崩溃，其影响都将远远超出埃及本国范围。
☆ 乱局背后三大主因
非洲多国接连动荡，究其根本有三大原因：一是强力人物长期统治，导致腐败盛行民怨沸腾；二是经济不振，高失业高物价激化矛盾；三则是西方殖民时期遗留的民族、宗教矛盾根深蒂固，长期无法解决。
☆ 因腐败丧失执政基础
突尼斯、埃及等国相似的是，长期执政的强力人物统治媒体、军队等，导致政治体制僵化，改革严重滞后，这是发生社会运动的根源。被迫出逃的本阿里在位23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掌权已30年。
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各级官员和统治者家族大肆腐败，而人民的合理诉求无人关注，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以本阿里为例，家族的腐败问题让他彻底失去了民心和执政基础。
☆ 经济不振是直接诱因
如果说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是根源的话，那么经济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失业率、高物价就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运动的直接诱因。
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许多没有油气资源的阿拉伯国家经济举步维艰。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海外投资也相应锐减。国内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了骚乱爆发的直接诱因。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大批大学毕业生处境艰难。这些失业的年轻人成了这场浪潮的主力。
☆ 西方殖民留下冲突种子
另一方面，在非洲，像科特迪瓦和苏丹这样的乱局并非个别现象。正是当年西方殖民者在非洲随意划分国界，留下了矛盾和冲突的种子。
非洲一些国家原本就存在复杂的民族、部落、地域或宗教矛盾，而不同党派之间的选举竞争，往往演变为背后支持力量的权力争夺，甚至酿成大规模冲突。
☆ 争权：科特迪瓦一国二主近两月
从去年11月28日至今，西非国家科特迪瓦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已近两月，前总统巴博和前总理瓦塔拉围绕总统“宝座”的激烈争斗一直没有平息，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2002年9月，科特迪瓦发生兵变，引发内战，政府军与叛军形成南北割据局面。2007年，科总统巴博与反对派武装领导人达成协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总统大选。
去年12月2日，科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前总理瓦塔拉在选举中获胜。次日，科宪法委员会废除这一结果，宣布时任总统巴博赢得选举。两人随后分别宣誓就任总统，科因此形成“一国两主”的政治僵局。支持瓦塔拉的反对派武装盘踞北方地区，只有南方在政府控制之下。
目前，联合国、非盟、欧盟等国际组织均表示承认瓦塔拉当选总统。但巴博依然控制着科特迪瓦武装部队、国家电视台、总统府、重要港口以及可可和石油产区。瓦塔拉至今只能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的一家酒店内办公。
☆ 分裂：苏丹南北分离成定局
苏丹南部公投委员会网站日前公布，根据对苏丹南部地区(10个州)80％选票的统计和对北方及境外100％选票的点票结果显示，98.6％的选民支持苏丹南方与北方分离。
根据苏丹北南双方2005年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和南方公投法规定，只要近400万登记选民投票率超过60％，公投即有效，然而实际投票率已超过80％。在有效公投下，只要超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分离，即为合法。根据这一规定，可以说苏丹南方与北方分离几无悬念。
苏丹全国人口约4000万，其中，黑人占52％，阿拉伯人占39％。70％以上的苏丹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主要居住在北方，苏丹南方居民则多信奉原始部落宗教及拜物教。另有5％的居民信奉基督教，多居住在南方和首都喀土穆。南方人口约占苏丹总人口的20％。从这些数字可看出，苏丹南北在宗教、人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是造成苏丹独立后南北频繁冲突和南部公投选择独立的潜在原因。▲◆★●■☆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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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2011-1-29：美国国会的(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1月27号举行了一次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听证。题目是“中国的积极防御政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这是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2011年的第一次有关中国的听证。
主持听证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卡罗琳·巴尔瑟罗谬(Carolyn Bartholomew)表示：“我们举行这次听证是要探讨中国政府的行为，重点是中国的行为是否阻碍美国在亚洲的行动能力，维持航海自由、公海自由的重要性，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意味着什么。”
反介入战略
美国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军事发展目标是要对抗美国，也就是美国所说的“反介入”战略(anti-access strategy)，阻止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巴尔瑟罗谬举例说，中国发展的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的弹道导弹，以及最近试飞的隐形飞机都是“反介入”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从2002年开始研究中国是否对美国实施“反介入”战略。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柯瑞杰博士(Roger Cliff)说：“尽管中国没有用过反介入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的战略中包含着针对美国的反介入战略概念，特别是打击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运输体系，信息系统，这些都是为了阻止美国进入冲突区域或者在进入后无法有效地行动。”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巴尔瑟罗谬用台湾举例来说明中国将如何对美国运用反介入战略：“就拿台湾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希望他们能够在美国无法介入的情况下进入台湾，或者让美国为保护台湾付出太高的代价。”
中国的行为加强了美日韩联盟
巴尔瑟罗谬指出，中国这种战略更准确地应该称为“区域控制战略”(area control strategy)；她说，中国的军事能力增加不仅对美国是潜在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盟友都会受到影响。
乔治城大学客座教授黄映镜(Dr. Balbina Hwang)博士认为，中国过去一年的一系列举动，包括对北韩挑衅行为的反应加强了美日韩的联盟关系。她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感谢中国去年的所做所为促使韩国和日本终于开始成为美国真正的伙伴和盟友。”
黄映镜表示，韩国和日本甚至为此克服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一些反感情绪。她说：“日本韩国最近的一些合作说明，虽然两国没有完全消除，但至少已经克服了历史遗留的敌对情绪，这让人非常惊讶。”
她认为，中国由于过份自信而对局势做出了错误估计。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由美国国会2000年创立；其职责是就美中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监督、研究；并且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国会立法和行政措施提出建议。来源: 美国之音 ▲◆★●■☆
英国40亿英镑间谍飞机报废 引高层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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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9) ：综合外国媒体1月27日报道，英国国防部斥资41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29.24亿元）研发的9架“猎迷”MRA4海上侦察攻击机尚未正式服役却被报废，其拆卸工作已经展开，这引发了英国高层官员之间的激烈争论。
26日，英国前空军参谋长克雷格加入了由5名高级军官发起的签名活动，呼吁英国政府保留“猎迷”MRA4。克雷格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英国政府让9架“猎迷”MRA4集体报废的决定“愚蠢至极”，他指出，这些高性能间谍飞机的服役期限原本是40年。
英国国防部研发“猎迷”MRA4的工作始于1996年，该项目的进展曾一波三折，预算也在不断追加，最终每一架“猎迷”MRA4的造价约为4.5亿英镑。2010年10月，英国政府在《战略防务和安全评估报告》中指出，为了节约国防开支，英国政府决定全面废止“猎迷”MRA4项目。不久前，英国媒体发现，英国国防部雇用的承包商已经开始在英国航空电子系统公司的一处工厂内拆卸“猎迷”MRA4。
批评者认为，废止“猎迷”MRA4项目不仅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而且使英国“三叉戟”战略核潜艇更容易受到攻击，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会因此大受影响。
对此，英国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回应说，废止“猎迷”MRA4的计划的确会给英国国防事业带来“一定危险”，但此举将在未来10年时间里为预算紧张的英国政府节约20亿英镑支出。
英国下议院议长乔治?扬表示，因报废“猎迷”MRA4而造成的损失可以由其他方面的“军事资源”进行弥补，美国和法国的侦察飞机也可以帮助英国进行警戒。
1996年7月，英国国防部与英国航空电子系统公司签订合同，决定对“猎迷”MR2海上巡逻反潜机进行改造升级。1998年初，这一改进型飞机被命名为“猎迷”MRA4海上侦察攻击机。后来，由于技术和资金等问题，该项目的进展受到影响。英国国防部对“猎迷”MRA4的订购数量也一再减少，从最初的21架减至9架。2004年8月，第一架“猎迷”MRA4首飞时曾引发了全球媒体的普遍关注。2010年3月，第一架“猎迷”MRA4交付英国皇家空军，但后者一直未将其投入使用。（来源：中国日报网/作者：柳洪杰）▲◆★●■☆
越共击退体制外改革活动 元老压力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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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广州2011年1月30日电／在“十一大”前的两年里，越南总理阮晋勇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两封来自“胡志明同志的老战友、民族英雄”武元甲大将的公开信。
★ 两封公开信
早在2006年的越共“十大”之后，越南政府即规划开发越南中部高原的铝土矿——越南的铝土储量世界第三，但他们却没有技术和能力进行开发，越南计划在未来10年中吸引15亿美元外资开发铝土矿。
工程的前期建设始于2008年，尽管当地环保组织不停宣传这一工程的环境危害，但却从没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直到2009年1月，已经98岁高龄的“奠边府之虎”、在1955年至1980年期间担任越南国防部长的武元甲大将，发表致总理阮晋勇的公开信，要求“暂停铝土矿开发项目”。
越南全国为之震撼——电视，报纸，网络……几乎所有媒体都是公开信的内容。与此同时，关心这一项目的各界人士也在迅速团结，从体制外的NGO、宗教界人士，到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甚至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发表意见。
总理阮晋勇不得不下令暂停开发，重新审查。2009年4月9日，越南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各界人士共同讨论铝土矿开发问题。当天，武元甲大将再发第二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以种植咖啡、茶叶等传统作物为主的地区，进行可能造成巨大污染的项目时，一定要谨慎”。
那年5月7日是奠边府战役胜利55周年纪念日，越共中央领导们照例要去拜会这位共和国元老。这一次拜访通过电视转播，很多越南人记忆犹新：农德孟、阮明哲、阮富仲……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们，在武元甲大将身边就好像接受教训的小学生们一样，垂手肃立，一言不发。
在越南国会，国会代表们纷纷质询：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投资决策没有通过国会审议。根据越南国会2006年66号决议，任何超过20兆越南盾（约合10亿美元）的投资决策都必须通过国会审查。而国会代表们发现，这项铝土开发项目被政府分割成许多个小项目，无需通过国会审议而直接批准——愤怒的国会代表们立刻要求总理提交整体方案，而政府也随后向国会提交了详细的报告。
最终越南政府还是度过了这一难关。经过了几个月的酝酿，国会投票通过了政府最终提交的方案——越南国会绝大多数代表由“祖国阵线”提名，而“祖国阵线”为越共及其外围组织所控制。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国会就是“橡皮图章”。2010年，当越南政府再一次提出要投资上百亿美元建设河内到胡志明的高铁项目时，被国会投票否决。
★ “最大民主资源是胡志明”
■ 资料链接
越南改革大事记
■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宣布开始“革新”，第一步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至1989年，越南粮食产量比革新前增加一倍。
■ 1991年，面临席卷 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化运动，越共七大强调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革新开放。1992年，越南改革向城市进展，保护私有产权和私营企业。
■ 1997年，越 共八大，黎可漂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二战前加入越共的领导集体正式退休。越共推出以国会改革、司法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
■ 2001年，越 共九大开始强调行政改革。越南国会设立专门委员会。越共中央取消政治局常委设置，仅设政治局委员，以简化中央领导机制。
■ 2006年，越共召开十大，重提 政治改革路线。国会代表开始全国直选，党代会代表的差额选举也全面推广。越共十届中央委员会针对党内民主作出多番规定，例如党代表差额直选。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越南一直有民主传统，而最大的民主资源就是胡志明。”前越南总理经济政策顾问、越南革新开放政策的重要智囊“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前院长Le Dang Doanh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的国会，英文叫National Assembly。这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国会就是国家的代议机关。”Doanh教授强调说，“胡志明时代，越南实际上是联合政府，除了越共，越南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参与到了国家管理的每一个方面。胡志明任命的第一个内阁，几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这或许是越南政治最特殊的一个事实。越南依然部分保留着法国殖民地时代所建立的传统：不仅是国会的名称，越南总理还要定期接受国会代表质询，国会对重大事宜常进行公开辩论。
然而，另一方面，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总是面临着更多元老的质疑。除了武元甲大将之外，“十大”之前，包括前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在内的一批元老也曾公开批评本届政府。面对这些元老，至少表面上，更年轻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们不得不表示足够的尊重。
胡志明曾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善于联合各方力量的领导者。在二战刚结束时，他与其他政党一起合作，组建越南独立联盟，说服阮氏王朝末代皇帝保代退位，在尚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的越南民众中获得巨大认可。
越共的早期领导人在极为年轻时就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事实上，直到1996年黎可漂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前，所有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都在1930 年代就加入了越共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而胡志明的早逝，使这些几乎具有同样资历和经验的领导人们，得以保持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平衡。
这种平衡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如果他退休，则可能出现总书记和总理两个职务都由‘南方人’（指越南统一前的南越地区的人，本报注）担任的状况。”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David Koh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不利于越南从1970年代以来就建立的南北平衡。”
而政治平衡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越共中央的各个领导都需要更多来自地方的支持。从1990年代“革新开放”正式启动开始到2010年，越南的省级行政区从三十几个增长到64个，而本届党代会也被认为是地方势力的一大胜利，来自地方的中央委员总数是历届最多。
“中央政府，包括现任总理阮晋勇希望能向地方分权，甚至在经济管理上也赋予地方更多的权限。希望能以此促进改革。”Le Dang Dounh对本报记者说。
★ 改革的主要障碍
2006年，越南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力推这一进程的总理阮晋勇一直被视为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旗手。进入中央以前，他的职业生涯主要在胡志明市展开，是典型的“南方干部”。
然而2010年，超大型国有企业、越南造船工业集团因无力支付高额外债而面临破产。尽管越南舆论强烈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造船工业集团也在三个月内更换了4任CEO，但阮晋勇一再为其背书，最终不得不面对国会的激烈质询。
而当时的国会主席，正是在十一大上成为总书记的阮富仲。他常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曾经是越共中央机关杂志《共产》杂志的总编辑、越南中央党校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的校长，是典型的“北方干部”，属于越共政治光谱中相对保守的一翼。
“这种对总书记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胡志明市一位要求匿名的政治观察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阮晋勇留任总理没有悬念。”
不过，越南改革面临的困境，绝不只是“北方干部”和“南方干部”的分野。事实上，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缓慢，才是越南推进改革的主要障碍。
越南的国企私有化改革采用的是“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被称为“流动化改革”，亦即通过出售国有股股权给外来投资者等方式，改变产权结构。而阮晋勇正是这种“流动化改革”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但是由于中央权威的缺失，越南很多政府部门甚至军队都有自己的国企，“军事银行”都作为越南国有商业银行参与市场竞争，仅国营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就有5家，金融和电信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两个行业在越南“超常规发展”，3G通信普及，城市家庭宽带普遍有十兆，各家银行的ATM机则经常在街头排成一串。
大型国有企业还向产业链上下游扩展，甚至进军房地产、旅游业等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更多的国有企业则参股或者组建商业银行。
越南的不少国企，越来越有成为“自筹资金，自谋发展”的黑匣子趋势。2010年曝光的船舶工业集团丑闻，正是这类企业的代表。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却消耗大量资源进行重复投资。”越南著名经济学家 Nguyen Quang A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 越南革新的新命题
尽管医疗保障体系仅覆盖全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高等教育系统依然官僚重重，越南共产党依然保持着“无产阶级底色”。为了向十一大献礼，越共电子报和越南几家国企联合举办文艺晚会，晚会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国企向山区和少数民族困难家庭捐款。
越南依然是周边国家中基尼系数最低的一个，这代表越南的贫富差距在周边国家中最小。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越南的基尼系数为0.344，低于周边的泰国、中国等国。这当然与越南的仍然落后有关——经过了25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的人均GDP仍只有一千多美元。
但革新开放依然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和年轻人涌入市场，而不再像他们的父母希望的那样，在体制内寻求就业。比起外企职员的收入，公务员收入低而工作强度高，并非热门的就业选项。
2006年，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几十名国内外的越南知识分子宣布重新组建“越南民主党”，尽管新的政党最终没能顺利注册。而在2007年，一群前越南官方的核心智囊们、革新开放的早期参与者也建立了 “发展研究院（Institue of Development Study）”，这个由一百多名体制内专家学者组成的非官方机构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其中一些成员更是直接喊出了促进“民主化”的口号。不过，这一公开批评政府的改革措施的研究机构在坚持运行了1年后，于2008年自行宣布解散。
不过，改革并没有因而脱离既定的轨道，像《青年报》就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特色。越共“十一大”闭幕后，《青年报》专访了两名刚刚当选的最年轻的中央委员。报道的编者按特别说明，之所以专访这两位中央委员，不仅因为他们年轻，而且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党内的大人物”。35岁的Nguyen Thanh Nghi是胡志明市建筑大学的副校长，同时还是总理阮晋勇的长子。而34岁的Nguyen Xuan Anh则是前越共纪检委书记之子。在采访中，青年报直接提问：“你们的父亲在你们的成功中占到多大比例？”
最近两年来，越共成功击退了所有希望通过体制外活动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尝试。而近年来的经济成功也让体制内的改革驱动力比2006年越共“十大”召开时有所下降。与改革早期的两大任务——加入世贸和实行农村承包制——相比，剩下的改革，阻力或许也相应越来越大。越南早期的改革的主题是“解放生产力”，而现下的改革，正是“十一大”上党代表们所激烈争论的，是否应该“全面调整生产关系”。
不过Nguyen Quang A、曾经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只有继续推进改革，才能稳固社会主义政权。”他说。▲◆★●■☆
拟就南海局势重启会谈 中越两国之间爱恨交加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190
2011-1-30：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日前向中国媒体透露，中越两国今年将就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举行新一轮会谈，不过他没有就具体日期加以说明。有分析认为，中越关系长期亦敌亦友，目前更是牵动和制约中国的南海扩张。
☆ 领土争议头痛 越方表示乐观
阮文诗(Nguyen Van Tho)对媒体说，他对两国解决海洋领土问题“感到乐观”。
中国和越南以及另外几个他亚洲国家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拥有主权，这一带可能蕴藏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纽约时报》说，领土争议是中越外交关系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而且两国对解决问题的途径各怀心思：越南希望把其他国家也请上谈判桌进行多边谈判，中国则喜好进行双边会谈。美国去年年中出面干预，要求中国遵守它2002年与其他亚洲国家达成的行为宣言，这让中国出乎意外。
☆ 投靠美国 越方大化利益
日本三菱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杨中美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越南目前已占中沙群岛中的诸多岛屿，让它退出恐怕并非易事；它并且巧妙地靠上美国来平衡与中国的纠纷，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杨中美说：“中国自从提出南海核心利益以后，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越南和美国的联合。如果越南得到美国支持，实际上也间接获得俄罗斯武器支持。而且，越南作为东南亚一个中等军事强国，中国要在武力上取胜势必耗费很大的精力。”
☆ 南海边界唯一“悬”机
中国前驻越大使齐建国曾对“中国网”表示，中越领土边界问题曾经有三块，陆地边界、北部湾边界和南海问题。迄今为止，前两个问题已经依次解决，南海为唯一的“悬”机，中越之间“已无战争可能”。
齐建国说：“中越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看好。现在我认为中越关系就剩一个问题了，就是边界领土问题。双方现在也有谈判机制，当然解决主权争议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在解决过程当中也可以加强合作。”
☆ 中国争取越南有先机
旅日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说，战争决非中国的选择，这不仅涉及力量比对，更将伤及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损害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此外，对于越南这个与中国交往密切的邻国，中国占领有利的“争取”位置。
杨中美：“越南和中国在经济交往上非常密切，每年贸易额正在逐渐上升。两国的边境交易和人员交流相当活跃，甚至形成了越南边境的中国化。总之，基于越、中的共同利益，中国在与美国争夺越南时依靠的主要是经济牌和人员交流牌。”
杨中美说，越南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国互通，但是在军事上却背靠美国，以获取有利“地形”，因此它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在妥协和竞争并举中。
☆ 主权利益重大较量
越南不久前就中国国家测绘局推出的在线地图“天地图”提出抗议，称天地图体现的内容“侵犯了”越南在南海的“主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阮芳娥说，天地图体现了中国南海九段线，“严重侵犯”越南对相关岛屿的“主权”，也侵犯越南和南海周边国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和裁判权”。
杨中美博士说，越南、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最可能的解决方式是共同开发；中国将给予越南多大的开发利益将成为一场重大较量，这也将牵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无法接受南海成为中国内海。来源: 美国之音▲◆★●■☆
新中国成立后 几大军区有过哪些调整？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10130/16366823.html
2011-01-30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和战略战役方向、作战任务等设置的军队一级组织，是战略区域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进行了多次调整，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军区时期；1955年至1985年的十二大军区逐步调整为十一大军区时期；1985年至今的七大军区时期。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军区
全国解放战争后期，为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其中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即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实行四级军区体制，即在中央局相应的区域设一级军区，在中央分局相应的区域设二级军区，在省和行政区设三级军区，在地（专）区设军分区。各级军区均以所在区域的地区或地点命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级军区共5个，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华中军区、西北军区。此时，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新的军区不断建立，原有的军区也进行了调整。1950年1月，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2月，西南军区成立。至1950年7月，全国共有6个一级军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18个二级军区：山西、绥远、内蒙古、山东、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川东、云南、贵州、甘肃、陕西、新疆（1951年12月又成立了西藏军区）；25个三级军区：辽东、辽西、河北、平原、察哈尔、胶东、渤海、鲁中南、苏北、苏南、皖南、皖北、赣西南、湘西、海南、川南、川西、川北、西康、陕南、喀什、迪化、伊犁、宁夏、青海；4个省军事部（军级）：热河、吉林、松江、龙江。此时的一级军区与中央局和各大行政区的划分一致，二级军区已不再是中央分局所在区域。二级军区和三级军区已没有明显区别，二者在隶属关系上是并列的，在级别上相差一级。二级军区领导机关大都由兵团机关兼，如许光达兵团（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杨得志兵团（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杨勇兵团（第三兵团）兼贵州军区，陈赓兵团（第四兵团）兼云南军区，叶飞兵团（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萧劲光兵团（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等等；三级军区领导机关大都由军机关兼或改编，如第一军兼青海军区，第二军兼喀什军区，第十军兼川南军区，第六十军兼川西军区，第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第六十五军兼宁夏军区，等等。各级军区的编制级别为：一级军区（野战军）、二级军区（兵团）、三级军区（军）、军分区（师）。二级军区和三级军区都隶属于一级军区，军分区隶属于二级军区和三级军区。到1954年，经调整合并，仅保留山东、福建、云南、西藏、新疆5个二级军区，其他省军区均为三级军区。
★ 1955年的十二大军区，1956年的十三大军区，1969年的十一大军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军事斗争形势和任务的转变，主要战略战役方向发生了变化，军队部署和战场建设也随之作出相应调整。到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国内军区的重新划分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所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了军区调整问题：大军区的划分，原则上应是按照预定的全国作战计划，从未来的作战区分上建立一级军区（战时即方面军）和二级军区（战时即集团军）。
1954年4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撤销各大行政区党政领导机构的决定。1954年12月12日至22日，于当年9月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军委委员、军委各总部主要领导、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领导以及苏联代理总顾问等50人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新任总参谋长粟裕作了《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重要发言，提出了6个方案。其中第一方案全国分14个军区，沿海6个军区（为准备战区）：东北、华北、山东、东南、华南、云贵，为集团军级；内地8个军区（为战略储备区）：川康、西藏、新疆、甘青、陕西、河南、湖北、内蒙古，为军级。另分属沿海军区指挥的 15个沿海省军区的职权与内地军区同，但福建军区应高于军一级指挥机构；分属川康、青海军区指挥之西康、青海军区的职权，应略低于军一级指挥机构。和其他方案比较而言，第一方案既符合全国战区划分，适合战时进行指挥；又符合全国行政区划分，便于党政军配合。因此，粟裕认为“第一方案利多弊少，似以实行第一方案为好”。
已于当年9月出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就全国军区划分问题指出，粟裕同志根据平时便于进行战时准备的原则，在报告中所提出的第一方案，已获得大家一致同意。为了减少军委领导单位，便于战时防空指挥和工作领导，对于第一方案所划分的14个军区，可以改为12个军区，即把河南、湖北两个省划为一个军区，把甘肃、青海、陕西3个省划为一个军区。除内蒙古、西藏、新疆3个军区的名称照旧不变外，所有其他军区都以所在地的城市命名。省军区一级及各省原有的军分区一级仍保留不变。
1955年2月11日，为适应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的大规模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党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置情况，国务院、国防部发布《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决定将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东北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华北军区改称为北京军区，内蒙古军区改编为大军区；华东军区改编为南京军区，原属华东军区的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中南军区改编为广州军区，原属中南军区的河南、湖北军区组成武汉军区，江西军区划归南京军区；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原属西北军区的新疆军区改编为大军区；撤销西南军区番号，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西藏军区。1955年7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按一、二、三级等级划分军区的做法，统一改称军区、省军区。此后，全军由原来的四级军区体制改为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三级军区体制。
1955年上半年，在新的军区划分确定以后，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选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原来的六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高岗、薄一波、饶漱石、习仲勋属于地方干部，长期在军队工作的邓小平1952年也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其他8人（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955年都被授予元帅军衔。大军区调整后，中央军委将一批年富力强、战功赫赫的“少壮”将领推到第一线，担当大军区主官重任。他们当中除了邓华任东北军区代司令员，其他大多为原一级军区副职或二级军区主官。在今天来看，这些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年龄简直不可思议：最年轻的只有 40岁出头，如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仅有41岁，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42岁；多数在45岁左右；年龄最大的也不到50岁，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49岁。
1956年4月，为解决华东战场防御正面过宽和加强福建前线对敌斗争的领导问题，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单独组建福州军区。至此，全国共设13个大军区。其中，10个军区以驻地城市冠名，3个军区以自治区冠名。60年代后期，由于边防形势的需要，又从十三大军区调整为十一大军区。1967年5月，为统一华北战场作战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军区降格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1969年12月，鉴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为便于对西南边防的支援，中央军委决定将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领导。1979年5月，新疆军区与其他军区一样，也以领导机关驻地城市冠名，改称乌鲁木齐军区。
★ 1985年至今的七大大军区
1984年底，中央军委依据国际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发生的新变化，为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开始酝酿军队进行大规模裁减问题，并提出了精简整编初步方案。其中，精简的最大单位是大军区。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并解决现行军区体制存在的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机构重叠、后方部署重复等问题，中央军委考虑将现有11个大军区重新整合，有些大军区要裁撤，有些要降格。谁留谁撤，无疑成为这次大裁军的焦点。
北京军区地处京畿重地，沈阳军区担负东北方向防御，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分别镇守祖国东大门、南大门，这四个军区战略位置重要，历来编制单位和部队最多，显然都在保留之列。
福州军区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专门为针对台海形势而设的，炮击金门的战斗一直由福州军区担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两岸关系相对缓和，1979年，叶剑英委员长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并宣布大陆方面全面停止炮击，表明大陆方面首先解除了对台的敌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的交流必定会越来越多。因此，没有必要单独设立一军区指挥机构，将福州军区撤销并入南京军区势所必然。
济南军区虽只辖山东一省，但地理位置特殊。从陆地来讲它是拱卫京畿的门户，也是华中、华东地区的最前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海上来讲，山东半岛也是重中之重的战略要地，控制了山东半岛的海域北可防卫京津、东北，南可节制江浙，进可攻退可守。另一方面，基地在山东半岛的海军北海舰队，编制级别为兵团级，在作战方面应受海军和大军区双重指挥。因南京军区辖区内已有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则应属另一军区统辖。况且，福州军区已划归南京军区，如山东半岛再划归南京军区，该军区防御正面过宽。以上原因，使济南军区得以保留。
武汉军区位于中原腹地，是当时十一大军区中唯一没有边海防的军区，辖湖北、河南两省，也是辖区较小的军区之一，一直当做总预备队使用。将武汉军区撤销并入广州军区，原来它所辖的河南划拨给济南军区，一来扩大辖区面积，增加战区纵深；二来山东与河南两省地理环境差不多，风土民情相近，都属北方，统归济南军区比较理想；三是河南距广州遥远，指挥不便。而湖北则划归广州军区。
西北、西南地域辽阔，各有两个军区：兰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为便于战场统一指挥，可各保留一个军区。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原为省级军区，地处西北边陲。兰州军区辖陕甘宁青，均为西北二线地区。从整个西北战场考虑，既要顾及南疆、北疆，又要兼顾河西走廊，兰州位置比较理想。因此乌鲁木齐军区并入兰州军区，没有什么争议。
至于西南的成都、昆明两军区，撤谁留谁，理由都很充分，是这次大军区调整中最棘手的问题。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没有完全结束，昆明军区是所有军区中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军区。这是保留昆明军区一个重要理由。1985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等人前去昆明军区视察慰问，胡耀邦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这都被看成保留昆明军区的迹象。在军委一开始的讨论方案中确实也是要将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
但在后来的反复论证中，认为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更为合适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因为成都军区距离西藏自治区最近、最便利，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朝历代均为军事重地，交通发达，物产丰富。而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有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保留昆明军区是眼前的考虑，但保留成都军区是长久的战略打算。从战线上看，军区设在成都地理位置适中，可以兼顾西藏、云南两个方向；但设在昆明偏于一隅，不便于对西藏的支援。于是，最终一致认为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更合适。但是，在中央正式宣布最终裁军方案之前，昆明军区已做了接收成都军区的一切准备；而在千里之外的成都军区则做着撤销前的各种准备。直到1985年6月3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才最后揭晓，结果截然相反，两大军区的命运可以说一夜之间天壤之别！
1985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将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不动，保持原建制；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分别并入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乌鲁木齐军区改为新疆军区，降格为兵团级，划归兰州军区建制领导。撤销福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乌鲁木齐军区番号。
调整后的军区，由于战区范围的扩大，兵员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提高了独立作战能力。军区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指挥机关。司令部编有作战、情报、通信、训练、军务装备、动员、兵种等部门，政治部编有组织、干部、宣传、保卫、文化、群工等部门，后勤部编有司令部和财务、军需、卫生、军械、运输、生产等部门。下辖若干个陆军集团军、各兵种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省军区、军事院校等。主要职能是：在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指挥下，根据总的战略意图，拟制本区作战计划，组织协调本区内陆军、海军、空军三军部队的协同作战行动和演习；直接领导所属陆军部队的组织建设、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领导本区的民兵、兵役、动员、人民防空和战场建设等工作。1998年，各军区成立装备部，与军区司、政、后机关平行。装备部设有司令部、政治部、综合计划、军兵种、装备科研订购、通用装备保障、电子信息等部门。1999年，军区后勤部改为联勤部，对辖区内的陆海空军和二炮部队实施联勤保障。▲◆★●■☆
陈氏慈善为何在台改弦更张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1/taiwan110130g.shtml
（联合早报网2011-01-30讯）台湾旺报报道，评论解读大陆媒体也注意到陈光标来台行善捐款所引来的争议，大陆时事评论员对此事的评论，颇值得我们了解，除了认识大陆社会的多元意见外，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的视角。
对大陆民众来说，应该是看过很多次这种「陈氏慈善」了，所以并没有大惊小怪。实际上，陈光标在大陆行善行为比这还要高调得多。
让人印象深刻的有：捐钱前一定要将钞票叠成墙拍照；受捐者要一个一个排队上台领钱；甚至鞠躬道谢等等。在现代人看来，颇有嗟来之食的感觉。不过陈选择这样做慈善也是没办法的事。
以大陆目前的慈善环境，你真要找一些值得信任的专业组织来替你安排捐款，也确实很难找到几个合格的。所以最后索性当面发钱！「陈氏慈善」凸显的是我们慈善公信力的缺失：捐款者信不过捐赠对象，捐赠对象也信不过捐款者；以及慈善捐助的不规范、慈善组织的不发达等一系列问题。
吸引目光无可厚非
这次到了台湾，「陈氏慈善」却被人认为「奇特」，大抵是因为台湾很少人这样做过。平心而论，善心就是善心，捐款就是捐款，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才是最实在的。即使陈这样做的目的真的是要吸引媒体目光，甚至是为了下一步投资做准备，也无可厚非。
人们做慈善的动机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要求太多，就只有圣人能做慈善，也就没有什么慈善了。实际上，近年来陈光标除「发钱」外，更多的还是向全国老少边穷地区的困难群众和希望学校捐款捐物。
「陈氏慈善」遭遇的尴尬表明了两岸慈善意识之间的差距和对慈善理解的不同。「陈氏慈善」表达的是传统的「富而乐施」、「扶危济困」的精神。而在台湾的社会体系中，慈善的意义要更进一步：慈善被视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出于自愿的相互帮助。
在这样的平等主体的互助中，受赠者需怀感恩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至于他们采用何种方式去表达感谢乃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而表现出对受赠者的尊重也是慈善者本身的义务。如果某种原始而粗糙的慈善方式使得受助者完全曝光在媒体镜头之前，对其隐私、尊严都有所伤害，就失去了慈善的本意。
台湾慈善更有规范
我们都应看到：台湾的慈善公益活动管理确实比大陆更为规范。不但「陈氏慈善」所担心的公信力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更有一些台湾本土约定俗成的慈善方式可以用来参照。在这种情况下，改变较为原始的直接发钱的慈善方式而代之以更人性化、更温情的慈善行为，在条件上是成熟的。
事实上，「陈氏慈善」已经开始在台湾改弦更张了。陈就特意澄清道：「往常捐款，都是爱心人士站在台上，受助者挨个上台领。而我们这次将走下台，先鞠躬致意，再送上红包，整个过程不会让人有不舒服感觉，因为我们是去感恩。」同时，对不愿意露面的困难群体，陈光标说，他们将主动入户送红包。如果真能如此，则说明捐助者和受赠者、组织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形成。
同时，到台湾做慈善而采用更加尊重的方式，在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大陆企业家的善意的同时，对刚刚进入慈善领域不久的大陆慈善家群体自己也是一种教育和提升。▲◆★●■☆
（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1-27，作者唐昊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陈光标：或筹款建两岸跨海隧道
http://www.zaobao.com/zg/zg110130_002.shtml
（2011-01-30）● 黄顺杰 台北：行善作风在台湾引起两极评价的“中国首善”陈光标昨晚表示，将召集中国大陆企业家筹募款项，兴建跨海隧道，将两岸地区用高速铁路衔接起来，让两岸人民受惠。
陈光标昨晚在台北高级餐厅宴请弱势族群及低收入户时表示，昨午从台中搭乘高铁返回台北时发现，台湾于高速铁路方面的发展十分成功，不仅服务好，沿途风景更让人着迷，让他十分感动。他于是有感而发地说，若两岸间能利用铁路连接，让两岸民众往来更加便利，将是一大福祉。
陈光标说：“如果台湾同胞愿意，我回去后，会号召大陆企业家们，要他们捐出公司利润的5%，把这海底隧道铺成。”此话一出，现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陈光标紧接着补充：“大陆是大哥，你们是自家人，绝对不让兄弟出一分钱。”意即建造经费全由大陆企业家承担，台湾则一分钱都不用出。
宴请500弱势人士
来台三天，已捐出近3000万元（新台币，下同，约132万新元）善款的陈光标，昨晚协同妻子张婷、儿子陈启天，以及47名随行大陆企业家，在台北市中山区的知名餐馆海霸王，设宴款待500余名弱势族群及低收入户，现场老人、少年、体障人士济济一堂，提早享用年夜饭。
受邀出席的民众包括：桃园县家扶中心的小朋友、由台北市议员李新领导的台湾乐活联盟以及市议员吴志刚所选出的台北市文山、万华区低收入户，每人获赠1万元红包。
陈光标也安排众大陆企业家们分散至各桌，与台湾民众近距离互动，“为他们服务”。晚宴菜色十分丰盛，第一道开胃菜便是年节食品龙虾、鲍贝。
寒风中等待领红包 50贫困民众扑了空
尽管陈光标前天表示“入乡随俗”，不再沿路派发红包给民众，但仍有近50名民众在10度的低温下，冒着刺骨寒风，自下午三点便在餐馆外排起长长人龙，想从“中国首善”的手中领到1万元红包，但都扑了个空。
一名不愿具名、自称是低收入户的60岁妇人在人龙中告诉本报，她月薪1万5000元，不仅得养育两名孩子，身体又欠佳，她希望能讨个1万元红包，“好帮孩子买些营养品”。
带着外孙女到场排队的范菊桂（73岁）则说，是看了报章报道后，才到餐馆外排队博运气。由于儿子没奉养她，范菊桂盼能领到现金红包，好过年。针对陈光标高调发放现金红包的方式，范菊桂说：“亲自发当然好，如果陈光标把钱交给基金会，我们就拿不到钱了。”
然而，有民众不知晚宴预设受邀名单，不得其门而入，继而在餐馆外与工作人员发生口角，指责名单的遴选工作含糊不清，对到场排队的民众非常不公平。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自开始此趟“中国大陆企业家感恩低调之旅”后，一举一动都成为台湾媒体及民众热议的焦点。据台湾媒体报道，陈光标昨早搭乘高铁到南投派发总数300万元红包时，因受四名高铁警卫保护，遭在场不满的民众呛声，“高铁警卫不是保全（保安人员），这里不是中国共产党”，要求陈光标赶快返家回国。此人刚骂完不久，就有路过的民众声援，要对方也捐钱行善。
针对台湾社会如浪潮般涌来的批评，陈光标昨早首度正面回应：“当手指头指着别人时，另外三根手指头正指着自己”，希望批评的人在批评别人时，先想想自己做了些什么。
面对舆论的压力，他无奈地说：“为了要入乡随俗，我想高调也不能高调了；想低调，但每天又有那么多媒体，也低调不了。”
据《苹果日报》的民调，有40.15%的民众认为陈光标高调派红包有抛砖引玉效果；《中国时报》民调则有49.8%对陈光标此行持正面评价，55.8%则认为该事件并不会伤害台湾人的尊严。
陈光标一行人今天将继续行程，到桃园及花莲县派发总额800万元的现金红包给弱势贫户。
与此同时，就在陈光标高调撒钱之际，舆论也将目光聚集在台湾企业界巨头。或因受到陈光标效应的影响，有报道指，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预料将在今晚的尾牙慈善嘉年华活动上，捐出超过上亿元的慈善捐款。▲◆★●■☆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1-30 2010年初，美国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
中评社北京2011年1月30日电（特约作者 王名舟）随着1979年元旦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交，同年四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向台湾售卖军火迄今已逾三十年，售武总金额超过420亿美元。1982年8月17日中美虽签暑《八一七公报》，但始终未被美国遵守。三十多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对台军售在规模、质量、时机等方面展开搏弈，其过程可谓波诡曲折，延宕起伏，为中美关系史写下重要一章。
★ 一、头十年售武尚可规范
从1979年7月美国售台48架F-5E型战斗机开始算起，到1989年售台88枚“标准”导弹为止是对台军售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武器卖给台湾，其中最大的一笔军火售卖是1982年8月，美国同意延长自1972年开始合作生产的248架F-5F战斗机计划，另增加30架的F- 5F战斗机，销售金额达6.2亿美元。可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与西方接轨的缘故，也可能是忌惮《八一七公报》刚刚签字不久，这十年间销售的各类武器包括战斗机、巡逻机、雷达、反潜飞机、地空导弹等等，的确多为防御性质，总金额仅约21.7亿美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为是中美关系表现最佳的十年。对台军售在此十年间能平稳展开，属意料之中。
★ 二、九十年代大幅增加
九十年代美国共向台湾销售约220亿美元的军火，比八十年代的售卖规模大幅增长(增长十倍)。军火内容已不仅限于防御性质，有大批进攻性武器，如F-16战斗机、空对地导弹、“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以及空中预警机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售武计划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老布什)在1992年9月2日宣布的一次性向台湾出卖150架F-16战斗机，其总价值达60亿美元。这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从1997年后陆续运台交付成军。此外，1993年1月，美还同意售台更大规模的200枚"爱国者"导弹(Patriot missiles)及其装备，价值约100亿美元，于1996年8月开始运交台湾使用。
为什么这十年间的军火售卖出现如此巨大的跃进？原因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1989年6月中国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美国以西方民主制度领袖姿态发起对中国的政治声讨和经济制裁，借机大肆向台湾出卖军火，获取直接经济利益。此举曾引起中国政府极大愤怒与抗议，召见时任的美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严正谴责，然而无济于事；第二与台湾岛内独派势力坐大有关。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以后，从九十年代初逐渐显露自己的台独面貌，拉拢亲信并扶置民进党势力。1995年李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台独言论。此后1999年又提出“两国论”等，引发大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台独军事演习并向东海试射导弹，致使台湾海峡出现五十年代以来最紧急的局面。因此，台湾当局借机大量向美国购买军火。
★ 三、新世纪十年军售活跃不减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美台总共有近17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使台湾岛成为此时期世界上最活跃的美国军火消费地区之一。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以后，2001年4月即向美寻求购买更大笔军火。美方同意售台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电动力潜艇、12架P-3C型“猎户座”反潜巡逻机、“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PAC-3)等先进武器装备，总价值约180亿美元。但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反对和部分装备(如潜艇)在美已不生产，故此项计划迄今未能全部实现。因此，2008年10月3日小布什政府在下台前制定对台6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看作是对上述计划的补偿，包括60架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扫雷艇等。因政权交接，此军售案拖至奥巴马总统任内，由美国国防部于2010年1月29日正式宣布。此笔军售由于数量大，售武时机敏感，且武器先进严重违反《八一七公报》宗旨，激发中方极大反弹。中方随后宣布将制裁美国相关军火制造公司，并取消中美两国军事交流和高层互访。
2011年新过后不久，紧接胡锦涛访美回国不到一星期，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于1月25日会唔台湾当局领导人，探询新年售武事宜。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正在寻找做出对台军售决定的“合适时机”，并称不会因大陆可能作出的反应而受影响。此举明确表明美国将继续对台军售。
★ 四、对台军售特点及前途
纵观三十年来美国对台军售的过程，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 1. 售武金额逐渐加大，即数量增加，以前20年最为明显；2. 档次不断提高，进攻性武器增多，即质量提高，以后20年表现最为明显；3. 武器种类涵盖陆海空、导弹等各个军种；4. 售武在1995 －1998年间达到一次高峰；5. 近年来出现犹豫或搁置现象，例如选择避免激怒中方的时机宣布售武计划等。
对台军售是中美关系的异常表现。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及海峡两岸关系日益改善，敌意化解，美国对台军售的前途必将越来越暗谈，并会被最终扼止。▲◆★●■☆
非洲动荡，多国政局不稳 乱局背后三大主因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1/news-gb2312-1267247.html
华商网 2011-01-29: 非洲动荡，多国政局不稳 乱局背后三大主因
新浪/两周前，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迫使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随后，埃及等多个非洲国家均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科特迪瓦总统之争持续，毫无解决迹象；苏丹结束公投，很可能走向分裂……非洲似乎又走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 政变：突尼斯全球通缉流亡总统
1月26日，突尼斯司法部长对媒体表示，司法部以搜刮国家财富及非法把资金转移国外的罪名，通缉前总统本阿里以及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一些家庭成员。目前，通缉令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世界188个成员国发布。有报道指，本阿里在逃亡海外前，从中央银行卷走了1.5吨黄金。
突尼斯局势持续动荡，反政府示威浪潮并没有减退的迹象。在首都突尼斯市一间警察局外，示威者经过整日与警方的对峙，到26日傍晚打破警察局多扇大门，焚烧从警局内扯下的本阿里海报，其间至少一名警员受伤。还有示威者连续4天在总理府外抗议，他们声称，如果总理加努希不下台，就不会离开。
突尼斯老牌政治家梅斯提里呼吁创建智囊团，将突尼斯的示威浪潮组织化、目标化，以捍卫运动成果。已抵达突尼斯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费尔特曼则呼吁当局努力满足民众要求，并称美国随时愿意协助突尼斯举行公开公正的选举。
☆ 骚乱：埃及民众要轰总统下台
埃及全国性反政府示威26日进入第二天。埃及内政部26日宣布禁止任何抗议活动，但抗议人士不理会安全部门的镇压行动，全国多个城市超过20万民众上街，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提高最低工资、用反恐立法取代紧急状态法。
埃及政府和民众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警方26日将应对示威群众的警力增加了一倍，动用橡皮子弹、催泪弹和高压水枪驱散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被逮捕的抗议者达860人之多。
据美联社报道，在埃及海滨城市苏伊士，有1000多人聚集在市政府停尸房外，要求发还一名死难抗议者的尸体。示威者向安全部队人员投掷燃烧弹，后者则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还击。数百名示威者随后试图袭击一座警察局以及穆巴拉克总统所属执政党国家民主党在苏伊士的总部。
埃及反对党领袖28日举行更大规模抗议。分析认为，穆巴拉克政府无论作出何种回应——予以镇压、同意进行有限的政治或经济改革，或是在示威冲击下崩溃，其影响都将远远超出埃及本国范围。
☆ 乱局背后三大主因
非洲多国接连动荡，究其根本有三大原因：一是强力人物长期统治，导致腐败盛行民怨沸腾；二是经济不振，高失业高物价激化矛盾；三则是西方殖民时期遗留的民族、宗教矛盾根深蒂固，长期无法解决。
☆ 因腐败丧失执政基础
突尼斯、埃及等国相似的是，长期执政的强力人物统治媒体、军队等，导致政治体制僵化，改革严重滞后，这是发生社会运动的根源。被迫出逃的本阿里在位23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掌权已30年。
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各级官员和统治者家族大肆腐败，而人民的合理诉求无人关注，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以本阿里为例，家族的腐败问题让他彻底失去了民心和执政基础。
☆ 经济不振是直接诱因
如果说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是根源的话，那么经济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失业率、高物价就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运动的直接诱因。
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许多没有油气资源的阿拉伯国家经济举步维艰。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海外投资也相应锐减。国内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了骚乱爆发的直接诱因。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大批大学毕业生处境艰难。这些失业的年轻人成了这场浪潮的主力。
☆ 西方殖民留下冲突种子
另一方面，在非洲，像科特迪瓦和苏丹这样的乱局并非个别现象。正是当年西方殖民者在非洲随意划分国界，留下了矛盾和冲突的种子。
非洲一些国家原本就存在复杂的民族、部落、地域或宗教矛盾，而不同党派之间的选举竞争，往往演变为背后支持力量的权力争夺，甚至酿成大规模冲突。
☆ 争权：科特迪瓦一国二主近两月
从去年11月28日至今，西非国家科特迪瓦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已近两月，前总统巴博和前总理瓦塔拉围绕总统“宝座”的激烈争斗一直没有平息，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2002年9月，科特迪瓦发生兵变，引发内战，政府军与叛军形成南北割据局面。2007年，科总统巴博与反对派武装领导人达成协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总统大选。
去年12月2日，科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前总理瓦塔拉在选举中获胜。次日，科宪法委员会废除这一结果，宣布时任总统巴博赢得选举。两人随后分别宣誓就任总统，科因此形成“一国两主”的政治僵局。支持瓦塔拉的反对派武装盘踞北方地区，只有南方在政府控制之下。
目前，联合国、非盟、欧盟等国际组织均表示承认瓦塔拉当选总统。但巴博依然控制着科特迪瓦武装部队、国家电视台、总统府、重要港口以及可可和石油产区。瓦塔拉至今只能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的一家酒店内办公。
☆ 分裂：苏丹南北分离成定局
苏丹南部公投委员会网站日前公布，根据对苏丹南部地区(10个州)80％选票的统计和对北方及境外100％选票的点票结果显示，98.6％的选民支持苏丹南方与北方分离。
根据苏丹北南双方2005年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和南方公投法规定，只要近400万登记选民投票率超过60％，公投即有效，然而实际投票率已超过80％。在有效公投下，只要超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分离，即为合法。根据这一规定，可以说苏丹南方与北方分离几无悬念。
苏丹全国人口约4000万，其中，黑人占52％，阿拉伯人占39％。70％以上的苏丹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主要居住在北方，苏丹南方居民则多信奉原始部落宗教及拜物教。另有5％的居民信奉基督教，多居住在南方和首都喀土穆。南方人口约占苏丹总人口的20％。从这些数字可看出，苏丹南北在宗教、人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是造成苏丹独立后南北频繁冲突和南部公投选择独立的潜在原因。▲◆★●■☆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意味着什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171
美国之音 2011-1-29：美国国会的(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1月27号举行了一次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听证。题目是“中国的积极防御政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这是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2011年的第一次有关中国的听证。
主持听证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卡罗琳·巴尔瑟罗谬(Carolyn Bartholomew)表示：“我们举行这次听证是要探讨中国政府的行为，重点是中国的行为是否阻碍美国在亚洲的行动能力，维持航海自由、公海自由的重要性，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意味着什么。”
反介入战略
美国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军事发展目标是要对抗美国，也就是美国所说的“反介入”战略(anti-access strategy)，阻止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巴尔瑟罗谬举例说，中国发展的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的弹道导弹，以及最近试飞的隐形飞机都是“反介入”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从2002年开始研究中国是否对美国实施“反介入”战略。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柯瑞杰博士(Roger Cliff)说：“尽管中国没有用过反介入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的战略中包含着针对美国的反介入战略概念，特别是打击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运输体系，信息系统，这些都是为了阻止美国进入冲突区域或者在进入后无法有效地行动。”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巴尔瑟罗谬用台湾举例来说明中国将如何对美国运用反介入战略：“就拿台湾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希望他们能够在美国无法介入的情况下进入台湾，或者让美国为保护台湾付出太高的代价。”
中国的行为加强了美日韩联盟
巴尔瑟罗谬指出，中国这种战略更准确地应该称为“区域控制战略”(area control strategy)；她说，中国的军事能力增加不仅对美国是潜在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盟友都会受到影响。
乔治城大学客座教授黄映镜(Dr. Balbina Hwang)博士认为，中国过去一年的一系列举动，包括对北韩挑衅行为的反应加强了美日韩的联盟关系。她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要感谢中国去年的所做所为促使韩国和日本终于开始成为美国真正的伙伴和盟友。”
黄映镜表示，韩国和日本甚至为此克服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一些反感情绪。她说：“日本韩国最近的一些合作说明，虽然两国没有完全消除，但至少已经克服了历史遗留的敌对情绪，这让人非常惊讶。”
她认为，中国由于过份自信而对局势做出了错误估计。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由美国国会2000年创立；其职责是就美中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监督、研究；并且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国会立法和行政措施提出建议。来源: 美国之音 ▲◆★●■☆
英国40亿英镑间谍飞机报废 引高层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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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9) ：综合外国媒体1月27日报道，英国国防部斥资41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29.24亿元）研发的9架“猎迷”MRA4海上侦察攻击机尚未正式服役却被报废，其拆卸工作已经展开，这引发了英国高层官员之间的激烈争论。
26日，英国前空军参谋长克雷格加入了由5名高级军官发起的签名活动，呼吁英国政府保留“猎迷”MRA4。克雷格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英国政府让9架“猎迷”MRA4集体报废的决定“愚蠢至极”，他指出，这些高性能间谍飞机的服役期限原本是40年。
英国国防部研发“猎迷”MRA4的工作始于1996年，该项目的进展曾一波三折，预算也在不断追加，最终每一架“猎迷”MRA4的造价约为4.5亿英镑。2010年10月，英国政府在《战略防务和安全评估报告》中指出，为了节约国防开支，英国政府决定全面废止“猎迷”MRA4项目。不久前，英国媒体发现，英国国防部雇用的承包商已经开始在英国航空电子系统公司的一处工厂内拆卸“猎迷”MRA4。
批评者认为，废止“猎迷”MRA4项目不仅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而且使英国“三叉戟”战略核潜艇更容易受到攻击，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会因此大受影响。
对此，英国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回应说，废止“猎迷”MRA4的计划的确会给英国国防事业带来“一定危险”，但此举将在未来10年时间里为预算紧张的英国政府节约20亿英镑支出。
英国下议院议长乔治?扬表示，因报废“猎迷”MRA4而造成的损失可以由其他方面的“军事资源”进行弥补，美国和法国的侦察飞机也可以帮助英国进行警戒。
1996年7月，英国国防部与英国航空电子系统公司签订合同，决定对“猎迷”MR2海上巡逻反潜机进行改造升级。1998年初，这一改进型飞机被命名为“猎迷”MRA4海上侦察攻击机。后来，由于技术和资金等问题，该项目的进展受到影响。英国国防部对“猎迷”MRA4的订购数量也一再减少，从最初的21架减至9架。2004年8月，第一架“猎迷”MRA4首飞时曾引发了全球媒体的普遍关注。2010年3月，第一架“猎迷”MRA4交付英国皇家空军，但后者一直未将其投入使用。（来源：中国日报网/作者：柳洪杰）▲◆★●■☆
越共击退体制外改革活动 元老压力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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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广州2011年1月30日电／在“十一大”前的两年里，越南总理阮晋勇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两封来自“胡志明同志的老战友、民族英雄”武元甲大将的公开信。
★ 两封公开信
早在2006年的越共“十大”之后，越南政府即规划开发越南中部高原的铝土矿——越南的铝土储量世界第三，但他们却没有技术和能力进行开发，越南计划在未来10年中吸引15亿美元外资开发铝土矿。
工程的前期建设始于2008年，尽管当地环保组织不停宣传这一工程的环境危害，但却从没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直到2009年1月，已经98岁高龄的“奠边府之虎”、在1955年至1980年期间担任越南国防部长的武元甲大将，发表致总理阮晋勇的公开信，要求“暂停铝土矿开发项目”。
越南全国为之震撼——电视，报纸，网络……几乎所有媒体都是公开信的内容。与此同时，关心这一项目的各界人士也在迅速团结，从体制外的NGO、宗教界人士，到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甚至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发表意见。
总理阮晋勇不得不下令暂停开发，重新审查。2009年4月9日，越南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各界人士共同讨论铝土矿开发问题。当天，武元甲大将再发第二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以种植咖啡、茶叶等传统作物为主的地区，进行可能造成巨大污染的项目时，一定要谨慎”。
那年5月7日是奠边府战役胜利55周年纪念日，越共中央领导们照例要去拜会这位共和国元老。这一次拜访通过电视转播，很多越南人记忆犹新：农德孟、阮明哲、阮富仲……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们，在武元甲大将身边就好像接受教训的小学生们一样，垂手肃立，一言不发。
在越南国会，国会代表们纷纷质询：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投资决策没有通过国会审议。根据越南国会2006年66号决议，任何超过20兆越南盾（约合10亿美元）的投资决策都必须通过国会审查。而国会代表们发现，这项铝土开发项目被政府分割成许多个小项目，无需通过国会审议而直接批准——愤怒的国会代表们立刻要求总理提交整体方案，而政府也随后向国会提交了详细的报告。
最终越南政府还是度过了这一难关。经过了几个月的酝酿，国会投票通过了政府最终提交的方案——越南国会绝大多数代表由“祖国阵线”提名，而“祖国阵线”为越共及其外围组织所控制。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国会就是“橡皮图章”。2010年，当越南政府再一次提出要投资上百亿美元建设河内到胡志明的高铁项目时，被国会投票否决。
★ “最大民主资源是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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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改革大事记
■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宣布开始“革新”，第一步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至1989年，越南粮食产量比革新前增加一倍。
■ 1991年，面临席卷 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化运动，越共七大强调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革新开放。1992年，越南改革向城市进展，保护私有产权和私营企业。
■ 1997年，越 共八大，黎可漂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二战前加入越共的领导集体正式退休。越共推出以国会改革、司法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
■ 2001年，越 共九大开始强调行政改革。越南国会设立专门委员会。越共中央取消政治局常委设置，仅设政治局委员，以简化中央领导机制。
■ 2006年，越共召开十大，重提 政治改革路线。国会代表开始全国直选，党代会代表的差额选举也全面推广。越共十届中央委员会针对党内民主作出多番规定，例如党代表差额直选。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越南一直有民主传统，而最大的民主资源就是胡志明。”前越南总理经济政策顾问、越南革新开放政策的重要智囊“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前院长Le Dang Doanh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的国会，英文叫National Assembly。这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国会就是国家的代议机关。”Doanh教授强调说，“胡志明时代，越南实际上是联合政府，除了越共，越南民主党和社会党都参与到了国家管理的每一个方面。胡志明任命的第一个内阁，几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这或许是越南政治最特殊的一个事实。越南依然部分保留着法国殖民地时代所建立的传统：不仅是国会的名称，越南总理还要定期接受国会代表质询，国会对重大事宜常进行公开辩论。
然而，另一方面，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总是面临着更多元老的质疑。除了武元甲大将之外，“十大”之前，包括前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在内的一批元老也曾公开批评本届政府。面对这些元老，至少表面上，更年轻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们不得不表示足够的尊重。
胡志明曾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善于联合各方力量的领导者。在二战刚结束时，他与其他政党一起合作，组建越南独立联盟，说服阮氏王朝末代皇帝保代退位，在尚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的越南民众中获得巨大认可。
越共的早期领导人在极为年轻时就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事实上，直到1996年黎可漂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前，所有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都在1930 年代就加入了越共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而胡志明的早逝，使这些几乎具有同样资历和经验的领导人们，得以保持政治局内部的力量平衡。
这种平衡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如果他退休，则可能出现总书记和总理两个职务都由‘南方人’（指越南统一前的南越地区的人，本报注）担任的状况。”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David Koh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不利于越南从1970年代以来就建立的南北平衡。”
而政治平衡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越共中央的各个领导都需要更多来自地方的支持。从1990年代“革新开放”正式启动开始到2010年，越南的省级行政区从三十几个增长到64个，而本届党代会也被认为是地方势力的一大胜利，来自地方的中央委员总数是历届最多。
“中央政府，包括现任总理阮晋勇希望能向地方分权，甚至在经济管理上也赋予地方更多的权限。希望能以此促进改革。”Le Dang Dounh对本报记者说。
★ 改革的主要障碍
2006年，越南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力推这一进程的总理阮晋勇一直被视为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旗手。进入中央以前，他的职业生涯主要在胡志明市展开，是典型的“南方干部”。
然而2010年，超大型国有企业、越南造船工业集团因无力支付高额外债而面临破产。尽管越南舆论强烈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造船工业集团也在三个月内更换了4任CEO，但阮晋勇一再为其背书，最终不得不面对国会的激烈质询。
而当时的国会主席，正是在十一大上成为总书记的阮富仲。他常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曾经是越共中央机关杂志《共产》杂志的总编辑、越南中央党校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的校长，是典型的“北方干部”，属于越共政治光谱中相对保守的一翼。
“这种对总书记的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胡志明市一位要求匿名的政治观察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阮晋勇留任总理没有悬念。”
不过，越南改革面临的困境，绝不只是“北方干部”和“南方干部”的分野。事实上，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缓慢，才是越南推进改革的主要障碍。
越南的国企私有化改革采用的是“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被称为“流动化改革”，亦即通过出售国有股股权给外来投资者等方式，改变产权结构。而阮晋勇正是这种“流动化改革”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但是由于中央权威的缺失，越南很多政府部门甚至军队都有自己的国企，“军事银行”都作为越南国有商业银行参与市场竞争，仅国营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就有5家，金融和电信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两个行业在越南“超常规发展”，3G通信普及，城市家庭宽带普遍有十兆，各家银行的ATM机则经常在街头排成一串。
大型国有企业还向产业链上下游扩展，甚至进军房地产、旅游业等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更多的国有企业则参股或者组建商业银行。
越南的不少国企，越来越有成为“自筹资金，自谋发展”的黑匣子趋势。2010年曝光的船舶工业集团丑闻，正是这类企业的代表。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却消耗大量资源进行重复投资。”越南著名经济学家 Nguyen Quang A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 越南革新的新命题
尽管医疗保障体系仅覆盖全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高等教育系统依然官僚重重，越南共产党依然保持着“无产阶级底色”。为了向十一大献礼，越共电子报和越南几家国企联合举办文艺晚会，晚会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国企向山区和少数民族困难家庭捐款。
越南依然是周边国家中基尼系数最低的一个，这代表越南的贫富差距在周边国家中最小。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越南的基尼系数为0.344，低于周边的泰国、中国等国。这当然与越南的仍然落后有关——经过了25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的人均GDP仍只有一千多美元。
但革新开放依然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和年轻人涌入市场，而不再像他们的父母希望的那样，在体制内寻求就业。比起外企职员的收入，公务员收入低而工作强度高，并非热门的就业选项。
2006年，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几十名国内外的越南知识分子宣布重新组建“越南民主党”，尽管新的政党最终没能顺利注册。而在2007年，一群前越南官方的核心智囊们、革新开放的早期参与者也建立了 “发展研究院（Institue of Development Study）”，这个由一百多名体制内专家学者组成的非官方机构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其中一些成员更是直接喊出了促进“民主化”的口号。不过，这一公开批评政府的改革措施的研究机构在坚持运行了1年后，于2008年自行宣布解散。
不过，改革并没有因而脱离既定的轨道，像《青年报》就依然保持着他们的特色。越共“十一大”闭幕后，《青年报》专访了两名刚刚当选的最年轻的中央委员。报道的编者按特别说明，之所以专访这两位中央委员，不仅因为他们年轻，而且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党内的大人物”。35岁的Nguyen Thanh Nghi是胡志明市建筑大学的副校长，同时还是总理阮晋勇的长子。而34岁的Nguyen Xuan Anh则是前越共纪检委书记之子。在采访中，青年报直接提问：“你们的父亲在你们的成功中占到多大比例？”
最近两年来，越共成功击退了所有希望通过体制外活动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尝试。而近年来的经济成功也让体制内的改革驱动力比2006年越共“十大”召开时有所下降。与改革早期的两大任务——加入世贸和实行农村承包制——相比，剩下的改革，阻力或许也相应越来越大。越南早期的改革的主题是“解放生产力”，而现下的改革，正是“十一大”上党代表们所激烈争论的，是否应该“全面调整生产关系”。
不过Nguyen Quang A、曾经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只有继续推进改革，才能稳固社会主义政权。”他说。▲◆★●■☆
拟就南海局势重启会谈 中越两国之间爱恨交加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190
2011-1-30：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日前向中国媒体透露，中越两国今年将就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举行新一轮会谈，不过他没有就具体日期加以说明。有分析认为，中越关系长期亦敌亦友，目前更是牵动和制约中国的南海扩张。
☆ 领土争议头痛 越方表示乐观
阮文诗(Nguyen Van Tho)对媒体说，他对两国解决海洋领土问题“感到乐观”。
中国和越南以及另外几个他亚洲国家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拥有主权，这一带可能蕴藏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纽约时报》说，领土争议是中越外交关系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而且两国对解决问题的途径各怀心思：越南希望把其他国家也请上谈判桌进行多边谈判，中国则喜好进行双边会谈。美国去年年中出面干预，要求中国遵守它2002年与其他亚洲国家达成的行为宣言，这让中国出乎意外。
☆ 投靠美国 越方大化利益
日本三菱中国研究中心理事杨中美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越南目前已占中沙群岛中的诸多岛屿，让它退出恐怕并非易事；它并且巧妙地靠上美国来平衡与中国的纠纷，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杨中美说：“中国自从提出南海核心利益以后，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越南和美国的联合。如果越南得到美国支持，实际上也间接获得俄罗斯武器支持。而且，越南作为东南亚一个中等军事强国，中国要在武力上取胜势必耗费很大的精力。”
☆ 南海边界唯一“悬”机
中国前驻越大使齐建国曾对“中国网”表示，中越领土边界问题曾经有三块，陆地边界、北部湾边界和南海问题。迄今为止，前两个问题已经依次解决，南海为唯一的“悬”机，中越之间“已无战争可能”。
齐建国说：“中越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看好。现在我认为中越关系就剩一个问题了，就是边界领土问题。双方现在也有谈判机制，当然解决主权争议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在解决过程当中也可以加强合作。”
☆ 中国争取越南有先机
旅日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说，战争决非中国的选择，这不仅涉及力量比对，更将伤及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损害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此外，对于越南这个与中国交往密切的邻国，中国占领有利的“争取”位置。
杨中美：“越南和中国在经济交往上非常密切，每年贸易额正在逐渐上升。两国的边境交易和人员交流相当活跃，甚至形成了越南边境的中国化。总之，基于越、中的共同利益，中国在与美国争夺越南时依靠的主要是经济牌和人员交流牌。”
杨中美说，越南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国互通，但是在军事上却背靠美国，以获取有利“地形”，因此它与中国的关系定位在妥协和竞争并举中。
☆ 主权利益重大较量
越南不久前就中国国家测绘局推出的在线地图“天地图”提出抗议，称天地图体现的内容“侵犯了”越南在南海的“主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阮芳娥说，天地图体现了中国南海九段线，“严重侵犯”越南对相关岛屿的“主权”，也侵犯越南和南海周边国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和裁判权”。
杨中美博士说，越南、中国在领土问题上最可能的解决方式是共同开发；中国将给予越南多大的开发利益将成为一场重大较量，这也将牵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无法接受南海成为中国内海。来源: 美国之音▲◆★●■☆
新中国成立后 几大军区有过哪些调整？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10130/16366823.html
2011-01-30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和战略战役方向、作战任务等设置的军队一级组织，是战略区域内的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进行了多次调整，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军区时期；1955年至1985年的十二大军区逐步调整为十一大军区时期；1985年至今的七大军区时期。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军区
全国解放战争后期，为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其中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即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实行四级军区体制，即在中央局相应的区域设一级军区，在中央分局相应的区域设二级军区，在省和行政区设三级军区，在地（专）区设军分区。各级军区均以所在区域的地区或地点命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级军区共5个，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华中军区、西北军区。此时，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新的军区不断建立，原有的军区也进行了调整。1950年1月，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2月，西南军区成立。至1950年7月，全国共有6个一级军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18个二级军区：山西、绥远、内蒙古、山东、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川东、云南、贵州、甘肃、陕西、新疆（1951年12月又成立了西藏军区）；25个三级军区：辽东、辽西、河北、平原、察哈尔、胶东、渤海、鲁中南、苏北、苏南、皖南、皖北、赣西南、湘西、海南、川南、川西、川北、西康、陕南、喀什、迪化、伊犁、宁夏、青海；4个省军事部（军级）：热河、吉林、松江、龙江。此时的一级军区与中央局和各大行政区的划分一致，二级军区已不再是中央分局所在区域。二级军区和三级军区已没有明显区别，二者在隶属关系上是并列的，在级别上相差一级。二级军区领导机关大都由兵团机关兼，如许光达兵团（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杨得志兵团（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杨勇兵团（第三兵团）兼贵州军区，陈赓兵团（第四兵团）兼云南军区，叶飞兵团（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萧劲光兵团（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等等；三级军区领导机关大都由军机关兼或改编，如第一军兼青海军区，第二军兼喀什军区，第十军兼川南军区，第六十军兼川西军区，第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第六十五军兼宁夏军区，等等。各级军区的编制级别为：一级军区（野战军）、二级军区（兵团）、三级军区（军）、军分区（师）。二级军区和三级军区都隶属于一级军区，军分区隶属于二级军区和三级军区。到1954年，经调整合并，仅保留山东、福建、云南、西藏、新疆5个二级军区，其他省军区均为三级军区。
★ 1955年的十二大军区，1956年的十三大军区，1969年的十一大军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军事斗争形势和任务的转变，主要战略战役方向发生了变化，军队部署和战场建设也随之作出相应调整。到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国内军区的重新划分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所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了军区调整问题：大军区的划分，原则上应是按照预定的全国作战计划，从未来的作战区分上建立一级军区（战时即方面军）和二级军区（战时即集团军）。
1954年4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撤销各大行政区党政领导机构的决定。1954年12月12日至22日，于当年9月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军委委员、军委各总部主要领导、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领导以及苏联代理总顾问等50人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新任总参谋长粟裕作了《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重要发言，提出了6个方案。其中第一方案全国分14个军区，沿海6个军区（为准备战区）：东北、华北、山东、东南、华南、云贵，为集团军级；内地8个军区（为战略储备区）：川康、西藏、新疆、甘青、陕西、河南、湖北、内蒙古，为军级。另分属沿海军区指挥的 15个沿海省军区的职权与内地军区同，但福建军区应高于军一级指挥机构；分属川康、青海军区指挥之西康、青海军区的职权，应略低于军一级指挥机构。和其他方案比较而言，第一方案既符合全国战区划分，适合战时进行指挥；又符合全国行政区划分，便于党政军配合。因此，粟裕认为“第一方案利多弊少，似以实行第一方案为好”。
已于当年9月出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就全国军区划分问题指出，粟裕同志根据平时便于进行战时准备的原则，在报告中所提出的第一方案，已获得大家一致同意。为了减少军委领导单位，便于战时防空指挥和工作领导，对于第一方案所划分的14个军区，可以改为12个军区，即把河南、湖北两个省划为一个军区，把甘肃、青海、陕西3个省划为一个军区。除内蒙古、西藏、新疆3个军区的名称照旧不变外，所有其他军区都以所在地的城市命名。省军区一级及各省原有的军分区一级仍保留不变。
1955年2月11日，为适应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的大规模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党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置情况，国务院、国防部发布《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决定将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东北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华北军区改称为北京军区，内蒙古军区改编为大军区；华东军区改编为南京军区，原属华东军区的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中南军区改编为广州军区，原属中南军区的河南、湖北军区组成武汉军区，江西军区划归南京军区；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原属西北军区的新疆军区改编为大军区；撤销西南军区番号，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西藏军区。1955年7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按一、二、三级等级划分军区的做法，统一改称军区、省军区。此后，全军由原来的四级军区体制改为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三级军区体制。
1955年上半年，在新的军区划分确定以后，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选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原来的六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高岗、薄一波、饶漱石、习仲勋属于地方干部，长期在军队工作的邓小平1952年也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其他8人（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955年都被授予元帅军衔。大军区调整后，中央军委将一批年富力强、战功赫赫的“少壮”将领推到第一线，担当大军区主官重任。他们当中除了邓华任东北军区代司令员，其他大多为原一级军区副职或二级军区主官。在今天来看，这些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年龄简直不可思议：最年轻的只有 40岁出头，如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仅有41岁，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42岁；多数在45岁左右；年龄最大的也不到50岁，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49岁。
1956年4月，为解决华东战场防御正面过宽和加强福建前线对敌斗争的领导问题，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单独组建福州军区。至此，全国共设13个大军区。其中，10个军区以驻地城市冠名，3个军区以自治区冠名。60年代后期，由于边防形势的需要，又从十三大军区调整为十一大军区。1967年5月，为统一华北战场作战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军区降格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1969年12月，鉴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为便于对西南边防的支援，中央军委决定将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领导。1979年5月，新疆军区与其他军区一样，也以领导机关驻地城市冠名，改称乌鲁木齐军区。
★ 1985年至今的七大大军区
1984年底，中央军委依据国际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发生的新变化，为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开始酝酿军队进行大规模裁减问题，并提出了精简整编初步方案。其中，精简的最大单位是大军区。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并解决现行军区体制存在的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机构重叠、后方部署重复等问题，中央军委考虑将现有11个大军区重新整合，有些大军区要裁撤，有些要降格。谁留谁撤，无疑成为这次大裁军的焦点。
北京军区地处京畿重地，沈阳军区担负东北方向防御，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分别镇守祖国东大门、南大门，这四个军区战略位置重要，历来编制单位和部队最多，显然都在保留之列。
福州军区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专门为针对台海形势而设的，炮击金门的战斗一直由福州军区担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两岸关系相对缓和，1979年，叶剑英委员长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并宣布大陆方面全面停止炮击，表明大陆方面首先解除了对台的敌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的交流必定会越来越多。因此，没有必要单独设立一军区指挥机构，将福州军区撤销并入南京军区势所必然。
济南军区虽只辖山东一省，但地理位置特殊。从陆地来讲它是拱卫京畿的门户，也是华中、华东地区的最前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海上来讲，山东半岛也是重中之重的战略要地，控制了山东半岛的海域北可防卫京津、东北，南可节制江浙，进可攻退可守。另一方面，基地在山东半岛的海军北海舰队，编制级别为兵团级，在作战方面应受海军和大军区双重指挥。因南京军区辖区内已有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则应属另一军区统辖。况且，福州军区已划归南京军区，如山东半岛再划归南京军区，该军区防御正面过宽。以上原因，使济南军区得以保留。
武汉军区位于中原腹地，是当时十一大军区中唯一没有边海防的军区，辖湖北、河南两省，也是辖区较小的军区之一，一直当做总预备队使用。将武汉军区撤销并入广州军区，原来它所辖的河南划拨给济南军区，一来扩大辖区面积，增加战区纵深；二来山东与河南两省地理环境差不多，风土民情相近，都属北方，统归济南军区比较理想；三是河南距广州遥远，指挥不便。而湖北则划归广州军区。
西北、西南地域辽阔，各有两个军区：兰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为便于战场统一指挥，可各保留一个军区。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原为省级军区，地处西北边陲。兰州军区辖陕甘宁青，均为西北二线地区。从整个西北战场考虑，既要顾及南疆、北疆，又要兼顾河西走廊，兰州位置比较理想。因此乌鲁木齐军区并入兰州军区，没有什么争议。
至于西南的成都、昆明两军区，撤谁留谁，理由都很充分，是这次大军区调整中最棘手的问题。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没有完全结束，昆明军区是所有军区中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军区。这是保留昆明军区一个重要理由。1985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等人前去昆明军区视察慰问，胡耀邦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这都被看成保留昆明军区的迹象。在军委一开始的讨论方案中确实也是要将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
但在后来的反复论证中，认为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更为合适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因为成都军区距离西藏自治区最近、最便利，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朝历代均为军事重地，交通发达，物产丰富。而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有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保留昆明军区是眼前的考虑，但保留成都军区是长久的战略打算。从战线上看，军区设在成都地理位置适中，可以兼顾西藏、云南两个方向；但设在昆明偏于一隅，不便于对西藏的支援。于是，最终一致认为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更合适。但是，在中央正式宣布最终裁军方案之前，昆明军区已做了接收成都军区的一切准备；而在千里之外的成都军区则做着撤销前的各种准备。直到1985年6月3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才最后揭晓，结果截然相反，两大军区的命运可以说一夜之间天壤之别！
1985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将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不动，保持原建制；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分别并入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乌鲁木齐军区改为新疆军区，降格为兵团级，划归兰州军区建制领导。撤销福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乌鲁木齐军区番号。
调整后的军区，由于战区范围的扩大，兵员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提高了独立作战能力。军区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指挥机关。司令部编有作战、情报、通信、训练、军务装备、动员、兵种等部门，政治部编有组织、干部、宣传、保卫、文化、群工等部门，后勤部编有司令部和财务、军需、卫生、军械、运输、生产等部门。下辖若干个陆军集团军、各兵种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省军区、军事院校等。主要职能是：在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指挥下，根据总的战略意图，拟制本区作战计划，组织协调本区内陆军、海军、空军三军部队的协同作战行动和演习；直接领导所属陆军部队的组织建设、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领导本区的民兵、兵役、动员、人民防空和战场建设等工作。1998年，各军区成立装备部，与军区司、政、后机关平行。装备部设有司令部、政治部、综合计划、军兵种、装备科研订购、通用装备保障、电子信息等部门。1999年，军区后勤部改为联勤部，对辖区内的陆海空军和二炮部队实施联勤保障。▲◆★●■☆
陈氏慈善为何在台改弦更张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1/taiwan110130g.shtml
（联合早报网2011-01-30讯）台湾旺报报道，评论解读大陆媒体也注意到陈光标来台行善捐款所引来的争议，大陆时事评论员对此事的评论，颇值得我们了解，除了认识大陆社会的多元意见外，也可以反思我们自己的视角。
对大陆民众来说，应该是看过很多次这种「陈氏慈善」了，所以并没有大惊小怪。实际上，陈光标在大陆行善行为比这还要高调得多。
让人印象深刻的有：捐钱前一定要将钞票叠成墙拍照；受捐者要一个一个排队上台领钱；甚至鞠躬道谢等等。在现代人看来，颇有嗟来之食的感觉。不过陈选择这样做慈善也是没办法的事。
以大陆目前的慈善环境，你真要找一些值得信任的专业组织来替你安排捐款，也确实很难找到几个合格的。所以最后索性当面发钱！「陈氏慈善」凸显的是我们慈善公信力的缺失：捐款者信不过捐赠对象，捐赠对象也信不过捐款者；以及慈善捐助的不规范、慈善组织的不发达等一系列问题。
吸引目光无可厚非
这次到了台湾，「陈氏慈善」却被人认为「奇特」，大抵是因为台湾很少人这样做过。平心而论，善心就是善心，捐款就是捐款，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才是最实在的。即使陈这样做的目的真的是要吸引媒体目光，甚至是为了下一步投资做准备，也无可厚非。
人们做慈善的动机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要求太多，就只有圣人能做慈善，也就没有什么慈善了。实际上，近年来陈光标除「发钱」外，更多的还是向全国老少边穷地区的困难群众和希望学校捐款捐物。
「陈氏慈善」遭遇的尴尬表明了两岸慈善意识之间的差距和对慈善理解的不同。「陈氏慈善」表达的是传统的「富而乐施」、「扶危济困」的精神。而在台湾的社会体系中，慈善的意义要更进一步：慈善被视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出于自愿的相互帮助。
在这样的平等主体的互助中，受赠者需怀感恩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至于他们采用何种方式去表达感谢乃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而表现出对受赠者的尊重也是慈善者本身的义务。如果某种原始而粗糙的慈善方式使得受助者完全曝光在媒体镜头之前，对其隐私、尊严都有所伤害，就失去了慈善的本意。
台湾慈善更有规范
我们都应看到：台湾的慈善公益活动管理确实比大陆更为规范。不但「陈氏慈善」所担心的公信力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更有一些台湾本土约定俗成的慈善方式可以用来参照。在这种情况下，改变较为原始的直接发钱的慈善方式而代之以更人性化、更温情的慈善行为，在条件上是成熟的。
事实上，「陈氏慈善」已经开始在台湾改弦更张了。陈就特意澄清道：「往常捐款，都是爱心人士站在台上，受助者挨个上台领。而我们这次将走下台，先鞠躬致意，再送上红包，整个过程不会让人有不舒服感觉，因为我们是去感恩。」同时，对不愿意露面的困难群体，陈光标说，他们将主动入户送红包。如果真能如此，则说明捐助者和受赠者、组织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形成。
同时，到台湾做慈善而采用更加尊重的方式，在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大陆企业家的善意的同时，对刚刚进入慈善领域不久的大陆慈善家群体自己也是一种教育和提升。▲◆★●■☆
（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1-27，作者唐昊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陈光标：或筹款建两岸跨海隧道
http://www.zaobao.com/zg/zg110130_002.shtml
（2011-01-30）● 黄顺杰 台北：行善作风在台湾引起两极评价的“中国首善”陈光标昨晚表示，将召集中国大陆企业家筹募款项，兴建跨海隧道，将两岸地区用高速铁路衔接起来，让两岸人民受惠。
陈光标昨晚在台北高级餐厅宴请弱势族群及低收入户时表示，昨午从台中搭乘高铁返回台北时发现，台湾于高速铁路方面的发展十分成功，不仅服务好，沿途风景更让人着迷，让他十分感动。他于是有感而发地说，若两岸间能利用铁路连接，让两岸民众往来更加便利，将是一大福祉。
陈光标说：“如果台湾同胞愿意，我回去后，会号召大陆企业家们，要他们捐出公司利润的5%，把这海底隧道铺成。”此话一出，现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陈光标紧接着补充：“大陆是大哥，你们是自家人，绝对不让兄弟出一分钱。”意即建造经费全由大陆企业家承担，台湾则一分钱都不用出。
宴请500弱势人士
来台三天，已捐出近3000万元（新台币，下同，约132万新元）善款的陈光标，昨晚协同妻子张婷、儿子陈启天，以及47名随行大陆企业家，在台北市中山区的知名餐馆海霸王，设宴款待500余名弱势族群及低收入户，现场老人、少年、体障人士济济一堂，提早享用年夜饭。
受邀出席的民众包括：桃园县家扶中心的小朋友、由台北市议员李新领导的台湾乐活联盟以及市议员吴志刚所选出的台北市文山、万华区低收入户，每人获赠1万元红包。
陈光标也安排众大陆企业家们分散至各桌，与台湾民众近距离互动，“为他们服务”。晚宴菜色十分丰盛，第一道开胃菜便是年节食品龙虾、鲍贝。
寒风中等待领红包 50贫困民众扑了空
尽管陈光标前天表示“入乡随俗”，不再沿路派发红包给民众，但仍有近50名民众在10度的低温下，冒着刺骨寒风，自下午三点便在餐馆外排起长长人龙，想从“中国首善”的手中领到1万元红包，但都扑了个空。
一名不愿具名、自称是低收入户的60岁妇人在人龙中告诉本报，她月薪1万5000元，不仅得养育两名孩子，身体又欠佳，她希望能讨个1万元红包，“好帮孩子买些营养品”。
带着外孙女到场排队的范菊桂（73岁）则说，是看了报章报道后，才到餐馆外排队博运气。由于儿子没奉养她，范菊桂盼能领到现金红包，好过年。针对陈光标高调发放现金红包的方式，范菊桂说：“亲自发当然好，如果陈光标把钱交给基金会，我们就拿不到钱了。”
然而，有民众不知晚宴预设受邀名单，不得其门而入，继而在餐馆外与工作人员发生口角，指责名单的遴选工作含糊不清，对到场排队的民众非常不公平。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自开始此趟“中国大陆企业家感恩低调之旅”后，一举一动都成为台湾媒体及民众热议的焦点。据台湾媒体报道，陈光标昨早搭乘高铁到南投派发总数300万元红包时，因受四名高铁警卫保护，遭在场不满的民众呛声，“高铁警卫不是保全（保安人员），这里不是中国共产党”，要求陈光标赶快返家回国。此人刚骂完不久，就有路过的民众声援，要对方也捐钱行善。
针对台湾社会如浪潮般涌来的批评，陈光标昨早首度正面回应：“当手指头指着别人时，另外三根手指头正指着自己”，希望批评的人在批评别人时，先想想自己做了些什么。
面对舆论的压力，他无奈地说：“为了要入乡随俗，我想高调也不能高调了；想低调，但每天又有那么多媒体，也低调不了。”
据《苹果日报》的民调，有40.15%的民众认为陈光标高调派红包有抛砖引玉效果；《中国时报》民调则有49.8%对陈光标此行持正面评价，55.8%则认为该事件并不会伤害台湾人的尊严。
陈光标一行人今天将继续行程，到桃园及花莲县派发总额800万元的现金红包给弱势贫户。
与此同时，就在陈光标高调撒钱之际，舆论也将目光聚集在台湾企业界巨头。或因受到陈光标效应的影响，有报道指，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预料将在今晚的尾牙慈善嘉年华活动上，捐出超过上亿元的慈善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