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人民日报发文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
http://news.sina.com.cn/c/2011-02-19/03342197892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9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动手试制武器，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运动。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回到家乡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他深入到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物资。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形势下，他遵循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组织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他积极组织民兵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认真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敌军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来。他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在指挥作战中，他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切实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刚解放的湘阴，百废待兴。华国锋同志沉着稳健开展工作。他指挥南下工作团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分赴全县各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党领导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一边学习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边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调查研究。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要建成工业省的指示，他组织力量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汽车生产等项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组织与兄弟省区协作，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他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指示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和发展医学院校。他特别重视消灭千百年来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亲自负责湖南省血防领导工作，主持修订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研究建立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防治业务机构，下乡深入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处处荒洲湖汊，逐步变成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听取意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摆脱旧文艺的影响，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艺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他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文艺。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艺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得到一定发展。

　　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大力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湖南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

　　☆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从这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先是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2 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他强调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9月，他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全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作出规划。他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 “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 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为何要突然高调纪念华国锋？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0087039.html

2011-02-22 ：《人民日报》2月19日5版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但隔日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忌日，官方媒体却悄无声息。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国会否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奥运会开得如火如荼之际，华国锋病逝。当时新华社很吝啬地发了一条简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英明领袖，同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在与邓小平等元老的角力中，憨厚的华国锋很快就退出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之后漫长的岁月，他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但他完全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出行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使华国锋陷入被动的是“两个凡是”，华国锋当年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默认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 “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1977 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转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始作蛹者华国锋。

《人民日报》在赞扬华国锋的长文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默认了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华国锋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在中国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至少快三十年没有官方媒体提及。

然而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没有人能象华国锋那样独揽党政军大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毛泽东在神志尚清的时候发动了批邓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是“性质变了”，宣布将邓“赶出去”。

华国锋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做“双庆”。第二天，又有180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250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100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国锋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华国锋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做的那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风光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

他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颔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2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高扬起，脸上微笑着。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

这张照片在日后成为英明领袖的精典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泽东的题字 “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的喉舌制造了华主席这个英明领袖，1976年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第一次出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的考证，这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当时所有的官民都在肉麻地歌颂华国锋，就连“四人帮”在上海信任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贺电，连声说： “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在收到上海的贺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华国锋在“英明领袖”的位置上，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在紧接着的一系列政治角力中，华国锋很快就成了孤家寡人，那些追随他歌颂他的人，要么一个个被剥夺了权力，要么一个个弃他而去。此后，中国政坛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和强人，在没有权威和强人的时代，中国政治开明、社会和谐、言论自由，经济繁荣，那是一段令全世界瞩目的美好岁月。▲◆★●■☆


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876

   2011-2-19    文章作者: 流沙河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

　　★ 原题：《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流沙河：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

　　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

　　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 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

　　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

　　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 ——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

　　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整理者注：原诗较长，相应部分为“……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史密斯威廉斯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神都将急急离去星也落尽/你们是那里也不去了/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 （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

　　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

　　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毛“主席”（笑声、掌声）。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

　　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

　　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

　　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

　　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一个叫Freedom，一个叫Liberty），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掌声）。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 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

　　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我说：“是。”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FortinAir〔SuperFlyingFortress？〕——“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 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are“微敏”，There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

　　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 “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笑声）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 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来源: 人民网▲◆★●■☆


刘志军落马案发丁书苗 2007年就“问题不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7871

   2011-2-19 ：时隔7年，又一位部长在任期内落马。

　　如果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为起点向前追溯，上一位落马“部长”还要上溯到2003年。其时，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也因严重违纪开始接受组织调查，两个月之后，即被“双规”。最终在两年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田凤山无期徒刑。

　　刘志军与田凤山均“跌倒”于他们手中掌控的“审批大权”。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审批制度之下，如何监管审批者所拥有的权力，并确保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最大之平衡，是考验执政者的最大政治命题。

　　在找到合理的监管与制约机制之前，“审批者”的“跌倒”，刘志军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本报将继续关注。

　　■ 一线调查

　　2月14日，情人节。北京迎来了春天里的第二场雪。

　　北京复兴路10号大院，最东侧仍然是一片工地，在这个主体结构呈现出“工”字型的后现代建筑的顶层，向北可以俯视整个北京三里河地区 这里是中国经济管理的权力核心所在；向南便可俯视密布的铁路网，向西不远，便是中国铁路的枢纽所在 北京西客站。

　　这里便是铁道部的办公所在。如果没有因为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并被免职，刘志军本来可以在这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但现在他或许永远难再归来。

　　就在2月12日下午，新华社播发消息称，中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证实，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在被组织调查之前，刘志军从武汉铁路局的一位普通巡道工到集审批、建设、管理权于一身的铁路王国的“集大权者”，刘志军掌控铁路系统生杀大权近十年。在刘志军的任期内，实现了7次中国铁路运输的大提速，也使中国高铁奠定了领先世界的优势地位。

　　成也高铁、败也高铁。正是每年高达千亿的高铁工程订单，为审批者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显示，纪检、司法部门掌握的刘志军主要违纪违法事实，系山西女商人丁书苗通过向其行贿、提供工程回扣等方式，为丁书苗获得高铁工程以及设备采购订单提供便利。

　　刘志军的审批者生涯，从此画上句号。而丁书苗的行贿者身份，亦为导火索。

　　■ 祸起招标

　　2月14日，铁道部召开全系统电视电话会议，新任铁道部党组书记盛光祖在会上发表讲话称，铁道部党组成员均绝不干涉任何工程招标工作。在此之前，盛光祖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刘志军同志因严重违纪被免职并接受组织调查，体现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铁道部一位官员向记者证实，2月13日上午，铁道部紧急通知全国铁路系统局级以上干部到北京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了对盛光祖铁道部党组书记的任命。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随后发布了这一消息。此前，即便在铁道部内部，也绝少有人知悉中纪委以及司法系统已经对刘志军涉嫌违纪展开调查。

　　本报记者经多方调查核实的信息显示，中央纪检部门目前查实刘志军主要违纪违法事实，系集中在高铁工程招标领域。先后涉及武广高铁、京津高铁的设备招标及采购。记者了解到，按照铁道部目前对于高铁招标采购的通行做法，对于生产企业资质、联合体（铁道部要求竞标公司和铁道部下属的专业路局进行合作）、设备标准等均需要审批。

　　中国高铁建设浪潮始于2003年。当时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上任不久，他便提出铁路要跨越式发展。2004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后，铁路建设驶入快车道。但是高铁建设之快、数量之多，以及过度追求高速度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刘志军涉嫌接受高铁设备供货商的贿赂，并通过为高铁设备供应商中标高铁项目采购提供便利，收受由供应商提供的工程采购回扣。而目前中央纪检部门掌握的主要违纪事实是，向刘志军提供商业贿赂和工程采购回扣的，系山西籍女商人丁书苗。

　　丁书苗，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古堆村人，现年56岁，身为多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记者的调查显示，其实际控制的企业绝大多数经营与高铁相关的业务。兔年春节之前，丁书苗已经案发，及至本报发稿时止，丁书苗已被纪检司法系统控制，目前被羁押在山西。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央纪检部门的工作组仍在山西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主要系核实丁书苗与刘志军行贿、提供、收取回扣的相关案情细节，以便日后向司法系统移交能够尽快开展司法审判工作。中央纪检部门在山西的调查取证工作有望于3月全国两会召开前告一段落。

　　此外，刘志军目前正在北京接受组织调查。中央纪检部门正在就山西调查的相关案情细节进行核实，其中包括刘志军接受丁书苗贿赂的额度，收取工程设备采购回扣的比例以及金额等。

　　接近司法系统的消息称，目前查实的贿赂金额约在300万元上下，而刘志军收取的回扣比例约在2.5%，至于工程回扣的总额，目前正在核算中。不过，这一消息截至本报发稿时止，官方消息尚未予以证实。

　　接近专案组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案件尚未完全侦结，因此数额还未完全确定。”

　　■ 贿案起点

　　尽管铁道部多位人士在刘志军“落马”后，都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多少有些意料之外，但中央纪检部门早已对刘志军以及相关的高铁招标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关注”，而且较早地聚焦到了山西籍女商人丁书苗的身上。

　　按照现行中国审计制度，国家审计署会对各部委以及所属行业，以年为单位进行例行审计工作，司法系统的消息显示，早在2009年的审计过程中，丁书苗的身影就已经慢慢浮现，因为 “很多铁道部的账目，要查丁书苗的账，才能搞清楚”，接近司法系统的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

　　参与过对铁道部审计的一位人士亦证实，从2007年开始对铁道行业进行的审计工作中，就一直发现“问题不断”。

　　一个并没有显赫家世背景的山西女商人，如何打开向来以封闭著称的铁路王国，又何以串联起一个复杂的铁路系统关系网，最终人脉通达铁路系统的“最高审批者”刘志军？这其中，山西金汉德公司是为关键的起点所在。

　　2月16日，本报记者来到位于晋中市开发区民营科技园太谷街2号的山西金汉德公司，里面生产一切正常，该公司相关人士以领导不在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经记者调查，山西金汉德公司成立之初与丁书苗从账面上来看并无瓜葛。2006年9月25日，王小飞、王桂珍、苏彩生三人出资成立了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2000万元，但实收资本只有400万元，其中王小飞控股40%，而王桂珍与苏彩生各控股30%，此三人皆为太原市南郊区温庄乡杨家村人。

　　在山西金汉德公司成立时，办公地点位于晋中市民营经济大厦四楼411 412号，面积为48平方米，租金一年仅为7008元。曾与之相邻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回忆说，这家公司在其他人眼里很神秘，平时上班的人并不多，也从未与其老板打过照面。“感觉就像家皮包公司。”

　　据工商资料显示，山西金汉德公司2006年总资产为400万元左右，负债为5.8万元，营业收入为0元，一年之后的2007年，该公司销售额为285万元。

　　2007年，金汉德引进德国旭普林工程公司的透明材料、混凝土、铝合金三大声屏障系统集成技术并加以改进，自称当时国内最先进技术，填补了技术空白，这也成为其后来屡屡中标多个高铁项目的利器。

　　上述高科技项目在其公司内部内部被称为“75万平方米铁路隔音墙生产线建设项目”，不过，这个让丁书苗引以为豪的先进项目在环保评价时却错误百出。

　　据记者得到的“2007年山西金汉德铁路隔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登记表中”中发现，该项目总投资额为5000万元，民企山西金汉德性质一栏被称之为“中德合资”，而该公司法人代表也写错了，上面所写为“王飞一”，负责评价的单位为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一个号称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在申报时，连法人代表都能写错，可想而知，这个项目有多少水分。”一位生产隔音墙的同行对记者说。

　　巨变出现在2008年。这年6月，王小飞、王桂珍、苏彩生三人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北京金汉德环保设备工程公司，并退出股东会，而北京金汉德公司为丁书苗在2007年12月所设立，主要销售铁路配套设备和从事高铁工程建设等。

　　2008年，在丁书苗对山西金汉德公司收购之后，丁随即中标了京津高铁项目，该公司年销售额达到了9400万元，相比2007年，增长速度为3300%，这一年其总资产达到了1.1亿元，不过负债也达到了9400万元，负债接近90%。

　　■ 谁是中间人

　　如果没有“关键人物”的牵线搭桥，70年代“换鸡蛋”为生、80年代“跑运输”致富、90年代“倒车皮”发迹的丁书苗何以结识身在京城位居高位的“审批者”刘志军？这其中，浸淫铁路系统多年最终官至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董事长的罗金宝或许扮演着重要角色。

　　罗金宝在丁书苗、刘志军案发之前，便已被“双规”。铁道部内部人士亦向记者证实，罗金宝案系由中纪委直接督办，铁道部纪检部门只是进行配合性的调查工作。

　　铁路系统人士告诉记者，罗金宝履历复杂，在铁道系统内历任多个职务，最终官至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系铁道部直属企业，下辖中铁物流等上市公司，负责人一般由局级以上干部调任。

　　罗金宝系山西临县人，与丁书苗算得上是半个老乡。铁道部内部资料显示，罗金宝历任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局长，后步步升迁，从分局党委书记到大同分局局长、石太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组长兼北京铁路局副局长(正局级)、石太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北京铁路局副局长。

　　铁路系统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罗金宝因主持铁道部首条客运专线石家庄-太原的石太专线而得到铁道部高层的“褒奖”，其中对其工作最为肯定的部领导，就是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

　　此后，罗金宝一路升迁，2006年2月被调入铁道部运输指挥中心任副主任兼装备部主任，同年10月又赴呼和浩特铁路局任局长。最终在2007年5月升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

　　在铁路系统内部，北京铁路局地位特殊，其行政级别、调配资源的能力均超出其他路局，被视为进一步“升迁”的基石之一。此后，罗金宝最终调任中铁集装箱担任董事长成为一把手。

　　运输界人士告诉记者，在晋煤外运的高潮期间，铁路运输资源相对紧张。但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手中的车皮资源却相对丰富，当时圈内便流传丁书苗系通过运作晋煤外运的车皮与同为山西人的罗金宝相识并成为至交。

　　罗金宝担任大同铁路局局长，是掌控晋煤外运大权的“审批者”，而丁书苗的第一次发迹，即是获得了大量晋煤外运的车皮资源。运输领域的人士多认为，这一点和罗金宝与丁书苗的关系不无关系，而据称在很多场合，对于这种关系，丁书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而随着罗金宝的一路升迁，丁书苗在铁路系统的人脉也一并由山西，通达京城，并最终结交刘志军。

　　但是，记者向铁道部纪检组以及相关纪检司法系统求证，均从官方渠道证实这一说法，他们只是表示，这涉及到有关案件的细节，在未得到更高级别的授权之前，不能对外透露。

　　■ 权力投靠

　　在结识了刘志军之后，丁书苗应该意识到，有了权力的庇护，自己的生意可以更大了。

　　记者了解到，在案发之前，丁书苗除了供应高铁隔音等配套设备以外，也开始染指铁路项目投资。

　　2009年，丁书苗获得了山西晋城嘉南铁路投资权，这也是丁的老家。资料显示，嘉南铁路连接太焦、侯月两大晋煤铁路外运大动脉，全长64.92公里，总投资23亿元。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此项目是丁书苗在击败竞争者山西裕丰铁路建设投资公司后获得的，而据记者了解，此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从嘉南铁路一立项开始，丁便已潜伏其中，牢牢推动该项目向前发展，换言之，是丁以一己之力，说服了当地政府修建此条铁路，修建好之后，将会使得号称煤都的晋城的煤炭运输更为便捷，丁更将在其中获得无尽利益。

　　据记者了解，山西裕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集煤炭开采、运输和销售、酒店经营管理、成品油销售、房地产、金融投资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下辖6个分公司、5个子公司和2个参股公司，拥有员工1760人。

　　一位晋城市政界人士说，嘉南铁路最早为裕丰实业提出兴建，而在其背后就有丁书苗的支持。2005年8月11日，晋城市发改委批复同意山西裕丰实业有限公司就修建太焦与侯月铁路连接线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2005年11月23日，铁道部发展计划司批复了山西省发改委“关于同意太焦与侯月铁路连接线接轨的复函”。

　　2006年9月15日，山西裕丰嘉南铁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据本报记者调查，其中，裕丰实业旗下子公司山西裕丰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控股51%，而剩余的49%的股份为丁书苗旗下的中企煤电工业有限公司控股49%，这也是双方有迹可查的第一次合作。

　　不过，由于资金紧张，最初的双方实际出资只有2000万元，其中中企煤电工业有限公司出资980万元。

　　2006年工商年检中显示，裕丰嘉南铁路公司当时的营运状况为“投产开业”，其资产总额为1900万元；到了2007年，其资产总额为3200万元；而蹊跷的是到了2008年，其公司的营运状况由“投产开业”变成了“筹建”，而此时其总资产升至为1.45亿元。而在此期间，该公司一直无任何营业收入。

　　而这几年中，裕丰嘉南铁路公司虽一直无任何营业性活动，但在资本上却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运作。

　　据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2008年2月26日，该公司股权发生了变动，控股49%的中企煤电工业有限公司突然退出，将全部股份卖给了裕丰实业，由此该公司股权变更为裕丰实业控股95%，而另一家本地企业晋城市展杰工贸有限公司控股5%。

　　不过，在半年后，股权再次发生改变。丁书苗再次入股，其控制的中昶国际投资从裕丰实业手中再次购买股分，控股75%，而裕丰实业则掌握余下股权。

　　■ 京城生意

　　丁书苗的京城生意，从2005年开始。这一年，石太客运专线开始建设，继而启动了相关物资采购的招标工作。此时，罗金宝开始担任石太客运专线的筹备组负责人，丁书苗作为金汉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获得了石太客运专线的采购大单。这为丁书苗日后的京城生意，打开了局面。

　　2009年，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广深港高铁开工，金汉德均从中分到了一杯羹。这三个招标项目原本投资总额为5.3亿元，后来增加到6.1亿元，金汉德独揽标权。工商注册资料显示，金汉德公司随后发生股权变更，其中35%的股权转让予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公司更名为中铁泰克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的一位高管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股权变更，但是，他向记者强调，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方面一般不参与中铁泰克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至于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是否清楚丁书苗的背景等，该位高管以不清楚作答。

　　记者了解到，丁书苗此举颇有深意，一次不起眼的股权变更，实际上是丁书苗彻底理解了刘志军主政之下的高铁招标规则之后的应对之举。

　　实际上，高铁的招标工作是由铁道部工程招标中心总体负责操作。铁道部的纪委会对招标过程进行全程监控。

　　一位长期参与铁道部高铁工程投标的供应商告诉记者，由于高铁施工的重要性和高标准，按照铁道部要求，竞标公司需要和铁道部下属的专业路局进行合作，为的是强强结合，取长补短，而铁道部把这种形式称之为“联合体”。

　　“这是一个内部不成文的规定，是招投标过程的规则。”他说。显然，丁书苗实际控制之下的金汉德公司在完成了35%的股权转让予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后，便符合了这一“规则”。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的前身是中铁电气化工程局，系铁道部为当时大力发展电气化铁路建设而设立，主要负责电气化铁路建设与设备的物资供应。是为传统的铁路物资供应单位，后由行政机关转制为企业。由北京西站沿铁路向西，莲石路的南侧，便是该集团的总部所在，而此时丁书苗旗下公司的办公地址，却已经迁址到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之一 新保利大厦。

　　这里，只是丁书苗的一张复杂关系网的新起点。来源: 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