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温总理报告　外媒关注什么？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11年3月6日电（实习记者　梁栋编译报道）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出炉，立即引起海外各媒体热议。抑制通货膨胀、提高人民收入、控制粮油房价、维护社会稳定等议题成为了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政府2011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8%左右，并且今年的首要任务是抗击通胀。对此，《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8%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中国连续第七年维持一个主要具象征意义的增长目标，而实际上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都会超过其预期目标。此次坚持8%的目标说明，中国政府希望保持在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和抑制通胀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

　　在提及报告中有关政府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时，文章特别指出，食品和住房价格飙升会助长公众的失望情绪，较高的通胀水平历来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中国政府要把提高人民收入和控制物价做为长期优先的任务。

　　文章中还提及，为了抑制国内的通胀问题，中国政府将不惜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表明此次中国政府打击通胀的决心十足。
 
       彭博社则发表文章关注人民收入和分配问题，其中特别引用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由15年前的0.3攀升到现在的0.5。基尼指数主要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国际上常用其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该指数大于0.4则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彭博社文章称中国应该致力于增加人民收入和提高消费能力来解决收入及分配问题，其中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2000元人民币的门槛。而这一提案已于日前由国务院审议通过。

　　路透社在有关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报道中则特别提到了中国有意逐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正在积极寻找新的拉动国内需求的增长点，以改变之前过度依赖低价出口和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模式。

　　同时，路透社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六大亮点”，分别是发展目标、稳定物价、促进国内需求、房地产价格、全球挑战、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并且还提及温家宝总理在做工作报告时，语气肯定，态度坚定，从中展示了一个其经济连续二十年两位数增长的世界大国的自信心。▲◆★●■☆


达赖在忙些什么？忙着给印度当儿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8382&page=1

   2011-3-4： 人民网-中国西藏网刊载文章说，每年临近三月，达赖集团照例要为“纪念”其当年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喧嚣一番。今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又在印度忙些什么？

　　● 忙着给印度当儿子

　　据《印度时报》报道，1月30日达赖在印度班加罗尔演讲时再次当众声明“我是印度的儿子”，理由很具体：“我的脑子被那烂陀思想填充，我的身体是印度的大米、大豆和印度甩饼做成的。”人们记得，从2009年3月起，达赖在不同场合多次宣称自己为“印度之子”，理由无非他是“吃印度饭生活的”、印度是其 “精神上师”一类。为此，笔者撰文指出，达赖此举太丑恶、太离谱、太丢人。此后，有少数几个达赖的追随者撰文为达赖辩护，替达赖论证给印度当儿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经笔者开示，自2010年6月之后，达赖及其追随者似乎终于搞明白“印度之子”不是什么体面话题，从此不再吭声。现在达赖突然高调重拾这个已经冷下去的话题，其良苦用心不可不察焉。

　　据外电报，1月26日，印度警方突然查扣一辆前往达兰萨拉的载有大量钱物的车辆，紧接着1 月27日，印方搜查了十七世噶玛巴在达兰萨拉的寺院，带走了噶玛巴的助手，1月28日又到寺院进行盘查。此事在境外藏人中引起很大波动。从1月28日起事态扩大，数千名噶玛巴信徒挤满了噶玛巴住所并举行游行活动以支持噶玛巴。此种情景是境外藏人几十年来少有的。境外舆论普遍认为，此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特殊背景，有多种势力在发生作用。有网上舆论直指，“事实上，自噶玛巴到印度后，一直在‘西藏流亡政府’安全人员监护之下”，“毫无疑问，本次事件幕后黑手就是十四世达赖，目的是消除噶玛巴对达赖的潜在威胁。”事情发生后，达赖陷于多重困境，既要绝对服从印方意志，又要面对躁动不安的流亡藏人，还要洗刷自己“幕后之手”的嫌疑，一时无所适从，表态自相矛盾。据“挪威西藏之声”报道，达赖2月7日见印度记者时竭力将大事化小，声言 “没有必要看得这么严重，这一事件根本不会给印度和流亡藏人社区之间的长远关系带来任何影响或打击”。可见，与印度的关系才是达赖必须时时考量的第一要素。达赖此时不顾颜面，重提“印度之子”话题，无非是向印方表明：儿子是决不会对爸爸有任何不利举动的，如果此时为了安抚流亡藏人而不能完全顺着印方的意图说话，请万勿在意。不过，“印度之子”与印度之间此番结下的梁子是否就此可以消融，恐怕还要看今后。

　　笔者多次指出，迄今印度方面从官到民，无一人肯认达赖是儿子，更可悲的是，连达赖集团内部从上到下也没有一人愿意跟着他以“印度之子”或“印度之孙”自许。在这个问题上，达赖已经落到“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地步。

达赖在印度再次当众声明“我是印度的儿子”

　　● 忙着把西藏出卖给印度

　　2007年1月23日达赖曾对印度媒体声称，“1914年西藏政府和英属印度都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根据当时的条约，阿鲁那恰尔邦成为印度的一部分”，此后数年间频繁发表中国西藏藏南地区归属印度的卖国言论。时至今日，达赖认为仅仅叫卖西藏的一部分已经不够，进而开始叫卖整个西藏。据《国际西藏邮报》报道，2月7日达赖在印度果阿邦一个集会上声称“西藏的问题便是印度的问题”。2月10日，据《印度时报》报道，达赖在印度拉贾斯坦邦“藏人社团” 集会上，先是大肆恭维印度在“自由道德、公民权利诸方面比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然后宣称：由于印度和西藏亲密的关系，加之藏传佛教来源于印度且从西藏的边界沿线拉达克盛行到阿鲁那恰尔邦，“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拥有西藏主权”。这里，达赖把为寄人檐下而不惜出卖故土的心态展示无遗。

　　中国与印度互为重要邻邦，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中印之间在边境上存在领土争端，但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未就整个西藏提出领土要求。达赖编造理由，把西藏的主权“奉送”印度，不简单是为了取悦印度，更明摆着是为挑拨破坏两国关系，诱骗印度为他自己火中取栗。一个如此居心的角色，谁敢认做“儿子”！

　　● 忙着做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美梦

　　世界上形形色色企图分裂中国的黑暗势力，尽管为了各自利益经常相互打得头破血流，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却有着牢固的共识，那就是：要想分裂中国，必须先推翻中国共产党。据这类势力的代言者之一“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月8日，达赖在印度德里会见了一个老牌海外动乱分子，双方相谈甚欢。这个动乱分子大侃其人生目的就是“鼓动中国各个省独立”，即使丧了命，也要“乘愿再来，继续反共”。达赖闻言大乐，鼓励道：“你乘愿再来的时候，可能你所反对的共产党已经不在了，可能我的寿命要比共产党长一些”。

　　其实，达赖此类美梦已经做过多年。更远的不说，1989年后发生苏东剧变，达赖认定苏联、东欧发生的场景将很快在中国上演，一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西方媒体对此有大量报道。他多次预言“共产主义在东欧已垮，因而在中国亦必然”，“苏联的事实，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中共政权末日可数”，……他先是预言“中国5－10年内肯定会发生变化，西藏独立的理想完全可以实现”，然后又迅速缩短为“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最后打下包票，“苏联的解体，将增强藏人的西藏独立的信念，少至一年，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基于此类判断，他悍然宣布“收回五点和平计划和七条新建议，不再与中共政府谈判”。然而春宵苦短，仅仅到1991年，同样是这个达赖，又开始低首下心请求中国政府再次与他接谈，而“西藏独立”又悄悄变回到“中间道路”。

　　最近北非西亚地区一些国家政局动荡，达赖的口风马上又转了。2月18日达赖在印度孟买称，目前在埃及和突尼斯发生的政治运动能给世界带来“许多变革”，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支持西藏事业”，“西藏问题在有生之年肯定得到解决”。而在此之前，据“挪威西藏之声”报道， 2月9日达赖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对年青藏人煽动道，“2008年发生西藏事件时，包括10岁以上的年轻人，约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参与了活动，这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毫不掩饰他对拉萨3.14事件中犯罪分子杀人放火血腥暴行的赞许和向往。

　　达赖从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逃亡国外，50多年来无数次预言中国共产党将垮台、中国将分裂、西藏将独立。但是历史却恰恰朝他预言相反的方向走去。笔者只作一个预言：如果达赖不改变他的分裂主义立场，活得越久，越会遭受更多预言破产的痛苦和尴尬！来源: 中评社▲◆★●■☆


在教育问题上为什么难寻共识？
http://zqb.cyol.com/html/2011-03/05/nw.D110000zgqnb_20110305_3-01.htm

本报记者 张国 原春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05日）

    坐出租车的时候，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经常会问司机：“日子怎么样？”

    他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啊呀，日子倒还好，就孩子上学的问题……

    提起教育，仿佛每个人都是专家——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的体会。他说，现在不光搞教育的关注教育，不同群体、不同个体都在关注教育，而且“每个人都有话要说，有话可说”。从政协提案就能看出来，各界、各组都会提教育问题。

    在有关教育的所有方面，都存在截然相反的理念和利益冲突。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为国人描绘了10年间的教育蓝图。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项工作，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反复征集民众意见。但即便是这样制定出来的改革和发展方略，仍然不能令人人都满意。

    各方意见最一致的是“加钱”——教育经费投入尽快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4%。这是很多人尤其是教育界多年呼吁解决的问题。据政府有关部门消息，这个问题今年即将画上句号。

    但即便是“加钱”的意向，其实也一直有人反对。有相当多信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经济学者对教改发表意见，头一条就是取消公立学校，把教育完全交给市场。如果非得办公立校不可，也要实行“教育券”制度。投资私立营利性教育的企业家们更是一直为此呼吁。

    最近各方意见分歧最大的，则首属大学自主招生。报纸上、网络上已经炒了近半年。

    在教育问题上为什么难寻共识？教育为何动辄得骂？

    用叶公好龙的态度迎接改革？

    “不同的利益群体，诉求不同。我觉得批评多是好事。”钟秉林对记者说，“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越来越多人想接受教育，想接受好的教育，这是好事。我个人倒是有平和的心态。”

    最常挨骂的是高考。高考被世人诟病最多的是模式太僵化，“一考定终身”的方法不科学。

    后来，高考有了改革，根据每个地域不同的特点，尝试分省命题。批评的声音又来了，甚至远远盖过了对这种探索的表扬。

    北京市尝试单独命题，第一年的重点分数线大大提高，被外界批评：在全国一张卷子的情况下，北京重点分数线位居全国后几位，北京故意把题出得很简单，是给自己擦粉吧？

    过几年，北京试卷出难了，批评又来了：这是为难考生，难题并不能考察学生的真正水平，不能体现区分度。

    自主招生就更是如此。2003年，教育部放权部分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很多人叫好，认为自主招生提供了选拔人才的更多元的“尺子”。但同时就有很多人担心：公平性怎么保证？那些试点的名校是不是为了“掐尖”？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参与这场游戏吗？

    “当改革真正来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求全责备太多了一点。”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张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这样的改革，人们应该少一点“叶公好龙”的态度。

    “我们都呼吁‘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但是当我们多了几把尺子的时候，我们就反对它，说这个可能有社会不公问题，可能有腐败问题，可能选不出所需要的人才。有一些批评，我认为是非理性的。”张志勇说。

    张志勇指出，应当注意到，社会上很多人也在倡导教育改革，但是如果按照他们的改革方案走下去，反而可能会导致倒退。

    “现在的环境真是太不好了。”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委员说，各校都处在摸索阶段，探索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探索中学的办学自主权，但是还没探索多远，大家就纷纷指责。

    “自主招生是一种探索，总要给时间慢慢地找到一套或者几套办法。如果不改革，还是按照既定的高考走下去，这个指挥棒的消极作用永远也不会消失。” 她提醒说，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不要提过高期望来讨好公众

    张志勇代表承认，人们批评教育，首先确实是因为教育自身有不足之处。

    “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我们管教育的人。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打基础来办教育，还是为了政绩来办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此，张志勇提出，首先要解决党政官员的“教育政绩观”问题。

    张志勇对记者说，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所谓“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升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这可能吗？

    在葛剑雄委员看来，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政府给百姓开的支票太多，造成大家期望值太高。这样一来，大家都会感到失望。

    他举例说，“纲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个目标即便实现，公众也不一定会满意。当毛入学率真正达到40%，如果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比如现在有些大学恐怕连重点高中的水平都没有——到时候升大学不是问题了，但都挤着升到名校，能满意吗？

    “教育的改革要积极推进，但是千万不能用过高期望讨好公众。”葛剑雄委员说。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委员说：“我觉得这几年有个困惑。我们看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上有改善，毛入学率也有提高，但我看到周围的年轻学子，总体来说不是特别高兴，好像教育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很多。”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中国人的心智是不是真的通过我们下了这么大工夫的教育，得到了挖掘？”柯杨说。

    张志勇说，有很多校长、家长总想教育孩子做“人上人”，对孩子有形无形、有意无意地灌输“知识改变命运”，改变所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不做农民，不做工人。这是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鄙视劳动者，我们的劳动价值观上哪儿去了？

    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社会

    然而，张志勇无法对人们说清楚上大学无法改变命运的道理。

    用葛剑雄的话说，当每个人都发现普通的工人、农民社会地位不高，而社会地位高的人是通过考大学得到的地位，你怎么去让人们相信你说的道理？

    “我认为本质的问题是社会不公，引起了阶层之间的过大差距。”葛剑雄说。

    在葛剑雄年轻的时候，大学只有少数人能上，门路很多，不一定非要念大学。念师范、上技校、做学徒，没有人觉得是可耻的。但现在，人们认为只有上过大学的才是“人才”，好像除了上大学没有别的出路。教育不是学校的事儿，成了全民的事儿。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好大学，人们就会骂 “教育制度有问题”。这是荒唐的。

    在张济顺委员看来，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观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成功？

    张济顺上中学的年代，对很多人来说，当工人就是成功的标志。而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她拼命地读书，希望把失去的10年时间找回来。同学们也都没有特别多的个人职业设计。

    张济顺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和变动中，经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革，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面临着重建，而教育也是其中的一环。

    葛剑雄说，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为人提供广泛的出路，人们就不会把上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升学这一条独木桥上。而且，如今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不允许出现失误，就过度关注教育了。

    柯杨委员指出，教育原本的功能是教化人，让人脱离人性的弱点，教人生存的本领，还有一个作用是改变人的社会地位。这个作用在过去这些年里，在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中，被强调得过分了。人们把改变命运的筹码都放到升学上了。

    她说：“我们的社会目标是单一的，不是多元的，过分以物质利益为追求。所有的人都觉得应该进北大，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进北大。对教育期望值的单一，其实是因为社会目标的单一。”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的骂名，是教育界自身无法全部洗掉的。因为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社会。葛剑雄举例说，户籍制度与升学挂钩，逼着孩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去考大学；高校“去行政化”，首先需要从公务员、从政府部门改起；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家长整天商量贪赃枉法，孩子诚信得了吗？任何改革都需要各方面配套，只改教育，相当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院士王梦恕深恶痛绝高铁工程师不坐高铁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1lianghui/20110304/3570171.shtml

2011年03月04日来源：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刘志军案发后，相关话题成了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对诸多质疑一一作答。

“前些年，张曙光想评院士，我们就没有同意，因为我们的原则是，没品德的人不能评院士，品德好坏是评院士的第一个条件。”王梦恕称。

而此前不久，刘志军被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职务，随后又被免去部长一职。王梦恕认为，刘和张的腐败是个人的腐败问题，不应上升到一个部门的腐败。

他认为，高铁80%的负债率是在合理范围内。他不主张进行铁路体制改革，他也不主张把铁道部划入交通部，他甚至对“高铁工程师不坐高铁”一事深恶痛绝，说这些人是伪专家，还不如普通老百姓懂常识。

“别把腐败拔高”

刘志军上台后即重用张曙光，先是任命其为北京铁路局副局长，接着一路升迁至铁道部运输局局长。

王梦恕说：“我们在很早以前就知道张曙光有问题，但刘志军一直很袒护他。”

刘志军在2月12日被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职务，接受调查后，外界便有传言认为，张曙光作为刘志军的嫡系将难逃干系，被调查是迟早的事。

“不过，对刘志军案，我当初说过，这是刘志军的个人问题，不应把他个人的腐败问题上升到一个部门的腐败。”王梦恕告诉本报记者，“后来铁道部方面说我实事求是地对他们进行了评价。”

“体制不需要改”

至于高铁的高消耗和高负债问题，王梦恕说，工程建设本身就需要高负债，80%的负债率在合理范围内，这是铁道部在用钱赚钱，提高资金的周转率，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非议呢？

针对外界对高铁上座率低的非议，王梦恕却有自己的看法：“铁路主要靠货运赚钱，而不是客运，客运是铁路在履行社会的责任，铁路现在不赔钱，而且还向国家缴税，贡献了不少钱。”

外界对铁路体制改革滞后也不满意，王梦恕对此并不认同，他说：“铁路体制改革要服从规律，此前的房地产改革、教育改革都失败了，我觉得凡是改革的事情就没有一个成功过的，现在铁路体制不需要改革。”

他解释说，改革会触及安全问题，还有比现在的体制更好的吗，还有什么高招吗？“大家说，铁路要政企分离，敢分离吗？”

“以前说要把铁道部合并到交通部里面，做大交通，现在能合并成吗？”在王梦恕看来，这样的合并是不可能的。他反问记者：“难道合并到一起就更完美了吗？”“铁道部是半军事化管理，涉及到国家安全，而交通部是协调各省的交通，可以说一点权都没有，而铁道部有权，而且要集中。”

“我们的高铁很安全”

“把铁道部改制成为铁路总公司是个趋势，这家公司还有把机车制造企业、中铁等公司合在一起，这是比较好的模式。”王梦恕说。

目前表面上看似分开着，而实际这些处在上下游的公司始终都没有分开。但铁道部要更好指挥，就必须“把机车制造企业以及铁路建设和物流企业都纳入到总公司里面，目前的铁道部对一些央企有些指挥不动了”。

“那时的高铁，铁道部指挥不动，以后成立的总公司，将不光干铁路，还可以干别的。”在王梦恕看来，现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是，统一不够。而目前的问题是，各个设计院无法脱离，如果设计院脱离了铁道部，他们不听铁道部的。

“我们的高铁技术在国际上已经达到领先水平，经过了很多次试验，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每天我们都在检查，所以我们的高铁是很安全的。”王梦恕说，“有人不愿坐高铁很正常，还有好多人不愿坐飞机呢。”  ▲◆★●■☆


郑永年：中国的改革需要“给力”
http://www.bjzmw.cn/viewnews-7390.html

 作者: 郑永年 2011-2-19 : 近年来，“给力”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流行词。人们喜欢这个新词，不仅是因为其相当形象，而且能够直接表达人们想说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词类似于英文的“empower”。人们一般把“empower”译成“赋权”，但“赋权”没有“给力”传神。这里讨论这个新词，倒不是要从语意学上来解读，而是想借此来探讨中国的改革动力问题。很显然，这些年里，尽管客观的情况要求中国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换句话说，改革需要“给力”。

    “给力”于改革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一个社会的制度都是该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制度的变革就不可避免；而制度变革的根源就是改革。任何制度如果不能加以及时改革，久而久之就会累积起很多问题，最终发展到革命的程度。历史地看，很多革命都是改革不能“给力”的结局。改革是最理性的选择，但因为不能“给力”或者“给力”不够，最终酿成了谁也不想看到的革命。

    这个局面实际上就是现在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政治局面。这些国家在去过的数十年里，也有过相当辉煌的建设成就；但是一套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执政者就想“坐享天年”，不思改革，更不“给力”于改革，让制度落后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同时，经济的发展成果越来越聚集于少数社会群体，主要是既得利益，社会分化严重。这样就造成了两个极其分裂的世界，一个是富人的世界，一个是“非富人”的世界。富人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财富越积越多，他们根本意识不到“非富人”世界的不满。而“非富人”的世界整天希望执政者改革，也一直呼吁着改革，希望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出现，但富人哪里能够体会得到“非富人”的心情。既然执政者没有改革，而社会越来越不公正，“非富人”世界最终选择了自己“给力”自己的道路，那就是革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最近的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说改革是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革命就是这两者间的恶性互动。很简单，一旦发生革命的形势，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要避免革命形势的形成，就必须“给力”于改革。
   
    ● 放权让利“给力”社会
   
    如何“给力”于改革呢？这还是要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来说。简单地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两者要互相“给力”，任何一方缺少了另一方，都难以“给力”。在任何社会，处于中间层的既得利益都很难成为改革的动力。中国唐朝的柳宗元早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在皇帝、大户和民之间，要推进改革，皇帝和民必须互相“给力”，才能克服“大户”（即中间层或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今天中国改革缺乏动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间又不能互相“给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给力”的结果。在1980年代，当时的执政者“给力”社会和人民，最形象的说法或者政策口号就是“放权让利”。“放权”就是中央政府“给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给力”于人民；“让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给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给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给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满了巨大的动力。如果不“给力”于农民，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同样，如果不“给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难以成功。

    中国“给力”于社会的第二波，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一波更大规模的“分权让利”运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给力”社会的过程。国家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给力”自己）的同时，把大量中小型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营化。尽管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之后造就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大发展。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很快就超越国有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动力快速衰退，最终发展到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改革不“给力”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1990年代后期以来，被“给力”的既不是中央权威，也不是社会，而是既得利益。

    1994 年税制改革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这很有必要。但94体制是否真的“给力”中央政府？这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具体分析。94体制的确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但是并没有“给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体制“给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和财富差异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给力”自己的同时，没有“给力”于社会。除财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形。概括地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局面是“集权不让利”。这种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富民穷”的结局。

    “集权不让利”在导致“国富民穷”局面的同时，大大“给力”了既得利益集团。 1990年代后期以来，既得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之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有三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 首先是经济的扩张。不难理解，如果“分权让利”条件下的经济扩张，“给力”的是社会，在“集权不让利”条件的经济扩张，“给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所处的战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的份额自然也就越大。

◆ 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举措。因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额，本来就要比社会大，为了避免社会和既得利益之间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来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导向社会。但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两次危机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更加被“给力”，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有效应付危机，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财政、金融和其它的）导入既得利益群体（如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较之社会，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希望通过它们来有效抵御危机。

    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硕大无比。无论是社会还是中央政府，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无办法，正在导致诸多恶果。

    社会不仅没有被“给力”反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的对象。这些年来，中国尽管经历着高速经济的发展，但社会也遭严重破坏。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是通过破坏社会的方式，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标仅仅是它们自身更大的利益。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领域，无一不是既得利益集团谋取暴利的地方。既得利益一方面把社会成员推入由它们操纵的市场领域，另一方面则破坏着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社会领域。现在，在上述社会领域破坏得所存无几的情况下，既得利益者又转向了社会生存的最后一个领域，即土地。
    其次，既得利益正快速地弱化甚至瓦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种情况体现在各个过程之中。既得利益可以阻止任何有效的中央政策的出台或者实施，可以绑架中央的政策（例如房地产政策），让中央的政策导向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可以操纵中央政策的制定，赤裸裸地挟持中央追求私利。更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切断了中央和社会的关联，因为它们深知这种关联是对既得利益自身最大的威胁。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自己可以装成看不见、听不到，也可以装傻。不仅如此，它们可以尽一切所能，封锁、截留、改变信息，让中央也看不见、听不到。一旦中央有对自身不利的改革声音，它们可以动用一切力量来封杀、曲解，让其很快消失。
   
    ● 利益集团自我“给力”
   
    最令人担忧的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具备了自我“给力”、自我发展的能力。它们凭借着自己巨大的能量，不断开拓着新的财富和权力领域。不管社会怎样抱怨，无论执政者怎样想改革，它们都会是无动于衷。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操纵权力和财富，既得利益已经成为相当独立的力量。尽管它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利益纷争，但是在抵制中央和社会要求改革的方面则有惊人的一致性。一句话，它们让改革成为过去式了。
    既得利益集团互相“给力”，追求私利，而不管国家的整体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这些整体利益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追求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执政者不能追求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其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终产生深刻的执政危机。这已经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为铁律；不然，人们也不会看到上述柳宗元如何克服“大户”阻力的论述了。

    今天国际上所发生的和中国内部越来越甚的社会矛盾表明，必须“给力”于改革。执政者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执政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暴力会接踵而来。但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都无能“给力”自己。不过，从柳宗元的论述，人们也可以看出，“给力”改革是可能的。这里，执政者本身是关键。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府如果要“给力”改革，就首先必须“给力”于社会；只有“给力”于社会，社会才会“给力”于政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社会力量都是关键。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改革还是革命，则取决于政府“给力于谁？”的选择。▲◆★●■☆


“中国正式邀请金正恩访华”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1/03/110305_china_n_korea.shtml

金正恩在平壤出席元宵节音乐会（17/2/2011）

金正恩去年获确认其继承人地位。

韩国情报机关透露，中国已经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继任人选，三子金正恩发出访问邀请。

韩国报道称，韩国国家情报院官员在向国会议员作简报时透露，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孟建柱此前访朝时，先后两次代表北京提出了邀请。

国情院的报告认为，金正恩将会接受邀请，并将很快访问中国，至于金正日是否同行则尚未清楚。

首尔当局分析称，中国希望在亚洲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北韩则希望落实金正恩的接班格局，双方利害关系一致，因此中国推进金正恩访问访中。

中国目前是朝鲜的唯一盟友。上月底，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据称因为中国的阻挠而放弃接纳一份有关朝鲜铀浓缩计划的专家报告。

此前日本媒体分析称，金正恩很可能在中国“两会”结束后访华，并将对北京提出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要求。

另一方面，韩国国情院还对国会议员称，据他们确认，朝鲜当局对最近在中东爆发的民主革命感到忧虑，所以在平壤市内部署了坦克。

不过美国国际政策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朝鲜专家哈里森在《洛杉矶时报》撰文称，朝鲜民族单一，加上爱国主义强烈，使其局势不能与阿拉伯世界相提并论。▲◆★●■☆


歼-20比F-15都有显著差距 更别提抗衡F-22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1_03/05/4989155_0.shtml

2011年03月05日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防务专家”网站3月3日报道，航空专家在对中国歼-20战斗机的图片进行反复分析后，对这种战机的性能有了更精确的认识。

从战机正前方的角度观察，歼-20的外形轮廓颇似F-22“猛禽”战机，但它无疑还缺少一些东西。F-22之所以堪称史上最强的空战武器，正是因为它拥有的这些歼-20所不具备的东西。

但专家们也认为，假以时日，歼-20将逐步进化为一款强大的战机。特别是考虑到它的作战范围很可能是在中国领空和临近中国领空的区域内，因此在数量上，它肯定会大大超过来袭的敌机。

早期的报道认定歼-20的机身长度超过70英尺，但这可能是错误的。将战机的体型与周边已知大小的物体进行对照，专家认定歼-20的长度是62英尺，与F-22相同，与64英尺的F-15C也差别不大。

根据战机在空中的图像等判断，歼-20翼幅大概是41英尺，这项数据也与F-22（45英尺）和F-15C（43英尺）很相似。

在机翼面积上，歼-20大约是630平方英尺，与F-15C的608平方英尺比较接近，但与F-22的840平方英尺相差甚远。这项数据关系重大，因为燃料储存在机翼部位，直接影响到作战半径。

据判断，歼-20的最高速度低于2马赫，与F-22和F-15C相比都有显著差距。发动机的稳态推力可能与F-15C相似，但远远低于拥有两部F-119发动机的F-22。

F-22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可以让战机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不必耗用大量燃料，这是歼-20不具备的，由于歼-20本身携带的燃料就比F-22要少20%左右，这显然进一步加大了劣势。

歼-20的机身前方使用了大量低可侦测性（即隐身）技术，但在侧方和后方，它会更容易被追踪到。飞机设计者在多大范围内使用了吸波材料尚不清楚，歼-20将使用何种机载电子系统也不得而知。

相较而言，F-35的电子传感器、处理器和数据链是这款战机的核心，这些部件甚至要远远超过F-22的水平。

歼-20从外观上与F-22和F-35这样的五代机很相似，但专家认为，中国设计者尚没有能力制造一款在机动性、生存力、杀伤力和态势感知力上与F-22和F-35媲美的战机。▲◆★●■☆


蒋介石逃亡台湾是因孙中山遗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8332

----孙中山曾说：“外战不出 (四)川，内战不出(台)湾”

    2011-3-3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在全面突破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后，迅速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上海、杭州等江南各大城市也处在人民解放军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的在江南“半壁江山”已经支离破碎。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际，心急如焚的蒋介石在浙江定海召开了高级别的紧急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引述了一句所谓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 (四)川，内战不出(台)湾”，试图以此作为理论的根据，来说明蒋介石本人提出的撤守台湾乃源于先总理事先早已确定的“伟大思想”，真可谓用心良苦。据称，蒋介石这个“外战不出川”的灵验，已经由八年抗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四川躲过这一劫所印证。现如今人民解放大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老巢”倾覆，也只有这“内战不出湾”的圣言可信了。会议结束时，蒋介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

　　其实，早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就已经看好台湾这块地方了。1946年10月，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视察了台湾全岛，蒋氏夫妇二人心里都十分高兴。私下曾十分赞许地说：“台湾尚未被中共渗透所渗透，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国民政府一模范省……”“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等等。此外，蒋氏夫妇还认为台湾有其独特的条件，它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又有丰富的矿藏。尤其是它与祖国大陆之间隔了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海峡，等等，都曾给蒋氏夫妇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急转直下，蒋介石深知自己在大陆逗留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为此，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应变对策和措施：主要是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主力快速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又委任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和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于1949年1 月18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撤退下来的40万精锐国军交由汤恩伯指挥，以便“一旦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免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并下令俞鸿钧、席得懋2人立即将国民政府国库3.7亿美元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同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无法提取。

　　据称，蒋介石在随后不久还提出了一个撤退台湾后的所谓庞大的战略设想，即建立一条“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以便更全面地封锁大陆，既为配合大陆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的垂死挣扎，也为将来的对“反攻大陆”打下更可靠、便捷的基础和条件。

　　1948年11月24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的要求下，通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份原名叫《台湾的战略意义》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能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统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最为有利。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战线过长，力不从心，建议争取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统治台湾。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些岛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了四项“隔离”方案：

    ◆ 一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

    ◆ 二是与国民党签定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和基地”；

    ◆ 三是“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

    ◆ 四是 “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台湾”，“ 不使台湾成为国民党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等等。

　　然而，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为确保最后一块栖身之地的安全，对美国的上述立场予以坚决抵制。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蒋介石曾指示说：“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南太平洋诸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守，则不拒绝。”面对又硬又顽的蒋介石，美国人无计可施，几乎陷于绝望。

　　不久，渡过长江的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上海、杭州、广州、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国内政治军事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大陆已无立身之地的蒋介石，只好带领他的残兵败将退居台湾。来源: 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