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出售导弹技术 中国封杀相关报告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118

      2011-5-17：  中国阻止公布联合国一份指责北韩违反国际制裁向中东国家出售弹道导弹技术及其它与核有关物品的报告，其中内容涉及朝鲜违反禁令出售导弹技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审查的这一报告还暗示，这些非法技术转让通过了相邻的第三国。一些外交人员说，这个国家是中国。

　　路透社报道称，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这份秘密报告，朝伊两国通过一个“比邻的第三国”进行非法的技术转让。许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而据德新社引述该份报告称，朝鲜向外国出口能够携带核武器的导弹技术，其对象不仅限于伊朗，还包括其他一些危机地区，朝鲜“积极参与向中东、近东和南亚客户出口整套导弹系统、配件和相关技术”。

　　☆ 报告：朝鲜转道中国出口武器

　　资金紧缺的朝鲜政府急需外汇，因此不惜冒违反联合国禁令以及其他诸多国际公约的风险，进行违禁交易。这份报告指出，朝鲜通过该国和伊朗的国有航空公司“高丽航空”以及“伊朗航空”的常规航班进行武器运输，而中国成为中转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平壤政权就开始研发弹道导弹技术，目前该国最新的“劳动型”导弹可以攻击远达1300公里之外的目标。

　　联合国专家报告还指出，有迹象显示，伊朗和朝鲜经常对有关违禁技术进行信息交换。联合国特使表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对有关朝鲜和伊朗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怀疑将进一步加深，而中国是否履行了针对伊朗和朝鲜进行制裁的义务也将遭到质疑。一名英国外交官对法新社表示，制裁措施中“有关运输和传送方面的漏洞”必须得到填补。而德国特使则对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表示“关注”。

　　☆ 中国据称要求“更多考虑时间” 拒绝公布报告

　　另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在周二早晨公布报告的最后期限之前打破沉默，要求暂缓公布。路透社还得到了现任安理会主席国法国向安理会成员国发出的一份通知，其中表示有国家提出需要更多的考虑时间，但通知中并未指明中国。

　　一名西方外交官对路透社表示，中国方面要想阻止一份类似公告发表时经常采用这一方法，理由往往是“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而葡萄牙驻联合国大使、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主席卡布拉尔（Jose Filipe Moraes Cabral）透露，该份报告中的指控非常严重，但目前安理会成员国尚未就是否公布报告达成共识。按照规定，只有在安理会全体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公布报告。联合国专家组向安理会递交报告时就曾发生意外，由于其中的中国专家拒绝在报告上签字，报告送交推迟了24小时。据西方外交官透露，这名中国专家受到了来自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制裁委员会主席卡布拉尔确认有一名专家拒绝签署报告，但没有说明这名专家的国籍。

　　法新社转引中国外交部周二发表的声明，称“这份所谓的'联合国内部文件'仅为联合国专家组报告，并不代表安理会或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的立场。”

　　北京政府此前也曾经阻止有关朝鲜和苏丹的报告公诸于世。上周，俄罗斯采用类似方法封杀了一份批评伊朗的联合国专家组报告。

　　朝鲜在2006年和2009年两次进行核试验，震惊国际社会。此后联合国颁布制裁措施，禁止与朝鲜进行核技术和导弹技术贸易，并对该国实行军售禁令。此外，联合国制裁措施还包括禁止与一些朝鲜公司进行贸易，冻结资产以及相关人员的旅行禁令。来源: 德国之声  ▲◆★●■☆


中国互联网战略应攻防兼备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119

    2011-5-17： 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六大部门16日联合公布首份“网络空间国际策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该计划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要在全世界推动“互联网自由”。有分析认为，这将可能刺激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加强网络监管。

　　对于处在信息弱势地位的非西方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互联网上“不设防”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做到。中国在信息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虽在拉近，但面对超量信息在互联网上无序、飞速流动，中国社会无疑比西方脆弱得多。

　　从希拉里数次有关“互联网外交”的讲话，到这次的“网络空间国际策略”，美国政府在互联网领域划出了一道清晰的意识形态战线。用美国记者赫兹加德的话：“现代美帝国殖民的是思想，而不是土地”。

　　我们不能被美国政府口中的“互联网自由”忽悠了，但也不用因此对互联网草木皆兵。现阶段中国以防为主，但不应是被动应对。

　　乍一看中国的互联网，很容易被大量非理性情绪吓着。想想看，中国近5亿网民，哪怕是1%的网民发点牢骚，那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量，但其中有多少网民有政治目的？互联网的点击率和帖子，到底能代表多少民意，代表哪个层次的民意，代表了什么样的政治或经济诉求？

　　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往往没有准确的答案，这直接影响我们客观地看待互联网。中国必须尽快建立互联网民意调查的数据分析体制，同时应把这种调查与社会民意的调查相对比。毕竟还有不上网的8亿中国人，他们不能“被代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把互联网的几个帖子视为民意。冷静地看待互联网现阶段的乱象，就能让我们冷静地应对美国在互联网上搞出的动作，不大意，不紧张。

　　总体而言，中国互联网的声音越来越多元，仅靠躲在国外某个角落里发帖子，难在中国社会掀起大波澜了。但对这些人，中国必须盯紧些，运用技术手段把他们揪出来“示众”，让人看清那些帖子从何而来。

　　美国政府动辄拨款数千万美元，支持研发破网工具，从它手中接单子的，常常是以颠覆中国政权为目标的组织，可想见，它们会是美国“网络空间国际策略”的受益者。中国应想办法让这些组织得到惩罚。

　　中国互联网影响力其实还不妨尝试“攻”出去，“攻”不是要像美国那样搞“思想殖民”，而是要把我们的声音传出去。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能总在网上讲汉语，应该拥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英文、法文和其他外文网站。

　　互联网对现代政治、社会的影响前所未有，但它仍是“虚拟世界”。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战略看上去来势汹汹，但只要中国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美国的攻势就一定会自动瓦解，“美国之音”电台在中国的结局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来源: 环球时报  ▲◆★●■☆


过度使用搜索损害智商 互联网让人变得浅薄？
http://culture.ifeng.com/1/detail_2011_05/18/6464311_0.shtml

2011年05月18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袁楚

我在电脑显示器上贴着一张纸，上书“过度使用搜索会损害你的智商”。因为从业于传统图书出版行业，我的大部分同事对新媒体、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比较低，所以每当走到我的工位上，他们都会饶有兴趣地把这句话念一遍，然后郑重其事地问我，“这是不是真的？”

“这要看你自己如何使用搜索。”我一般会一笑了之，然后这样回答他们。

我不会像尼古拉斯·卡尔那样告诉他们，“在我们跟计算机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牺牲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

这是卡尔在他的新作《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所下的结论。在朋友处看到这本书时，我产生了共鸣。作者提出的最大问题——使用互联网会对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让我很感兴趣。

◆ 计算机是不受控制的人脑延伸

一项调查显示，一个美国人平均每天要接收约34G信息，是11万个英文单词的信息量，相当于一般电脑硬盘存储量的1/5，这当中大量的信息是无用的，而这些信息绝大部分又来自互联网。

在书中，卡尔的核心观点是，互联网把人类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外包”了，换句话说，某些原本应该储存在人类头脑中、由人类智商进行处理的信息，转而由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处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完全自主地决定哪些信息外包，哪些信息由自身的思维处理，但是必定有一些信息是不能交由计算机处理的。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必须对新技术保持一定的警惕，避免“我们自身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陷入麻木状态的可能”。卡尔把媒介看作是人类某种生理功能的外部延续，随着这一外部功能开始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而且效率和容量也远远超过人类自身的生理功能，人类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一功能，从而导致自身功能的衰退。

似乎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例证。我曾见过一些对互联网非常依赖的同行，他们写出来的文字，几乎每个字都是从搜索引擎中蹦出来的，更有甚者，每天坐在电脑前，上网、玩游戏、网上购物、聊天，离开互联网，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跟人交往，不知道怎么买东西，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思维能力都没有。

针对类似的现象，卡尔在文中把人类和计算机作了对比。我们的思维“在这种飞行过程中重新对本身编程，改变它的运作方式”，相对于容量和计算速度都极其有限的人脑，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新贵技术力量，给人类的能力延伸带来了新的加速器，但是也使得人脑的思维能力进一步变得“浅薄”。

我们不再需要记忆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话本小说，也不需要记得那些具体的人和事，只要记住搜索引擎的入口在哪里，然后把需求输入进去，得到的就是最完美的答案。女孩们也不用翻找衣柜，而是直接打开电脑，查看分类建立的数据库，并使用互联网上好友们提供的建议，搭配自己出门要穿的衣服，还能顺手给几个好友发信征求意见，然后根据编号，找到要穿的衣服。

这是好事吗？卡尔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甚至有些危言耸听地写道：“利用网络代替记忆，从而绕过巩固记忆的内部过程，是我们将面临被掏空大脑的风险。一旦记忆外包，文明就会消亡。”

在我看来，事情虽然没那么好，但是也没那么糟。

◆ 互联网敲碎了时间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原因在于，互联网在诞生初期，一度被认为会把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的媒体，解构成碎片化的个人媒体。

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但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或许并非卡尔所想的那样——人类和互联网有着一定底线的间隔，而是互联网直接融合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中国有个禅理故事，“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形象地比喻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从浅薄到深刻再到浅薄，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与这个禅理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信息社会以前，我们对信息和媒介的了解，是简单意义上的“浅薄”，即了解得并不深入；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我们逐渐了解了信息和媒介的力量，与此同时，大量的信息碎片和众多的媒介渠道也开始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而下一个阶段，必定是重回“浅薄”，但这已经不再是第一阶段的简单意义上的“浅薄”。

《浅薄》的作者认为，深刻化是从碎片式转向整体性，从感性思维转向理性思维，这也是思维从浅薄到深刻的第一次飞跃。而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导致被深刻化的思维又一次被解构。这也是作者认为的从深刻到浅薄。

的确，人类思维随着信息的爆炸正在开始碎片化：“互联网多媒体技术融多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于一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内容的碎片化，也进一步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在卡尔眼里，几段文字、一段音频或视频、一套导航工具、各种商业广告、一些小型应用软件，甚或一些不知名的‘小玩意儿’，全都可以包含在一个网页中，在它们各自的窗口内运行，而这些“杂音的刺激”很容易让人分神。

“较之历史上所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技术，互联网带来的让人分神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它在向我们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时，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状态。”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

卡尔所描述的以下情形或许我们每个人多少曾遇到过。正当我们在新闻网站上浏览最新焦点新闻时，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提醒我们有新邮件。几秒钟之后，资讯聚合阅读器又显示，自己最喜爱的博主刚刚上传了一篇新博文。没过一会儿，手机铃声又响起，有短信送达。与此同时，一些社区交友网站的用户头像在不停地闪烁，电脑上运行的其他软件程序也闹出动静来，争先恐后地抢占我们的注意力。

有不少人可能会感叹，过去很容易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自从互联网介入生活之后，过去自然而然就能集中精力关注的事情，现在再要集中精力，变得难上加难。为此，卡尔感慨，“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这是互联网的错吗？显然不是。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我们最近50年发明的最重要的科技产物之一，并且这个原本只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产物，正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乐于接受互联网带来的任何改变，而并不去仔细思考被改变的是什么，改变之后是什么样子。

卡尔先我们一步去思考了，并且还在文中提到了时间概念的即时化，即社会化媒体的兴起，让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获知各种信息。不过，作者也漏掉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地理位置。“定位服务”的兴起，让我们继在时间维度上被即时切分之后，又一次在地理维度上被即时切分。如此一来，我们原本基于一个维度产生的思维，变成基于两个维度。此时，碎片化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在我看来，人类和互联网迟早要融合无间，就好像我们曾经认为大自然和人类截然分开，工业、化学、天文学等等自然科学也都应该是和人类截然分开的，但社会的发展最终证实，这些科学都会和人类社会融合起来，那么，为什么互联网不可能呢？  ▲◆★●■☆


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真相
http://msn.news.ifeng.com/history/midang/detail_2011_04/08/5615938_0.shtml

2011-04-08   来源： 凤凰周刊

核心提示：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1961年3月8日，周恩来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而且在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

文章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 作者：徐焰 原题为《“苏修逼债”真相》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身责任。

☆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  毛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 苏联同意推迟五年还债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不过好景不长。年底，中苏双方就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 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

1961年11月，苏共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在召开二十二大时公开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使中苏交恶的趋势再也难以扭转，并在1963年以后展开了公开论战。1964年以后，中国因经济好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对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据国内公布的统计数字，60年代前期中国对苏还债数额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细看一下统计数字并进行量化分析，人们就能认清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还债数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不过，后来有人解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领导责任的推托之辞。其实早在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便感叹地用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成是所谓“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更是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三十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当然，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提前还债，显示了一种“争口气”的不服输、不低头精神，从长远看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由于中国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这使国外能比较放心地对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不过看一下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又还清国内公债后，曾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对外债问题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视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如今的人们回顾“三年困难时期”(不应再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重要的是如实认识当年指导方针极“左”和空想狂热的错误，方可避免再重演类似悲剧。如果再重复“苏修逼债造成挨饿”这类不实传言，只会推卸和掩饰主观指导错误。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们就应摒弃情绪化的不实传说，还原事件本来面貌，并加以科学的定量分析，对中苏债务这笔旧账的说明自然也应该如此。▲◆★●■☆


美国可能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威胁（之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1年5月19日电／环球网日前刊载了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杨斌的访谈录，全文如下：

　　（杨斌长期从事国际战略与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他曾于20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美国，研修国际关系学、国际贸易金融、发展经济学等，曾师从日本前外相、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最新著作有《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警惕美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维护美元霸权

　　环球网：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粮食、能源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中东政局动荡呈现出蔓延趋势，北约干涉利比亚内政幷进行军事打击，在亚洲美韩又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令人担忧朝鲜半岛是否会再次出现紧张局势，请你谈谈国际局势动荡背后的深层原因。

　　杨斌：当前美国迫不及待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是由于美国经济正再次面临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前夕的危急形势。2011年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像2008年严重金融风暴爆发前夕，值得引起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高度关注。2008年上半年美国似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一切良好，其实只是物价指数掩盖了真实通货膨胀的假象，当时美国高盛等华尔街金融机构深知救市只能延缓危机，在美国政府、媒体制造的乐观舆论掩盖下悄悄出货撤资，投入商品期货市场大肆投机炒作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导致石油、粮食价格在供给充足情况下暴涨了数倍。2010年下半年全球能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再次猛涨，同华尔街金融机构将通过注资救市获得的巨大流动性，纷纷从即将破灭的各种金融泡沫领域撤出，再次涌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有很大关系，不同于2008年的是撤资范围不仅限于房地产泡沫领域，而且还包括股市、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和政府国债泡沫。2011年3月10日, 比尔．格鲁斯掌管的美国最大债券投资基金抛售了全部国债债券，表明投资者甚至对美国最安全的国债也丧失了信心。

　　2011年美国不惜冒着穆斯林极端势力兴起的巨大风险，抛弃突尼斯、埃及的亲美盟友诱发了中东局势激烈动荡，但是，美元却一反常态没有反弹反而大幅度下跌，2010年11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时，美元指数曾大幅度反弹一度突破80，但2011年第一季度的中东局势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美元指数不仅没有反弹反而跌破了73的低点。美国看到美元逐渐丧失传统的避险货币地位焦急万分，大肆宣扬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反弹以恢复美元信心，但是，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舆论的反应平淡导致美元依然疲软。美国官方公布经济统计数据幷不能让国际投资者放心，美国汽车行业不惜采取类似房地产次级贷款的办法，刺激销售额大幅度增长其实幷不能说明市场好转，甚至可以看作是市场严重疲软和爆发危机的前兆。美国政府正广泛宣扬2011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下降的消息，声称这表明美国经济正强劲反弹幷加快复苏步伐，但美国著名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进行的统计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3月份美国实际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较大幅度上升。2011年第一季度美元已出现跌破长期趋势均线的险情，甚至西方国家开始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也未能扭转美元颓势，一旦美元继续跌破2008年和2009年的心理支撑点位，甚至可能遭遇国际投资者恐慌性抛售幷出现大幅度下跌。最近美国宣布击毙本．拉登的同时竭力打压国际金价，提振美元出现小幅反弹仅能短期缓解危局。很难想象美国长达十年都无法找到本．拉登，却在美元濒临危局的紧要关头出现奇迹。美国很可能是为树敌故意长期保留本．拉登，作为反恐战争借口追求霸权战略利益，直到美元面临严重危机才迫不得已将其舍弃。美国撤出伊拉克和除掉本．拉登之后，很可能将战略重心重新转移到亚太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压力加大，随着不可避免的美元霸权衰败危机趋于恶化，很可能出现戏剧性事件导致紧张局势骤然升温。
 
　　美国作为拥有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视金融泡沫破灭引发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不会容忍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美元霸权走向衰落，为了转嫁危机幷维护霸权可能采取进一步的疯狂举动，包括先发制人引发新一轮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扩大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甚至地面入侵，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制造战争危险局势，加大金融投机力度促使全球食品、能源价格暴涨，加剧全球严重通货膨胀来诱发各国民众的不满情绪，配合非政府组织、互联网宣扬“普世价值”幷精心策划突发事件，甚至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政治动乱和颜色革命。2011年美韩宣布将连续举行十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很可能在军演过程中发生类似天安号和延平岛的突发事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随时可能再次骤然升温。美国不会约束金融垄断资本贪婪本性停止滥发美元，很可能制造更大的国际动荡和战争危险维护美元霸权。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难与核事故，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韩、美日年初大规模军事演习的部署，迫使日本放弃了参加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但是，日本为筹集灾后重建资金停止购买幷抛售美国国债的压力，将会促使美联储推出更多量化宽松措施购买美国国债，这就意味着美元霸权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幷加快衰败的步伐，尽管朝鲜在日本灾后表示缓和意愿幷未趁机挑战美韩，美国也随时可能利用强大的操纵舆论能力转移人们关注焦点，出人预料制造更大的国际动荡局势来遏制中国幷挽救美元霸权。

　　2011年美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危险因素可能加剧危机，一是美国许多州面临着比希腊等欧洲国家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如加利福尼亚、弗罗里达、伊利诺伊、俄亥俄、新泽西等等，这些州财政债台高筑濒临破产被迫在公共服务领域大量裁员，如密执根州的某些城市裁减了高达三分之一的警察，加剧了失业危机导致就业不足率高达15%以上，地方财政还被迫大举借债来筹集失业救济资金，而地方市政债券信誉下降面临着严重市场抛售压力，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件城市破产案件中投资者损失了80%的资金，地方财政缺口与筹资困难相互作用不断扩大加剧了经济恶性循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排名第七，多次因财政危机入不敷出被迫打白条支付公务员工资，甚至因财政危机被迫让五万多名监狱囚犯流入社会；二是美国政府为挽救危机致使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不断膨胀的国债泡沫达到了惊人规模，2010年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国债到期，其中至少8800亿美元为全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所购买，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5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维持运转需要筹集3万亿美元资金，而美国一年国内的全部储蓄总额仅为6千亿美元，2011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将连续三年保持超过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美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90%，2011有可能突破国会允许的最高借债比重上限，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继续滥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尽管美国可以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向全世界转嫁危机，但许多国家已经开始纷纷减少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这将导致美元信誉下降不断贬值幷引发全球货币战争，最终将导致美国像希腊等欧洲国家一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三是美国用扩大债务泡沫来挽救危机的效果越来越差，美联储和政府注资救市侧重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注资救市总金额甚至超过了美国参与历次战争费用总和，华尔街大金融机构更加沉溺于各种金融泡沫投机赌博，美国股市、金融衍生品、公司债券、公共市政债券泡沫面临全面破灭危险，大量资金为正从风险日益加大的股市、债券市场撤出，涌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投机推动能源、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社会购买力和市场需求萎缩加剧经济衰退风险。2008年美国政府曾宣扬经济复苏幷误导中国购买大量“两房”债券，高盛等华尔街金融机构以对冲涨价风险为名，诱骗中国众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购买了巨额金融衍生品，通过策划金融战争转嫁危机损失沉重打击了中国经济。当前中国不应再受美国误导购买即将严重贬值的各种美元债券，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应充分吸取以前教训，善于从金融战争的战略高度分析国际经济形势，识破美国垄断财团及其控制主流媒体的舆论误导，认清金融衍生品被用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避免再次在今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冲击下蒙受巨大损失。

　　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危险迫使金融界酝酿新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美国幷未进入平稳的经济复苏，美联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很不理想，不得不冒着引起投资者恐慌情绪和美元信誉危机的风险，推出这一明知将会遭到世界各国强烈反对的政策。但是，美国显然无法容忍滥发货币政策导致美元霸权衰落，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基础，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凭借拥有强大国家调控能力的优势，较好克服危机冲击恢复增长与美国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在奥巴马访华后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包括为朝韩冲突、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推波助澜，甚至派遣航空母舰到黄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紧张局势以遏制中国崛起。2001年美国陷入网络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曾通过伊拉克战争实施军事凯恩斯主义措施挽救危机，这次美国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网络泡沫后的衰退，美国将转嫁经济危机的目标瞄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意味着将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和国防安全构成全面挑战。

环球网：2010年底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绷紧了世界各国的神经，西方媒体甚至认为紧张局势已经接近了爆炸性的临界点，人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朝韩冲突的突发事件，你却认为偶然突发因素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国际金融背景，能否解释一下你的颇为与众不同的看法。

　　杨斌：2010年11月韩国首尔召开的G20峰会上，美国滥发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遭到了各国首脑的孟猛烈抨击，德国总理默克尔批评美国实行双重标准，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同时却自己滥发美元人为操纵汇率，当时国际媒体称韩国首尔掀起了货币战争的嘴上风暴，但是，我却认为美国滥发美元政策引发的世界各国对货币战争的担忧，将会很快演变成真正的国际局势动荡。果不其然，朝鲜半岛一度缓和的紧张局势骤然升温，美韩连续在敏感区域内举行军事演习，2010年11月23日发生了朝韩在延平岛交火和伤亡的事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刺激了投资者的避险情绪，美元指数迅速反弹幷且短短数日后一度突破了80关口。

　　环球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是由偶然的突发事件引起的，直接因素似乎与美国数量宽松政策无关，虽然实际结果刺激了投资者避险情绪和美元指数反弹。

　　杨斌：美国这次对待朝鲜局势的态度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美国在朝鲜发射卫星和试验核弹后也相对克制，仅仅威胁经济制裁而没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威慑，原因是朝鲜不像伊拉克、伊朗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美国缺乏足够的经济利益动机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而且朝鲜拥有核武器后军事冲突的代价太大。

　　美国积极进行伊拉克战争期间，即使朝韩之间发生偶然的摩擦、冲突，美国也从全球战略出发约束韩国军队，不允许朝鲜半岛局势过度升温分散美国力量。但是，这次同经常发生的朝韩军事摩擦冲突相比，美国摆出的姿态不是劝架而是煽风点火，还摆出打群架的姿态派航空母舰进入黄海，一次示威演习不够还要连续不断演习，模拟射击不够还要向争议海域反复实弹射击。

　　环球网：美国在全球各地卷入的麻烦争端已经够多了，为何还要卷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新麻烦呢？

　　杨斌：倘若像美韩宣称的那样军演为了促进局势稳定，完全可以在更为安全的海域展示军事威慑力量，也可以延续美国经常使用的经济制裁手段，完全没有必要在朝鲜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在双方有争议的海域举行实弹军事演习，甚至在俄罗斯强烈呼吁暂停演习后继续坚持实弹射击，致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到千钧一发的爆发关头。 （未完待续） ▲◆★●■☆


阿里巴巴结怨雅虎的幕后主因
http://bbs.wenxuecity.com/wsj/3380.html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2011-05-17：对于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Jack Ma）来说，最近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简称：阿里巴巴）和雅虎（Yahoo）纷争的背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具讽刺性现象：至少从一个重要方面说，作为中国最有名且最成功的一家互联网综合企业，同时作为中国创业成功的典范，阿里巴巴集团却是一家外国公司。

虽然阿里巴巴的总部设在杭州，而且马云和他的管理团队成功地将其转变为主导电子商务的网络巨头，旗下业务包括网上零售、在线支付及企业之间的B2B交易，但阿里巴巴四分之三的股份却掌握在雅虎和日本软库（Softbank）手中，这要归因于后者多年前对阿里巴巴的投资。

各方都同意的一个事实是，阿里巴巴集团的控股权掌握在外商手中正是阿里巴巴将支付宝（类似贝宝（PayPal）的在线支付平台）转移给马云控制的一家第三方公司的原因。上周雅虎公司披露了此事。

雅虎说该公司对转移支付宝一事毫不知情，事发七个月后才得知此事。阿里巴巴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称公司董事会在2009年7月就已经得知支付宝的大多数股权已经被转移至一家中国实体。雅虎在阿里巴巴董事会的四个席位中占据一席。但阿里巴巴和雅虎似乎也同意此举是为了遵守中国政府出台的新规，即在线支付业务的所有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公司手中。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阿里巴巴认为，相比支付宝，阿里巴巴集团的控股权掌握在外商手中是一个更头疼的问题。阿里巴巴首席财务长蔡崇信（Joe Tsai）上周六在阿里巴巴集团旗下B2B网站运营商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Alibaba.com）的年度大会上说，中国政府日益将互联网数据管理视作一个敏感领域，所以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控股权掌握在外商手中是“不适当”的。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主要运营联系买家和供应商的多家网站。

在中国，互联网业属于最具活力的行业。主导这个行业的是像阿里巴巴以及搜索引擎百度（Baidu）这样的民营企业，它们都是由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经营的。但这个行业也是外资最难进入的行业之一。在中国，Facebook和Twitter完全被屏蔽，而谷歌（Google）、eBay和雅虎等想要开拓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外资企业都曾碰上过麻烦。

雅虎在2005年获得了阿里巴巴的股份。当时，由于两家公司相互倾慕，雅虎将中国业务和10亿美元交给了阿里巴巴。在此项交易前已经在苦苦挣扎的雅虎中国业务此后进一步萎缩，但雅虎在阿里巴巴集团的43%股权，其价值已是雅虎当初投入额的好几倍了，甚至有可能达到十倍甚至更多。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资者软库持有该公司约33%的股份，并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马云持有阿里巴巴7.5%的股份，马云和蔡崇信占据董事会另外两个席位）。

其他大型中国互联网公司也有外国股东，特别是那些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不过，阿里巴巴的主要竞争对手中没有一个有如此多的股权集中在几个大型外国所有者手中。截至去年底，腾讯控股(Tencent Holdings)的外国大股东、南非的Naspers持有约34%的股权。腾讯董事长马化腾是第二大股东，股权略高于10%。截至2010年底，百度最大的外国股东仅持有公司7.5%的股权，不到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李彦宏16.1%的持股的一半。

阿里巴巴和雅虎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酝酿了多年。阿里巴巴为低价买进其股权的外国股东创造了如此多的财富，这可能已经令马云感到很沮丧；2009年雅虎首席执行长巴茨(Carol Bartz)又说了一番批评阿里巴巴在华处理雅虎品牌的话，这似乎更加重了马云的挫败感。

阿里巴巴从不掩饰自己希望回购雅虎所持股权的想法；去年，阿里巴巴说，就回购的可能接触了雅虎，不过数月后谈判破裂。蔡崇信上周六重申了阿里巴巴有兴趣回购股权。

无论转让支付宝所有权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很多观察人士对此的看法都是，马云有能力、也愿意在尽量减少大股东参与的情况下把阿里巴巴的主要资产转移出去，大股东对此毫无办法。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马云能够转让支付宝所有权，有什么能够防止类似事情发生在淘宝网身上。淘宝网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在线零售网站，或许是阿里巴巴最有价值的资产。换句话说，雅虎高管可以握着阿里巴巴的股权不放，但他们所持的股权最终可能并不会像他们想像的一样。

马云上周六在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年度大会上极力为转让支付宝进行辩护，说交易是100%合法、100%透明的。阿里巴巴发言人John Spelich周日争辩道，支付宝一事凸显出外国互联网公司在华面临的挑战，说这只是事关全球性的事件。

雅虎和阿里巴巴周日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试图掩盖最近的争端，声明中说他们致力于通过富有成效的谈判来解决有关支付宝的未解决之事。

这样看来，这两家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大战可能即将结束。

不过，只要中国最大肆夸耀的电子商务公司仍然有外国股东，就可以肯定的说战争还没有结束。▲◆★●■☆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关系 逐步揭开真相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142

  金一南 文章提供 于 2011-5-18

　　中国共产党早期与共产国际有着复杂的关系，但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关系一度被遮蔽而成为未解之谜。近些年来，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和海外研究成果的扩展，国内学界开始重视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逐步揭开了历史真相——

　　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幼年的中共，也有牙牙学步的过程，也离不开家长的喂养、搀扶和老师的知识传授。今天，要想了解中共成长的历史，一定要了解在中共早期成长过程中曾经起过保姆、家长和老师作用的“共产国际”。这个1919年由俄国共产党人创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二十世纪，包括中共革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大都是在它的推动、组织、指导或影响下起步的。但是，任何孩子开始步入青年之后，都势必会摆脱家长或老师的左右，走向独立。这个纯粹由俄国共产党人在幕后领导、资助的革命组织，与各国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中共成立十七八年后和共产国际日渐出现分歧，最终独立自主，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

　　☆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一直很纠结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如此双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主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它既会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国的金银财宝，甚至牺牲俄共党人的生命，来推动欧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之意见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包括解散该党的组织，另立共产党等。因此，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从来都是一个是非对错纠结得不得了的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从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尽管讲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材和书籍汗牛充栋，但几乎从来都不提共产国际的作用。成功，是中共自己的成功；失败，也是中共领导人路线方针自身的错误，全都与共产国际无关。中苏关系破裂前后，尽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统地介绍过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问题（党内其他领导人如陈云等也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成立和指导中国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仅限于高层内部，以后对这方面的情况更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大量涉及中共历史的文献被以各种方式披露出来，也不见有这方面的资料被披露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不期地面对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苏联档案陆续开始对外开放。1980年代初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档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当年共产国际与中共历史关系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重视，并陆续有研究成果披露出来。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自然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段历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个时候，多数研究者很长时间里也都还是沿袭着旧的思维模式，情感上很难接受共产国际与莫斯科起过怎样的历史作用的说法。他们一直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是为莫斯科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多半是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由此影响到许多研究成果都在着力于证明一个结论，即：中国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国党错误干涉的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并且是在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才得以走向胜利的。

　　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才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一是苏联解体后更多的档案被公开，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包括与中共关系的文献，甚至被大量结集出版，共产国际在什么时候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不再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了；一是共产国际毕竟只是存在于1919年-1943年间，它即使起过怎样的作用，距离今天也太过遥远了，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失去其敏感性了。

　　这种改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学向青教授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起来的。这一结论当即受到了其他党史研究者的批评。这类说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难见诸于公开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样观点，并且直接挑战传统的中共建党史研究的著作，却得以公开出版，而且还得到了多数中国学者的好评。虽然该书是日本学者写的，但是，围绕着该书所进行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能够公开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扰。

　　☆ 中共早期为何受共产国际的困扰

　　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所以会比较纠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此，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共产国际对加入者也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亦“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等等。

　　也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的共产党人，始终是自觉地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的。李大钊代表中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讲得很明白，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确是“跨党”，但这并不等于“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共产党员的作用，就是要在国民党与国际组织之间做个联络，使革命运动更好前进。孙中山对此也很理解，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国民党来帮助我。

　　因为是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因为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或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会有情感上的困扰。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权问题时，中共方面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1929年张学良发动事变，试图武力收回中东路路权，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

　　之所以中共早期会这样行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深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按照阶级斗争学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全世界无产阶级才是一家，因此，“工人无祖国”，要不要为民族国家利益而斗争，必须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俄国革命所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因此，任何争取和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拥护和保卫苏俄利益的斗争。

　　但是，以这样一种观点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中国，难免会引来许多批评和质疑。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言论文章，就受到了不满中共的国民党人的强烈抨击。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已经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也曾专门拟函，批评中共中央“保卫苏联”的宣传不讲策略，不知顾及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

　　与此同时，太过把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理想化，反过来也常常使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和苏俄要求太多太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2月，国民党内部爆发了蒋冯阎大战，亦称中原大战。按照共产党人的观念，战争从来都是革命的导火索。如此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局面，自然刺激了急于成就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当时的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就全力推动部署全国暴动计划，一心想要加速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为此，他不仅打散了党团工会各级组织，组成了行动委员会，调动远在农村的红军来进攻城市，而且明确提出让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配合中共的城市暴动，并藉此在远东与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大决战，使中国革命成为促成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不难想象，这样一个计划，在莫斯科领导人看来会是何等疯狂。李立三随即被共产国际下令免去领导职务，发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由此一呆就呆了将近二十年没让回国。

　　☆ 早期中共为何离不开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中有再多问题，也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存。

　　在共产国际方面，它原本就是世界共产党，是靠一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组成的，它自然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同时，共产国际的成立，原本就是为把苏俄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各国去的，因此各国党本身就是它输出革命的渠道和手段。另外，共产国际既然肩负着保卫苏联的使命，在苏联外交上极端孤立，不断有列强国家压迫苏联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也是帮助苏联拓展民间外交和牵制列强反苏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俄国革命成功后，虽然经济极端困难，国内人民还处在严重冻馁之中，苏俄政府就把从沙皇及其贵族和地主资本家那里剥夺来的金银财宝，偷运到欧洲去倒卖成外币，直接用来支援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以后苏联的经济条件好些了，它用于这方面的援助开支也越来越大了。

　　在中共方面，因为它的组建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因此它和俄国党即经历了二三十年斗争磨炼、分化，最终成就出一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它的各方面准备都明显不足。因此，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是一种“父子”关系。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学语的稚童，开始时连路都不会走，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搀扶着才能走上现实的革命之路。

　　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苏联去学习培养的，共产国际从1921 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国派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协助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的。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甚至多年后中共六大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文件，还都是由莫斯科的苏联专家制定出来，然后直接译成中文的。就连1930年确定了以农村为中心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莫斯科还专门派来苏联军官，担任军事总顾问，驻在上海租界，遥控指挥军事；另派层级较低些的德国籍军官，深入中央苏区，直接负责落实上海军事总顾问的军事方针。

　　中共早期所以离不开共产国际，不得不听其指挥和号令，除了理论上、实践上和干部组织等方面的欠缺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财政经济上长期无法独立。

　　我们看中共早年的档案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从1920年开始建党起，就面临着经费上的短缺情况。当时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党，并没有几个人，同时还办着《新青年》杂志，多少有些收入。但是，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需要进一步出版各种杂志和翻译印刷各种小册子，包括开办外国语学校和工人夜校等，仍旧是入不敷出。1921年1月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先后南下后，上海党很快就陷入到财政危机之中，连派人去广州的路费都筹不出来了。因此，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人员不得不借贷帮助上海党的组织维持工作。

　　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了。按党章，党员固然需要交纳党费，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事业为职业的，因而也必须要靠党来解决生活经费，没钱可交。结果，从中共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了。此后，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这段时间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干预中共各项工作，包括党内干部的配备和任命，中共经济上不独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1933年以后，中共中央撤离了城市，全部工作转去了农村，后来长征路上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正是因为它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了联系。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不再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中国党这时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了。

　　☆ 共产国际的作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和知识，几乎全都是从欧洲，即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理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来的。这些理论和经验，在中共幼年，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了解，对中国应当如何革命还严重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确实极大地帮助了中共认识、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极大地帮助中共改变一厢情愿的革命幻想，判断并规定适当的革命阶段性方针，从而有利于其依照不同形势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经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

　　以共产国际两次统战政策制定给中共带来的飞跃发展，即足以看出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统战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前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不过两三年时间，便一跃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产国际下令重新恢复一度放弃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中共据此放弃了此前的苏维埃革命方针，改行民主政治的斗争目标和争取一切中间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之初只有两三万正规军、两万多党员和陕甘宁十几个荒僻之县，不仅成功度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且再度一跃而成为拥有100万军队、120万党员和拥有1.5亿人口，占据着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庞大政治军事力量，拥有了足以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实力。

　　但是，共产国际从欧洲，特别是从俄国革命历史中搬来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它基于苏联利益制定战略政略的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极大妨碍过中国的共产革命进程。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就是依据俄国革命阶段划分的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并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在俄国人帮助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甚至明文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一极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这样一种政策策略来对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社会阶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到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对象，都推到敌人一边去，从而使自己惨遭失败。

　　当然，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来说，共产国际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贡献。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泽东推上了最高领导地位。

　　☆ 共产国际启用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资料可知，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国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眼睛里，这个人理当是经验丰富，而且足以应付中国军事革命这一特殊环境，有相当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中共中央正力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颇抱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文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没有按中央部署进攻长沙，而是率秋收起义残部转去井冈山“落草”。此事让中共临时中央极度不满，严厉地处分了毛泽东，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毛泽东却由此开创了中共武装割据的一片天地，创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武装。对此，共产国际也很快给予了重视。从1929年起，莫斯科开始高度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并长期跟踪，还连续在其机关报上予以公开报道。到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际，他们就已经很清楚毛泽东作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红军与根据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将毛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而当1932年主持临时中央的留苏学生们想把个性极强的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并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的时候，共产国际则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团结”好毛泽东，并注意发挥毛的作用。

　　1934年，已经退入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对国民党的“围剿”作战中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共产国际显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作用。他们不仅批准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而且开始在莫斯科公开译制毛泽东的文集，出版毛泽东的中文选集，发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实际上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应该在中国党内成为最高领袖。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总书记地位，推举了另一位留苏学生张闻天做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的办法，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抗战开始之后，这一办法因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办公，引发了权力中心归属的争执，经斯大林等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把中国党内能力最强，一心想要成就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推上中国党的领袖地位，意外地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未能料到的结果：动摇了中共党内以往“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国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响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共破天荒地拒绝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两年后，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发现，毛泽东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却意义重大。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最终形成了足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强大实力。战后，它又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利用战后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不过三年就打败了国民党，实现了20多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标。

　　■ 主题延伸·一、周恩来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 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三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 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 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选自周恩来于1960年7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

　　■ 主题延伸·二、与共产国际“抗争”的三位中共领导人

　　在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都竭尽全力想让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

　　● 陈独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主张中共自己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更不愿意向国际汇报工作、受其领导。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在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 李立三：试图让共产国际成为执行中国革命计划的配角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所以“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他的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显然，这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共产国际以最快速度和最坚决手段进行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 毛泽东：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他在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实行白色恐怖的各个军阀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片广阔的发展天地。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在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在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来源 : 金一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