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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的代价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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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27  三峡工程的代价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作者 : 郭玉闪  2011-05-25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鹏日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鹏在日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可是，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领导讨厌就自动消失，黄万里先生对三门峡的预言已经是一个例子；在三峡工程上，黄万里先生反对的更激烈，因为在长江上建坝后果比三门峡更严重。长江三峡工程与黄河三门峡水库一个巨大区别是，淤积三门峡的是悬浮在水里的小颗粒的泥沙，可以设法用水冲出水库，而长江除了泥沙外，还有沿河床移动的砾卵石，按黄万里先生的估计，重庆以上长江砾卵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修坝蓄水后这些砾卵石一粒都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后就会堵塞重庆港。

三峡公司的工程师却不承认这一点。2003年潘家铮接受卢跃刚采访时对黄万里先生的估计嗤之以鼻，认为黄万里先生既没有把观点发表在什么负责任的论文里，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观测或者实验可以佐证，似乎黄先生这个在学术上最有份量的反对者只是在胡闹。事实上，黄万里先生关于长江砾卵石输移量的见解都发表在《水力发电学报》上（1993年，1995年），而且他还“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他对三峡砾卵石淤积的意见是专业且不容忽视的，相反，潘家铮的傲慢和虚伪则表露无遗。

三峡大坝在经历数次实验性蓄水后终于在今年（2010年）10月26日蓄水至175米，所以黄万里关于三峡大坝的预言也许将很快可以得到验证：如果黄万里等专家关于三峡泥沙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当水库蓄水到175米时，库区回水将上达重庆，若遇到大洪水，河水携带的泥沙能把重庆淤积变成死港，而且嘉陵江也会因为淤积而抬高水位从而使重庆处于水灾的威胁之中。

担心三峡大坝会被砾卵石迅速淤死，这从八十年代水电部门极力推动三峡大坝上马开始就已经屡屡由专家提出，但却几乎完全被官方轻视或者忽略，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组织的正式的工程论证都一再把黄万里这样的专家排斥在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程争议太大，所以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论证，第一次在1983年，由国家计委牵头，最后定的方案是蓄水150米的低坝方案，第二次是水电部组织的论证，前后历时两年多，得出的方案是蓄水175米的高坝方案；1992年最终拿到人大通过的是第二次论证的方案，而在这两次论证过程中，黄万里的观点都没有得到尊重和重视。

其实，对于工程应该如何论证黄万里先生也自有非常专业的观点。黄万里先生在1993年《对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文章里提到，拦河修坝是否可行，首要的问题是对工程环境作分析，其次才是工程本身的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具体在三峡大坝的可行性问题上，首先需要分析长江宜昌以上河床演变机理，从而推断在长江建三峡大坝是否会发生砾卵石淤积库区，如若无法事先弄清楚砾卵石问题，则三峡大坝断不可修，也毋需再作后续的工程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

所以，长江砾卵石的输移量和库区是否很快淤积才是三峡工程应否上马的最关键问题。也正是出于对泥沙淤积的忧虑，从九十年代三峡工程开始动工，已经木已成舟之后，在无法停止工程建设的情况下，一批老专家转而求其次，多次上书要求按低坝方案建坝，或者至少把水位定在低水位（150、160米）。1998年，陆钦侃、徐洽时等一批水利专家写信给江泽民与李鹏，要求把水位定在160米，把省下的钱用于上游工程（李鹏以不耐烦的口气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件事情）；到2004年6月，三峡已经蓄水到135米后，陆钦侃又一次联合300多名专家上书紧急建议，“三峡蓄水到156米后，一定要先停下来，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否则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包括上游洪灾和重庆港淤积”。

若只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泥沙问题一片光明。2007年底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表示，库区泥沙来量下降，水库排沙比高于设计预计值，特别是2006年和2003年，原预测入库泥沙量为每年5亿吨，实测仅2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潘家铮则保证“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三峡完全可以快速提前蓄水至172米或175米。

可是，正如四川社科院专家鲁家果所分析的，“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砾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另外一些专家，比如老地理学家金绍绸认为：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还有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荣天富，也曾明确说过，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2006年2月，地质专家范晓作了一次三峡之旅，发现长江左岸一条支流乐天溪口已经被泥砂淤高成一大片滩地，溪流几乎被堵死，淤积的泥沙有20米厚，而“在重庆主城区汇入长江的嘉陵江，就是一个放大的乐天溪”。

重庆政府对三峡蓄水后港区汇淤积显然也是有认识的，所以才在2003年开始动工建设寸滩港。而且2004年三峡大坝蓄水一周年时，南方周末记者赴三峡调查时，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还曾对记者表示，“重庆港区淤积正逐步变成现实，重庆港区肯定是会淤掉的”。

对此，三峡总公司也并非全无意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2004年的报道，“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如果实在不行，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三峡公司主要打的算盘还是多蓄水，多发电，用发电收入来补助重庆挖淤。越快蓄水到175米就能越快获取更多的收入。这只要简单算一笔经济账就很清楚。三峡大坝每多蓄6立方米就可以多发一度电，当蓄水位从156米升到175米时，水库总库容从234亿立方米增加到393亿立方米，可以多发26.5亿度电，按三峡电力平均0.25元的售价计算，三峡开发总公司就可以多获利6.6亿元左右：而且按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雄的说法，“水库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置换，重复利用。三峡利用完这些水，还可供紧接的葛洲坝电厂使用。因此，实际增发电量还远大于这个数。”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陆钦侃、李锐等老专家不断呼吁低水位蓄水，实际发生的情况依然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三峡大坝一直都处在加速蓄水的状态，原来的计划是2003年135米蓄水后四年，即2007年蓄水到156米，然后根据对库尾泥沙淤积实际测量结果以及移民的具体进度确定175米蓄水的时间，初步暂定为6年的观测时间，也就是在2013年蓄水至175米。事实上，2006年10月份，三峡大坝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156米位蓄水；随后三峡开发总公司又在2008年初宣布，今年要完成第四期移民，并实现蓄水至172米或者175米，2010年10月，大坝蓄水至175米，比原计划整整提前3年！

一旦三峡工程完成蓄水175米，那么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泥沙问题上就完全失败了，剩下的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会像三门峡水库时不幸言中。如果确实不幸言中，黄万里先生已经在数年前去世，不用亲眼目睹灾难后果，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灾难，长江断航、重庆被淹、四川洪水….


除了泥沙淤积外，三峡工程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在蓄水位不断增高之后，出现了包括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根据《财经》记者的采访，“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7月13日凌晨发生的千将坪大规模滑坡更是一场大悲剧，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地质灾害的出现并非出乎意料，八十年代水电部主持论证时有专门小组对滑坡地震等做过测算，但结论是：10万平米以上的崩滑体共有260处，不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可我们仅从2003年一年实际发生的崩滑数量都可以看出当年水电部论证时的谬误之大！另外，经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还有水库污染、生态破坏、大坝碍航、移民生活无着落等等问题。水库污染的严重程度也是事前没有料到的；而水库修成后会形成的黄金水道以及开发性移民的优点都是三峡主上派事前夸下海口的，如今和他们说的恰好相反，三峡大坝船闸已经成了长江航运的障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去三峡，发现“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其中，船舶等候时间最长的为5天5夜”。

至于移民问题就更严重了，财经文摘的记者到三峡库区调查时，记录了一段可以代表多数移民心声的一段话：“如果地质风险，上面会考察，这里不能住人，就搬走了，危房就加固，整修。关键是人民生活问题，大坝移民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现在老百姓没法生活，接连不断上访，个人的，集体的，随时都有。我给国家算了一下，移民搬迁户均不足一万，安置一个人，人均不足八千元。所以我们三峡移民就依靠上访，但是上访就被镇压，多次镇压。”从移民的反应看，开发性移民并没有把移民移富，相反，移穷了；客观的说，当年力主上马三峡工程的，包括李鹏、钱正英等，都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不断强调，但现实是，移民工作的难度不是靠一厢情愿和一点决心就可以完成的；李锐曾说过，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超过了地质灾害，新安江水库修好都快50年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对记者表示：“2006年3月我担任重庆副市长，记得当时接受任命时，组织上对我说，三峡工程的关键在移民，移民的重点在重庆，三峡移民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坦率地说，我压力很大”，事实上，重庆能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所要承担的移民工作，有李鹏日记为证，他在1996年8月1日里写道：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把移民的担子由四川省转到重庆市的身上。

移民工作长期而复杂，充满了各种变数。比如移民数量就大大超过了计划数。根据鲁家果先生的核算，“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三峡百万移民将来会如何演变，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看清楚，但总的来说，实在不容乐观。


所有围绕三峡大坝产生的问题，在三峡大坝一米一米的增高中也一点一点的累积。究竟中国社会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很难追问，却又是任何一个关心三峡工程命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追问的问题。

当然，三峡工程带来的全部代价是不可能统计的出来的。但是，工程本身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在工程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在工程开始之后则可以直接统计；所以如果关心三峡工程的代价，可以从工程预算与工程决算开始谈起。

工程预算，在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决定之前，八十年代两次论证都提出过。第二次由水利电力部主持的论证会上提出的工程预算是当时争议的焦点，这个论证会从1986年6月开始持续了2年8个月，中间经历了共10次论证会议；1988年在第九次会议时，水电部论证小组按“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施工期32年（1989年-2020年），2000年发电”的大坝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按1986年底价格计算，工程静态总投资共361.1亿元（根据能源部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在第九次论证会上的发言，其实静态投资预算里还有一个经营成本58.31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419.4亿），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

这个预算一公布就遭到了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陆钦侃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他们一起发表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与建议》，其中专门提到静态预算361亿的估算不足，理由有：第一，87年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用86年的价格计算低估了静态资金；第二，少算了库尾淤积带来的治理费用和移民费用；至于动态预算934.5亿元，比较这群老专家算出来的结果就差的更远了，算法是由乔培新（曾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提供的，他在静态预算361亿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每度电不同还款额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贷款年限来计算，如果贷款利率按国家优惠价，那么动态投资额在787亿~3203亿之间，如果按基建投资利率算，那么动态投资总额在2861亿~5843亿之间。

在1989年第十次论证会上，也是最后一次论证会上，水电部论证小组对这些老专家的意见几乎全盘否定，在能看到的材料里（《三峡工程的论证》，潘家铮等，1990年），唯一一个能支持这些老专家部分观点的是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顾问的石衡，他在第十次论证会发言上提到：“报告中静态投资用1986年价格为361亿元不合适，预计1989年才提出可行性报告，建议调整改用1988年价格为基础，然后按分年投资和物价上涨指数逐年计算，累计后为总的静态投资，可能大于报告中的673亿元，该多少即多少”。他发言里说的673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第十次论证会上将（在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经营成本等都计算进来的数据，如同第九次论证会一样；这些对公众“隐藏”的数据，在以后按1990年价格、1993年价格计算的预算里也同样没有出现。

难以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或资料，是回顾三峡工程预算历史时一个显著的困难；我们只能从那些在论证会上发言人说的一些蛛丝马迹里推断出一些内容来，比如我们可以知道水电部论证小组用世界银行也使用的Gesp数学模型来计算比较不同三峡工程间的优劣；我们也可以发现水电部门对外宣传的预算和实际数目存在着差距，他们对外宣传的预算费用一直都没有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成本，但实际上第九次和第十次论证会上最终的静态投资数目都还包含了其他成本，也因此总静态投资数目超过了他们对外公布的数据，难怪乔培新先生接受李树喜采访时所说的（见《长江长江》，戴晴主编，1989）：总投资概算埋伏太大！

其实，不要说可行性报告里计算三峡工程花费的细节了，当时，那些反对三峡上马的人即使只是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困难的。1987年，《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影响广大，将对三峡工程的讨论从专家圈扩散到了社会，这本书因为主要汇集的是“反上派”的言论，因此在出版之前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据理力争，肯定就被领导（按黄万里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此领导当是李鹏）禁止了，主管论证部门的甚至“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可见，虽然一直号称要在三峡工程上民主决策，实际上三峡“主上派”的盖子捂的有多紧！

预算上的埋伏，还有一段历史可以说；按1986年价格计算的三峡工程361亿静态投资总额，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论证时是官方关于三峡工程预算的标准说法，官方的第二个标准说法是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预算案，“工程静态总投资按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为571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6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从法理上说，这个方案是最具权威的，但事实上，这个预算方案被官方提及的次数最少。因为很快，到1993年10月29日，也就是离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提案一年多点，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在梅地亚宾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三项费用加起来，总投资（静态投资）是954亿元人民币”。

从1988年到1992年再到1993年，三线工程静态总预算从361亿升到571亿再升到954亿，几年内就将近翻了两番。而物价指数，按国家统计年鉴的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6年到1993年，累计上涨不到2倍（1.9倍多点），如果这些预算变化里没有埋伏的话，只靠物价指数是无法把361亿变成954亿的。

第三个预算中的枢纽工程静态投资500.9亿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1993年7月份批准的，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400亿元的静态总投资是在1994年11月批准的。这两项都是以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的，合计总投资有900．9亿元，折算成动态投资总额应该是2039亿；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预算数字是三峡官方从94年开始对外的唯一标准说法，而且每次都会强调三峡工程结束时动态投资能节省200亿，即使从94年到200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标准说法也从来都没有换过。

如果仔细检索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标准说法最初是三峡总公司第一把手陆佑楣说的；李鹏在三峡日记里1998年10月18日这天，记录了陆佑楣向他做的关于三峡工程投资情况的汇报：“三峡工程动态总投资为2039亿元，其中静态900亿元，物价上涨749亿元，支付利息389亿元；由于物价和利息降低，可能节省出200亿元”。

之后，2000年三峡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当时是副总）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三峡工程的投资包括两方面：一是枢纽工程的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00.5亿元，另一部分是移民搬迁费用，静态投资为400亿元。整个工程共需要静态投资为900.9亿元。这是按1993年的物价水平预测的。……到目前为止。工程投资完全控制在初设概算之内。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不发生大的波动，到2009年大约只需要1800亿元，即可完成三峡工程建设，比预计的动态投资少200亿元左右。”

然后是2001年的三峡总公司副总郭涛、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对媒体透露总动态预算将节省200亿，控制在1800亿之内；2002年郭树言、李永安又对媒体透露工程动态预算“1800亿以内，节省200亿”；直到2006年，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副总曹广晶还在对媒体透露同样的消息，而媒体似乎得了健忘症，依然孜孜不倦的报道“据三峡总公司透露…”一个十年前就定调、十年内一再重复的标准官方消息。不得不承认，三峡官方的宣传政策做的非常好；三峡工程从94年施工到现在也经15年了，三峡总公司居然能把工程实际决算情况捂的严严实实，而对外则唱高调与表功并举，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为国家节省了200亿投资的口径，可惜，这样出色的表现反而让人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

三峡官方1800亿预算说法中，最蹊跷也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整个输变电工程投资预算居然完全消失了，似乎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输变电工程这一回事。但事实上，在92年人大通过的预算方案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有87亿元，占总投资的15%；到93年的预算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已经大幅增长为275.32亿元（也是按93年5月份价格计算的静态投资），突破92年人大预算的幅度甚至超过了整体预算突破的程度，而到2007年底整个工程全部完成，官方宣布的最终动态投资额为395亿元，折合为静态投资则为322.75亿元，超出93年预算47.43亿元，超出92年人大预算235.75亿元，是92年国家正式批准预算的3.7倍！这么高数额的投资，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三峡官方对此的辩解是三峡总公司不负责输变电工程建设，问题是，当年为了论证三峡工程应当上马，同样是这一批人，大谈三峡工程对缓解国家电力紧张的重要作用，强调发电是三峡效益的重要一部分，那么把三峡的电往华东华中电网输送的工程怎么可能不属于三峡工程的一部分？怎么能不计算进三峡的总投资里？又如何能推卸的掉呢？三峡官方一方面将静态总投资高达322亿的输变电工程剥离出来，一方面又大谈特谈三峡工程比原预算节省了200亿，这样打埋伏、耍花枪，也未免太不把全国人民的智慧放在眼里了。

虽然三峡官方遮遮掩掩，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提案后，在安排输变电工程如何建设方面的变化依然有迹可寻。李鹏日记在1994年9月13日里记载着他与邹家华、郭树言（时任三建委副主任）、陆佑楣（时任三峡公司总经理）等决定“把输变电工程列一专项，建立一个全国电网建设公司来经营”；随后，国家电网建设总公司于1996年6月18日正式成立，1997年更名为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不过没过多久，也就是1998年12月，就撤销并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分公司，到2002年12月，又重新成立为国家电网公司；不管这个公司前后怎么变化，反正三峡输变电工程是完全托付给它负责建设了。


国家投入到三峡输变电工程上的钱，也属于三峡建设基金，是从属于三峡建设基金的一个专项资金，叫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按照《三峡电网建设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电力加价征收的建设基金中有两部分属于电网建设基金，一是三峡工程第一批发电机组投产受益地区每千瓦时电加收6—8厘，二是四川省和重庆市每千瓦时电新加征的3厘钱（这部分钱专门用于三峡电站至四川、重庆的送变电工程建设和前期工作）；在资金管理上，虽然三峡电网建设基金由国家电网公司具体使用，但是受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并负责。

作为专项基金，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是不能随便挪用的；不过，在官方编制的三峡输变电工程大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1998年1月份，也就是三峡二期工程刚刚开始之际，李鹏、邹家华决定将1997～1999年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的基金调剂给三峡枢纽工程和移民迁建工程使用，2000年、2001年再返还给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就是后来的国家电网公司）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水电部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时，在资金筹集和财务分析上说的头头是道，打了很多包票，其中之一就是三峡工程投资依我国国力完全可以承受，并列举过多种融资渠道；可从工程实际建设情况来看，在三峡工程开工三年多，资金筹集就曾陷入到困境中，甚至需要挤占输变电工程的钱来保证枢纽工程与移民的进展，导致1999年电网建设资金不足，只好由电网公司尽力设法向外方融资。

从三峡工程建设年鉴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在三峡工程开工前几年，直到1999年，三峡建设基金的征收都不太顺利，地方电力公司还是颇有抵触情绪的，而且因为工程遭抵制使得向国外贷款也不太顺利。另外，通过李鹏日记里的记载，也能隐隐猜到三峡移民工作在开始时并不太顺利，腐败严重，而超支不少，比如，1997年12月4日，他这样记录：二期工程投资原计划720亿，要增加80亿元，郭树言说移民可能要增加一些。

由于整个工程一直都是不透明运作，工程决算的实际真相我们很难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尽管三峡总公司对外一直宣传1800亿的说法，对内他们应该另有一本账。三峡工程著名反对派，戴晴女士就曾提过另外一个数字，她在96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信里提到，“1995年秋，当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从技术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转时，三建委副主任、三峡工程投资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数额为￥6000亿”（戴晴在另一篇文章《三峡工程蠹虫》提到的陆向朱镕基汇报的时间是1997年）。

为了让项目通过，采取开始时报比较低的预算，等到项目开工木已成舟时又不断追加预算，这种项目被人们称为钓鱼工程；钓鱼工程这种事情我们并不陌生，当年葛洲坝工程，1970年开始时的预算是13.5亿元，随后1974年由于工程质量过差，不得不将概算增为35.56亿，到一期工程结束，二期工程开始时（1983年）又一次将工程总预算增加到48.48亿；李伯宁曾辩护说，第一次预算是文革产物，不能算数；可是，第二次将预算增加是八十年代的决策，而且超出预算的比例高达36%，这绝非小事。

三峡工程在八十年代就被人批评将来会成为钓鱼工程，三峡总公司将工程决算实际情况捂的这么紧，而对外又一直只说为工程节省钱，动机之一应该是想避免被视为钓鱼工程。可是，如果陆佑楣向朱镕基汇报的6000亿属实，那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钓鱼工程！

即使三峡总公司否认6000亿的说法，他们也无法否认，三峡工程确实引发了许许多多他们控制不住、也掩盖不了的问题，包括移民增多、库区污染、地质危害等等，而治理这些问题都需要大笔投入，典型的比如清库费用，工程预算里是没有这笔钱的，可是水库污染又必须解决，结果到2000年时，钱正英和张光斗跟三建委要求追加投资3000亿元用于清库，只此一项就超过了工程预算总费用，而如果所有类似的追加费用最后中央政府都不得不去满足的话，那三峡工程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嘛！

2005年，戴晴女士在北京做公开演讲时曾感慨道：“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文物保护没钱，中央追加（30亿）；水库清库底没钱，中央拨款（一期50亿）。移民由当地安置改外迁，要填多少钱？巴东新县城整个搬迁，要多少钱？发电机从26台增加到32台，钱哪里来？升船机上马，又要花多少？…1980年代我们就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三峡工程必是个不断要挟的钓鱼工程、无底洞，15年过去，已经得到证实。有人估计6000亿已经打不住了，一个“体制内人士”告诉我，戴老师，你说一万亿，只少不多”。

是的，从三峡工程开工到现在，快15年过去了，国家为三峡工程多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这些代价至今还无法全部算清，但也不是三峡总公司“节省200亿，总投资会控制在1800亿”这样一个拙劣的说法可以掩盖的住的。


多年以来，对三峡工程预算的关心甚至质疑，自三峡工程开工以来就一直都不乏其人。直到最近，2008年两会期间，来自重庆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程贻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三峡工程现在接近尾声，应该向全国人民交个账。

比较明确追问三峡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的是林培榕，他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老百姓应当有知情权——就三峡工程总投资超预算与潘家铮商榷》，不仅谈到三峡总公司宣扬1800亿预算的谬误，而且还提到三峡工程在移民费用与环保费用上的节节攀升。按他文中的估计，三峡工程最终移民费用要花掉800-900亿，远远超过1992年人大批准的预算186亿。在环保费用上的投入也是当年预算所没有，但是林培榕指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所的透露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的393亿元资金，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而且为了治理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问题，未来肯定还不断需要新的投入，林培榕称之“防治是无休止的，投钱更是无止境的。”

给三峡工程算账，直接目的是要讨个明白，看看让全国人民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工程究竟值不值。事实上，即使不考虑三峡工程上马后钓来的追加投资，只从纯粹水电工程的角度判断，三峡工程的造价也是昂贵的，这一点即使是极力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人也不敢否认。

八十年代，在水电部领导对三峡工程第九次论证扩大会上，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院规划处处长、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将三峡工程与可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长江支流上的水电工程（溪落渡、向家坝、构皮滩替代方案）作了一个比较（在1988年版本的预算基础上），他承认：“其它地区有些水电站就电站本身而言，技术经济指标优于三峡工程，如，平均单位千瓦投资为1301元（三峡工程为1687元），平均单位电度投资为0.25元（三峡工程为0.355元），这些电站如果只在四川、贵州开发应用，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能源开发项目。”但最终他论证三峡工程更优越的方法是把输变电工程的费用一起计入，认为三峡工程的地理优势使得总成本会比这些替代方案更低；而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三峡输变电工程最终耗费的投资远超过开始的预算。

黄万里先生对三峡工程造价也有非常专业的发言，尽管他曾强调只要三峡泥沙淤积问题没搞清楚，就毫无必要开始后面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包括经济可行性。他先后数次致书国家领导人，其中至少两次谈及三峡工程的经济评价。他在1992年三峡刚通过人大投票时致书江泽民等新的国家领导人，谈了四点反对三峡上马的意见，其中第三点是：“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美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

1993年，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的信里又写道，“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循着黄先生的观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在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电力工程项目造价》里，2006年新建水电工程造价单位造价为5754元每千瓦，其中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为3871元每千瓦，按国家标准，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以上的称为大型水电站；其中大于75万千瓦的为大I型；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如果算上地下机组则总容量为2240万千瓦，属特大型水库，即使按官方报告的预算1800亿计算，每千瓦造价为8035.7元，如果不计入地下机组，单位造价更高为9890元。相比2006年国家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3871元每千瓦，三峡是它的两倍有余了。

这还没把三峡工程前期论证费用计入。一般来说，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与设计费用花费不菲，黄万里先生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里提过一个比例，即可以占到工程造价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三峡工程造价巨大，当年又引发了那么大的争吵，前后经历了两次规模巨大的论证，论证费用肯定比之一般的工程论证要大不少；可惜，这方面数据从未曾公布。唯一报道过的是八十年代末水电部主持论证时花在泥沙论证上的费用，在樊云芳等写的《三峡工程论证始末》里提到，“泥沙论证小组最后的论证结论是：情况已清楚，问题可以解决。而每个字的论证代价是100万元”，也就是共花了1100万元。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1986年8月开始水电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合作做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为这个可行性研究加拿大政府出了1300万加元。可见，八十年代中国政府花在三峡工程的论证上的钱至少过亿。

如果再把三峡工程开工后带来的其他各种治理成本以及工程超支的成本一起计入，把因三峡工程开工而挤占掉的其他水电工程能产生的效益一齐计入，那么，这个工程相比长江支流上的替代方案就更昂贵、更不可取了。当年，在这些治理成本与超支成本都被主上派用一堆保证和证明掩盖住时，李锐等老专家就已经指出，一意孤行上马三峡工程将对国家水电开发造成严重的挤占：“1979年我复职后在水电部工作期间，体验过葛洲坝工程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和影响。当时，由于葛洲坝工程吸走了大部份水电建设资金，结果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所以，在三峡工程上马前，我曾预言过，一旦这一大工程上马，水电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国家就没有钱投资其他的水电项目了。电力部有一位管水电的副部长，当时并未重视我的这个预言，等到三峡工程一上马，他才意识到，李锐说中了，水电建设真的没钱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风力发电上去了。”（李锐：《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更严重的是，三峡工程吸引走了水利部门对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的注意力，98年长江大洪水过后，黄万里先生对失责的水利部长钱正英有极其严厉的批评：“查水利部于1980年7月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80）水办字第80号文《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1990年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8月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1995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1998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家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比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年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354万亩，受害人口23l万人，死亡l526人，倒塌房屋212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然而，最可怕的是，江河长流，岁月推移，我们依然还要为三峡工程继续付出代价；当年论争中对立的双方陆续老去，留下的这个大坝和因大坝引发的一大堆问题，只要没到最后最坏的结果出现，只要人们希望减少或者延缓大坝可能带来的灾难，人们就得继续为它付出。

潘家铮在2007年岁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了一些妖魔化三峡工程的国外媒体，并且说：“…作为我个人，三峡工程耗尽了我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现在这个工程被人们形容为妖魔、炸弹、一库酱油，心里很不好受，我希望这些先生们能够客观地报道中国，中国人民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监督，哪怕讲得重一点，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请不要‘妖魔化’。”

应当说，由于三峡工程对中国至关紧要的程度，即使存在对立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妖魔化任何一方。三峡工程不仅仅耗尽了潘家铮等大坝建设者半辈子的精力，更耗尽了像黄万里这样杰出的科学家的大半辈子；可是，在过去的历史里，对黄先生、对李锐、对陆钦侃等专家观点的压制，比外国媒体对潘家铮等的“妖魔化”程度来的更严重；这种压制，不仅仅消耗了这些专家宝贵的才华，而且也给三峡工程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避免妖魔化的一个恰当方法，是要给与各方观点公平论争的平台，既不能用组织原则和纪律性要求反对方闭嘴，也不能强迫所有对三峡工程开口评论的人必须有主流眼光，也即陆佑楣所说的在肯定三峡工程巨大贡献的前提下讨论三峡工程。在当下三峡工程已经建设的情况下，避免妖魔化更重要的方法是要透明化，把多年来被三峡大坝建设者们藏的严严实实的信息与公众共享，包括八十年代的可行性报告、工程历年的实际决算、库区治理的实际投入等等都公诸于众，把三峡大坝给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也一一清楚的向人们展示，而不是多年如一日的说工程只会花1800亿，会节省200亿这样的谎言，或者指责批评者对三峡工程的妖魔化。既然潘家铮等自信三峡工程没有大错，又怎用担心别人错误的挑战呢？而且，既然选择了在三峡工程上耗尽后半辈子，又怎么会没有信心公开一切，让人相信你的贡献呢？

当然，在这一切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寻找真相，在宛如一堆碎纸的公开材料里复原三峡工程总代价的整个图案；和我们国家的转型一样，这件事情既难，又只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401

    2011-5-26：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在这次讲座中，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要吸取哪些教训？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的是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

　　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存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我讲了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是非，是一个错误的估计，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是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有限，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一定特权的，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好了，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这种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由于阶级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了，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达到一切全民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推荐至人民微博： 用户名： 密码： 看看微博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下去。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曾写过一本书《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提到，周恩来死后不久，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放鞭炮。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感觉毛泽东是丧尽天良，竟然做这样的事儿。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之后毛主席曾报过一次病危。1月底，毛主席对我们说，人家都回去过年了，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张玉凤说她拿着两个鞭炮去放。高文谦是在造谣吗？他说并没有造谣，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来源: 人民网▲◆★●■☆


中国青年报：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449

   2011-5-28  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引起好评。文章寄语当今官场：“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网友盛大林在博客中称赞，文章有“人”味，为“民”言；接“地气”，达“天听”，让“人微言轻”的底层民众感到欣慰。“沉没的声音”如果得不到倾听和回应，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演变成“爆炸的声音”。天涯网友“于是乎”认为，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忽略甚至压抑了弱势群体的诉求和声音，冤情和怨恨情绪缺少宣泄的渠道。“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放大他们的声音，增强他们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胡星斗教授曾经警告说，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这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的收官之作，此前4篇是《“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和《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天涯社区推出“天涯观察”指出：面对太多群体性事件，执政者该如何处置，确实考验其政治智慧。当百姓心死之际，就是惨剧发生之时，前车之鉴，血迹斑斑。若政府能够及时倾听到那些“沉没的声音”，同时，能切实解决网民所反映的问题，惨剧一定能避免。

　　新浪微博网友坦言：要做到真心的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其实，说穿了，就是执政者一方面对自己有无信心，一方面是对自己管理下的黎民百姓有多少信任而已。网友“言朔”感叹：党报这次发声振聋发聩，真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构建利益表达机制，比任何时候都要急迫。网友“平凡旅程2010”相信：要让“沉没的声音”被倾听，重要是“表达管道的铺设、通畅和制度化”，为此需切实加大“民意、公共理性在基层选举中的分量”。

　　参选人大代表须循法律轨道运作

　　近日，知名网友李承鹏、五岳散人（姚博）等在网上宣布参选所在社区人大代表，在微博客上引发热议，《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于建嵘教授在微博客上议论：这是公民按照法律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通过适当的宣传引导，让更多的公民了解自己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积极行使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利于社会政治发展；但此事不宜娱乐化炒作。所有宣布参选的网友公布真实姓名、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与选举资格有关的资料。网友“平平之民”批评道：“喊几个口号就要参选的人，是不是真把民主看得太廉价？请证明出你是否有能力、值得大家信任。”另一位网友平国实提醒：直接选举由县区、乡人大选举委员会主持，且受县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如何提供个人信息并向选举委员会推荐自己和向选民介绍自己等一系列法律程序，“并非打横幅、喊口号般简单”。网友“棍客”补充说，还要“防止有些人娱乐起哄”。

　　网友“一地鸡毛空间”建议：有条件的人先从竞选自己小区的业委会委员开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学会解决最基本的事儿，再尝试解决广众的事儿”。

　　越南国会选举引关注

　　5月22日，越南举行了5年一度的国会选举，由6200万名选民直接选举国会这一越南最高权力机构，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这次选举差额数较大，从827人中选出500人，还出现了十几名自荐候选人，候选人须公示个人财产。选举结果，越南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会的控制权，媒介称之为一项“执政党可控民主实验”。

　　王占阳教授在财新网表示：越南“民主化推进有一定惯性”，党内对民主原则有“某种尊重和敬畏”。网友“翔雕”相信：公权需要公众监督，否则就滥用公权为私用。北京海淀区网友称：“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安全性的探索，越南人对历史的发展有考虑。”网友“小红妹”说：“越南的民主肯定层次太低，毛病特多，但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了。”来源: 中国青年报▲◆★●■☆


愈演愈烈 中共老干部叫板中南海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445

    2011-5-27： 由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起的“公诉茅于轼”运动愈演愈烈。5月27日，该网站发布新闻稿说，中共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在北京举行座谈，就如何打好“讨茅战役”提出十条建议，矛头直指中国总理温家宝。另外，该网站还介绍旧书《还清白于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三大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

　　建议说，要充分认识当前囯内外阶级敌人特别是西化卖国集团，千方百计拼命搞乱中国以便混水摸鱼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尖锐性，把反对西化卖国集团妄图在十八大之前乘乱夺权，作为当前特别紧要的“战役”来打。“大领导”（编者注：温家宝）最近在谈到改革的阻力时强调两点，“一是封建残余，一是文革遗毒”。茅于轼、辛子陵、秦晓等人的疯狂言行，显然与此有內在联系。

　　针对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强调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建议表示要给予肯定和支持。

　　对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推动的“重庆模式”，建议认为，应当用更大的力量进行调研总结、宣传推广，并在实践中继续推动复兴社会主义的进程。

　　建议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提出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新的实践，提出新的理论观点。

　　最后，建议引用毛泽东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提出把“唤起工农千百万”，作为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

　　针对茅于轼讨毛檄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乌有之乡5月27日介绍了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还清白于毛泽东》。该书“历数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庐山会议中的历史功过、是非对错，在分析历史的过程中有力的反驳了几十年来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时代的诬蔑。”

　　《还清白于毛泽东》在“概论”中说，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历史不能由人任意编造，人民不能容忍毛泽东蒙冤，谁做的事应该由谁负责。

　　附：关于打好“讨茅[于轼]战役”的十条建议——老干部“讨茅”座谈会纪要

　　乌有之乡

　　半月前，党内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在北京举行座谈，在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新形势的基础上，就如何打好“讨茅战役”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 充分认识当前囯内外阶级敌人特别是西化卖国集团，千方百计拼命搞乱中国以便混水摸鱼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尖锐性，把反对西化卖国集团妄图在十八大之前乘乱夺权，作为当前特别紧要的“战役”来打。

　　[二] “大领导”最近在谈到改革的阻力时强调两点，“一是封建残余，一是文革遗毒”。

　　茅于轼、辛子陵、秦晓等人的疯狂言行，显然与此有內在联系。因此，“讨茅战役”实质上是同西化卖国集团生死决战的突破口，这一仗务必要打胜。

　　[三] 要先将茅于轼、秦晓等十大汉奸的卖国罪证公布于众，集中力量进行批判、声讨、公诉，使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四] 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往往是由突发事件引起的，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这类事件的充分准备。

　　[五] 对西化卖国集团的后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剥夺、欺压我国的罪行，要联系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进行更集中、系统地揭露、批判和声讨。

　　[六] 坚决批判和纠正对西化卖国集团釆取姑息、退让态度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七] 对吴邦国同志提出“五不搞”；陈奎元同志强调要信仰马克思主义等等，要给予肯定和支持。

　　[八] 对重庆模式，应当用更大的力量进行调研总结、宣传推广，并在实践中继续推动复兴社会主义的进程。

　　[九] 在对错误、反动理论观点进行更全面、彻底批判的基础上，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新的实践，提出今天形势条件下的新的理论观点。

　　[十] 把“唤起工农千百万”，作为我们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来源: 综合▲◆★●■☆


“近亲繁殖”的中国外交部：逐渐成为金龟族的大本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1459

   2011-5-28： 一直以来，外交部“近亲繁殖”严重，夫妻档多，素有“家天下”的感觉；也有人称之为“金龟族大本营”——翁婿同为外交官的可以数出一大串。“近亲繁殖”实有不得已的特定原因。

　   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戴秉国，是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的女婿；

　　前外交部副部长、部党委书记王光亚，是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女婿；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是前驻挪威、赞比亚、瑞典、新西兰大使秦力真的女婿；

　　前外交部副部长、现国台办主任王毅，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前中国裁军大使钱嘉东的女婿；

　　前驻英国大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外委副主任马振岗，是前驻伊拉克、瑞士、越南大使陈志方的女婿；

　　前面提到的刘结一，是前驻比利时、日本大使章曙的女婿。

　　中国外交界的父子（女）外交官、夫妇外交官更是比比皆是。刘结一与章启月，就是这样的夫妻档。在共和国迄今近900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共有吴建民和施燕华、王光亚和丛军等9对伉俪，2008年曾有人预言，刘结一外放出任大使已不远，“第10对伉俪大使便是刘结一和章启月”。只是没想到，刘结一调到中联部当副部长去了。

　　曾有人抨击这种“近亲繁殖”现象为任人唯亲，但业内有人辩解说：外交部情况特殊，“近亲繁殖”实有不得已的特定原因：

　　外交部规定：外交官在国内工作最多五年，就必须到国外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国内干一段，然后再出去，所以每个外交官的工作生涯中至少有三次出国常驻的经历，这意味著个人的生活必然被打乱成几个部分。试想，当一个年轻人22、23岁刚参加工作，正准备恋爱、成家时，就被派出国四年，恋爱对象还能坚守著这份感情痴等吗？成家了，孩子还小，长辈已老，又该出国了，等于把一切家庭负担扔给了另一半。所以外交官和军人一样都是“爱情难以光顾的角落”，军人至少在法律上有军婚受保护的条款，而外交官前脚出国、后院起火的现象太常见了。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规定纸有二秘（副处级）以上才能带家属，后来才放宽。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官找外交官就可以理解了。瞭解外交部情况的人说，不但一个司裡夫妻档很常见，一个处裡甚至同一个办公室的夫妻档都有——两人学同一个小语种，不在管同一个地方的部门当同事又能怎麽办？

　　另一方面，不像别的部委，通过和地方和其他部门的交流调配干部、或者上面的政治任命等，从外部输入“新鲜血液”，而外交部只能从内部层层培养，级级选拔，最多和中联部交流干部，外长人选严格的从外交系统挑选，这更是加剧了“近亲繁殖”。来源: 明镜网  ▲◆★●■☆


中国富人的下一站是离开中国吗？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05&postID=18863

    2011-05-23： 中国市场遍地黄金的岁月正在褪色。在过去30年里赚到巨额财富的高净值中国人群，正在忙着离开这个国家。

　　今日(4月20日)早间，由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高净值人群)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相关报道详见“招行：中国富人境外投资移民迅速增加” “招行：中国富人房地产投资热情降温”)。

　　报告显示，中国人的财富还在增长，富人数量仍在膨胀。2010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高达62万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在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50万人，预计2011年高净值人士数量将达到59万人。

　　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考虑移民。其中，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受访者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一些数据大致可以印证这个调查：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到73%。而近来的新闻不断强化着一个事实，中国内地的富人已经成为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房地产市场上的大买家。

　　与此同时，富人开始收缩在国内房地产上的投资，纷纷转战海外。报告表示，促使这一人群考虑移民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

　　中国的移民热虽持续了好几年，回望过去却仅仅是发酵期。未来10年，财富向海外流动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这些可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人士，他们为什么会用脚投票？

     其实很简单，生活在这里很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生活环境实在是挺糟糕的。如果不在大城市生活的话，估计赚钱方面不会达到预期。但您要是在我们的大城市生活的话——前段时间网上有张对比图，美国华盛顿的天空碧蓝，但当地政府警告说今天的空气污染不适合大多人生活；另一张是北京雾蒙蒙的景色，图片说明是“轻微污染”。以本人走过数十个国家的经历来说，这不算是污蔑。美国大使馆上面有个空气质量监测器，每天他们报出来的污染指数都高于政府的预告，但我们这里甚至强力否认此事，认为那是在大使馆附近有工程的缘故。要知道，北京的使馆区已经算是良好的区域了。

     中华美食算是世界闻名，只是您现在还敢放心的吃什么？三聚氰胺、地沟油，以及无数你根本弄不清是什么的添加剂，要是拿个化学方面的学位还要组建一家实验室才能放心。但这个也不敢说真的放心，要是全都有农药残留以及其他什么，也不能活活儿饿死不是？

     好吧，这些都不算什么，毕竟我们这些年多少都有点百毒不侵的功夫随身，那是练出来的，但其他更要命的东西也在等着你。辛苦赚来的钱，眨眼之间就已经跟不上飞涨的房价或者油价，然后在这个信息已经很畅通的时代里我们发现，人家那里买个别墅的钱，我们这里只能买个好地段的厕所。如此这般之后，您还会发现自己的房子算是只有70年的使用权，按照现在拆迁的强度，以后到了时间要拆迁你的后人，恐怕就算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续集了。股市就更是不用多说，那就是圈钱的地方。

     如果一个国家里，不能有安全的生活环境、不能保证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即使这里有再多的机会，这些机会也就是供有能力的人取得离开这里的资格而已。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流失的可不止是人才，还有很多金钱也随之而去了。很多争取移民的人其实都很明白，自己在这里的成功不但是不稳定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成功到了一定程度，基本就是一只被养肥了的羊。

     人才、人才，首先应该是“人”才行，而对待一个“人”应该如何，相信是我们这里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人应该有很多权利、很多自由，保证了这些才能最大限度的留下人才。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活得不像是有尊严的“人”，尤其是看到了其实自己还有其他选择之后，那自然也就先去活出个人样来。这是必然的，也是悲哀的。▲◆★●■☆


养老，何时双轨到单轨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11年5月28日电／英国《金融时报》5月27日载文《养老，何时双轨到单轨》，摘要如下：

　　在人民网推出的2011年中国人最关注的十大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高居榜首，94%的网民认为：“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今年中国“两会”期间，部分委员也就改革“养老双轨制”向“两会”提案，“养老双轨制”凸显的权利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配不公平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近期媒体热议的主题。

　　所谓“养老双轨制”，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退休职工实行两套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其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享受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而来的单位退休金制度，个人无需缴费，各级财政承担退休人员的所有退休金，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的比例）为90%；企业职工则参加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企业与个人共同缴费，由养老保险基金承担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为59.2%。

双轨制从何而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适应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摆脱“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实现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轨，中国部分地区开始探索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福利依附性”最强的企业退休金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沿阵地。

　　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国国务院于1997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文件），统一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并将养老金替代率确定为58.5%,此后国发[2005]38号文件再将替代率调整为目前的59.2%。而时至今日，除部分地区积极探索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试点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退休金制度，并且在1993年之后反将退休金替代率从75%提高到90%，形成了“养老双轨制”格局。

可以说，“养老双轨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客观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体制改革进程不一，形成了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并且与之相适应的相关制度建设还没有到位；但主观原因则在于传统的福利依附观念作祟，单位保障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这种依附在身份上的特权，牢守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块“蛋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阻力。

双轨制有悖公平

　　“养老双轨制”政策直接导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在退休收入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一方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享受着由财政支付的、相当于退休前工资90%的退休金待遇，而企业职工则只能接受由企业和个人缴费形成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60%的养老金待遇，不考虑个人缴费部分，仅替代率差距就高达3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单位退休金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待遇调整机制以及在职人员工资增长机制不同步，在前期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增长率快于企业工资的前提，两套制度下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被进一步拉大。

　　尽管从2005年起国家7次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但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七连涨”而缩小，反而呈现出越拉越大的趋势，部分地区差距高达4倍，全国平均差距仍维持在2倍左右。

试点难突破

　　对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适时改革并完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十七大报告再次要求“促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为落实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2008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并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但是到目前为止，该项试点工作进展缓慢，试点政策至今还未正式实施。一项仅在5省市试点的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这么难，全面推进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谈何容易！

　　虽然当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依然存在某些技术性缺陷，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既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既得利益者，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着利益冲突。终结“养老双轨制”、推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仅是拿走别人手中的“蛋糕”，而且还要拿走自己的“蛋糕”，这更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勇气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