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会发生债务违约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3213

   2011-7-14：8月2日是美国国会提高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如果两党不能在此前达成一致，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随着期限的临近，最近几天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会两党领袖密集磋商，以期尽早达成共识。这场博弈目前还未见分晓，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两党将在期限前达成最终妥协，美国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不大。

　　违约事件曾有发生

　　美国国会给公共债务设置上限始于1917年，目的是为了能够定期检视政府的开支情况。事实上，提高债务上限并非新闻。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自1960年以来国会已经78次永久提高、临时延长或修改债务上限。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2月12日，债务上限升至目前的14.29万亿美元。

　　如果国会不能在8月2日前提高公共债务上限，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也就是说，届时美国将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或向债权人支付利息。

　　回顾历史，债务违约曾有发生。其中一次在1933年，此前美国政府财政与黄金直接挂钩。包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融资的债券在内，债券人都有权要求美国政府以黄金偿还。当时，无人怀疑“黄金偿付条款”的有效性。然而，罗斯福总统与国会认为，在当时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货币贬值对美国有利，他们还决定，拒绝以黄金偿还债务，而代之以贬值的纸币。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波洛克认为这是美国政府非常“明确”、“公开”的债务违约。

　　美国政府另一次小规模债务违约发生在1979年4、5月间，美国政府未及时偿还1.2亿到期债务，尽管这仅是当时债务总额很小部分，但美国政府在此后付出巨大的代价。据悉，此次违约源于技术问题，而非经济因素。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教授齐夫尼认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必然是两党间的政治角力。

　　一旦违约影响全球

　　马利兰大学教授莫里奇指出，债务违约将带来严重后果。他说：“如果是彻底违约，影响将及其广泛，全球金融系统可能重演2008年的混乱，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者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美国财长盖特纳在给国会领袖的一封信中说，债务违约可能推高利率。这是因为违约风险的存在，投资者需要更高的利率回报才愿意购买美国国债。而高利率将增加美国企业的借贷成本，进一步拖累已举步维艰的美国经济复苏。齐夫尼的研究表明，1979年的那场小规模债务违约造成利率升高0.6个百分点，美国政府为1.2亿美元的债务违约付出的代价是每年约50亿美元的额外利息支出。

　　其次，美国政府违约将严重损害国家信誉，打击投资者信心，造成国债贬值。盖特纳说，美国将永远无法重获债券市场“镀金”地位。一旦投资者大举从美国撤资，全球市场将形成新的金融海啸。

　　IMF副总裁利普斯基表示，美国债务违约将造成“非常严重和深远后果”。IMF表示，美国的债务增长不可持续，美国经济最大的政策挑战在于实施可持续和持久的财政整顿政策。IMF说，美国应迅速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对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

　　两党都不想背黑锅

　　尽管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理论上存在可能，但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目前，两党相持不下的是通过削减预算还是增税来解决预算问题。争论的背后事实上是政治利益的角逐，最终的目标则是2012年大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12日抛出一项所谓“备选计划”，表面上是为避免两党谈判破裂导致联邦政府债务违约，实际上却是在帮助共和党在这场赌注极高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据该计划，国会将通过立法授权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年底前分三次要求国会提高债务上限，国会可以拒绝这一请求，但奥巴马随后可以动用总统否决权否决国会的决议。这实际上是给了奥巴马无限制提高债务上限的权力。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麦康奈尔这么做其目的首先是向选民证明，共和党不愿看到政府债务违约，并为此作出了重大让步；其次，迫使民主党承担提高债务上限的全部责任和后果，包括选民的不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选民特别是保守派选民，反对提高债务上限。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指责麦康奈尔以牺牲共和党削减开支的政策目标为代价换取政治加分。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巴科斯说，看起来像是一场危机，但这不是危机。美国与现在的希腊、10年前的阿根廷（两者均经历了债务危机）情况不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事件，一场意在下次大选的政治争夺。

　　美利坚大学教授卢布林指出，两党在博弈的同时，都小心翼翼，不想背上破坏谈判导致债务违约的黑锅，卢布林认为，就像以前历次谈判一样，两党最终将在期限前达成一致。来源: 解放日报▲◆★●■☆


“精神懈怠”是改革大敌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detail_2011_07/14/7678180_0.shtml

2011年07月14日 来源：人民日报

“精神懈怠”是改革大敌（人民观点·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②）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历经三大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穿越90年激流险滩，行走在一段相对开阔平静的水域。枪林弹雨的考验已成往事，筚路蓝缕的建设写入历史，但是，新的航程中，风险与挑战并未减少。正如先哲所言：“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危险。我们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要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未来不到40年时间里带进现代化。巨大的社会转型隘口，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如何克服倦怠情绪保持旺盛斗志，以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在深化改革中不断闯关夺隘，历史的责任就这样现实地摆到我们面前。

中等收入的“拉美陷阱”，以权力支撑财富的“西班牙幻影”，创新乏力的“日韩困境”……当改革从“摸石头”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关键期，如果不能顺利转型乘势而上，就可能不进则退，失去发展的机遇，陷入长期的停滞。反观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的躺在功劳簿上当“太平官”，患得患失不敢改革；有的面对风险难题当“葫芦官”，畏首畏尾不愿改革。民谚为之画像：“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群众讥之为“庸官”，讽之为“昏官”，既责其尸位素餐，更忧其贻误发展。

“政怠宦成”，或因既往成就遮住了视线，或因既定格局缚住了手脚，更深层的原因，是囿于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利益不断分化，主体日益多元，诉求日趋多样。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政务、财务透明化到收入分配合理化，很多改革必然触动个别利益、涉及深层利益，带来阵痛甚至风险。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面对大有可为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要求，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永久奋斗的朝气，才能打破利益的樊笼，克服前进的阻力。假如让精神在利益的温床上懈怠下去，只会滋生暮气、惰气甚至邪气。

对于可能出现的骄逸和懈怠，我们党始终高度警惕。从毛泽东同志勉励全党“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要有“一股子气呀、劲呀”。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是一个决意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政党必须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曾开出根治“精神懈怠”的药方。1945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发出周期率的警思：“大凡初时聚精会神，……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60多年前，我们党曾将夺取全国政权喻为“进京赶考”。今天，历史条件变化了，“赶考”的精神没有过时。靠人民的监督警示自己，以人民的期待鞭策自己，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以百倍的勇气推进改革大业，以振奋的精神赢得未来。▲◆★●■☆


南海危机中的中美对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3163

   2011-7-13： 面对美国与区内邻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一方面要展现不畏霸权压力，不惧战争和不屈不挠的血性；另一方面，也要以积极协商的政治策略和机制，力图将战争的风险化解。这是目前应对南海危局，中国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南海危机再次将中美推向正面对弈的格局。然而历史证明，在应对危机的思维判断、策略触点和处理方式中，政治家、政客与职业军人的传统考量却是不尽相同的。

　　政治家通常具有历史的洞察与深邃，及着眼于宏观、应对全局的智慧，他们的判断与决策往往是冷静的、审慎的和注重双赢的。例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和尼克松。前者以新政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拯救了美国的萧条经济，并最终奠定了结束二次大战，而开启冷战的战略均势的格局；后者则富有预见性地推动了与东方未来强国—中国的建交活动。

　　美国政客操弄南海争端

　　政客往往是虚伪、冷酷和短视的，他们属于短期政治利益驱动型的狂热动物。他们的着眼点通常是一些浅薄的政治声望，为拉选票，煽动民粹，哗众取宠。就如同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唯恐天下不乱，说一套做一套（在中美战略对话时说什么“战略互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背后却鼓捣“中国威胁论”，极尽挑衅之能事），总爱在一些敏感的地点、时间和问题上，挑衅中国人民的主权利益，如东海问题、南海危机。

　　职业军人是国家的国防力量和战争机器，如果一国随意开启战端，或是入侵他国，他们就是战争的工具。所以，在他们记忆深处烙刻着挥之不去的战争创痛。战争对他们而言只是政治妥协与谈判破裂后，最终不得不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极端方式。因此，对于军人而言，能不走到这一步，就最好尽量避免。就如美国前任防长盖茨，总是暗示“美国不视中国为威胁，不想压制中国，不想过分刺激中国，不想卷入危机冲突”等等。如果这是他真实的想法，那真不失为智慧之言和明智之举。因为，今天的中国如同冉冉上升的朝阳，已非昔日可比。

　　遗憾的是，军队和武备往往掌控操弄在一些虚伪政客的手里，如果国家的首脑没有足够的胸怀与智慧，而他们又肆意操弄，那么战争危机就不可避免。就如同二战时日本的一些超级战犯，发动侵华战争，犯下反人类暴行，最终受到国际审判，遗臭万年。

南海危机再次将中美推向正面对弈的格局

　　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国与国发生摩擦，冲突即将降临之时，政客是最危险的。因为启动战争的按钮往往掌握在那班狂热好战政客的手里。处于被侵害主权利益的国家，一方面要展现不畏霸权压力，不惧战争和不屈不挠的血性；另一方面，也要以积极协商的政治策略和机制，力图将战争的风险化解。这也是目前应对南海危局，中国政治家们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对美国而言，由于2008全球金融海啸危机影响深远，美国的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平衡短期难以重建，且本世纪初美国发动了持续7年的伊拉克战争和超过10年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不仅牺牲了成千上万年轻的生命，也大量消耗美国的经济元气，更加剧美国财政破产的风险（国家运转已靠债务链维系，国债上限突破14.3万亿美元，超过GDP110%，财赤超过GDP10%），失业率也持续高企9.1%，经济增长乏力，一季度仅1.8%。美国的经济早已千疮百孔，面临滞胀和衰退的风险，维持帝国的美梦难有强大的经济后援。今天美国已无当年的实力，加之其有50年代朝鲜战争和60年代越南战争的阴影，面对南海的争端，美国将会尽量避免直接卷入与中国的正面冲突。但美国会运用挑唆、离间、煽风点火的伎俩，激化当事国的摩擦，或是作出点姿态状的军事后援，收点保护费，并从中渔利。因此，如今南海问题陷入复杂的局面，若是继续维持现状或是任由周边邻国挑衅发展，将会形成对中国领海疆域事实上的侵占与战略封堵格局，对中国极为不利。

　　对中国而言，多年来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反助长了越南、菲律宾等邻国侵占蚕食我领海岛礁主权的贪欲。加之美国的背后撑腰，更掀起连续不断的挑衅行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武装冲突将不可避免。如果发生局部战争，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持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超过1.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可能会受到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与制裁。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与中国正面冲突，将对美国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因此，战争不可能独赢，只可能双输，有关方面应保持克制，尽力避免。

　　两手准备应对危机

　　但面对美国与区内邻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也不能一再迁就忍让，应对有关国家提出更严厉的警告，敦促他们回到谈判桌。区内有关国家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商机制，应着眼于合作开发大局，化解分歧，从国际法的角度确立维护中国领海主权权益，消除领海主权争端。海洋战略关乎中国未来崛起，东海与南海主权争端都应尽早解决。南海主权不能再搁置争议，应将其提上战略议程，加快推进实施我国海洋安全战略，建立法律与战略防御准备，从国际法的角度构建好我国未来领海主权不受侵犯的安全格局。

　　首先，要积极启动和构建新形势下我国领海主权国际法律准备与行动，应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历史，遵循法律，维护、保障我国领海岛礁主权。

　　第二，要加强国际社会对有关挑衅国家的法律与经济约束，加强区域战略联盟合作机制对美国的制衡，以牵制美国对南海争端的进一步介入，否则只会使事态更复杂，导致区内火药味更浓。

　　第三，对南海争端区域及经济专属区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通过协商谈判机制确立合作各方可接受的模式，由区内有关国家共同合作开发利用。应避免单方面联手非争议国家介入，而使事态复杂化。

　　第四，进一步深化同欧盟主要成员国的经贸合作，逐步降低美国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如果有关各国和美国不理会中国的诚意，一意孤行，最终挑起战火，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来源: 文汇报▲◆★●■☆


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骑虎难下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3170

    2011-7-13：  2011年7月11日，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在 “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广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因为广东在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必然导致未来的重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广东提出这样的申请是为广东的长远未来着想。据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0-14岁人口比例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按照国际标准，0-14岁人口比例低于18%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严重少子化”。广东像全国一样，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这就意味着包括广东在内的未来中国年轻人口将急剧减少，随之面临重老龄化危机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再推迟再犹豫了。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梁中堂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到1.5之间，美籍华裔科学家易富贤估计在1.4左右或以下，北大学者李建新、郭志刚等亦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按照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被称为“超低生育率”，是最危险的低生育率水平。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忧心忡忡的表示：“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

　　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计生委放开口子，放开二胎，再接着放开生育，那整个计划生育部门和计生委主任李斌就要失业了。如果不放开，面对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严峻低生育率形势，面对正在进行的民工荒、年轻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如果计生委为了部门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就会成为千夫所指和历史唾骂的对象。显然，计生委在坚持过去的人口政策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只有靠宣传中国人口多、负担重、生育率反弹等人口恐怖理论来维持部门利益了。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也只有1.33，计生委却一直宣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8。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2005年时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这意味着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需要增加0.6244亿人口（13.7 - 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万。但统计公报显示2006-2010年每年增长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672万、626万人，仅为预期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稳定在1.8，而是远低于1.8。虽然计生委的“宣称”、“宣传”一再被现实否定和被反对者揭露批评，但为了维持人口政策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如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极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和思潮的冲击，加之中国对民生的投入低下和高物价高房价等因素，中国必然走向超低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必然要结束，计生委这个部门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哪个部门愿意被取消？当这个“神”不愿意走的时候，当这个“神”千方百计要挽留自己的时候，中国人口政策必然僵持难下，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也一再错失，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也越来越危险。

　　其实，计生委没有必要这样死坚持过去，鼓励生育也有计生委的饭碗嘛！要养活计划生育这个部门的人，中国要么计划生育，要么鼓励生育让他们“转行”，否则就没有这些人的活干，也就没有他们的饭碗了。如果鼓励生育，性别比失衡问题就会立即开始缓解，由超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危机也有一定的缓解，计生委既保住了饭碗又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未来干了好事实事，利国利民也利己，是“三赢”的好选择。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宣传了几十年的人口多的不好和少生孩子的好处，让他们突然转而宣传多生孩子的好，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过去的颜面嘛？再者说来，由于几十年来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从小学生到国家领导人都已经认为人口少好、少生孩子好，要转变思想也很艰巨。如果渐变，计划生育部门必然有一段时间失业，所以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不能选择渐变，最好是突变，直接由计划生育过渡到鼓励生育，中间尽量不要有间隔。这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很难做到，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根本做不到，所以只有尽量坚持不变。但形势逼人，不变又不行，这就难了。

　　中国人口政策不变，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难”；如果渐变，就要由渐进失业变成正式失业；如果突变，可以平稳的保住饭碗，但计划生育部门做不到或根本没有这份力挽狂澜的爱国心和爱国勇气。如此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就骑虎难下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口是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能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大衰落。超低生育率是十分危险的，但现在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骑虎难下了，这才是现在中国最要命的危险。来源: 网易▲◆★●■☆


赖昌星称考虑结束动荡生涯 提出回国三条件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07/13/1415965.html

 2011-07-13： 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加拿大逃亡之路，已经十年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赖昌星在加拿大可以为所欲为，吃喝玩乐，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仍然是个逃犯，是一个有案子在身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首次在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面对我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自由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投石问路”

十年的官司几经起伏。现在，赖昌星的难民申请被拒，等待着第二次被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看得出，他颇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当然，按民间观点，凡事逢“十”常有变化，对赖昌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前妻曾明娜携带女儿赖真真，自愿回到中国，这是不是征兆？

曾明娜2009年5月初就悄然回国，此事一直没有被曝光，三个月后，笔者在专访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的时候，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曾明娜、赖真真已经回国，她们是自愿回去的，加拿大无意也不会继续关注曾明娜的案件，那个案件“结束了”。随后，外界才知道曾明娜母女回国的消息。

肯尼也主动表示，如果赖昌星要循此模式回中国，移民部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所有需要的帮助”。肯尼的谈话播出后，被全球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随后是英文媒体纷纷跟进，赖昌星送妻女回去“投石问路”，类似的标题俯拾皆是，“赖昌星回国之日近了”的猜测也甚嚣尘上。一时间，赖昌星再次成了新闻的焦点。

不过，赖昌星却对媒体玩起了“捉迷藏”，手机关闭，人无踪影。除了偶然与一家媒体的记者撞见，闲聊几句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其律师的安排下接受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采访，但谈的还是老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消毒”，怕“赖昌星想回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他的法庭程序和法官的心理。

到了秋天，赖昌星终于出面，接受笔者专访，谈了他逃亡十年的心路历程，也谈了他是否可能自愿回国的事情。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一些内容，大致可以勾画出他的想法轮廓。

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潜伏在加拿大的前一年多时间，赖昌星经常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加拿大被抓捕的瞬间，赖昌星有万念俱灰的消沉，“如果被遣返回去，肯定没命了”，他承认相当害怕。直到后来开始申请难民，从看守所出来，心情才慢慢平复。

赖昌星记忆犹新的是，他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好像杀人的重犯”，那时候的每一步移动，都觉得漫长沉重，他说自己还是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三年前的经历也让他难忘：可能被遣返回去的那一刻，移民部把机票都准备好了，在机场，赖昌星以头撞柱，血流如注，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赖昌星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简单而无修饰，但可以读到他“求生本能”的强烈，以及要活下去的简单目标。赖昌星是一个“惜命的人”，并非外界媒体描述的“亡命之徒”。

赖昌星曾经是福建首富，也是极尽奢华排场的人，甚至很嚣张。然而，十年的逃亡，显然消磨了他的锐气。他这样描述现在的想法：“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

见过赖昌星的人，都说在加拿大逃亡十年了，赖昌星还是“很土”，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精明。赖昌星的法律意识很强，对媒体报道也很在意。

赖昌星承认，自己来加拿大十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有找上门来要求合伙做生意的人，甚至从香港、纽约来的都有，好像他真的无所不能，可以“点石成金”。另一方面，也有温哥华的人抱怨说，赖昌星“骗了不少钱”。对此，赖昌星当然抵赖：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大手笔做生意?

无论在哪里，以赖昌星的性格，都不缺朋友。但长期回不了家乡还是让他惆怅。赖昌星说，虽然常在外面吃饭，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煮的地瓜咸鱼粥。现在，赖昌星还会很频繁地给老家打电话;老家出来人，他在温哥华会接待。但是，“跟远华的时代，就不能比了”。

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加拿大逃亡之路，已经十年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赖昌星在加拿大可以为所欲为，吃喝玩乐，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仍然是个逃犯，是一个有案子在身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首次在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面对我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自由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投石问路”

十年的官司几经起伏。现在，赖昌星的难民申请被拒，等待着第二次被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看得出，他颇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当然，按民间观点，凡事逢“十”常有变化，对赖昌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前妻曾明娜携带女儿赖真真，自愿回到中国，这是不是征兆？

曾明娜2009年5月初就悄然回国，此事一直没有被曝光，三个月后，笔者在专访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的时候，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曾明娜、赖真真已经回国，她们是自愿回去的，加拿大无意也不会继续关注曾明娜的案件，那个案件“结束了”。随后，外界才知道曾明娜母女回国的消息。

肯尼也主动表示，如果赖昌星要循此模式回中国，移民部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所有需要的帮助”。肯尼的谈话播出后，被全球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随后是英文媒体纷纷跟进，赖昌星送妻女回去“投石问路”，类似的标题俯拾皆是，“赖昌星回国之日近了”的猜测也甚嚣尘上。一时间，赖昌星再次成了新闻的焦点。

不过，赖昌星却对媒体玩起了“捉迷藏”，手机关闭，人无踪影。除了偶然与一家媒体的记者撞见，闲聊几句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其律师的安排下接受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采访，但谈的还是老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消毒”，怕“赖昌星想回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他的法庭程序和法官的心理。

到了秋天，赖昌星终于出面，接受笔者专访，谈了他逃亡十年的心路历程，也谈了他是否可能自愿回国的事情。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一些内容，大致可以勾画出他的想法轮廓。

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潜伏在加拿大的前一年多时间，赖昌星经常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加拿大被抓捕的瞬间，赖昌星有万念俱灰的消沉，“如果被遣返回去，肯定没命了”，他承认相当害怕。直到后来开始申请难民，从看守所出来，心情才慢慢平复。

赖昌星记忆犹新的是，他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好像杀人的重犯”，那时候的每一步移动，都觉得漫长沉重，他说自己还是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三年前的经历也让他难忘：可能被遣返回去的那一刻，移民部把机票都准备好了，在机场，赖昌星以头撞柱，血流如注，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赖昌星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简单而无修饰，但可以读到他“求生本能”的强烈，以及要活下去的简单目标。赖昌星是一个“惜命的人”，并非外界媒体描述的“亡命之徒”。

赖昌星曾经是福建首富，也是极尽奢华排场的人，甚至很嚣张。然而，十年的逃亡，显然消磨了他的锐气。他这样描述现在的想法：“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

见过赖昌星的人，都说在加拿大逃亡十年了，赖昌星还是“很土”，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精明。赖昌星的法律意识很强，对媒体报道也很在意。

赖昌星承认，自己来加拿大十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有找上门来要求合伙做生意的人，甚至从香港、纽约来的都有，好像他真的无所不能，可以“点石成金”。另一方面，也有温哥华的人抱怨说，赖昌星“骗了不少钱”。对此，赖昌星当然抵赖：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大手笔做生意?

无论在哪里，以赖昌星的性格，都不缺朋友。但长期回不了家乡还是让他惆怅。赖昌星说，虽然常在外面吃饭，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煮的地瓜咸鱼粥。现在，赖昌星还会很频繁地给老家打电话;老家出来人，他在温哥华会接待。但是，“跟远华的时代，就不能比了”。

提前回去，“可能性是存在的”

赖昌星十年孜孜以求的，是保住性命。在远华案最轰动的阶段，他只有一个想法：如何利用加拿大的法律，避免被遣送回去。开始纠缠的是死刑问题，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加拿大也接受，认为中方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是可靠的;接下来，赖昌星仍在设法逃避被遣返，几场官司下来，其辩护律师、加拿大最有名的所谓人权律师马塔斯也无法打赢，他只能利用不断上诉的程序，把案件往后拖;到了第二次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焦点集中在遣返后是否会在狱中受到虐待。十年来，外界情况不断变化着，善于观察形势的赖昌星开始考虑，是否回到中国面对官司，才是结束十年动荡生涯的最佳捷径。

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赖昌星流露出想家的心态。他并不讳言，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还是“畅通的”，直到这次曾明娜和赖真真自愿回国，外界开始看到，他心态转变并付诸实验。但用赖昌星的话说，“还是不大相信政府的承诺”，但事实是他相信了北京与曾明娜的协商，才会让母女踏上回国之途，他在这之后的低调，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巨大挣扎与矛盾。

在采访中，赖昌星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两个儿子也步赖真真的后尘回国。笔者问赖昌星：“目前你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司法程序。你现在到底是希望走完司法程序，还是在消除一些障碍之后，司法程序没有结束前也有可能回去?”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得小心谨慎：“可能性是存在的。”

笔者接下来问，“需要哪些条件，你才能放手一赌？”

赖昌星对此显然想了很久，他提出了三条：

◆其一，远华案主要涉案的官员，比如庄杨等人的公审档案能否公开，因为赖昌星一直咬定，巨额走私是当时体制漏洞的产物，他不是靠贿赂成事的;

◆其二，他希望远华公司骨干们的案子能够重新审视，因为他是主犯，其他人责任轻微;

◆其三，他希望专案组能够“换些人”。

赖昌星清楚知道，曾明娜先期回国，让他还有一丝与中国政府“协商”的空间。一旦自己真的遣返回去，手中再无任何“筹码”。

十年逃亡路，留给赖昌星颇多感慨。以前的采访中，他都认定自己的人生很精彩，大起大落，风光过了，折腾过了，赚回了本钱，能在加拿大留一天，就是赚一天。如今，他改换了口气：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赖昌星不愿承认是“赖在加拿大”，他的辩解是官司进程非他所能控制。但他知道，将近十年没有打赢的官司，把握已不是很大。所以他对自己在加拿大的未来憧憬是短期的——能打工的时候，希望可以打工做点事，明年争取交一点收入税。曾经走私达上千亿的赖昌星，如果真的交了税，还真有点讽刺的况味。

初冬的北京，迟延了4年的加拿大总理访华终于成行，哈珀的这次破冰之旅，给中加关系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此前中加关系不顺畅的原因中，赖昌星案件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与哈珀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仍然要求加方尽快遣返赖昌星，了结相关案件。针对中方的要求，加拿大总理首次在国际聚焦的场合，表明加拿大政府希望尽快遣返赖昌星。当然，政府无法插手司法程序，还要静待司法程序的完成。

中加关系的全面解冻，给中加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创造了相当乐观的前景。这些变化对赖昌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赖昌星知道，加拿大总理的表态极有可能加速案件的审理过程，让拖延达九年之久的赖案，走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