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买卖美国债能缓和南海局势？
http://www.iissbbs.com/viewthread.php?tid=324805&extra=page%3D2

　　近年来，只要美国国内一遇大事，美国人立马就会主动缓和中美关系，等危机一过，立刻就翻脸不认人，其两面性暴露无遗。美国债务危机最后一刻终于过关，化险为夷。但削减预算赤字并不能改变美国的财政状况，而作为最大的美债持有国，无论中国未来决定增持或是减持，都要面临着维持国有资产安全的“双重难题”。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美国成功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我们的处境仍不能说可以放松了。据美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持有的美债仍有1.1598万亿美元，仍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美国发生债务违约，中国必将遭受严重损失。美元国债市场目前共有9.3万亿美元未清偿国债，其中尽一半由国外投资者持有，几乎被中国和日本持有，等于是被美国债深度套牢，深陷美元陷阱。

　　就目前而言，值得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仍有两方面：

　　一方面上调债务上限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再度放松，持续开动的美元“印钞机”肯定会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届时，全球市场上的有色金属、煤炭、农副产品等物资的价格，将会大幅上扬，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美国务卿希拉里，上月底在印尼巴厘岛曾对中国外长表态说，美国对于南海主权争议，不持立场，无意卷入，其中无意使之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美国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措施。很明显，希拉里的这番讲话，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意思，这对于中国是有利的，也是我们期待的。这对菲律宾和越南来说是不利的，当中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美国不会因南海问题与中国发生冲突，自然也就不会为了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开战，菲、越两国不要误解信息，打错算盘。

　　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左右着美国经济，提高美国债上限，同样关系到奥巴马竞选下届总统的大事，所以，现在缓和局势也是美国人一贯的手段。此时继续与中国叫板，显然是吃错了药。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只要表现出一点抛售美国债的迹象，其本币对美元就会下跌，导致人民币升值，物价上涨。对此将不得不进入汇市干预，继续买入美元保护出口商品的利益。所以，即使知道这是美元陷阱，也不得不将自己的外汇继续投入到美国国债当中去。本币悄然升值，已经明显造成了通货膨胀。

　　那么最有实力购买美国新发国债的国家都是谁？我想绝不会是菲律宾、越南等国。孰轻孰重，美国人很清楚，奥巴马政府一定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放弃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一些国家，转而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这就不能不怪罪这些不断挑衅中国底线的国家。他们之所以敢在南海及其附近海域挑起争端，其原因就是借助了美国的力量。

　　殊不知，菲律宾、越南等国，一旦被老狼暂时抛开，自己有多少质量，是可以掂量出来的。不思得失与狼共舞，终究难逃被当猴耍的命，中国与美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也可考虑采用经济手段，打破美日在东海、南海妄想对中国形成的“包围圈”，合情合理。(梁三喜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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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家辉将使中美关系更难看
http://grass.chinaiiss.com/html/20118/4/wa541d.html

    2011-8-04 日前，罗家辉已经宣誓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在誓言后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心致力于推进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出任美驻华大使信心十足。

　　但是，青衫老祖始终对他出任这一职务不看好。自打他被提名美驻华大使，青衫老祖就评论曰《骆家辉使华是个坏消息》，而后，骆家辉在多个场合声明，自己是完全的美国人，一定会在对华关系中坚定不移的维护美国利益。这令许多对骆家辉使华寄予热情的中国人冷静下来，也为美国议会最终批准这一提名铺平了道路。

　　不管怎样，他都要如期而来。经过数月的观察，青衫老祖依然不看好骆家辉使华，尽管他认为他获准这一职位是光宗耀祖。我认为，他担当美驻华大使，将使中美关系更难看，而不是更好看。有三点理由：

　　一、他使华，并不能改变美国对华接触遏制政策。

　　美国对中国，外交部门多用“合作”一词，而军方喜欢用“接触”二字。其实，不论是接触也好，合作也好，背后的真实含义都是遏制。对美国而言，合作等于“劝降”。推进中美合作，就是劝说中国投降，向美国的霸权投降，向美国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投降，向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投降。你不投降，就是不“合作”。而中国是绝不会投降的，因此，每谈一次“合作”，无一例外的就紧跟着一次对抗。

　　与美国国务院相比，五角大楼更了解劝降中国的难度，因此，它不讲合作，而讲“接触”。所以要接触，实际就是“打探”，打探中国的战略意图、实际战争能力、战略底线，以便制定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应对策略。打探的方法有多种，高层互访是一种，美国军方高层领导人削尖脑袋，都要想办法到中国看看，尤其是看一下中国的杀手锏武器，如果这个看不到，就偷窥，派遣有人的、无人的侦察机到中国领海线附近转悠；再就是网络间谍，直接窃取中国的情报。因此，“接触”这个词用在这里，差不多就等于“战争准备”。因此，国际上许多国际观察家都不相信中美能够真正合作。美国对中国决不是真心的平等合作，“接触遏制”，接触，遏制；再接触、再遏制，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

　　骆家辉担当美国驻华大使，不会因其有一张“中国脸”就对中国网开一面，相反，他一定会按照他的誓言，坚定不移的维护美国利益。而这最重要的“试金石”，即看他是不是坚定不移的贯彻“接触遏制”政策。

　　二、骆家辉对华强硬将激起中国人民族情感的强烈反弹。

　　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品格，可以跟自己的兄弟斗，但是，遇到外侮的时候，斗的再凶的兄弟也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同御墙外之欺”。这一品格，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得到最好体现。一度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在抗日救国这一共同责任和理想面前，果断的站在一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政治基础。

　　由于这一品格在，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借助外部势力欺压中国人的“中国人”，他们把这类人称之为“汉奸”。对于这类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鄙视和反对。如汪精卫，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也反对，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骆家辉是美国人，中国人不会称他为汉奸。也不会像反对汪精卫那样反对他。但是，当他代表美国执行对华强硬政策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产生内心的酸楚。一个中国人的后代，怎么如此对待自己的祖国呢？这和当年的“还乡团”有什么两样呢？其结果，他将在中国民众当中失去最基本的信任。而一旦失去这样的信任，骆家辉的一切作为，都将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三、骆家辉终将成为“风箱中的耗子”。

　　一切源于他的“中国脸”。虽然美国以移民国家自居，但是，骨子里仍然以白人为美国正统。美国国会必将以更加挑剔的眼光来监督、观察骆家辉的作为，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忠诚”方面的质疑，这将迫使骆家辉采取比洪博培更强硬的工作态度；而一旦过分强硬，则必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弹，这又会迫使他在对华问题上谨言慎行。

　　这样一种“风箱中的耗子——两头受气”的困境，将使骆家辉最终难有大的作为，很可能如同跳绳游戏，在两个团队共同摇动的跳绳中间跳来跳去，一会儿跳这边，一会跳那边，终究无法跳出那个圈圈。（青衫老祖）▲◆★●■☆


两岸学者构想如何“共同”协防南海 台湾军方回应
http://mil.chinaiiss.com/html/20118/7/a3dfec.html

2011-8-07    两岸学者共同撰写报告构想如何“共同”协防南海

　　据台湾《旺报》报道，在台海两岸关系缓和之际，针对两岸在南海军事合作问题，根据两岸学者共同撰写《2010年南海地区形势评估报告》指出，“大陆将积极争取台湾的支持”，但“美国国防专家对此表示疑虑”。

　　该《报告》称，大陆与美国在南海的“角力”，也集中在东盟非声索国的争取。新加坡、印尼、泰国将会支持美国，柬埔寨、老挝、缅甸会采取中立。声索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则私下欢迎美国介入平衡大陆在南海的“军事扩张”。

　　介于上述现状，“大陆将积极争取台湾的支持”，至少使台湾维持中立，并希望见到“台湾对美国在南海强势作为表示不满”。《报告》还认为，大陆也希望形塑出两岸在南海共同合作的印象，借以牵制其它声索国与美国。所以，大陆将努力排除美国介入南海事务，宣传只能由声索国自行解决争端。

　　在中美针对南海“角力”之后，2010年9月号香港《镜报》报道，部分大陆解放军将领的想法，“应当借用太平岛地基，在旁边填海造一个新太平岛，然后建一个军民两用的大型机场，成为开发南海，维护南海主权的重大基地”。

　　同时，大陆部分将领也希望太平岛的台军与解放军，“共同”协防南海，一但有事，台军可以给予大陆方面后勤补给的便利。

　　针对《镜报》的提议，当时由台“新闻局长”江启臣重申，“南海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立场，他也表示，“不会损及主权，也不致引起争端的共同开发构想，会考量参与”。

　　对此，《报告》认为，“这实际上是回避两岸军事合作的问题”，但是，台湾有部分退役将领与学者专家，是支持两岸在南海的军事合作。不过，《报告》也说，“此建议并非台湾普遍看法”。

　　不仅如此，美国国防安全问题专家葛莱仪也对两岸在南海军事合作建议，充满怀疑。葛莱仪在2010年访台表示，台湾了解此事的敏感度，在军事作为上一直不够积极，他对台海两岸在南海军事合作是“充满疑虑”。葛莱仪认为，台海两岸在南海的合作，“不宜由军事面向切入”。

　　《报告》同时指出，厦门大学学者李鹏建议，两岸在南海的合作，“不一定非要两岸达成政治和军事互信后再进行，可以从功能性合作开始，比如共同开发油气、捕鱼、打击走私等”。他认为，“这较为务实可行”。▲◆★●■☆


解体20年，前苏联人的反思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042

    2011-8-7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最近，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俄语版对6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了采访，从他们的回答中，网民可以了解到苏联解体给6个前苏联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且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至今还影响他们的生活、思想和人生。

　　（一）拉脱维亚

　　伊利亚.盖勒奇科夫，经济学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商“Dzintars”的总裁。这种存在至今的苏联企业在拉脱维亚已经十分少见。

　　在苏联时期，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完全有保障的，他们有房子住，有工作。虽然吃住条件不如今天好，但是人们始终在微笑。普通人在这个一切都是“共有的”的环境中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如果你问我，想不想过回那种生活，我会回答：不想。对于有工作热情的人来说那种生活是有束缚作用的。我作为一名领导者没有任何自由。为了给工人发可观的薪水我打破了原有的一切制度。而当我拥有了自由，当我们可以自己支付聘请外国专家的费用时，我想我对这种现状是满意的。

　　雅尼斯.吉布勒斯，生于1958年1月。曾是卡尔加里冬奥会雪橇项目的冠军。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独立后的拉脱维亚的第一位旗手。现在他是一名教练。

　　毫无疑问，这是两个时代，两种体制。其中存在很大的区别。在苏联时期，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运动员都不需要考虑太多——体制就是如此。众所周知的是，私有经济是不允许存在的。如果你取得了什么成就，那么你会得到一笔工资。虽然这是很小的一笔钱，但是维持生活已经足够了，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

　　现在我们有自由的市场经济、开放的贸易口岸——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都要通过竞争，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时代。在国家、经济、日常生活和人本身等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

　　以前一切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简单得多、人性得多，彼此之间更加理解、尊重。

　　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有很多缺失。那些上层的人比较幸运，但他们已经不再考虑社会底层的人。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也看不到这个社会的上层。以前没有的那种对金钱和权利的渴望在现代人的身上统统体现了出来。一切成果与智慧不再属于集体。我们陷入自私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

　　里纳斯.卡乌别斯，生于1974年9月1号，摇滚乐队“头脑风暴”的队长和主唱。

　　我今年36岁，20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数字。这36年的美好生活我是在我的祖国度过的——虽然是苏联和拉脱维亚两种不同的政体。说实话，不管是苏联时期还是拉脱维亚政府时期我都觉得很好，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给予我很多关怀和爱护的家庭。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音乐。

　　童年时期我很喜欢看卡通片，正是那时我萌生了对音乐的热爱。我尤其想要感谢那些苏联时期卡通片的制作者，是这些卡通片教会我理解音乐并且成为了我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我习惯称之为“来自东方的影响”。

　　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盘“Depeche　Mode”（著名英国乐队）的磁带。应当承认的是，他们的歌曲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革命。过了几个月我就成立了“头脑风暴”，这个乐队一直存在至今。我把它称之为“来自西方的影响”。

　　你们肯定注意到了，我没有提及任何当时和延伸到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问题，因为对我而言这些并不重要，只要你的周围有爱你、支持你的人，你就能完成你的梦想。

　　（二）爱沙尼亚

　　安德烈.布斯杜斯马，导演，自2002年起于莫斯科学习，执导过六部电影和两部系列片。

　　1991年时我在塔林，就读于戏剧学院二年级。后来和同事还有朋友谈论到这个话题我才明白，当时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院和我们在读学生的身份，我们早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就算是活着，我们也会成为暴徒。

　　当时的国家乱成一团，人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消失了：没有钱，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没有。当时在爱沙尼亚强盗横行，杀人案频发。

　　要说什么发生了改变，我相信首先是所有人都有了选择的权利，这给了你自我发展的可能性，进而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在这方面情况是变好了。

　　而变糟糕的是，思想贫瘠的人变多了。也就是说那时人的麻木的个性也带到了今天。我们永远把金钱放在首位，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失去了自我。

　　在90年代有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现今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我认为，人们现在所处的境遇比那时要更加糟糕和贫穷。

　　奥利加.加拉加诺娃，从事私营生意。

　　1991时我9岁，关于那段时期我记得很多。我觉得苏联解体没有输赢之说。在出现抗议呼声的时候苏联已经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国家，所以苏联解体也是自然而然的。

　　我唯一能够说的是，所谓输了的人，是那些不能适应自由的爱沙尼亚的新体制和接受苏联解体这个事实的人。

　　我那时年纪太小，以至于记不清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我的父亲陷入了不能再从事商业活动的困境中。但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且从大学毕业，从事私营生意。现在我在休产假，同时教育自己的孩子。

　　20年过去了，我认为欧洲和俄罗斯还会有世界支配权之争。说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最终能够明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同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维多利亚.费奥多洛夫娜，语言文学博士，网络刊物“俄罗斯之窗”主编。

　　我出生成长于塔林，199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我曾是一名共和国体制下的学生，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员。

　　这场巨大的变革影响到了方方面面，国内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

　　在1990年末我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留在莫斯科继续研究生的学业。我的女儿就出生在莫斯科。1999年我们才回到了塔林。办理手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能得到爱沙尼亚国籍，因为我的妈妈1937年出生在爱沙尼亚。

　　当然，在我回国的时候我的祖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大众媒体、社会结构和形态、以及在那里生活工作的人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目前在爱沙尼亚没有说俄语的电视频道，没有每日出版的刊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很难找到工作。

　　今后我能否不掩盖我是一个俄罗斯人的事实而留在自己的祖国，留在爱沙尼亚？我的孩子能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语（俄语）学习？现在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答。

　　（三）立陶宛

　　Tadeusz　Guretsky塔杰杜斯.古列斯基，26岁，以前是一名教师，现在经营一家为金属加工提供技术设备的企业。

　　1991年时我7岁。说道学生时代，我不得不说那时的生活非常艰难。后来我工作了，但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所以得到的工资缴税之后还是不够花。

　　后来一切开始步入正轨，工作生活条件都变好了，尤其是经济复苏时期。我是在2006年底开始经商的。我为他人工作，看到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效益，但我的薪水只有那么一点，我就在想，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工呢？和我的家人商量过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在苏联时期这种想法是被禁止的，但是那时每个人都有工作和工资。现今的市场中有更多的商机。为了达到目标需要向市场投放更多的流动资金。以前一切都是公有的，而现在则是分散的。也曾经有人邀请我去国外工作，但我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不想放弃它。另外，我的家人朋友都在立陶宛。既然我选择了创业，那么我就会坚持下去。

　　斯达尼斯拉瓦斯.雅吉马维丘斯，52岁，劳动保障顾问。他的家庭在立陶宛加入苏联后被驱逐出境，斯大林逝世后被允许回国。他就出生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开始的几年我很难找到有稳定的薪水的工作。后来我明白了，要在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寻找工作。

　　我从事社会保障的工作。在苏联时期有经验的人工作是有保障的。这条原则现在依然适用。

　　但年轻一代耐不住等待。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什么并且坚信，如果明天找不到一份月收入5000欧元的工作，那就意味着失败。他们担心自己没有房子、买不起车、还不起贷款。但实际是，他们越想加快脚步，他们反而前进得越慢。

　　那些拥有较好的专业的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应用到现今的市场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往往是令人满意的。

　　机会当然有很多，但机会并不能代表一切。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灵活的思维和创新的能力，这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都是通用的。怎么利用它们来获得成功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叶琳娜.康妮兹卡娅，俄语教研室副主任，维尔纽斯国立大学人文科学博士。曾被授予斯洛文尼亚的最高荣誉功勋勋章。

　　如果我在苏联解体后出生，首先，我不可能在立陶宛的俄语小学里完成学业。其次，我不可能作为本国人进入莫斯科大学，聆听当时最杰出的学者的讲座，也就不可能后来回到维尔纽斯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妈妈当时已经在俄语学校工作了40年，但在苏联解体那年她通过了立陶宛语的考试，上了年纪的她居然又找到了工作。至于我的女儿，她出生在莫斯科，拥有维尔纽斯大学和华沙大学的双文凭。在整个欧洲这个大环境中她生活得自由舒适。所以说苏联解体让所有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这是这场社会变革带给我们的好处。

　　让我有些担忧的是，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角度上看，现在有些人被自由冲昏了头，这样的人在政府中也有，他们的想法足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我的工作和学生息息相关，现在有天赋有能力的年轻人开始大批移民国外，他们要在只要不是立陶宛的地方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开始明白：立陶宛的未来是不乐观的，因为失去了有创造力的高智商的力量。

　　（四）格鲁吉亚

　　维多利亚.多德莉亚，26岁，美国环境监测发展署格鲁吉亚项目助理。

　　1991年的时候我7岁，但我对那个时期有着很深刻的记忆。在格鲁吉亚发生了内战。我记得那时的害怕、枪声和食物紧缺的状况。当时我们不得不点着蜡烛上课。

　　我出生在苏联，但成长在一个新的社会。这是摆在我面前的既成的事实。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维持现状。我可以算是这场是会变革的受益人。

　　由于苏联解体人民选择了自由。对于我个人而言拥有完全的自由，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我愿意为这样一个自由文明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你很难想象，当时我被禁止出行，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被限制。对我而言苏联时期的那段历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现在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人都会英语、电脑、网络，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帮助人们互相靠近。我完成了学业并且去过了美国和欧洲。

　　说到前苏联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20年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巨变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改善国家关系之路漫长而艰难。

　　尤里.米其朵夫，60岁，摄影师，曾经与著名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一起工作。

　　我很难忘记1991年的1月。那时南奥塞梯开始了战争，我和BBC的同事一起去了前线茨欣瓦利（南奥塞梯首府）。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的可怕面目：被摧毁的房屋，居民们惊慌失措的表情，战壕中饥寒交迫但仍在顽强抵抗的警察。过了11个月我又在我的家乡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目睹了枪击事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比那时要好的多，但穷困潦倒的人也比那时要多得多。

　　我算不上是幸运的人，因为灾难就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边。就算是后来道路重新修好，建筑重新粉刷，也无法掩盖我心中的阴影。

　　苏联自己断送了自己，而我们似乎从来都不属于它。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所经历的，和当年在半封建社会建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历程如出一辙，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我希望格鲁吉亚可以成为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国家。我现在的工作和青少年有关。我教授摄影艺术和其他艺术科目。艺术的原理和人类的存在是息息相关的。我认为我的工作很重要，因为我在传播自由的种子。

　　（五）亚美尼亚

　　鲁宾.木拉加，36岁，程序设计员。

　　对我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是最好的时代，那时我就读于埃里温物理学院，沉迷于文学和程序设计。

　　正是这样苏联解体对我而言反而是一件好事。苏联的解体让我有机会成为炙手可热的人才。因为当时的程序员已经习惯于苏联时期使用的电脑，而对于现代化的的信息技术和系统一窍不通。

　　实话说，我觉得苏联不能简单的用“好”或者“坏”来评价，用它们来形容这个国家都不太恰当。当时国家的制度变得低效而且不合理。这正是苏联解体的先决条件。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一起喝啤酒。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后我的父亲抱怨说，啤酒的味道不好。他年轻的时候啤酒味道很好，海鲜也更鲜美。那时我忍住没有说，不是啤酒有问题，而是您，我亲爱的爸爸，您已经老了。

　　但从那一次我就明白了，人们对苏联所持的态度和年龄是有关系的。那些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在苏联时期度过的人，更容易怀念过去的日子。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对于苏联的记忆已经所剩无几。

　　我们这一代没有见到过当年的建设场面，没有体验过便宜的飞机票，没有经历过阿富汗战争，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平静，但是稳定。我们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了。

　　纳弗拉德.米尔郭年，35岁，社会学家。

　　我记得很特别的一个细节，我们在天鹅湖（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中心的景观湖）举行了一个毁掉红领巾的仪式。

　　我并不是一名反苏维埃人士，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亲俄派。除此之外，我当时就读于埃里温的一所俄语学校。但是我有民族思想，呼吁民族独立和统一。我开始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感兴趣，而在这之前我对这个领域毫无涉足。

　　1988年时我们就住在共和国广场附近，我看到苏联的士兵和装甲车，在军队进入埃里温时大家都人心惶惶。我也亲眼见证了那时亚美尼亚民兵在冲突中牺牲。

　　在那时的我看来，苏联解体可不是什么好事。亚美尼亚由于苏联的解体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个体。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是获益了的，因为我们开始学习自己的语言，我的孩子们很好的掌握了自己的语言。另外，我们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亚美尼亚人了。

　　但是我对苏联的记忆并不是负面消极的。我有一个幸福的苏联童年，那时我是一名少先队员，同时还是班长……

　　要让我指出这些年的变化，准确的说，生活在变好的同时，有些东西也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萌芽。

　　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不会再有“东欧新生国”、“后苏联时代国家”这种陈词滥调出现，但同时又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问题，社会冲突仍然存在。

　　阿尔谢.卡拉别加，37岁，建筑设计师。

　　完全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1988年2月20日的第一届卡拉巴赫会议。到现在我还记得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那种激动的心情。

　　我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但是很难不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后来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参与到了这次事件中。我的父母虽然有所顾虑，但还是在思考和决定上给予我完全的自由。现在只要想到，我们的孩子从历史课本上学到的事件，我们曾经经历过，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在我心中亚美尼亚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当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虽然属于苏联，但那是亚美尼亚人自己的国家。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国家没有在这场变革中分崩离析。现在是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承担国家责任的时刻了。

　　但是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自由的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这是我的很多朋友亲人移居国外的原因。

　　（六）阿塞拜疆

　　哈吉扎.伊斯麦洛娃，34岁，广播电台记者。

　　当时我15岁，是一名学生，但是我试图看清事情的本质。我下课以后去参加地方会议，组织地下青年组织，故意破坏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我和我的朋友把全民公决的通知直接扔到了垃圾堆里（这些通知都是由我们学生来发放的）。我们还在墙上写反苏联口号，挨家挨户的敲门怂恿人们抵制全民公决。

　　在1990年这种怨恨终于爆发了出来，我们开始抵制俄语。甚至那些在俄语学校上学的学生也开始拒绝使用入侵者的语言——这种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但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是结束。苏联解体使得各地不断爆发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失去了亲人和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的童年是在难民营中度过的。对我们而言冲突平息才意味着胜利。

　　现在独立的阿塞拜疆被专制统治占领，这里是整个欧洲最亵渎“自由”这个词语的地方，但我们仍然为我们的独立感到高兴。

　　维克多.卡尼耶夫，40岁，建筑行业企业家。

　　1991年1月时我结束了两年的苏联部队生活回到了家乡，当时我所见到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已经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那时迎接我的是国内的一片惨淡、民不聊生和严重的民族纠纷。这和1988年我离开家乡去远东地区服兵役时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对苏联解体不持乐观态度，因为我知道这个结果只对部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考虑人民的未来的人有利。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在苏联解体中我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无法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我的亲友中有很多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离开了阿塞拜疆，他们觉得民主在这个国家难以实现。

　　现在我努力在这个环境复杂的国家里生存下去，但我已经不期待它会有什么改变了。

　　我觉得再过20年在很多前苏联国家经济会有所增长，但在阿塞拜疆可能一点改变都不会发生。当石油资源耗尽的时候，这个国家将会永远停滞不前。

　　艾民.米利，31岁，知名博主。

　　1991年我还是一个孩子，当时完全不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情。苏联解体对于全国人民都是一件和痛苦的事情。解体之后很多矛盾冲突开始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极权制度的出现。

　　我记得解体后的第一年我们的钱勉强只能够解决吃饭问题。我觉得那时我每天做的事情只有为了购买一块面包而无休止的排队。

　　此外我还记得那种充斥在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有一次我的父亲带我去参加一场有大约一百万阿塞拜疆人参加的和平示威游行。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我到现在也忘不掉那个场面。

　　现在我生活的国家可以随意购买面包，但这是否代表我已经拥有应有的权利和自由了呢？

　　不久之前我刚刚结束了我17个月的牢狱生活，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批判阿塞拜疆当局，虽然我写的都是真话。我被有条件地提前释放，但我不知道未来在我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我的一个朋友本来要办一场摇滚乐会，但几天前遭到了有关部门的禁止——这简直和当年的苏联政府如出一辙。

　　20年后的我们会怎么样？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回到苏联社会，我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来源: 新华网


人保部开始调研公务员津补贴 将起草相关方案
http://news.sina.com.cn/c/2011-08-08/06152295201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08日  舜网-济南日报

　　针对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这两类特殊群体的工资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记者获悉，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起草制定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将于近期出台。同时，人社部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调研公务员的津补贴情况，调研结束后将开始起草制定《公务员实施地区附加津补贴方案》，为下一步公务员工资改革做准备。

　　甩掉两头 留下中间

　　据悉，《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涉及到的主要是那些在分类改革中得以保留的公益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3月发布的《分类推进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实施指导意见》，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被细分为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有关人士说，上述制度出台后，在这两类公益性事业单位中，将全面推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也就是说，以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工资将由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据了解，即将出台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根据不同单位，基本将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比例整体确定为7：3、6：4和5：5三档，公益性质越强，其岗位工资占比越大。

　　在公益性事业单位中，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根据国务院2009年出台的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此次即将发布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进行的改革，只针对除义务教育学校和基层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两类事业单位的其他类事业单位，也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第三步。

　　尽管如此，《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涉及的人员和事业单位依然不在少数，并且情况更为复杂。目前，中央各部委所属事业单位、其在地方的派出和衍生事业单位、以及地方所属事业单位等均在下一步改革之列，这些事业单位获得财政补贴的来源各不相同。以高等院校为例，高校既有地方院校，又有教育部直属院校，同时还有一些部属院校、省部共建院校等。有关人士说，上述情况中，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和绩效工资改革的原则是，事业单位直属于谁、谁管理，就由谁来负责，多部门共管的，多部门协商推进。具体到事业单位人员的绩效工资，也是根据这一原则，单位属于谁，绩效工资就由谁的财政来负担。

　　国务院此前有关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做法，被评价为是“甩掉两头，留下中间”，除公益性事业单位得以保留外，一部分被推向社会，朝着“自收自支”的企业方向改革，另一部分则被纳入政府机构序列。从中央事业单位层面看，被划入行政系统的事业单位并不多，有消息称，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等少数几家划入了政府机构。日前，各部委相关事业单位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改革。

　　据了解，在此轮改革中，被推向社会企业性质的事业单位，其工资待遇将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间逐步过渡”的原则推进。而被纳入政府机构的事业单位，其工资将直接参照政府公务员工资确定。

　　调研公务员津补贴改革

　　随着一部分事业单位被纳入政府机构，全国公务员队伍将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充。在一些已经开始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地方，主要事业单位都在争取纳入政府机构、享受公务员工资待遇。湖北省黄冈市就将大批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纳入了参照公务员管理，据其披露，截止到去年8月，全市政府系统共有145个事业单位纳入了参公管理。有关人士解释说，地方事业单位数目众多，工资待遇也不一样，这主要跟地方的财政实力以及补贴实力有关。

　　有关人士说，在上轮公务员工资改革中，基本工资被确定下来，但是对津补贴的清理和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此外，上轮方案中虽然提出要实施地区附加津补贴制度，但是相关方案却是要“另行制定，并适时出台”。据了解，日前，人社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在北京、云南等地开始调研公务员津补贴情况，并根据调研结果着手起草《公务员实施地区附加津补贴方案》。

　　有关人士介绍说，由于基本工资被确定，公务员的津补贴便成为一笔看不见的收入，目前在有的地方，津补贴已经被规范，但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规范，在一些地方，除了人社部和财政部规定的津补贴外，当地又额外自行出台了津补贴，而且东中西部差异巨大，部门之间差异巨大。

　　人社部有关人士说，此次着手调研公务员津补贴，就是为了要搞清楚目前地方发放津补贴的大致情况和具体差距，将来起草制定的《公务员实施地区附加津补贴方案》会确定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公务员的津补贴标准，同时尽量缩小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据悉，地区附加津补贴标准，将根据不同地方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等差异，区别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津补贴就会一定会比欠发达地区的高，因为政策制定时，还将考虑对边缘艰苦地区和特殊岗位，适当增设津补贴类别，并由中央财政负担。▲◆★●■☆


中国疆独、藏独的成因：胡耀邦为何被称为“胡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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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8-7 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维护民族团结，必须认清某些错误思潮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共的成功经验就是：相信，依靠和动员群众，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优秀精英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民的全部。

　　建国60年，如果放到国家大战略方面，中共超过国民党，甚至超过任何历史统治者的地方，

　　一就是国家意志的统一，对防止外来侵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团结，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难题的东西得到解决，而且让少数民族一夜越千年，极大地缩短了本民族的历史自然演变过程，从原始部落、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三就是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铲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权力的影响

　　四就是妇女解放

　　而“乱邦”则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决了群众路线政策，将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从80年代以来在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体性的往右转，成了社会的混乱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乱邦思路的异化与定位的差异，缺乏战略智慧的政治短板。虽然自命不平，时常用开明形象出现，但是管理国家从来是需要钢柔相济的，领导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满足大多数人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导。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了。乱邦仅仅用一个错误来批判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继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乱的混乱局面了。

　　当提起胡耀邦的时候，不少少数民族兄弟有些敏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关系问题。但其实在这点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阵线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层精英并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一定的“优待”。为什么要给优待打上引号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些优待算不上优待，却让汉族人气愤，给部分少数民族抹黑。

　　这就是乱邦的“两少一宽”政策：依据“反动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的交流来看，维族人根本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他们看到的是很多宾馆在奥运期间不招待维族人，在车站对维族人查的更紧，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释放。原因何在？一个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维族人民有多少被两少一宽的机会？鼓励和纵容这批人不但没有惠及维族人民，还伤害了维族人的声誉。对少数民族表现好的查的更紧，对表现坏的却非常优待，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一个好的政策，是激励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祸害人民的人！

　　再说说胡耀邦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下层的区别：

　　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耀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毛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之一是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在新疆，百万支边汉族同志和当地维吾尔同志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来自新疆，他们的父母是老一代支边青年，他们自小在新疆长大。他们讲，新疆人民待汉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也没感到民族隔阂问题。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边人员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感谢他们。目前国家对他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而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 。

　　揭开了批判毛的盖子，丢了毛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数民族信仰的坐标消失了，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严打，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豢养、庇护下的张狂。

　　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胡耀邦纠正毛时代的“极左”错误。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中国合法统治，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 “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国模式，否定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7.包庇纵容西化，自由化头目。胡耀邦掌权后他适应国内外否定毛，否定中共，否定中国模式的逆流，坚持对中央关于开除西化自由化头目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党籍和制止学潮的指示顶着不办，结果引起一大批元老的不满。老一代革命家认为胡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具备领袖的素质，继续担任总书记是危险的。迫于元老们的压力，1985年，邓小平让人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 年，邓又对扬尚昆讲：“陆铿（香港《百姓》杂志主编）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邓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将胡耀邦拉下马。

　　胡耀邦表面看好象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实不然。当他从华国锋手里夺权的时候，完全是在破坏党章，背后搞阴谋诡计；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背着华国锋搞，又突然捅向社会，搞臭华国锋。而对“两个凡是”的具体制造者郑必坚，龚育之却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错案，其实质就是翻案搞阶级报复，彻底清理共产党。其目的就是重组阶级队伍，为推行西化路线服务。胡耀邦批判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胡耀邦却又对资改路线搞了“三个凡是”。凡是资改路线处理错的人不能复查与纠正。可见，胡耀邦为人处世处事，是为一已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那有什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

　　胡耀邦的重大贡献，后果如何，对谁有利，如何评价，经过三十多年实践的检验，已经一清二楚。只是中国和西方立场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1.1976年清明，悼念周总理的那场运动，不是群众自发搞的，而是胡耀邦等幕后策划的。

　　◆2.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把中央内部的不同看法，背着华国锋组织批判力量捅向社会，迷惑.欺骗百姓，为搞臭华国锋，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打开缺口（注：两个凡是，是郑必坚.龚育之提出并由他们写入华国锋的讲话稿。批判“两个凡是”后，郑和龚摇身一变，成为批华批极左的先锋。郑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龚提为《红旗》杂志社长）。

　　◆3.为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搞下台，胡耀邦四处串连，煽风点火，不择手段地搞阴谋诡计。夺权成功后，胡耀邦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后称总书记）。

　　◆4.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盘否定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否定中国模式；全盘否定反霸权，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坚持右倾，搅乱了全党全民思想，动摇信念，放弃原则，混浠是非标准，导致自由化泛滥，纵容反毛反共反中国模式势力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力量，把中国推向被颠覆的边缘。

　　◆5.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当上中组部部长，利用职权平反冤假错案搞一风吹，得到国内外反毛反共反中国模式分子的支持与赞赏，评价甚高。从建立新中国起，到文化大革命，当年的敌人几乎全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提拔重用。甚至双手沾满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产党离休干部待遇。胡耀邦在为当年的敌人平反之时，又在全国开展了所谓清理“xxx”地方势力运动。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清理“xxx”势力，大抓“三种人。”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 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老红军，老八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老战士，劳动模范。当年，他们南征北战，抗日寇，打老蒋，剿土匪，清恶霸，抓特务，搞土改，斗地主，批资本家，支援朝鲜、越南抗美斗争，开矿山，建工厂，筑公路，修铁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产，等等，为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中国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1978年以后，这些革命和建设的功臣们，被胡耀邦推行的极右路线反攻倒算，统统打翻在地。而过去的敌人及其后代却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重组了阶级队伍，为在中国全面西化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组织基础。

　　6.否定中共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绩，把翻身农奴重新打倒在地，让旧贵族，农奴主翻身掌权，培养藏独势力，为达赖反共和分裂祖国提供了最重要条件，造成严重的后果。

　　胡耀邦翻案，纵容自由化泛烂，让反毛反中国势力日益壮大，成为主导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否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让本已哀落的达赖分裂势力卷土重来，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些当然需要“过人的胆识。”难怪胡耀邦公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真是够胆的。这也显示了胡走西方化道路的决心。

　　李锐却赞美胡具有“过人胆识”，“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真是验应了老话：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立场说什么话。

　　◆ 李锐为何拔高胡耀邦

　　李锐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无非是李锐曾因犯右倾错误被处理过，而胡耀邦为其平反，还让其当上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感激不尽。李上台后，自然成为胡的得力干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谊。因此，在李锐眼里，胡耀邦当然是“最得人心”了 。

　　其实，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及其本性决定了李锐自己也是这样干的。李上台后经常写文章，出专著，到处演讲，从国内到国外，公开咒骂毛，和中共，鼓吹走西化道路，要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1989年，李锐公开跳出来勾结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场大动乱把中国几乎推到了如前苏联一样被颠覆的危险境地。结果，李锐被撤职了。由此更加仇恨中国的一切。事实证明胡耀邦平反和重用李锐，正是他右倾的表现。而李锐赞美胡耀邦，也说明胡耀邦的确代表了什么集团的利益。他已经从红军老战士，老干部变为西化势力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维护者。来源: 网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