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外交转型需赖国内体制革新
http://news.ifeng.com/shendu/nfc/detail_2011_10/26/10161886_0.shtml

2011年10月26日 来源：南风窗     作者：本刊记者张墨宁

美国和欧洲的相对衰落、中国在全球经济座次中的上升，使原有的世界格局发生位移。债务危机来临之际，西方对中国的需要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而中国第一艘“航母”海试却让他们的担心有增无减。

“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包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寻求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在外交舞台上，中国如何从当前的不适应、不积极转变为富有建设性？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中国应有创造性介入的姿态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都在积极争取增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尤其是美国的债务上限和欧元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外交应该抢占高地的呼声在国内比较高亢，怎么看待中国外交现在的外部环境和作为空间的改变？

王逸舟:现在的老牌大国看上去比较乏力，我们称之为“民主赤字”，但是国内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灭亡的时候是极端的说法，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并不代表我们自身就可以免疫，我们不能以西方的危机来宣告自己的胜利。

中国寻找自己的全球角色不是弥补真空，也不是对原有角色取而代之，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消长和平衡来看，新的大国的崛起是对旧秩序的冲击和粉碎，甚至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官方称为和平崛起。我提出一个“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也就是用积极的态度、更大的参与意识和手法，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外交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所突破，比如斡旋缅甸、帮助苏丹政府解脱国际困境、傅莹外交方式的成功等等。我们目前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显得不够熟练，甚至有些笨拙，在话语权、下“先手棋”、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还远远不够，离建设性的角色还有距离。

制度状况影响中国外交作为空间

《南风窗》：您所说的“创造性介入”如果没有一个更富有战略性的外交原则作为依托，它会不会停留在手段和技术的层面，只是在权力空间中寻找缝隙？

王逸舟：中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出色一定是以国内体制的再造为前提的，没有国内的深刻变革、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的良性互动，创造性介入就是空话。创造性介入要依托国内源源不断的改革提供外部的更大动力，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要转变，在新的时代是不是还要用旧的逻辑安排我们的制度和生活。国内的政治制度要更多体现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内在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外交官只能做一些微调。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提倡民主化，在国内更没有理由不推进民主进程；如果在国内官员蔑视法律，那么，在国际关系中就会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对于国际法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只看眼前利益；我们提出了和谐世界观，但如果在国内，到处都是矛盾，和谐世界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此，谋求更大的国际角色不是手段上的完善，而更多要基于国内的变革、进步、国民权利意识的成长、社会对于国家的监督和塑造，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外交才会有新姿态。

《南风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作为空间依然比较狭小，近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在逐渐提高，但是影响力却较弱。在中东、北非动荡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局面，这是否说明，我们过去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体制是对外交的束缚？

王逸舟：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胃口贪婪的经济怪兽，到处买矿藏、石油和资源，到处投资、攻陷市场来堆积GDP，经济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提供政治制度和公约、制定国际规则、帮助弱小国家、提供方案上，却做得很不够。这是国内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改革的一个外化。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上，我们不太善于应对NGO，不仅是因为外交官缺乏必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就通常把NGO看成一个麻烦，这样的思维投射到国际场合，就不可能善待它们。

再比如，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常常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在劳工的保障、法律意识方面都比较淡漠，这跟他们在国内的表现是有联系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们在国内按时纳税、遵纪守法、重视劳工权益，到国外会突然转变，他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国内体制的一种折射。所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短板，是跟国内的不充分发展密切相关的。

《南风窗》：中国目前发挥影响力的领域，是否只能停留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问题上，例如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而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作用的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地区安全等方面，话语权却有限，中国积极地介入这些所谓的边缘领域，比如积极推动节能减排方案，对于增加影响力的实质帮助在什么地方？

王逸舟：据我观察，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其他很多领域都是被中心化、被聚焦的，我们的经济很活跃，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其他大国必须要学会与这个庞然大物和平共处，因此要分享一部分权力，出让一部分决策和领导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画面。但我们在南海问题、国际贸易和金融谈判方面还不是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

重视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南风窗》： 近几年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表态和行动，但是在涉及中国的一些核心利益，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时，似乎一以贯之，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王逸舟：变化还是有的，两岸关系就是最显著的一个。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尽管被官方定义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它的确涉及中美关系等非同寻常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们着急把台湾统一过来，台湾的一些极端势力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剑走偏锋。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着急马上统一，而是着力于做好现状。

过去我们提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就不排除动武。现在从我们的许多做法来看，岛内无论是哪个党执政，只要不搞台独，就可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我甚至认为台湾问题是本届政府处理国际关系当中最成功的案例，未来联系两岸的将是一个血脉共同体。只要发展两岸民生就行了，政治上大可不必着急。

《南风窗》：南海问题近期比较紧张，中国与美国和几个邻国都发生了矛盾，一些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之所以显现，是因为中国此前一直将外交的重心放在美国身上，而忽略了邻国，所以才导致互相的不信任和邻国对中国的担忧，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向来只有一个笼统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您是怎么看的？中国外交应该在此方面如何突破，才能避免擦枪走火？

王逸舟：我们近几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原本是设想有了经贸关系的紧密，在政治上就不会有大吵架，现在看来事实不是这样，重经贸、轻政治并不能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戒心。

所以，他们一方面跟中国搞好经贸关系，一方面引入其他大国来跟中国对冲。在很多问题上都下“先手棋”，比如在主权问题上做了很多周密的防范、用国际法来约束中国，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想得很少，就是简单地经济逻辑出发。

所以，未来中国一方面要继续着手于经贸，一方面要从法律角度拿出一些安排和设计，让他们感觉到和平发展和共赢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一方面要发展自己的硬实力，海军和渔船必须走出去，否则谈判时是不硬气的，这是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要懂得国际法和海洋国际关系，提供谈判的文本方案，用现代的、文明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个主权上的宣示，对国际法可能还是有些忧虑，有人担心一旦上了国际法庭，南海岛屿的归属就会判给东南亚国家，事实上，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国际法不会做出明确的归属判定，不会断给某一方，国际法只是对各方能够接受的次序的认定，是以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为基础做一个安排。　　

改进国内状况比对外展示形象更重要

《南风窗》：要破除“中国威胁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对外形象的问题，姚明对中国的宣传效应可能比孔子学院和国家形象宣传片要大得多，这是很多习惯传统“宣传”思维的人难以理解的。

王逸舟：我们的形象宣传要不就是让外国人看不懂，要不就是看懂了但更害怕。我们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强调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的民族复苏精神，而缺乏亲和力，这也是我们举国体制的一种表现。美国虽然很强大，但他们推出的英雄往往是那些让人感动的普通人。再看孔子学院，它更像是一种公关，暴露出我们体制大而无当的东西，取得的效果可能恰恰是相反的。在我看来，改进国内的状况远比国家力量的展示更重要。

《南风窗》：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观，往往并不能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共鸣和理解，比如“和平崛起”一词，反而引起西方的过度阐释和解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逸舟：“和谐世界”应该跟具体的事务对接起来。比如派遣维和部队、提供更多兵源，在上海合作组织或者朝鲜半岛提供无核化的平台。当它变成对国际社会有所改良的措施的时候，号召力就会显示出来。

《南风窗》：同是地区性的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有相似之处，都是西方国家和邻国防范的对象，但是俄罗斯在对北约和欧洲的关系上，远远要比中国强硬，这对中国来说，有没有能够获得启示之处？

王逸舟：俄罗斯的强硬与其领导人的个性及历史文化有关，长久以来，他们就有主动出击、依靠军事拳头的战略文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变成了现在GDP大体上只有中国1/3的国家，造成了这一代人的衰败，所以说，他们的强硬赢了面子，但是不一定能赢得老百姓的生活。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的某些东西，比如俄罗斯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凡事争先，在各种会场提议案，不管有没有实力，总是抢着发言，他们的风格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而中国则是尽量不说、后说，或者只做不说。这是未来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需要改进的地方。▲◆★●■☆


民主很重要但不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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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6日 来源：南风窗     作者：辛 鸣

大国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硬实力”，还需要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它不仅为大国发展助力，让社会凝聚成一个能集体行动的共同体；更为大国发展铸魂，赋予人们行为以意义、提供精神支持乃至合法性证明。一个国家为什么这样发展而不那样发展，为什么更看重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东西，皆源于它的核心价值观。

以文化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当然不会忽略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探讨颇为热烈，不过实践表明，要对核心价值观做出有共识的界定，必须对一些核心问题有明确的回答。否则，除了留下一堆热热闹闹的游戏文字外，难有任何有价值的期待。

价值观背后的文化自觉

核心价值属于文化的范畴，反映着文化的精神，又在文化中传承。价值观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这就是文明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孕育出了不同形态的文化。文化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文化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文化多样性反映在价值观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别的文化主体来说，一种价值选择似乎是“非理性”的，可对于本文化主体来说却都是有充分理性的。生活在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是不可能理解非洲热带丛林中土著居民的信仰与习惯的。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家庭中的父母儿女面对上帝都是“神的兄弟”，没有辈分的差别；而在中国文化中孝父敬长天理昭昭，儿子倘使跟父亲称兄道弟岂不反了天了。

中国社会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明和优秀文化，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然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烙上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藏中汲取精华。

就算是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也会有不同的表达。像西方社会用“自由”、“平等”两大主题词表述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用一个“和谐”足矣。“和谐”这一范畴虽然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其价值内蕴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一言以蔽之，“和而不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承认“不同”， 充分肯定、尊重、保障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包含了“自由”、“平等”所应有的内容；但这不同又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冲突与斗争，而是“和谐相处”，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更高层面上达到一种融洽、协调、有序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讲，“和谐”，是对自由与平等的超越，既包含了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又避免了抽象谈自由与平等而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

又比如，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情感，也是人类社会最可宝贵的情感。没有爱的社会是不可忍受的，任何社会都应该把爱作为核心的价值观。但是爱不是抽象的情感，爱中凝结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因而不同文化形态中的爱的形式与爱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决定了它的爱是“博爱”，任何人对任何人的爱体现的都是“神对世人没有差别的爱”。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体现为“仁爱”，是一种“关系之爱”。虽然“仁者爱人”，却爱有差等。向上爱父向下爱子，亲爱夫妇敬爱英雄，同样是爱，形式内涵截然不同。

“不同”、“多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选择同一种文化，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不管那种文化看起来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现代、多么的科学。

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形态，必然要有与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的内容。把这些不同中最关键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东西，提升为价值层面的内容，这样的价值观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的了。

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出发点是“原子”式的个人，个体性特征的价值观贯穿始终；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的基础上，更多地把个体作为一个整体中的有机组成，在这样的价值思维下实现个体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趋向。所以，如果说资本主义价值更强调“平等”的话，社会主义则对“公正”更有偏好。公，一个社会大家庭的理想状态；正，一个社会大家庭的共同信念。“公正”承认并倡导共同的标准、共同的价值，这一标准是超越所有社会主体自发利益而又普照所有社会主体根本利益的价值评判。在当下中国，非市场因素的各种社会差别越拉越大的背景下，公正作为核心价值观，既有厚重的理想导引性，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在全社会引起共鸣。

又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肆无忌惮凌驾于其它要素之上是理所当然，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尊重劳动、反对剥削、要求共同富裕则是天经地义。更进一步看，以劳动为主要生存手段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主人对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所有制形态上的“公有”体现在分配形态上必然是“共享”。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但社会主义更不能是10亿人含辛茹苦养活3亿人穷奢极侈。“共享”作为核心价值，在当代中国有着鲜明的针对性，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讲了四个方面内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很系统、很全面、很丰富。

但尽管“体系”是理论完备性的一种标志，体系也只能是在理论领域的表述。普通大众记不住的东西，甚至照着念都容易念乱的东西，怎么可能变成是举手投足的行动。理论要想进入实践领域就必须要有实践的形态。当代中国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引下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向社会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一定应该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最好是“语录”，几句话、几个词。“语录”恰是理论生命力最强盛的标志，最有作为的标志，最发挥作用的标志。当年中国革命，直接激发农民起来闹革命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别说马克思主义的大本本农民不会读，就是共产主义ABC也未见得知道多少，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所以把“体系”凝练为“语录”是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步。

此外，走向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能领略到信仰的光辉、信念的坚定、使命的神圣，先进人物用于实现抱负丝毫不感欠缺；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不离日用常行、喜怒哀乐、人情世故，普通大众居家过日子也能其乐融融。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

“民主”很重要但不属于核心价值

立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我们就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范畴应该是和谐、公正、仁爱、共享。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仁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这几个范畴是否能立得住可以继续探讨，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属于最基础性的价值范畴。

有些人质疑，为什么不把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比如，“民主、法治、权利、富强”等等内容也列入核心价值观。难道它们不重要吗？我们承认，它们很重要，甚至很有现实针对性，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加强的内容，但它们是价值观的实践展开，是反映奋斗目标、发展主题、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等要求的工具性范畴，是次生内容，我们完全可以从核心价值观中把他们推导出来。一个以“和谐公正仁爱共享”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必然是民主充分、法治昌盛、权利神圣、国富民强的社会。因为，核心价值观应处于价值的层面，是价值性的不是工具性的；是导向性的，不是结果性的；是逻辑上的在先，不是具体行为上的在先。

有人还会说，“民主”等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约定俗成为一种价值了，而且更加活跃，这又该怎么理解？我们的回答是，就算它们事实上已经具有了一种价值的属性，也只能是另一层面的价值，是处于核心价值之下的价值。就好比是几何学中公理与定理的关系，虽然都是规律的反映，但公理就是公理，定理就是定理。核心价值是隐藏在背后的，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文化积淀和社会公民的灵魂深处潜移默化发生作用；民主法治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却是表现出来的，以社会的变革、行为的优化、福利的改善在社会生活中体现着它们的生机勃勃。可再枝繁叶茂依然是树根在提供营养；再怎么活跃，公理还是公理，定理还是定理。把它们列入核心价值观，会发生价值观层次紊乱问题。而且从价值观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实践层面展开。

当然，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一句话：不把它们列入核心价值观，绝对不等于它们不重要，也绝对不能因此忽视它们的重要性，反而要更加地彰显它们的意义与功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切实践行民主、崇尚法治、尊重权利、国富民强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没有对它们的切实践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被实践。我们还用几何学来打比方。在几何学中公理固然是在先的，可在解答具体几何问题的时候我们用得最多的还是定理。

未定型社会更需要共同理想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道理很清楚，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塑造核心价值观好像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迟迟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我们讲，这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导致价值观塑造的复杂性。

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纸上谈兵。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形态的深层结构与运行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社会才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回顾价值观塑造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个规律。

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一般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社会形成前夕，这时由于大家共有一种理想，因而可以提出一种激发、鼓舞、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价值观。这一阶段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观，应该如何如何。像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 的价值观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

另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后，可以提出与这一定型社会完全吻合的价值观。像中国的忠孝价值观（忠于君主，重视家庭）就是一个成熟的农业封建帝国所需要的价值观，它适应并维护了那个社会。

当代中国从社会发展阶段上来看，恰好不属于这两个时间段。而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我们的社会状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像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仍然在不断探索中。这种探索，这种不确定客观上导致了价值观困惑这一现象。

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既不是价值反叛，也不是价值虚无，而是价值迷茫。而这一点更加危险。价值反叛不可怕，只要有明确的反对内容，就肯定会有潜台词的拥护内容，内容就在它的对立面或者至少离之不远；价值虚无也问题不大，不承认一切价值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而价值迷茫则不然，又希望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又不知道价值规范在哪里。纵使头脑中有些价值观的希冀（或者说叫理论上的主流价值观），又因为这些希望的价值观不会真正在实践中行得通而不敢当真。面对在社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价值观（庸俗价值观）却又有些不甘心、不接受。

这种困境就表明，我们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明确内涵及其社会性质明确归属等等这些问题。社会可以未定型，但社会理想不能不明确；目标可能尚未清晰，但不能没有目标大方向。

在某种意义上讲，六中全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其实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也正是如此，我们对通过六中全会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满期待。（辛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入世十年中国离WTO越来越远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030/4956232.shtml

2011年10月30日 来源：财新网 作者：于海荣  

入世承诺不是底线，而是开始，在享受WTO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义务

【财新网】(记者 于海荣)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10月29日表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给中国对外经贸带来巨大希望，但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离WTO的距离更远而非更近。

龙永图在当天举行的“中国入世十周年：中国的学习曲线”研讨会上表示，加入WTO使中国处于一个稳定、可预见的发展环境，尤其解决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这给中国对外经贸带来巨大希望，成为改善中国发展环境、推动改革的动力。

不过，与加入WTO之初，全国上下以极大热情学习相关规则相比，龙永图认为，十年后，中国离WTO越来越远，“很少有人关心多哈谈判，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多哈回合。”

他认为，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多年来多哈谈判裹足不前，很多国家缺乏政治决心结束谈判，建立更公平国际贸易规则的热情消失；二是在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的同时，区域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越来越多，这会架空多边贸易体制，也反映了各方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不足；三是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使WTO的公平性、严肃性受到挑战。

中国应该努力使自己离公平、开放的贸易体制更近一些。龙永图强调，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并不是底线，而是一个开始”。

在加入WTO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但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已经经历了飞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在享受WTO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义务。”

中国在谈判过程中选择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龙永图认为，这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是进步而非让步，在未来的谈判中，也应坚持积极、开放、负责任的态度，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样，中国才能在多哈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国离WTO更近。▲◆★●■☆


我军年度涉外军演开始 西方军队派员观摩
http://mil.chinaiiss.com/html/201110/30/a42899.html

     2011-10-30  来源：中新社郑州10月29日电 (记者 陶社兰)解放军“前锋-2011·确山”涉外演习29日在济南军区某集团军拉开战幕，来自国防大学、空军等部分院校外军学员和英、法、德等8个国家的空降旅、装甲旅旅长和观察员，组成空军和陆军两个观摩组共260多人前来现地观摩。

　　演习总导演、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副军长杨剑少将接受中新社访问时介绍说，这次演习主要围绕检验提高装甲机械化部队和空降兵遂行任务的能力，采取上导下演、多级同步，实弹检验、量化评估，多课题昼夜连续实施的方法，按照“同一背景、两种行动”的设计思路，以“联合夺控要害目标”为基本课题，主要演练联合夺控机场和联合夺控山地要点两个战术行动。

　　“通过演习，充分体现一体化联合作战背景下信息主导、火力主战、目标主控等作战思想，破解联合夺控目标的重难点问题，探索组织多军兵种联合训练的方法路子，展示部队过硬训练素质和良好形象。”杨剑说。
　　据知，这次演习包括陆、空两个军种，空降兵、装甲兵、炮兵、陆军航空兵、空军航空兵等12个兵种。主力部队为济南军区某装甲旅和空降兵某团。某装甲旅是一支战功卓着、历史辉煌的部队，曾参加了辽沈、平津等重要战役和朝鲜战争。空降兵某团曾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西南剿匪等战役战斗，尤其以朝鲜战争着名的上甘岭战役享誉军内外。这两支部队都是全军重点建设部队，长期担负战备值班和全训任务，多次参加急难险重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和重大演训活动。

　　此次演习是济南军区某集团军部队继成功举行“砺兵-2008”、“前锋-2008”和“前锋-2009a”涉外演习之后，第四次担任涉外演习任务。(完)▲◆★●■☆


中国将制定粮食法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0/30/10267971_0.shtml

2011年10月30日 来源：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消息：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9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根据报告，中国将制定粮食法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报告称，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建议，粮食法要强调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切实保护耕地资源、把强农惠农政策法制化、明确各级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应对粮食安全应急措施和防范外资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等。目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正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近期将形成草案送审稿并报国务院。▲◆★●■☆


中国是民众素质低还是官员素质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373942.html

　　素什么质 2011-10-30《新世纪》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