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环首都贫困带”再调查：北京依然孤独地繁荣着
http://finance.ifeng.com/news/region/20111224/5324942.shtml

(2011-12-2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刘玉海

冬日，暮色初降，由北京驶往河北赤城县的大巴在八达岭高速上随汽车长龙缓缓而行，大多数乘客沉沉睡去。但很快，他们先后醒来，紧紧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离开北京地界后，通往赤城的低等级公路让汽车上下颠簸、左右摇晃。

这段180公里——本可缩短为110公里——的旅途清晰折射出北京与赤城的差别：一个是雄心勃勃急于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仍然存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国家级贫困县——虽然赤城县南接延庆、东邻怀柔，与北京唇齿相依，山水相连，近的双方的鸡都可以互相串门，对面谁家吵架都听得一清二楚。然而，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却不是迈过作为界限区隔的那座小桥、那道田埂、那块界石、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谓之“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

如今，6年过去，“环首都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嫉妒与不满广泛存在。

从东京到上海，从巴黎到伦敦，从纽约到芝加哥……综观全球，依托特大城市的辐射能力而形成特大城市经济圈/带，是全球区域发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在中国，无论是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还是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都是特大城市经济圈的典型代表，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是非常大，但在环首都经济圈里，却出现了这样一个环首都贫困带。北京何以孤独地繁荣着？

然而，庞大如北京这样的城市，又决然不可能孤零零凭空生长出来。那么，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互动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如何影响、塑造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环首都贫困带”如何走出贫困？

1.一界之隔，穷富云泥

不仅仅是赤城与延庆，滦平与密云之间，涞水与房山之间，也都存在这类似的情况：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

12月19日中午，赤城县新华大酒店[8.74 1.63%]，火红的彩虹门映出喜气洋洋，一场婚礼正在热闹地举行，彩虹门下却聚集着十来个特殊的“客人”——讨喜钱的乞丐！

“最多的时候，有次婚礼去了70多个乞丐。”赤城县委一位官员有些惭愧，又有些愤怒地说。

这矛盾而讽刺的情景，残酷地刻画出赤城贫困的一面。

据赤城县扶贫办主任李贵忠介绍，截至2010年底，该县有170个贫困村，贫困人口8.5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34.6%。县境内至今未通火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120个村未完成“村村通”工程。不少贫困群众还是住旧房、没新娘、种“棒棒”(玉米)、晒太阳。有些土坯房，夏漏雨、冬透风；粮食基本上是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为生；不少群众平日连豆腐都吃不起；上医院看病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如果按照今年11月30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确定的2300元的新贫困线，赤城只有4个乡高于这个标准。”李贵忠说。

赤城南部4个乡镇与北京的延庆接壤，甚至延庆的一部分村庄就是从赤城划过去的，父母户口在北京、子女户口在赤城的现象并不罕见，至于赤城姑娘嫁到延庆的就更多。也因此，这里的人们对北京与河北贫富差距之大体会最深。

赤城县东卯镇四道甸村与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依界为邻，两村自然条件相同、风俗习惯相近，人口相差不多，产业结构均以农业为主，前者2010年的人均收入仅为1100元，后者则已达8500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3%！

“刚解放时，我们这边比紧邻的北京郊县日子要好过。”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介绍，虽然赤城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但土地比延庆多，能填饱肚子，延庆的姑娘都往过嫁，“现在人家谁还往这嫁？”

赤城县郭家夭村，原有37户95口人，现在村里常住的只有40多人。其中30岁以上、至今还没有娶上媳妇的村民就有12个。也因此，当地流传着“山绿水清风光好，只见大哥不见嫂”的笑话。相反，赤城人都希望自己的姑娘能嫁到北京。

在赤城一个叫做二炮的村子，一户高姓人家嫁到北京女儿的幸福生活曾让村里人羡慕不已。“人家高家闺女年下回娘家，一家子是开着桑塔纳窗体顶端来的，人家闺女给带的礼品都是讲究的，亮晶晶的瓶瓶，透透亮的罐罐；人家给爹妈钱，一给就是几千元……”

对于官员们而言，最直观的是工资收入比较。李贵忠说他的月工资是2200元，“只相当于延庆一个村支书的工资水平”。

这样对比鲜明的例子，似乎无处不在。“连北京那边的树栽的都比赤城多！”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说，延庆那边村支书的工资比赤城乡镇书记的都还高，“人家都不知道‘扶贫办’是干啥的”。

巨大的差距，引起了当地干群的心理不平衡。赤城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和毗邻县区巨大的收入差距，对当地群众心理影响很大。因为羡慕毗邻地区农民的富裕生活，一些深山区低收入群众非法种植罂粟，且屡禁不止；个别不法分子甚至跑到邻近县区偷盗、抢劫，扰乱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首都地区的和谐和稳定。

不仅仅是赤城与延庆，滦平与密云之间，涞水与房山之间，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

更糟糕的是，整个“环首都贫困带”与北京周边郊县的差距在过去十年都在拉大。

据统计，2001年，“环首都贫困带”25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京津远郊县区的1/3、1/4、1/10。而到2009年，首都周边这25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反而不足北京周边县(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成为真实写照。

2.缺乏产业调整自主权

作为落后地区的张家口，因为地处北京旁边而使得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根本不是自主的，只是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

赤城县发改局一位负责人认为，赤城和延庆的差距主要在政府转移支付等各项政策方面，“延庆享受北京的政策补贴太厉害”，“赤城和延庆存在明显的政策鸿沟”。

比如，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同样是护林员，延庆的月工资能到1800，而赤城只有五六百；延庆的孩子上学、老年人坐车，都是全免费，赤城174个村公路都不通；同样是交医保，报销上限不一样……从就学就医到养老就业，差别无处不在。

“这导致紧邻北京的几个乡镇动员参加医保的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一位曾担任东卯镇副镇长的官员说，“人家是要给的补贴都给全了，咱这儿是没钱补。”

2010年，赤城全部财政收入为6.3亿元，延庆9.9亿元，差距不是太大；但赤城可用财力为5.7亿元，延庆却高达60亿元！

另一项让赤城乃至整个河北省官员、学者感到不平的是，包括赤城在内的“环首都贫困带”25个贫困县——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为了保证首都的供水和生态环境，而被限制开发。比如，在这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和周边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脱贫致富困难。

以赤城县为例。赤城是河北省的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其中赤铁矿和磁铁矿储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沸石矿储量居亚洲第一。但是，由于赤城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区，供应了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近几年，赤城县对资源开发实行了限制政策，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

畜牧业曾是赤城县的支柱产业，占到很多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然而，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2年12月起，首都周边这些山区全部实行了禁牧政策。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几个畜牧业为主的乡镇，居民收入出现下降。

赤城县官员给记者算了笔账：禁牧前一家养2头牛、20只羊，按现在一只羊一千元计算，年收入轻松过万，如果劳力多，四五万也不是问题；但禁牧之后，只能舍饲养殖，有规模才有效益，投资大，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

2006年率先在赤城推行的“退稻还旱”——改变过去种植水稻的习惯，改种玉米等耗水少的耐旱作物，已推广至全县全部14万亩水稻田。该县官方估计，此举使每亩平均减收500元，全县减收7000万元。

不仅是赤城，张家口很多官员都难以忘怀那些曾经效益良好却被迫关停的企业：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从“九五”期间开始，关停企业就开始了。

“有的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要求停产，停产之后就再不批新开工；有的是直接要求关停。”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张家口只要想上一些大一点的污染项目，北京很快就会知道，基本都会黄掉。他至今还为效益颇佳的逐鹿造纸厂的关停而惋惜，环保部的领导一来，“一句话，就关了”。

在当地的官员看来，从发展规律而言，污染企业的关停是必须的，只是，作为落后地区的张家口，因为地处北京旁边而使得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根本不是自主的，只是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这为地方发展带来很大挑战。

3.博弈生态补偿

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则认为，“补偿不可能持续太久”，靠北京补偿，也不可能彻底使这些贫困地带摆脱贫困

“一直以来，赤城县都在保卫首都、服务首都，付出的很多，却没沾上北京什么光。”赤城县发改局一位官员的上述抱怨，差不多成了很多河北官员、学者的“标准口径”。呼吁北京对张家口、承德等供水区域进行生态补偿的呼声也已呼喊多年，至今不绝。

在2005年之前，这一呼吁一直未变成现实。“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早期河北的这种诉求只是单方面的，并未获得北京的响应。

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京津冀三地联手建立跨区域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的建议，以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

当时出席亚行报告发布会的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曾悲观的认为，这个示范区的成立并不现实，京津地区环境资源的市场化机制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如果让中央完全把它养起来，养成一个现代化的示范区，目前显然没有这个条件的；拿北京市来说，用多少水，给多少补偿，也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事实比郭庚茂预计的要乐观。2006年10月11日，京冀两地政府在北京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

该《备忘录》确定，京冀两地分两期合作实施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稻改旱”农民“收益损失”补偿。从2005年至2009年五年内，北京市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1亿元，支持密云、官厅两水库上游张承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

此外，依照这份合作文件，京冀双方将共同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双方联合向国家申请扩大河北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加大对国有林场的支持力度；双方共同规划密云、官厅上游生态水资源保护林建设项目，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十一五”时期北京提供部分建设资金，重点支持河北丰宁、滦平、赤城、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并根据实施效果，支持河北省逐步扩展保护林范围。

从赤城县发改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调研资料中也可看出，上述《备忘录》中提到的关于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均按计划进行。时至今日，北京市对“稻改旱”的补偿标准已提升至550元每亩，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也已进入第二个项目期。此外，北京还在张家口、承德的一些县不定期地安排一些二三百万元的合作项目。

“这点钱杯水车薪，但政治意义很大——北京关注这些地方了。”张家口发改局一位官员认为，“十一五”期间，北京在生态补偿方面开了好头，但力度不够，“十二五”要加大支持力度。

据这位官员透露，不久前召开的张家口市党代会曾提议，将“稻改旱”的补偿标准提高至800元/亩。而赤城县领导则希望将目前每吨水0.2元的补偿标准提升至与“南水北调”相同的2元/吨。

“生态示范区建设，涉及到利益分配，双方肯定会有博弈。”2005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的汤敏认为，生态补偿如何进行，需要试验，“这是很长时期内形成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时间。”

“补偿不可能持续太久。”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则认为，靠北京补偿，也不可能彻底使这些贫困地带摆脱贫困。

4.分拆河北省？

河北省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中心、不成体系——唐山虽然位居河北经济龙头，但偏居冀东北一隅，且实力远不及京津；石家庄就更弱、更没有辐射能力

赤城人丝毫不掩饰对北京的向往。

走在赤城县城不多的几条大街上，挂着京P、京N牌照的汽车随处可见。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顶峰时，赤城近30%的汽车上的是北京的牌照，为的是进出北京方便。能在北京买房、获得北京户口、能挂上北京的汽车牌照，都是赤城人可堪炫耀之事。

“对赤城来说，北京很近，石家庄太遥远。”赤城县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无论是购物、上学还是就医、务工，赤城人“能在北京办的事都不会去石家庄”，对赤城经济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北京。

以就业为例，赤城临近北京的乡镇，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都去了北京务工，离北京远一点的乡镇，务工人员的五六成也都到了北京——夏天做建筑，冬天烧锅炉。“赤城的司炉工在河北是很有名的。”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自豪中带着自嘲。

而张家口市也明确将发展方针概括为“依托北京、服务北京”，“以北京为中心，向北京开放”。

地理、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使赤城划入北京的想法显得再自然不过了。

“对于官员来讲，赤城县划入北京后，至少工资会涨、孩子上大学更容易。”赤城县委宣传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本世纪初，吴良镛先生提出“大北京”规划时，曾有将赤城划归北京的消息；作为主要水源地，北京也曾一度有此意向，但遭到河北省的反对。

“如今‘大北京’也没人提了。”这位官员有些惋惜地说。这意味着，赤城划归北京越来越没希望。

不独赤城有此想法。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也“含蓄”地告诉记者，张家口财政这么紧张，去石家庄开会，那么远，“对财政是个负担”。他们甚至在与北京官员开会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讲：北京这也不让张家口发展、那也不让张家口发展，干脆把张家口划为北京的区好了——哪怕只做北京的二等区。这时，北京的官员“多半会哈哈一笑，不置可否”，或者扔回一句“这事儿谁也左右不了。”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则告诉记者，在私下里，关于京津冀的调整的三套方案已讨论多年，几成“公开的秘密”。

三套方案分别是：一、恢复清朝时的直隶省——也就是京津冀合并；二、冀北地区划归北京，剩下的保定、沧州以南地区形成小河北省；三、河北一分为三，以天津为省会，与秦皇岛、唐山一起成立渤海省，张家口承德划归北京，剩下的地方构成河北省。

“这三个方案都可让河北免于目前这种不成体系的尴尬。”杨连云认为，河北省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中心、不成体系——唐山虽然位居河北经济龙头，但偏居冀东北一隅，且实力远不及京津；石家庄就更弱、更没有辐射能力。更早一些时候，河北甚至连出海口都没有，而要走天津。也因此被理论界愤恨地嘲讽为“没心没肺”。

“没有经济中心，全国仅河北一地是这种情况。”杨连云说，北京实际上充当了河北的经济中心，“但这对河北太不公平”。所以，“无论谁来当河北省长都不好当——毕竟河北的客观原因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即便张家口、承德是河北比较贫困的地方，就算河北当包袱甩给北京，北京要吗？”杨连云说，“北京觊觎的是廊坊的东三县香河、大厂、三河与涿州。”杨连云说，“但河北不会同意——北京老蚕食河北的地盘。”

1949年以来，先后划入北京的河北辖区包括：通县、平谷、顺义、密云、怀柔、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延庆。

尽管行政区划调整的三套方案在民间已讨论多年，杨连云仍然认为，“这个事情比较不好解决，需要中央决定。”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解决‘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不现实。”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毕竟张家口、承德这些地方离北京太远”；另外，“北京还要考虑河北的感受”。

“边界是永远存在的。”汤敏与赵弘观点不谋而合，“赤城划给北京，赤城以外的县呢？会不会也说他们与北京的差距有多大？！”

5.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尴尬

另一些赤城县官员则表达了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的不满。“工资没涨，好处还没看到，房价倒涨了不少”

河北省官方并未将“环首都贫困带”问题的解决放在行政区划调整上，而是抛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解决方案。

去年10月，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经济圈战略，后改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今年1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写入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且一度成为河北省区域战略的首位，提出“打造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

该战略涉及河北省环绕首都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4个市，其下辖的14个紧挨北京的县市区悉数列入其中。这些地方被分为京东、京南和京北三大新区，要进行4区6基地建设，即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科技成果孵化、新兴产业示范、现代物流4类园区，发展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6大基地。

今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该消息令河北方面颇为振奋，河北省一位官员甚至表示，正因为河北省有环首都的规划，才有了国家“十二五”规划首都经济圈概念的提出。

赤城县环首都经济圈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这一年来，该县“环圈办”的主要工作是编制规划，着力于产业布局、交通衔接。在他看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涉及到河北省和北京市的衔接，有些战略性问题甚至要上升到中央层面；而目前的“环圈办”在与北京对接方面是断档的，“剃头挑子一头热”。

另一些赤城县官员则表达了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的不满。“工资没涨，好处还没看到，房价倒涨了不少”。自赤城被划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后，房价由一千多一平米涨到了四千多。

张家口市发改局一名官员则嫌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划得太小，只将与北京接壤的县市纳入。▲◆★●■☆


张艺谋近年拍剧老招诟病,老不正经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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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24：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在国内公映后，一时间成了网民灸手可热的话题。同济大学教授一篇题为《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的文章将该片推向了风口浪尖。文中称，《十三钗》靠“情色暴力”博取眼球、谋取利益，十分可耻。

对张艺谋这部耗资6亿的最新作品，有一部分人予以了肯定。但也招来不少网友的批评。如有网友就说《金陵十三钗》是在拿中国女人的屁股说事, 也有的说《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失败的《色戒》,还有的说《金陵十三钗》是加“重口味”床戏，“脱脱”式文化, ,如此等等。如果网友之言算是凭感觉的话, 那么, 同济大学教授撰文抨击可以说就是专家型、理论性地痛责, 老谋子被斥到“十分可耻”的地步, 教授出语够重的了。

同济大学的这位教授很知名, 他叫朱大可。朱教授言词很激, 看来实在是受到触怒,有点忍无可忍了。 要不他会潜心地教他的学, 决不管这等闲事。我虽然不能支持朱教授的脾气,但教授的观点还是认同的, 因为他不仅代表了我的看法, 也反映了众多观众的声音,同时也证明了张艺谋近年来所导作品的“华丽转身”。 因为今日之张艺谋确实已非过去的张艺谋了,老谋子近年来几乎每拍一部剧作都会引来一片谴责之声 !

这里, 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转折过程。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现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 先前的张艺谋, 谁都得承认他。

然而, 之后的张艺谋开始转向, 执导了一系列“风格迥异”作品， 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等，直至目前的《金陵十三钗》，张艺谋已将其电影逐步转型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因为无论老谋子是何立意，想反映什么主题，都难掩盖这些个片子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这就是差不多全以低俗和女人来作题材和佐料，赤祼地展露女人的乳房和屁股，靠男女原始的这点东西整景。

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在几天前的《十三钗》首映式上，张艺谋曾就片中的“激情戏”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他表示，片中“十三钗”更衣和男女主角约翰与玉墨最后的缠绵不是“激情戏”，而是剧情推进和角色发展的需要。并说“不要往激情戏那个方向去想，它根本就不是那个层面的东西。”这里，我就想问老谋子了：你尽情并毫不掩饰地在教唆那个层面的东西，又怎么能让人不要往激情戏那个方向去想？真乃十足的诡辩！

张艺谋的“华丽转身”，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要之以两点，就是用低俗来表现所谓的高尚，借女色来赢取最终想要的票房，这就是老谋子后期作品的实质。难怪朱教授痛批骂老谋子贩卖“情色爱国主义”，难怪老谋子每拍片总要海选“谋女郎”，难怪近年拍一部剧即引来众多的诟病！不禁为之叹：一个本有才华的老谋子，咋不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早先执导的作品为何会叫好？何不对照一下老一辈文艺家导演的作品咋就不靠低俗和女色来博取眼球？难道不是自己越来越铜臭，老来不正经闹的吗？▲◆★●■☆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面对赡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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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3 千龙网“小太阳”的忧伤——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肩负养老重任

　　新华网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易凌 钱荣)在孩提时代被称为“小太阳”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们或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孤单，尤其是当赡养年迈双亲的职责已迫在眉睫。

　　32岁的曹妍慧对此深有感受：“小时候当‘太阳’当然好了，全家人宠着，可现在如果我算个‘太阳’，至少有四颗行星需要我的能量。”

　　曹妍慧任职于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是家中独生女。她所说的四颗行星，是指她父母和公婆。两个月前，她才偶然发现长居老家湖南的父母三年前就在京安家置业。这让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传说中”的独生子女养老的紧迫感。

　　“他们奥运前就在南城买了个小户型，可从来没跟我提过。”曹妍慧说，“我不知道这算惊喜，还是惊吓。我和丈夫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曹妍慧的丈夫也是家中独子。去年儿子出生后，她发现自己的小家变成了所谓的“4－2－1”家庭，即四位老人、一对中青年夫妇及一个孩子。

　　这种倒金字塔结构的家庭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自1950年以来，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到1982年，人口增长率达到2.09%的顶峰，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者认为这已对国家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效果明显：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降到0.57%。独生子女成为“70后”和“80后”的主力军。国家计生委2007年称，中国有9000万独生子女，这一数字目前预计已超过1亿。

　　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当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社会总人口10%时，则被定义为老龄社会国家。今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老年人口达1.77亿，占总人口的13.26%。

　　如何让数量如此庞大的老人安度晚年成为中国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赡养老人既是责任亦为美德，通常他们与父母同住，履行孝道。而成年后的“小太阳”们很难继承这个传统：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分担赡养责任，而且很多人因求学或工作离开了父母居住地，照顾父母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曹妍慧的母亲方洪波期待拉近与女儿的地理距离，女儿是老人后半生的依靠。老人在北京的新家面积不足60平方米，却几乎花光他们所有积蓄。

　　方洪波坦言，8年前退休后就考虑迁居北京，并不断暗示女儿，“但她没当回事，可能因为我和老伴还没到要人端汤送水的地步。”

　　但这位58岁的退休会计是个行动派：来京探亲时她留意房源，并最终买房，甚至在照顾女儿生子间隙完成了装修。

　　方洪波渴望寻找与孩子在一起的安全感，“我知道搬来北京会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也觉得对不起亲家，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我没其他办法了。”

　　尽管方洪波的另一选择可以去养老院，但国营养老院优先考虑残疾人、孤寡老人或低收入群体。此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把父母送进养老院让老人觉得“丢人”。“这就像承认你亲生的孩子都不想来照顾你。”方洪波说。

　　更实际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没有足够的养老院满足需求。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一项报告称，有1200万老人考虑到养老院养老。但民政部的调查显示，国内现有的38000多家养老院只能接收210万人。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十二五”(2011－2015)期间，民政部的首要任务是增加政府投入和制定扶持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加快养老机构的发展。据测算，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峰值时，养老产业的市值将达8000亿元。

　　北京太阳城集团董事长朱凤泊一直在这一市场寻求商机。该集团从2001年起在京城北郊修建首都最大的私人养老机构，2000多位老人目前住在这个名为“太阳城”的小区，其中不乏来自外地的老人。
　　“太阳城”和一般小区看上去没什么区别：一幢幢公寓楼，外加超市、商场和一家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的小医院。这里的公寓或卖或租，价格不菲，但销售、租赁情况依然供不应求。

　　“我们希望将太阳城建设成为养老行业未来发展的样板。对独生子女来说，这解决了他们一个很现实的难题。”朱凤泊说。

　　退休司机常军成一年前搬到这里。对他来说，投奔养老院更多是出于情感需求。“城里住着太无聊了，孩子们工作忙，不能常来看我。这里大家有共同语言，相互做伴，至少不用整天看电视。”他说。

　　正如常军成所追寻的，真正的“老有所依”远不止给老人们一个栖身之所，心有所托意义更大。社会学家周孝正也认为，养老院永远不能取代家庭，“毕竟我们最需要的还是爱和关心”。▲◆★●■☆


韩就对朝“人力情报网”系统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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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河•郑墉洙 记者 | 2011.12.23 围绕韩国政府对朝情报力度下降，执政党内部的责任推卸战正在扩大。正面冲突的当事人是大国家党议员郑斗彦和知识经济部前副部长朴永俊，两人曾因2008年李明博总统身边人士间的权力斗争和2010年民间人士稽查事件等尖锐对立。

12月22日，郑议员在和本报的通话中透露，“2008年初，朝鲜曾联络我方，想商议派使节参加李明博总统就任仪式一事，但由于当时的当选人秘书室总务组长朴永俊使国家情报院第三副部长徐薰脱离对朝事务，导致（朝鲜）最终没有参加就任仪式”。

据郑议员表述，朝鲜曾于2008年1月通过韩朝间的秘线向韩国方面提议“我方有意派遣祝贺使节参加李明博总统的就任仪式，所以想讨论一下相关条件”。作为当时的当选人秘书室助理，郑议员是政权交接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接到这个报告后，同对朝情报的核心人物徐副部长进行了秘密商议。据说，之后徐副部长还另外会见了当选者李明博，并报告了同朝鲜商议的情况。

但是郑议员认为，徐副部长见他的事被泄露给了交接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朴永俊总务组长，然后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当时牵制郑议员的朴组长向当选者李明博报告称“徐副部长是平时有‘反李明博’倾向的人”，最终徐副部长事实上相当于被剥离于（对朝）事务之外。郑议员称“能够同朝鲜进行深入交流的徐副部长退出商议后，参与就任仪式一事便夭折于摇篮之中”。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徐副部长随即被更换职位，而郑议员也于同一时期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郑议员称“尽管当时徐副部长和我的关系仅是一面之缘，但朴组长却无条件地认为徐副部长是跟我一派，并解除了他的官职，甚至徐副部长曾管理的对朝情报部门也全部被换掉了”，“因此，国情院获取对朝的情报力度大幅减弱”。在此之前，郑议员曾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布了一段微博，“李明博政府上台之前，所谓的对朝人力情报网体制已经被瓦解了，但是其理由值得玩味。他们是陷害李明博的势力，这全都是出自国情垄断势力之手”。

对此，前副部长朴永俊反驳了郑议员的观点，“交接委员会时期，我根本没有资格提议更换徐副部长”。他还表示“人力情报网系统的崩溃不是发生在李明博政府时期，而是施行阳光政策的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时期”，“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时期，与人力情报网有关的人员拼命从中国和朝鲜逃出一事，在国情院中已是众所周知”。

卢武铉政府时期担任国情院院长的金万福也于当天在民主统合党会议上表示“以徐副部长为首的核心对朝情报官员随着李明博政府的上台而被换掉”，“这是由于（李明博政府）与采取对朝包容政策的之前政府不同的政策基调”。前院长金万福认为，“据我所知，就在参与政府时期还有能够和朝鲜方面立刻取得联系的热线，但现在已经几乎断绝”。

对于郑议员的主张，当事人之一前副部长徐薰表示“政权更替当然会导致从政务职位退下，我不认为是因为‘反李明博’而被解任的”。但对商讨朝鲜参加总统就职仪式的过程，他在表示“当时确实见了郑议员，但我出身于情报机关，透露详情并不合适”之后便闭口不言。 ▲◆★●■☆


为何一些跨国公司到中国后会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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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1年12月23日讯／2011年，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不守诚信、虚假经营、大肆行贿、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报道屡见媒体，包括：锦湖轮胎事件、家乐福和沃尔玛等超市价格欺诈事件、美国康菲石油渤海湾漏油事件、重庆市沃尔玛超市以低价普通冷鲜肉冒充高价“绿色猪肉”事件、婴儿洗发精“含有致癌物”事件、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公关部员工因涉嫌贪污腐败和行贿事件、阿迪达斯履行社会责任垫底事件……这些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已变成“坏”公司，其形象也在国人心中大打折扣。从而，也不由得让广大国人心中泛起一个疑问：为何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变坏呢？此间《学习时报》日前登载学者唐志军的文章“为何一些跨国公司到中国后会变‘坏’”，就此进行了分析：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天生是追逐利润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其目的也是想方设法在中国赚取更多的利润。然而，经济学常识亦告诉我们，一个企业的行为要受其所在市场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着企业的成本函数或收益函数，理性的企业通过分析各种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其在一个环境下的选择和行为。我想，一些跨国公司之所以有恃无恐，公然作恶，欺诈中国消费者和践踏中国法律，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和消费环境等方面出了问题，使得这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就变坏。

　　第一，法律不健全。由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时间不长，而且参与国际竞争的时间也不长，中国当前许多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建立健全，即便成为法律，但很多标准太“宽大”，哪怕别人的一些行为是有损国人利益、健康的，按照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仍然是合法、达标的(比如强生卷入“致癌门”之后，强生全球创新中心亚太区研究与开发部副总裁吴冬11月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说，强生的配方是根据不同国家法规要求而制定的，你们怀疑强生婴幼儿卫浴产品甲醛过高，但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9年组织抽检的结果显示，甲醛含量比国家标准还低很多)；而且一些法律法规严重缺乏操作性，难以确立赔偿标准和惩罚标准(如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因此，在对康菲石油的索赔中，很多方面找不到相对应的法律依据)。

　第二，商业环境自身有污点。主要体现为：一是商业腐败泛滥。由于权力嵌入市场的诸多方面，为寻找权力租金，许多领域的商业资本和权力相勾结，从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商业采购、销售、市场准入、质量监管和检测、卫生防疫、税收征取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腐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也不得不遵循这些“潜规则”，依附于权力及其带来的保护。二是企业竞争手段恶劣。在国内，很多企业不讲商业诚信，各种不道德的竞争手段肆意横行，假冒伪劣泛滥、黑市成分、垄断企业欺行霸市(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断油断气)，为站稳脚跟和赢得竞争，一些跨国企业也不得不采取非道德非诚信的竞争行为。三是不讲诚信。在中国，很多本土企业不讲诚信，随意违背契约，尤其是在债务环节，很多企业恣意拖欠银行或其他债权人的款项。这种不讲诚信的风气无疑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诱使其不讲诚信。四是创新得不到应用的尊重和保护。由于缺乏对创新的有效保护，一些具有良好市场“钱”景的创新一旦问世，会很快就被复制，导致创新企业不仅没有获得市场势力，反而背负了巨额包袱。五是不负社会责任。总体来说，中国的企业多数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也对跨国公司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导致其进入中国后，不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就像一个大“酱缸”，无论是谁，跳进酱缸，哪有不被染黑的？

　　第三，地方政府以GDP为导向。为促进辖区的GDP快速增长，从而获取较好的政绩，许多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只要资本愿意来，哪怕受点儿委屈也都可以忍了，即便是跨国公司的恶行，亦可以抱以最大的宽容。因此，一旦某地的跨国公司不守诚信经营之道，采取一些“坏”的经营行为，地方政府也习惯于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来应对，而不是对其采取较重的惩罚，加大那些作恶的跨国公司的坏行为之成本，从而抑制其进一步变坏。而跨国公司在其本国，一旦作假作恶，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因此，在其本国，它只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是不敢变坏和作恶的。

　　第四，消费者维权意识不高和选择的无奈。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高。很多消费者，在受到跨国公司欺诈后，都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对那些作假作恶的跨国公司进行诉讼，要其进行高额的赔付；而且，由于集体行动的困难，中国的消费者也很难组织起来，共同讨伐那些“变坏”了的跨国公司。无奈指的是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健全，很多方面并未出现替代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导致消费者不得不依附于跨国公司。比如说，如果沃尔玛、强生作假作恶，我们就不买沃尔玛、强生的产品，但谁保证别的地方买的就一定是真的 ?  

　当然，在批评国内的环境因素不佳时，也有充足的理由来怀疑跨国公司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你们本性是好的，能经得起各种诱惑，具有纯洁的道德基因，那为什么在中国会变坏呢？是不是你们本身就带有恶的基因？

　　然而，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或企业从来都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无所谓有没有道德基因，它之所以变好，是因为环境使其不敢作恶、不得不变好。所以，当我们骂跨国公司“心太黑”、没有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同时，还应该多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把别人也变成了坏人？ ▲◆★●■☆


朝鲜军方竟然成了金正恩掌权的最大威胁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201112/86504.html

    2011-12-24：任何政治斗争，均是建立在利益分割的基础之上。利益分配不均或利益格局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斗争激化，甚至是引发军事斗争。

　　而朝鲜，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目前的朝鲜，可称为“后金正日时代”，主要利益集团包括三个部分：

◆1、以金正恩为代表的金家集团，包括金正恩的姑姑金敬姬（部长、大将）、中央实权派张成泽（金敬姬丈夫）和亲信崔龙海（大将），他们是传统的利益集团，也是朝鲜最高利益集团，把持皇位；

◆2、李英浩为首的军队集团，包括总参谋部和总政治局、社会安保部等高层武装力量，他们掌握着朝鲜的军队，享受着“先军政策”的优待，占据着国家绝大部分的资源。同样是传统利益集团；

◆3、以内阁责任参事权浩勇、以及李季刚、李光浩为首的年轻改革派集团，他们把持着朝鲜的行政体系，期待国家实行经济改革，主张走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

　　大家都知道，大儿子金正男不得父宠，但是得到文官和高干子女的支持；二儿子金正哲有军方支持，而且母亲地位高，是嫡子，但是性格温和，缺乏组织能力和掌控力；三子金正恩深得金正日宠爱，虽然入主中央军委，名义上要接班。但是没有根基，全赖张成泽扶持，很容易成为张的傀儡或对张妥协。

　　而张泽成则是典型的保守派，之前对改革派的施政工作进行了严格的打压，枪毙、下放了相当一批改革少壮派；同时，由于历史上张成泽受金正哲的母亲高英姬和军方势力的政治打压，一度失势，积怨很深，所以一度被看好接班的金正哲在张成泽回归后前景黯淡，张需要时间和精力重新修复与军方的关系，但军方是否买账还不一定。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朝鲜在失去金正日之后，两天时间没有对外公布，很显然是在做接班准备，金正恩组织治丧，说明张成泽已经帮他顺利接班，但接下来呢？国家政策怎么走？

　　张成泽面临两难境地。不改革，行政体系不同意，金正日在的时候还不敢怎样，可现在他不在了，改革派完全会代表广大民意向中央发难；改革，金家集团还好说，但军队集团的利益一定受到严重挑衅。大家别忘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军队的利益受损最大，小平同志都不得不对军队高层喊话：“军队要做出牺牲，要忍几年”，而在朝鲜，谁有资格对庞大的军队喊出这样的话？又会有谁对这样的话买账呢？

　　金正恩和张成泽也不可能用“拖”字诀，因为拖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进一步将矛盾积累、扩大，最终不可收拾。

　　所以，这是一道无解的政治方程式，军政体系的内乱争斗绝对不可能避免。

　　凤凰将军断言，快则半年、迟则一年，朝鲜内乱必然出现，请各位铁血网友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