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炎黄子孙”不科学 要防大民族主义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2/t20120214_170322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2-14：星岛环球网消息：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学习时报》发文《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内容如下：

　　目前，我国民族、宗教工作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一类问题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深刻变化引起的，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管理、引导问题。还有一类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崛起于当今世界，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实行渗透和颠覆，这类矛盾属于敌我矛盾，是要针锋相对开展斗争的问题。

　　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和反分裂斗争的关系问题

　　尽快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搞上去，尽快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反分裂斗争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团结、稳定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分裂主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非常深刻。两国都有扶持发展程度较低民族的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但政治导向不对，结果一切落空。如苏联搞加盟共和国制度，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原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十年后闹成真的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1991年谈如何瓦解苏联时说：“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南斯拉夫把各共和国、自治省的自治权力绝对化，不仅各共和国、自治省只用本民族的干部，甚至在中央一层搞各民族“轮流坐庄”，原以为有利于把不同民族拢到一起，没想到导致民族的分野越来越明晰和政治化，民族间的矛盾和问题不但没有如制度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趋于消弭，反而不断加深，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使我们的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及时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必须毫不手软地整治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要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同时成为加快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干部的对流的过程，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过程，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民族地区每一项经济投入，都要赋予增强团结、维护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意义，都要考虑到产生经济、政治两方面效果。

　　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领域各种生产要素加快跨地域流动，这种流动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空前的。这一趋势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容易，各民族关系更加密切。比如，各民族群众更多更广泛地混居，少数民族群众更加乐意学习国家通用语文。我们的政策取向应当是顺应这个趋势，深化这个趋势，使之不可逆转，使“三个离不开”不仅是一种愿望和倡导，更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随着民族混居程度的加深，随着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有意识地向强调地域因素的方向引导。也就是说，经济支持要更多强调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等地域因素为标准，更多强调对贫困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群众的支持，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而不是过分强调对特定民族的支持。以地域因素为主要着眼点，国家大部分支持仍然会落实到少数民族群众，但是其社会政治导向作用却是不一样的。

关于民族意识和民族发展趋势问题

　　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民族没有消亡民族意识就不会消亡。这里讲的是中华民族大概念下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消极作用，关键看教育和引导。积极的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珍惜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为自豪，愿意向其他民族学习，这样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一致的；而消极的民族意识则表现为看不起、不尊重乃至欺侮其他民族，在历史和文化的描述中自外于中华民族，这种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狭隘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背离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视为消极甚至等同于分裂意识，人为地去加以消除，这样容易引发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成为分裂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总体取向应当是多讲各民族共同创建祖国大家庭，多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讲在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多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从而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现在，我们有的教育和行政措施有意无意弱化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教育。比如，有些学校学生入校后狭隘民族意识反而被激发出来。每次发生掺有民族因素的事件时，这些学校不得不被列入防范重点。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思索。

　　这里我还想说，不要一提分裂主义分子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海外动乱分子、“法轮功”、“台独”分子，大多不是汉族人吗？现在海外动乱分子有一种动向，就是纷纷投到达赖、热比娅膝下混饭吃。也不要一提防止狭隘民族意识就以为只是少数民族的事，汉族喜欢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近年东、中部一些服务窗口对来自西藏、新疆的客人“另眼相看”的做法很伤民族感情。所以，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尤其要坚决同本民族的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尤其要防止大民族主义。

　　讲到民族发展趋势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民族交融、融合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民族工作领域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导致我们一般不提“融合”。斯大林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各民族的民族语言消失和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而我们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也可称为民族融合。我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成立，前者是讲人类社会民族的最终融合，后者是讲现实生活中具体民族的融合。如果要求今天就实现斯大林讲的融合，是错误的；如果认为后一种融合也是不能允许的，则也是不当的。关于这个问题，1957年周恩来同志有过重要论述，他用了一个更为敏感的词“同化”：“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回族是这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不断融合，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这是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历朝历代社会政治舞台上民族格局没有完全一样的。如果不是北魏孝文帝主动推动自己的鲜卑族与中原民族同化，就没有后来隋的统一和唐的盛世，中国历史就得改写，也许现在还是“五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我国的民族工作史上对于这个问题有过深刻教训。1958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民族工作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合风”，完全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搞“一刀切”、“齐步走”，民族自治地方被随意改变和合并，有的地方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使民族关系受到了很大损害。但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的区分凝固化。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许的。融合、交融不是“汉化”，而是各民族的优点、长处为大家共有共享，各民族的一致性增强。要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取向。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无论是从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进步来说，还是从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一致性来说，都有必要抓紧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不能因为社会上有一些不赞成普及国家通用语文的声音就产生犹豫、动摇。我走了不少民族地区，根本不相信少数民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会反对这一政策。当然，在实行过程中要考虑周到，比如要安排好只会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教师的出路。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加快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的主流是积极的，它为东部带来劳动力、带来西部文化，同时也为西部带回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种种新观念，增加了各民族相互学习、了解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也发生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东部多了一些带有民族因素的矛盾和纠纷，加大了城市管理、民族宗教工作的难度。甚至一些极端思想、势力借机向东部渗透。我以为，这里主要是加强工作问题，而不应因此怀疑、否定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一方面，人口输出地政府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行前培训，加强协调服务，必要时派出干部配合输入地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输入地政府要从劳动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逐步实现流入人口的市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照顾他们的合理要求；同时也要加强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和依法管理，不能消极应付、放任自流，不能对违法行为采取“息事宁人”态度，不能允许任何人以“民族”身份躲避或抗拒法律的实施。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主要应是保障这部分群众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不要再刻意把他们从社会人群中区别出来，突出其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要把他们的社会活动引入到城市现有的社团、社区中来，防止形成体制外的什么“民族村”、“民族社区”、“民族团体”。▲◆★●■☆  


胡温会如何处置薄？薄有四张牌（上）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2/13/n3510849.htm

作者：王华 【大纪元2012年02月13日讯】新华社2月9日晚证实说，“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从官方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王已经不是同志，但其行为也不是叛逃，性命是保住了，但“钱途”是肯定没了。而薄熙来的命运就复杂得多。

官方公布薄在8号和9号去了云南之后，10号晚上在重庆会见了哈珀，民间传说此前薄给中央9常委认错，称自己不该用王立军这个黑道人物，薄否认自己贪腐，但愿意配合调查其家人的经济问题。有人说这事快结束了，官方把王立军的案子拖上几年，人们也就把此事给忘了。甚至有大陆学者称，薄熙来还可能在18大进入政治局常委，让外界觉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但至少有5股力量想要把薄打倒，甚至连薄熙来自己也会选择被打倒。为什么呢？

五股力量要胡温惩治薄

首先，发起这次事端的高层人物，包括被薄熙来暗中整黑材料的贺国强、要报15年前薄一波一箭之仇的乔石、为手下人李庄冤狱出气的彭真的儿子等人，是绝不会罢休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垮薄。

其次，国际社会不会沉默。因为王说把材料上交美国领馆了，人权组织正在要求美国政府公布王透露的活摘器官黑幕，美国政府出于压力必然会向中共讨个说法。

第三，这次由于网络翻墙技术的普及，民众已经知道重庆模式的罪恶实质以及其谎言真相了，中共想隐瞒这事已经不可能了。把这个已经曝光的贪官留在台面上，中共内部都不会答应。

第四，事到如今，薄熙来自己也不想当常委了。正如王立军揭发的那样：“薄熙来是野心家。”薄自认为“根红苗正”，论才干、论相貌、论口才，论心计，他处处比习近平强，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来当皇储呢？他妒嫉得不行。假如自己能当皇储，不比当个政治局常委更好吗？

第五股力量当然就是胡温自己了，这个留到最后来分析。

薄熙来有四张牌来抵御惩罚

当薄被贬山城后，他开始利用民众对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满大搞唱红打黑，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地方官员发动的政治运动，这明显是在剥夺中央的权威。如今这么一折腾，薄熙来想当“薄泽东”的“司马昭之心”，可谓“路人皆知”了。

过去三年，薄在重庆大搞个人崇拜，公然在大楼顶上安放六个霓虹大字：“薄书记辛苦了，”他还擅自改变重庆公安的名称、其制服和装备，俨然是独立的武装力量，这次去成都抓王立军时，他也擅自调动武警发动“警变”。不过这里面有王立军的“功劳”，据说在过去三年里重庆市政府每年的采购费在200亿左右，其中公安采购占了一半，而王立军从这次采购中捞取了大量回扣，比如出厂价200元的西服，到警察手里公费支出就是4,000元，翻了20倍。

不仅如此，薄还一直利用中共在重庆山区的兵工企业和核武基地，加强军事力量。1960年代，中共搞备战备荒，把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了重庆附近，中共的核武基地也在这里。据说薄早就准备好地洞打持久战了，加上蜀道难，薄自信一旦与中央撕破脸皮，他自认有实力对抗中央，否则他也不会在2011年11月10日胡锦涛出国参加APEC峰会时，在重庆大搞军事演习了。

当时出席者有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委田修思、副政委刘长银、参谋长艾虎生，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四川省省长蒋巨峰，贵州省省长赵克志，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云南省代省长李纪恒，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等人。

其实薄熙来有很多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挺直腰板，不用给胡温下跪认错。再说，覆水难收，既然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简单地说，薄熙来手上至少有四张王牌来与胡温讨价还价。

第一，就是上面说的西南军队的支持。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的老部下就在云南军区。当年邓小平把八大军区裁员成七大军区，唯独裁掉的就是云南昆明的部队。由于变成次级军队，待遇大大降低，于是云南的军官怨言很多，加上天高皇帝远，云南历来就有独立王国的倾向。

一旦云南异动起来，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可能发生变化。中共军队里一直存在一派所谓反对把军队归为党指挥，要军队独立，军队国有化，表面上军队独立了，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不过实质上，军队独立了，才有军政府参政执政的可能性，军中的大佬才有更多的权力，就跟过去东南亚的军政府那样。

前不久大陆官方媒体报导了4个士兵持枪离开军营，被军方击毙，据说他们中一人家里被强拆，他们是拿枪回去报仇的，由此可见，军队士兵中存在大量反抗情绪和反抗的导火索，面对中共的高压强权，各种可能性都会出现的。

经济上中央搜刮地方 是房价高的根源

第二，对薄熙来最有利的还是地方诸侯对中央的强烈不满情绪。在经济上，自从1994年朱镕基把中央级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税收收归中央的国家财政之后，地方财政就入不敷出，特别是在重庆、西藏、云南和四川等地，很多大型国企的油水都被中央搜刮走了，地方蕴藏了大量的怨气无处发泄。

目前全国百姓都抱怨房地产价格太高，但房价高的根源就是中央把地方增值税的四分之三都搜刮走了，导致地方财政无法发出工资，于是不得不卖土地给房地产商。十多年卖下来，不但引发大量强拆强征土地的恶性事件，而且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于是地皮价格越炒越高，最后占了房地产开发的主要开支了。但这些恶果最后都转嫁到百姓身上了，于是，不光是重庆，全国各地诸侯对中央都是一肚子的不满。

在政治上，中央党国要员欺压地方官员的现象比比皆是，权高一级压死人的做法也令地头蛇们很不满。就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一样，“久合必分”成了很多地方官员的心里话，一旦薄振臂一呼，应者会很多的。

第三，由于薄熙来的欺骗手法，他在重庆部份草根民众中是有号召力的，他们认为薄是好人，是被中共腐败官员欺压的正直官员。只要薄能保证继续演戏而且不出纰漏，他还是能忽悠很多人为他说话的。

第四，薄熙来是早就准备篡位的，他一定收集了中共高层，包括胡温及子女的各种贪腐证据，关键时刻拿出来威胁胡：只要你不动我，我就不会鱼死网破，把这些材料公布于世。而且薄熙来得到江派人马的支持。

目前中共9大常委中原有的江派人马，如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到18大这些人都退下来了，江泽民原把希望寄托在薄熙来身上，准备把他塞进政治局常委，并分管众政法委，这样薄就会延续江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这样江在有生之年才不会被带上审判台。一旦薄下台，江就很可能被清算。于是这些日子，江派人马正竭力阻挠胡温对薄的惩罚。

薄的美梦：发动全国草根 推翻既得利益者

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薄熙来会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会学毛泽东，高喊“为百姓谋福利”，从而让全国各地的草根士兵在心里支持他，就跟当年苏联的士兵支持叶利钦那样，他会把自己标榜成腐败中共的掘墓人，标榜成“为民请愿而遭中共陷害”，特别是薄擅长舆论造势，而且江派李长春控制的舆论也想藉机打压胡温，所以很可能会在全中国形成一种反对当权派的民众呼声，这是薄熙来从文革中学到的最大本领：挑动群众，让群众从各自私利出发，把社会秩序打乱。

一旦薄熙来把民众鼓动起来后，那局势就会大大有别于所有人的预期。目前人们的所有推定都是假定百姓不存在，草根没有任何力量，不过正如哈维尔所说：“无权者的权力，”百姓其实是很有权力的，水可载舟，也能覆舟，民间的力量才是最大的，谁能把民众忽悠起来，谁就能当大王，毛泽东不就是这样上台的吗？薄熙来现在想学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草根革命，利用底层民众把中共的权贵阶层打下去。

假如薄熙来真的能称得上野心家，他会早就在这些方面加以部署的。这次薄熙来会见哈珀时，装出一脸轻松愉快的样子，而旁边的黄奇帆却一脸的愁云，从这可以看出，薄是个绝好的戏子，他很会演戏，他演的戏可能会让很多人上当受骗的。

薄的唱红歌，利用底层百姓对毛时代的福利措施的怀念，以及对现行中共贪腐行为的强烈不满，新左派在中国还是很有势力的，比如北大一帮人，从校长到孔庆东，从乌有之乡到中国青年报或南方报系，都有人在为其呐喊助威，被现代官僚资本主义剥夺了医疗、教育、住房等等福利的升斗小民，这十多年来面对中共政法委治下的各种不公现象，民间早就积累了强烈的反叛情绪，而薄熙来正想把这个反对派收归自己名下，为其所用。

薄在唱红歌的同时，也搞了所谓福利房的分配，提出“民生10条”、“共富12条”之类的“缩小差别、共同致富”，这些让不少人叫好。而且在打黑的同时，薄一方面铲除异己，但同时也把一些零散的、难以控制的小股黑社会消灭了，保留和扩大自己能够控制、但隐藏更深的黑社会，把街头的“光头流氓”和“黄头发的小混混”们抓起来了，但让重庆中瀚实业董事长季钲瀚之流，当上了新的黄金荣，文强倒了，把王立军树立起来了，在王叛逃之前，很多百姓还把他当成英雄来崇拜呢。由此可见薄的欺骗性还是很强的。

于是，有了各地军队、地方官员和草根民众以及黑道恐吓手法的支持，薄熙来完全可以不用向中央称臣。薄是非常了解中共这部暴力机器的嗜血性的。他知道，中共可能会答应给他一个什么常委的位置，可一旦他到了北京，很可能等待他的就是手铐脚链，在北京薄熙来是没有地盘的，也没有军队保护他，因此他是不敢离开西南的。

也就是说，不管薄熙来愿不愿意，他都没有退路了，他必然得和胡温摊牌的，不反也得反了。而且关键的是，胡温也不会坐视不管，不出手惩治薄的。▲◆★●■☆
 
 
胡温会如何处置薄？薄有四张牌（下）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2/13/n3510849.htm

胡温想杀一儆百 以防仿效

胡温是很想处罚薄的，为什么呢？因为双方对立到这种程度，若胡不惩治薄，不杀一儆百，各地方大员将效仿薄以各种方式与中央争权力，各省将处于半独立状态，“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将进一步恶化，中央权力将全面失控，那胡的位置也就坐不稳了。

所以有学者说什么薄还能入常的话，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薄熙来的丑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胡温还把薄留在班子内，那是自我抹黑。有评论说，尽管胡锦涛外表木讷，但出手却有屠夫的果毅，如1989年他西藏戒严枪杀藏民，没有这个狠劲，他也不会被邓小平看中的。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胡锦涛与江泽民之间的恶斗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胡一直无法摆脱江的操控，因为江在政治局安插了大量他的人马，如17大9个常委中，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贺国强都算是江的人，9个里面占了5个，胡锦涛一直处于劣势。阴险恶毒的江泽民多次想逼胡下台，甚至不惜想要了胡的命。2006年5月胡锦涛在北海视察时，差点被害死，这些性命攸关的事让胡绝不想再用江的人，而薄熙来是江一手提拔上来的，因为薄一波跟江泽民20年前有个交易：薄保证扣下检举揭发江的信函，江保证将薄熙来提拔起来当总理。

也就是说，胡巴不得薄熙来出事，趁机把他打下去，如今薄的丑闻路人皆知，胡怎么还会保薄了？顺水推舟式地把薄废了，江泽民还不敢说半个不字。从这个角度看，胡是必然要处罚薄的。

那边薄想当皇储，这边胡要灭野心家，由此可见，双方到了这种地步，不得不战了：“来吧，亮剑！”胡、薄两人会异口同声地这样喊道，两人短兵相接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当官 薄出现严重臆想症

接下来就有很多种可能性：

1）胡强薄软：若胡温强硬，非要公开惩罚薄，把薄像陈良宇那样踢下台，而薄无力反抗，只好认了。不过这不符合薄的性格，也不符合薄对局势的判断，因为他自认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抗衡胡。

2）胡强薄也强：若胡与江派达成协议，要联手搞掉薄，薄就可能真的变成吴三桂，中国局势就有一场大的变更了。不过这对于以维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来说，这是胡温不愿看到的，但从薄的性格来看，这是他最可能选择的路。

外界都说薄是个很特别的人，他不按常理出牌，特别最近有消息说，薄为了升官，苦心积虑，都出现严重臆想症了，两个半月前，他让王立军逮捕了身边的两个中央警卫局所派警卫，声称他们受政敌买通看他办公桌上笔记。调查了两个月，连中央局长曹清大力协调都不理，但最后查不出东西、被迫放人。其次，人称“虎毒不食子”，但薄却让王立军以涉嫌经济犯罪软禁了他与前妻所生之子李望知，将其关在锦州。以防他像17大前因为帮丈人搞直销牌照事件被政敌利用，影响他仕途，也以此威胁他前妻在敏感期不要胡说八道。

因为薄在台面上高喊“反腐”，“严禁亲友经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让部下不准帮前妻之子做生意，不过他夫人谷开来在大连大量地参与商业及地产项目批准，用律师顾问费名义收取干股佣金，将利益收取放在海外。据称参与项目有三十多个，获利三亿以上。

薄的性格很容易走极端，在文革时，他不但批其父薄一波，还一脚踩断了亲爹的三根骨头，到老了他的这个癫狂性格也没变，前些年民间广泛流传薄在嫖妓女事，一口咬掉了妓女的乳头。眼看自己一辈子处心积虑的终生目标就要这样化成泡影，薄这个疯子加狂人能干出什么，外人是很难预料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因为毕竟有老天爷在管做一切，就跟当年的吴三桂一样，一个念头过来就造反了，假如薄天生就是来给中共制造麻烦的，这场戏还会演下去，说不定真的动刀动枪了。

貌合神离 只为维持中共大船不翻

3）胡弱薄也弱：若胡温妥协让步，只是私下教训薄，但公开场合并不撤薄的职，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还能出来见哈珀的原因。不过等下次换届时把薄换下去，薄以平民身份终老，或找个台阶，同意让薄出国，出去享受他贪污来的钱，但前提是不准再出声，这是胡温最想做的，把王立军掀起的这场风暴用盖子压下去。

为什么说胡温会先暂时屈服呢？因为公开闹下去，让外人看马戏，把中共的丑恶曝光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共党魁绝对不敢干的事。正如外媒所说，黄雀在后，而且黄雀不止一只。中共内斗，两败俱伤，百姓从中看透中共本质，这是中共最不想看到的。

不过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会持续多久呢？这种暗中割据的事态一旦在重庆出现，还会出现在其他省份，中共为维持表面的大一统，会竭力掩盖内部的这些勾心斗角，但这种掩盖绝不会长久，胡温能做的只是苟延残喘，把灭亡的时间往后推移一下而已，但从目前中共的政治经济局面来看，这种表面的和谐已经很难维持了，地方官员为了地方的利益而闹独立，先是拖延或拒绝上交国营大型企业的税收，先在经济上闹独立，再来一件突发事件，这个盖子就压不住了。

4）胡弱薄强：假如薄不甘心这种碌碌无为的人生，要最后拚搏一次，也就是薄不想按照胡温给的台阶下台，而是要把戏唱下去，这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乔石、太子党不一定答应胡的软蛋做法，他们会去游说贺国强或习近平，让胡温严惩薄，让胡薄对立升级，而以至于无法私下和平调解。

即使两人不会真的动刀动枪，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薄是绝对不敢到北京的，他会死守在西南。这样表面上双方相安无事，但背地里各怀鬼胎。这是最可能出现的局面。貌和心不和，心里互相仇恨，但表面上都面带笑容，让这一回合打个平手，等机会再挑灯夜战。

中共官员都是口香糖

据说王立军在2月3日写了一封给全世界的公开信，信中说，“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闹剧完全是为了他企图进入常委的做秀。这是薄熙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专制武断，心狠手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一直强迫包括我在内 的下级用各种手段，为他干各种不可想像的事。稍有不从，马上下狠手处置。他把所有人当成是口香糖，嚼完了随便一丢， 不管沾在谁的脚底。他才是最大的黑社会老大。”

2月8日据编剧周力军在大陆博文中透露，1997年春王立军在抚顺的澡堂子里对他说：“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黏在谁的鞋底子下。”文章写道：“我注意到，说完时，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脸，我知道他流泪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是口香糖呢？王是薄的口香糖，被他吐出来抛弃了，可是如今胡温也要把薄熙来像口香糖一样的吐出来，踩在地上，薄也成了口香糖，但反过来看，假如薄让胡温屈服了，这不等于薄把胡温给抛弃了吗？

在中共的窝里斗中，谁都可能成为口香糖，不过这些都是善恶有报的体现而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14亿人从中共的铁蹄中解救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王立军事件继续发酵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689

    2012-2-13：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将调查美国驻当地官员以及白宫对王立军事件是否处理得当。中文互联网上有关该事件的猜测 层出不穷。

　　王立军事件将中共内部矛盾和斗争推向公开化和国际化，在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后却留下一个个谜团。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逗留的一天一夜里向美国官员透露了什么？他是否向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是否如美领馆发言人所说“自愿离开”？

　　美国利益与个人安全

　　美国资深撰稿人比尔·戈茨（ Bill Gertz）在《华盛顿自由灯塔》（ Washington Free Beacon）上发表文章说，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批评说美国方面处理该事件的方式显示美国当局“要么对北京流氓政权的性质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在搞两面派。”，“王立军的叛逃本来可以给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有关中国高层政治的秘密资料”。罗拉巴克还表示他所领导的小组委员会将调查这一事件。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认为，如果王立军真的向美国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并遭到美方拒绝，那么美国当然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方面来考虑的”，担心给予王立军政治庇护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影响中美正常关系。但是，王立军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借助美国的参与来增加其个人的安全度。

　　“如果他不跟领事馆联络，挂钩，这个问题就纯粹是中共、中国政府或者重庆政府之内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司法是人治，有时是非常黑暗的。王立军是干公安的，处理过多少这样的事情，人家说他是打黑英雄，但也有人说是以黑打黑，不是打黑，而是黑打。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做法。这个事情如果放在内部处理，他要被什么人，或者被薄熙来整死，或者被判刑，遭到他认为的不公平的对待。 但是他去跟美国领事馆挂上钩后，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不论从重庆当局或是北京当局对他的处理，都要留有余地了，或者说会比较公正，比较按照司法来处理。”

　　薄熙来仕途未卜 十八大大局不变

　　据中国媒体报道，王立军早就因担任辽宁铁岭市公安局长期间的贪腐嫌疑受到中纪委的暗中调查。2011年5月初，王立军的亲信、铁岭市公安局原局长谷凤杰因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重大违法犯罪问题被双规。而中纪委调查王立军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指向曾提拔王立军，又与其成为对头的薄熙来。香港政治评论员林和立指出：“王立军从中共的角度来讲，是闹了天大的，而且是国际上的丑闻。无论是他跟顶头上司薄熙来的关系怎么样，谁对谁错，薄熙来作为重庆这个直辖市的第一把手，按照中国的人事条例来讲，第一把手要对下属的行为负政治责任。这个事件对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有重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前，因为唱红打黑，把他的名声打得很红，但唱红打黑以运动的形式出现，党内不少派别也是反对这一类的政治运动的。所以，王立军出事以前，薄熙来进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可能只有50%，这个事情发生后，他进去的机会可能比较低了。”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也认为，关于王立军去美国领事馆是叛逃的这样一种非常传统的看法对薄熙来非常不利。他说：“据说据说薄熙来也表了态，说他用了坏人，用人不当，至于他对薄熙来的负面影响到什么程度，现在只能估计到一点，就是他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对于十八大上习近平的接班，胡锦涛交出权力、退休-对这个大局我想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中共的巨大的讽刺

　　在新浪微博上，王立军的名字多日成为被过滤的敏感词。一度被屏蔽的名字还有被传派军警包围美领馆，并获准进入美领馆交涉的重庆市长黄奇帆以及后来陪同王立军乘飞机进京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不过，屏蔽并不能阻止网上对这场“大戏”的激烈讨论。金钟说：“中国网民的反应不是说谁是谁非，而是说王立军这样一个重庆公安局长，打黑英雄有话不跟党说，要跟美国人说，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不管是要求庇护，还是去诉苦，这件事可以说在中共执政60多年的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对于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教条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估计，王立军事件过后，中共会加强高压政策来维稳：“王立军这个很大的丑闻以后，我觉得政治局常委一定比较详细讨论过。目前离十八大召开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公检法还是其它部门会尽量避免有王立军这样的很尴尬的负面丑闻出现。他们会用尽方法，维持表面的党内高层的高度团结，不论是治安还是所谓政治和谐会保持一定水平，避免在十八党以前再出现影响中共威信，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事情。”来源 : 德国之声▲◆★●■☆


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着一种“弃船心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9698

    2012-2-13 :  作为一个商业和管理的研究者，我看近年中国宏观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有两个节点。一个是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一个是三年后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件。前者代表盗商(亦盗亦商)势力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盘根错节，在地方权力的保护下，铤而走险，为了一己之私，明目张胆地草菅人命。后者则显示整个体系的持续恶化，尤其是标志着官商(亦官亦商)势力的逐渐成型，一些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的国有企业，通过劫持中央权力(如所谓“统治基础”论)，正在逐渐蜕变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禁脔，从为民谋利，到与民争利，最后到谋财害命。

　　三聚氰胺事件是船体上出现的一个大洞，温州动车事件则好比主机房已经开始进水了。经济狂飙突进的背景下，三四年时间之内，社会各阶层之间信任的流失、共识的缺乏和互相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让众多中国内外的观察者感到无法预料和难以理解。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内地、偏底层的民众，温州动车事故伤害的主体则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前者尚受到正式体制的谴责，后者的处理过程中，体制却扮演了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大多数中产阶层在前一个事件中采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的态度，事不关己，先高高挂起，却没想到，这么快火就烧到了自己头上。

　　如果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他们无远不届的威风之下，是谨守本分的价值创造型企业(平民资本或公民资本)的节节败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繁花似锦，旧都如梦，为什么最后都不了了之？归根到底，都是无法对付他们所处的那个密不透风、滴水不漏的专制体制。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或称“国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其实，权贵们和流氓们又何尝胜出？财富掠夺者肆无忌惮的结果是财富创造者们纷纷作鸟兽散，最后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这种大背景下，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与古代封建王朝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人们，托全球化之福，多了一个选择：移民。权贵移民，企业家移民，中产也移民，除了底层民众因为没意识或没能力而没有移民的倾向之外，从权力到资本、到大众，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有强烈的移民倾向。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大潮中，各路贪腐官员、权贵资本和流氓资本甚至还有占主流的趋势。被掠夺者因为不堪被掠夺而逃；掠夺者也因为担心被清算而逃。被掠夺者和掠夺者殊途同归，最后居然以这样一种诡异的方式在异乡相聚了，浊酒一杯家万里，他们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世界的潮流

　　我们的财富创造者难道就只能这样和财富掠夺者同归于尽？资本主义难道就无法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落地？难道这真是一盘谁也无法下活的死棋？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君主立宪驯服专制权力的过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启发和线索。

　　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大致有三个模式

       一个是以威尼斯、佛罗伦萨为代表的独立城邦模式。这些城市往往都处在河口、沙洲等不引人注目的边缘地带，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在这些地方逐渐聚集起来，以贸易和手工业为基础，逐渐形成自己的财富基础。然后有幸以商业(购买自治权)、谋略和外交等相对和平的方式，在教会、国王和贵族的重重叠叠、反反复复、错综复杂的互相缠斗过程中，抓住机会，率先找到了撕开贪婪而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口子。以威尼斯为例，公元810年，他们在查理曼大帝和拜占庭国王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取得了亚德里亚海沿岸的贸易权。1177年，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列一世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征战多年之后，选择了威尼斯作为他们复和之地，标志着威尼斯，这个没有一段城墙的城市，在欧洲中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教冲突中正式获得了独立和中立的地位。

　　第二个模式可以以荷兰(尼德兰)、英国和美国为代表，通过把资本主义革命和宗教革命、民族革命合并而成的二位一体甚至三位一体的革命，实现工商业阶层的独立。以尼德兰革命为例，尼德兰原属神圣罗马帝国，1556年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后，遭到了西班牙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1568年，荷兰人在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十年战争，最终取得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整个独立过程中，荷兰人极大地受益于欧洲中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教矛盾。首先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矛盾，沉默者威廉本人就是哈布斯堡家族任命的荷兰总督；其次是新教与旧教的矛盾，哈布斯堡家族是天主教，而把荷兰人统一起来的是加尔文教；再次是国家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荷兰资本主义革命同时是一次民族国家的独立革命；另一方面，荷兰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国际参与。尤其是1587年，荷兰共和国和英、法结成同盟，共同抗击西班牙，荷兰独立战争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有这些矛盾，极大程度地帮助了新兴的荷兰工商业领导者，借力打力，甚至是以毒攻毒，通过建立广大的同盟，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封建统治者。

　　这种三位一体的革命模式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中也有戏剧性的表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的新兴阶层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带领下，暗中与主政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联络，要求他进行武装干涉，以政变的形式推翻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奥兰治亲王威廉于10月10日发表宣言，声称他对英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宣布他去英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新教、自由、财产及自由的议会”。注意这里，第一是宗教的诉求，第二才是政治的诉求，第三是(隐含的)国际参与的诉求。荷兰政府拨出巨款军费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英吉利海峡一时千帆竞飞，光荣革命瓜熟蒂落。在宗教、民族、国际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的支持下，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经过四十多年的坎坷历程，终于水到渠成。

　　第三个模式是相对最复杂、最曲折、最漫长，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最不彻底的法国模式，或曰大陆国家模式。专制统治者日渐贪婪，胃口越来越大，整个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在启蒙运动推广下，平等、人权、公民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卢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公众意志、德性统治等政治理念的高度推崇；作为一个欧陆大国，经济自主、宗教统一、外国干涉相对较难等等。按道理说，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初始条件比其他两类国家都要好，可是，历史的吊诡却是，法国革命的闸门打开之后，收不住脚了。革命革命再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到文化革命；从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慢慢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直至革命变成了恐怖主义，开始吞食自己的儿子。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派，各派轮番粉墨登场，结果却是拿破仑在自己的一手导演下做了法国版的洪宪皇帝，最后干脆是1814年的波旁王朝复辟。一场接着一场的革命，看似进步，其实徘徊，甚至后退，一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1870年废黜波拿巴家族，成立第三共和国，共和政体才算在法兰西正式确认(还不包括此后意味深长的“巴黎公社”的插曲)。法国资本主义革命号称“大革命”，看起来最革命，转这么一大圈，最后却落下一个最不革命的结果，思之令人惨然。

　　非常时期广场上慷慨激昂的姿态的背后，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原则的忍辱偷生。法国人为他们的这种对本质性、彻底性和浪漫姿态的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直到今日，法国的官僚阶层，从公共领域到企业领域，都有一种奇怪的特权化、等级化、封建化的趋势，也与这种代价不无关系。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另一方面是金字塔底层的人在面对庞大的体制时的无奈、束手无策和自暴自弃。面对面无表情的官僚，底层民众只有选择周期性的罢工和对抗，如同加缪所言：“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后，他唯一的自由就是说不的自由。”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有很多情况一样的地方：起点都是专制君主重开议会。中间都在旧体系崩溃时选择了一个独裁者，最后都有一个封建统治的复辟。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彻底驯服了权力。法国人却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势力轮番登场，政治体制也在共和与帝制之间不停地摇摆。也许革命之初那些看起来是有利的条件其实正是不利条件？也许是大陆国家专制传统更强大，更容易收买反抗者或被反抗者复制？这里我注意到的是，与第二种模式相比，由于缺乏像荷兰和英国的宗教、民族、国家等传统理念来作为社会各阶层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粘结剂，法国大革命自然倾向于选择一种高举道德高标的、更极端的、更有蛊惑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的后果我们先不管，首先就把反抗专制权力最重要的同盟——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同盟——破坏掉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变得激化，更极端，整个社会被撕裂得支离破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本主义革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自我保全。

　　历史的借镜

　　以中国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地理之特殊，我们形成的专制传统的深厚程度是法国之类的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虽然西边的青藏高原和东边的太平洋大致形成了天然屏障，偏偏北边阿尔泰山-祁连山和大兴安岭-太行山两条线一西一东形成了一个“暴力漏斗”，中亚游牧民族只要跨越贺兰山、阴山、燕山一线，基本上就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逐鹿中原，几如囊中探物。

　　为了抵挡这些游牧民族源源不断的冲击和威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几乎是必需的。庞大的军队建立起来，如何在“攘外”和“安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就成了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军队战斗力太强了，容易出现内乱(如唐朝)，军队战斗力太弱了，又容易出现外患(如宋朝)。但在这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历史大舞台上，历代统治者别无选择，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大帝国，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种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极大程度地强化了中国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传统。首先是军事实力基础上形成的领土大一统，然后是地方郡县制和中央朝廷制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大一统，再加上在“阳儒阴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大一统，中国专制传统铁板一块，几乎是滴水不漏。领土的大一统是地理意义上的一统，也是天下观、世界观、统治正当性意义上的一统；权力的大一统，是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上的一统；思想的大一统则是价值观、预设和思维方式上的一统。三种大一统互为论点和论据，和谐圆满，首尾相接，以至无穷。凡是与这种大一统不一致的，都是大家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的敌人，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存在理由和立足之地。

　　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宗教、贵族矛盾中寻找缝隙，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这块三寸高的钢铁天花板面前却不得不止步，或者选择不长大，或者硬顶而死，更多的也许是适应环境，匍匐下来，向权力表示无条件的臣服，换取被这个体制的认可和生存的空间。所以，不管这些资本所有者所处的土地营养多么丰富，不管他们一时多么繁盛，在强大的专制权力面前，他们其实都是蔓藤类的草本植物，果实藏在土里，茎叶趴在地上。当然，还有转而选择攀附和寄生在权力之树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专制权力共生死。中国民间资本的命运，从汉到清，概莫能外。

　　以清朝情况为例，从晋商乔致庸，到徽商胡雪岩，到粤商潘启官(潘振承)，早年或许靠勤俭致富，最后发迹其实多少都是靠攀附权力。攀附权力的最好方式不是收买权力，而是通过投资权力，坐收回报。胡雪岩“投资”王有龄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有意思的是乔致庸和潘振承也有类似的故事。乔致庸用心罗致的大德恒票号经理阎维藩年轻时与武官恩寿交厚，曾私下动用票号的巨额银两为他跑官。恩寿擢升汉口将军后，为他的业务开展打开了门路。胡雪岩投资，乔致庸“购并”，潘振承则“自产”。潘做进出口贸易发财之后，非常用心地培养自己的几个儿子，次子潘有为，1770年中顺天举人，1772年进士及第，官至内阁中书，成为潘家与官府打交道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两千多年的民间资本阶层的真正导师其实都是吕不韦：“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

　　流传万世的权力，那只是权力和攀附权力者的梦想。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中，权力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攀附权力者则像走马灯的影子一样，转得更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又塌了。所以，中国民间资本一直都没有马克斯·韦伯描述的那种新教资本家几乎永无止境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而是更热衷于将利润花费到各种非生产性的事情上去：买土地、建豪宅、娶小妾，醉生梦死，得过且过。乾隆年间大盐商江春的一段话，是对中国民间资本的这种卑微地位的最经典写照：“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晚清。辛亥革命诚然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革命，更大程度上是推翻满洲贵族集团的民族革命，所谓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武昌首义后一个多月内虽然有14个省宣告独立，但最有战略意义的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地方的光复，与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绅商、商会、商团、涉外机构中国职员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上海的光复中，商团配合革命党攻打江南制造局，海关中国职员把进口军火交给革命军，都是“杨梅都督”陈其美能够“轻取东南”的关键(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倡导“实业救国”，把边海小城南通建设成“东南模范”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非常有代表性。作为1894年的状元，立宪派的中枢人物，张謇开始对革命是反对的。但眼看十四省宣告独立，形势万难逆转后，张謇开始投身革命。第一步，支持好友江苏巡抚程德全就任苏州军政府都督，成为辛亥革命中第一个反正的前清大吏；第二步，推动程德全统一江苏全省，“并宁苏为一”，南京从而成为革命军的大本；第三步，以上海为政治中心，积极谋划南北会谈，取得袁世凯的支持，达到了清廷和平交权的目的。对于张謇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黄兴高度评价：“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

　　然而，作为弱小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张謇在种种中世纪式的暴力、权术、阴谋面前的枘凿、扞格，到最后的进退失据，几乎是必然的。辛亥革命期间，张謇有三次意味深长的辞职。第一次是1911年11月拒绝了清廷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这次辞职代表了他与清廷的正式决裂；第二次是1912年2月在清廷宣布退位时，张謇宣布辞去革命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总长之权已被革命党人架空，另一方面是不满孙中山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向日本借款；第三次是1915年在袁世凯拟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为复制帝制大张旗鼓的时候，张謇凄然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张謇其实是武昌起义的目击者。在武昌起义半年前，他旗下的大维公司把湖北的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谈了下来。武昌起义三天前，大维纱厂、布厂才刚刚举办开工仪式。张謇踌躇满志地计算着这次投资的回报率，正准备登舟回沪的时候，看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革命之火，烧毁一切，他所有的精密筹划，顿时全部成为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张謇此时面临的困境，是资本在中国的命运的一个象征，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把火将越烧越大，没有烧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烧尽的却是典章制度，诗书礼乐，人物风流，故国不堪回首。来源: 经济观察报▲◆★●■☆


中国强硬了习副主席对美国发出了警告
http://www.cankaoa.com/article/waiguoren/38949.html

2012-02-14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华盛顿之前就美国计划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发出警告。习近平呼吁美国将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

　　习近平承诺北京会处理外国伙伴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切。中国国家副主席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声明说，太平洋对中国和美国有“足够的空间”。

　　与此同时，他指出亚太国家应把重点放在解决“经济繁荣”的问题上。早些时候美国曾声明说，在其军事战略中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习近平于周一开始访问美国。周二他将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还将访问五角大楼，举行有关增进两国军事合作信任的会谈。习jin平访美期间还将前往爱荷华州和洛杉矶。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默认中美间存在摩擦的同时，也确立了两国应“不搞对抗”的理念。

　　综合媒体2月13日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于12日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就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合作、中美在亚太的关系等提问作了回答。

习近平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

　　一句“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简简单单，却寓意多多。一方面承认中美分歧，同时更认同“求同存异”、不搞对抗的理念。

　　正如《学习时报》就“稳定中美关系”的解读，中美关系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分歧与矛盾原本就很多，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台湾、人权、贸易等问题上一直龃龉不断，分歧难消。

　　即便中美目前已经进入分歧凸显期，但中美两国应确立“不搞对抗”的理念，因为对抗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不符合两国的大战略目标，也损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


赖昌星案被提起公诉 厦门走私案31人潜逃归案
http://news.stnn.cc/china/201202/t20120214_1703274.html

星岛环球网2012-02-14   星岛环球网消息：《新京报》据新华社电,记者从厦门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涉嫌走私、行贿犯罪一案，近日已由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据悉，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后，厦门海关缉私局依法对其执行逮捕。海关缉私部门和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依法对其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行贿犯罪开展侦查，并于2011年12月下旬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经审查全案证据并讯问犯罪嫌疑人赖昌星，认为赖涉嫌走私、行贿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起诉指控赖昌星犯罪集团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赖昌星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受理此案。

　　记者了解到，该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公正、文明办案，依法保障赖昌星、其他涉案人及接受赖昌星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律师行使诉讼权利，并充分听取了赖昌星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

　　案情

　　厦门走私案31人潜逃归案

　　1996年至1999年期间，赖昌星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大肆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等货物，涉案金额巨大，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据海关总署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自2001年4月专案组撤离厦门以来，共有31名潜逃境外的厦门特大走私案疑犯归案，司法机关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作了处理。▲◆★●■☆


朝鲜内外夹击 百姓忠诚度欠缺打击金正恩体制
http://news.stnn.cc/guoji/201202/t20120214_1703266.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2-14 星岛环球网消息：在外界眼中充满神秘的朝鲜，在金正恩接任以来，逐渐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近期除了朝鲜国内出现反体制事件外，近一个多月来，朝鲜黄海海域持续遭逢寒流侵袭，导致大片海域结成冰，进而影响国内人民的反体制声浪。在国际上，网络不断传出关于朝鲜兵变的事情、金正恩政权已落入执政精英掌控，甚至有谣言指出金正恩在北京遭到暗杀的消息。不论事情是真是假，都显示出目前朝鲜的政权仍然充满着不稳定性。

　　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朝鲜国内的局势不如金正日在位时来得安稳。据《朝鲜日报》报道，去年9月，朝鲜出现了“世袭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打倒金正恩”的反对朝鲜政权声浪。在去年年底更由于货币改革的失败，出现人民对政权不满的风声。而在近一个月也来，黄河海域不断受到寒流的侵袭，也正考验着金正恩的应变能力。由于渔业、海运为朝鲜主要的合法外汇来源，外界预料如果寒害加剧，不仅会影响朝鲜经济，还会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体制，带来沉重打击。

 　　不过根据韩国新世界党议员尹相现的说法，“近来，朝鲜内部反体制事件仍在继续。这表明金正恩在权力阶层内部树立的威信还算稳固，但普通百姓的忠诚度还很欠缺。”这也说明了为何在金正日过世后不久，金正恩随即不断的往前线视察部队的举动。此举说明了金正恩迫切的想向人民展示军队的忠诚度，使得刚接管的政权不至于受到极大的动摇。

　　在国际局势而言，各国都难以介入或是干预到朝鲜的政权，目前真正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密切，除了平时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外，政府人员也经常交流，难想象朝鲜的领导人会在中国的领土上遭到攻击。因此，对于网络上谣传金正恩在北京遭暗杀的消息，并不值得相信。

　　而对于朝鲜的局势发展，不论内部是否出现反体制的声音，世袭制的更迭方式，就是为了不影响或是推翻朝鲜的政治方针，更是为了避免主体思想的制度垮台。▲◆★●■☆


美国打压叙利亚意在整垮伊朗
http://www.cankaoa.com/article/guoji/38888.html

更新时间：2012-02-13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3日文章】题：叙利亚：不仅是自由的问题

　　当帝国政权被赶出海外主要据点时就可能土崩瓦解。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标志着东欧摆脱莫斯科的控制，而且预示着苏联本身的解体，仅仅过了两年，苏联就解体了。

　　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如果倒台，可能对伊朗也是这样的不祥之兆。与叙利亚的联盟是伊朗扩张势力范围的核心———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的共产国际，附属国包括得到伊朗武装和指导的真主党以及哈马斯，真主党现在是黎巴嫩的主导力量，哈马斯现在控制着加沙，扬言要从软弱无力的法塔赫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其余的土地（约旦河西岸）。

　　此外，伊朗还对东面的阿富汗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对西面的伊拉克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德黑兰甚至把目光投向拉丁美洲，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对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古巴的结盟之旅就是明证。

　　在上述诸多附庸国中，叙利亚是最重要的。它是唯一与非阿拉伯民族的伊朗公开结盟的阿拉伯国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阿拉伯人认为波斯人数百年来一直谋求统治中东地区。事实上，伊朗通过叙利亚向真主党输送武器和各种教练人员，让波斯人2300年来在地中海地区拥有了第一个海外据点。

　　不过，阿拉伯人与伊朗人之间的分歧不仅局限于民族方面。在教派方面也存在分歧。阿拉伯人绝大多数是逊尼派。而伊朗属于什叶派。阿拉伯国家担心，信奉什叶派的伊朗通过黎巴嫩的真主党或者通过巴沙尔领导的阿拉维派统治的叙利亚渗透进逊尼派的大本营。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异端分支。

　　正因为这些原因，巴沙尔政权的命运才具有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当然，民主和人权因素也使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叙利亚的复兴主义虽然不及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主义反复无常和疯狂，但也把叙利亚统治成一个残酷无情的极权国家，曾经在哈马屠杀了2万人，在这场起义中也已杀害5400多人。仅凭人权这一点就足以令我们不惜一切推翻巴沙尔。

　　不过，战略机遇的因素令问题更加紧迫。伊朗通过叙利亚牵制众多附属国，成为该地区现在最大的威胁———对害怕伊朗搞核霸权的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来说是这样；对受到伊朗威胁搞圣战颠覆的传统政权来说是这样；对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誓言铲除的以色列是这样；对神职人员誓言要赶出该地区的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怪不得阿盟内许多成员绝非心地善良的人道主义者，此番却大力施压，要求巴沙尔下台。巴沙尔如果倒台，会让伊朗丧失在阿拉伯国家腹地的一块跳板，还将切断伊朗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叙利亚也会重投逊尼派怀抱。而充当德黑兰在黎巴嫩代理人的真主党，在失去叙利亚的支持和伊朗的军备后，可能成为藤蔓上的下一个枯萎凋零的果子。哈马斯则会重投埃及怀抱。

　　在这条因果链的末端，伊朗在被剪除羽翼，再加上因为搞核计划遭受经济制裁，将受到重创。神职人员已经紧张之至，竟然发出了近乎自杀性的威胁，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在2009年绿色革命中镇压的那些人仍然愤愤不平。伊朗政权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斥责。再加上它越来越企图从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巴沙尔，反而让这个地区的反伊朗情绪越发高涨。

　反对巴沙尔的不仅仅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土耳其转而坚定反对巴沙尔，它看到扩大势力范围的良机，就像奥斯曼帝国时期那样，成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保护人或者领袖。各方力量的集结表明西方有得天独厚的机会帮助完成这项任务。

　　如何做呢？首先，全面抵制叙利亚，不仅局限于石油，还包括全面的武器禁运。其次，向抵抗力量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助（取道土耳其，土耳其内既庇护着反对派武装人员也有政治反对派，或者直接秘密地运入叙利亚）。第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巴沙尔政权下台。俄罗斯是巴沙尔最后的重要盟友，应当迫使它要么投赞成票，要么投否决票，激起阿拉伯国家的众怒。

　　迫使对方作出决定。亮明美国站在阿盟这边，反对搞霸权的伊朗以及受其庇护的摇摇欲坠的叙利亚。在外交上，人们往往必须在人权和战略优势之间进行抉择。但罕见的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可以二者兼得———只要我们不向俄罗斯妥协或者软化立场，直到巴沙尔倒台。（查尔斯·克劳萨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