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黄奇帆披露王立军事件细节 "休假式治疗"乃编造？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05/1665095.html

     2012-03-05：打黑英雄王立军滞留美总领事馆事件依旧难见水落石出，两会期间作为人大代表的王立军虽然缺席但更成媒体追逐的焦点。针对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事发后曾亲率70辆警车圈围美国领事馆的传言，黄奇帆在接受港媒专访时斥其乃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的八卦新闻。他披露事情原委，称事发后仅带领政府秘书长等人赴美领馆交涉，并成功劝说王立军与其一起走出美领馆，随即将其转国家安全系统调查，整个事件“很平和”。另有消息称当时黄奇帆还澄清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一说乃是官方微博发布者编造，但此细节未公布在港媒报道中。

     黄奇帆详述事发后曾带领自己秘书长前往美国总领事馆进行交涉，并与王立军本人具体地讨论两三个小时后成功说服其“愿意”同他们一起走出美国总领事馆。

黄奇帆2月28日对已在大陆落地的华文媒体凤凰称，王立军事件并无必要私下探讨。他坦诚自己早已注意到了网上有关他带领大批警车赴美领馆的传言，但认为那是不值一驳的八卦，因为现场车牌全是“川”字。

     对于王立军事件后重庆官方微博曾明确称其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说法，3月5日有署名“穿雨衣的陌生人”爆料其实接受凤凰网采访时黄奇帆也有澄清，指“休假式治疗”是发微博的人胡乱编的，后来还批评了他们，并透露“王立军精神确实有些问题，上半年就去过几次医院。”不过这段谈话并未出现在凤凰网的视频内容中。    ▲◆★●■☆


薄熙来已入戏 耐心看中南海权斗大剧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123

    2012-3-5：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突然叛逃美国领事馆，天下哗然。鉴于王一直被认为是薄熙来的铁杆亲信、在薄的“唱红打黑”剧码中扮演要角，王立军出事，就是薄熙来出事。此时，一个最大的问号是，薄熙来结局将如何？

中南海权斗有耐性，大戏才拉开帷幕

表面上，薄还在出席政治局会议，还在会见外宾，还在重庆发号施令。让一些人判断，王虽出事，薄却可能躲过此劫。其实未必。须知，论内部权力斗争，中南海最有耐性，兵不厌诈，甚至后发制人，是传承于毛时代的路数。一场权力斗争，从酝酿到摊牌，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远至刘少奇、林彪等案，近到陈希同、陈良宇等案，莫不如此。如今的中南海，缺乏威信人物，各方拉锯，费时更久。难以想像二月间王出事，二、三月间薄就被放倒。

演戏的有耐性，看戏的也要有耐性。预料三月份的北京“两会”，中共各派将轮番上阵，穿插演出更多兵不厌诈的剧码，有佯攻，有烟幕，有假戏，有实景。看官须擦亮眼睛，鉴别其中的虚虚实实。

薄小动作不断：在重庆地方媒体上频频亮相，强化自我宣传，是不服输的表现；邀邓小平长女邓林到渝讲“改革开放”，是拉邓家背书；重新强调“科学发展观”，是迎合胡；擢升江泽民外甥邰展为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是靠近江（如果邰的升迁，是薄主动而为的话）。

但中共权力斗争，从来你死我活，并非因为动作花俏，薄某就能轻易过关。以中共标准，王逃奔美领馆，属“叛国投敌”和“出卖国家机密”，一手提拨王的薄，岂无失职之责？传薄在政治局会议上请辞，应属自然，而不论他出自真心还是假意。

再者，王立军由国安部带到北京，带离时，国安部官员与重庆官员在美领馆外发生激烈争吵与争执，已经将党中央与重庆当局的纷争与对抗表达得淋漓尽致。王目前应在“中央专案组”控制之下。陷入绝地的王，必绝地反击，肯定正大量揭发薄的腐败与淫乱事实，从个人而言，图个检举揭发的报复之快，从法律而言，争个立功赎罪的一线生机。于是，薄的把柄，无论腐败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党内政敌及中共高层手中。薄熙来翻船，大致无悬念，只需假以时日；一出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高层忌惮薄熙来“民望”，维稳优先?

中南海忌惮的是，薄由“打黑”而打造的地方“民望”，以及这个“民望”下可能酿成的民变。王出事时，重庆盛传，将有百万市民上街挺薄。一心维稳的胡当局，必然谨慎行事。团派的关海祥接任重庆公安局长之后，继续“打黑”，薄熙来的政治对头汪洋，也开始在广东高调“打黑”，玩的就是这样一个障眼法：打黑，并非薄熙来或王立军的专利，我党一贯打黑。薄、王等人倒下，并非因为打黑，也并不影响打黑。藉以抵消薄苦心经营的“民望”。直属中央军委的机动武警一二六师，忽然从湖南调入重庆布防，明显而直接的针对，就是重庆可能发生的民变或政变。

不安分而好折腾的薄熙来，首先犯忌的，就是胡锦涛的“不折腾”，尽管，薄“唱红”、颂毛、走左那一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胡本色，但薄自作主张，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往哪里摆？目无尊上，乃中共党内大忌。君不见，不论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是在竭尽低调和隐忍之下，才熬出了头？

胡温十年，地方势力坐大，重庆为最；王立军反水，仿如“天赐良机”，受够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胡温当局，此时如不下手削藩，必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况且，高层中，有意倒薄的，还有贺国强、习近平、李克强，至于力挺习接位的江泽民，大概也不会容忍薄对习的挑战。

有人放风：高层要以“精神病”定性王立军，进而保下薄熙来。果如此，只能说明，胡温是最窝囊的主；而对于习李，必将后患无穷； 或者证明：中共发展至今，党内各派势均力敌？地方与中央抗衡，谁也把谁没办法？

毛左派受重创，影响“十八大”走向

再说民间。如果薄熙来的折腾，是朝着右的方向，即朝着民主自由方向，或能得到长远民意的支撑；薄的折腾，偏偏朝着左的方向，往后整，与长远和主流民意相悖。在同时忤逆上意和冲犯民意之下，薄的折腾，注定就是一场短命的赌博，而薄的下场，也可想而知。黑吃黑，贪反贪，原本就是重庆“打黑”运动的实质。请君入瓮，已经在王立军身上应验；应验在薄熙来身上，不过是迟早的事。

薄“唱红”，叫好的，惟有毛左派。那些缅怀毛时代、沉迷文革热潮的人，人数不多，却长期存在，即使在未来民主中国，也依然有他们的声音。但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毛左派都持续被边缘化，而无法在中国社会再居主流。薄此番受创，毛左派大受打击，在“乌有之乡”等毛左派网站上，既有失落的沮丧，也有不服的嚣张，无法掩饰的，都是一片哀鸣。

由此可见，王立军事件并非中共发言人口中故意淡化的“孤立事件”，不仅牵扯到薄熙来、周永康等权贵的起落，还关系到中共“十八大”前后的政治路线与走向，至少，在所谓“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较量中，前者落败，而后者上扬。

美方提醒习近平，防暗流袭身

同月，中共王储习近平访美，笑容多，兴致高，神态轻松，获得外国媒体的评价，胜过“僵硬”、“死板”的胡锦涛。然而，除了习与胡性情不同，还可能，薄熙来新近出事、即将出局，令习近平如释重负，因而有格外的好心情。

笔者曾在两年前出版的《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中，列出一节，题为《习近平尚未坐稳，薄熙来图谋大位》，分析薄熙来借“唱红打黑”、近身挑战王储习近平的心态；笔者同时指明，中共高层中，真正出面挺薄的，只有中共最高安全首脑周永康。

这一回，习访美期间，美方对外披露一则内情：王立军投奔美领馆期间，揭露周永康与薄熙来密谋，要让后者接任政法委书记，并伺机以政变方式，推翻习近平。美方选择性释放王立军提供的机密，明显是提醒习近平，让习留意中共党内阻止他接位的暗流。毕竟，围绕“十八大”的激烈权斗，还没有完全落幕。来源：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3月号▲◆★●■☆


习近平和普金 强强能联手？拉开合纵连横大剧帷幕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188

   2012-3-5：俄罗斯强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而且6年任期之后，很有可能还会再连任一届。中国今年第18届党代会召开，被美国副总统拜登近距离观察视为“强势”的习近平，也将毫无悬念地在今后10年内成为中国国家最高领袖。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新晋强国在同一年都换上强势领导人，对世界格局将会产生何等影响，他们是否会强强联手，共同发起对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地位的挑战，是个很值得观察问题。另外，这三国之间会否演出微妙的合纵连横的历史剧，也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国领导人换届还只拉开序幕，但各种暗流早已开始汹涌澎湃了。

　　2月13日，身为“王储”的习近平访美，美国方面给予超乎寻常的高等级接待，其中包括白宫红地毯和国防部全军礼这样素来只给予大国最高元首的接待规格。而习近平也极力仿效邓小平当年访美亲民风格造成的旋风式效果，极大地展现出和蔼人性的一面，专程拜访25年故旧，还大讲中美民间关系史上的感人故事，果然赢得美国朝野的一片叫好声，连基辛格这样的老狐狸都被感动得涕泗横流。展望中美未来关系发展，习近平妙语连珠，既用中国80年代电视剧《西游记》里的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来表达发展中美关系的决心和愿望，同时，他还用太平洋可以容纳得下中美两个国家的语言化解外界对美国重返亚太围堵中国的猜测。

　　可以说，在习近平访美的事情上，中美两国都做足了文章，大有两国联手，以G2的形式领导世界新格局的意味。

　　习近平自从政以来，在25年间5次访问美国，而现在他的女儿还在美国名牌大学哈佛读书，对美国的熟稔和好感自不待言。相比之下，习近平至今尚未正式访问过俄罗斯。而且，他主政的地区，如福建，浙江和上海，都是中国沿海经济比较发达，与外国，尤其是与西方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地区，受西方，尤其是受美国影响之大，在习近平自认爱看美国电影就可见一斑。因此，可以想见，在未来10年，在争夺中国领导人好感问题上，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已明显处于下风。

　　自中国和苏联交恶以后，正是邓小平1979年访美，与美国结成事实上针对苏联的联盟，东西夹击，在世界范围内给当时的苏联内政外交造成极大的压力。中美当时联手，可以说是前苏联最终解体的诸多重要因素之一。这次习近平访美，人们有意无意将他与邓小平当年访美相提并论，看在俄罗斯眼里，如果中美再次强强联手，这将是克里姆林宫未来主人的巨大噩梦。

　　国家之间固然主要是利益和利害关系，但最高领导人的喜怒好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明显改善，固然得益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但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家总理李鹏年轻时曾留学前苏联，对俄罗斯文化有极大好感也不无关系。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中俄两国进入新一轮蜜月期。继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虽然未曾留苏，但他是在中共建政之后学习苏联的热潮中长大的。据说素来不喜好文艺作品的胡锦涛唯一看过的小说就是《卓雅和苏拉的故事》，一本讲述苏联二战时期青年英雄的故事书。

　　胡锦涛主政10年，中俄关系十分巩固平稳，比较他与俄美两国的关系，胡锦涛对美国似乎更多的是畏惧和猜疑，对俄罗斯则多了几分亲近。两国联手，或明或暗，抵制或抵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本国利益的侵蚀，配合得十分默契。现在，换了一个在美国挥洒自如，宾至如归的习近平，中国还会在俄美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外交政策吗？相信数月来，这一定是摆在普京面前需要他费时长考的棋局。

　　自普京当初就任总统，以他的强势作风和大俄罗斯主义的立场，对中国并不十分友好，首先在对华输油管道工程上，推翻叶利钦当年的决定，对中国百般刁难。此后，在诸多问题上，如严厉打击中国商贩，限制中国商业在远东西伯利亚的发展等，对中国十分强横。只是后来面对美国及其西方不断挤压俄罗斯在欧洲的空间，才逐渐缓和对中国的立场。即使这样，在卖给越南先进战机和潜艇，以帮助其在南海与中国争夺疆域；销售更先进的武器给印度，以增强其与中国对抗的本钱等问题上，普京永远站在最大利益化的俄罗斯立场上，我行我素，完全不顾及中国的利益和感受。现在，在其竞选纲领中，普京喊出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而稳定的中国，声言俄罗斯的风帆需要中国强劲东风的吹动，即使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其拉拢中国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美国和俄罗斯争相拉拢中国，这对中国未来10年的崛起，绝对是个利好的消息。尤其是，美国已从鼎盛高峰在走向衰落，而俄罗斯才刚刚开始从破败的低谷向上爬。两个昔日的超级大国此时都希望得到中国的借力，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止损和补血。这对正在日渐发展壮大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何况，俄美两国还在为欧洲和中东昔日的地盘怒目相对，似乎要不惜拼尽体内最后一点元气来个你死我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开始起主宰作用的角色已经越来越明显，这次叙利亚事件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中国选择和俄罗斯站在一边，联手否决联合国决议，硬是让本来已经一边倒的局势翻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气得怒骂俄罗斯，却不敢对中国说重话。

　　“新沙皇”普京重新执政俄罗斯，对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好处大大多于坏处。只要中国未来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上认清自己最大利益之所在，善用自己日渐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俄美之间扮演权衡轻重﹑助谁谁赢的角色，中华民族的最终崛起将如日中天势不可当。

　　2012年，这个传说中天崩地裂的世界末日，其埋葬的也许只是不合时宜的世界旧秩序。对中国，则是经过百年苦难的浴火，凤凰腾飞的一年。来源: 多维▲◆★●■☆


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http://www.zaobao.com/yl/yl120306_001.shtml

    2012-03-06：郑永年专栏 美国是民主的典型，但美国的外交是高度集权的。如果中国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演变成外交领域的“泛民主化”，那么损害的必定是国家利益。

　　既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要有效应付外部外交环境的挑战，首先就要改革内部环境。内部环境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决策者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的认知、外交的决策结构和社会环境。

　　外交是国家间的事情，但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每一个国家的认知是不同的。不同的认知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构和社会环境。在今天的中国，最令人遗憾的是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的认知不足。在外交认知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总体上来说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

　　中国尽管是个文明古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外交的历史并不长。在清朝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今天“外交部”那样的机构。传统上，中国人把自己视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只是中国的延伸。中国在和其所知的外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朝贡体系”，朝廷也设置了机构来接待“朝贡”来使，但这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列强来到中国之后，中国的精英才开始发展出国际观来。中国传统形式的国家，无法应对自西欧产生的近代形式的国家，中国的精英才开始学习西方，包括外交。清朝设立近代形式的“外交部”，算是中国制度近代化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样，外交也并没有赋予足够的重要性。大概外交是个比较麻烦的领域，统治者中没有人才想去碰它，甚至可以回避，总是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来掌握外交。等到外交方面出了像鸦片战争那样的大事情，皇帝才会派一个“王爷”之类的人去处理。

　　更为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外交”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顾名思义，“外交”就是要“走出去”和其他国家交往，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大清帝国的“外交”是在自己的国土内部进行的，主要是抵御或者减缓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大外交”。作为外交家，李鸿章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敬佩。没有他的“大外交能力”（即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周旋），中国有可能早就成为西方或者日本的殖民地，而非后来毛泽东所定义的“半殖民地”了。不过，“弱国无外交”，李鸿章的“外交”天赋并没有能够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李鸿章自己也感叹，当时的清朝已经是一间“破屋子”，他仅只是一个“裱糊匠”而已，无力回天。

在经济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的半壁江山也与世界经济高度互相依赖，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其它方面，包括军事、战略、文化等等也是如此。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导致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所有这些并没有反映在政治上。

大外交需要体制的支撑

　　外交的政治重要性并非抽象。尽管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但这种认知并没有反映在机制上。本栏之前论述过中国缺失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的机制。尽管外交利益多元化、声音多元化、决策角色多元化，但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统筹外交事务。在任何国家，除了总统（总统制）和首相（内阁制），外长和财长最为重要。美国的国务卿在正式的行政系列上的位置是第三，实际上的位置是第二。中国的外长不知道出于第几位？但很显然，外长只不过是众多外交角色中的一个，并且其行政级别并没有较其它角色高。外长在政治系统中的等级不够，权力不够，其他国家就会对其不那么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和外国打交道过程中，很多本来应当抓住的机会往往流失掉。

　　要实现“大国大外交”，中国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大外交的制度结构，没有这样一个结构，小外交的局面还是继续。如何改革体制？从体制运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类似于俄罗斯或者法国半总统制的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之间的分工，类似于这些国家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国家主席和总统都是掌握外交权的。当然，中国的国家主席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这一事实。如果意识到体制的这个特点，中国至少有两种相关的制度选择。一是改革目前的国家外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得这个组织变成一个实体。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尽管由国家主席（总书记）担任，但因为这个组织是个虚体，难以拥有重大的外交决策所需要的资源。“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设想在1990年代末有过，也进行过一些论证，但至今没有落实。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并且外交至于中国内政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设立类似这样的一个大结构势在必行。

　　如果这一设置还有有困难，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是政治局常委，来专门负责外交，并且辅助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在中国，一个领域的政治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该领域处理事务的领导的政治级别。钱其琛担任外长时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国在1989年后在那么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很快改变了外交环境，这是当时领导层亲自抓外交的结果，而当时的外交重要性，也表现在人事任命的政治行政级别上。中国的大外交需要一个大结构来支撑。

　　再者，大外交格局的出现，也要求中国吸收消化一些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挑战。这里主要指的是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制度。限任制和年龄限制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近年来越来越制度化。这些制度变革应当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它们从制度上保证了个人专断已经成为不可能，也保证了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但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这些制度创新也带来了一些“缺陷”，就是如何确立政治责任。

区分外交专业与政治任命

　　外交方面也如此。领导人物的频繁变换，经常导致他们的短期利益观念，很难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并不说他们没有长远利益观念，而是说制度限制了他们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观念。再者，外交需要经验的积累，“资深”对外交来说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看，那些伟大的外交家和外交战略家都是“资深”人物，也就是一辈子在外交领域打拼的人物。但在中国，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使得“资深”不可能。

　　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政治人物终身制的时代。不过，这些“缺陷”并非不可能克服。从各国经验看，中国要把政治人物和职业外交家区分开来，也就是要在外交系统确立职业外交家（公务员）制度和政治任命制度的分离。政治任命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进行的，并且需要从属于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但职业外交家不能受政治任命的影响。这种分离即可以保证外交领域政策，在变化和延续性之间的平衡，也可以充分利用职业外交家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光有职业外交家的经验，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确立，因为职业外交家只是外交的执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培养一些能够超越具体利益的外交战略家。李鸿章、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不过，现实地说，要中国出现类似的外交战略家已经非常困难。怎么办？中国可以培养出类似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那样的战略家。他们既可以来自职业外交家这个群体，也可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他们不应当有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利益，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界定“国家利益”及其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方法。这样的战略家必须和政治家配合，在重大外交决策上扮演重大作用。这样，就可以进而实现决策（政治家和战略家）和政策执行（职业外交家）之间的分离。

     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中国的情况是，主要政治人物对外交缺失兴趣，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缺少和实际政治和政策的关联，职业外交人员只聚焦于具体事务的执行。这里，只有微观，没有宏观，更没有微观和宏观的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产生大的外交观念，大的外交格局？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或者“科幻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只有理性和科学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没有理性和科学，就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阴谋”了。例如，这些年来，美国人做什么都被当成“阴谋”。货币是阴谋、朝鲜问题是阴谋、南中国海问题是阴谋，等等。因为相信这些都是阴谋，所以自己只好无动于衷。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着国家利益。

　　在外交的社会环境中，民意也正在变得不可忽视。外在世界把此称之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愤怒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民意无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都在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尽管还没有类似于民主国家的表达机制，中国的民意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外交领域民意的愤怒与其说是对外国的愤怒，倒不如说对本国外交的不满。实际上，自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确切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大多是表达对政府外交行为的不满。但这种愤怒的民意，经常促使中国的外交面临困境。

　　因为外交方面的欠缺，导致社会的不满意；社会的不满意，导致政府官员必须照顾民意；而照顾民意，进而很难保证外交政策的理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民意不可避免，但对民意还是要采用毛泽东的态度，即“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民意和专业外交必须区隔开来。现在，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但对公共外交要有正确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外交的大众化。社会当然可以在外交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一旦公共进入传统外交领域，一个国家就无外交可言。美国是民主的典型，但美国的外交是高度集权的。如果中国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演变成外交领域的“泛民主化”，损害的必定是国家利益。

　　问题在于，如何消减公众对外交领域的愤怒？很简单，要跳出目前的恶性循环，首先必须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众的愤怒自然就会消退。公众的愤怒消退了，外交领域的自主性就会增强，政治家、战略家和职业外交家就可以更专业地把外交做好。专业的思想、专业的决策、专业的执行，这些是一个国家好外交的前提条件。尽管各种非政府力量在崛起，但这个世界仍然是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自身作为外交主体的能力，而非被非政府力量拖着走。

　　中国的内部外交环境正在变化，对外交事务的挑战正在迅速增加。很显然，这些内部环境变化既有其必然性，也是可以加以改革的。如果不能根据新的内部环境来改革外交的思维、政策和执行结构，不仅很难追求“大国大外交”的理性局面，而且不同形式的外交悲剧也会变得不可避免。

“大国小外交”的格局

　　清朝解体之后，中国走上了重建国家政权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各派政治力量都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和日本）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其间，国民党政权也曾经有过可歌可泣的外交历史。但总体上，因为国家力量的弱小，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外交”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个“工具”而被给予了一些外交空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不过，当时外交的主要目标也并非是“走出去”，而是求生存，即一个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求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生存。由周恩来亲自来掌握外交，足以说明外交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才树立了“外交无小事”的外交意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所有的外交领域的突破，无论好坏，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亲自抓的情况下发生的。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今天的中国外交环境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所可利用的各方面的外交资源已经今非昔比。在李鸿章时代，“弱国无外交”，但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很多人说是“大国小外交”，就是说国家越来越强大，但外交格局则越来越小。

　　本栏前面几篇也系统讨论了今天中国外交局面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外交格局过小，首要的原因在于没有给予外交足够的政治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外交思维，还仍然停留在李鸿章时代的“抵御性”外交和毛泽东时代的“求生存”外交。从前中国缺少外交资源，现在是大量浪费外交资源，或者很多资源被闲置着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主要原因在于对外交的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我们都曲解了雷锋精神的真正内涵
http://talk.ifeng.com/online/culture/detail_2012_03/05/12968902_0.shtml

2012年03月05日 来源：凤凰网     作者：马鼎盛

----真实的雷锋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2012/03/05：自从毛泽东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政府一直在全国推动学雷锋运动。今年是雷锋去世50周年，北京指出，要适深入挖掘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要建立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活动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发出的学雷锋通知，引导全民学习和弘扬雷锋的奉献精神，以实际行动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对于在1962年雷锋死后才懂人事的大部分中国人，首先要弄清楚雷锋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知道毛泽东大张旗鼓在全党、全军、全国推动学雷锋运动的目的。然后就会产生疑问；在今天“后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时代典范？还要把醉心阶级斗争“毛主席的好战士”整容为“具有激发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雷锋1960年1月入伍，三个月后他就破格提拔了副班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雷锋提升为班长，选为抚顺市人民大会代表，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事故伤重不治。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可见雷锋被“封神”的岁月正是毛泽东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策的历史关头。林彪为雷锋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年跟老毛跟得最紧的林彪非常清楚，叫全国学雷锋就是要七亿中国人俯首帖耳地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兵。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快捷方式”， “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1年林彪授意《解放军报》从5月1日开始在报眼上每天选登毛主席语录。总政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雷锋在和平年代能在短短的两年多军旅生涯立了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最显着的功劳是刻苦学习毛主席语录，并记录日记4.5万字。他经常到兄弟部队和地方作报告，讲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林彪把雷锋这个厚礼送到老毛的心坎上。毛泽东看《雷锋日记》后说：“此人懂些哲学”----无非是斗争哲学。  

     周恩来题词的关键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右派”如今都是共和国公民了，老毛打倒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叛徒、特务、走资派刘少奇”都沉冤昭雪了，国内外资产阶级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阶级斗争为纲”被永远抛进历史垃圾堆。今天的宣传部门要“深入挖掘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其实已经阉割了雷锋精神最具杀伤力的“对阶级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今天中国讲究“和谐”，雷锋最拿手的“忆苦思甜报告”主题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谁胡说“雷锋精神具有激发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正是掩盖了毛泽东时代同今天“人民”的概念的鸿沟。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将军一个令。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历代领袖创造出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怎麼就塑造不出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典型？！还要死抱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雷锋。▲◆★●■☆


重庆 黄奇帆 市长真是奇才，答凤凰记者问太给力了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7/98/16/8_1.html

    发表于：2012-03-04：第五届中国页游高峰论坛官网上线

    访谈摘要：

    1、我们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从“重庆模式”上去想问题。重庆这几年工作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按照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探索。

    2、我们明明做了五方面的事（五个重庆、开放高地、共同富裕、核心价值观、民主法治），是很系统的事。为什么你们只说我们两方面（唱红打黑）？这个问题该我问你。

    3、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本质就是八个字：民主法治、共同富裕。而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讲公平正义，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到什么就解决什么，这不行，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

    4、农民工户籍改革，是一个还欠帐问题，给为城市发展做十年五年贡献的人一个城市户籍，给他们一个城市居民的待遇，这是人权的体现。

    5、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在安全警戒线内。

    6、中国目前的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改革一定是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的，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

    7、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五千或一万人，一个人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人一票是合理的。但几百万人甚至更多，这个人在哪，谁都不了解，凭什么一人一票就准确呢？就有个分层的问题。我们探索的是基层一人一票，分层选出领导层，这个对中国很适应，很合理。

    一 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 也不能照书本想当然

    主持人：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改革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认为必须要继续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你认为，目前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黄奇帆：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浦东视察的时候，我有幸陪在他旁边，直接聆听他南巡讲话中很多重要指示。

    改革，是一种制度的调整，一定会涉及到观念的冲突，又一定涉及到利益的冲突，所以会有人抵制。改革还有代价、有成本，如果条件不许可，支付不了代价和成本，改革也只能放慢进程，积累到条件成熟再进行。

    在改革的推进中，一般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做试点、探索积累经验，再以点带面进行推广；另一种是触一发而动全身，是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个时候要有顶层设计。总体而言，改革，应该是领导层的顶层设计、重大决策与基层的试点、探索相结合。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改革一定是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的，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现在的改革重点在哪里？什么方面矛盾大，什么方面问题多，什么问题是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是长周期的问题，这就要用改革的思维去解决。比如住房问题、比如农村老百姓财产收入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改革。当年老人家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改革，是针对着现实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改革的重点就在哪里。

    主持人：顶层设计具体指什么？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当前改革，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到了时机？

    黄奇帆：这些大都是书生在对着书本想概念，不知道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以脱离社会现实，把在20年前、50年前的书上读到的理论作为问题来讨论。对中国目前而言，我自己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怎么开放、怎么走出去。这个时候，不抓机遇就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

    第二，中国国内现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已经变成主要矛盾。当年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还说了，什么时候可能要讨论共同富裕问题呢？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当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要讨论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概念，无非是在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不是要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直选等问题，我认为这首先是理论的错误。其实你要明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100人进行一人一票，可能是真的选举；如果其中10个人拥有80%的财富，另90人只拥有20%的财富，在这100人中进行选举，掌握了80%财富的人，就有足够的财富运作使得这100人投票方向发生变化，这时候不要太相信这一人一票就是公平的。

    我刚才说在共同富裕基础上，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我们的工人、农民可以一人一票。但一人一票是直选最高领导还是分层选？这又有一个制度设计上的科学性和渐进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五千或一万人，一个人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人一票是合理的。但几百万人甚至更多，这个人在哪，谁都不了解，凭什么一人一票就准确呢？就有个分层的问题。我们探索的是基层一人一票，分层选出领导层，这个对中国很适应，很合理。

    如果光凭书本，想当然认为西方模式是最好的，我们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模式，改革到一定的时候，要做政治改革，就要改到西方的模式。这种思维不准确，理论不准确，目标也不准确。

    二 重庆这几年就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探索

    主持人：你认为是否存在“重庆模式”？如果存在，“重庆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黄奇帆：其实我们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从“重庆模式”上去想问题，我们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务院赋予重庆的一个任务，锦涛总书记也要求我们探索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和任务。

    重庆这几年工作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按照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上进行了重要探索，让重庆这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地方在探讨全面小康的概念上有了重大推进。

    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很多沿海城市，可以说是依靠城市化、工业化两个轮子推动的。对重庆来说，除了走沿海发展过的道路以外，我们还要探索城乡统筹一体化，因为我们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所以中央在城乡统筹、共同富裕方面赋予了我们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探索，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制度改革、微型企业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探索，所有这些都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有关。

    另一方面，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属于西部，西部地区的开放度，无论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和程度，还是进出口贸易规模和程度，都与沿海至少相差15到20年的距离。西部怎么搞开放高地？相当于一个180度急转弯的命题。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成绩，我们引进外资规模，从四年前的10亿美元到去年的105亿美元，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规模最大的省市；我们进出口贸易，从60亿美元到去年的360亿美元，最近四年连续每年增长50%以上，今年预计还会增长50%以上。也就是说，重庆已经打破了内陆的闭塞状况，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

    重庆这几年的发展和探索，主要的着力点就两个：一是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方面，我们做了探索，我认为取得了一定成绩；另一方面是内陆开放高地的探索，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 重庆这几年的工作不仅仅是唱红打黑

    主持人：外界对重庆的关注焦点似乎不在这两方面，更多集中在“唱红打黑”，你怎么看待外界对重庆的这种关注？

    黄奇帆：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实际上，按照中央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政府全方位的工作目标有五六个方面。比如我们重庆市委，四年时间就有八次全会，八次全会有两次讨论的是民生共富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开放高地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宣传唱红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社会稳定、民主法治、与打黑有关的问题，一次讨论是建设五个重庆的问题，还有一次当然是我们换届会议等。

    你去看我们市委会议的主题，一个会议往往决定我们今后几年的工作方向，会议主题都是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重庆的实际，一个时期抓一个重点。重庆这几年的工作是全社会、全方位的，相当于一个人的手掌有五个手指，一起综合配套的：

    第一是经济角度，以开放为突破口，就是抓开放高地建设。

    第二是民生角度，以共同富裕为突破口，就是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方面。

    第三是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唱红是一个方面。

    第四是城乡城市化道路。重庆是个城市群、是个大都市，大都市城市群怎么建设？就是我们说的要建设宜居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五个重庆建设涉及到社会管理的理念问题。

    第五是和民主法治有关，和打黑有关。

    我们有五个重庆建设，还有开放高地建设，共同富裕建设，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以及民主法治包括打黑的建设。对我们来说，五个事情同时在做。但是社会宣传有时会有猎奇心态，做新闻的也会有猎奇心态，有些事情很复杂，记者不一定搞得清，就喜欢找一些轻松的、容易宣传的、容易抓眼球的事情来说。这样就容易把打黑和警匪片或黑社会这种情节离奇的电影小说联系起来。这和一件事情的复杂度以及老百姓的兴奋点有关，和新闻宣传的特征也有关。我们明明做了五方面的事，是很系统的事。为什么你们只说我们两方面？这个问题该我问你。（笑）

    四 是否共同富裕关键看就业、社保、住房能否保障

    主持人：你怎么看市场经济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黄奇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有其内在逻辑，一定阶段下总会积累出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本质或者说核心价值观就是八个字：民主法治、共同富裕。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上，民主法治是共同富裕这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主持人：重庆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怎样才算是实现了共同富裕？

    黄奇帆：从理论角度讲，共同富裕就是指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三大差别缩小，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从实践角度讲，一个社会是不是共同富裕，关键看一个社会的三件事解决得怎么样：

    第一件事就是就业。失业率控制在3%以下，是比较好的；失业率如果有10%甚至20%，社会贫富差距肯定很大；如果一个社会有20%以上的失业率，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失业与否是看一个人一个星期有没有四十个小时以上的稳定工作。就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贫富差距缩小、社会稳定等。

    第二件事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看病有个医保问题，老了就有个养老保障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保险。关于社会保障，保障过多政府财政吃不消；保障不到位会导致一部分人有保障，一部分人没保障，这又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第三件事是住房。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是住房，有人流离失所没有房住，有人住别墅、豪华公寓。它既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一个不动产问题，还是中产阶层的财富象征。住房也是追求共同富裕要考量的一个重大问题。

    总结来说，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个定量指标问题，这是宏观调控中可以用指标来衡量的问题。三大问题是社会矛盾，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好，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任何社会考核共同富裕的是三大差距，具体探讨的是三大问题。

     五、民主法治的本质是实现公平正义

    主持人：你刚才讲到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法治、共同富裕。怎么理解民主法治？重庆怎么实现民主法治？

    黄奇帆：我刚才讲了民主法治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是和共同富裕互相对称的，一个为上层建筑，一个为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的本质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落实很重要的是让每个人能生活在比较均衡的状态中。比如我跟你有差距，但也有机会，机会的选择权是公平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让各个群体都有比较好的生活状态，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服务，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内涵。你让老百姓能够获得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他就有一种机会渠道，民主的选择。

    当下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关键是制度安排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比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书读，要做到公平就要保证农村小孩和城市小孩都有读书的权利，并且受到同样好的教育。不能是城市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义务教育，农村则因为教育条件限制仅实现了50%-70%。这就有一个城乡教育的均衡性问题，让城乡学校有差不多的师资队伍，差不多的教育条件，资金投入硬件的建设和管理方法都应该城乡一体化，这些都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教育公平要通过制度安排，住房公平同样要有双轨制，60%-70%的人通过市场化商品房解决，20-30%的低收入人群就应该通过政府保障房来解决，这就是制度安排。

    没有宏观的社会性制度建设，光靠我们做领导的看到这户人家住得困难，帮助解决一下，这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行的。讲公平正义，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到什么就解决什么，这不行，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

    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上凡有不公平、不正义之处，就应该想办法解决，解决问题是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中又有方方面面，当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改革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不要把各种大事小事、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身上，应该让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政府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民主法治建设环节。

  六  农民工户籍改革解决的是欠账问题

    主持人：重庆在户籍改革方面做了探索。在一些大城市限制户籍的同时，重庆去年已经解决了300万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加上即将进城读书的大学生，未来几年将解决500万人户籍问题。这500万新增人口，重庆能不能消化？

    黄奇帆：这里有一个概念，是农民工户籍改革，不是农民户籍改革，不是让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莫名其妙地做城市居民，然后帮他们去找500万份的工作。这些人在城市已经工作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上。所以不存在消化问题，而是给他们一个权利的问题。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不是消化问题，而是一个还欠帐问题，给为城市发展做十年五年贡献的人一个城市户籍，给他们一个城市居民的待遇，这是人权的体现。

    其次，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调节一个城市生产力的制度安排。中国已经连续十年、二十年有春运问题，过了元旦农民回家，过了春节再返城，一年12个月，有两个月突然放假，招不到工。两个月停产，对任何企业都是重大的经济冲击。

    第三，农民工问题使中国核心竞争力受挫。什么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形成的人口红利。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城市化进程达到80%以上，拐点就来了，城市化进程就结束了，人口红利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才50%，为什么普遍感觉劳动力不足？农民工问题是造成这种错觉的很大原因。每年农民工要回家，每年一个企业的劳动力更换率大致在30%，既不稳定又时而发生短缺，不仅浪费培训资源，还存在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

    所以，农民工问题对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城市化进程有很大影响，对现实的生产力也有影响。重庆政府考虑到这些，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把320万在城市打工三年以上的农民工转成了城市户口。

    主持人：国办近日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户籍改革将在中小城市放开，但对直辖市仍有所限制，这是否对重庆现在的户籍改革有影响？

    黄奇帆：看了国务院出台的这个通知，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制度安排，80%的内容跟重庆方案完全一致，说明我们这试点探索成功了，国家认可我们的这些做法。

    第一，国务院文件规定工作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可以转为城市户籍，我们两年前就是这么提的，现在转了300多万人。

    第二，国务院通知鼓励小城镇和区县县城吸收农民工，大城市要严一点。我们重庆是个“直辖市”，但我们是“农民直辖市”，跟上海、北京不同，我们是个城市群。这300多万农民工，重庆主城吸收了90万，剩下的230万分布在区县和几百个中心镇。我们的做法就是国务院说要鼓励在中心镇、区县吸收。

    我们的做法和国务院现在的布局完全一致。事实上国务院这个制度出台前一年，有关部门在研究的时候，已经让我们一起参加讨论，我们的很多意见也被有关部门参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

    七  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 在安全警戒线内

    主持人：去年1-5月全国20个重点城市的财政收入对比表，仅有重庆财政盈余率是负20%，其他城市都是正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本人是否有压力？

    黄奇帆：你说的还真没错，但对我而言这是比较愉快和骄傲的地方。按照分税制，在上海等沿海地区，如果地方产生税收有一部分交给中央，有一部分留给自己，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如果有3000亿，那一年的支出也就是3000亿。

    中央从沿海城市所得的税收，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就会出现地方财政收入2000亿、支出3000亿的情况，其中有1000亿是中央转移支付给西部的。西部12个省市，平均每用5块钱，有两块钱是转移支付。

    重庆一年支出3600多亿，但地方财政收入是2900亿，我们透支的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平衡，这个钱600多亿，所以是负的百分之二十几，其实我们这个比例是中西部地区最低的。

    主持人：重庆这几年发展迅速，尤其五个重庆建设方面，支出也是很多的，是否存在寅吃卯粮问题？是否透支了未来的财政？

    黄奇帆：寅吃卯粮问题就是财政性问题、债务问题。地方政府有没有赤字、有没有欠债，就是所谓的财政债务。事实上各个省都是有财政债务的，这种债务就是所谓的地方债务余额，就像美国政府欠债一样的。

    经济学上有个基本观点，政府债务如果超过GDP的60%，就进入了危机报警阶段，到100%就要暴发危机了，超过60%就过警戒线。美国、欧洲现在都过了100%了，已经暴发了危机。中国政府现在的负债是40%多一点，离警戒线60%还有一定的空间，说明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比较有效，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

    重庆各级政府去年的债务余额是1800亿，这里包括财政的直接债务，还有财政担保的贷款。我们GDP是一万亿多一点，我们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20%，所以我们是比较安全的。

    去年五月全国31个省级债务、地方债务和GDP比重安全度对比中，我们排在全国前四，是非常好的。我自己认为，地方债务绝不要超过30%，中央债务也别超过30%，叠加起来不超过60%，这是安全的警戒线。▲◆★●■☆


中国需改变“九龙治海”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05/1665922.html

     中国新闻网： 2012-03-05   政协委员罗援少将：中国需改变“九龙治海”

在3日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说，目前中国海上执法和搜救力量存在职责重复、职责分散、设备（船艇飞机）重复购置以及人员队伍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

罗援表示，当前南海、东海形势复杂严峻，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有必要整合海上执法维权力量，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

罗援说，目前中国海上执法维权力量，除海军外，还有九股力量，号称“九龙治海”，他们分别是：“海警”部队隶属于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海事”隶属于交通部， “海救”隶属于交通部港监局；“渔监”“渔政”隶属于农业部渔政渔港监督局；“海监”隶属于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 “海关缉私”隶属于海关总署缉私局；“边防派出所”和沿海县乡政府；还包括“搜救中心”和打捞部门。

罗援表示，如果能够统一管理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则可改变“九龙治海”现状，整合战略资源，形成拳头力量。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将使中国在领海的执法维权斗争中有更大回旋余地和有为空间，同时也与国际接轨。

罗援将国家海岸警备队的职责定义为：保卫国家的内海水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及其海洋生物资源，并对海洋生物资源保护领域的活动实施国家监督和保护。

罗援认为，国家海岸警备队属于准军事部队，与国家的海军力量在任务上既有重合又有分工。前者主要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后者主要执行军事威慑和反侵略作战军事行动；前者主要担负领海执法任务，后者主要担任领海维权任务；前者活动区域主要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后者活动区域可延伸至大陆架以外，担负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和海外国家利益安全的任务。

罗援最后建议应像抓航天航空事业一样重视海洋事业，成立国家级的海洋规划、协调、指挥机构，全国人大应制定相关的法律。 ▲◆★●■☆


西方对中国军费为何坐立不安？
http://ed-china.stnn.cc/military/201203/t20120306_1712321.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3-06  中评社3月6日发表题为“西方对中国军费为何坐立不安？”的文章，作者：余东晖，全文摘编如下：

　　打开周日西方主要媒体的网站，最主要的中国新闻是中国人大会开幕前夕宣布，2012年中国国防预算为6702.74亿元人民币（折合106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2%。

　　每年这个时候，当中国新一年的国防预算公布时，西方媒体都要一窝蜂地报道。其实这个信息应在各方预料之中，并无出人意表之处。过去十多年，中国国防预算每年的增幅除了2010年外，其它年份都是两位数，今年11.2%的增幅当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有什么新意，这是在美国国防开支多年来首次削减，但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洲，投向亚洲的军事资源不减反增的背景下，中国首次公布国防预算；虽然中国今年的军费开支首次突破1千亿美元，但其增幅非但没有扩大，反而比上年缩小了1.5个百分点，比3、4年前更是缩小了6、7个百分点。

　　在“中国威胁论”抬头的今天，西方媒体津津乐道于中国军费开支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样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是近年来美中军事关系的热门议题，五角大楼每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都会重点提到中国军费。而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美国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中国军力增长意味着什么？

　　虽然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指出，中国国防经费包含了所有武器装备的研究、实验、采购等费用，中国国防预算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8%，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军费时，普遍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不全面，他们引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说法，称中国实际军费占GDP的2%以上。五角大楼估算去年中国实际军费为1600亿美元。

　　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布拉斯科（Dennis Blasko）认为，由于信息不足，五角大楼的估算可能并不可靠，中国军费增长继续与中国经济增长是一致的。

　　即便按照外界的通常估算，中国军费开支依然只有美国2012财年军费开支的大约五分之一，占GDP的比例也只是美国的4成，而中国的领土与美国相当，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比美国严峻复杂得多，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务艰巨得多。了解这些的人，如果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就不必对中国军费的增长大惊小怪，更不必将之视为威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最新发表的专文《未来美中关系：冲突是选择不是必要》中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军力不增长倒是非同寻常，如果美国将中国军事能力的每个进步都看作是敌对行动，它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神秘目标的无尽争执中。中国也要从其历史经验中意识到无节制的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后果。

　　美国官方近两年淡化在中国军费问题上与中方的争执，更多地转向要求增加军事透明度和说明战略意图。美国对中国军力现代化最关注的是，中国过去两年航母试水，J20试飞，发展反舰导弹是为了什么？中国发展反介入和区域阻绝（anti-access　area denial）能力又是为了什么？

　　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一直认为，中国军力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意在遏阻台独，但有超乎台海的意味。很多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加强不对称军力的建设和发展远程投射能力，与中国保卫海上运输线，确保其贸易与能源运输安全有关。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与日俱增的今天，这种防务战略理所当然。

　　简氏防务咨询机构（IHS Jane’s）高级分析师麦克多瓦尔（Sarah McDowall）指出，要注意到北京将其军事现代化视为对其它国家更加武断政策的回应，并一再重申不想挑起军事对抗，也就是说，中国增加军费部分是因为华盛顿重新断言要强化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也是为了强调中国有能力在其周边有争议水域维护其海上主张。

　　中方发展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当然有应对外国可能介入台海冲突之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举是直接针对美国，就像美国安全战略重点转向亚洲，当然有防范中国“出轨”之意，但也不意味着是直接针对中国。美中双方谈战略和军事意图，恐怕即便不挑开了说，双方也是心知肚明，相互的意图再明确不过了。关键还在于，如何避免使这种意图，变成双方实际的对抗和冲突。

　　军费之争说到底还是因为美中两国互信不足，两国要防止冲突别无他途，只有不断沟通，加强合作，才能消除误解，避免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