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326

   2012-3-11：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抨击司法不公正时说：“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如果有个人打官司说要找一个好律师，有这样的想法是挺天真挺了不起的，基本上都是找个好人脉，看哪个律师跟法官关系比较好，最重要是有个好领导，如果有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上就输不了，或者会赢得特别体面。”

　　小崔的这番实话实说，虽然有些片面，但也道出司法的弊端，即官司结果最终由领导决定，律师的作用苍白，而法官则或是一个傀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法律人很伤心，而领导则在窃喜——法律面前不平等，谁之过？每个人都要反思这个司法体制，为何法律成为领导的工具，平民的无奈，法律人则是技术工匠。唯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而不是权力。

　　崔永元以接着以自己打的官司为例，倾吐了对法律的“彻底失望”：“几年前我打过官司，是民事官司，那就非常荒唐。我认识的法律人士认为一周可能解决的案子结果拖了3年。最终让侵权的厂家都变更了厂名、换了厂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官司才不痛不痒地判了。判完之后法官还当了十佳法官，还拿这个当经典案例到处去讲。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打官司。我也跟身边的人普及知识，你真的想保护自己，你就不要打官司，打一次你就失望。”

　　小崔的法律失望说，过于消极了，如果都不打官司，那么就是跑关系或暴力相向了，更不公平。建国后，法律只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发展到现在各个法律部分，门面上已经基本齐全了，关键是如何落实。我更希望，小崔的这话直接质询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让他们在作报告的时候，反思一下如何让人们满意他们的司法工作。

　　小崔还抨击了“微博办案”的现象：“有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案件，你看他的判决，基本就是用微博调查的百分比来确定的。我们经常听说，不让媒体干预司法，我觉得司法没有那么脆弱，司法有这么完整的蓝本在支持，哪能这么脆弱呢？哪是多少网民拍转就能把案子改过来？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案子，确实在网民拍拍砖就有180 度的转弯。你可以从积极方面来讲是顺应民意，但是这更加重了老百姓对法律的失望。我特别希望不是网民意见一边倒的时候，不是哪个领导批了个字，案件就来个 180度转弯，否则会让大家失去信心。”

　　在舆论和司法的关系上，现在是一团混战，微博办案的作用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司法需要舆论监督，否则司法者会一手遮天，另一方面舆论也可能影响案件结果，领导的批示对案件“矫枉过正”。我们认为，舆论的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依法司法，舆论会支持的，反之，违法司法，舆论必然谴责，因此依法办案就是了，没必要把舆论作为洪水猛兽，更不能把领导的影响司法归责于舆论。

　　总而言之，小崔说法，让人伤心，而其法律失望论、无用论，也希望是反语激励，而不是真的要大家去找领导跑关系，那样的话，又要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去了。

　　昨天崔永元说，打官司，找好领导胜于好律师，并以自己打官司为例，劝告别人不要打官司。小崔的这番话在网易的跟帖如潮，几乎是无一例外赞同崔的实话实说，对法院不满，对法律的失望。——崔永元的这番话点出现实，也重创了法律人，杀伤力极大。简单地说，法律是没用的，法律人自然也是没有的，有事找领导解决。——我认为，崔永元批评司法不公是切中肯綮的，但隐含的法律无用论是偏颇的，而且会导致法律虚无论，走回无法无天的时代。

　　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的本意是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本质是限制特权、限制权力的。所以，应该是官员不喜欢法律，而民众依靠法律。公民有事，不找法律，不依靠法律，靠什么呢？难道是靠跑关系、找领导解决，跑得过有钱人、有权人吗？如果跑不过，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上访或以暴力相向，这样社会更无秩，而是水浒传的江湖了。——法律的本意是好的，是公民需要法律，官吏讨厌法律，但现在执行中，很多法律被弄反了，法律反而成为有钱有势者欺负平民的利器，而平民依靠法律则是稻草一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出现了问题，违背了公平正义，使得民众认为有法不如无法，干脆天下大乱，均贫富，同归于尽。

　　所以最要反思的是司法体制，我希望这次作报告的两高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听听，现在的法律施行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民怨四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人都心怀不满。要反思，最近几年法院在做点什么工作？到处是讲调解、要和谐，根本是自己丢弃法律在先，搞的大家去找关系，并把前几年肖扬审判专业化的司法成果消耗殆尽。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法院自己先不讲法，下面法院又如何守法？！法院领导自己不懂法，又怎会让下面法官去精通法律？——而法院的不需要法律，律师和当事人又怎么可能去运用法律？这些道理，不言自明。法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历史表明，民主与法治是社会的潮流，法律是保障长治久安之策，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器。所以，法律不能丢，但恶法要改正，司法要改革，要让人民满意这个法律，而不是法律虚无，那是会回到文革的。来源: 中国经济网▲◆★●■☆


中国社会究竟可以裁减多少官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738234.html

----中纪委原副书记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带给全社会的思考！

汪华斌

最近有接二连三地有网友问我，为何没有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的话进行评价；说这是今年两会的一个亮点。我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以此来制止我们社会的“官满为患”。结果老百姓欢欣鼓舞，说这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从而在全社会引起轰动。

其实中国官多也不是现在才引起注意，当我们社会把县提升为厅局级县时就引起争议；结果后来竟然是镇提升为处级，最后是村就成为了科级。当然科级下面不能没有人呀，于是村民组长升级为科员；这还不算，又把一些党员提升为辅助干部。这就是我们社会公务员越来越红火后的改革，从而使中国的官比扩军还快；这才是中国社会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自谋出路了，而我们社会的官却是每年都翻番。

为何我们社会的官每年翻番，这应该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因为我们社会最先富起来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我们社会名副其实的官。结果富起来的官由于人数少的原因，是不是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虽然我们社会鼓励大家致富，但是官员致富还是只能羞涩地隐藏；因为我们社会是‘出头的橼木最先烂’，更何况我们社会还有纪委管腐败；所以中国的官即使自己真的富了，也决不承认自己是富起来的人。此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公款吃喝玩乐，如果只有领导那是不是太暴露了呢；为了不太显露自己，只能是拉陪衬；结果副手多了。然而这还是人数太少，而想吸收全部的老百姓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慢慢地以各种名义扩充干部队伍。如我原来单位先是将大班长纳入干部管理，结果还是人数太少；最后将正式工纳入以工代干的管理，因为现在干活的全部是农民工和合同工。这样一来即使是公款吃喝玩乐的人也多，法不责众的中国普遍存在这种心理；最后富起来的人群也比较大，从而彻底解决了我们领导先富起来那种‘高处不胜寒’的现状。

是啊！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所以刘锡荣感叹地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他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所以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我在某地搞项目时遇到一位老村干部对我说：“现在的老百姓自谋出路了，所以村干部成为了财务会计；也就是管管老百姓的粮食补贴或土地赔偿款的分配，根本不领导老百姓干什么。所以村干部闲了反而不愿意干这具体的事，于是就又招一些干具体事的人；结果村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一个不领导一个老百姓的村干部就有几十个；因为书记和副书记多少个，再加上主任和副主任多少个；结果下面还要办事员，这就是现在村干部的办公大楼都是多少层的原因”。所以老百姓不理解，现在的村干部都不领导农民发家致富了；咋他们的队伍还越来越大呢，竟然还有大学生的挂职村干部；这些人在干啥呢？

其实中国的国情应该是官最少的社会，因为我们是领导指示的社会；所以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好领导就行了，其它就是配备一名助理；专门从事按照领导指示来布置工作。但我们社会却是官最多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官；我们的事业单位大小领导也都是官，我们的大专院校的各级领导同样是官。就连我们的国企管理者，他们还是官。正因为如此，中国实际官的总数应该超过亿；所以说裁减九千万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些机构不需要改革就能照样运行；这就是中国社会可以裁减百分之九十的官的来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裁减官后，我们社会管理的工作效率会更高；而且其工作过程不会走样。现在是和尚多了，最后经也念歪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特有的‘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原因。

由于我们社会现在的官全部是复合型人才，党政工一肩挑没有问题；而且没有相互推委的现象。这样我们社会的领导干部就能裁减百分之九十，而其配备的资源是不是也能节省百分之九十呢？如果我们再采用实际带领多少老百姓致富的原则来定编，我们社会的机构又能裁减百分之九十。你想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都自谋出路了，你这干部领导谁呀。由于我们现在的编制不考虑一个干部应该养活多少老百姓的问题，而是按照级别来定编制；结果我们社会很多单位已经没有一个老百姓了，但还是处长、副处长一大堆。

也就是说我们社会无论采取什么途径精官简政，它最少可裁减百分之九十；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呀，我们不仅老百姓养不起；我们的国家也难以承受这重负呀。现在是两会有人说，我们才敢说；如果两会不说，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这两会说的建议，到我这里是不是又要被删除？我还真的不知道！

如果两会有人有兴趣，我在上个世纪曾先后公开发表过多篇关于精官简政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至今还是有应用意义的，所以用来指导今天的精官简政是没有问题的。▲◆★●■☆


要从历史感高度看中美与台关系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738137.html

2012-03-12： 最近，美国白宫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华府表示，为了维护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未来10年内，随着中国更加自信，美国必须现实地、耐心且敏感地从战略角度处理台湾问题。他并且指出，无限期地出售武器给台湾是不现实的，美国需要有足够的敏感度让中国自己决定两岸问题。

回顾习近平这次访美，不仅在白宫，还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会谈中，都分别重点谈及了台湾问题。习近平在会见奥巴马总统和公开演说时不但强调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还敦促美国言行如一，确实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停止对台军售等等。据报道，因为台湾大选后，各方都松了一口气，故美国方面对习近平的言论颇感意外。此种表现，确实是对台海问题敏感度不足。

习近平在美国的演说，引人瞩目的一点是习近平谈到历史和历史感。

站在历史的高度，台湾的归属中国，美国介入其中的种种，可以从二战结束后的历史中看到。二战后，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以及之后的《波茨坦公告》，美国明确支持中国政府收复对台湾的主权。为了保证《开罗宣言》能够落实，美国在争取前苏联支持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甚至在传给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的指示中特别指出，命他跟苏联交涉，在保证中国成为太平洋大国的事项中纳入台湾归还中国这一项。

自那时以后，美国政府有关方面，出于利益的需要，在对台湾问题上采取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政策，在“脱身”和“介入”之间摇摆，经历了例如国民党政府溃退台湾，朝鲜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等等的几度波折。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到明里暗里设计“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到中美正常化，又经几度波折。最后中美两国建交，美国终于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从台湾撤军。此后，在中美“八一七公报”后，美国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再次介入台海问题，加上军售台湾等等，使中美关系再次几度波折而至今并未平息。

从八一七公报后的历史看美国的对台政策，主线是较为清晰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继续对台军售，同时又开始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上任不久后曾公开宣称要“尽一切所能保卫台湾”，并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但后来又在胡锦涛访美的时候，表示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恪守三个联合公报要求。

奥巴马在任内，不仅所宣布的对台军售价值创历史新高，还首次将台湾定位为“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伙伴”，但在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奥巴马却清楚地表明美国拒绝“台独”。因此，尽管美国对台定位措辞一直在发生微妙变化，也坚持对台军售，但对台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始终是美方一再表明的立场。

历史表明，自二战以来，无论美国对台关系如何在“脱身”和“介入”、“模糊”和“清晰”之间摇摆，美国始终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之相悖的是，美国一方面承认一个中国，一方面又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就如白宫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最近一期2012年1/2刊登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平衡东方 提升西方》的文章中说的：“美国不再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的同时，又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向前走的一个绊脚石。这块绊脚石就是美国自己搬来的。

如今，这块绊脚石即使在美国国内，已经时不时地被公开质疑，甚至被主张抛弃。布热津斯基在文章中就说到，“台湾的未来定位可能成为中美最具争议性议题；其实无论美国对台海走势如何设想，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两岸社会联系的宏远扩展，台湾当局能否无限期地避开与大陆建立更正式的关系是令人生疑的。” 布热津斯基还说，“所以，任何长远的美中合作，都必须面对一个分离的、受美国售武无限期保护的台湾必将加剧中国敌意这一事实。”以布热津斯基的身份，这种观点无疑是相当有份量的。

习近平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并没有出现新的议题，他的讲话只是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台湾主权和美对台军售的一贯立场。美国方面有人之所以会感到意外，恐怕不仅仅是缺少敏感度，还与对台湾问题缺乏历史感有关。美国一向注重国家利益，毋庸讳言，美台关系也是完全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从历史上看，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和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显然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美国对台海问题的处理，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军工集团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往往更多地注重现实，或者说更多注意眼前的“务实”。美国方面如果多带些历史感去重新审视对台关系，就不会对习近平的讲话感到意外，也会站在历史的高度向前看，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妥善地解决对台军售这块绊脚石，这样做才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已经是不可逆转事实。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进程，也是大势所趋。习近平希望中美两大国能够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带着历史感地“做朋友”，相信这历史感也应该是各方认识和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布热津斯基说，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需要敏感度。美国不仅需要敏感度，更需要有历史感，1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瞥，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环境下，在中美关系愈加紧密的今天，中美之间互相尊重，排除障碍，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和历史大势所趋。（2012年春于LA疏桐阁 本文载于3月10日 中评网专论）▲◆★●■☆


周小川说中国银行业存在暴利有点过分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2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2_03/12/13133525_0.shtml

2012年03月12日 来源：新华网 作者：刘威
 
新华网快讯：周小川认为，说中国银行业存在暴利有点过分。他说，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还是不错的。

实录：

[金融时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银行暴利”的。“银行暴利”的问题近来引起各方关注，有分析说，“银行暴利”主要是和现阶段存在的利率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等因素有关，对此央行有什么看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还是有一定关系，刚才胡行长也说过，那么下一阶段尤其是今年存款保险制度会具体推进到什么程度？也想了解一下央行这方面的打算。谢谢。

[周小川]：我先说一下，大家可以补充。首先，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定义，用“暴利”这个词恐怕有些过分了。我看经济界、金融界对这个问题也都有不少讨论，我尽量不去重复。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同时我想讲，对银行业的利润，大家要注意观察，可能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是存在很大的周期性。大家知道，西方金融危机出现以来，有很多银行由于自身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现在不怎么活跃，也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也表明，过去有些看着盈利很好的银行现在怎么情况这么糟糕呢，这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大。

从亚洲金融风暴到现在，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大致在3%左右，其中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高一些，大约是3.6%左右。但是，大家也知道，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以及危机恢复期间，银行是全面亏损，而且亏损留下的窟窿，之后好多年都没有完全补上。可是那个时候的利差比较高，而现在的利差则有所收窄。所以，高利润是不是完全是利差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说到利差，刚才胡副行长也谈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但是各个进程都需要稳步地进行。至于高利润是否和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市场准入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可能由银监会来回答更准确一些。是否和存保有关系，刚才胡副行长也提到了，存保的建立，作为一种条件，会对于金融市场准入的放宽、对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于存款人的保护等各个方面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是写入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这件事情反正迟早是要向前推进的，这个推进确实对于各方面的改革是有好处的，对于将来的竞争格局会也会有好处。因此，这是个积极的因素。谢谢。▲◆★●■☆


中共严控王立军案 全力避免变调成“唱黑打红”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11/1673693.html

 旺报 2012-03-11：中共严控王立军案 全力避免变调成“唱黑打红” 旺报

王立军出走案发展至今，可以确定的有几项──此案由中共中央跨部门项目组调查中；关于案情，陆媒不准私自报导；不管层级有多高，任何人不准擅自谈王立军案。此即何以薄熙来9日激情告白、黄奇帆极力澄清没率警察到成都截人，陆媒却只字不提之原因。

至于中共中央跨部门的介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行灾害管控，要全力避免重庆的「唱红打黑」变调成了对党国的「唱黑打红」，进而影响今秋中共18大高层接班及今后中国发展。

所谓中共中央跨部门介入，由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至今，大陆方面出面处理、说明者得知一二。例如：到成都带走王的是国安部副部长邱进；2月9日首度对外证实王进入美总事馆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等。这证明跨部门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已经衔命负责此案。

胡锦涛习近平亲督军

此一小组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组长为总书记胡锦涛，副组长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为国务委员戴秉国。成员包括国安部、中宣部、外交部、国防部、总参2部等14个党政部的一把手。

在中共中央倾力调查之际，陆媒昨天对薄的谈话，全部绕开王立军，着重唱红打黑。突出「重庆打黑的成绩是在政法委领导下」，打黑没有刑讯逼供。这番报导显然是应北京两会之背景。

在8日两会中，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了重庆代表团审议。新华社在报导这则新闻时，只字未提薄、黄。强调的是三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在重庆多事之秋之际，周希望重庆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毫不动摇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表明中共中央不希望让王立军事件影响重庆及中国发展。

王立军事件不仅是政治事件，也涉及思想之争。例如，薄就王事件指，「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如今，薄没再提这类激化矛盾的言词，但极左的「乌有之乡」网站仍喊出文革式捍卫言论，要和敌对势力战斗。

大陆官媒反映党和政府的动向及态度，在中共中央调查之际，薄9日表白其实是说给胡、温、习等高层听的。这位太子党高干依然一身霸气，说出「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话是要表明自己一身正气，可惜这句话也被「有关部门」消音了。▲◆★●■☆


2012年，改革周期新起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328

  2012-3-11 作者 : 李靖云       

　　希望本届政府在抓住历史的发展机遇，承担历史责任，主动推动改革的同时，能在民众对改革的殷切期盼声中，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勾连，以公平正义为准绳开创又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

　　2012年是中国换届年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两会，自然会引起更多的注意。人们关注这一届的政府将留下什么成果，更关注这届政府将给未来指出什么方向。回顾本届政府执政的十年，国际环境空前良好，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欧盟陷入持续内耗，俄罗斯自顾不暇，从而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宽松的国际环境。而自1992年到2002年的改革的阵痛之后，原本约束中国经济的一些制度壁垒被清除，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得以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之下，中国的潜力迅速得到激发。十年之内赶德超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将在20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经济学人杂志则急不可耐地认为这个时间将在2018年。

　　新的改革周期或将到来

　　预测毕竟只是预测，对于国人而言，如何避免各种捧杀，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才是现实的要务。实际上本届政府确实有相当的行政举措，比如减免农业税，取消收容遣送条例等等。但是政府施政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维稳”，政治上求“稳”，经济上保“稳”。最近十年，是政府宏观调控最为密集的十年，几乎无时不在调控。经济增长过热，投资过高，则压投资，反之则又保增长，保增长又要调控C PI成为了近十年来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仅仅以央行的货币调控为例，准备金一提再提，一举提高到17.5%，其中艰难反复可见一斑。

　　之所以总是处于宏观调控之下，根本在于发展路径。自1992年之后的十年改革，中国确立了国家主导之下的出口导向创汇型发展模式。同时又有抓大放小，集中投资的国有企业调整战略相辅助，政府的压力实际小得多了。加上城市化的投资带动，实际上整个经济的动能是超过很多人预期的。这种发展路径之下，政府是一个关键角色，从出口退税到代地方发债，无所不在，宏观调控成为家常便饭也实在必然。

　　然而，时至今日出口创汇+政府投资的发展路径的潜能实际已经耗尽了。与以往不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 .5%，为八年来首次，同时客观承认物价上涨的趋势依然严峻。而在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改革”一词出现超过了60次。为近年来少见。这可视为一个信号，中国又将迎来一个改革期。

　　其实在两会开幕时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这样的信号已经释放了，赵启正面对记者表示“重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回顾90年代初到现在的历程，使我们懂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我们会继续坚定地前进”。往事重提，一方面反映了政府的雄心，以及对改革的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的无奈。在利益格局日益清楚明朗的今天，既有的发展方式已经耗尽潜力，无法再继续支撑下去的情况下，不得不再度回归改革议题。虽然官方并没有回避改革，但是改革实际已经淡出。究其原因，不过是主动改革动力不足。对比政府，其实民间改革的热情更大，呼唤改革的声音更强烈。如今官方又再度倡导改革，民间和官方是否就找到了契合点了呢？

　　着力理顺关系调整利益

　　审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八部分“深入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是改革方略的核心内容，这部分字数达1455字。去年这一段落字数仅为477字。不仅仅是字数有所增加，那段话语“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选择”再度出现，这直接反映了政府对于改革的认识程度和紧迫感。

　　从内容来看，这1455字核心是调整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预示着近几年日益强烈的这三对矛盾已经被官方所注意到。报告特意把政府改革纳入其中，这也说明调整这几种关系必须要从改变政府下手。从现实来看，这属于较为务实的考虑。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比如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当然，还有颇为值得重视的三个内容，其一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大量公共资源以国有资产的名义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土地资源，政府从推动这些资源入市获取了大量收益，但是成本是全社会背负。如何分配收益同样也面临一个成本释放负担分配的问题，这一点长期被回避。其二，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去年的民间信贷狂潮以及电网、铁路事故，深深触动了各界的神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这些内容，也是回应这些呼声。其三，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条容易被忽略的改革内容，实际上非常丰富，事业单位长期以来是一个中国特色，一方面是提供公共服务必不可少，同时又占据了较大的社会资源，自身行政部门化，既不能活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又不能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本身又缺乏监督，是寻租腐败高发区域。总之，关系如何理顺调整，利益如何再分配是主要内容。

　　虽然有人说内容重复，口号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改革精神的体现。就像前任总理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前面是万丈深渊，是地雷阵，我也要闯。”虽然是信心喊话，但是显示了改革本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表明官方改革价值观念和民众渴求的改革追求的契合。

　　公平公正释放改革精神

　　对于中国改革而言，渐进式道路的选择就意味着从易到难。所谓抓住发展的机遇和承担改革阵痛两种表述，其实是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红利释放期，另一个则是成本释放期。前者各方激烈争夺，后者各方激烈逃避。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后者的公平承担，也没有前者的公平分享。所以公平与正义断然是不可少的改革原则，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言“没有原则的政党政治就是政客的无耻交易”，缺乏原则，仅仅以利益集团的调整的改革，也很难不陷入无耻的交易之中。

　　最近几年，很多被视为改革倒退，走回头路的现象，其中都不乏利益交易的影子。比如电网、电信、铁路、市政、能源、医疗教育这几大领域，一直是银行贷款+政府投资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投资领域，也是被中国政府津津乐道的基础建设。其中央企、地方、民企收益各不相同，成本担负也不相同。自前年以来，出现了大量地方政府跑到北京召开央企投标会，跑项目，开出优厚的条件拉拢央企到地方投资，有地方民营企业家慨叹，“我们没有央企的融资环境，还是跟着他们干”。在本次两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朱小丹都认为，部门利益法制化对放权改革造成很多壁垒，“广东需要和中央部门沟通协调”。事实上无论是争夺央企还是和中央部门沟通协调，都涉及到利益调整和博弈，但是如果仅仅是弱势一方主动地追着强势一方讨好求全，局部利益上再分配，而非全局结构上的公平调整，则很难称之为改革，更多是一种寻租交换。

　　其实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人并不讳言利益，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并不仅仅是利益驱动。更重要的是改革初期，就确定了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精神原则。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改革成功与否要看最弱势的群众从改革中收益多少，这实际和罗尔斯所指出的社会公正的最根本原则——“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相一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人民的创新精神才被调动，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事实上，回顾改革历程，越是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改革措施越是能发挥作用，这种改革的精神乃是整个34年改革历程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希望本届政府在抓住历史的发展机遇，承担历史责任，主动推动改革的同时，能在民众对改革的殷切期盼声中，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勾连，以公平正义为准绳开创又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来源: 网讯▲◆★●■☆


要理直气壮的坚持中国人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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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3-9：3月9日下午，中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听取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工作报告。继去年提出“五不搞”后，吴邦国强调：要理直气壮的坚持中国人大制度，中国人大制度与西方政体有本质区别。

　　3月9日下午3时，本届中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听取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工作报告，他表示，包括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充分认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去年两会，吴邦国曾提出“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早前记者专访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就吴邦国提出“八确立、五不搞”，他撰写《回归民主》一书，他认为该言论体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本质。其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维护专政制度、巩固专制统治。”，此书出版前夕，杜光遭到中国当局警告并责令不得发行。

　　“吴邦国代表执政当局集体意识形态和立场”

　　《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吴邦国今天的表态和去年两会的“五不搞”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共当局向外界传达的非常强硬的维持其专制的立场，这也是自毛泽东开始执政以来，至邓小平的强权统治时代沿袭着的执政思维，而且在民主方面一直在倒退。

　　“没有任何让步，他代表了执政党的高层意见、意识形态、立场，这是一种死硬的态度，他去年提出的'五不搞'和今年这样一个表态，都说明并不是来自他一个人的发挥和意见，这完全是代表这个党、执政当局的一种决策。邓小平原先就明确表态过，不搞议会民主，不搞多党制，不搞新闻自由、不搞三权分立。还政于民、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这都是假的。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执政这么久还不举行国家的大选。人大代表制这制度本身都不民主。”

　　“政治改革就是改革一党专政制度”

　　每年两会前夕，都有公众及知识分子冀望执政当局发出改革信号，记者盘点本届两会，目前公众关注的军队改革、政改、立法等方面皆不乐观。

　　据海外中文报道，外界曾盛传因发表支持军队国家化言论而遭停职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3月5日现身“两会”，让军队国家化话题受到关注，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再次确定“党指挥枪”方针。

　　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及“改革一词”70余次，但大都属经济改革或行政改革，以民生为主题，回避政治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小心翼翼提及改革，在前天广东代表团的的分组讨论中，汪洋更表示改革的阻力既有法律方面的障碍，又涉及中央政府部门。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虽然多次提及改革，且今年有乌坎村推动村民自治等成功案例和示范，但金钟表示，中共当局绝无整体进行改革之意；

　　在立法方面，3月8日，中国人大全体会议听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对《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说明，其中明确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人可执行秘密拘捕，早前记者采访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他认为在立法方面，当局将公权力侵入私领域的“非法行为”以法律形式“合法化”，中国已经进入不宜立法的时代。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认为本次吴邦国并不“理直气壮”而是有些心虚。而中共当局领导人多次提及改革，和民间主张的政改完全不同，“胡温新政”走过十年后已经早已破产：“他们确实浪费了整个十年时间，真正的改革只有一件事，就是改革共产党集权及由集权衍生的所有问题，改革一党专政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的改革从未进行过。这就是所谓政治改革的内容，很多时候他们说的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是混淆的，官方也喜欢这样，行政改革不是政治改革。”来源: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