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 国 怎 样 来 养 成 官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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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2年6月28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8日载文《中国怎样来养成官德？》，摘要如下：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先圣孔子两千多年前对治国者的教诲今天读来仍有意义。不过，在春秋战国那个大转型大变革的混乱年代里，孔子的“德政”主张却无法实现，社会呈现的是“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

　　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除了社会处于转型变革外，关键在于其主张和理想没有建立在真实的政治行为之上，他假定人性善，认为官员通过慎独、修行可以达致道德的自我完善。但我们今天知道，这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今之中国，也处于大转型大变革时期，社会的整体道德极似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或者比之尤甚。而作为社会道德中极重要一环的官员德行，更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前不久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的面世，也许会得出与丛书出版者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不同的结论。

　　该套丛书包括《史说官德》、《大道官德》、《为官史鉴》、《申论官德》四本，其中，《大道官德》和《申论官德》分别探讨古今官德论，另两本微型工具书《史说官德》和《为官史鉴》则分别收录关于官德的格言警句和古今清官贪官案例。据悉丛书被官方视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并将作为北京市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材和教育读本。

官德养成不在教育而在法

　　应该说，这一想法很好，对官员进行必要的道德和廉政教育，于今也确有需要。然而，必须明白，官德的养成本质上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法”的问题。所以，在教育官员的同时，更应把功夫放在“法”的建设上，用法来约束官员，不这样或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就是一种“本末倒置”，不可能真正达到效果。

　　所谓官德，指的是官员恪守职业道德，保持政治操守。世上每个行业都有职业道德的要求，但没有哪种职业道德像“官德”这样，涉及到运用国家权力过程中体现出的道德问题。所以，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有其双重性的特点，即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他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从后者看，官德实际是权力道德，亦即各级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

　　不论人们怎样来看待官德，由于官德是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产生的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因此，为官者首先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古代还强调对官员要“清廉勤谨”。丛书对新型官德的内涵，也概括出六个方面，即为民、忠诚、务实、公正、清廉、修己。按照出版者的解释，这里既有传统文化的要素，也有新时代的理念，且这些要素均被赋予同时代相符合的内涵。换言之，传统官德借助现代社会的理念和手段，与现代社会的范式对话，从而使具有现代范式的人接受了另一个个性化的、带着古朴气息的文化传统。

　　然而，笔者以为，官德丛书把公正放在新型官德的第四个方面，而不像古代一样放在首位，实不恰当。道理很简单，为民固然切合如今施政之理念与需要，但从德的要求考虑，公正的价值意义要大于为民。因为并非民众的任何要求都具合理和正当性，而如果为政公正，虽然可能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但却有益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根本上也益于民众的利益。

　　另一方面，丛书对新型官德的概括和提炼没有将守法放进去，是不应该的。此乃不仅因为，违法违纪现象在中国官员中很普遍，更因为守法是对官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一个官员不能做到遵纪守法，就很难称得是个合格官员，他的行为也不可能公正。强调官员要守法还在于，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官员的职业不过是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因此，让官员守法，就是要让其深刻理解权力的来源与行使权力的目的，否则，手握公权力的官员违背法律，丧德失耻，会动摇整个社会对法治的信仰，破坏社会的法治制度体系。

高尚官德并非与生俱来

　　高尚的官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修养而成的。今日中国社会道德之溃败，官德之不彰，底线之不断沉沦，原因固有很多，但关键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进了权力领域，官员把人民赋予自己管理社会的权力变成一种“奇货可居”的商品，用它出售来交换利益；二是政治运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程度低，政务不够透明和公开，致使官员在运用权力时，更多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制人们的行为，从而使得官员的道德失范不可避免。三是现有的官德评价机制不完善，公正、守法、为民者得不到重用，曲意奉承者却反而能够飞黄腾达，这会导致官员队伍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除上述几点外，还不能不提的一点是，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缺位也是官德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道德一定程度上是靠舆论来维系的，这就需要民众具有现代公民意识。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人还存在着浓厚的臣民意识、“官本位”意识，不能和不敢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也就会刺激和膨胀官员的“父母官”意识。

　　一个社会普遍奉行的品行或道德，是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必要源泉的。要使对官员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有效转化为广大公职人员的内心道德，固须通过道德教化，让其“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推进“官德”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包括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完善官德考评体系，加强行政行为的道德审视，建立完善的反腐机制；发展公民意识，发挥民主和舆论的监督等。

　　其中为官员“道德立法”，尤显迫切。因为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政治、法律要求。美国1978年出台了《从政道德法》，对上自总统，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详细规定和限制。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等国在官员道德问题上的立法经验，加快官德立法进程，从观念、言论、行为三个维度，约束官员道德，保证公众批评、监督官员的权利。▲◆★●■☆


现存教育体系阻碍中国前进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06/t20120627_1754895.html

星岛环球网2012-06-27： 《环球时报》日前编译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6月25日文章，原题：曾经推动中国向前的教育体系现在可能正阻碍其发展。文章如下：

　　每年的6月7日早晨，北京吵闹异常的街道全都安静下来。警察骑着摩托车在主要干道巡逻，建筑工人放下锤子、关闭起重机，出租车司机则把双手从喇叭上挪开。这是每年高考的第一天，考生的表现不仅关系他们能够进入哪所大学，而且关系到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这也是中国高中学生花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准备高考的原因。

　　在许多方面，高考都是中国崛起的象征，数百万中国人努力竞争，提升自身和国家实力。但它同样标志着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正在努力从出口依赖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从组装产品向设计产品转型。中国的高考教育体系擅长传授数学和工程以及严谨的工作原理，这些都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然而，政府经济学家们知道，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增长，需要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而决定终身命运的高考并不对此进行测试。

　　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受教育的劳动群体建立自己的事业，而非在工厂艰苦做工或者坐在西方跨国公司驻华办事处的人群；他们希望中国本土企业和品牌能够销售到国内外市场；希望国内观影人群不再购买盗版西方大片，让外国观影者开始观看中国电影。然而，中国的教育体系似乎正在妨碍下一代人的青春活力。

　　中国的教育专家多年来一直在争论填鸭式教学方式的优劣，但大多数学生很难意识到它的限制。那些被认为有“离经叛道”思想的学生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内不甚如意，而那些与严格限定的人才和成功标准有不同追求的学生同样面临困境。他们的成就只能依靠高考分数来决定，爱好不会转变为高考分数。既然如此，何必踢足球或者参加学生会呢？还不如留出时间去解化学题。

　　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需要一代企业家发展更依靠创新的经济，但最近有报告指出，去年仅有1.6%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业。开办网店或者餐馆很不错，但远远达不到产生中国“苹果”或“脸谱”的程度。

　　中国的小学课本中讲述了“四大发明”的故事。这被今天的领导人解读为中国创新智慧的证明。期望培养出更多“蔡伦”的中国教育者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让伟大的发明家不朽：把他的名字放入分值为3分的高考历史多选题中。（作者海伦·高，伊文译）▲◆★●■☆


审计署对铁道部审计报告（全文）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27/1845029.html

又挨批了 ! 铁道部未经招标花1850万元拍的宣传片(视/文)

 中国网 2012-06-27：审计署今日发布铁道部201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0年，铁道部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投资1850万元制作中国铁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

以下是铁道部预算执行中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铁道部2011年年初部门预算部分未提出细化分配方案，至当年10月才细化到具体执行单位。

2．2011年，铁道部通过所属工程管理中心申请的中国铁路“走出去”专项预算500万元，实际未执行。

3．2011年，铁道部为实行经费自理的所属人才服务中心申领基本支出预算310.13万元。

（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09年至2010年，铁道部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投资1850万元制作中国铁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

2．至2011年底，铁道部未按规定将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会议费结余1538.66万元收回纳入本级法定账册核算；对应收所属机关服务局和已注销企业兴铁物资公司的账款共242.43万元，账龄超过7年仍未清理。

3．铁道部部分资产管理不规范，具体是：已处置行政房产账面价值89 116.09万元，未按规定核销；建筑面积共22 471平方米的5处行政房产未按规定纳入法定账册核算；建筑面积共7006平方米的另9处行政房产未进行资产评估，均按1元价值核算。

4．2009年至2011年，铁道部未按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所属机关服务局出租214处行政房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共7014.03万元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上缴。

5．2009年至2011年，所属机关服务局未按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将部分房产及配套设施对外出租，取得出租收入共11 370.38万元；另将22套房产无偿出借给铁路施工企业及物业保安使用。

6．2009年至2011年，部本级委托所属机关服务局管理的职工住宅建设项目未计入基建项目决算报表，涉及投资7426.79万元。

7．至2011年底，所属单位账面价值共9415.73万元的资产未按规定在会计决算报表中反映。

以下是审计署审计报告全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审计署对铁道部201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审计了部本级和所属机关服务局、工程管理中心等13个单位，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铁道部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部本级和64个二级预算单位的预算组成。财政部批复铁道部2011年度的部门预算支出为8 871 386.81万元（指财政性资金预算，下同），铁道部决算（草案）反映的当年预算执行数为8 720 723.48万元，其部门预算与执行结果的差异总额为150 663.33万元。

本次审计铁道部本级及所属单位2011年度预算支出共计203 875.51万元，占部门当年一般预算支出总额的11.42%。审计查出当年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810.13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127 974.11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铁道部本级和本次审计的所属单位2011年度预算收支基本遵守了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会计处理基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会计制度规定，内部控制比较严格。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铁道部2011年年初部门预算部分未提出细化分配方案，至当年10月才细化到具体执行单位。

2．2011年，铁道部通过所属工程管理中心申请的中国铁路“走出去”专项预算500万元，实际未执行。

3．2011年，铁道部为实行经费自理的所属人才服务中心申领基本支出预算310.13万元。

（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009年至2010年，铁道部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投资1850万元制作中国铁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

2．至2011年底，铁道部未按规定将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会议费结余1538.66万元收回纳入本级法定账册核算；对应收所属机关服务局和已注销企业兴铁物资公司的账款共242.43万元，账龄超过7年仍未清理。

3．铁道部部分资产管理不规范，具体是：已处置行政房产账面价值89 116.09万元，未按规定核销；建筑面积共22 471平方米的5处行政房产未按规定纳入法定账册核算；建筑面积共7006平方米的另9处行政房产未进行资产评估，均按1元价值核算。

4．2009年至2011年，铁道部未按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所属机关服务局出租214处行政房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共7014.03万元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上缴。

5．2009年至2011年，所属机关服务局未按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将部分房产及配套设施对外出租，取得出租收入共11 370.38万元；另将22套房产无偿出借给铁路施工企业及物业保安使用。

6．2009年至2011年，部本级委托所属机关服务局管理的职工住宅建设项目未计入基建项目决算报表，涉及投资7426.79万元。

7．至2011年底，所属单位账面价值共9415.73万元的资产未按规定在会计决算报表中反映。

三、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审计署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对铁道部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年初预算未及时细化和“走出去”专项预算未执行问题，要求将预算及时细化到具体执行单位，严格执行有关预算；对为经费自理单位申领基本支出预算问题，要求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工作；对未经公开招标拍摄铁路宣传片问题，要求铁道部进一步调查处理；对会议收支结余未按规定上缴问题，要求将结余资金收回；对资产管理不规范问题，要求组织进行清理，完整准确地实施核算管理；对未经批准对外出租、出借房产和出租收入未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问题，要求规范资产出租行为，补办审批手续，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对会计决算报表反映不完整和应收账款长期挂账问题，要求铁道部及相关单位调整会计账目和决算（草案），尽快清理挂账事项，加强基建项目核算与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署建议：铁道部应进一步改进预算编制工作，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投标行为，切实规范和加强资产管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铁道部在审计前开展了自查，并纠正了部分自查出的问题。对此次审计发现的问题，铁道部高度重视，在审计期间对相关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目前正在组织进行整改。▲◆★●■☆


中国发现影响水稻关键基因 可获高产转基因水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363

   2012-6-27： 中国研究人员近来发现了一个可以同时影响水稻品质和产量的关键功能基因GW8，将它应用到新品种水稻的培育中，有望让水稻变得优质又高产。相关成果6月24日由英国《自然—遗传学》杂志在线发表。

　　该成果由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傅向东、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桂权和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钱前组成的科研团队共同完成。

　　傅向东介绍，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协作与攻关，研究小组从世界上最好吃的水稻巴基斯坦的Basmati品种中，成功克隆了一个可帮助稻米品质提升和增产的关键基因GW8。在Basmati水稻中，GW8基因启动子产生变异，导致该基因表达下降，使籽粒变为细长型，提升了稻米品质。而该基因高表达可促进细胞分裂，使籽粒变宽，提高灌浆速度，增加籽粒重，从而促进水稻增产。此项成果首次阐述了GW8基因在水稻增产和品质提升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进而揭开了水稻品质和产量同步提高的分子奥秘，还可望由此进一步研究出更为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

　　傅向东介绍，目前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高产水稻品种中都含有GW8基因，表明GW8基因已在我国水稻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人员在海南、广州、北京的6个点田间试验中发现，GW8基因一个关键位点突变既可提升水稻品质，又可促进穗粒数增加。将突变后GW8基因的新变异位点导入Basmati水稻品种后，在保证优质的基础上可使其产量增加14%；将它导入我国高产水稻品种后，在保证产量不减的基础上可极显著提升稻米品质。

　　傅向东说，水稻的品质与产量处于“鱼和熊掌很难兼得”的境况，原因之一是二者都由多个基因控制且受环境影响较大。

　　水稻GW8基因的成功克隆和分子机制的阐述，为杂交水稻高产优质分子育种直接提供了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也为揭示水稻品质和产品协同提升的分子奥秘提供了新线索。

　　我国研究人员24日在英国《自然遗传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同时影响水稻品质和产量的基因，将它应用到新品种水稻的培育中，有望让稻米优质又高产。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傅向东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张桂权教授和中国水稻研究所钱前研究员组成科研团队，在研究巴基斯坦的巴斯马蒂品种水稻时，发现一个名为GW8的基因与水稻品质有关。这个基因可以让稻米变得更为细长，还会影响米粒色泽、米粒中淀粉粒的排列和结构等特性，提高稻米在外观、口感等多方面的品质。进一步研究又发现，在中国大面积种植的一些高产水稻中也含有这个基因，只不过这些水稻中含有的是GW8基因的另一个变异类型，其主要作用不是影响品质，而是促进细胞分裂，从而增加籽粒重量，提高产量。

　　傅向东说：“我们研究还发现，GW8基因有一个新的变异类型，它可以把优质和高产这两个优异性状结合起来，同时提高水稻的品质和产量。”实验显示，将新的GW8基因变异类型引入巴斯马蒂水稻后，可以在保证优质的基础上提高产量14%；而在将它引入中国高产水稻后，可以在保证产量不减的基础上显著提升稻米品质。

　　研究人员介绍，过去水稻育种主要以高产为目的，但高产水稻通常品质较差，而高品质的水稻往往产量又较低，新成果有望催生既好吃又高产的稻米新品种。

　　科学家解读水稻高产基因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英国《自然—遗传学》杂志和美国《科学》杂志相继报道了由中日科学家共同发现的被称为OsSPL14基因(又称IPA1基因)的重要成果，这是一个影响诸多农艺性状、可有效控制水稻理想株型、进一步提高产量的关键基因。

　　株型是决定作物产量的关键因素，理想的水稻株型应该具有分蘖少、无无效分蘖、穗大粒多、茎秆粗壮等特征。针对这一关键因素，李家洋和他的团队开展了长期的基础研究，而IPA1(Ideal Plant Architecture 1，即理想株型1号)基因的成功克隆，为塑造水稻理想株型的分子育种提供了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基因。

　　这次发现的IPA1基因突变后能使水稻植株具有粗秆、抗倒伏、分蘖少等优越性状，更适合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如能很好地利用，将会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我们通过一定面积的田间比对试验，得出增产10%左右的结果。但这个结果还不精细，如果在种植条件进一步优化的情况下，增产幅度还会提高。”李家洋说。

　　2003年，他们在田间实验里偶然发现了一个具有理想株型特征的水稻材料，并分离出控制理想株型的主效数量性状基因。该基因的突变能够在生产上得到科学家所梦想的诸多优良性状，因而被命名为“理想株型1号”(即IPA1)。

　　科学家克隆出正调控水稻重籽粒基因

　　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启发院士领衔的水稻国家创新研究团队，日前成功克隆了正调控水稻重籽粒的数量性状基因GS5，进一步的功能研究显示，该基因在高产分子育种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相关论文已于10月23日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遗传学杂志《自然—遗传学》。2008年，该团队曾在该杂志撰文，报告发现了一个可以同时控制水稻植株高矮、抽穗期和每穗粒数的Ghd7基因。

　　经过近10年的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团队此次克隆的GS5却是一个种子大小的正调控因子，其较高的GS5表达水平可能参与促进细胞周期循环，加快细胞循环进程，从而促进水稻颖壳细胞的横向分裂，进而增大颖壳的宽度，继而加快谷粒的充实和胚乳的生长速度，最终增大种子的大小以及增加谷粒的重量和单株产量。

　　据李一博介绍，他们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51份水稻品系进行GS5启动子比较测序，发现GS5在自然界主要有3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分别是GS5大粒单倍型、GS5中粒单倍型和GS5小粒单倍型，正好对应不同品系宽、中等宽和窄粒形等3组不同粒宽的性状。其中，GS5小粒单倍型是野生型，而GS5大粒单倍型是水稻驯化和育种过程中功能获得性的突变型。启动子镶嵌转化分析进一步表明，上述突变型的形成，取决于GS5启动子的自然变异。因此，GS5在水稻人工驯化和育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水稻种子大小的遗传多样性贡献很大。▲◆★●■☆


贺国强：没有特效药 胡锦涛：党处于非常时期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27/1845223.html

 动向杂志 2012-06-27：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近期在中纪委常委会议、全国省监督部（局）长会议及在地方考察和当地党政、纪委官员谈话时都提及“三大失控”及“纪委瘫痪论”。

    据《动向》称，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表示：“中央对地方领导失控、对基层党组织指导失控、对乡村政策失控，归根结底三大失控，是中央和省级地方党政关系位置长期不能理顺，从隐形危机到了现实上危机，可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上都已经集中反映出。”

    贺国强曝中央的“三大失控”

    贺国强6月初在京召开三省二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座谈会，以下是会议部份内容。

    “省级地方党政领导失控”

    （一）中央方针、政策在当地贯彻、执行、落实的情况；

    （二）中央对地方工作、问题或事件的指示、批示决议、地方执行的情况；

    （三）地方对中央的精神、决策理解、认识、吃透程度；

    （四）地方以“特殊”性擅自扩权、滥权、要权的情况泛滥；

    （五）地方积压的社会间题、经济问题和班子问题及矛盾在延续、恶化；

    （六）地方党政和当地民众关系紧张，增加中央的压力、民众和中央的紧张关系；

    （七）地方党政、人大、政协、政法班子自身建设处在社会上民意认受性低潮；

    （八）党政公职人员队伍整体素质特别是高中级公职人员素质。

    “基层党组织工作、建设指导失控”

    （一）党组织班子成员复杂、党组织生活基本停顿：

    （二）党组织的工作失去方向，党不管党，腐败堕落情况普遍；

    （三）官商黑勾结，引发民怨民愤，导致社会政局的不稳定性；

    （四）买官、卖官情况成风，拉帮结私、山头林立、搞“独立王国”。

    “乡村政策和管辖失控”

    （一）党组织、行政机构正常运作停顿、瘫痪状态；

    （贺国强指：基本上已处于瘫痪状况有百分之八十，较好能负起职责、到乡村好评、支持仅剩百分之八。）

    （二）部份党政权力由黑恶执力和乡村宗族势力勾结操控：

    （三）乡村非法建立政权、打正旗号向上级要财权确认合法性地位；

    （四）乡村组织勾结地方部门，操控农产品、囤积农产品，使市场供需失调。

    贺国强在地方纪委书记会上承认：“你们（省纪委书记）问我纪委工作怎么样能履行好职责使命，怎样能打破或减少条条框框束缚等，我也难给个正确、有用答案。”在目前情况下，贺国强称，肯定没有“特效处方”。

    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震动政治局

    近日中共还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近日，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指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巴士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

    习又说：“社会已把三个问题列作新时期亡党亡国的三大祸端，”“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国家前途危机能否化解，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

    胡锦涛：党处于非常时期

    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重要讲话及精神》的文件，传至省部、军级党委。在文件中，胡锦涛承认“党和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文件还承认：中央目前政治上处于困境、被动的五个方面，政治局常委会“为此作出多项内外政策、工作、活动的决议”。

    在文件中，胡锦涛强调：“必须正视、接受面对着严峻、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这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党和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思想准备，否则我们就会犯上极大错误，付出难以估计的损失和代价。▲◆★●■☆


朝鲜人其实最讨厌中国 远远甚于讨厌美国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3347

   2012-6-27：曾担任英国驻朝鲜大使的乔恩·埃弗拉德(John Everard)25日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朝鲜人对中国的反感度远远超过美国。

　　据韩联社6月25日报道， 埃弗拉德在当天的新书《Only Beautiful, Please》发布会后生动描述了朝鲜人对中国的险恶之感。他还引述一名朝鲜按摩师的话说，为俄罗斯人和德国人都按摩过，但从来没有接待过中国客人，也不想接待。埃弗拉德称，“朝鲜人最讨厌中国，甚至比美国还要讨厌。”

　　埃弗拉德还透露，在朝鲜各个角落可以看到诽谤“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句子，但普通朝鲜居民对美国并没有那么深的敌对情绪。认为美国真的会攻击朝鲜的人也不多。朝鲜人认为韩国是美国的傀儡，因此也不认为韩国会攻击朝鲜。

　　当天参加恳谈会的美国斯坦佛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大卫·斯特拉务波（David Straub）回顾说，2002年10月曾任美国国务院韩国事务办公室主任时陪同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过朝鲜，当时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姜锡柱消极评价朝鲜战争当时中国对朝鲜提供的支援。

　　埃弗拉德还说，英国在2001年7月在朝鲜开设大使馆时，英国国内就该问题众说纷纭，但目前来看，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家在平壤设立大使馆对朝鲜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于美国在平壤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埃弗拉德表示，考虑到美方的消极态度，近期里恐难实现。

　　据悉，朝鲜前叛逃领导人黄长烨也曾在回忆录中指出，“朝鲜更讨厌中国”，特别是中韩两国建交之后，朝鲜私下指斥中国党为“修正主义”，两国高层交流一度中断，中朝边境局势一直紧张。来源: 韩联社▲◆★●■☆


对付蚕食南海　中国需雷霆万钧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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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27： 中国南海舰队以及中国部分军区投入战斗，足以解决中国南海地区发生的局部冲突。

　　中评社北京6月27日电(特约作者 乔新生)2012年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了《越南海洋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越南的主权和管辖范围之内，中国政府当天作出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表公开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越南驻华大使，对越南将南沙争议的岛屿纳入立法表达强烈不满和反对。但现在看来，越南蚕食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行为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民意基础，越南国会通过有关法案，与其说是对外宣称越南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不如说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寻求共识，凝聚共识，从而为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寻找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越南国会的做法得到了中国南海周边国家的认同，可以肯定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照此办理。不仅如此，日本媒体也发表文章，公开鼓吹日本应该以越南为效仿的对象，在处理钓鱼岛争端问题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中国政府并非毫无准备，在中国的海南省设立专门管辖中国南沙、西沙和中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地级城市，实际上是为更好地行使执法权作铺垫。但很显然，由于越南已经采取了先行一步的战略，并且在中国的南海地区实施大规模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活动，中国政府提高在该地区管辖级别的举措未必能够收到实质性的效果。
 
　　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设立专门的地级城市管辖中国的南海岛屿，不会导致该地区局势紧张。这是不对的。中国南海地区早已战鼓声声，周边国家开始全面动员，如果没有意识到越南国会通过相关立法的严重性，仍然按照既定的节拍处理南海问题，那么，中国在南海的实际利益将会损失殆尽。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不打第一枪”是最基本的战争原则，换句话说，只要越南不采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绝对不会采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中国南海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越南方面已经多次通过商业开采活动，触及到了中国主权的底线，越南方面在中国南海获取的商业利益越大，在国内的民意基础就越雄厚，中国处理南海问题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越棘手。中国现在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来解决问题，而应该依靠企业或者商业化行为，与越南进行周旋。
 
　　事实上，中国的海洋巡逻船和渔业执法船队已经对越南及其合作企业采取实际行动。切断越南在中国南海地区勘探开采石油船舶的电缆，是中国执法机关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具体表现。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南海地区的主要岛屿被越南实际占领，中国的海洋巡逻船在南海地区失去了固定的执法地点，这就使得中国的执法船队在中国南海地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中国政府要想变被动为主动，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由中国执法机关强行驱赶侵占中国南海岛屿的越南企业或者执法工作人员，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的南海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和越南之间的争议早已不是海上的争议，而是一个争夺岛屿的问题。中国政府可以先礼后兵，通过正式外交照会，通知越南方面中国将在一定的时间内登上中国的主权岛屿，如果越南方面主动撤离（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定的措施给予必要的礼让；如果越南方面不主动撤离占领中国南海岛屿，那么，中国的执法机关包括中国的军舰将会采取强制性的行动，以强制拆迁的方式，彻底解决越南在中国南海地区侵占中国岛屿所留下来的问题。
 
　　在强制拆迁方面中国政府拥有丰厚的经验。中国南海地区的主权可以谈判，但是，如果没有实际占领，那么，中国的商业机构就无法在该地区开展商业活动，中国所宣称的拥有主权的外交行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中国政府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越南占领的主要岛屿收回中国，并且在岛屿上行使主权，越南方面必然会狗急跳墙，采取一切手段争夺这些战略的制高点。中国政府可以依托收回的岛屿，在中国的南海地区开展一场严厉的执法活动，对那些胆敢继续侵占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和主权的国家，以雷霆万钧之势，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据笔者了解，海外一些军事观察家纷纷猜测，中国执政党换届在即，不可能在中国南海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因为如此，包括越南在内的中国南海周边国家才会不断地采取行动，公然挑战中国南海地区的领土和主权。假如中国南海周边国家的蚕食行为得不到有效地遏制，那么，将极大地挫伤海内外华人的爱国热情，中国执政党的形象也将会受到严重损害。反过来，如果在执政党换届之前，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彻底清剿盘踞在中国南海岛屿上的非法分子，并且以实际行动警告中国南海周边国家政府，不要纵容本国的企业或者公民在中国南海地区寻衅滋事，那么，中国执政党的形象将会大大提升。
 
　　现在外界有一种担心，如果中国对越南采取实际行动，在中国的南海地区乃至中国的东北亚地区可能会引发连锁性反应，一些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会同时采取行动，以联合抗争的方式，让中国四面受敌。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缩手缩脚，不敢在中国的南海地区采取实际行动，捍卫中国的主权和核心利益，那么，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相关国家将会得寸进尺，不断地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越南采取实际行动，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南海舰队以及中国部分军区投入战斗，足以解决中国南海地区发生的局部冲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中国的东部地区，保留着中国最精锐的战略部队，如果一些国家蠢蠢欲动，那么，中国可以采用导弹技术，实施远程打击，从而将敌人拒之于国门之外。换句话说，中国在南海地区应当采取实际行动，而在其他地区则可以采用恐吓战略，不采取实际的行动，以战略威慑达到遏制战争目的。
 
　　中越两国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至今尚未完全消除，越南的当权派对于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始终耿耿于怀。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不断寻衅滋事，一方面是国内的经济问题重重，他们希望通过南海争端转移国内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中国的南海问题上主动发起挑战，从而进一步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中国政府对于越南政府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幻想，应当充分意识到越南挑起事端的真正目的，尽快制定痛打落水狗的战斗方案，让越南执政者真切地感受到，如果不断挑战中国的主权，那么，他们得到的远远小于他们所失去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忍辱负重，从来没有参与过局部战争。这是中国周边国家敢于公然挑战中国的重要原因。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大国，中国既不能像美国那样穷兵黩武，依靠战争经济来维护自己的全球的利益，但是，也不能自欺欺人，在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继续口头谴责而不敢采取实际行动。中国现在迫切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一场必然取得胜利的战争。中国在南海地区收回被强占的岛屿，是中国政府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现在，中国的一些新闻媒体充斥着打打杀杀之声，可是，却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解决中国南海问题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这种虚张声势，不仅削弱了中国的国家实力，而且更主要的是，给中国南海周边国家造成严重的错觉，以为中国政府纵容中国的新闻媒体故意制造紧张局势，而不敢采取实际行动。中国的新闻同业者一方面要严格约束新闻媒体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但是，另一方面要积极地为中国政府解决中国南海争端出谋划策。当务之急是由中国的执法巡逻船护送中国的勘探船进入中国南海的岛屿，采取实际行动对该地区行使主权。如果中国的海洋巡逻船只是在浩瀚的中国南海地区飘来飘去，不敢对那些占领中国岛屿的越南执法者采取实际行动，那么，中国的大国形象将会荡然无存。
 
　　坦率地说，中国在南海地区需要占领岛屿，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所谓护航行动。中国对越南早已仁至义尽，在有关中国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只有采取实际占领的方式收回岛屿，有关中国南海问题的谈判才有实际意义。
 
　　中国政府可以根据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或者相关商业机构勘探开发计划，事先公布中国对南海地区行使主权的行动，敦促相关国家的执法人员和居民尽快撤离中国南海地区的岛屿，警告在中国南海岛屿附近从事石油勘探开采的外国公司，中国政府将会采取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在公告的期限内，相关国家的企业或者公民没有主动撤离，那么，中国的执法机关将会采取强制拆迁的方式，确保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不受损害。当然，中国政府对外发出公告的同时，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中国的军队应该统筹兼顾，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战争技术，以最小的代价，维护中国南海主权和领土完整。▲◆★●■☆
 
　 ( 本文作者：乔新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教授、院长 )


薄熙来坚称不知妻子杀人 周永康被证明与案无关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26/1844074.html

       明报 2012-06-26  日本《朝日新闻》引述多名能够阅览内部调查报告的中共党内人士称，薄熙来正被软禁在华北接受调查，对于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及非法敛财之事，他宣称自己「毫不知情，也并未参与其中」。

据报道，由于薄熙来家世显赫且与其他高官关系密切，以中纪委为主的调查小组，在调查他时不得不采慎重态度；有党内人士称调查已陷入困境。

不过，领导层对薄案的定性已清晰，一名党机关杂志的干部说，薄案「是党纪与法律的问题，不是政治事件」。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此前有传捲入薄案，但调查小组传讯了周的秘书，判断周与案件无关。

《朝日》的立场被视为较亲中，上周亦曾报道，谷开来已承认杀害海伍德，当局决定起诉她。该报近日还刊登专题，透过采访大连有关人员与薄家亲友，详述薄熙来崛起经过。

报道指1999年8月江泽民视察大连时，时任大连市长的薄曾下令在市政府大楼挂起江的巨幅画像，不久后薄便获任命为市委书记。据称，薄幼年已展露权力慾，仕途频获身为中共元老的父亲薄一波提携，薄一波曾出面逼薄熙来前妻李丹宇父亲同意让两人离婚。▲◆★●■☆


达赖勾结中情局真相曝光 每年获得18万美元资助
http://news.stnn.cc/guoji/201206/t20120627_1754889.html

     2012-06-27： 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长文揭露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

　　星岛环球网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德国《南德意志报》6月8日发表《神圣的表象》一文，对上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及达赖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揭露。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纯粹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认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文章发表后，在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读者和网民中引起较大反响。本报现转载该文的中文译稿，以飨读者。

　　神圣的表象

　　中情局特工约翰·肯尼思·诺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与达赖喇嘛会面前，感觉颇有些紧张。在此之前，中情局代号“圣塞克思”(St Circus)的秘密行动已经开展了8年。被称为“公司”(Company)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训练营对西藏游击队进行培训，并为其提供数以吨计的武器，用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中国。神王也同样得到资助：中情局每年向其汇款18万美元，在秘密文件中，这笔款项被注明为“提供达赖喇嘛的资助”。

　　中情局该项行动负责人诺斯1964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拜见达赖之前，当然并没有指望能够得到这位宗教领袖与非暴力代表人物的热忱感谢，但是受到如此冷遇却也出乎他的意料，现年89岁的诺斯在马里兰州塞维蔡斯的住所里回忆道。毕竟，那时他们是盟友。中情局在西藏的联络人是达赖喇嘛的一位哥哥。“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他面前”，诺斯说话时像祈祷一样双手合十，“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冷漠的会见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礼节”，平时不乏热情幽默的达赖喇嘛，“显然并不愿意对我表示欢迎。”

　　多年后他才明白，为什么当年达赖喇嘛要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清楚地知道，来客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毒药、谋杀与恶行。诺斯说，“对他来说，我代表着与暴力的关系，身为佛教徒的他当然不能表示赞同”，至少不能公开赞同。

　　对于达赖喇嘛这位高不可攀的最高道德权威来说，这种关系是难以解释的。像他这样的人物，一言一行当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扬的教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劣迹累累的中情局资助和组织的游击战与达赖喇嘛所传递的非暴力抵抗的温和讯息，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矛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游击队和中情局听起来就像将教皇、女人和保时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世界有些时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诺斯这番话是面对美国电影导演丽莎·凯西（Lisa Cathey）的镜头讲的。凯西为其导演的纪录片《中情局在西藏》进行了30余场采访，对诺斯的采访是其中的一个。该片预计将于年内制作完成。凯西将其中部分采访提前发布在kefiblog.com网站上。在这些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和诺斯一样的退休特工和白发苍苍的抵抗战士，他们一心想在离开人世之前，把那些他们曾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诉世人，告诉人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95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后，1959年在尼泊尔。该片导演首次接触这一话题，是在7年之前。当时，她问父亲克莱·凯西（Clay Cathey），为什么要把“西藏自由”的标签贴到自己的高尔夫球车上。父亲说，他曾经作为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在美国中部的科罗拉多州对西藏游击队队员进行培训。她觉得，这是一段有必要认真讲述的历史。尽管她对西藏怀有一种“心有所系”的感情，但是她仍然希望提醒人们对中情局曾经扮演的特殊角色予以关注。“这与大多数人对西藏的印象，与和平与非暴力，当然是有冲突的”，凯西说。

　　也许目前时机已到。“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把那些秘密说出来了”，一位西藏老兵在采访中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便有一些关于中情局和达赖喇嘛的书籍和电影面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他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藏族同胞开展武装斗争的全部真相的，这是达赖的标准表态。没有争议的是，他的两位兄长很早就与中情局建立了联系，此后，中情局成为西藏游击队的赞助者。“我哥哥认为明智的办法是，尽可能让我避开这些消息”，这位西藏宗教领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

　　《南德意志报》和电视杂志“全景”（Panorama）栏目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达赖喇嘛与中情局的关系，比他承认的更密切，他对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认的多得多。除了老兵们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几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国政府绝密文件也指向这一点。此前，这些文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虽然无法证明达赖喇嘛是在撒谎，但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全部的真相；而虽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难以知晓，但是他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似并不真诚。而对于一位觉者来说，真相从来都不应该以复数的形态出现。

　　根据许多佛教徒的说法，十四世达赖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临人世后，经过一次次轮回，1935年7月以农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间。他被信徒尊为“神王”、“观世音菩萨”、“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莲者”、“无与伦比的上师”和“满足愿望的如意宝石”。虽然这位获得过95个高级或最高级奖项、拥有数十个博士头衔的“尊者”除他之外只有教皇享有这一官方称谓曾经说过，他“愿做每个人心目中希望的那个人”，但是这个世界除了北京政府恐怕并不愿意看到，他曾是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颗棋子。与中情局的直接关系与其最高道德权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达赖喇嘛同时也代表着正义与和平，而中情局既不是祈祷团，也不是虔诚的兄弟会，它意味着对专制政权的扶植和支持，意味着谋杀、绑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它曾是美国外交看不见的一只手。他们一手策划推翻民选政府的暴动，通过所谓“改变健康状况委员会”（它确实是叫这个名字）做出决议，暗杀不受欢迎的政治对手。“如果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是有危险的”，中情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时说道。无论任何年代，这都是一条明智的忠告。

　　当达赖喇嘛的密使首次来建立联系时，“公司”里已经可以嗅到一丝紧张的气氛。中情局1968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中情局的西藏计划……是建立在美国政府1951年和1956年对达赖喇嘛所做的承诺之上。”达赖喇嘛的密使于1951年通过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馆同美方进行了首次接触，会面的主题是军事和资金援助。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也参加了会面。同年，美国国防部在致达赖喇嘛的信函中同意为西藏抵抗运动提供“轻武器”，并许诺给予资金援助。

　　1956年，代号“圣塞克思”的行动计划应时出炉。中情局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该计划的目标是维护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产主义中国内部针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动向扶植反对力量”，当然也包括中情局时时处处都在谋求的战略军事基地和丰富矿藏。自此，中情局开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岛上对游击队进行杀人、射击、布雷和制造炸弹的训练。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还在训练中担任翻译。随后，一名波兰飞行员和一名捷克机械师驾驶一架没有任何身份标识的B17型轰炸机在西藏上空投下了第一批游击队员。他们的脖子上戴着嵌有达赖喇嘛照片的护身符和一粒氰化物胶囊，用于在被中国军队俘虏时自杀。中情局为游击队员空投机枪、弹药、药物和宣传材料等补给。美国人向西藏以及后来向尼泊尔总计派出了40架次运输机。

如若没有这些奇闻异事，人们将以为达赖喇嘛对此一无所知

　　在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护送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初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往印度，并开始在流亡中宣扬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随者们始终与中情局联系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至于此次逃亡计划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目前尚存争议。最近，达赖喇嘛在维也纳仍坚称其逃亡纯属西藏内部事务。

　　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达赖喇嘛在抵达印度数月后，即对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个人支持和物质援助”表示感谢。1960年和1964年，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及之后的约翰逊总统也分别收到类似信件。这些致总统的信函对武器、中情局和游击队只字未提。它们字句平和，内容泛泛，典型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政策：迄今为止，他仍可以声称从未向美国请求过军事援助，也从未号召藏人拿起武器，这些肮脏差事都是他的上层亲信所为。

　　或许达赖喇嘛确实不了解西藏和中情局间紧密合作的每个细节，但也绝非像其表现的那样一无所知。他应该最迟在1958年就获知了中情局的准军事训练情况，因为据说他曾在10年前向一名女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两名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发射完第一发炮弹后，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才完成了重新装弹。达赖喇嘛笑着对女记者说：“我当时问，难道你们发射后请敌人等上15分钟？绝不可能。”

　　当时，中情局将训练基地转移到了科罗拉多州洛矶山脉中的军事训练基地赫尔营（CAMP HALE）。当地海拔近3000米，山峰白雪皑皑、松林成片，是美国境内最接近喜马拉雅高原地形的地区。约翰·肯尼思·诺斯是赫尔营的教官之一，被藏人称为“肯先生”，主要负责宣传培训。诺斯向镜头展示了一张传单。50年来他保存了当时的所有材料。他露出骄傲的微笑，说道：“它们解释了一切，游击战怎么打，我们究竟为何而战等等”。当时的中情局教官几乎无人了解西藏，没人到过那里，只有一人懂得藏语。他们行动所用的地图是一支英国探险队在1904年绘制的。但诺斯对这些游击队员的评价是：“小伙子们让人大吃一惊”。

　　当时约有8.5万名游击队员活跃在藏南地区，他们统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语“四水六岗”）的代号，分散为小股力量袭击占优势的中国军队。他们与中情局紧密合作。一名在赫尔营受训的游击队员曾询问是否可以配备便携式核弹，以“杀死成百上千的汉人”。一名“四水六岗”老队员说：“我们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杀死汉人。”在一部BBC纪录片中，一名前游击队员说：“我们希望杀死尽可能多的汉人。我们会为杀死动物进行祷告，但绝不会为杀死汉人祷告。”

　　战争归战争，政治归政治。1971年时任美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人终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动。这项行动共耗费了数千万美元。从该外交转折那年的一份美国备忘录可以看出，在当时美国人眼里，达赖喇嘛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依赖于他们。

失去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后，藏人的抵抗运动迅速瓦解。1974年，听到达赖喇嘛号召投降的广播后，最后一批游击队员在尼泊尔的流亡营地中放下了武器。但不是所有人都甘于接受这一事实，有些人拔枪自杀，有些人投河自尽。一名接受过中情局培训的藏人放下武器后，拔出匕首割喉自刎。

　　对于一部分“四水六岗”队员来说，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们从尼泊尔流亡至印度，组建了“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这是印度军队中一支纯藏人组成的秘密部队。经达赖喇嘛同意，他们于1971年参加了对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的战斗。随后在印度军方授予580名藏人士兵勇敢勋章的部队典礼上，达赖喇嘛这一纯粹和平主义的最高代言人作为贵宾出席。这位觉者从未宣称其不犯错，但是他所宣扬、并且为其带来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却已布满坎坷。

　　距离首次会面大约30年后，达赖喇嘛第二次接见了中情局特工诺斯。已从中情局退休的诺斯向达赖喇嘛提及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提到了那次冷冰冰的接待和他不受欢迎的感觉。“达赖喇嘛将鞋脱下，把脚收回长袍中，然后说，我们来聊聊吧。”谈到此处，诺斯露出激动的目光。他究竟是被达赖喇嘛的反应所触动，还是仅仅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我们无从获知。

　　一次“浪漫主义行动”：对于约翰·肯尼思·诺斯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骄傲

　　诺斯问达赖喇嘛：“我们的援助对藏人来说是利是弊？”达赖喇嘛以其模棱两可的典型风格婉转地指出，二者皆有。一如60年代时，他站在明处，以和平使者身份公开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而与此同时在暗地里，藏人游击队正躲在中情局飞机的舷窗后准备一场战斗，一场他们的最高领袖所知悉的战斗。当时中情局的秘密备忘录对此评价是：“西藏领导层将这支队伍视为流亡政府的准军事力量。”

　　约翰·肯尼思·诺斯深陷在沙发中，双手交叉在脑后，显得十分放松。实际上，他与其说是坐，不如说是躺。带有黄褐色斑点的眼镜还有他的胡子，使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他一本正经、一字一句地接着说道：“我们曾经帮助藏人，为实现他们的追求而斗争。”说完话，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见：在这件事情上，他自认其行为无可指摘。

　　他为“公司”和“西藏事业”工作了44年，中情局文件将后者称为“最浪漫主义的行动”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

　　因为他确实是站在“好人”一方的，尽管这位好人对此并不愿承认。▲◆★●■☆


可口可乐被曝含致癌物 中国产品为美国14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6/26/1844084.html

     法制晚报 2012-06-26：  饱受“致癌”指责的可口可乐，日前宣布更改生产过程以避嫌。不过，这项指责还没澄清，却又被扣上了玩“双重标准”的帽子。

今晨，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可口可乐为了使产品拥有“独特颜色”，一直添加焦糖色素，但这种色素中被发现含有致癌物质4-甲基咪唑。尽管其一再否认致癌说，但还是宣布更改生产过程以平众怒。

不过，日前英国活动人士再次爆料称，这一预防措施在美国实施，却没有在其他国家实行。其中在英国销售的灌装可口可乐，4-甲基咪唑含量达到135微克，比美国的4微克含量足足高出了34倍之多。

英国活动人士的研究将在杂志上公布，他们也将于近日给政府卫生部门写信，呼吁彻底禁止焦糖着色。上述人士称，可口可乐是英国销售量最大的软饮，销售额一年达到11亿英镑，它们不应该在产品安全问题上玩双重标准。

报道指出，美国消费者倡导组织公共利益科学中心（CSPI）检测了全球所有可口可乐中4-甲基咪唑的含量，美国355毫升可口可乐中含量为4微克，中国为56微克，巴西为267微克。

制造公司称，可以提供一种焦糖着色完全不含有4-甲基咪唑，但是其成本将增加4倍。可口可乐英国公司称，公司会改变焦糖着色生产，但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添色致癌

可口可乐更改生产过程

今年3月，CSPI发布报告称，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健怡可乐和百事轻怡等4种产品中，均发现了一种名为4-甲基咪唑的化学物质，而这种物质在整个饮料行业存在争议。

报道称，这种物质能使动物长肿瘤，会对人体造成致癌风险。CSPI于今年2月份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递交报告，要求禁止使用这种着色剂。

不过，可口可乐否认有致癌物。当时可口可乐中国负责人告诉法晚记者，微量的4-甲基咪唑存在于大量的食品和饮料中，通常烹饪过程中发生“褐变反应”就会形成4-甲基咪唑。

不过，几日后，尽管坚称产品不含有任何有害成分，但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将通过改变焦糖生产过程，来降低可乐中的4-甲基咪唑水平。

对此， 可口可乐公司发言人坚称，“我们所有产品中的焦糖色素，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直都是安全的。做出改变只是为了避免公司违反‘未经科学验证’的警告。”

多知道点儿

4-甲基咪唑属间接产物

4-甲基咪唑是一种存在于焦糖剂中的化学物质，并不是生产厂商直接添加，而是一种化学合成的间接产物。焦糖剂主要用于改善食品的色泽，在我国也被广泛应用，除了可乐之外，还有酱油、食醋、软饮料、啤酒等。

世界卫生组织允许在食物中添加含有4-甲基咪唑的焦糖剂，只是对剂量有所界定。世卫组织规定的剂量为每公斤产品不能超过200毫克。而我国规定其含量应低于0.02%。▲◆★●■☆


一位葬在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将军
http://www.cankaoa.com/bbs/201206/thread_48303_1.html
 
     2012-06-27 木子哥：在美国纽约市北郊“西点军校”的军人公墓里，有一块用中英文双语书写的墓碑，上书“显考陆军中将温公应星府君之墓”字样。如今，这里已成为到西点造访的中国人必来瞻仰的一景。

　　这个叫温应星的中国人到底是谁？怎么能够葬在美国最着名军校的军人公墓里？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公费留美与巴顿将军同班

　　1887年，广东台山县罗洞乡一个官宦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孩子就是温应星。他的父亲为清朝进士，任七品知事。

　　1901年，温应星入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学习，后来，他又考上了唐山北洋工学院，曾任粤汉铁路学生实习工程师。有一天，他和同学到北京，正好看到墙上张贴的清廷公费留美招考布告，布告中许诺，凡留洋归来，可优先考举。温应星不禁眼睛一亮，于是就欣然报名参加了考试，不想幸运地一举考中，成为清华学校的留美学生之一。1904年秋，温应星坐船来到了陌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七个月后，温应星接到清廷的指令，让他立即转入西点军校。此一转折，让他有幸与曾经留级、后来成为名将的巴顿先生成了同班同学。

　　一进入西点，温应星就抓住时机，刻苦攻读，他的“军事工程”成绩很快成为全班第二名。然而，1909年从西点毕业时，由于一定的语言障碍的影响，在该期一百零三位学生中，温应星的综合成绩只名列全班第八十二名，而闻名中外的二战英雄巴顿将军则是第四十五名。根据史料显示，这一班同学中，光将军就产生了二十八位。在中国学生留学史上，温应星是第一个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回国后英雄无用武之地

　　温应星从西点毕业的时候，正是清廷快要灭亡的时期，出国前清廷对那些留学生许下的诺言已经难以兑现了。所以，温应星回国以后并未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只好先在广东军校担任数学教师。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他便追随孙中山。孙中山看他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又能说流利的英语，就把他留在大元帅府做自己的英文秘书，后来又调任第三科科长。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依然不是很适应，他一个西点军校的“军事工程”高才生，在派系复杂、军阀割据的旧中国，尤其是在官场，失去了发挥能力的空间。

　　1921年年初，为了摆脱日本人对奉系的要挟，张作霖决定向美国政府求助，打算聘请一位资深的美国军人来担任自己的军事顾问。在美方派来的顾问当中，有一位名叫费霖的陆军少校，恰好是温应星的同班同学，就对张作霖说：“你们中国就有西点毕业的专业人才，为什么还要花大笔钱找我们美国人来？”他就把温应星推荐给了张作霖。此时，南方的国民政府正有意在旧军阀中安插势力，也就很爽快地把温应星安插到奉军任职。

　　1928年皇姑屯事件以后，温应星偕全家星夜兼程逃到了北京。当时，北京是新思潮最活跃的地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清华大学也是学潮风波不断，先后就有两任校长因此被迫离职。温应星本来就是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出国留洋的，在此风雨飘摇的关头，校董会决定聘请他为清华大学第五任校长。因此，在清华校志上，温应星是直至目前为止，唯一担任过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职业军人。这是温应星生平最得意的一份差事。

　　率税警总团倒蒋功亏一篑

　　然而，温应星在清华校长的职位上仅干了两个月，便奉调南下，去上海当了公安局局长，然后又去南京担任国民政府的宪兵副司令。

　　但是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都是蒋家班，于是因为与奉系张学良的关系，他又投到了宋子文的门下。

　　此时，宋子文正在暗中自立山头，积极筹建一支完全由他调遣的“亲兵”——税警总团。这支警察部队，武器装备全部是德国正规军装备，但是，其主要军官则清一色是毕业于美国着名军校的留学生。温应星先后两次（第一任和第四任）担任这支部队的总团长。

　　随着税警总团的实力日益壮大，宋子文有钱又有枪，便产生了与蒋争衡的企图。这时，美国也在背后积极支持并怂恿宋子文倒蒋。于是，宋子文多次秘密往返北平，决计与在北平的张学良联合反蒋。

　　宋子文命令温应星带领驻陇海铁路以东的几万名税警总团部队乘火车开赴北平，准备用“请蒋下野，以清君侧”的名义反蒋。但在温应星率部队路过郑州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温应星见势不妙，只好让部队退回。

　　宋子文的反蒋倒蒋失败，而温应星自然也就变成了替罪羊。1936年蒋介石借口对日作战的需要，以黄埔系接管了税警总团，温应星被调入南京高级将官训练班培训，然后另任他职。但温应星始终得不到实权。在热烈的抗日战场上，温应星成了局外人。

　　在新中国成立前，温应星不愿跟随蒋介石溃逃台湾，而是以中将军衔退伍，由香港辗转到美国定居。

　　1968年5月28日，温应星在其夫人去世后的第九天也驾鹤西去。因为他是中国首位西点军校毕业生，而且与美国的多位将军是同班同学，西点军校校长柯斯特少将特准将温应星中将夫妇安葬于西点军校军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