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玉皇大帝和上帝都不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5460

   2012-8-25
 
　　虽然中共声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但仿佛已经疏远了马克思主义，就连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很少提到。不过，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8月24日却发表文章《任何时候都要用科学认识论观察事物》提出，认识今天的中国，玉皇大帝（中国本土的）那一套不行，上帝（西方的）那一套也不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拿起自己的思想武器，从自己的道路中感悟才行。

　　全国关注的悍匪周克华被重庆警方击毙，在公众拍手称快之余，各种版本的内幕和隐情四处流传，各种质疑和臆测更是层出不穷。即便官方进行了多次回应和解释，却依然有人大做文章。在一些人的口中笔下，周克华案好像成了说不清楚的事儿。

　　实际上，这样的社会现象，近年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信息庞杂、技术迅捷的今天，真假、是非、善恶、美丑，似乎越来越难以认识清楚、分辨明白了。小的方面不乏案例，如“周老虎”事件、郭美美与红十字会、7·23动车事故、周其凤笑与哭等等，一个新闻热点出来，往往各种消息满天飞，恶意炒作与造谣传谣甚嚣尘上，令人莫衷一是。大的方面也不乏话题，如GDP、宏观调控、食品安全、收入分配、外交关系等等，如何看待与分析，往往也是各说各话吵作一团，社会共识难觅。事实告诉我们，在信息时代，由先进技术手段带来的信息爆炸，不仅给世人提供了海量资讯、空前享受，同样也引致传播混乱、众声喧哗；本就纷繁复杂、矛盾问题迭出的现实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清晰亲近，反而显示出更易被模糊涂改的一面。

　　中国情况本就复杂，而今在新世纪，情势则更为复杂。身处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要识别真假、辨别是非、甄别善恶、分别美丑，要撇清迷雾见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理性的思想方法，没有一套强而有力、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肯定不行。从现实来看，现在有很多人，大到认识世界形势、国家发展、经济运行、社会矛盾，小到分辨一个热点人物、一桩突发事件、一起刑事案件、一种突出现象，都出现了不少片面观点和错误看法，存在一些不良倾向，甚至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国泰民安的根本性问题上，也不乏思想谬误和舆论偏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对社会正向共识的形成无疑是一种制掣，应该加以反思和扭转。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用科学的认识论来观察事物。诚然，信息时代与复杂中国相叠加，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难度都在加大，这也是人们现时的切身感受。但中国现实的复杂，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的交织，多元开放社会的日益活跃，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在认识上会出现问题和错误。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拿起真正管用的思想武器，就能够客观理性地看清世界、看清社会、看清自己。在中国，已经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的完全正确的重要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今天，我们在看待和分辨大事小情时，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错误观点和不良倾向，关键就在于一些人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真正科学的认识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别的认识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全面科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形象地用“实事求是”来概括其实质和灵魂，突出地强调了认识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不论是革命斗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以及十六大以来的新时期，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都离不开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总结和理论创新，都离不开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思想武器。事实说明，只有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教条和主观想象出发，不是静止和孤立地观察现实，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抓准搞清，中国的事情才能办好。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一些人有意在公众认识问题上制造混乱状况和不良倾向。有些人惯常颠倒事实，混淆真相，热衷炒作，善于造谣，说出话来往往违背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在他们眼里，没有是非，没有黑白，只有立场。符合他们立场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还有些人喜欢拿“洋教条”来兜售卖弄，动不动就用西方那一套来剖析衡量中国的事，给出一些不切实际、不计后果的错误药方。这些人认识中国、认识现实的思想方法，显然有很大问题，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博得关注、赚取名利，但时间一长，公众自然会从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明辨是非。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我们有必要在全社会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普及，不断提高公众认识问题、分辨是非的能力，从而为形成和巩固新的社会共识提供正能量。

　　我们已经将身来到信息时代、多元社会，停滞和倒退是不可能的。但信息再海量，声音再多元，总要有一种主流的思想方法和核心价值。认识今天的中国，玉皇大帝那一套不行，上帝那一套也不行，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拿起自己的思想武器，从自己的道路中感悟才行。这，同样是我们传给未来中国历史的宝贵教益。来源: 北京日报▲◆★●■☆


中国空军改变作战训练方式：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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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升空开展对抗训练。

　　中评社北京 2012年8月26日电／解放军报报道，盛夏时节，西北戈壁骄阳似火。数架新型战机腾空而起，空军体系对抗演练夺取制空权的战斗再掀高潮。空军“金头盔”飞行员、成空航空兵某师侦察科科长彭礼忠驾机刚一升空，便与杀气腾腾的对手遭遇，在高空展开激烈厮杀。

　　“此次体系对抗，首次实施取消高度差的异型机间的自由空战。”连续3次参加空军体系对抗的航空兵某团参谋长刘晓鹏向记者介绍，只要战机间距大于规定的安全距离，飞行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去年取消高度差的自由空战是在同一机型间进行，今年是升空后遇到什么飞机打什么飞机，难度又提升了！”刘晓鹏补充说。

　　演练间隙，记者走进机场飞行参数判读室。完成空战返航的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副大队长万松锋，正回放空战视频、判读飞参数据。万松锋指着搜索、截获、发射的动态数据，给记者讲述了惊险的空战经历：他驾战机刚进入作战空域，释放着强电磁干扰的“敌”机便直扑过来，没等他反应过来，耳机里便响起“被锁定”的告警声。他迅速急转摆脱“敌”雷达锁定，几次都险些被击落……

　　“实战化的空战对抗，真是步步惊心！”万松锋的话令记者想起刚才在指挥大厅看到的一幕：实时传输的空战态势图上，代表红蓝双方战机空战轨迹的红蓝两色箭头，瞬间交织缠绕在一起，让在场人员捏了把冷汗……

　　“战机一旦上了天，谁也帮不了你。空战中各种态势下的每一个行动，完全靠飞行员自主处置。”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大队长吴迪告诉记者。

　　说起自由空战带来的变化，航空兵某团团长胡小君形象地说：“如果说以往的空战像打军体拳，有固定套路，现在的空战对抗就像自由搏击，打无定势，招招惊险。”
 
　　★新闻延伸

　　■空战训练是空军航空兵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途径。与一般课目的飞行训练相比，空战训练风险较高，其中“空中危险接近”风险最大。为保证安全，空军以往的空战训练主要进行“保持高度差的水平机动格斗训练”，即交战双方在不同的高度层进行对抗训练。

　　■从去年开始，空军本着“在规避风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贴近实战”的原则，放开空战高度差，突出飞行员自主空战能力发挥，通过理论研究、模拟验证、试验试飞、骨干培训，破解对抗空战训练安全瓶颈，制订《歼击机对抗空战训练规则》，摸索出自由空战的方法路子。

　　■以取消高度差为标志的自由空战，使空战训练向实战化迈进了一大步，是空军空战训练的一次质的飞跃。▲◆★●■☆



解放军应借鉴俄空军 向空天作战转型
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2_08/23/17029739_0.shtml?_from_ralated


2012年08月23日 来源：解放军报

为庆祝俄罗斯空军成立100周年，8月10日至12日俄罗斯举办了盛大的军事航空展和航空阅兵仪式，以第五代战机T-50为首的先进战斗机型赫然在列。

俄罗斯全面展示强大空军实力的同时，也显示出实现空军复兴的强烈决心。普京在庆祝俄空军成立100周年庆典上表示，俄罗斯将进一步凸显空军在保障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将以先进、现代的军事装备武装空军部队。2020年前，俄罗斯空军将接收600多架新飞机和1000多架新直升机。

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其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堪与美国分庭抗礼。但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国内经济问题和国家战略调整导致俄罗斯军队发展趋缓，与美国军事力量拉开一定距离。

特别是美国新型空天进攻型武器的日臻完善，使美军逐渐具备对俄境内任何目标实施全天候空天打击的能力。

加上北约东扩，致使俄战略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但近年来，俄推行一系列振兴经济计划，军费开支也相应稳定增长，为其军事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俄空军重新评估和判断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并从四个方面加快新一轮改革步伐。

组织结构上，减少作战指挥环节，将空防集团军整合为空防司令部，由四级作战指挥体制转为三级作战指挥体制，即空军——空防司令部——航空兵基地和空天防御旅，优化部队战斗编成并裁减30％的军官，努力提高俄空军作战指挥体制的作战指挥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

武器装备上，采取改进与研发并举策略，增加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即淘汰少量落后的现役武器装备，并对航空兵现役各类作战装备实施技术升级改造，重点解决和提高作战飞机武器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载武器精确打击能力和电子对抗能力。

为满足未来空天防御作战的需要，2020年前俄空军将重点研发和装备一批以隐身化、精确化、无人化、网络化及空天防御一体化等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届时，其第三代与第四代武器装备比例将达到1∶4，全面提升空天防御作战能力。

军事训练上，优化高等军事教育体系，压缩高等军事院校的数量，提高高等军事院校的教育和管理水平，培养更多的高级军事专业人才，加大演习演练力度，培养指挥员的指挥技能和作战人员的实战能力，确保毕业学员的军事职业水平符合现代战争要求。

联勤保障上，实施“由异地转为就地”的联勤保障总体改革发展构想和“航空兵配置地域”原则，创建新的联勤保障机制，由空军后勤部对统一的联勤保障机构实施指挥，以确保战时空防集群作战的需要。

纵观俄空军新一轮军事改革，其目的是建成一支以空天防御力量为核心的结构紧凑、装备精良、机动性强和保障有力的新型空军。如果此次航展上的第五代战机T-50真能像俄方宣称的那样在2015年如期交付服役，那么对美国F-22、F-35等新一代战机作为核心的空中力量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总之，随着俄罗斯航空装备的不断更新，将逐渐缩小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装备的差距。作为传统军事强国，俄空军基于现实和潜在的空天威胁，敢于推陈出新、大刀阔斧加快由防空作战向空天防御作战转型的一系列作法，值得借鉴。（作者单位：95979部队）▲◆★●■☆



“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为何引争议
http://view.news.qq.com/a/20120826/000005.htm

2012年08月26日 韩涵 媒体人

8月24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据8月25日《新京报》）。

这样的论调一出，网络中质疑、挞伐之声四起。应当说，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并非没有道理，任何一国政府能力都有限，不可能对国民的福利保障承担无限责任，即便在许多社会福利制度优越的发达国家，政府养老也只是养老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如此正常的表述，为何引起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原因在于，此话说得固然对，但说得不在时机，脱离了中国现实语境。在许多发达国家，由于对社会福利的财政投入实在太高，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由此产生了关于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反思，要求缩减一些国民福利，减轻政府负担。

但在中国，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恰恰相反，我们的问题在于，虽然这些年财政资金对养老等社保投入给予倾斜，相对于目前的老龄化速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仍然不够。

据统计，中国各级财政对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10%左右，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这一比例达到了30%多，在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这一比例则超过了40%。

一方面是政府投入不足，一方面则是民众的社保负担过重。中国社保缴费率为全球最高，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在政府财政社保投入不足和民众的社保负担过重的现实下，谈“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实在过于超前。加之，我们目前还存在养老不公、三公等开支挤占本可用于社保投入的大量资金、高额国企利润未能专化为国民红利等一系列体制性问题，政府善尽国民的养老责任，远未到其能力的极限，还有着很大的资源挖掘空间。

因此，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关于养老，还是慎言政府的“有限责任”，更没必要恐惧福利过度，我们真正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责任的“加码”，民众养老负担的“减压”。

当然，“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不是不能谈，但还是等到政府能穷尽一切手段为民众谋取养老福利，等到一个广泛覆盖、公平无差别的养老体制建立之后，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全国老龄委副主任：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 2012年8月25日电／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昨天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

　　新京报报道，昨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的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吴玉韶在致辞时表示，应对老龄化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既要强调政府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放大。

　　吴玉韶称，中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我国老龄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应对老龄化的特殊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表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

　　吴玉韶说，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比多增加多少养老投资，多建养老机构更有积极的意义。

　　对话

　　“不能把所有问题说成政府责任”

　　“以房养老”操作难度较大

　　新京报：你在致辞时提出，要警惕过度福利化的问题，这具体指什么？

　　吴玉韶：所谓过度福利化，就是一说到养老，就说“这是政府的责任”。这话也对也不对。“对”是指养老问题上，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现在媒体和社会的舆论给老年人一种误导，就是养老的很多责任推给政府。养老问题上政府的责任包括提供养老金，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具体的养老服务不能说是政府责任。比如老人空巢了孤独了，找政府也是没有办法。

　新京报：现在有些地方也在提出以房养老，这会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吴玉韶：现在鼓励和探索“以房养老”。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因为既有政策限制，也有中国老年人观念问题，以房养老要成为全国性政策还是比较难的。

　　公共设施应体现“适老性”

　　新京报：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大多没考虑老龄化因素，都有哪些问题？

　　吴玉韶：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设施，导致老年人上街都很难；公共汽车公交站牌太高，小高层没有电梯，这都是不行的。设计时没考虑这个问题，进行适老性改造时得花多少钱？其中的标准制定肯定是政府的责任，现在就是要把公共设施的适老性体现出来。

　　新京报：最近有关失独家庭的问题比较受关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制度安排？

　　吴玉韶：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
 


江泽民"五二九"讲话未公开部分解密:更尖锐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8/25/1943031.html

      凤凰网 2012-08-25：核心提示：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盛大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图片来源：新华社）

　　本文摘自：人民网，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作者：凌志军 马立诚，原题：江泽民排除干扰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两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四千多字，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对“左”的思潮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针对“左”的干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是针对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是在批评那种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显然也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

　　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左派”则全线收缩，再一次销声匿迹。北京的舆论则认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将由这一天兴起。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比如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他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五二九”精神上来。尽管如此，中宣部并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接受记者斯人的采访。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

　　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贲思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当前的“左”的倾向而发。邢贲思的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两天以后，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又过了五天，《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又过了七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他还说：“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几分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此集中且如此激烈地斥责“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接下来的事情真是我们国家改革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页。江泽民的讲话之后两个月又三个星期，亦即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纷纷呼应江泽民的讲话之后，8月20日，《当代思潮》的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话说得真叫严厉，虽然也是在谈论“社会主义”，但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绪，显得那么势孤力单和空泛，根本不能阻止批“左”的潮流。

　　9月8日，李锐写道：“目前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他还说：“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9月9日，董辅礽说：“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到了9月13日，“十五大”终于召开，任仲夷在“十五大”小组会上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思想。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就在任仲夷说这一番话的前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5月29日那一天曾经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又公开重申。这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一个是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是重申十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还有一个是，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这当然不仅仅包括江泽民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坚决地要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一部分的阐述，必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十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阴转晴”

　　此后两天，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一致地维护迄今为止官方主持的对所有制的改革。李鹏总理说，党的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主张。“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他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官方的代表，看来，现在不只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来对“左派”的理论表示不满，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了。

　　在这同时，一个调查机构给205位企业经理提了一个问题：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131人选择“股份制”；56人推崇“租赁”、“承包”；26人主张“出售”给私人；有12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政治之局势有如气象之变幻，大家都说是“阴转晴”了。公开的舆论，包括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北京之外东西南北的省、市、自治区，都没有直接地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的架式了。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部新书，书名叫做《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

　　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这最后一句话，正是厉有为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现在却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了。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说：“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这些都是理论家们的论述。那些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这个秋天里面就更加斗志昂扬。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以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

　　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现在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5459

   2012-8-25  过去10年，多难兴邦。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来势汹汹的非典疫情，波诡云谲的国际金融危机，接连发生在汶川、玉树、舟曲的地震泥石流灾害，突如其来的新疆、西藏严重暴力事件……一系列严峻挑战接踵而至。但是，每临大事有静气，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任何困难，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毅然挺立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磨难中的信念、历练和积聚。

　　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的民族蒙受了多少屈辱，遭受了多少苦难，令人痛心疾首；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多少曲折，付出了多少代价，真是刻骨铭心。为了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为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我们的党和人民百折不挠，艰辛探索。

　　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我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中华崛起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既要上无愧于祖先，又要下为子孙造福。今天我们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

　　困难难不倒中国人民，力量在哪里？在于多年积聚的力量，终于可以有效地凝聚起来，正确地发挥出去。

　　中国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困难难不倒中国人民，力量在哪里？在于全党、全民族的自觉和清醒。

　　地球越来越小，发展越来越快，慢走一步，差之千里；耽误一时，落后多年。以当前世界发展的大局来审视我们自己，中国同过去比确有很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较大差距，实施追赶型超越，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发展别人也在发展，而且是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我们再不能丧失机遇，浪费时间，时间对我们实在太紧迫了。

　　进入新世纪，步入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到了关键路口。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市化进入快速成长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攻坚期，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思想文化进入碰撞期，国际地位进入迅速上升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基础薄弱、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带来了巨大挑战。

　　能否在30年经济连续增长的基础上，走好第四个10年？过去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现在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每个人要自觉发出奋进的吼声”。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已经成为全国上下不可逆转的主流和共识。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有13亿人信念的坚守、力量的凝聚、行动的自觉，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空军F-22刻意飞临中国边境 解放军无法发现
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2_08/25/17087708_0.shtml

2012年08月25日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陈山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面对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美国不但通过部署远程预警雷达进行监视和防备，更积极依靠隐形战机演练主动猎杀技术。

台湾今日新闻网站23日披露，美空军在今年4月的军演中利用F-22隐形战机撕开对手防空网，然后用B-1B战略轰炸机摧毁目标。报道认为，这种攻击模式实际就是在演练如何深入中国内陆摧毁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

报道称，美军今年4月在阿拉斯加举行代号为“煎饼行动”的空军演习，意图验证F-22、F-16和B-1B轰炸机进行联合远程打击的作战能力。

在演习中，美军动用F-22担任攻击先锋，使用武器舱内的250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摧毁敌方的防空网及地对空导弹阵地，并歼灭地面起飞的敌方战机；

待基本清除对手的防空能力后，改由F-16接手继续瓦解敌人防空体系；等敌人防空体系彻底崩溃后，再由B-1B战略轰炸机登场，投掷可躲避雷达的巡航导弹粉碎目标。

报道称，虽然五角大楼没有公开承认，但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这次演练的目的就是准备在未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以最新隐形战机和性能提升后的战略轰炸机对中国本土进行打击。

报道认为，这次演习还有演练如何对付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的意味。
该报道还宣称，今年7月和8月，美韩举行的代号“不屈意志”及“乙支自由卫士”两次联合军演中，美方也都让F-22亮相，刻意让搜集演习情报的中国和朝鲜知晓。

报道称，“尽管大陆各雷达站和情报收集部门不断交换比对F-22的作战参数，但仍对F-22的战力及未能掌握到两架F-22战机其中一架的踪迹，感到相当震撼”。

不过有分析认为，F-22服役以来，不可战胜的神话已接连被打破。不但本身的设计和生产缺陷导致F-22多次被停飞，而且在模拟对抗中它也曾被EA-18G、EF-2000等常规战机击败。

由于担心机场可能遭解放军导弹炸毁，未来美战机主力将部署到远离中国的关岛基地，这更削弱了F-22的实际作战能力。▲◆★●■☆


美军F22这次进犯华北，解放军竟毫无反应
http://www.cankaoa.com/bbs/201208/thread_52598_1.html

发帖者：善果

　　台媒称大陆未能掌握美韩军演中一架F-22踪迹

　　面对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美国不但通过部署远程预警雷达进行监视和防备，更积极依靠隐形战机演练主动猎杀技术。台湾今日新闻网站23日披露，美空军在今年4月的军演中利用F-22隐形战机撕开对手防空网，然后用B-1B战略轰炸机摧毁目标。报道认为，这种攻击模式实际就是在演练如何深入中国内陆摧毁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

　　报道称，美军今年4月在阿拉斯加举行代号为“煎饼行动”的空军演习，意图验证F-22、F-16和B-1B轰炸机进行联合远程打击的作战能力。在演习中，美军动用F-22担任攻击先锋，使用武器舱内的250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摧毁敌方的防空网及地对空导弹阵地，并歼灭地面起飞的敌方战机；待基本清除对手的防空能力后，改由F-16接手继续瓦解敌人防空体系；等敌人防空体系彻底崩溃后，再由B-1B战略轰炸机登场，投掷可躲避雷达的巡航导弹粉碎目标。

      报道称，虽然五角大楼没有公开承认，但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这次演练的目的就是准备在未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以最新隐形战机和性能提升后的战略轰炸机对中国本土进行打击。报道认为，这次演习还有演练如何对付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的意味。

　　该报道还宣称，今年7月和8月，美韩举行的代号“不屈意志”及“乙支自由卫士”两次联合军演中，美方也都让F-22亮相，刻意让搜集演习情报的中国和朝鲜知晓。报道称，“尽管大陆各雷达站和情报收集部门不断交换比对F-22的作战参数，但仍对F-22的战力及未能掌握到两架F-22战机其中一架的踪迹，感到相当震撼”（美军演习区域位于华北附近空域）。

　　不过有分析认为，F-22服役以来，不可战胜的神话已接连被打破。不但本身的设计和生产缺陷导致F-22多次被停飞，而且在模拟对抗中它也曾被EA-18G、EF-2000等常规战机击败。由于担心机场可能遭解放军导弹炸毁，未来美战机主力将部署到远离中国的关岛基地，这更削弱了F-22的实际作战能力。▲(陈 山)▲◆★●■☆


习近平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建立威信，做出重大改革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1208/boxun2012/219987.shtml

 08/25/2012  明镜网 2012-08-24 随着谷开来案件判决落幕，由薄熙来政治命运引发的风暴，也行将结束，这意味着，困扰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替的最后障碍已经去除，等到北戴河非正式会议讨价还价的中共高层人事调整角力尘埃落定，十八大就要紧锣密鼓地开张了。这意味着，习近平时代将正式登场。

与十年前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不同，这次习近平入主中南海，是一次性完成。即胡锦涛不会像当年的江泽民那样，放下总书记权力和国家权力之后，还保留军委主席的权力达两年之久，胡将全面交棒，习近平三大权力同时到手。当然，这样的交接，并不表示习近平自然而然成为新的政治强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推动自己想要推动的新政。

　　事实上，习近平的掣肘不会少，一是前总书记江泽民作为「造王者」，虽然在机制上不能对习「发号施令」，也难以做到「予取予求」，但不断打扰，要求习办事的戏码绝对少不了；同样，胡锦涛虽然朝着「全退」的方向迈进，但在十八大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安排上，也都部署好了持续维持影响力的局，习近平也难以做到「人走茶凉」，随时的请益也必定是缺少不了的。至于军委部分，主席的位子拿到了，并不等于可以任意调兵遣将，虽然习在早期做过耿飙秘书，建立了一些军中的人脉，但要确立军中统帅威望，也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那么，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是否可能在短时间里突破机制内众多的婆婆妈妈的制约，迅速立威，政令可出中南海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必须搞清楚一个残酷的现状。那就是习近平没有时间像胡锦涛一样，反正有前朝核心做实际的最高领袖，享受两三年的过度期，慢慢了解情况，进入角色，再开始自己的时代。理由很简单，首先是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形势拖累，GDP数字下滑，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由此凸显出来，动荡就会加剧，弄得不好，两三年中，就会出现大事情。其次是，掰着指头算算，类似江和胡时代都享受到的香港回归、加入世贸、北京奥运、世界博览会等具有重大政治符号的好事情，习近平时代的头两年一个都没有，因此，他面临迅速出政绩的压力；再次，以目前的外交局面来看，美国对中国的烽火外交，正在发酵，中国周边，可谓鸡犬不宁，稍不留神，就可能马失前蹄。雪上加霜的是，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困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执政危机，党内腐败到了极点，庸人政治也到了极点，管治能力也低弱到了极点，吏治和党建成了空话。由此可见，习近平上位后，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建立威信，做出重大改革。明镜网 - 2012-08-24 ▲◆★●■☆


蒋军嫡系高级将领如何成为“最大共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5433

   2012-8-25

　　郭汝瑰：我党钉在敌人心脏的英雄

　　1949年8月，风雨飘摇的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指挥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阻止解放大军入川。但蒋介石万万没想到，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带领的72军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一手部署的“守卫大西南防线”不攻自破，败逃台湾的蒋介石痛心地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曾官至国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1945~1949年间，郭汝瑰累计向中共传递了100多份机密军事情报。这位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是如何成为“最大的共谍”呢？本报记者专访了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和有关研究人员，为读者展现出一场鲜为人知的谍战风云。

　　深受陈诚、何应钦等赏识 军事机密源源不断递往延安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铜梁，黄埔军校五期学员。1928年加入共产党，时逢国民党大肆“清共”，郭汝瑰因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归国后，原来的党组织已联系不上，郭汝瑰进入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七七事变”后，郭汝瑰被调到陈诚的18军14师任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日机狂轰滥炸，79师伤亡很大，几位军官斗志动摇，郭汝瑰主动请缨，代替42旅旅长曾粤汉去前线，他在指挥所给师长留了封遗嘱，率领两个团与日军拼死冲杀，坚守了几天几夜，42旅8000多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2000来人，硬是守住了阵地。此战过后，郭汝瑰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陈诚不久将他调到国防研究院重点培养，蒋介石欣赏郭汝瑰的英勇，让他担任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此后几年间，郭汝瑰一路晋升。1946年9月，郭汝瑰先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部队编制，之后升任陈诚的总参办公厅主任，不久又任作战厅厅长，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同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

　　郭汝瑰之子郭相操现住重庆，他对本报记者介绍道：“1943年，父亲由抗战前方回到重庆，曾多次欲尝试联系党组织，然因没有门路屡次无果。抗战胜利后，父亲通过关系终于联系上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董必武后来在重庆石灰市的一个教堂里秘密接见了父亲两次。”中共高层指示郭汝瑰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高层从事情报工作，与中共党员任廉儒保持单线联系。

　　郭汝瑰共留下了八本日记，记录着当年在国民党的生活，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哪一天开会、哪一天做决定，一直记到1949年，遗憾的是，后来日记在“文革”中都不见了。

　　1946年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时，蒋介石调遣装备精良的新六军（国民党于1944年5月合成，1948年10月被歼灭）到东北剿共，郭汝瑰向任廉儒传递了一个重要情报：新六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后勤装备补给只有五天。掌握这一情报后的解放军及时调整了作战策略，挫败了新六军的“速战速决”计划。

　　1947年3月，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源源不断地向任廉儒提供作战计划的情报。

　　一天，蒋介石突然来电让郭汝瑰以作战厅的名义告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立即按斩首计划实施”。郭汝瑰不清楚计划的具体内容，蒋介石又隐晦地说道：“你只管叫胡宗南按计划执行，他会明白的。”郭汝瑰隐隐觉得这个计划跟延安有关，很可能是进攻延安，他立即约见任廉儒，将情报传了出去。

　　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伺机同共军决战”的计划，就在作战方案还在送蒋介石审批之时，郭汝瑰就将情报通过任廉儒送到了解放军的指挥机关。解放军在以后的作战中占据了主动。

　　多次受怀疑陷入险境 杜聿明当面骂：“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

　　郭汝瑰大量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引起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警觉，他也因此多次陷入险境。

　　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准备渡江，蒋介石为此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把作战方案及时交给任廉儒，然当日陈家康（任廉儒的联系人）因事离开了上海，任廉儒便让上海民革主委的王葆真转交给党组织，不料民革地下组织突然遭受破坏，王葆真被捕。王葆真已是一位古稀老人，被捕后至死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郭汝瑰转危为安。

　　1947年莱芜战役国民党军惨败，当时从山东逃回的国民党军官就曾向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老牌特工邓文仪透露：“郭汝瑰是共谍，有通共行为。”邓文仪立即报告杜聿明。虽缺乏有力的证据，但杜聿明开始处处留意郭汝瑰的行踪。杜聿明曾告诉顾祝同“郭汝瑰有匪谍嫌疑”，但顾祝同不信。

　　看到国军在孟良崮、淮海战役中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槐经手，杜聿明更加怀疑郭汝瑰是间谍。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杜聿明曾当面大骂：“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杜聿明后来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言行作风很像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呵斥道：“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

　　不止杜聿明曾经怀疑过郭汝瑰，蒋纬国的手下也曾发现有“可疑人员”与郭汝瑰接触。蒋纬国给戴笠写信，准备让军统局介入调查。没想到送信的人到南京后，恰好戴笠有事去了北平，这个人就把信送到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幸运的是，后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此事不了了之。”郭相操说。

　　郭相操告诉记者，山东解放后，一天傍晚郭汝瑰正准备回去，突然一位军统人员跑来说：“我们抓住了一名从山东那边来的人，说是找郭厅长的。”郭汝瑰当时想可能是军统设的局，没有轻举妄动。第二天，郭汝瑰打探到被抓的人已在狱中牺牲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才知道山东解放区确实曾派人来找过他，但该联络员后来一直没有音信。

　　多年后，郭汝瑰曾问被俘的杜聿明：“你为什么一直怀疑我是中共的人？”杜聿明答道：“山东来人时。”可见，杜聿明之前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

　　郭相操忆父亲：

　　一生廉洁自守

　　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抗战时期，郭汝瑰坚持不贪污，薪金还不够维持家里的开支，还要靠弟弟在银行工作、兼做些买卖来补贴家用。“父亲一直坚持廉洁自守。1946年父亲到南京任职，一家人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平房居住，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我父亲，但蒋经国在四条巷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后经询问才知道我们家就住在肉铺店上面的二楼。我父亲当时不在家，我母亲、我、姐姐等正在家中吃饭，蒋经国上楼以后，我母亲以为是父亲下属的人，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就没再多招呼了。蒋经国见我们家饭桌上并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心中很是敬佩。”

　　去世时老同学来信

　　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纸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不幸去世以后，郭相操曾收到了他原来在国民党里老同学和老同事的来信，有好几个人的信封里面都是一张白纸，“当时我没有理解，后来就懂了，父亲在陆军大学与他的同学分手时曾相互赠言道：一切尽在不言中。多年来，大家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他们眼里，我父亲害得他们两百万人都跑到台湾去了，他们对我父亲是很恨的。但他们通过一张白纸，却又道出了大家相互间挥之不去的同学情谊。”来源: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