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帮独生子女解决养老问题　政府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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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2年10月17日电／朋友的妻子因颈椎病手术后，戴着颈套，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这位朋友对我讲：忽然想起父亲当年病重时的情景，日子过得可真是快，一转眼自己也步入老年。当年父亲病重期间，家里八个孩子伺候，现在只有一个孩子，以后可怎么办？

　　人民日报刊文称，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家庭不得不面对“倒金字塔形”养老困境。年轻的小夫妻，不仅要赡养双方的父母，还要赡养父母的父母，少的要负责三四位老人，多的甚至要照顾七八位老人，常常顾此失彼。长大成人的独生子女一代，不仅要面对体弱多病的长辈，还将面对老龄化社会的种种问题，比上一代多了不少物质和精神的压力。

　　由此，不禁想到今年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一次别离》，那个儿子给年老多病而失禁的父亲擦洗的时候，忽然抱着父亲哭泣的情景，仿佛是我们未来的预演。青春，无论是哪一代人的青春，除了美好的一面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痛苦。独生子女一代的尽孝困境，已经成为青春之痛、社会之忧。

　　前些日子，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号召全社会“敬老、爱老、助老、孝老”。在道德爬坡的今天，这样的号召非常及时。只是面对独生子女养老的沉重负担，这样的“号召”显得有些单薄，难以破解独生子女尽孝困惑与困境的现实。

　　孝的基础是道德。独生子女如何尽孝，不只是一家一户的个案，也直接关乎整个社会的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不仅直接关系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且关乎社会的安稳与发展。
 
　面对滚滚而来的“银发浪潮”，独生子女一代需要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更需要超越道德而赋予孝道新的含义和行为模式。独生子女一代在选择生活与理想道路的时候，不仅要想到自己，同时要把能否对父母尽孝一并考虑，而不是忽略了父母，然后再为自己尽孝尽忠难两全做一脸困惑状。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今天虽然不必拘泥于这样的古语，可是，父母在，我们要远游的时候，如果考虑好如何尽孝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就不会有如此多无助的空巢老人，就不会有空巢老人去世多时却无人知晓的悲剧。

　　“倒金字塔形”的养老困境，表面上看是独生子女尽孝问题，实际也是整个社会都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国家有责任出台新的政策，提供资金、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帮助独生子女一代解决实际困难。比如，能够像社区按规定比例建学校幼儿园和绿地一样建公立养老院；比如，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帮助独生子女一代化解后顾之忧。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让老年人老有所依，不仅是子女的义务，也是政府的责任。▲◆★●■☆


常委名单与薄熙来的命运都成了竞猜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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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4：【希望之声2012年10月14日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薄熙来是否会开审，审判结果会如何受到各界关注。同时按照中共惯例，常委名单会在会议召开之前内定。不过由于这次代表大会前中共内斗激烈，所以常委名单与薄熙来的命运都成了竞猜热点，悬念迭出。

各派人物轮番现身，放风消息，给了广大媒体无限遐想、预测的空间。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拉锯战异常激烈。

据《新世纪新闻网》报导，中国着名的左派报纸《环球时报》将出现内部整顿，总编辑胡锡进行将去职。分析认为，如果胡锡进去职，可能与其涉及薄熙来案、搅局陈光诚事件，钓鱼岛争端挑衅习近平有关。

据海外媒体报导，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处理薄熙来余党时，《环球时报》和胡锡进被特别点名。外界分析认为，《环球时报》在薄熙来案、陈光诚事件，钓鱼岛争端等大事上处处和胡温习唱对台戏，含沙射影，是被整顿的关键。

据新华社10月12日报导，9月30日至10月5日，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李敏，携女儿孔东梅和女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等一行，先后来到井冈山、永新县、市中心城区以及吉安县、吉水县等地，市领导王萍、胡世忠、刘连根、龙波舟、刘贤清，井冈山管理局领导陈敏等分别陪同。

消息称，在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一反常态，为日后不提“毛泽东思想”已埋下伏笔，消息称，中共在“十八大”后拟安排在两年内将毛泽东的尸体移出北京天安门广场，运回湖南韶山或井冈山等地下葬，具体地点要看毛家人意愿。消息称，此次李敏回到井冈山，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为老毛挑选坟地。

消息称，中共拟将“毛泽东纪念堂”更名“人民英雄纪念堂”。

自薄熙来案发至今，引爆中共前所未有的亡党危机。温家宝3月在两会所说，“不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其政治纲领的实质就是文革复辟。他拉帮结派，串连军中太子党及中央要员，图谋政变，在重庆则搞愚民运动、树个人权威，利用毛泽东思想借尸还魂。

10月3日晚大陆黄金周假期里，温家宝兴致勃勃到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篮球馆，参加篮球友谊赛。中国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评委何平12日晚发微博称在人艺剧场看话剧“甲子园”，开演前几分钟，温家宝来到观众席观看演出，身边只有一个随从。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之际，中共总理温家宝先后两次前往人艺首都剧场与观众共赏经典话剧。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开，在十八大召开前一个月时间内，温家宝频繁在公众场合亮相，在十一招待会上再次高调论政改；同日，中共九常委集体亮相天安门广场并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传递十八大前，中共高层对如何处理薄熙来达成一致的信号。

倒薄派元老李瑞环吴仪亦在北京市委高官陪同下高调公开亮相，向外界释放中共高层就十八大人事布局及严惩薄熙来达成共识，以保习近平顺利接班。

与上述中共倒薄派元老亮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派网站释放江泽民9月22日晚“现身”国家大剧院观赏戏剧的假新闻和假图片。但没有一家大陆官方媒体报导此消息。据悉，造假新闻是江派总管曾庆红所为，试图继续与胡温及习近平对抗，搬出已经成植物人的江泽民来撑台面，以造假手段继续蒙蔽中共各级下属官员，误导他们“江泽民仍在中国政局中发挥作用和影响力”。事后，中共喉舌新华网和《新京报》也间接证实，江“现身”国家大剧院是造假新闻。

而10月10日，泛华网得到来自北京的内部消息，称中共高层将江泽民按照脑死亡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心脏死亡来处理，江泽民已没有自主呼吸能力，脑电波消失，瞳孔散大，相当于靠仪器维持身体机能的植物人，中共想让其什么时候死，拔了管子就好。江泽民的身体情况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江派的最高机密，去年亚视接到来自中共内部消息说江泽民已死，而后江现身辟谣。现在又放出江脑死的消息，应该又是逼其现身的手段，江派意图以此对外界宣称自己仍握有掌控十八大常委名单的能力。

有消息传出，按照预定日程，组成十八大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名单将在本周讨论通过，至于常委人数是7人还是9人、政治委员减少还是增加、汪洋、俞正声、刘延东等热点人物能不能入常，都将在本周出来最终结果。高层各方各派，为此已经并正在进行最后的争夺与妥协。

《中央社》再分析，其次，十八大召开时间点已掺入复杂背景，包括30年经济体制改革红利殆尽、中国模式暴露各种弊端，政治体制改革倒退，都让中共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而薄熙来在十八大前垮台，左派势力伺机而动，更暴露党的路线问题。

有评论文章认为，即便中共领导人在十八大之后顺利交接，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与人民的根本矛盾却从未该变，这一矛盾若不从本质上解决，无论党内的最高领导班子换届与否，党与人民最终走向公开决裂是迟早的事。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脱共（退出党、团、队组织），平稳过渡到自由社会体系，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党刊再释放信号 胡习推政改 逐步否定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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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6：面对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毛左的阻力，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副主席习近平为挽救危机中的中共而推行有限的政治改革，近日中共党刊和官方通讯社上刊文，释放出胡习联手推动政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强烈信号，以弹压党内反对者与毛左，并向各路诸侯表明未来的政治方向。

胡习批判文革 逐步否定毛思想

新一期党刊《求是》刊发了一篇署名为秋实的文章，题为“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把胡锦涛7月23日在省部级官员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又部份翻炒了一篇，把胡提到的有关政改的内容又做了一次注释。

文中不再一如既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绕道借批判文革对毛思想做了侧面的间接否定，并对党内发出警告，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文中再次承认文化大革命致使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虽然还称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已明确表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10月15日对《求是》的这篇署名文章进行了报导，再一次强调了政改的重要和必然。

但在新华社官网《六十年思考》的栏目中，只有马克思、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的思想、主义之类的东西，唯独缺了“毛泽东思想”。

党媒《人民日报》10月15日报导，近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习近平在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上报的《关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总结报告》上作出批示。胡习二人的批示几乎一样，而正副两个中共国家主席同时对一份报告做批示，也属罕有，表明了二人的结盟关系，同时向外界释出习近平已经全面接掌领导人事务，正接手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权力。

政改不会太快 不开放党禁、报禁

面对中共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引发的中共内部动荡不定的局面，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推出了有限的政治改革。

大纪元获悉，因为重庆事件的爆发，使胡锦涛与习近平结为政治盟友，但在9月以前，在如何处理薄熙来和推动政改等问题上，胡习受到来自江派和部份中共高层的阻力。

但在9月初，习近平“神隐”14天之后局面就发生了极速的改变，此后薄熙来被中共“双开”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确定了使江派台面大员们卸任交权的日期，即十八大召开的时间表。

中共高层还决定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不让薄和支持他的人翻身，还决定逐步摒弃毛泽东思想，并确定实施有限的政治改革，但不会开放党禁、报禁，也不会实施军队国家化。

同时，习近平希望政改以不停滞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能太快，政改步骤“由党内到党外，从上至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易到难”。

习近平还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到，十八大如果不加大党内民主改革力度，将失去未来5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权。

对于已病入膏肓的中共所推行的任何形式的政改，外界并不看好。目前，中共长期执行的错误经济政策造成的经济危机，全社会制度性的腐败，对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社会道德的沦丧，已经无病可救。可以说一天中共外衣不脱，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

“前“腐”后继”已是当下中国官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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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6 作者 : 曹林
       
　　换人不换制度，正如换汤不换药一样，病是治不好的，腐败是遏制不住的。在腐败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个地方可以置身事外和沾沾自喜，没有哪个地方有资格嘲笑另一个地方。

　　河南几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已经成为当地官场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舆论每每想描述当下腐败现实的严重时，都会以“河南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为例。而且，更让河南官方难堪的是，这种“前腐后继”似乎绵绵不绝。10月9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董永安涉嫌受贿罪案开庭审理。16年来，河南省交通厅已有4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

　　在三任厅长“前腐后继”的腐败奇观之后，公众对第四任的接连落马已经麻木了，不觉得是多大的新闻，而感觉顺理成章了——换人不换制度，正如换汤不换药一样，病是治不好的，腐败是遏制不住的。交通厅长接连出事，公众只注意到这个岗位不断在换人，而没有看到政府在改变制度设计上有什么作为，没有引入公众监督，没有强化对厅长权力的监督，没有对官员实行家庭财产公示，没有采取措施加强对这一“高危岗位”的约束。换人而不改体制，腐败自然就绵绵不绝了。

　　交通厅长的前腐后继，这是一个让河南的官员感到脸红的现实。他们的压力很大，因为不仅舆论的目光一次次地聚焦到了河南身上，而且，河南官场似乎还会背上一个“贪官层出不穷”的骂名，好像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出贪官，当地在腐败的治理上似乎很不给力。

　　但是，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真是河南的“特产”吗？或者说，其他地方能带着某种置身事外的优越感，去嘲笑河南交通系统的腐败吗？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的一段评论，给舆论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角度，他追问：为啥只有河南的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其他省的交通厅长守身如玉？还是河南检察院给力？其他地方的检察院姑息？

　　这样的追问非常犀利有力，它打破了某些人那种流于浅表、自欺欺人的幻觉，穿透表象追问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些交通厅长没有出过问题的地方，交通系统和厅长们真的没有问题吗？交通厅长落马后换了新的交通厅长，就能杜绝腐败吗？我们都处于一种体制之下，生活在一个环境中，身上带着同样的问题。也许，没有哪个地方可以笑话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沾沾自喜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可以远离体制弊病的例外者。

　　没有查出问题，并不表明没有问题；在位时没有任何问题的迹象，并不表明真的就是守身如玉——无数案例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那场车祸之前，谁也看不出陕西安监局的杨局长有什么问题，公开的信息都显示他是一个清官。可这样的“公开信息显示”是多么地脆弱和不靠谱，多么地经不起网友的搜索和网络的监督。一个不合时宜的微笑，就被“人肉”出了手表，又被顺藤摸瓜查出了违纪问题。偶然的个案，可以说是巧合，可类似的案例不断发生时，就很难自欺欺人地说“经得起任何监督”了。从“表叔”事件后一些官员迫不及待地删除公开亮相时的各种照片，就可以感受到官场的心虚。

　　“河南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这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并不只是笑柄。河南的交通系统生病了，需要吃药的绝不止河南，其他地方也要吃药，其他地方的交通厅长也需要警醒。这么说，并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每一个交通厅长，而是要超越地域、个案和所谓“奇观”，而看到体制的大问题。这不是奇观，而是现实，这不是河南独有的现象，而是普遍问题。有媒体统计发现，从1997年河南交通厅前厅长曾锦成的落马开始，至今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20多位交通系统副厅级以上干部因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落马。也曾有媒体对腐败案例进行分析，选出了官员经常落马、系统经常出问题、窝案串案层出不穷的“官场十大高危岗位”，其中，“交通厅长”仅次于“国土局长”而名列第二位。

　　腐败问题上，没有哪个地方可以置身事外和沾沾自喜，没有哪个地方有资格嘲笑另一个地方。10多年前，某个“20多年没出过贪官”的地方自豪地称本地官场“百官共廉”，可这个牛皮没吹几天，神话就破灭了，当地副市长落马，而且一牵就是一大堆，这位官员身边的人相继出事。一时没出腐败案，不代表官场就是清廉的；一时没有腐败，不代表这个人就是特殊材料做的。腐败是这个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没有谁可以例外。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72名落马省部级官员调查：8成涉腐后仍获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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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6作者 :陈简文 刘钢：24岁深大研究生以72名省部级落马官员为样本研究，认为腐败期间能晋升

　　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

　　该研究报告被选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引来著名金融学专家微博关注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对其基本特征分析后认为，中国省部级腐败高管的腐败时间跨度较长，且在此期间被提拔现象普遍。‘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昨日，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的一条微博引起了不少网友热议和转发。

　　记者昨日下午来到深圳大学，找到了该文章的作者，正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涂谦。对于自己的文章被著名金融学专家陈志武所关注，24岁的涂谦坦言有点诧异。“在一项透明国际所公布的2010年世界各国清廉指数(CPI)排行中，中国得分为3.5分，腐败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所以我选取了十六大召开以来被查处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为例，在去年年底完成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上。”涂谦告诉记者。

腐败时间跨度：52岁至62岁为腐败高发年龄段

　　在涂谦的文章中，搜集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分布于2003年至2011年，其中2007年数量最多，达到14人。涂谦表示，因其研究报告的调查时间截止为2011年6月，故文中所列2011年查处的人数较少，为4人。

　　在查处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年龄在70岁以上有2人，年龄最大为已退休的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时年74岁。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官员在退休之后仍被查处，如国家食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年龄最小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时年49岁。

　　近五成官员查处时的年龄在56~62岁期间的31人，占43.1%；49~55岁者19人，占26.4%；63~69岁者20人，占27.8%；70岁以上为2人，占2.7%。55岁和62岁的人数都分别为6人和7人，多于其他年龄段人数，整体平均年龄为59.71岁。

　　在72个腐败高官案例中，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1名，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正部级官员17人，占23.6%，副部级51人，占约70.8%，中将级别2人，少将级别1人。“我所搜集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样本资料均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及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从搜集整理的数据可看出，我国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近七成，”涂谦告诉记者。

　　近八成官员腐败期间职务能得到晋升

　　在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21人，占38%；5至9年者25人，占45%；5年以下者9人，占12%；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这其中，跨度最长者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是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两个月。

　　涂谦认为，从官员在腐败时期内担任的职务来看，除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少数人外，其余高官在腐败期内的的职务均有变动，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其中，陈良宇从厅局级干部成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闽旭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这些事例都意味着，腐败高官在此期间不仅能够‘自保安全’，而且还能经受组织考察、离任审计、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外围挑战，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把持更大的权力。把持权力越大，其暴露的可能性越小，如此恶性趋势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发案率政府部门最高纪委最低

　　在涂谦搜集的所有案例中，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来自地方，人数为52人，占72.2%；来自中央的人数为20人，占27.8%。

　　另外，依据横向权力即权力类型分析，各部门腐败率差异较大，当前腐败现象已渗透于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司法、国企、军队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其中政府部门发案率较高，有19人，占26.4%；党委部门13人，占18.1%；人大与国企各9人，各占12.5%；政协与司法同为8人，各占11.1%；高校及科研机构2人，占2.8%；纪委发案率最低，仅有1人，占1.4%。

　　政治领域腐败主要是买官卖官

　　涂谦表示，在他搜集的72名高官中，经济领域发案率最高，有60人。

　　省部级高官在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表现是为他人职务升迁变动、人事录用和干预案件处理等提供便利。在所有案例中，有31人涉及政治领域腐败，接近半数。政治领域的腐败主要集中于买官卖官。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透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

　　另外，有不少高官在生活作风上存在严重腐化，在所查处的72名腐败高官中，有22人有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的问题，占33.3%。在包养情妇的官员中，为数不少是为情妇谋取利益而落马。其中，还有因情妇举报而后院起火导致自己腐败行迹暴露的高官。

　　“钱、权、色”是腐败高官的共同特征。

　　腐败高官判处死缓的人数最多

　　在72个腐败样本中有53人已由法院判决，其中，罪名为受贿罪的腐败高官占据绝大多数，共51人、占已判决的94.4%。

　　经过统计得出，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巨大，其中涉案金额2000万以上5人，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涉案金额1.9573亿，创历史之最。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涉案3318万。涉案金额100万以下者仅为6人，有36人涉案金额集中在101万~1000万之间，占总数的67.9%。

　　在72名腐败官员中，受到司法处罚的有56人，占68%。其中被判处死缓的人数最多，达24人，占所有被司法处罚人数的43%，接近半数。有期徒刑17人，最高者18年，是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最低者11年，有3人；判处无期徒刑11人，判处死刑4人；仅受到行政处罚的有16人，其中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者8人，被免职者3人，开除党籍、撤职及其他纪律处分者5人。（原链接：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来源: 深圳晚报▲◆★●■☆

传政治局7常委名单已确定 汪洋彻底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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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6：来自北京的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5日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主要讨论了十八大有关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的确定。

　　知情人士说，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确定7人，政治局确定25人。其中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为：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歧山、刘云山、张高丽、俞正声。

　　由于这7人职务安排，除了习近平、李克强外，其余仍未最后确定，排名次序将可能调整。不少人原以为会“入常”的汪洋、李源潮并不在其列。

　　中共官方尚未报导此次会议，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会，亦很少公开披露会议内容。知情人士说，围绕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中共元老、现任政治局成员，以及其它政治、财阀势力，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明争暗夺，其激烈程度，是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最近几个月则是不断“翻盘”，最令人意外的是：刘云山“入常”、李源潮“出常”。

　　当然，最令人震惊的是薄熙来“入狱”。目前中共正就司法审判薄熙来作准备，争取在十八大前进行审判，但仍有一些名义上的程序需要完成。中共政治局在本月底，还有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将确定更多人事的安排。来源: 明镜网▲◆★●■☆


十八大是美国人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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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16：距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产生还有一个月，权力斗争进入拳拳见肉、刀刀见红的最后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本周将举行会议，决定下届中央领导人名单、决定对薄熙来的惩处，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周就会开会确认撤销薄熙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为送他上法庭受审铺路。而毛派、自由派之间政治路线斗争的激烈，也是中共十五大以来所罕见。

　　1997年，中共元老邓小平病逝后，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再掀狂潮，在公开的万言书中点名批判大批“走资派”，但遭到改革派的回击，由此形成姓“资”、姓“社”的大论争，直至中共十五大确认邓小平理论、确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政治争论才告一段落。

　　今次的政治路线之争因薄熙来事件而激化，极左的毛派要求走回头路、走毛泽东的专政路线，自由派则要求更多采纳西方民主政制。诡异的是，毛派、自由派似乎罕有地在声讨中共腐败方面达成一致，以致左派、右派的大腕都在评论“贪官携8，000亿出逃”的新闻，都在转发《十八大有必要开吗》的微博。

　　这条新闻、这条微博，其实都是旧闻。前者源自中国人民银行去年6月公开的研究报告，报告披露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官员多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毛派据此唿吁重返所谓官员廉洁的毛泽东时代，自由派则引此作为中国需要发展民主、法治的理据。

　　后一条微博源自境外媒体今年5月的报道，报道引述中共一份秘密调查称，中共204位中央委员、167位候补中央委员、127位中纪委委员在美欧等外国的亲属，分别有349人、591人和582人，合共1，522人.。有人调侃：“十八大是美国人家长会？”也有人揶揄：“中国现在其实就是被八国联军给佔领了。”数字的准确性虽然受到质疑，但左派、右派都唿吁，当局应彻查事件、公布真相。来源: 苹果日报▲◆★●■☆


中国，别把幸福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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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2年10月17日电／美国《侨报》10月15日载文《别把幸福庸俗化》，摘要如下：

　　“你幸福吗？”连日来，大陆央视的这一提问因为“我姓曾”、“队被插了”“我耳朵不好”……种种这般“神一样的回覆”，而被千万次的调侃，恶搞，反讽，争论，俨然已成一场舆论狂欢。如今，这个终极追问落到了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头上，而他一句毫不魔幻却很现实的回答——“我不知道”，再度引起人们的热议与反思。

　　如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千差万别，难有标准答案。然而当幸福被不断提起并掀起讨论的热潮时，似乎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幸福的感知正在减弱。

　　在大多数人眼里，莫言喜摘诺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并收获75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理应幸福”；而也有人调侃，纵使这般成就，莫言的奖金在北京还买不了一套像样的大房子，何谈幸福？……凡此种种推测，仿佛都脱不开名与利的追逐，使幸福的内容庸俗化了。

　　而面对央视记者“您幸福吗?”的提问，莫言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因为“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能幸福吗?”可见，幸福并非一味追逐名利。财富多寡、健康程度等，或多或少会影响一个人对幸福的感受，但似乎又缺少本质的联系。对莫言而言，看似幸福的背后，或许掩藏着不安与不确定性，而真正的幸福需要身心的谐和与无压状态。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将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中心，普通民众也都把创造和积累财富，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但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物质主义时代。人们逐渐变得浮躁、焦虑，人心为物欲所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财富积累大幅度增加，如潮水般涌出国门旅游、购物之际，幸福感却并未随之增加，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比以前更不幸福。谁说有了钱就有了幸福？原来，在金钱和物质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仍然找不到幸福的感觉，内心愈发空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的“幸福悖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在有些国家，甚至会有所下降。因此，莫将幸福的内容庸俗化。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人的需求能得到更大的满足，他便会更加幸福。可以看出，除了经济收入的满足程度之外，幸福的概念还应是涵盖多方面的，比如社会的财富积累、公平状况、环境生态，以及政治是否清明等。

　　更重要的是，“幸福”是每个人心中美好的追求与近乎神圣的向往，它值得每个人去珍惜与敬畏，并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找到生命的真谛，实现人生的价值。或许最初那些“神回覆”确实因为没有听清问题，抑或是面对这个看似简单、实则难以回答的问题，无奈选择回避、冷漠，但当全社会以各种方式调侃甚至嘲弄，将此演变成一场庸俗化的狂欢盛宴，而不再去相信幸福真的存在时，便值得执政者警惕。

　　不可否认，中国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中，但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任务仍然颇重。有关“幸福”的终极追问，将埋藏在普通人心里的幸福感知展示出来，也启发中国政府关照每个人内心的焦虑与不幸福感。当然，中国高层已经发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样的声音，“幸福”等字样已经写入不少地方政府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最具幸福感”亦成为不少城市的宣传口号，但如何消除公众的不幸福感，增进公共的“幸福福利”，推动整个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架构，仍是未来执政者们需要思考的。▲◆★●■☆


中国航空母舰服役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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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12年内10月17日电（特约评论员　乔新生）2012年9月23日下午16时，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平台16号航空母舰在大连举行交接仪式，这标志着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平台正式服役。人们注意到，航空母舰并没有配备舰载机，也没有举行大规模的航空飞行表演，这说明中国的航空母舰是典型的训练航空母舰，还不具备航空母舰的基本作战功能。从最早的航空母舰定义来看，航空母舰不同于航空作战平台，而是指在排水量在1万吨以上，在移动舰船上供飞机起降的大型战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航空母舰只能称之为平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既然航空母舰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舰载机实验，那么，中国的航空母舰为什么要交付军队正式服役呢？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时不我待。众所周知，从2012年8月份以来，在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发生了一系列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事件。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国内以公开募捐的方式，企图购买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而日本民主党政府非但没有阻止这一行为，反而推波助澜，依照日本的国内法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日本政府这种倒行逆施不仅严重破坏了中日两国建交达成的默契，而且更重要的是，是以日本的国内法公然对抗国际法，对中国的领土主权进行赤裸裸地侵犯。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斗争、经济制裁和法律斗争，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政府的丑恶行径。

　　然而，围绕着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端，国内外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譬如，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中央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对日本地方政府缺乏管治能力，面对地方政府官员制造的事端，他们只能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也是这样的逻辑。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日本中央政府软弱无能，为什么不无所作为，而是顺势而为，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呢？对日本地方政府或者日本公民擅自登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为，日本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执法的措施加以干预，为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呢？

　　还有一些评论者认为，现在日本国内政治出现了明显的右倾现象，日本朝野各界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上态度空前一致，充分说明日本的民主党政府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得到了日本朝野各界的广泛拥护，日本政府首相顺应民意，不得不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现出强硬的姿态。既然如此，俄罗斯和韩国与日本都有领土争端，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敢对俄罗斯和韩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而在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大做文章呢？

　还有一些评论者认为，日本民主党首相是典型的泥鳅，是一个见风使舵缺乏风骨的政客，因此，面对党内的竞选，他不得不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的姿态。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当这位日本民主党的首相竞选连任党代表成功之后，非但没有放下身段，积极寻求中国的原谅，反而一方面放出风声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的立场，另一方面则公开表示必要的时候将会出动自卫队保卫钓鱼岛。既然这位日本政客很善于见风使舵，以政治圆滑着称，为什么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上表现出如此强硬的立场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中国却不是一个军事强国，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发展，但是，中国的海军还没有对日本乃至其他国家产生威慑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来都没有向中国正式道歉，因为他们不认为中国战胜日本，他们宁愿向美国俯首称臣，而不愿正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与中国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正常的和平外交关系。中国要想解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争端，必须保持强大军事威慑力。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独中国没有战略性的海军武器。现在法国、英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有自己的航空母舰，可是，中国却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更没有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舰队。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自己的航空母舰，需要以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装备彰显中国的军事存在，迫使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上有所收敛。

　　现在美国所拥有的航空母舰，早已达到了数万吨的级别，只要航空母舰出现在公海，那么，其舰载飞机可以对数千公里的作战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美国当年轰炸利比亚的班加西，就是采用了航空母舰作战技术，让当时的卡扎菲完全无计可施。航空母舰是一个作战平台，是一个通信系统，是一个现代化的武器集团。航空母舰不是一个战舰，而是一个庞大的作战指挥系统。各国航空母舰的配备不一样，但是，航空母舰所到之处通常伴随着护卫舰、核潜艇以及其他军事船舶。

　航空母舰威力巨大，但是，航空母舰是一个典型的吸血鬼，航空母舰无论是处于作战状态还是停泊在港口，都需要大量的军事维护费用。中小国家根本无力承受航空母舰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即使法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近些年来也开始出售自己的航空母舰，俄罗斯现在只有1艘航空母舰，只有美国还保留着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在世界各个大洋耀武扬威。

　　中国并非不想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舰队，但是中国的国力有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多次提出建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但是，航空母舰的制造需要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财政支持，还需要先进的技术装备和人才。建造航空母舰需要材料学、空气动力学、力学、信息学等一系列专门的知识。中国的钢铁严重过剩，曾经有经济学家提出，把中国的钢铁公司生产的钢铁用于建造航空母舰，军事专家听完之后哑然失笑。因为建造航空母舰需要专门的钢铁材料，这些材料不仅要耐腐蚀、耐高温，而且还要耐冲击、耐摩擦。不是任何国家都能生产航空母舰所需要的钢材，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将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改造成为训练舰，而不是专门制造航空母舰。这是苏联80年代开始建造的第三代航空母舰。然而，即使这艘中国澳门一家公司花费2千万美元从乌克兰购买的航空母舰，运回中国的途中也历经磨难。当这艘航空母舰在拖船的顶推之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土耳其迫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压力，禁止航空母舰通过。经过一系列外交斡旋并且向土耳其缴纳了10亿美元的保证金之后，这艘航空母舰的空壳才到达中国。经过改装之后，现在这艘航空母舰已经成为中国的训练舰，为中国未来航空母舰战斗序列军事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摇篮。

　　现在不少军事专家认为，航空母舰作为工业化时代的军事装备，具有无与伦比的武器优势。但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航空母舰的作用正在不断的下降。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出售航空母舰，除了财政上的考虑之外，更多的是考虑到军事技术发展的需要。现在航空母舰作为一个作战平台，完全可以被其他军舰所取代，航空母舰的通信系统，可以让位于军事通信卫星，航空母舰的指挥系统，则完全可以由战略指挥部进行遥控，航空母舰作为一个飞机的起降平台，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技术上的制约。如果增加航空母舰的飞机跑道长度，那么，必然会增加航空母舰的建造成本和使用成本，现在航空母舰每天的维修和保养费用高达上百万美元，战略导弹完全可以取代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是，由于航空母舰是庞然大物，因此，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很容易成为导弹袭击的活靶子。现在许多国家研究摧毁航空母舰的技术，借助于太空指挥系统，可以在千里之外对航空母舰进行精确打击。与其加快航空母舰制造的步伐，不如在海上部署更多的航空作战平台，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军舰或者拖船将这些航空作战平台进行快速移动，缩小战斗机的作战半径，提高作战的效能。

　简单地说，航空母舰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早已度过了辉煌的时代，现在已经日薄西山垂垂老矣。中国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威慑，或者说，是为了在中国的近海保护国家的利益。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的航空母舰不会在其他国家的家门口的耀武扬威。

　　中国当前制造航空母舰，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在战略上产生威慑作用，从而保卫中国的钓鱼岛及其他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第二，作为作战训练舰，为中国探索打击航空母舰的技术提供有益的经验，从而使中国军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三，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中国的商船保驾护航。现在中国在亚丁湾地区开展定期的巡逻执法，为中国的商船以及其他国家的商船提供军事保护。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所以，中国在亚丁湾的军舰不得不定期回国休整，如果有了航空母舰，那么，中国在亚丁湾地区乃至在其他中国商业存在的地方，可以更好地提供军事保护。可以这样说，今后在中国企业家所到之处，中国的航空母舰也应该随时提供保护。

　　中国的航空母舰是有效的军事威慑力量。中国不应该大规模地发展航空母舰的巨无霸舰队，而应该有创新性的战略思维，大力发展非对称性武器。譬如，中国的战术导弹所向披靡，中国的火箭炮风靡全球，中国的卫星技术世界领先，中国的核潜艇神出鬼没。中国应该花费更少的代价，产生更大的战略威慑能力，中国不应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明确指出，中国不谋求世界霸权，因此，中国不会和美国在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方面一决高下。中国人正在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钓鱼列岛波诡云谲，航空母舰横空出世，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会不断完善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绝对不会把军事工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绝对不会恃强凌弱，以军事威胁的方式谋求不正当的利益。中国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有必要亮出自己的臂膀，但是，中国不会率先出手。这是中国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