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半岛：如何结束“神经战”？
http://chinese.ruvr.ru/2013_04_12/210476196/

      2012年4月13日：东北亚的“神经战”呈如火如荼之势。平壤再次警告首尔说，朝鲜半岛上的战争会在任何一刻爆发。而日本政府已经第二次误报朝鲜导弹发射的信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提出纾解围绕朝鲜紧张局势的方式：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给朝鲜领袖金正恩打电话。

      阿列克谢·普什科夫认为，如果奥巴马给金正恩打个电话，那也算从某种角度上对得起诺贝尔和平奖。普什科夫坚信，金正恩准备为冲突纾困，但却要以体面的方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想变成“挨打的男孩”，希望能够做为国家领导人而被承认。

      暂时看来，平壤是在好战语调的伴奏下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周四，他们再次警告首尔，如果需要的话，朝鲜军队能够对敌人实施导弹打击。为了增加恐怖气氛，宣布说，已经对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潜在靶子定好了坐标。

      日本在最近2天时间里第二次误拉警报也给围绕朝鲜的紧张程度增加了温度。他们错误地宣布，朝鲜已经发射了弹道导弹。日本军方的反应完全有可能挑唆平壤方面的回应性反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家格奥尔吉·托罗来伊不排除，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的区域性冲突会在任何一刻爆发。

      他说：“我认为，可能在边界地区或者黄海海域发生某种碰撞，也许会发生某些颠覆性活动，继而导致对射、引发区域性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不会造成大规模战争。”

      围绕朝鲜的危机是在美韩举行军事演习的背景下发生的。演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平壤的好战言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专家亚历山大·沃龙佐夫这样认为。

      他说：“平壤方面有一定的担心。这种军事动作或者是年度例行演习，或者是现实战争的前期准备。为了摆脱出现最坏的局面，他们发出了令人生畏的警告：你吓不着我，我们不怕。如果发生战争，那么我们将战斗到最后，所以你们不要动我们。”

      韩国主流社会组织呼吁政府和朝鲜开始紧急谈判。东盟也准备促进这一进程。东盟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同样试图在自己的层面上给平壤和首尔为降低紧张气氛开始接触提供帮助。

      华盛顿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己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以摆脱危机。美方已经注意到：“北京对平壤冒失举动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产生越来越多的忧虑”。同时强调说，朝鲜半岛动荡，对中国本身的战略局势起到相反的作用。

      与此同时，八国集团外长威胁平壤，一旦再一次进行导弹发射将对其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预计，在4月15日前，朝方将对中程导弹进行测试。这一天，平壤将庆祝朝鲜奠基人金日成诞辰101年。▲◆★●■☆


 
平壤的举动令外界质疑金正恩的动机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545414.html

2013-04-12：在朝鲜，在军事上发号施令的是谁？他们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对周五和周六访问韩国的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及其随行人员来说，这些问题非常费神。他们将开始为期四天的访问北亚之行，同时还要为平壤可能再次发射中程导弹做准备──可能就是在克里访韩期间。


在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Eun)的父亲、前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 Il)去世16个月后，华盛顿和首尔普遍认为金正恩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金正恩在一系列国有电视台报道的活动中露面，仔细检视朝鲜部队的动员情况，详细标记出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上的可能军事目标。

据亚洲分析人士和朝鲜问题观察人士说，这位新的朝鲜强人还清洗了部队中的很多老将领，并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政界和党内的重要职位上。外界认为金正恩的年龄为29或30岁。

尽管如此，美国官员仍质疑金正恩是否完全控制着政府的边缘政策游戏，抑或他的强硬立场是因为有必要打动和安抚朝鲜的军界高层人物。他们谈到平壤最近威胁的持续性和其中的好战味道。即便是以朝鲜一贯的标准来看，这次的威胁也算极端的。

这些官员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最终朝鲜的决策是由谁做的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平壤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克里和他的顾问们担心，金正恩缺乏经验，他对朝鲜军方的指挥和控制不透明，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发生误判或犯战术性错误。他们强调说，这可能会给东北亚和华盛顿在首尔和东京的条约盟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陪同克里访问韩国的一位高级顾问说，如果你崇尚朝鲜文化，就难以相信一位29岁或30岁的人会对官僚机构、军方以及发号施令的能力有着完全的控制。

克里周五将访问首尔，之后将前往北京和东京。

与克里的很多随行人员一样，上述官员这样描述他们这次“超现实”的外交使命：在朝鲜准备再次发射导弹之际，飞往朝鲜半岛。一些人认为，金正恩和朝鲜军方将试图把导弹发射的时间安排在美国代表团抵达首尔的时候。

上述美国官员说，我毫不怀疑，平壤仍坚持先军政治。这位官员指的是朝鲜政府以部队为重的政策。

克里的顾问们说，未来几天克里与首尔、北京和东京的新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金正恩将是主导性议题。

和以往的朝鲜危机一样，华盛顿目前正寻求向北京施压，敦促其利用自己对平壤相当大的资金和外交影响力让朝鲜顺服。美国官员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令他们抱有更大的希望，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似乎不那么致力于维护形成于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战略同盟。

尽管如此，美国官员承认，他们不确定近几周北京与金正恩和朝鲜将领的沟通有多直接、多频繁。他们说，也不清楚金正恩是否完全明白断绝平壤与其最大的经济赞助国和外交保护国之间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后果。

另外一位随克里出访的美国官员问道，朝鲜领导人是否仍认为朝鲜能够随意行动而不受惩罚？我们都听出了北京官方声明中越来越严重的沮丧和急切之情。▲◆★●■☆



中国空气质量排名:兰州连续四年垫底 北京倒数第二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4/12/2334673.html

 　　根据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2012年全国31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二，兰州连续第四年排名垫底。报告主编敦促当局反省城市化发展思路。

　　中国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公布了年度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这份长达400多页的报告旨在对2012年全国环境公共事件、中国各大江湖流域、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及31个城市和省会空气质量进行了评估。

　　甘肃全国最差

　　周四（4月11日），该组织在北京公布的这份报告中着重介绍了2012年全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排名。报告主编刘鉴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排名靠后的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北地区的重工业化城市，例如甘肃兰州比北京的倒数第二还低，连续四年成为全国最差空气质量城市。

　报告显示，全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是海口、然后是昆明、拉萨、福州、广州，上海排在第九位。

　　刘鉴强接着介绍说，报告也注意到在一些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城市里，其空气污染程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中国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尤其是天津和成都。成都由2011年第19位，下滑到去年的第28位。天津由2011年第17位，下滑至去年的26位。

　　刘鉴强分析说："就拿北京和天津这个京津冀工业圈来说，那里的确有很多目前没办法马上解决的问题。根据一个统计数字显示，京津冀工业区600公里之内的燃煤量是整个美国燃煤量的总和。此外，包括周边的山西和内蒙古这些地方的工业也是相当集中，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解决空气质量先要扭转城市发展思路

　　他认为，要改善这些地方空气污染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工业、燃煤和汽车造成的污染，提高油品质量。刘鉴强不认为，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外地人口过多。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北京当局要扭转城市发展的思路，

　　"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先要GDP，还是先要环境，还是两者协调？不把整个中国发展的思路扭转过来的话，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政府一旦要决定下马某一个工厂，或者关闭某个燃煤厂，他立即会想到当地的工业没办法发展了。这个思路先要转变。"

　　工业化进程加速 小城市比大城市更糟糕

　　此外，刘鉴强还警告，其实人们看到的只是直辖市和省会一些城市的污染报告。实际上，在中国受污染最严重的是中小城市，而不是大中型城市。不管是在山东、江苏、河南，不管到哪里中小城市的污染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政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治理北京、广州、上海，但那些小地方现在也正拼命发展经济、建工厂、造汽车，因此污染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警告朝鲜是时候该收手了 不想全面掌控朝鲜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4/12/2335876.html

 环球时报 2013-04-12：朝鲜舞水端导弹发射架卫星图。据称，朝鲜已经把中程导弹装上发射架，随时准备发射。

　　朝鲜必须考虑中国百姓感受

　　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从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联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韩国经济会不会受影响，而是咱们东北地区的发展会不会受影响，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中国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虽然朝鲜的战争威慑目标主要是韩国和美国，但同样也有影响中国的一面。只要战争打响，无论规模多大，中国都不可能完全置身其外，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何况朝鲜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核弹。

　　老百姓可能不会想到什么战略不战略，也管不了朝鲜该不该有核弹，但老百姓过日子图的是安宁，而朝鲜搞核试破坏了这样的安宁。朝鲜只要搞核试，中国环保部门就不得不发布监测报告，因为核试地点离中国太近，据说只有100多公里。而朝鲜人防止核泄漏的技术，以及综合的核管理能力究竟有多靠谱，中国老百姓也不知道。好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什么污染。但中国环保部门的这一举动却从侧面证实，朝鲜搞核武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有风险的。

　　即使不考虑核试潜在的泄漏风险，如果每一次朝鲜核试，我们都要这么下工夫地去监测;每一次朝鲜进行战争动员，我们也都得跟着进行防备万一的准备，光投入也是一笔不少的钱。更何况，这样的“战争悬念”又怎么能让中国老百姓安心生活呢？朝鲜最近一次核试，吉林省延边州8个县市的居民就都感受到了震感。近一二十年来，能在中国边境地区造出这么大动静的，还真是没有过。恐怕没有哪个中国老百姓愿意这么陪着玩下去。
 
　　朝鲜有利用核弹来向美国韩国要价的自由。朝鲜愿意把核武器对着谁，那是朝鲜的事情。中国也不想全面掌控朝鲜半岛，且早就明确表示，朝鲜不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牌。但是，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同美、韩、日、俄其他四方不同，朝鲜应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考虑到中国民众的感受，而中国也应当有基本的知情权和对战争的遏制权。

　　朝鲜从前没有听中国的劝，有了核武器，这也就算了。但未来怎么玩核弹，中国恐怕就不能总是被牵着走。朝鲜应当想清这个道理，什么事情总要有个极限。朝鲜作为中国的邻国，特别是作为中国用数十万人的生命维护了其生存的国家，要让中国老百姓承担这么大的成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中国不会把整个东北的发展都拴在朝鲜的核弹上，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亚洲制造乱局。给朝鲜讲清楚，玩到什么地方就该收了，一点也不过分。▲◆★●■☆


习总讲话效果初显 美国突然“抛弃”日本
http://www.cankaoa.com/bbs2/201304/thread_89283_1.html

　　美国突然“抛弃”日本说明什么

　　2013年4月10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爆出两条消息，一条是4月8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爆料称，美国曾坚决反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指出这将导致“危机”，是日本对形势作出了严重误判，认为中国可以“谅解”日本，一意孤行才导致目前的局面；二是在维基解密的美国70年代近170万字的外交档案中，有部分文件涉及钓鱼岛，明确说明美国并不认同钓鱼岛主权归日本，反对美国企业到钓鱼岛海域从事资源开发，认为钓鱼岛主权有争议。

　　尽管这两件事与中国的立场相比有很大差异和差距，但是，与前阵子大肆鼓吹“钓鱼岛属于日本同盟协防范围”相比，明显有所改变，无异于对日本的抛弃或出卖。

　　青衫老祖闻此，脑子里立即打了个问号：美国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爆出这种料呢？这不等于出卖了日本吗？为什么呢？经过分析，美国可能基于以下考虑：

　　（一）对习总的强烈批评作出回应，自证不是拆台者、不是“搅屎棍。习总博鳌狠批一些国家为了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和世界的拆台、搅局行径，引起不同解读。既有如青衫老祖般认为矛头直指美帝的，也有曰针对美朝韩日四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一己之私谁来认领》则通过列举大量事实把矛头指向美帝。

相信，美国方面会因此而感到紧张。因为，一旦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彻底形成“美帝是搅局者、拆台者”的印象，则美国对华战略将失去任何支撑，即便有个别带路党摇旗呐喊也无济于事。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搅局者、拆台者，美帝便选择了对美国利益损害最小的钓鱼岛议题，一可以证明自己无辜清白，二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依然原地踏步，钓鱼岛的“杀士之桃”作用犹存。

　　（二）害怕中国的对美“横眉外交”成为常态。只要稍微关心国际政治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习总的外交布局可以用“横眉冷对独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形容。独夫，无疑指美帝霸权；孺子，则指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来，中国明显降低了中美关系等级和预期，把中美关系重点放在了“管控分歧、防止失控”上。

中国国家主席

　　二来，习总上任伊始就高调访问俄罗斯，大秀中俄“不是同盟、胜似同盟”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是铸造金砖、论剑博鳌，展示了中国改革不公正的旧秩序、建设公正的新秩序的雄心。第四，与芬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强化伙伴关系。

　　特别是与澳大利亚开展货币直兑，美国的“战略围墙”被捅了个“大窟窿”。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感觉在这样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有必要向中国摇摇橄榄枝，以换取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热情。出卖难逃美帝控制的“日本”，就成为不二之选。

　（三）为克里访华制造好的氛围。克里很快要来中国访问，作为克里的外交首秀，其访华之旅能不能有所收获，事关美国民众对其外交能力的认知。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美帝不拿出一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中国也很难在中美关系方面有所作为，让他空手而归的可能性极大。

         为了使这次访问不致成为“空话套话之旅”，美国也只好拿出“出卖日本”这样的最省钱之举。

　 　综上，青衫老祖得出结论：

       第一，美帝是现实主义的，对美帝不可坦诚相待，而必须多一个心眼，坚持“利益主义”。

       第二，敢于斗争才是中美合作的基石。对于美帝这样的实力国家，越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合作的条件越容易积累和成熟。

        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则团结亡。对美帝，光给它好脸色看是不行的。▲◆★●■☆


华西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奥秘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4/201304130146.shtml#.UWkSfErknkw

2013年4月13日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号称“天下第一村”的中国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不久前过世了。这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褒奖者称其为能人，带领华西村的村民致富，使该村由一个贫穷的村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集镇，家家有汽车、别墅，人人是千万富翁，村中不仅竖起了象征财富的高耸入云的楼塔，甚至还有象征现代化的直升飞机。这一幅景象正是中国农民数千年所梦寐以求的。
    
    也有人称吴仁宝为典型的中国封建式农民，他的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和狡讦的政治控制更多地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而不是村民的利益。在华西村现有的制度下，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员实际上控制着村中所有的资源，且不说华西村的村民们分为“原住民”和“后来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等级，即使是权利较多的华西村原住民，他们的福利甚至财富也是随时可以被吴氏家族剥夺的。
    
    毫无疑问，吴仁宝是一个能人。在一个原本贫穷的地域，他能审时度势，想尽方法，将村中的经济做大做强。从治理的角度看，他能够稳稳当当地统治这个村落数十年，在去世之前，还能够顺利地将村中所有的重要岗位全部交给自己的子孙和亲戚。没有相当的智商和情商，没有中国农民所特有的刻苦耐劳和在困境下养成的善于专营（博讯编辑按：“专营”，疑是“钻营”之误）的狡讦，他是不可能获得如此非凡的成功的。
    
    吴仁宝和华西村现象在中国极具象征意义。华西村的发展明明都是利用市场经济大环境发展的结果，但是却从一开始便被描绘成“集体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典型。从其开始发家的小金属作坊，到发展之后的豪华旅游景点，无一不是吸着资本主义的奶汁长大的。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招牌却使得华西村成为对市场经济恨之入骨的中国极左派们乐于接受的典型。
    
    华西村强调社会主义的属性，强调集体经济的属性，在开始的时候固然有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的动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聪明的吴仁宝却发现了强调集体经济的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帮助权力的持有者控制集体资源。既然是集体的，那么由集体的领导者来控制便理所当然。事实上，中国的许多资源的控制者早已将这种注重“控制权”的游戏玩得炉火纯青。
    
    在谈到华西村的时候，我也不由得想起中国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获得好处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现象。没有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没有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努力，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中国却始终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的精髓：资本主义。虽然中国的劳动者享有最少的权利，中国的统治者具有最方便的攫取财富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执政者却始终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这样做大概也是为了便于控制资源的缘故吧。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十一世班禅向俞正声汇报学习生活情况并敬献哈达
http://news.cntv.cn/2013/04/13/ARTI1365799195716222.shtml

2013年04月13日 来源：人民日报 原标题：俞正声接见第十一世班禅

　　人民日报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刘维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2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亲切接见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班禅向俞正声敬献了哈达，汇报了近年来学习生活情况。他说，自1995年金瓶掣签和坐床以来，系统学习了藏传佛教的五部大论，接受了900多项密宗灌顶，先后到全国20个省市参观学习，去年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班禅表示，一定继承和发扬历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牢记责任，服务信众，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

　　俞正声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藏传佛教界各位高僧大德和教师悉心指导下，班禅通过自身刻苦努力，佛学造诣、文化素养有很大进步，展现出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良好风范。他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

　　俞正声说，宗教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国家繁荣强大，社会和谐稳定，宗教才能健康发展，僧人才能专心修行。我们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适应的过程既是党和政府引导的过程，也是宗教界人士自觉努力的过程。藏传佛教界要继承传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持戒守法，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贡献，为促进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俞正声希望班禅不断加强学习，不仅要钻研佛经佛法，还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增进学识；要秉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关注社会、心念众生，努力提高自身修养；要牢记责任，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成为藏传佛教广大信众所信服的大活佛。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等陪同接见。▲◆★●■☆



陈云之子为何无视胡锦涛 陈家对胡爱恨交加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892

       2013-4-12 ：中共元老陈云之子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日前在党报刊文，高调赞扬江泽民在反腐败方面的“前瞻性”以及习近平的反腐新功，通篇未提胡锦涛，好似胡温十年根本不存在一般。

　　陈元对胡锦涛的爱和恨

　　近日，中国政协副主席兼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人民日报撰文为江泽民唱赞歌，赞扬江泽民在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方面前瞻性和震撼力的贡献，同时还提到了习近平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里通篇不提胡锦涛，显示了陈元对胡锦涛矛盾、复杂的心理，可谓爱恨交加。

　　陈元对胡锦涛的“爱”，这个爱来自胡锦涛对陈云的尊崇。陈云本人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2005年，陈云百年诞辰，胡锦涛决定以开国领袖的规格纪念。陈云铜像揭幕、组织百年陈云展览、出版发行陈云的文集、图集、传记，纪念陈云同志的网站、纪念币、纪念邮册和影视、书画等作品和节目纷纷面世。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只有毛刘周朱邓才有的纪念大会，胡锦涛率领九常委全部出席并亲自发表讲话，对陈云同志歌功颂德一番。可以说，陈元一家对胡锦涛恢复确立陈云的历史地位是感恩在心的。甚至陈云家人认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是吸收的陈云的经济思想。

　　陈云对胡锦涛的“恨”，这个恨主要来自胡锦涛没有提拔自己以及打击薄熙来。薄一波和陈云是世交。薄熙来入狱前，网上流传陈元女儿陈晓丹和薄瓜瓜在西藏的亲昵照片，显示两家几代人非同寻常的关系。胡锦涛温家宝果断采取措施把薄熙来抓捕并免职，对陈元一家的打击是巨大的。陈晓丹和薄瓜瓜也只能分道扬镳。后来甚至传出陈元涉及到薄熙来一案。因此，陈元对胡锦涛肯定怀恨在心。而胡锦涛10年，陈元一直都是部级干部，胡锦涛没有象提拔其他太子党一样提拔陈元，估计陈元也不满。而习近平一上台就提拔他当政协副主席，同时能超龄担任开发行董事长，可谓情深意重。

　　因此，陈元对江泽民歌功颂德，对习近平感恩在心，对胡锦涛只字不提，就一点不奇怪。来源: 多维▲◆★●■☆


北京“定罪”马英九背弃民族大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896

   2013-4-12 作者: 高乾  在台日签署渔业协议后，马英九对日本的感激溢于言表，其手下更是通过表示“将驱逐大陆船只”来向日本献媚。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此举，多维新闻之前就透露大陆高层对其大为不满，现在更有舆论称其为民族罪人。虽然马英九拒绝两岸联手保钓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但他这次为获渔利而“刀捅”大陆的作法，令大陆民众心寒。而马英九这种向日本谄媚的表现，也使大陆高层认为其有损民族大义，丧失民族气节。前国台办主任王毅之前就曾讲，两岸保钓不同步将愧对列祖列宗。但若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大义，最终必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对马英九此次表现，只能说他是算计不明，因小失大，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马拒联手保钓有渊源

　　自2012年钓鱼岛之争爆发以来，大陆方面在应对钓鱼岛局势之际，多次呼吁台湾方面合作保钓，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曾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来表达“保钓”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但对两岸联手，马英九政府则以“不与对岸一起处理”来回应，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两岸不会合力保钓。

　　对于马英九政府多次表示“拒与大陆一起保钓”的表态，既有两岸分治的历史原因，也有美日压迫的现实周边环境所致。毕竟，自两岸分治以来，双方长期敌对，时有冲突。随着蒋经国推动“政治革新”艰难地开启了两岸交往的大门后，两岸开始交流。但好景不长，随着台湾解除“戒严令”，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台独势力的崛起又令两岸关系再度紧张，双方剑拔弩张，更有“台海导弹危机”致岛内社会人心大乱。

　　直到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为两岸关系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之后大陆实行“对台新政”，国、共两党联手促使两岸关系正常化。随着国民党再度执政，两岸关系才算真正稳定下来。

　　不过，国民党重新执政至今不过四年有余，而四年的影响显然无法和六十年的对立相提并论。整个台湾社会对大陆既有受历史影响的担心，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感的忧心。在此背景下，台湾上下弥漫着“求援”心态，而假如未来两岸发生冲突，能够对台湾施以援手的除了美国，也就只有日本有“兴趣”、有能力了。

　　故而，在保钓问题上，马英九政府既要维护台美、台日关系，又试图维护两岸关系，在处理保钓议题上既不能得罪美、日，也不能与大陆交恶。不过，马英九政府的作为其实也是有台湾民意背书的，尽管由于日本的挑衅，台湾民意支持两岸联手保钓的比率已经突破半数，达到54%。但长期数据来看，过半台湾民众还是不支持两岸共同保钓。

　　除此之外，在野党民进党的强烈反对也是国民党必须考虑的因素。特别是民进党、台联党一直都声称在钓鱼岛问题上，台湾不能和大陆站在一起来挑战日本、挑战日美安保同盟。而这些人的表演，更是令马英九政府难堪。

　　对马英九政府而言，两岸联合保钓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而且短时间内难有成果，只是一项非“必须且迫不及待”的事，故此，执政不力的马英九也该是宁可少一事也不愿多一事。但他近期的表现却并非如此，不但没有冷处理，反倒是频频高调发声，令平稳向前的两岸关系时常出现波折。

　　马英九捡芝麻丢西瓜

　　其实对于两岸联手保钓，大陆方面的态度一向都是积极的。从范丽青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来表达“保钓”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到杨毅在1月30日表示，如果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大义，最终必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不过，马英九似乎与大陆做对一般，他在2月18日说明了两岸不能联手保钓的三项理由，马英九表示，第一在法理基础上，大陆否定“中日和约”，“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合作起？”；第二、台湾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大陆至今没表示任何意见；第三是渔业议题，大陆不希望台湾与日本对谈时触及主权议题，但“没有主权，哪里会有渔权？”台日不可能不触碰主权议题。

　　就在马英九提出所谓的三项理由后，台海巡署船就向大陆海监船“宣誓主权”。之后台立法院的“台日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多名立法委员还赴日本澄清两岸绝未联手保钓，建议日方尽速与台签渔业协议，才不会让中国大陆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对于马英九政府在表现如此抗拒，大陆方面依然是在喊话抚慰。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4月10日就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捍卫主权的基础上维护两岸渔民在这一传统渔场的渔业权益，是两岸双方的责任所在。显然，大陆是希望马英九政府在渔业问题上仔细思考，不要因贪图蝇头小利而做出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情。

　　不过，日本于4月10日与台湾签署渔业协议，马英九对此是深感欣慰。台海巡署王进旺更表示，若有中国大陆渔船进入钓鱼岛水域，台方会“依法取缔、驱离”。马英九政府此举如同向大陆狠插一刀。特别是在大陆刚劝说马英九不要贪图蝇头小利而做出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情不久后，马英九此举伤害了两岸民间感情。而他在获利后的媚日言行，更令大陆高层不满，甚至视其为民族罪人。

　　之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访日时就钓鱼岛的言论遭到大陆狠批，而马英九此时此刻的表现，在大陆看来与苏贞昌并无二致。联想起马英九青年时期的保钓举动，他当下与日本合力的举动，让大陆感觉马英九这是对中华民族气节的背叛。就像前国台办主任王毅此前所讲，两岸保钓不同步将愧对列祖列宗。但若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大义，最终必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来源: 多维▲◆★●■☆



朝 鮮 半 島 的 戰 爭 與 和 平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639343.html

      2013-04-11：這是考驗判斷是否正確的時代。朝鮮半島的戰爭與和平，都是一線之隔，關鍵就是如何判斷。近期動作特大的金正恩，不斷發出聳人聽聞的言論，說戰爭就在今天或是明天，但如果他作出誤判，朝鮮就會沒有明天。

因為從軍事來說，朝鮮沒有太多的籌碼，它的核子力量還在非常初級的階段，但也讓自己成為美韓日外科手術攻擊的對象。為了一勞永逸，美國絕對有強烈的動機，先發制人，避免遺害無窮。

同時，朝鮮是否會輕啟戰端，也要看中國的態度。朝鮮連日常生活的糧食都不夠，長期大量依賴中國的援助。如果一旦爆發戰爭，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尤其遇上持久戰，朝鮮的戰士可能不是戰死而是餓死。因此平壤理性的決策者，絕不會開第一槍。

但問題是，平壤的領袖往往不是理性的決策者。他們在過去的博弈中，有不少的誤判，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對手，錯估了形勢，結果成為了一場笑柄。

這場笑柄不是在戰場，而是在足球場上。二零一零年，在世界盃的足球賽上，朝鮮隊以一比二僅負於世界強隊巴西。賽後巴西的球員也許是客氣，隨便說了一句﹕下一場朝鮮對葡萄牙，還是有取勝的本錢。這使得當時的朝鮮領袖金正日自我膨脹起來，他下令朝鮮的電視開放現場直播，要全國人民分享在國際場合勝利的喜悅。但結果是賽情一面倒，葡萄牙作為歐洲勁旅，以狂風掃落葉的氣勢，將朝鮮隊打得七零八落，以七比零大勝，據說到了四比零的時候，金正日已經氣急敗壞地要求停止直播。但洋相出大了，已經造成人民不可挽回的「心理傷害」。

事實上，中國才是朝鮮命運的最後裁判。長期以來，朝鮮吃定北京，認為中國必須要靠朝鮮當緩衝地帶，以抗衡美國。但如今中國學界出現新思維，發現一個兩面三刀、難以控制的朝鮮，往往比美國更威脅中國的國家利益。用武俠小說的話來說：「有這樣的朋友，你還需要敵人嗎？」

其實過去北京就吃夠平壤的暗虧。歷史學家的研究發現：金日成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將北京在四十年代在延安所培養的朝鮮族精英和朝鮮的開國元勳，全部整肅殘殺。消息傳來，毛澤東曾經震怒，一度還想發難，要和金日成翻臉。再加上後來朝鮮在教科書上，也將中國志願軍入朝助戰的史蹟淡化，也讓北京生氣。

儘管中朝關係曾經是同志加兄弟，但一旦失去了互信，就會反目成仇。一九七九年初，中國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戰」，與支持多年的越南當局爆發激戰，雙方都付出高昂的代價，但鄧小平揮軍打到諒山，就是為了出一口氣，要教訓背叛北京的越南。

朝鮮會不會成為背叛中國的同志？中國其實不用親自動手，只要在美韓攻打平壤時，隔岸觀火，按兵不動，朝鮮就會陷於萬劫不復的深淵。小金胖子如果不記取老爸在足球場上誤判的教訓，就會在戰場上掉到自我毀滅的黑洞中。▲◆★●■☆



林彪叛逃是毛泽东有意为之?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923

   2013-4-13：“九一三”林彪出逃，消息传到中南海，众人皆等待毛泽东的指示。不想毛泽东却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

　　周恩来宣布紧急休会

　　1971年9月12日晚，与往常一样，周恩来带上厚厚的文件包，去了人民大会堂。会议20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参加会议的是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的部长，内容是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那时，四届人大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党中央正在准备四届人大的文件，除了《政府工作报告》外，还要修改宪法。22时40分，秘书突然进来请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接电话。周恩来压低声音问，一定要我去？秘书点点头。本来福建厅有电话，但电话没有加密，周恩来明白事情紧急，站起身，做了一个表示歉意的手势，走出门，讨论停了下来。

　　电话是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打来的，说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电话，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来部队报告，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20时已调来了专机。周恩来紧皱眉头，什么？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周恩来深知林家矛盾重重，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情况可靠吗？张耀祠说可靠。周恩来让张耀祠告诉张宏，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又问张耀祠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问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因为张耀祠是专门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张耀祠说他在中南海游泳池。

　　接完张耀祠的电话，周恩来首先与吴法宪、李作鹏通了电话，证实山海关确实有一架专机后，他决定约上汪东兴，一起去毛泽东那里。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所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完情况后，建议毛泽东立即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这是毛泽东召开会议、会见外宾和休息的老地方）。

　　据张耀祠回忆，256号三叉戟飞机还没有起飞时，毛泽东就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

　　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留下，其他人员请回（实际上是把总参谋长黄永胜控制在身边）。周恩来先通知政治局委员呆在福建厅，稍后又改在新疆厅，说请同志们到新疆厅等一等，有件事我要先处理一下，谁也不要离开。周恩来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许进入，所有随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中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半夜，李作鹏和邱会作被通知来参加紧急会议。天亮了，吴法宪也从西郊机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当远在北戴河的叶群得知周恩来命令“扣押”三叉戟飞机后，打电话找黄永胜，想看看北京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了，却哪里也找不到。找不到黄永胜，叶群慌了，也许抓林彪的命令已经下了，再不跑，就不好跑了。所以叶群大喊，有人要来抓首长，我们赶快走。

　　对林彪等人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周恩来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一时也并不太了解。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说，当时也没有想到林彪真的要跑，也可能他上去转一转，又下来，所以不好开枪打他。甚至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带着现场照片到北京汇报后，周恩来似乎还是不那么确信。10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陪西哈努克亲王游园后到西郊机场时，时念堂（专机师师长）领他们到停机坪看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号。周恩来拿出现场照片，问是不是专机师跑的那架，时念堂肯定地说没错。

　　从9月12日19时到13日早上，周恩来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问时间，就连天亮了关灯、拉窗帘都没有注意到，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李德生坐镇空军指挥所

　　周恩来查问三叉戟飞机后，吴法宪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到西郊机场看一下，周恩来同意了。

　　空军指挥所是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值班，他看问题重大，打电话把梁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从天安门游行排练现场叫了回来。这时，王辉球（空军政委）、邝任农（空军副司令员）、薛少卿（空军副司令员）等相继到了指挥所。大家都表情严肃，也有些不知所措。

　　13日零时刚过，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逃跑，要他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24小时不要离开。同时，周恩来派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去“陪”已经到西郊机场去的吴法宪。

　　零时40分，在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8分钟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总理全权指挥。其时，李德生已经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了。

　　空军指挥所担任值班的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和白云一边向上报告，一边派人到门口迎接。很快，李德生就带着警卫、参谋坐车来了。

　　据白云回忆，9月12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后来，李德生来到指挥所。怎么总政李主任来了？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他来说明起飞的飞机一定有重大问题。我与李德生曾有过几次接触，但不好直接问。我叫参谋长梁璞来，一起分析一下情况，要不要打下来？当时也不知道飞机上都有谁？也没办法查。我们全蒙在鼓里，只有李德生心里有数，但他不说，请示总理也不让拦截。过了一个多小时，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被记功。李德生问，有没有可能失火掉下来？我说不可能，可能撞山。李德生说，给大使馆打电话，到现场看看。尚登峨(空军航行局局长)与被三叉戟飞机丢下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通过电话。陈联柄和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也不知道飞机上都有谁。康庭梓(第二副驾驶)在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反复问姜作寿（八三四一部队的大队长），飞机上都有谁？姜作寿不说。山海关机场的警卫和叶群的司机小穆都看见林彪上了飞机，但警卫不知道是林彪，说是一个“秃老头”，一个“胖女人”。现在看，只有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领导张宏和姜作寿以及林豆豆、张清霖和林办的工作人员知道林彪上了飞机。北京这边，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及张耀祠、汪东兴等极少数人知道。9月14日，空军领导才从李德生嘴里得知林彪在飞机上。

　　李德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来和汪东兴的“红机子”。白云指着总空情标图板，向李德生报告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动态和飞行特点。李德生将雷达跟踪的飞机方位、角度等情况用电话报告给周恩来。空军指挥所的标图板是布满整幅墙壁的大荧光屏。航迹是亮点，一闪一闪向前走，飞机的高度、方向一清二楚。刚开始，航向很乱，过了遵化才标出来，先向西，后来朝北，当时判断飞机可能要出境。此时，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飞机飞出去是一条直线。刘建林（北京军区作战部值班参谋）说，飞机从山海关起飞，一条特别直的航线，直奔蒙古。搞不清敌机我机，请空军重新再标一下，还是一条直线，一点弯都没有。朱秉秀（空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说，当时根本判断不出来，只知道从山海关往北飞，一根直线，航向推测向国外，直向乌兰巴托。到传达禁空令时，只是感觉问题大了，直到9月28日李德生传达，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傅英豪（空军雷达兵部部长)说，飞机过遵化时，56部雷达全部打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尚登峨忽然想起周宇驰要过航图

　　据尚登峨(空军航行局局长)回忆，我被叫到指挥所时三叉戟飞机已经起飞了。9月12日下午，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向我交代，林彪专机要到山海关，林彪要动一动，阶级斗争很复杂，还要派一些飞机，你要掌握一下。23时多，我处理完西郊机场申请去广州的航线，刚回到家，值班的领航参谋傅本理打电话问，司令员来电话，问山海关的飞机是什么飞机？谁飞的？我打电话请示胡萍，胡萍说你别管了。既然不让我管，我就睡觉了。突然，电话铃响，山海关的飞机强行起飞。就潘景寅（专机师副政委）一个人。再重复一遍！这时三叉戟飞机起飞还不到5分钟，我吓了一大跳，赶快起床。平时到指挥所要10分钟，这次我五六分钟就跑到了，马上给山海关方面打电话。副驾驶陈联柄沮丧地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们机组有五个人没上去。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除了潘景寅，还有三个机械师。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我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20多年，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飞，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陈联柄说，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滑出，没来得及加油，也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就起飞了。

　　这时，参谋长梁璞上来了，我让陈联柄直接向他报告。梁璞叫我下去向李德生报告。李德生仔细询问了潘景寅的情况，什么时候入伍？什么时候入党？“文革”以来的表现怎样？……有些我能回答，有些我也答不了，我就问西郊机场。我一边回答李德生的问题，一边死死地盯着标图。虽然还搞不清楚往哪里飞，但越看越不对劲，脑子里热乎乎的，像烧开了一锅水。问号很多，当然不敢说，我嘀咕最大的是潘景寅怎么一个人就飞了？飞机上还有谁？根本没想到林彪在上边，一点也没想到。谁搞鬼呢？原来申请的航线是广州、重庆、东北，现在既不是广州，也不是重庆，怎么往蒙古方向飞？那一段国境线上除赤峰有个机场，再没有可降落之地呀！我忽然想到，周宇驰前几天要过航图，经副参谋长王飞同意，我给了他，并按照他的要求用红笔划出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哎哟，是不是劫机？一股不祥的感觉顿时弥漫全身，我马上向参谋长梁璞报告。梁璞让我再画出一张同样的航图，交给李德生。

　　据朱秉秀回忆，那时指挥所里很有意思，你注意观察，副参谋长白云代理梁璞在指挥所，没事人一样，特别轻松；梁璞来得晚一些，也“趾高气扬”，大声说话。王飞来得更晚，跟在李德生后面进的指挥所。看样子他心里有鬼，话都说不出来，手直哆嗦。我虽然不知道三叉戟飞机上有谁，心里还是有点数。当然不敢往林彪身上想，想党办那一伙人，那时还不叫“小舰队”，叫调研组。我们是中间派，看他们两派斗。后来，直升飞机起飞，西郊机场报过来，是周宇驰和于新野，这就更清楚了。9月14日下午，总理叫李德生去人民大会堂开会。21时，李德生回来，笑着对大家宣布，这是件大好事，飞机爆炸了，但空军指挥所的一般工作人员依然不知道三叉戟飞机上都有谁。9月28日，李德生正式传达时才知道。

　　吴法宪向周恩来建议拦截

　　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雷达荧光屏上的三叉戟飞机，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梁璞说：第一，三叉戟飞机没在航线上，就像火车没在轨道上，飞的不是国际航线，国际航线要转华北，通过二连浩特；第二，方向朝北，马上就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耗油量比高空增加许多，但这也正是躲开夜航歼击机的有效办法。梁璞不知道飞机上都有什么人，焦急地问怎么办？他建议打下来。梁璞和吴法宪通了几次话，并多次请示李德生，是否对三叉戟飞机采取什么措施？歼击师有值班飞机，如果将其击落还来得及。再拖延下去，附近机场的战斗机就追不上了。事不宜迟，李德生打电话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恩来说，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

　　9月13日1时12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到赤峰附近，吴法宪打电话给周恩来，说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要不要拦截？并提出了拦截方案（后来，吴法宪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要截回来），周恩来说不忙不忙，这要请示主席。

　　据朱秉秀回忆，空军指挥所一直很紧张，打不打？做备降准备，好多事做。刚有点闲，直升飞机又上去了，又开始紧张。这回坚决命令打，直升飞机速度低，打也困难。

　　据张耀祠回忆，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总理到主席住所作了简要汇报，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主席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是吴法宪打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我报告了主席和总理。要拦截下来，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周恩来向吴法宪传达了毛泽东不要阻拦的指示。

　　周恩来问吴法宪，飞机到什么地方了？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米……其他雷达都是短程，只有傅英豪研制的541雷达能跟踪出去，所以雷达掌握不连续。出境后，目标的高度下降，判断三叉戟飞机想找地方迫降。据梁璞回忆，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这有些让人想不通，到了国境，要逃还不快逃，为什么还要绕上一圈？张耀祠说，当时没想到摔在温都尔汗，猜测是飞行员不想飞出去，也可能是油不够了。凌晨1时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终于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并逐渐降低高度。来源: 历史▲◆★●■☆


美国研制核聚变火箭 往返火星最快只需30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913

   2013-4-13 作者 : 蒋骢骁  美国研究人员说，正在研制一种核聚变供能火箭，能够大幅缩短人类驾驶深空间飞行器往返火星的时间。

　　更加有力的能量来源

　　深空间探索是人类梦想，人类已经登上地球卫星月球，而外行星成为载人探索的下一个目标。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上台后，跳过重返月球计划，直接提出在本世纪30年代实现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但是，以现有技术看，载人飞往火星并不容易。

　　受动力所限，人类乘坐现有化学燃料深空间飞行器往返火星大约需要500天。在这段旅程内，长时间密闭环境、空间辐射等状况有可能给宇航员的身体带来潜在健康风险。而且，化学燃料显然无法满足载人探索太阳系更远行星甚至外星系的愿望。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1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航空学和航天学副教授约翰·斯劳的一份声明报道：“依赖现有火箭燃料，人类基本不太可能飞离地球太远。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能量来源，最终引领我们实现跨星球旅程。”

　　斯劳口中的新能量来源就是核聚变。核聚变是指由质量小的原子，主要指氘或者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原子核相互聚合作用，生成更重原子核并释放大量能量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太阳等恒星以及氢弹的能量来源。

　　斯劳估计，如果利用核聚变供能，人类往返火星的时间能够缩短为30天至90天。

　　降低火星之旅花费

　　除去旅行时间较长这一缺点，载人探测火星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巨额花销。依据斯劳团队的评估，光燃料费用，美国航空航天局就需要花费120亿美元。

　　不过，如果成功运用核聚变供能，所需资金将低于这一数字，但斯劳没有提到具体数额。

　　斯劳解释核聚变供能原理时说，他的团队把等离子体注入火箭喷管，随后与内部的锂金属环接触，后者会在离子体周边“崩溃”，压迫等离子体进入核聚变状态。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使锂金属在磁场中蒸发并且离子化，喷出火箭喷管，推动飞行器前进。一次核聚变供能过程只会维持数微秒，只要每分钟重复一次这种反应，飞行器就可以获得持续且强大的动力。

　　研究人员说，完成核聚变的难点在于如何让等离子体在磁场中受到高压。现在，依据实验室测试结果，斯劳及其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包裹在自身磁场内的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受高压后诱发的核聚变供能效率巨大，一粒沙大小的这种材料核聚变后释放的能量与一加仑(约合3.8升)现有火箭燃料相当。

　　研究项目已完成分步实验

　　斯劳的研究项目先前获得美国航天局“创新性先进理念项目”两轮资金支持，已经完成分步实验，有望在今年夏天末执行第一次融合测试。

　　斯劳在声明中回应外界对核聚变安全性的质疑。他说，核聚变在火箭动力领域和氢弹领域应用方式不同，为火箭供能的核聚变反应释放的瞬时能量远远低于氢弹爆炸。另外，利用强力磁场控制核聚变燃料，能够给使它平稳供能，不会对飞行器或者宇航员造成危害。“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让整个世界受益。事实上，(可控)核聚变距离我们没有40年那么远，也不总是需要花费20亿美元。”来源 : 长城网-燕赵都市报▲◆★●■☆


中国“官满为患”因权力结构失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3874

  2013-4-12  作者 : 唐志军　湖南耒阳市一个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当你当上官，成为体制内的一员时，你就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者，而不是被主宰者。官本位也就在中国根植下来，并枝繁叶茂地延续到今天。

　　2013年4月6日，网友“耒阳网事V”在微博爆料，称湖南耒阳市一个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其实，放眼神州，“官满为患”的何止耒阳的一个街道办呢？事实是，中国的许多部门都“官满为患”！

　　早在2012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中国的公务员以每年一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他指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中国的官员到底多不多？有四份材料可以说明中国官员数量庞大：

　　其一是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描述道：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

　　其二是陈志武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写道：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其三是百度文库里面的一篇文章写道：

　　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官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官员。

　　中国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相比而言，中国的大部分市，“市领导”都超过20，甚至是30个、40个！

　　另外，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西汉，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清朝，911：1；而1987年当年是67：1。

　　看罢这样的资料，我们不得不感到震惊！按理说，中国属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属于非常低的国家，人均官员数量应该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比例才是合理的。但我们却养着这么多官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为什么中国会“官满为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基于历史，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入手。依我看来，在中国长期以来的权力结构失衡下，生成了繁衍中国官员多如牛毛的四个因素。正是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今日之中国官多为患！

　　一是官本位思想的作祟。在长期的集权统治下，由于权力结构失衡，官员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人脉关系，具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能更好地保护家人和亲朋，能决定他人的生死命运和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当你当上官，成为体制内的一员时，你就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者，而不是被主宰者。官本位也就在中国根植下来，并枝繁叶茂地延续到今天。即便解放后，官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然而，在多数普通人的眼里，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如果你不带个“长”字，你也就低人一等，可以对你冷眼相待或称兄道弟。在自己看来呢，如果自己的名片上不带个“xx长”，那就自觉低人一等，浑身不是劲；而一旦有个“xx长”挂在名片上，就自觉高人一等、腰硬底气壮。因此，人们都想方设法、削尖脑袋为自己谋一官半职。

　　二是计划体制种下的恶果。解放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无限扩张。政府不仅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政府之手扩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的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件事情无不牵涉着政府之手。也就是说，这只手代替了社会和市场的正常功能，主宰了人的饮食、就学、就医、就业、工作、结婚、生育、死亡，致使学校、医院、商场、企业……等等都成为政府的延伸机构，所有机构的管理者都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于是，“官多”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而出现了。

　　三是改革的不彻底。1978年，中国开始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在经济上，改革国有企业、放开市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政治上，改革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干部交流制度等，同时搞了几轮次的“精简政府机构”。在社会上，逐步放开一些领域，让社会替代政府去管理社会事务。然而，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钳制、认识的不到位、魄力的不够和本身的复杂性，这些领域的改革并不彻底，甚至许多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并未真正启动。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还占很大份额，国企的管理者也是实质上的官员。在社会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慈善等机构也是政府的附属物，其负责人和管理者也有官级、也是由政府任命的。在政治领域，则更是进展迟缓，实质民主的阳光至今未能光照这片土地。

　　一般而言，民主下的政府是比较小的，官员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民主下：①财政预算和官僚机构的编制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扩张其规模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无法随意扩张其规模。②民主与市场一般是结伴而行的，而且民主下，国有企业比重会比较小，因此，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会比较低，企业管理者也主要是由市场选择，而不是由政府任命，更没有所谓的官级。③官员权力受到很大制衡和规范，其权力租金比较小，而且也很难变现。也就是说，民主下，以权谋私的可能性比较低，做官的金钱好处相对于做企业家、做医生、律师、大学教授来说相对比较少，因此，更多的人愿意去做企业家、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这就像美国流行的一句话：“一流人才去当企业家，二流人才进大学，三流人才去当公务员。”④民主下，常常会衍生出一个“大社会、小政府”而非“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格局，社会事务基本上是由社团组织自治的。社会组织的良性发育既减少了政府管理的必要性，也限制了政府的扩大和官员数量的无限增加。

　　四是权力租金的诱惑。在权力失衡下，各级官员手上都掌握着让普通老百姓眼红的、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的资源、人脉网络、信息权。这些资源本身就可以带给官员许多好处和方便。而且，由于权力失衡，官员们手上的这些权力就具有了更高的价值——因为权力租金可以变现了——他们可以用之来为亲人、朋友和自己谋取诸多好处，如我们常常看到的、听到的：公款旅游、吃喝，送子女进好学校或出国，为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贪污腐败将权力转化为货币收入，设立公司、通过内线交易将国家钱财转化为自己的钱财……正是这种来自权力租金的巨大诱惑，使得许多人都憧憬着有一官半职。别说官场，即便在应该最神圣的教育领域，有一官半职与没有官职之间就差距很大。比如说，在中国的高校，即便你的科研能力再强、即便你再怎么知名，但如果你不是什么部门的领导，没有个带“长”字的头衔，那在别人眼里，你也不算什么，而且更缺乏资源去做一些有助于自己学术进步的事情。所以，正如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中国的那些教授们很少有几个不想谋取一官半职的！也于是，中国的高校，当官的、带“长”的就多如牛毛，普普通通一个高校，光是副校长就多达10多个！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了为什么中国“官满为患”的原因——权力结构失衡！而要纠正这种失衡的格局，道路无疑是像李克强总理所说的那样加快“简政放权”，走实质民主化之路和建构起权力制衡架构，让政府回归小政府，让社会走向大社会，让市场走向真市场！来源: 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