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人移民美国加拿大 今年大增四成以上
http://www.boxun.com/news/gb/finance/2013/06/201306140652.shtml#.UbrOrdjHJfs

2013年6月14日   来源：世界日报     　　

    中国新一波以富裕阶层为主的大规模移民潮方兴未艾，涌往香港者年增三成。除香港外，美加地区也成为中国新一波移民的理想地，今年的移民申请大增四成以上。业者推估这一波移民潮将持续十年。
    　　
    香港「东方日报」13日引述北京移民代理公司说，近年中国移民人数每年都有三成增长，而以往富豪级客户才办移民，但随中国逐渐富裕，移民已成为平民化的需求。
    　　
    报导说，中国民众近年热中移民，主要是对国家的政制法治、生活质量及教育制度失去信心，估计这一现象将持续十年。
    　　
    一位香港投资移民顾问表示，中国内地移居香港的人数平均每年劲增三成，美加地区也受青睐。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第三波移民潮势捲走大量财富和人才，中国未来恐将「人财两失」。
    　　
    移民顾问关景鸿说，中国移民潮经历避乱、留学至专业技术输出，目前已进入第三波，富裕一族均爱出国成为境外移民，其中香港更成为内地富豪首选，去年共有6500人透过投资移民计画申请赴港。
    　　
    他分析，虽然香港的投资移民计画「入场券」需1000万港元，较美国商业投资移民计划最低门槛是的50万美元及加拿大的80万加元高，但仍深受内地富裕人士欢迎，原因是香港的税率相对较低、没有外汇管制，以及有较稳定的金融体制，均有利投资。
    　　
    报导并引述深圳移民顾问公司周姓业者说，近期中国的移民申请今年比去年大增四成。他说，中国富裕的商界人士认为，将资产转移至外国投资比较安全，可免因纠纷而被冻结，或可能被官方强行霸占资产；其次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英、美、加等地的名校林立，可让子女得到优质的教育机会。而外国完善的养老、福利，以及宜人的生活环境及气候，均为吸引民众移民的原因。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首份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指出，中国的第三波大规模移民潮主要为富裕阶层的投资移民；如果以人均可投资资产约133万元人民币作为富裕阶层的起点，则今年有多达1200万人达标。
    　　
    报告指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两成七已移民，四成七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六成的人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关考虑。报告引述有关统计说，中国在2011共有逾15万人移民海外。而最近三年中国人经由投资移民，已导致150亿美元外流。本文来源：世界日报 ▲◆★●■☆

公车改革被指多数夭折回潮 专家称缺更高层统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123

   2013-6-13：公车改革大多夭折停滞或回潮

　　从第一个“吃螃蟹”的黑龙江大庆市开始，到湖北老河口车改的“一步到位”，再到轰动全国的辽宁辽阳市弓长岭区的“昙花一现”以及北京市个别乡镇试水车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县市进行了公车制度试点改革，但能够长效坚持的只是少数，多数试点受多重因素影响或“夭折”，或停滞不前，甚至一些试点已出现公车“回潮”。

青海省某单位一名驾驶员在展示领取的公务用车标识。记者　张宏祥　摄

　　补贴标准设计不合理易引发质疑

　　1998年2月，大庆市启动了公车改革，是国内较早进行试点的城市。记者了解到，当时大庆采用了货币化补贴的方案，按级别发放车补，部分公车留用，处级干部每月补贴1500元，副处级每月1200元，而正科级每月150元，副科120元。

　　经历当年车改的一些知情人透露，补贴方案引起部分科级干部的不理解，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疑问“为什么处级干部车补是科级干部的10倍？是按什么标准测算的？”不仅如此，在实际推行中，出现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干部车补与公车使用并存的局面。最终改革难以进行，部分单位公车“回流”。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也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

　　记者了解到，在弓长岭区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 .5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4 .5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4万元/年。正科级分为四类：2.6万元/年—1万元/年不等；副科级分两类：6000元/年，5000元/年。机关里普通公务员的差旅费补贴标准，从原来每年每人1100元提高到1600元。

　　然而，弓长岭的公车货币化改革仅仅实施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因“群众对高额车补反应强烈”而被叫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韩晓青等分析，从失败的车改案例中不难看出，如果不充分考虑当地百姓的收入水平和实际承受能力，以货币化发放为形式的车改，使官员的车补与群众的实际收入形成一定的反差，往往会引发较大争议。

　　缺少更高层面统筹导致受挫

　　湖北老河口市薛集镇一名负责人介绍说，湖北省老河口市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探索公车改革，当年率先在仙人渡镇进行试点，改革从小范围到整体推进，逐步成熟完善，除了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公检法机关仍保留公车外，全市取消了200多辆公车。2003年基本完成改革难度最大的公车拍卖，一度被认为是“一步到位的车改”。

　　记者长期追踪老河口市的职务消费综合改革，发现当地车改一方面在不断深入推进，另一方面，干部内部的反对声音一直或隐或明存在，在市纪委一些负责人的职务相继发生调整后，当地车改逐步陷入进退两难，“两三年过后又是满街的公车，车改以回潮告终”。

　　老河口市纪委一位曾与车改试点工作的干部说，对于车改，往往班子里主要负责人抵触情绪大，其他班子成员反而拥护的比较多。职务消费货币化对部门主要负责人形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他们往往以种种借口敷衍应付，或消极加以抵制。另外，实行货币化到人，部分负责同志容易产生“大权旁落”的感觉，怕失去了职务消费的审批杠杆，“管不住班子成员”。

　　大庆的车改也同样是虎头蛇尾，难以进行，部分基层干部曾坦言：对于车改，科级领导干部抵触情绪较大，毕竟在基层，科级干部业务多，平时出门也相对多一些。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分析老河口、大庆等试点的失败，缺乏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统筹是根本原因之一。如果缺少上级有关部门的足够支持或包容，改革试点往往会因人事调整等原因受挫、回潮，乃至反复。

　　个别地区“试而未推令人惋惜”

　　北京市从2001年开始，在部分乡镇试水“货币化”车改。据了解，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探索采取“缩减公车数量、发放货币化交通补贴”等车改措施，参与车改的干部，依据级别得到每月1000-2000元数额不等的车补。西红门镇车改实施三年后，机关车辆由原来的30多辆削减到6辆，相关费用大幅下降。

　　记者多方了解到，2004年前后，北京市相关部门曾积极推进公车试点改革。2004年7月，时任北京市纪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公车改革正在部分乡镇一级党政机关稳步推进，有条件的区县也开始积极探索。

　　据统计，截至2006年，北京市至少有6个乡镇试点公车改革，分布在大兴区、通州区、房山区等区县，普遍采取了货币化补贴的车改形式。曾就车改联名提出议案的一名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代表说，2006、2007年以后，北京车改试点逐渐归于“沉寂”。

　　而北京市纪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公车改革工作一直在进行，但试点乡镇的车改已中止。

　　据介绍，担心“货币化补贴式车改”带来巨大财政压力是北京车改“未扩大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农工党人士坦言，北京的车改试点曾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但问题出在“光试不推”，有停滞不前之嫌。

　　中国监察学会一名常务理事分析说，一些局部式的车改试点在探索中取得了成效，但容易形成“谁改革谁吃亏”的“负面激励”作用。这是不少试点受挫、反复的重要原因。而个别试点“抓而不坚持，有时比不抓影响还要坏”，尤其让人惋惜。来源: 经济参考报▲◆★●■☆


习总秘密讲话再遭曝光:要统一毛邓 关键是民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131

   2013-6-13：习总最新的一个讲话，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共党的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

　　据闻，以后中共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推出正式文件：当前党的组织和理论建设若干问题!

　　与会者主要有常委刘xx、王xx、副主席李xx、和书记处、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社科院、中央党校相关机构相关人士。会上，习近平主要结合中共的整风反腐，和目前的意识形态工作薄弱，被动局面做了系统的讲话和表态：

　　习近平：如何统一的看待毛邓，关键是民主二字!

　　同志们：

　　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成功的，而现在在一些领域是比较被动的。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新传播技术的出现，我们就不可能和以前那样，充耳不闻了，因为老百姓的意见也能够通过现代技术公开传播了。特别是微博技术，出现了点对面，再到更多点和面的几何级的社会信息传播途径，这一点，我们单纯不可能回到过去两报一刊时代了，我们也不可能把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全面禁止。这一点就是朝鲜和伊朗都做不到嘛。这也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的政治形象。

　　因此说，我们如果仍旧用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去面对这些新挑战，我们就可能越来越失去意识形态的阵地，也会让越来越多人的因为信息审查而不满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政治被动。

　　如何摆脱目前的理论被动，不是单纯靠我们自己说说理论自信就能实现的。

　　避免理论被动导致政治被动，是我们目前在党建和党的理论建设方面的急迫任务。

　　而这个任务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先统一我们的两个三十年。而统一两个三十年，就是要找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共同点，和我们当前党建、改革开放道路的契合点。

　　目前不但党外一些人，要用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我们的理论、道路，甚至要进而否定我们的政治体制。

　　而一些党内的同志，要么是因为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局限，要么是因为各种官本位主义，官僚主义意识，而也在故意分裂两个三十年，试图切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统一。

　　我今天要讲的，就主要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党内，要先有这一个理论的统一，思想认识的统一。

　　这不仅仅是在做的文宣系统、社科系统、中央党校的人物，而是必须全党统一。党内思想不统一，党外就会思想纷争。我前不久讲过，如果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地位，就会天下大乱。

　　如果否定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也一样会天下大乱。

　　党的理论建设，要和党的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决定我们走什么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制度。

　　现在啊，有些人，有些党内同志，就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打着维稳的旗号，压迫那些批评党员干部和党的群众。这很不好。

　　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后半生，对我们的党的建设，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官僚资本主义政权。

　　今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不少党员干部有意见，甚至发生了不少群体事件，个人报复社会的事件。比如自己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就是一个例子。

　　而这些，不能都认为老百姓是无理取闹，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让人民群众不满的问题和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多问题，不是老百姓无中生有的折腾，而是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组织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做法导致的冲突。

　　我们最近提出要建设平安中国，就是准备逐步改变过去的维稳模式。要承认一些问题的根源在党内，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因此，我们也提出要反腐，要整风，甚至要清党。

　　我们过去的一些发展挫折和曲折，也是一笔政治财富，比如文革问题，不能避而不谈，那会让社会上的相关心理更加被暗示，老百姓会进一步认为我们就是个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本主义政权了。

　　要承认文革的出现，不是几个造反派，不是几个中央文革成员就能造成的，而是确实存在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的不满。

　　打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就首先要树立我们相应的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我们党的政治体制和民主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的，还是对立的。

　　我们就要先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里找答案。

　　答案是明确的。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毛泽东就是独裁专制就是当代秦始皇。毛泽东同志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党的蜕变、警惕我们的政权变质的。这是好事，今天仍旧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当年有些人害怕毛泽东思想，禁止老百姓评论文革，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这也促使了老百姓进一步的思念毛泽东，人民群众对文革的评价，也越来越和我们党的官方评价背离了。这很问题。

　　这个事情，遮掩是遮掩不住的，打压也打压不了的。所以，我最近就公开提出，要统一的看待两个三十年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同一性。

　　这个同一性，关键还是在民主问题上。

　　民主问题，是个大问题，决定了我们是人民民主体制，还是官僚专制体制，也决定了我们党的色彩和社会性质。更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建设和存亡安危。

　　这个方面，党内阻力很大，我个人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的一些同志，长期以来，是公开反对民主的，长期对老百姓灌输专制有理，民主罪大恶极的那些说法。

　　但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下去，我们还是要吃二茬苦，遭受二茬罪的。

　　这也让我们自己坐实了我们是个专制政权的名头，这对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文革是个经验教训，大跃进也是个发展的曲折，但要作为我们的一笔财富，我们从中应该认识到什么呢?

　　那就是需要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的建设。否则问题还会出现，悲剧还会重演。我们党还能经受的了再一次的这样折腾吗?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包括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在党的民主、和科学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我们要认识到，其实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包括我们的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其实都是有机统一的。

　　主要就是集中在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建设问题上。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号召人民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曾经试图用革委会取代各级党组织，用人民群众的大民主，三结合，来防止我们的党变质。

　　当然，他的这些尝试，不少地方是失败的。我们没有通过文革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新模式。

　　但这个曲折和教训，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实质上同样认识到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原因。

　　文革的这些做法，是我们党的一笔经验财富。所以，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也是承认和面对这些问题的，就是党面临蜕化，政权会变质的问题。

　　80年代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改革，重点提到了党政分开。这个是试图解决毛泽东发动文革，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领导干部和党垄断权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会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邓小平同志首先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做了个好的表率，这是我们党内民主建设的一大成就。

　　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阐述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1979年，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

　　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树立中央权威，但这些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通过良好的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社会民主的发展。

　　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只有集中，缺乏甚至是没有人民的民主。

　　有些党内同志，甚至用领导干部个人去代表党，用党代表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这就和我们的政体和党的性质是违背的。

　　这样也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权力迫害。过去的维稳做法里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那些党员干部不去折腾老百姓，老百姓会去折腾你们，会折腾我们的党和国家吗?文革不就是有力的证据嘛。

　　因此，我们一定要先统一思想认识和理论。认识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包括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都是统一的。

　　都脱离不开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维护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本色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人民民主的问题。

　　马恩列和毛泽东创立好实行人民民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扩大和完善了人民民主，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而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走的对，是不是旗帜扛的稳，就是看人民民主问题能不能正确认识，能不能真正落实，能不能直觉的建设和维护。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在理论的开创、社会的实践方面给我们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不少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曲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扩大和完善了我们的这些思想理论。

　　但一些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需要在党的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进一步认清形势，狠抓落实。

　　如果继续像一些同志那样反对民主，那就是要否定我们的人民民主的这个性质，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政权合法性和发展道路。

　　老百姓不但看我们做什么，也同时看我们说什么。如果我们连民主都反对了，老百姓会怎样看我们的政权和党的领导呢?

　　这些出自官本位，官僚主义思想的做法是一定要坚决抵制，公开抵制的。这会破坏掉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利益。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政治被动和舆论被动。

　　我们讲人民民主专政，但不是对人民群众专政，而是专政是为了，而且落实人民的民主。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已经确定了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已经要放弃过去的阶级斗争路线。

　　但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毛泽东思想里的人民民主，和要防止党蜕变变质的重要内容。

　　也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就放弃了我们党的阶级性——我们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而不是代表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的。

　　如果脱离了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政权会变质，社会也会变质，问题首先要从党内建设和理论思想建设上解决。

　　全党一定要认识到，无论是毛泽东用革委会代替党组织的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里的党政分开、民主法制建设。其实都要纯洁我们党的性质和色彩，要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性质。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都是在扩大和完善这些革命前辈的意志。

　　而关键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民主二字最关键。关键就是要人民群众满意。人民群众有最后的一票否决制。

　　我们统一的看待两个三十年，就是要统一认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要认识到，他们本质上是要解决掉同样的问题——防止党蜕变，防止政权变色的问题。

　　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有意无意的要割裂两个三十年，要割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做法，都是有问题的。

　　这只能有利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道路，阻碍我们党的健康发展。也会给党外的反对人士和势力提供借口。

　　因此，党内首先要统一这个认识。民主不但要讲，而且要逐步坚决的落实。

　　离开了民主的旗帜，我们就会更加被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举步维艰。

　　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实都是要坚定和维护我们的人民民主性质。

　　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坚持民主是我们取得人民群众真心支持的基础。

　　统一了这个理论问题，我们就能全面的、自信的面对两个三十年的历史。

　　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真正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有这个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这个理论、道路和制度，就是人民的民主。

　　离开这一点，我们说自信就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我们也不能指鹿为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的自信应该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这样的话，老百姓会不衷心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如果鱼肉欺压老百姓，那还怎么自信?那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到时候我们就会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起被人民群众臭骂甚至唾弃的。

　　统一理论认识，端正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的发展下去，我们的党主要通过民主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真正久远，才能真正的战无不胜。

　　民主不但要讲，而且要公开的讲，更是要高高的举起。如果反对民主，我们还搞什么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的旗帜和发展道路不能确定，不能坚定，就会出问题。扬汤止沸要不得，击鼓传花要不得，负薪救火更是毫无理智，只能葬送掉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权。

　　因此，这些大问题，一旦我们理论上“拨乱反正”了，统一了，我们如何发展就有了主心骨。

　　思想解放，首先要解放掉我们一些同志的脑袋。

　　要专制不要民主，那是不是帮我们的党发展巩固，而是会从根本上破坏掉我们党的理论和社会根基。

　　当然，目前党内的各种既得利益，官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旧的思想框框约束还很大，阻力也非常大。

　　有时候我也不得不说些委曲求全的话。甚至被一些部门一些党内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

　　我的一些讲话甚至都不能公开在国内党媒发表。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党内会议的内容是无法保密的，外界很快就会知道。

　　那么，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些是我习近平真实的态度，真心话，如果我以后说了自相违背的话，那说明是迫不得已。

　　大家要以我的这些讲话内容为依据，如果我们党内民主搞不下去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深入不下去了，说明我是受到了党内既得利益的阻碍牵制。

　　那么，任何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高举民主的旗帜，帮助那些试图扭曲人民民主人端正态度。

　　过去毛泽东同志试图发动人民群众用阶级斗争的路线来实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试图用民主法制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结合这两点，既要支持人民群众正义的、合理的唿声和要求，也要进一步依靠民主法制建设来实施。

　　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也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时代唿声，自觉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害怕人民群众，更不能在用维稳的名义打压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的党还如何存在?我们又如何能巩固和完善我们党的领导?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实现我们党和社员主义建设正本清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源: 多维▲◆★●■☆

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及其恶果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097

      2013-6-12  作者 : 郑永年：近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来的“党争”趋势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社会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已经有年，只不过是没有对执政党本身造成巨大的影响。或者说，社会层面的“党争”和执政党本身的权力和政策运作是分隔开来的，也就是一种“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局面。但今天，有很多迹象表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党争”开始向党内逼近。这不仅因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始卷入，更重要的是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有意识地展示其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给予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机会，试图与权力运作关联起来。

　　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不仅不可避免，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除了传统没有利益分化的社会和近现代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会呈现出多元性。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出现“党争”表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已经缺乏了任何妥协的空间，各自原教旨主义化，各方努力把自身道德化，而把对方妖魔化。既然自己是道德的化身，而他者是妖魔的化身，那么自己和他者的关系便是水火不相容，结果便是党同伐异。中国现在就出现这种趋势。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拼命占据道德高地，从意识形态、理论到个人品德和生活，给对方扣帽子、怒骂、诅咒，非常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个派系之间的纷争，所缺的只是现在还暂时停留在文攻层面，还没有到达武斗层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至少在社会层面，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分化远超西方多党制国家。例如，西方多党制国家也有左、右派，但左、右派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共识的，或者说“同”的地方多于“异”的地方，只是一个左一些，另一个右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成为可能。当然，左、右派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基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一事实。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制约着社会大多数的极端化，避免社会的激进化。但在中国，左、右派之间没有任何共识，双方各说各的，各做各的，没有任何的交叉和交流，激进化和极端化是左右派之间的最大特征。尽管也有人一直在呼吁超越左右，寻求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但从近代到今天，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空间。当然，这也和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之小这个社会现实相关。中产阶级很小表明社会极端分化。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社会冲突甚至是政治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拥毛”和“拥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实际上并不新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拥毛派”和“反毛派”。这次“党争”以1981年执政党出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告终。尽管激进的左派和激进的自由派对这个决议有不同的评估，甚至严厉的批评，但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是一个可接受的妥协。这个文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身所犯的一些错误区分开来。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那一代领导人的集体结晶，而毛泽东则是主要贡献者。即使是对毛泽东本人也有公正的评价，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和其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经历了第二次意识形态的“党争”，这次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这次“党争”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和随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告终。这也是一次妥协，是传统社会主义理想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妥协，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和前一次一样，激进的左派对之不满，激进的自由派也对之不满，但这种妥协则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和认同。

　　那么，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再次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近来的“党争”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不同评估。左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而自由派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左、右派之间的互相否认，导致了两个三十年之间的互相否认。对前后三十年的“党争”进而又导致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党争”，出现了“拥毛派”、“拥邓派”和与之相对的“反毛派”、“反邓派”。现在，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这个基本面上的“党争”开始迅速向其他所有重大领域扩展，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宪政与政治改革、国家权力与执政党合法性、市场经济、私有化、政党制度等等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党争”，如果从经验的视角来看，毫无意义。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既非左派想象的世界，也非右派想象的世界。很简单，出现“党争”仅仅是因为双方都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无论是左右派所热衷谈论的价值观、信仰体系、概念理论，还是他们所向往的社会，所拥戴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异常复杂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一个简单的否定或者肯定所能了事的。

　　当然，对这些简单的道理，左、右派也不是没有认识的。左、右派之间的“党争”背后更有其复杂的因素。这里，既有其社会背景，更有其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社会背景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分化，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正义的缺失。但出现“党争”显然不仅仅是对诸如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等价值观、信仰体系的追求。通过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党争”，左、右派实际上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历史上历次“党争”如此，今天也如此。

　　意识形态多元化不可免

　　今天的中国，因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原教旨主义化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人们必须对党争的恶果具有深刻的认识。一旦“党争”变得不可遏制，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而执政党本身也不可置身事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特定领域的“党争”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波及和影响到其他各个领域。在西方多党制，一些领域如同性婚姻、堕胎、环保等不时会出现“党争”，造成社会和政治的高度分化。但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西方的“党争”不至于瘫痪政府。中国的情况不同。尽管现在的“党争”还没有深入到执政党的高层，但一旦波及高层，后果便会不堪设想，搞不好就会瘫痪政府的议程，甚至演变成为权力之争。中共历史上历次路线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权力交叉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恶性“党争”的产生呢？中国历史上每每“党争”发生，皇帝便是决定因素。因为皇帝可以超越任何特定的利益，最后对“党争”做一个决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是政治强人来最后解决“党争”问题。无论是王权时代还是强人政治时代，“党争”的解决往往要不依赖于暴力机器的使用，要不依赖于重新把官方认定的意识形态加于社会之上，或者两者同时使用。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很显然，没有人会相信现在使用暴力机器可以消除意识形态层面的“党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逃避少数社会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党争”，就要从建设新型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入手，也就是说，要做“加法”，或者增量改革。而重建意识形态正是今天执政党最薄弱的地方。

　　那么多年来，执政党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说一直处于哑口无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建树。不仅如此，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完全沦落为只会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积聚罢了，对此有多少人信呢？不用说在社会群体中了，就连党内能有多少人信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人信，那么就是说，这个社会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下。而任何社会是需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一个社会的软力量。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意识形态。传统数千年，意识形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准宗教的角色。

　　鸵鸟政策再也行不通

　　意识形态上没有建树，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领域的高度不自信。在概念上，人们都知道应当如何“求同存异”，实现“和而不同”式的和谐。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一直所做的则是相反的事情，做的不是“求同”，而是“扬异”。实际上，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近代以来数代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当然，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往往因为历史和个人的因素，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一些成功了，一些失败了，而失败了之后再去使用新的方法。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故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历史都有其自身的延续性。现在人们不去正视历史，而是各取所需，做着互相否决的事情。这种相互否决发生在不同历史的阶段、不同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在普遍互相否定的情况下，要确立一种社会大多数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使命。这是中国的现实：只有分化社会的少数人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整合社会的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只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具有妥协精神的普世主义；边缘社会群体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主体社会则处于边缘状态。

　　没有思想的自由也是缺乏普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区分，一切过于政治化。社会思想对意识形态当然具有影响，但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思想史表明，当人们对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早期阶段，必然具有很大的争议，但随着思考的深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很大一部分就会具有政策意义，可以为政治所用，转化成为政治和政策共识。在缺失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社会没有共识，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根基。自己没有自由创造和生产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好到外国去搬用，结果使得社会更加分化。

　　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党争”局面说明，执政党已经不能象传统王权或者强人政治那样来管控社会意识形态，而执政党一直所秉持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鸵鸟政策也已经显得不可持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总有一天，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党争”延伸到政治权力领域，将酿成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危机。来源: 文摘▲◆★●■☆

美国如何利用科技扫荡全球数据？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115

   2013-6-12 ：随着数字通讯量在过去10年中爆炸式地增长，追踪恐怖分子的美国分析师为了寻求处理大量电话记录、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的新方法，求助于硅谷的计算机专家，这些专家曾建立了复杂的方程，阻止了俄罗斯黑社会进行信用卡欺诈的企图。

　　为此，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和其他情报界部门与技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就是其中的一个，帕兰提尔由一群来自贝宝(PayPal)的投资者创建，他们正忙于解开“大数据”(Big Data)的秘密。

　　如今，软件技术的革命使对规模巨大的数字信息进行自动及瞬时的分析变成可能，也给NSA带来变化，使其成为美国人乃至外国人数字资产的事实上的拥有者。这些新技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美国间谍能跟踪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人的活动和往来，而无需实际监视他们或监听他们的对话。

　　新的爆料揭示，NSA一直在秘密地获取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还从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得到外国人的电子邮件、视频和其他数据。爆料为了解美国这家最大的情报机构不断增长的能力提供了罕见的一瞥。

　　为了能利用每天产生的堆积如山的新数据，在几乎没有公众讨论的情况下，NSA在迅速扩张。在过去10年里，政府给该机构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犹他州的山区修建了一座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约合10万平方米）的城堡，显然是用来无限期地存储巨量的个人数据。前业界和情报官员称，NSA在美国各地建立了窃听站，并帮助建造了一台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以破解保护信息的编码。

　　有人曾一度认为互联网流通的数据量太大，以至于超出NSA的分析能力，然而，最近的爆料显示，该机构的能力远比大多数局外人所认为的要强。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计算机科学和通讯专家赫伯特·S·林(Herbert S. Lin)说，“5年前，我会说他们没有能力监视互联网流量中的大部分。”现在他说，看来“他们已经接近这个目标。”

　　上周六，人们得以看到他们到底有多接近。一份由《卫报》(The Guardian)援引的NSA文件，展示了一张“全球热度图”，该图看似表示了NSA从世界各地汲取的数据量。比如它显示，2013年3月总共从全世界互联网上收集到970亿条数据；其中14%来自伊朗，有许多来自巴基斯坦，另有约3%来自美国本土，不过其中一些可能是流经美国服务器的外国数据量。

　　重点的转移

　　数据专家称，该机构有效地挖掘元数据的能力，已经使窃听和偷听通讯内容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元数据指的是关于谁在打电话或发邮件的信息。

　　“美国法律和美国政策把通讯内容视为最为私密且最有价值的，但这在今天已经过时了，”总部在华盛顿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负责人马克·卢腾伯格(Marc Rotenberg)说。“如今，与通讯关联的信息远比通讯内容本身更重要，那些从事数据挖掘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美国法律限制窃听和偷听美国公民通讯的实际内容，但对于打电话这个行为所产生的数据只有很少的保护。而且，对于其他与电话无关的数据，例如用信用卡付帐，几乎没有法律保护。

　　当不同的数据流被整合到大型数据库中后，例如把使用手机的时间和地点与信用卡购物、或使用E-ZPass电子收费系统的数据相匹配，情报分析师能获得一个人生活的不同侧面，而在过去，仅靠偷听他们的谈话绝对无法得到这么多。《自然》杂志(Nature)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有关打一次移动电话的地点和时间的仅仅四条数据，足以在95%的情况下确定打电话者的身份。

　　“我们能发现各种各样的关联和模式，这方面的技术已有重大的进展。”一名为政府工作的计算机科学家说，由于没有获准作公开评论，这位人士要求匿名。

　　保密项目

　　2001年10月，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秘密启动了国家安全局的无授权监听项目，在无需获得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公民的国际电话和电子邮件，与这个项目同时进行的是大规模的数据挖掘活动。

　　这些保密项目导致了2004年3月在时任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病房里的一次较量，较量的一方是布什的白宫官员，另一方是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和联邦调查局的几个官员。愿意让无授权监听进行下去的司法部律师辩称，是数据挖掘引发了更多与宪法有涉的担忧。

　　阿什克罗夫特病房里的对峙发生前的一个月，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立了Facebook；Twitter的创立是在两年多以后。苹果的iPhone和iPad当时还不存在。

　　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技术分析师丹·奥尔巴赫(Dan Auerbach)观察说，“越来越多的像谷歌(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服务，正在变成信息的大型中央贮藏库。它们所贮藏的大批数据，对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目标。”

　　据行业分析人士称，长期以来，情报机构一直是对高级计算和数据挖掘软件需求最强烈的客户之一，近年来尤其是这样。一名曾担任技术高管的人士说，“他们对你说，某地有一个美国人将要被炸死，唯一一个能阻止爆炸发生、让他活下去的人就是你。”

　　根据IBM公司的估计，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网站、电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的数字通讯的广泛使用，全球每天产生250亿亿字节的新数据。

　　据IBM估计，在全球现存数据中，有90%是过去两年中产生的。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的一项研究，预计从现在起到2020年，数字世界的规模将每两年翻一番。

　　和爆炸性的数据增长相伴随的，是分析这些数据能力的快速进步。

　　IBM的“沃森”(Watson)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展示了数据密集型的人工智能的强大力量。“沃森”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在2011年击败了《危险边缘》(Jeopardy！，美国的智力竞猜节目——译注)的人类冠军。

　　分析人士说，“沃森”式的计算，正是处理海量数据所需的技术，它能即时分析互联网通讯数据，发现可疑的在线行为模式，因此能缩小恐怖分子的搜索范围。

　　一名曾给政府提供咨询的顾问说，过去两年里，NSA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都在测试用“沃森”，因为他未获准公开谈论此事，所以要求匿名。

　　三边测量法

　　业内专家说，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还在使用一种被称为三边测量法(trilaterization)的新技术，它能够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地跟踪人的位置。从手机蜂窝塔得到的数据能够跟踪一个人所在的海拔高度，精度足以确定该人在某栋建筑的某一层。甚至还有软件能够通过分析手机数据，寻求预测一个人最可能采取的路线。网络和数据中心专家亚历克斯·菲尔丁(Alex Fielding)说，“这是极端的‘老大哥’（英国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监控全体国民的独裁者——译注）”。

　　最近披露的消息没有证据表明，NSA的窃听者对普通美国人的窃听违反了法律。上周五，奥巴马总统为国家安全局收集电话记录和其他元数据的做法辩护，称其不涉及偷听谈话内容、或阅读电子邮件内容。

　　然而，隐私权倡导者说，必须进行全国讨论，以制定新的法规，来限制情报界对大量新数据的获取。

　　卢腾伯格说，“那种认为政府能缴获如此大量的信息，却不会影响美国公民享有的宪法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权利的想法，有点是幻想。”他指的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的权利。▲◆★●■☆

纽约时报：美情报机构网络攻击中国15年 获大量机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122

        2013-6-13：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称，一系列机密信息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设有一个名为“定制入口组织”（TAO）的秘密机构，在过去15年时间里，TAO已成功渗透进入中国计算机及电信系统，获得了有关中国国内所发生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情报”。

　　“每当美国批评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目标，中国就会说自己也是受害者，且大部分针对中国的网攻来自美国。原来中国政府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0日发文披露称，一系列机密信息显示，正陷入“窃听门”窘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设有一个名为“定制入口组织”（TAO）的秘密机构，在过去15年时间里，TAO已成功渗透进入中国计算机及电信系统，获得了有关中国国内所发生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情报”。

　　报道称，1997年成立的“定制入口组织”隐藏在NSA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总部内，其办公区域与NSA其他机构隔离开来，NSA的很多雇员甚至都不知道其存在。“NSA几乎没有官员能完全获得TAO的信息，因为其从事的工作非常敏感，如果要进入工作区域，还需要接受特别的检查。通往其现代化工作中心的大门由武装警卫守卫，如果要进入这扇钢铁大门，必须在键盘上输入正确的六位数密码，而且还有一台视网膜扫描仪，确保只有那些经过特别检查的人才能通过这道门。”

　　报道引述NSA前官员的话称，TAO的任务非常简单：偷偷潜入国外目标的计算机及电信系统，破解密码，解除保护目标计算机的电脑安全系统，盗走存储在计算机硬盘上的数据，然后复制所有的信息及数据后，通过电子邮件及短信发送系统进行传输，达到收集情报资料的目的。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1日调侃称，“这听起来很熟悉吧，因为这同样也是美国网络公司Mandiant指责中国网攻美国采用的手法”。有消息称，现在TAO是NSA信息情报理事会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超过1000名军队及民间的计算机黑客、情报分析家、目标定位专家、计算机硬件及软件设计师、电气工程师等，黑客们每周7日、每日24小时轮班。

　　“外交政策”称，TAO现在变得如此重要，实际上不可能再继续隐藏。文章称，中国政府确实知道TAO的活动，还威胁公布证据。因此，在“习奥会”上，奥巴马总统不可能在网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太厉害。“就如同玩牌高手知道的，当你的对手知道你手中的牌时，你能押注的仅仅是运气。”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斯诺登避难 VS 王立军叛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6147

       2013-6-13：现藏身于中国香港寻求政治避难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可谓给了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一记强有力耳光。美国给斯诺登安的罪名中国人非常熟悉：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国家机密、叛国者、叛逃者，这不都是典型的政治犯罪名吗？他选择在中国主权管辖之下的香港作为藏身之所，这对长期以来被美国斥为独裁专制、践踏人权的中国来说，堪比一场黑色幽默。这也让舆论一下联系到叛逃美国驻华领事馆的王立军，以及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陈光诚，礼尚往来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虽然斯诺登一再表示，自己既非叛国者，也不是英雄，而且强调他是一个美国人。但在自由女神像底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人居然跑到中国来寻求避难，并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由香港人来决定，还是让诸多人权组织和中国民众顿然匪夷所思。中国大陆各大门户网站选择将“习吴会”相关内容撤下头条，出让给了斯诺登。显示标题已经足够有吸引力——《美“监控门”揭秘者：美方长期入侵中国网络》、《斯诺登爆料美国已入侵中国网络多年》、《斯诺登：让香港人来决定我的命运》。紧随其后，一系列疑窦也浮出水面——斯诺登为何要告密？为何避难香港？他的前途又将如何？

　　不妨先来看看斯诺登的惊天爆料。根据《南华早报》6月12日报道，斯诺登公布证据，表示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至少有四年时间，现已可以随时读取任何人的电邮，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目标达到上百个，其中还包括学校。黑客的方式通常是透过入侵巨型的路由器，然后一举入侵成千上万的电脑，无需一一入侵个别电脑。斯诺登同时透露，自己还有更多的猛料要曝光。13日，该报继续在头版位置刊发专访斯诺登的长文，众网友惊呼“劲爆！”

　　针对斯诺登的爆料，被控方美国政府作何反应？根据媒体已披露的消息，白宫方面12日以调查仍在进行为由，对斯诺登的“指控”不予回应，并强调美国政府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与此同时，白宫也遭到美国众多网络巨头施压。包括谷歌、微软、脸书在内的巨头们为了避免网络使用者恐慌，进而影响公司的名誉与生意，纷纷与美国政府的监控计划划清界限。美国司法部门反应迅捷，只不过它不是要调查美国政府是否违反人类基本人权，而是要调查斯诺登揭发本身：他取得最高机密的管道和是否有他人涉案。

　　前有美国CNN指认上海“黑客基地”引发的网络攻击风波，后有李克强首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以“有罪推定”作出的巧妙回击，斯诺登的最新爆料，彻底将中美两国的角色翻转过来。《纽约时报》9日成文并在13日当天推至头条位置的《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仍有分歧》一文，在斯诺登猛料热度激增时被很快撤下。文章援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的话称，“中国强烈反对网络入侵以及网络间谍行为，并且自身也是受害者”。但是，美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Tom Donilon）也发出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可能会对这种合作的精神构成制约。”类似的警告，早前也从奥巴马口中说出，“如果黑客入侵继续发生，将成为双方经济关系中的难题。”只不过，待到斯诺登爆料后，始作俑者以及承担黑客入侵主要责任方发生了逆转。

　　为何斯诺登会选择藏身于香港？按照斯诺登的说法，“选择藏身香港，是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但法律界人士纷纷指出，香港与美国签署了司法互助协议。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如果向香港寻求引渡斯诺登，有可能会获得接纳。但也有法律人士建言，斯诺登可以透过司法程序抗拒引渡，例如声称是政治审判的受害者、回国后将受到酷刑及不公平对待。斯诺登将何去何从？临近香港的东南亚国家中，没有与美国签署司法互助协议的，只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及朝鲜等。权衡一番，正如凤凰卫视所断言的，“美监听项目揭秘者斯诺登四条逃路无一安全”。截至发稿前，俄罗斯已经向斯诺登抛出橄榄枝，表示有意向为斯诺登提供政治避难。但外界的解读是，俄罗斯此举是存心让美国出丑。换言之，斯诺登不过是俄罗斯的一枚棋子而已。更有舆论指出，香港将斯诺登交出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而如果不交，则会被炒作为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被认为是中国是干预香港司法，破坏一国两制。

　　不管斯诺登能否在香港成功避难，至少已经揭开了美国的伤疤。这下，中国的左派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戏谑那些自由民主派了。《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即言，“斯诺登事件仍在发酵，中国自由派可耻地沉默着，这证明他们口中那XX的普世价值，只是一根用来打人的棍子，他们是不敢打自己主子的；中国政府懦弱地沉默着，他们用行动证明，他们是国际社会的贱民，不配保卫人权和自由——这和在街头看到有歹徒杀人抢劫却袖手旁观有什么区别？这是真正的国耻！”

　　对于斯诺登揭发美国政府罪行之举，五毛党盛赞其“把美国邪恶的一面真实地告诉全世界人”。西方国家的民众支持斯诺登，多半是因为他“不想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并尊其为维护公民自由和隐私的英雄。于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推己及人愤怒地喊出了一句——“我们呢？有强大监控，但没有斯诺登！”这句反诘与质问，至少让那些正在嗤笑美国的中国民众，顿感背后凉飕飕的。

　　《南方都市报》以一贯的行文风格送上《一个泄密者的告白》，内容来自于斯诺登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针对一系列疑窦的回应。斯诺登毫不避讳自己可能招致的打击报复，但也以美国人的方式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想法。“如果不自由但是舒适的生活，是你愿意接受的，我认为我们中的很多人会接受，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这是一个你帮忙创造的世界，这种情况接下来会变得更糟，一代又一代的人扩大了，这种压迫建筑的实力，你意识到你可能愿意接受任何风险。”斯诺登同时也担忧，因为最坏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斯诺登逃到香港避难了，善于发散思维的网民就此联想到了在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的王立军和陈光诚。相同的是，不管是斯诺登来香港避难，还是王立军叛逃到美领馆，都让相关政府惊恐万分。前者惹得奥巴马焦头烂额，后者让中国政坛陷入濒临动荡；不同的是，斯诺登爆料带有很大的自主性。后者则更多的是逼不得已时的最后选择。

　　斯诺登后续会有何命运，是被美国引渡回国还是在香港之外继续寻求政治庇护？作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难逃舆论的监控。如果白宫单方面引渡斯诺登，恐将招致民众更大范围的反弹。不管结局如何，正如斯诺登本人所言，“我的余生都将生活在恐惧中，不论我的余生还有多长。”来源: 多维▲◆★●■☆